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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人的青春實錄——待業青年朱小二
送交者: 珠默 2006年06月20日18:22:43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臂膀硬邦邦的,碰一下,手指頭都能被彈回來”。我和很多70年代中出生的女孩一樣,都有這麼一個哥哥。
   儘管我給這哥哥取了個不體面的名字,可朱小二仍是我青春期里對青年男性最具體的憧憬,那憧憬是沉在心裡的一團棉花,充實的卻使不出力氣起來,偎在他身邊也就像偎在一片粉紅色的棉花塘里,甜蜜的仍使不出力氣。
  
   我們的這些哥哥都生於60年代末或者70年代初,嚴格來說,他們更是70年代人的標誌。而如今,我這哥哥總是沉默着,讓他講自己的故事,就搓着手尷尬的說:“沒什麼可講的,你不也見着了嗎?”他手指頭的骨節粗大,如去握他是握不紮實的,如被他握着也是生硬鉻人。於是,他的妹妹跳出來說,“那我講去?”,“隨便。”哥哥把眼睛移到故鄉渾濁的天空上。
  
  
   哥哥是有殘疾的,即便在外人看來依然高大健壯。
   1970年左右,兩歲的哥哥在院子裡玩泥巴,突然癱軟在地發起燒來,送到醫院便被診斷出得了小兒麻痹。雖母親不斷哭泣可並不覺意外,因為70年左右的時候,城市的幼兒間正蔓延着兩種傳染病——腦膜炎和小兒麻痹。這兩樣病毒大概是隨着水泥廠煙囪里冒出的粉塵傳播的,它們無處不鑽,遇上巷子裡姍姍學步的孩童就撲過去侵蝕他們。
   也正是那個時候,煤礦醫院的後山上常常傳出年輕父母悽厲的哭聲,當時除非去埋葬孩子,很少有人去那座山,人們說到了半夜那山間到處是嬰兒嬉鬧的影子。而同時,城市裡也多出了一些腿腳有殘疾的孩子,都好像漆水河邊歪斜的小楊柳,“這總是幸運的”父母們看着這些歪斜的孩子寬慰自己。
  
   如此說來,我的哥哥大概就算個幸運兒。起初所有人都以為他已痊癒,只是當這孩子長到12歲,等左腿已經長出了少年結實的肌肉,人們才逐漸發現他右腿的瘦弱,人們要求男孩用右腿單跳,他歪着身子跳兩下則氣喘吁吁。
   可畢竟讓人欣慰的是,那條右腿始終像是個虛弱卻堅強的小人兒,它跟隨着左腿的蓬勃而艱難生長。這小人兒終究還是個剛烈的小傢伙,它最終沒有落伍,追隨哥哥當過礦工、建築工人、水暖工,以及地痞流氓。
   “一定讓外人看不出來。”那條殘腿在哥哥褲管里不斷告誡自己,像哥哥一個最義氣的兄弟。
   以至於,臨到哥哥的洞房之夜,嫂子才發現了這個臥底的殘疾“弟兄”,嫂子把枕頭扔到哥哥身上生氣,還好片刻就“噗哧”笑了,投到哥哥懷裡說“不過外人是看不出來的。”
  
  
   哥的童年是在無人看護中歡暢着度過的,1977年的全家福里朱小二軍裝上仍別着主席像,十來歲時他總歸是要被人欺負的鼻子出血,然後用鐵絲、自行車鏈條和火柴頭做成手槍再出去追打別人,他把書包藏在磚瓦廠的磚躲里奔到水庫游泳,他被一條流浪的野狗咬住了手指頭。
   大概就是這樣長到了他的16歲,仍然如漆水河邊隨意生長的小柳樹。
  
   直到16歲,哥哥才終於受到了人們的關注,那一天家裡所有人發現這哥哥竟是個小偷,他偷走了家裡所有的國庫卷低價賣出去,卻說不出換回來的人民幣花在了哪裡。這對於我家是個災難性的日子,因此而證明這個兒子已經基本墮落,必然成不了大器。
   哥哥被捆在院子裡的老桐樹上,綁了一夜,父親訓道:“你好好把你的這16年想清楚,再想想你將來準備怎麼過?”
   深夜,院牆外一隻蛐蛐兒不斷嘶叫,桐樹葉在夜風裡嘩嘩低吟,都好像在哥哥身邊逍遙唱歌。看上去大家都睡着了,我偷偷跑到院子裡看哥哥,仰頭看到他臉,只見他臉頰上竟有淚跡,我說:“你哭啥!”
   他把臉扭轉向牆壁,說:“滾回去,睡覺。”
   “滾就滾,還哭,丟死人。”我不甘示弱地說。
   “快滾。”對方又補充了一句。
   我和哥的感情在早些年是根本沒有體現出來的,那些年,我倆除了吵架打架,似乎沒有其他交流方式。
  
  
   激烈的教育方式對於那個年代的少年是沒有太大用處的,可我們的父親再沒有別的法子,這兩個男人之間的戰爭是激烈而無趣的。16歲之後的哥哥很快拒絕再去上學,初中肄業既開始在漆水河兩岸鬼混,可以免費看看電影、免費打打檯球、免費在傍晚叼着香煙倚着橋頭展覽。有時,展覽的時候會碰見我父親,兩個男人則道路以目,然後各奔東西。
  
   兩三年後,大概當年的“小弟”終於出了師門,哥哥的營生豐富起來。他開始通宵在錄像廳里看錄像,大概都是讓男孩睡覺不再老實的片子,但卻沒有教唆到很嚴重的地步,因此那時的待業青年直至結婚大概都還是處男,我以為這事兒跟那個年代的女孩子都還沒有開放有關。
   於是,錄像廳的見聞是讓哥哥憋悶的,年輕的他無處發泄,便用磚頭敲了另一個小伙子的腦袋,大概是因為一個連手也沒摸過的姑娘。這事兒鬧得很不划算,情敵是市內最大的煤礦機械廠保衛處長的兒子,那一板磚當夜就把哥送進了派出所。我和父母是在第二天深夜知道消息的,公安開着警車來到我家,驚動了整個家屬院,他們撂下一句話:收拾衣服被子,送到教養所去。“
   後來,我家大人們開始忙碌起來,他們似乎在尋找各種途徑,但最終無功而返。忙回來,母親坐在床沿上抹眼淚,說:“那孩子腿不好,在裡面挨打怎麼辦。”
   “徹底打斷了也安生。”父親不斷抽煙。
   我在廚房裡洗碗,鄰居家的收音機里傳出當年度流行的《讓世界充滿愛》,今天查詢才知道那是1986年。
  

   一個月後,從勞教所出來的哥哥仿佛是剛從前線凱旋的戰士,時值西北的秋季,風蕭蕭兮的氛圍得以充分塑造出來。於是,哥哥悲壯的撩起衣袖讓我看他手腕的一個圓形燙傷,仿佛在展示一枚軍功章。
   “是別人虐待你了嗎?”我滿臉同情的問。
   “放屁,誰敢欺負我?自己弄的。”哥哥答,眼光灼灼的望着那傷疤。
   “是你們“川口黨”的標誌吧?“我問。
   “川口黨,是什麼玩意?”他卻反問。
   “我同學她哥說你是川口黨的頭兒。”我答
   “哦,恩,對。”哥哥猶豫之後堅決的回答。
  
   那一個月的勞教生涯對哥哥朱小二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他成為川口地區某小型組織的首領,他手腕上光輝的燙傷因此而熠熠生輝。他燙了一種時下流行的捲髮,留着時下流行的小鬍子,帶着一條時下流行的同子彈殼做的項鍊,光榮地成為了我杜撰的“川口黨”的首領。
   進而,川口黨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動正式展開:
   他們潛入坑木廠偷盜鋼鋸,然後當成作案工具去據造紙廠的窗戶;
   鋸開造紙廠的窗戶,偷出白紙當成廢紙賣掉;
   翻牆進燒雞店,偷燒雞吃;
   吃飽了,再潛入機械廠偷盜車床部件,然後當成廢鐵賣掉;
   天已漸亮,“黨員們”則把賣廢品的錢帶到遊戲廳去打蘋果機。
  
   後來,我始終懷疑哥哥很快就不再是“川口黨”的首領,因為他的右腿讓他無法順暢飛檐走壁,他往往蹲在牆外的樹叢里放風,可哥哥一再強調他那時的重大作用,他說:“選擇目標都是我說了算,我是策劃者。”
   即便如此,我們都知道“川口黨”只是個下三濫的小組織,湊合了幾個閒散的待業青年,公安幾乎都不怎麼願意過問,這些偷盜行為比往保衛科長兒子的砸磚要輕太多,所以組織得以保留並壯大。直到城市裡很多小青年手腕上都有了煙頭燒過的傷疤,又很快發展為臂膀上藍色墨水雕刻的“忍”字,而此時政府終於“忍”無可“忍”,他們這才意識到城市的危機,決定開展嚴打。
  
  
   在整個80年代,內陸的小城市總是暴躁的,如果這城市產煤,那將更加糟糕。年輕人的父親們要麼得了嚴重的肺病慘澹度日,要麼因為意識到死亡而脾氣暴躁,這些父親的秉性遺傳到年輕人身上,就是懶散而暴力。而以單位為單元的家屬院,則已經如同孕育匪徒的溫床,燙着傷疤的年輕人互相影響鼓動,集體淪陷。
   怎麼樣才能拯救這樣的城市?政府想到的辦法就是每隔幾年的嚴打運動,他們把一批成熟的匪徒一鍋端掉,等下一批長成之前尚能肅靜幾年。所以,嚴打期里,很多個家庭都睡不好覺,因為家中的小伙子都會有些劣跡,而這些劣跡足可以在嚴打期內被關進監獄。那個時期,我家鄰居王西安就是因為在公交車上偷了兩塊八毛錢而被判刑六年,這是我生平見過的最值錢的兩塊八毛錢。
  
   當時,我的父母是期望把哥哥關在家裡,但他們自然早就關不住了這個堂堂的“川口黨”首領。哥哥仍四處奔走,雖不敢頂風做案,但他這樣帶有香煙疤痕的年輕人,半夜上街隨時可能會被逮進派出所關一夜,會被反綁在民警的桌子腿上,像民警腳邊餵養的一隻哈巴狗,“主人”反覆踢他的屁股說:“最近幹什麼呢,別以為我們不知道”。蹲着的這位是一定要寧死不屈軟硬不吃的,必須保持沉默,不然可能第二天就被轉移到勞教所的號子裡。
  
   哥哥在每一個嚴打期內都會這麼被“關押”幾次,歷經磨難,倍受洗禮,最終卻仍然繼續他的幸運。而他周遭的兄弟,在數次嚴打過後大多半路“夭折”,進了監獄,然後在監獄裡被“馴化”成個無藥可救的慣犯,毀了一生。隨之,哥哥手腕的傷疤逐漸淺淡下來。
   “下次嚴打,准逃不了。”人們總是這麼預測哥哥的未來。
  
  
   終於,1989年夏天的一個深夜,“駝背”死在漆水橋頭,哥哥的未來這才有了定論。駝背與哥哥並肩戰鬥過五六年,是在漆水橋頭玩大的兄弟,雖沒浴血奮戰但也算甘苦與共。“駝背”是個有些駝背的瘦子,再沒其他出眾的地方,死時20歲。
  
   哥哥後來回憶說:“那一天我看到駝背從我身邊跑過去,後面有兩個公安追他,我喊駝背,駝背扭臉看一眼我卻不答話,只是繼續瘋一樣往馬路對面跑,一下子就被過路的運煤卡車撞飛了。”
   “駝背死的時候像個龍蝦,腰更加弓了,全身是血,變成了紅色,也就跟龍蝦越來越像。”哥哥又這麼描述過駝背的死亡,再沒說其他。
  
   也是同一天,我的同學張君也目睹了駝背的死亡,可他告訴我的是:“你哥哥第一個趕過去彎腰看駝背的臉,等人們都湊近了,你哥又一瘸一拐的走了。”
   那是第一次有人看出我哥的殘疾,他右腿的疾病在那一刻暴露無疑,這是個脆弱的青年,面對朋友驟然的死亡,他終於真正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聊。
  
   1989年,駝背的死亡拯救了我哥哥,他一度都關在家裡,在家中溜達的時候也是歪斜的,父母擔心他的腿病加重,卻不敢詢問。我在那一年多次看見哥哥坐在窗下,盯着自己的右腿看,用手反覆揉捏消瘦的地方,然後抬頭望天,喉結上下起伏,似乎在吞咽什麼極為苦澀的東西。
  
   1989年之後,哥哥朱小二的生活似乎畫上了句號,或者說是這才真正開始。
   一年後,他成為建築公司一名水暖工;三年後他是機床廠的車間班組長。五年後,順利結婚。
  
   2006年,如果你有幸路過那個城市,不用特意去尋找朱小二,你只要傍晚六點站在漆水橋頭,從下班的自行車流里隨意撿出一個中年男人,皮膚黝黑,表情安詳,再不必仔細看,就權當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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