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池莉

我骑着自行车，踏得飞快。从我家出来，穿过三条大街。斑马线，过街天桥，大小汽车，

呼啸的摩托，狡猾如游蛇的三轮车，逆向行驶的山地车，密集如蚁的行人，还有细雨般的

灰尘，浓雾般的公共汽车尾气，都是我前进路上的障碍。我有急事，事关人命。人命关

天，却没有谁愿意给予我半点理解。为了避让一个步态蹒跚、且行且停的老太婆，我的自

行车与占道的水果摊子摩擦了一下，摊子上有几只苹果摇滚到了梨子堆里。摊主扯开嗓子

大叫“救命哪！”

前面不远处，坐在马路边的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等我经过他的身边，他出手很快地抓住

了我自行车的龙头。他唇间叼着香烟，睫毛稀疏的眼睛冰冷而横蛮。他的手背上有刺青，

是一只醒目的黑蝴蝶。他用假冒伪劣的武汉话说：“晓得武汉的规矩吧？”

我用地道的武汉话回答他说：“这是自行车道，他是占道经营。”

年轻人说：“那是工商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不知道武汉的规矩，那我来教你学一个乖，

这就是：损坏东西要赔！”

我说：“我没有损坏他的东西。”

香烟作为道具被非常老练地挂在年轻人的唇上，随着他的嘴唇一动一动，却始终没有掉下

来。叼香烟的技巧和刺青黑蝴蝶都是另一个社会的符号。这些符号的威慑力人人都知道。

所以有好心人出来劝解我说：“赔一点钱算了。”

也有人劝年轻人。说：“好男不跟女斗。一个女的，就让她走了吧。”

年轻人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我说：“可是我并没有损害他的什么东西。”

年轻人睫毛稀疏的眼睑变得腥红。他说：“苹果伤了。梨子也伤了，怎么没有损害？现在

是文明的法制社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损害东西要赔。如果你想破坏规矩，你就骑上

车走路吧。”

我是要赶到我表姐家里去的。我表姐夫刚才在电话里向我紧急求教，他说我表姐又在割腕

自杀。

我表姐居住在东湖宾馆。她在那里居住了30年，我只被允许去她家两次，一次是1976年9

月的一天深夜，表姐企图割腕自杀。我跟着母亲，被表姐夫用一辆破旧的小三码车载到东

湖滨馆深处。这辆小三码是东湖滨馆买菜用的，车厢里充满浓重的烂菜气味。表姐夫将车

厢门上了锁，说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在湖边的一排平房跟前，我们第一脚下车，第二脚就

迈进了表姐家里。我想以我十六岁的幼稚东张西望地蒙哄过关，偷看一下梅岭一号。我表

姐夫显然早有防备，他似乎不经意地搀扶了我一下，我的眼睛就被他遮得严严实实。紧接

着，我就站在他们家里了。一个简单平常的，与所有宾馆服务员的家庭一样的家庭。表姐

倒在凌乱的床上，脸埋在枕头里。我看见的是一堆长发和斑斑血迹。她双手被反捆在背

后，左手腕包扎着笨重的毛巾。这是我表姐夫捆的。他怕他去接我母亲的时候，表姐再次

割腕。我母亲一松开表姐的捆绑，表姐顺势一个耳光劈过来，同时骂道：“你这个婊*子

养的东西！”表姐发现她打的不是她丈夫，已经来不及收手了。

再次得到机会去表姐家，就是23年之后的今天了。现在是上午，天气很好，能见度不错。

东湖滨馆里面一定阳光灿烂。梅岭一号在灿烂的阳光之下一定逃避不了我的目光。我的表

姐又一次割腕自杀，幸好我不再是十六岁了。我现在很成熟，很狡黠了。只要能够进入东

湖滨馆，我一定会使用种种手段接近梅岭一号。当然，首先我要去抢救我的表姐。但是，

无论表姐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要借机看看梅岭一号。

我太想看看，梅岭一号这幢别墅是什么模样？它是否能够向我昭示某种奥秘？为什么在新

中国建国之后的二十七年里，毛泽东就有二十六次来到这里居住，最长的一次竟然居住了

半年的时间。毛泽东作为一个开国领袖，可以说整个中国都是他的。可是他明显地偏爱武

汉。武汉与首都远隔千里，北京只好一次又一次出动专机，将外宾们送到武汉，以便他们

接受毛泽东的接见。所以，毛泽东经常不依照国际惯例，在晚上接见外宾。更有甚者，他

将几个国家的外宾混合在一块儿进行接见。也就是在梅岭一号，毛泽东破天荒地亲吻了菲

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的手背。25年前的一个深夜，这个消

息被我表姐迅捷而秘密地传递回家。我表姐目光躲闪，颜面潮红地把话说完，便捂着嘴巴

失声痛哭。我表姐的母亲则敢怒不敢言。多年之后，我的这位大姨，在她身患绝症，濒临

死亡的阶段，才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她说：“毛主席也搞资产阶级的一套，我死也想不

通。”

我的表姐是我们家族的神秘人物。她因为毛泽东亲吻马科斯夫人的手背而失声痛哭。在毛

泽东逝世之后三天割腕自杀。可是她在十八岁之前，是一个成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心

里不装任何事情的傻大姐。在被特招到东湖滨馆之后，她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了。她不

像隔壁的刘汉琴姐姐，也不像住在我们家后面的苏定芬姐姐，她们都是早上出门，黄昏回

家。她们跑月票，肩上斜背小包，脸上擦着粉白的雪花膏，从我们上学的小孩子身边香飘

飘地经过，十分得意地望着我们笑一笑，好像青春永远是她们的，而我们这些黄毛丫头永

远长不大。我的表姐原来也是她们的好朋友，后来就与她们疏远了。我的表姐居住在单

位，不定期地回家休假。她的工作与休息时间没有规律。她尤其不允许家里的人去宾馆找

她。她再三地警告我们说这是纪律！否则就会影响她的工作进步和人身安全。我们没有理

由不相信表姐的话。表姐在进入宾馆工作之后，的确进步很快。她很快就入了党，不久又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变得走路轻快稳重，腰挺得直直的，双肩平平的，脖子显得格外修

长，而此前，她总是一个肩头高一个肩头低。最了不起的变化是我的表姐不再嘴碎。她主

要以微笑表示赞许，以皱眉表示否定。对于她的工作，除了强调保密性，其它的她绝口不

提。表姐的变化使我们全家老少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不由自主地听从她。在这30年

里，只有表姐回来看望我们，没有我们去看望她的。从前很多年，大家都没有私人电话，

我们家有急事找表姐，电话打给宾馆的总机，总机在转线之前总是要问你找谁：转线的电

话号码听起来总是很神秘：洞拐拐洞拐（07707）。在很长一段时间，表姐的丈夫以不明

确的身份陪伴她回家，让我们全家都误认为他是表姐的贴身警卫。后来我母亲悄悄告诉

我，说表姐夫是梅岭一号餐饮部的管理员，曾经专门为梅岭一号采购蔬菜，那些蔬菜可都

是毛主席亲口吃掉的。

如果今天，我的表姐真的死了。也许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近梅岭一号了。我想，在现在这

个女人不受保护的社会里，做女人就必须能屈能伸。我不能因小失大。

与我对峙的年轻人，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暗，眼睑红得跟新鲜猪肉一样。这种眼睑是在缺乏

卫生习惯的偏僻乡下，反复溃疡造成的后果。现在的闹市区正在逐步被乡下人掏空。他们

租住在蛛网般的小街小巷里蜗居着，就近做生意。歹徒从这里被警车拉走，后来从监狱回

来，就变成了地头蛇。而原有的城市居民，大都居住到闹市边缘的生活小区去了。那里有

阳台，可以种花养草，使用的是管道煤气。城市正在变成一个以乡下人为中心的古怪形

态。明显不是武汉口音的年轻人教导我学习武汉市的规矩，真的令我好不伤感。这个毫无

教养的年轻人，面对我，八字敞开油腻的衣领，与他身后的滚滚车流结构在一起，与乌烟

瘴气的大街结构在一起，与杂乱的小铺面结构在一起，与溢满垃圾味道的小巷结构在一

起，与或者心怀叵测或者事不关己的观望人群结构在一起，巨大地欺负着我。我一个女

人，骑一辆假冒名牌的自行车，能够逃到哪里去？他们是强大的，我是虚弱的。在我生于

此，我养于此，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城市里，我很虚弱。家乡的概念从此不再，将来有机

会一定逃离。我的眼泪出来了，充溢在我的眼眶里，我竭力制止它们变成泪珠，我不要它

们滚落在这种时刻。因为我的眼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

我掏出了钱包，说：“好吧！赔多少钱？”

我干瘪的钱包使年轻人大为扫兴。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坐下了，去抽他的香

烟。一只陈年的小椅子，酱红色，流传了几代人，关节处缠满了藤条。年轻人坐在这椅子

上习惯得跟生长在上面一样。他的后脑勺有三个并排的发旋。他后背窄小，双肩佝偻。我

记住了这个年轻人。我一定要设法在这个城市的公安系统找到一个朋友。来日方长，我会

设法教他学乖的。

及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水果摊的摊主。形容猥琐的摊主一脸窃喜，对我说：“一块钱。武

汉的规矩。”

依照我们这个城市的规矩，一块钱就是十块钱。我们的市民认为物价涨得太快了，他们宁

愿把钞票的面值缩小十倍，在精神上给予自己安慰。我们买一块钱一斤的蔬菜，就全说：

一角钱一斤吧？现代城市快变成了黑社会，生活中处处使用切口。

我将一张拾圆的钞票扔在了摊主的脚下。将自己的屈辱咽进了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