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柴玲信主看“6.4”这一代
   杨爱程(首刊于《真理报》, www.truth-monthly.com, 2010年6月号)
   
   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报导，震动世界的1989年“6.4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现居美国的柴玲女士，于2010年4月4日“复活节”当天，在波士顿花园街（Park Street）基督教会受洗归主，成为至高上帝的女儿。而同为“6.4学生运动”领袖，现 已经全职事奉神多年的张伯笠和周锋锁等牧者，都为柴玲归主的喜讯感谢神。
    

   柴玲，196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其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在“6.4学运”中，她是绝食发起者之一，并担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通缉，于1990年4月秘密离开中国大陆至香港，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到美国求学。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在波士顿Bain & Company任职，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年与其丈夫共同创办一家计算机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至今。随后设立“尖子班基金会”(Jenzabar Foundation)，奖励和援助为公共事业服务做出贡献的学生领袖和其它慈善事业。
    
   柴玲说:“当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时，主的爱、神的灵立刻充满了我，从未有过的喜乐和释放从我内心涌流。我由衷地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救我脱离罪恶，脱离世界的捆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事奉你、荣耀你！” 
   
   她回忆说，小时候提及“上帝”的书都被列为禁书，因为列宁说过：“宗教是统治者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是资本主义麻醉人民的邪恶工具，“上帝”是一个不可公开传颂的字眼。结果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到处都有仇恨、怀疑和恐怖，却很少有爱。　
   　
   “我最终参加了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希望有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美好的中国。……我们爱人民，人们也同样会爱我们。我们爱祖国，那么祖国和其它许多国家也会爱我们。甚至北京的小偷们也发起了罢工，以停止盗窃来支持我们的运动。天安门事件在世界舆论的帮助下不断地扩展，最终成为全球性事件。这次事件触动了其它文化环境和其它大洲的很多人。这次事件以难以想象的程度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在“6.4学运”之后，柴玲虽然侥幸逃离了中国，但她也经历了“生命的破碎”:
   “移民的生活并不容易，而像我这样不太会说英语，心中仍想着解放一个她不能够回去的国家的难民来说，生活就更加困难。来美国不久，我的婚姻破碎，我们这对北大校友，经过‘血与火’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获得自由后却分手了。儿时的恐惧孤独再一次包围着我。更致命的是我的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了，我的母亲25岁生了我，而当我25岁时她离开了我。家破人亡，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个个离开了我。我喜欢的那份工作也保不住，老板不愿意因为我而破坏中国区的生意。接着是一些恶意中伤和攻击，每一次黑暗时刻的来临，都比前一次更猛烈。这就是我为民主付出的代价。这一切对于我太沉重了，打击象海浪般排山倒海而来，使我窒息。” 
   
   “我害怕黑夜的来临，漫漫长夜，我常不知所措。而我们的神没有忘记我，当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常为我祷告，安慰我，帮助我，我的第一部汽车也是当地华人教会的基督徒送给我的。尽管我当时还无法接受耶稣作生命的主，但却透过教会，感到爱和接纳。感谢主，这十几年来没有放弃我，丢下我，主帮助我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商学硕士学位，使我能胜任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公司的工作。神也奇妙地把一个爱主的美国弟兄带到我的身边，在十年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也把家庭扩大到了中国，捐款帮助那里的孤儿；除了家庭我也创办了一个软件公司，感谢主，我们现在已有280个雇员，公司正在稳步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向柴玲传讲过福音的人很多，但有一位姊妹对她的影响最为直接:
   
   “我遇到一位叫小约翰雷吉（Reggie Little John）的新朋友。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相信自己领受了上帝的使命来关注中国强制堕胎的野蛮事实。她说她直到自己熬过一场危及生命的疾病之后才真正认识上帝，她还告诉我自那场病后,她从一个诉讼律师改行做人权人士和电影制片人，而现在她把自己的时间全都用来服事上帝。……雷吉和我参加了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关于中国强制堕胎的听证会。直到听了吴娟的故事，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情况。吴娟在拿到准生证以前就怀孕了，她要隐藏她怀孕的事实，希望能保住她的孩子。计划生育部门的官员们殴打折磨她的爸爸，强迫她在父亲和孩子两条生命之间做出选择。她父亲没有泄露一点消息，但是计划生育部门的官员们还是设法找到了她藏身的地方。她被拖到医院强制堕胎。两针打下去，孩子不动了，但是却奇迹般地留在了她体内。但是第三天，她又被拖进了手术室，剪刀插进了她的身体，把她的孩子剪成了碎片。在她无助的眼泪和哭喊声中，她能听到的只有剪刀的咔嚓声。最后，医生拽出一只婴孩的脚，五个饱满的小脚趾就像玉米粒似的。这个场面深深地烙在吴娟的心里。孩子死了，吴娟生命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她。她讲到这里，整个调查庭只有我们和吴娟的哭泣声。在痛苦和悲伤中，我们的心碎了，因为吴娟和她无助的孩子，为了中国每个妈妈和她们未能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刻让我回想起1989年6月4日那晚的屠杀，我们经历的所有无助和痛苦。那是个多么野蛮的夜晚，但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世界的其它人也不能。…… 在强制堕胎之后，吴娟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她是在信靠基督后才活下来的。其它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中国，每天有500名妇女自杀，很少有新闻报道她们过早的死亡。……吴娟的哭声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如果有谁可以阻止这种野蛮，那必定是上帝，也只有上帝。因为我曾经努力过，上帝知道我曾经是多么虔诚地努力过，但我们没有成功。再一次，我发现自己在上帝的国门前徘徊，想去相信却有许多问题……” 
   
   然而，“基督的话使我封闭了２０年的厚重心灵之门第一次被打开了，深藏在里面的那个遍体鳞伤的心终于被上帝的理解和公正感动了。憋了２０年后终于被理解，感激的泪水像开闸的龙头，哗哗地从眼中涌出。” 
    
   在圣灵的感动下，柴玲和雷吉在电话中长谈，清除了她心中所有的疑问。她放下电话，再也没有任何等待与迟疑，急急走到办公室的角落，跪下，诚心地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您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流血牺牲，我现在请您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赎主和我唯一的神。请你赦免我所有的罪过，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请到我的心里，给我新生命，引导我的生活。我必终生追随您，我的圣主，耶稣基督！”
    
    “我终于回到家了。回家真好！圣经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弗2：19）’” 
    
   柴玲这段话是否能代表“6.4”这一代的心声呢？我希望是这样:
   
   “上帝之爱是如此长阔高深。现在，我真切地理解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为我们付出的完全的爱，就像当年我们在最后的时刻—1989年6月3日晚上，准备好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爱给中国，不同的是那时我们是为了我们所爱的国家和民族，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为的是全人类的罪人能得自由和永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受苦，我们才能与圣父联合，获得永生。到主这里来，主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里面，我们不仅在天国中获得永恒的生命，而不是孤独地面对永远的黑暗；我们在地上存活的时候，主也每天引导我们，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来13：5）上帝的宽恕是如此彻底，即使那个同祂一起被钉死的两个罪犯之一，当他对自己的罪行忏悔的时候，耶稣便承诺把他带进乐园。要是中国领导人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多好呵，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只要他们能够悔改，他们也同样可以得到神的爱和宽恕。他们将得到多么大的一件礼物啊？这样他们自己和中国最终都会得到自由！”
   
   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1989年的“6.4学生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渐渐远去的“历史事件”，其中所饱含的情感冲突和恩恩怨怨也已被时间冲淡，相关的是非曲直似乎已不再是一般民众所关切的问题了。但是，这一事件对那一批直接参与者的生命轨迹，却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柴玲信主的见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人心中的创伤并不是单靠时间就可以抚平的。正如柴玲姊妹所见证的，只有“归家”—归回天父上帝的家庭，归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才会有真正的生命更新和升华。藉此纪念“6.4学生运动”21周年之际，衷心祈愿“6.4”这一代人都能像柴玲姊妹一样找到“归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