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按照己—五伦—五伦之外的顺序，考察了李村普通村民与基督徒在自我、五伦内及五伦之外关系建构上的不同展示与表达。
伦理的转型与自我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宗族的弱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个体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传统时期作为继嗣续谱内的自我日益异化为无公德的原子式个体。在道德权威与道德舆论压力缺席之下，无公德的原子式个体，必然不断突破伦理底线，造成道德失范的局面。
李村个案说明，村民孝道现状堪忧，儒家孝道伦理已在李村教堂区域内失去了基础，只是作为一种需要被激活的伦理之一处于潜伏状态。与非基督徒村民的普遍不孝行为相反，李村基督徒相对比较孝顺。在基督徒新自我以及分别为圣、与世人相区分的观念下，基督徒强调孝顺，但所践行的孝道伦理，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乡村基督教恰恰充当了激活儒家孝道伦理的工具。基督教激活了儒家伦理，但同时也改变了儒家伦理。
就五伦之外的伦理而言，儒家比较薄弱，而基督教则较为丰富。李村基督教领袖通过塑造魔鬼、开展属灵运动、分类治理、树立榜样等治理术，树立了基督徒群体的身份边界。基督教传入后，基于信仰而产生的“灵胞”之间的信任，甚至扩展至从未谋面的基督徒，信徒之间建立了超越五伦之外的新型人际关系。基督徒独特的群体身份促使其培养了博爱、怜悯与宽容精神，逐步改变着当地的某些社会交往规范。在传统“积德行善”的公共参与伦理之外，李村教会树立了新的公共参与伦理。李村教会对内可以促进合作习惯与公共精神之培养，对外可以促进国家意识之培养，可成为一定程度上富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
研究发现，基督徒新自我的确立是基督徒能够践履孝行、改变交往规范及从事公共参与的前提，而“分别为圣”“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做盐做光”则是基督徒践行伦理的动力。基督教并未像韦伯所言的那样全面塑造基督徒的生活，“区别于世人”“分别为圣”的逻辑只适用于李村基督徒孝道、“行善”式的公共参与行为，而并未延伸至计划生育、送礼等行为。
在“区别于世人”“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等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李村基督徒与世人相区分的愿望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果真将基督徒塑造得与非信徒不一样，这种不同反而成为其自我的定位和群体身份标志。这样，在外人看来，基督徒在孝行、社会交往和公共参与方面确实与非信徒不一样，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关键词：基督徒自我 孝道 公共参与 “区别于世人” “自我实现的预言”
李华伟博士送来他的博士论文《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豫西李村教会个案研究》给我看，要我提意见。我粗读之后，感觉这是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优秀论文，有许多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的内容，我被它打动了。他不久又告诉我，论文要出版，正式邀我写序，这使我颇为踌躇。我不是研究基督教的专家，又不具有农村基督教的实际知识，不适合评论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稿。可是华伟的盛情难却，并说论文中涉及儒家伦理问题，建议我从这个角度谈点看法。我经过思考，答应写序，但不是评论式的正序，而是借题发挥的辅序，敲敲边鼓，给有为的青年学者进军社会呐喊助威，也许不是“越位”之举。
华伟从市场经济的大视野考察小乡村的基督教，从社会现代转型的高度研究最基层民间基督教的演变，把理论与实际、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通过李村教会的典型事例，深刻揭示了基督教在落后农村发展的社会根源，如由社会转型和城乡二元格局引起的打工经济、精英外流、生存艰难、医疗缺失、社保无着、家庭破碎、干部蜕变、传统断裂、环境污染，这是社会结构性的变动和失衡。现实的苦难和无助，使群众到近距离的民间基督教信仰中寻求神的精神寄托，到教会里寻找团体的支持帮助。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华伟的论文超越了宗教问题的局限，把宗教问题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展示出来，向我们提供了认识当今被边缘化的农村社会面临困境的许多重要信息，其理论与实际意义就扩大了。这正是宗教社会学要做的事。李村代表着被主流社会遗忘的地区，人们应当把人文关切投向那里。
华伟深入李村教众，做参与式调查，发现该村教会在生活和实践中创新了基督教，他认为李村的基督教正在激活儒家伦理，有益于衰落中的孝道的重生和建设，而那些没有信仰的民众却在生存挣扎中抛弃传统孝道。信仰了基督教的民众借助神来更新自我，形成“灵胞”群体和道德舆论监督，接通了根植于中国百姓血液中的家庭伦理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历史上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发生过“夷夏之辩”，后来在孝道上与中华文化会通，佛教的中国化于是跨过了一道紧要的门槛而获得成功。基督教的中国化可能也要通过这个必经的关口。不仅如此，历史上儒家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往往经由佛、道、伊各教的神道设教而得到加强。李村的经验可以启示我们，儒家伦理在当代失去宗法制度的支撑以后，它的复兴似乎更需要各种宗教的帮助，其中包括基督教的帮助。
然而基督教的中国化可能要走十分曲折漫长的路，面临着许多比佛教要严峻的难题。例如，李村的基督教一方面讲“博爱”“宽容”；另一方面又坚持保守的基要主义，用基督信仰区分“他群”与“我群”，相信“不属灵就是属魔鬼”，不信主的是“不洁的”“外邦人”，“就要下地狱”。这种亚伯拉罕系统一神教的基要主义，有强烈的独尊排他性，如不调整，就容易与非基督徒人群发生敌视与对抗。因此中国基督教面临着吸收中华仁和文化、创建中国特色神学理论的艰巨任务，而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基督徒才能成为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群体的好邻居，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例如李村基督教既然认同儒家孝道，便可以进而以孔子说的“泛爱众而亲仁”为理想目标，按照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进路，把仁爱之心由近及远向外推动，从爱亲人逐渐做到爱乡里，爱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人，爱所有的人，使仁爱跨越教际、族际的局限，这样去做，非但不会加剧“信教与不信”两种群体之间的矛盾，还会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内的良好道德风气便会影响周边社会。
论文还提供了基层宗教事务管理的经验教训，指出打压基督宗教自发流传的做法，只会强化信众的苦难意识、对抗意识和“家庭”教会群体的凝聚力，并使问题变得更隐蔽、秘密，更难处理，只有给予它正常的生存空间并依法管理和积极引导，才是正路。
华伟博士的论文充满了对后进农村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把他们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走近他们，理解他们，放大他们的诉求和呼声，让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过上幸福的生活。华伟博士并不以“指导者”的身份登场，他不仅同情民众，还信赖和尊重民众，充分相信民众在生活的实践中能够不断地去解决问题，去进行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造性转化，学者的责任是面对并关注正在发生的事实，作出理论的概括和总结。我想，华伟做到了这一点，表现出新一代青年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心、正视社会问题的勇气和洞察问题深层本质的睿智，这是我特别感到欣慰的。
当然，李村的典型有多大普遍性尚须研究，目前的考察也只能是阶段性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社会变动深刻而剧烈，文化的多元冲突与整合正在进行之中，以儒学为底色的中华文化正处在复兴的起步阶段。李村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当地信教群众的努力，也取决于整个李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改善，甚至取决于全国新农村建设事业的拓展。一切都是进行式。华伟博士如能以李村为学术调研定点，作长期连续性考察，将会不断有新的收获。
牟钟鉴
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