基督教在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成为某种时髦的东西。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全体中国知识分子都信奉了基督教，也不是说基督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了主流思想。我只是说，基督教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它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培养起了不少热心的支持者（同时也造就了反对者），使关于它的种种问题成为了争议的焦点。自从民国时期以来，基督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这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目光。
    
     　　遗憾的是，大部分支持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并未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已然步入歧途。反对基督教的人们也不必担心，因为如果基督教按照现在的道路在中国传播下去，它很可能成为某种“在表面上占据优势”的信仰，却在内部被慢慢掏空，丧失活力，最后成为“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的又一个经典案例。无论是在我参加团契活动的时候，还是在阅读所谓“基督教知识分子”的言论的时候，我都不曾有任何归属感，或者从内心深处感到宁静。基督教在中国民间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并没有全面的认识。但是在所谓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代表的中产阶级当中，基督教是一种时髦的、作秀的工具。它被玷污了，正如同儒家思想被玷污一样。几百年前的佛教也曾经被如此玷污。 ()

    
    　　范文澜是著名的反对佛教的历史学家，他对佛教的许多攻击之辞很没有道理，但某些言论还是有说服力的。在讨论到宋朝以后士大夫们对禅宗的热爱时，范文澜一针见血地指出：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士大夫在闲暇时享用禅宗，就像热天的旅行者在茶摊上享受一杯清茶，他们一拿起茶杯就大呼“好喝”，喝完之后仍然会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前进。禅宗被改造成了适合士大夫口味的思想玩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主流文化，但同时也成为了从佛教内部毁灭佛教的力量。
    
    　　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的地位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文化传统被破坏殆尽之际，人们找到了一杯外来的、不太熟悉的，但是味道还算可口的新茶。或许它不是茶，是咖啡，所以有些人嗤之以鼻，有些人则在新奇之下追捧不已。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休闲饮品，被改头换面的所谓新儒家、新道家与它属于同类，而且后两者的休闲价值还更高一些。基督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概不是出于它本身的教义，而是出于两个外在属性：第一，它代表着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以容易带来优越感；第二，它是我们在历史上很少接触的东西，所以容易引起争议。
    
    　　除了被当作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休闲饮品之外，基督教还广泛地被运用到各种实践斗争中去。宪政主义者从基督教中寻找所谓理论依据（其实是幌子），反科学主义者用基督教攻击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理论，连反对计划生育的人也可以从基督教当中寻找某些东西。在更高的层面上，基督教被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拿来作为典型，证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已经腐朽破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已经腐朽，并在十年内乱中濒临破灭，但论证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用基督教作为虎皮。只要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宣教和护教手段，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是误入歧途的基督教，而真正的基督教根本无人关心。
    
    　　“基督教知识分子”们列举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国内外名人，从诺贝尔奖得主到美国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以此证明基督教是值得信奉的。围绕着以上基督教徒的信仰坚定程度，发生了许多争议。然而我不得不指出，即便所有的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企业家都信仰基督教，即便他们都作出庄严的见证，其意义也是有限的。这种宣教方式本身就违反了基督教的原则。使徒保罗早已在《新约》中雄辩地指出：
    
    　　“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6-29节）
    
    　　智慧、能力和尊贵，是世俗判断人的方式，却不是《圣经》判断人的方式；恰恰相反，耶稣和使徒一再指出，正是那些愚昧、软弱、卑贱的人，更容易得到拯救。自称熟读《圣经》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一再举出那些功成名就、在世俗非常成功的基督教徒，用世俗的荣誉来验证基督教的正确性。这与其说是宣扬基督教，还不如说是宣扬自身的文化优越感。
    
    　　除了用个别的名人作为大旗，“基督教知识分子”还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举出种种例证：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有基督教信仰，欧洲工业革命成功是因为有基督教信仰，韩国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基督教信仰，等等。他们的逻辑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能够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较大的成功，所以基督教是值得信赖的。我不敢确认基督教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新约》却给出了一个相反的回答：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马太福音，第5章，第19-21节）
    
    　　无论美国和欧洲是多么富裕，无论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何等迅速，无论这种经济发展是否源于基督教，用经济上的成果来炫耀基督教的优越性都是可耻的，是违背耶稣本人的。如果一位基督教徒真的想宣传自己的信仰，他应该说服人们，基督教能够提供“真正的财宝”——通向永久救赎和心灵平安的道路，而不是那些人间的财富。动辄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优越性来传播基督教，只能回到19世纪殖民者的老路上去，或者干脆堕落为求神拜佛的民间迷信。
    
    　　最后，“基督教知识分子”还在基督教宣传中夹带了大量政治上的私货。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为了宣扬一些来自西方的政治思想，用基督教作为论据和虎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归根结底，这是政治宣传，而不是基督教宣传。宪政和自由平等思想可能是基督教精神的副产品，可能与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有关，可能会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深入人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用宪政、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政治概念去偷换基督教的概念。恰恰相反，用世俗的政治观点去套用基督教一向是危险的，早在《新约》中就解释的很清楚了：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
    
    　　耶稣和使徒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基督教的应许乃是在天上；地上或许也有恩典，但那毕竟是其次。如果耶稣本人在世，一定不会认为所谓的宪政、自由和民主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世俗的。从《圣经》看来，既然整个世界都是将要朽坏的，将被某种来自天上的更完美的世界取代，那么一切世俗政治思想就都是转瞬即逝的。还是那句话：借助基督教来传播宪政和自由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认为这样就算传播了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就是被他们变得渺小了。
    
    　　我无意在此具体地讨论“基督教应该如何传播”“基督教是否正确”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也不打算在任何公共场合，包括网上，刻意地向任何人传播基督教。我只是认为，当前看似热闹的基督教流行局面，基督教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当中的时髦地位，都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并且是借助基督教的名声去宣扬自身的优越感。假设现在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是摩尼教，是密特拉教，是耆那教，是锡克教，是巴哈伊教，或者是其他随便什么宗教，照样会有许多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前去簇拥。他们簇拥的不是基督教本身的教义，他们对于信仰、真理、爱和公正等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华丽的躯壳。
    
    　　最后，如果某些“基督教知识分子”的确相信基督教，而不是相信自己或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不是想借助基督教的话语权为自己牟取现实利益，那么我建议他们仔细阅读保罗的这两段话：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2节）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 23-29节）
    
    　　如果这些人的心中真的有基督教和《圣经》，真的有上面这两段话，他们就能够理解，当初基督教为何能够从巴勒斯坦的一个被唾弃、被厌恶的小团体，慢慢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那时候还没有工业化的欧洲，没有强大的美国，更没有所谓诺贝尔奖得主和经济奇迹。我不能断言基督教所讲的是否唯一真理，但真正的基督教是一种来自底层的、谦卑温顺的、坚韧不拔的、善于受苦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那些来自庙堂之高、怀有文化优越感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所能够理解和掌握的。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