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梁东元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

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使人们对铀核分裂的认识前进了一

步。何泽慧与钱三强是清华同学，先前是在德国柏林留学的，所用的钱还是阎锡山给的，

因为当年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子弟，都供给三年的出国留学金，

每年给一千块大洋。钱三强的回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

鼓动，因为在此前的一两年间，胡适就到处张罗人才，企图实现一项国家大计，钱三强和

何泽慧即在他所邀请之列。

其他几个人是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士俊和袁家骝。胡适还向

白崇禧和陈诚写信，请他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此事。但等到钱三强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

他试图把北平现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曾找过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

长和北京大学的胡适校长，而此时他们却不再积极推动了，令钱三强既失望又困惑，后来

只是归因于国内的人们都想各立门户，其他方面条件也不具备。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

而是美国此时已经获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正在试图搞原子能，并由钱三强参与其

中，他们欲向中国政府施压，萨本栋随即分别通报了胡适和梅贻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

些内幕情况，钱三强至死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

位。他和王大珩当时在路过巴黎时，也和钱三强议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

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工作，同时还请了浙

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后来一直对自己没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于怀的彭桓武说，要搞原子能，包括这个原子

弹，在那个时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学界里都有这么个想法，都是要搞的。蒋介石的

国防部不是曾经派好几个人到美国去，想学这个嘛，结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这是说政

府派了其实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也都考虑这个问题。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收到过张文裕、

王承书和胡宁他们三个人写的信。名义上都没说这个东西，都只说联合着一起干，其实不

言自明。我这个人运气很好，我是先在清华大学念大学，然后再念它的研究院。1931年到

1935年念的大学，1935年到1938年念三年的研究院。可是，日本鬼子1937年就来了呀，发

生七七事变了，所以，研究院没念完，我就跑了。事先我就跑了，我是七七事变以前就上

泰山了，我当时就怕出事。那好，我先到泰山去躲一躲，它不出事我就回来，结果出了

事，我就从泰山写信，就是写给云南大学的新任校长，叫熊庆来。等到西南联大在长沙转

了一圈，要搬到西南去，我那个云南大学也教完了。也正因为西南联大去了，昆明才临时

添了一个考场，留英的那种考场。当时，周培源最早是我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他就说，

你到爱丁堡大学，不要去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已经有几位中国人了，大家都在一个地

方学不好，应该百花齐放，所以要我去爱丁堡大学。实际是变成不是留英，而是留德了，

因为那个马克思·波恩是德国犹太人，他是让希特勒给赶出来的。波恩在德国搞了一个很

大的学派，那时德国总共有两个学派，他是一个，他干出来了。所以，我去就直接跟波恩

老师，中间就不隔那么一层了。由于他是德国的大师，到英国去是被赶出来的，那待遇自

然就不那么高了。待遇不那么高，阻碍也就不那么大了，就有了机会跟他坐在一个办公室

里。交流时，我说英语他说德语，我也懂一点德语，以前在清华曾念过三年德语。我记得

波恩带的学生有六七个，外国学生多，印度的、法国的、爱尔兰的，英国的也有，那时英

国人不太爱学理论物理，都在一个办公室里。我之后还有好几个在波恩那里学习，程开甲

也在他那里呆过。

我和钱三强就是在巴黎认识的。钱三强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高一班。以前钱三

强说也碰见过我，可我是不会活动的，我也不会交往，所以我也不记得认不认识他。在巴

黎，钱三强当地主嘛，当然知道我们。我们想去德国玩，从巴黎去德国，可是欧洲的时局

很不稳当，有点儿像中国1937年日本要来的味道。我们就约好了，我们到柏林之后，只要

得到得到钱三强的电报，不管电报是是什么内容，都是要我们赶紧回来，我们就马上回

来。后来到了德国，看到报纸是发表了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略的协定，大家以为和平了，没

事了，这时想不到却收到了他的电报，我们只好赶紧回来。那时巴黎大学已经驻兵了。等

到我回到英国伦敦，再坐火车到爱丁堡，英国就和德国宣站了。我们那时如果晚回一天车

就不通了，我们坐的是最后一班车。1947年，我收到清华的聘书，同时也收到了南京中央

研究院的聘书。当时我想这时候正是国内战争，乱，还是躲到昆明去。我就又给熊庆来校

长写信说我还想到昆明去。那个时候，西南联大也撤退，大家都撤退，我还肯到昆明去，

当然他欢迎得很，让我去，所以我又回到了昆明，教书。那时我觉得昆明那地方大家都躲

开了，不是大家抢的地方，我到那儿去大概没问题。因为我不会办事，也不会应酬，就不

要跑那些热闹的地方了。接下来到了1949年5月，我就坐着飞机先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

大沽，最后到了北平。我来的时候，钱三强已经回来了，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和地下党

有联系，所以当时就开始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

我见他之后，他跟我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就以北平研究

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础。然后近代物理所再加强，从清华让我去，还从浙大

把王淦昌调去。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

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实际上就是准备干这个事儿的，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

所里人马都是钱三强弄来的，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找了他，后来还有邓稼先等，这都

是从国外回来的，搞理论工作的。黄祖洽、于敏都是国内的，黄祖洽是清华的，于敏是北

大的，都是研究生，老师推荐过去。大家一块学吧，我们也没学过原子核物理。这种原子

核物理我在国外也没学过，我是回来才开始碰原子核物理。所以大家在那里一起学。搞核

科学，就需要好多人改行，其实也无所谓改行，我认为这种变化也叫发展嘛。因为成立近

代物理研究所就是搞原子能，这原子能最显著的一个还不就是武器嘛。老百姓谁知道和平

利用原子能？还得宣传，还得讲。炸弹一炸就都知道了。后来金星南过80岁生日时，我去

看他，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不明白他那时在法国是学数学的，为何找钱三强也要到

近代物理研究所来。他说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才决心要回来搞这个。我们在

国外的时候，说咱们回去一起干，干什么呢？这不言而喻反正学物理的就得干这个，这个

非干不可。后来钱三强利用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机，一下子都把人集中起来了。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

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1949年3月，他由中共组织安

排，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去

巴黎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外

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在20万美元上下。

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内政很紧，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

仪器和图书是否适宜？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

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

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

出5000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

久即将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

来到中国访问时曾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金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

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一名

代表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说我们组织带了5000块美金来，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这

人叫李风白。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就很奇怪。同时他想到刚建国，

能交给他这么一笔钱，那个时候5000块美金也不是个小数，感觉到责任很重大。但没过几

天李风白又来了，说他有用处，又把这5000块钱收回了。杨承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买

了东西了，定货的也订了，但也只得给他了，因为钱是人家的。过些日子李风白又还他

了，却只交来3000块美金，还有2000块美金用在别的地方了。

　　杨承宗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在六月初。那个时候信慢得很，航空也得要个把月，

跟船差不多。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

器、药品，还有一种计数进位器。那个时候，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只有

16位计数器。在50年代的时候，前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还是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出品的一种是100进位，杨承宗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主任的特批。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凡是各种军用物

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在巴黎联合国军总部一个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买要得到法

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批准，运出来要得到联合国军总部的批准，非常困难。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布歇士告诉杨承宗说，今天白朗先生要到居里实验室来看约里奥·

居里夫人，你想不想去直接找我们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杨承宗说好啊，你怎么知道

的？布歇士笑了笑，因为他和杨承宗的一位同事叫尼斯白朗，正是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

的儿子，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不过他是搞物理的，布歇士也是搞物理的，所以他跟尼斯

白朗很熟。尼斯大概告诉了布歇士，说他父亲今天要来。得到这一消息，杨承宗马上等在

那里，等白朗先生一来，他也进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办公室。约里奥·居里夫人看到他

进去，就笑了，杨承宗说，对不起我打断你们，我来找找这位白朗先生，您能不能允许？

约里奥·居里夫人说可以。杨承宗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

先生还没有答复，约里奥·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研究医疗方面同位素的应用，所

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医疗方面同位素的应用，这允许，因为这是人道主义。白朗

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本来，布歇士告诉杨承宗的时候，杨承宗已经写了封信给

原子能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发，真巧，白朗主任来了，就在这个信是签下了他的名字。

图片说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原子弹爆炸滕起的蘑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