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梁东元

五一九队先是在新疆找矿，后来还又去东北寻找矿脉。东北找矿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

原始森林多，气候极端寒冷。曾卓荣说，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另外加上内蒙古

的东部，赤峰啊这一边，我们就去那里，当时已经是10月底了，到黑龙江啊已经是这个冰

天雪地了，可我们为了抢进度，为了给下一年编制计划做准备，所以呢，我们就集中了一

些技术骨干，这个队管技术工作的就是李耕，他亲自带队，我们冒着严寒，白天呢是零下

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这是1960年的10月，又正是我们的困难时期，我们为了找这片矿

啊，每天要爬一二百米的山，完了再回到据点，要填地质图，填我们的放射性图，每天

去，早去晚归。晚上呢没有棉帐篷，睡的都是单帐篷。你想想，零下10摄氏度到零下20摄

氏度，这还是白天。晚上呢，它零下30摄氏度到零下40摄氏度。

我们上山的时候都穿着皮大衣，一爬山的时候就出汗，里面的汗呢，还不敢走快了，衣服

都湿了。爬200米呀，完了以后呢，一停下来，凉风嗖嗖的，所以有些人啊，在那种艰苦

条件下，不发病体力也消耗很大。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坚持着怎么把铀矿找出来，使我们

第一颗原子弹能够得到充足的铀资源宝藏。

地质勘察队人员活动的地方，往往都是一些人迹罕见之处，有时也要在防范甚严的边境地

区行动。有一次，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国境线上，边防部队扣留了几个地质队员。因为他

们头戴耳机，身背步枪，盘查中还拒绝说出到这里来的理由，只说是地质部三局的。这几

个人失踪之后，三局与他们失去了联系，正在着急，边防上打来电话，通知三局到云南办

理人员交接手续。

张振德当时在地质部三局担任秘书，他说，勘察队员到了那里，天天只顾集中精力探矿，

结果走着走着，他们才发现已经到了边境，国境标记都发现了，就感觉这个事情有些不

妙，不能往前走了。可他们想赶紧往回撤的时候，已经被边防部队发现了。发现以后，就

把他们扣起来了，扣起来以后就查，就问他们这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说，问他们，你们

是来干什么的？因为保密纪律规定，也不能说来找铀矿。所以这样一来，人家就怀疑他们

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你看嘛，又是小分队，又有报话机，又有武装人员，又有这

样特别的探测仪器，人家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啊。所以就把他们扣起来了。

三0九队是地质部最早成立的一支铀矿勘探队伍，主要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地质勘察。他

们活动的范围主要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一带，和新疆等地还不太一样，这里经济比

较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除了调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外，三局还招收

了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以满足铀矿勘察的需要。陈金陵就是三0九队在湖南所招的一批中

学生之一。

1955年7月，陈金陵在长沙市一中读完初中，因为家庭很困难，念不下去了，这时三0九队

正好要招一批人，条件是历史清白，本人表现优秀，学校便推荐了陈金陵。第二天一清

早，陈金陵和50个年纪差不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赶到了三0九队。在郴州下了火车又上

汽车，陈金陵他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三0九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晕晕乎乎

到了宜章县里的一个老汽车站，这里是三0九队的二分队。周围环境非常陌生，怎么在汽

车站里住下了？陈金陵心里直犯嘀咕。紧接着，队里就让他们学习探测仪器的性能与使用

方法，这种装备是苏制的4M仪器。只学习了一天，就把他们分到小队去了，做找矿员，也

叫操作员。陈金陵被分配到了分队的一小队，队长是伍锡祥。

陈金陵说，第一站到妙城，那个地方很苦，正好是10月份下雨天，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的

脚指头就都被水泡烂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情绪都不高，说这么苦啊，天天爬山，后头还有

一个公安跟着，押着。过了些日子，领导发现我们心思不对，就对我们说，公安不是冲你

们来的，不是怕你们跑掉。这个机器是苏联的，一架设备相当于是用一车皮鸡蛋换来的。

你们学过保密纪律，千万不要把仪器搞坏了。你们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乡交

谈。有时我们碰到老乡，如果看到有人在看这个仪器，公安就会马上过去把他赶走，所以

神秘的很。后来到贵东工作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接到上级任务，队长说我们接到了分队的

命令，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我就问到哪里去？他说你跟我们走，到那里你就知道

了。后来我们才得知，是金银寨地区，那个时候叫15号航测点。

1955年九月，三0九队的航测分队在湖南郴州地区进行测量。一架苏联飞机在郴州以北的

粤汉铁路线一带盘旋，在距地面约60米的高度，沿地形超低空飞行。机舱内，航测仪的模

拟记录不停地在纸带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强度的曲线。突然，模拟记录纸带上出现了一

个又尖又窄的峰形。航空操作员米沙立即兴奋地向机长格里申克报告：发现异常！

按照预定程序，飞机从上面抛下了一个石灰包。包内的石灰落地破碎后，在一面山坡上形

成了一片白色，以便于地面找矿人员寻找。发现有放射性反应的地方在许家洞附近一片山

上，强度大于23伽玛。三0九队二分队便立即派陈金陵所在的小队去马头岭一带进行测

量。这天下午刚吃过午饭，分队派来了两辆苏制嘎斯车，队长带领小队的几个操作员和十

几个公安人员，赶到了郴县马头岭的公路旁边。陈金陵他们下车一看，来的人挺多，另几

辆车已经将一个棉帐篷和四个军用帆布帐篷以及行军床等物品卸在马路边了。他们这些十

七八岁的年轻人看了很好奇，不知怎么回事。陈金陵问组长，这是到哪里去？张万生说，

不要问，跟我走。他们背着仪器等了一会儿，传令下来，整队出发。请了一些民工帮着扛

上东西，沿着条小路一直爬山，走了十来里路才赶到一个山窝里，那里有一间老乡放牛住

的茅草小屋。组长张万生招呼大家说到了，把帐篷往起一支，公安排长派了岗哨后就住下

来了。

吃过晚饭，伍锡祥小队长把队员们叫到一起开会，他压低声音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叫金

银寨。上级派我们来这里搞强测，是1：2000的，就是20米一个测线，5米一个点，按照苏

联的网格法操作。大家明早就上山，要找这个航测点的具体位置。

1959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通知他到总理办公室开一份文件，

是什么文件，马列没说。刘杰赶紧要车，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级很高的电报，电报有几百

个字，是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涵，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号。这封信于6月26日由苏

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送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信中说，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

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

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

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

与缓和国际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样品和

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说，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现在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要讨论停止核试验这个问题，如

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们原子弹援助的话，就容易暴露秘密，谈判时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

会产生不利影响，说现在你们可以先进行核工业的建设，而核工业的建设大概还需要两年

的时间因此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到那个时候再说。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的

核武器是共享的。那么接到这个电报之后，我们党组就研究这个问题。很明显，他是以和

艾森豪威尔他们谈判准备停止核试验为由，用这个名义来推迟给我们的援助。再联系到那

个原子弹样品迟迟不到的事，我们就做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对我们援助

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随后宋部长就向聂帅请示了这个问题，聂帅说，他不给，我们自己

干。但眼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他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啊，聂帅说这个问题还要

请示。

这个时候正好是庐山会议，7月中旬，聂帅就要宋部长和我还有装备部的部长万毅，我们

一起到庐山。到庐山以后呢，对这个问题就反复研究，我们要不要复信，复信怎么复，要

不要提出反对意见，应该持什么态度？当时我们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主张派代

表团赴苏联就有关问题谈判。聂帅说这个问题复不复信应由中央来确定。后来宋部长就向

总理请示，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们这一套。意思就是我们对他这个信不表

态，不复信。总理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说，我们给聂老总的信是7月4日写的，信中提出了三个对策方案和根据目前情况对

原子能工业建设采取的方针和做法。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去。

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报。会议预定7月14日

结束，让我们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们一到庐山，会议却一下从反左转到反右了。彭老

总被打倒了，听不成汇报了。聂老总听了一下，我对他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另一方面要

说他们不履行合同，应该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起草的东西，是代中央

草拟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在向总理请示时，总理说不理他们。我们从庐山回来以后就

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制定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

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决心完全彻底靠自力更生干成事业。

对于这段历史，曾经就原子弹研制问题给二机部领导讲过课的涅金后来说，苏联核物理学

家在中国工作的时候，阿尔扎马斯－16已经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了。在那里一家工厂

的铁路线上，停着几辆加上铅封的车辆，还有警卫人员守卫着。其中的一辆装着已经在中

国介绍过的原子弹模型。而在中国的鲍里斯和列杰涅夫请示将这些材料尽快给他，但事情

一直拖着。过了半年，中型机械制造部一位领导向该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请示，

这些车辆怎么办，还要等多长时间？副部长正好外出，于是他只得打电话到苏共中央所在

地老广场。党的领导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啦，都疯了？不要

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的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全部被烧，车辆开走了，警

卫人员也都撤走了。事实上，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之间不顺利的会见

已经影响了苏中之间的核合作。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代表对核专家们说，赫鲁晓夫走了，

你们也收拾行李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

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

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

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

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

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

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

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

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

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

们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申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

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连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

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部署，怎么样来加紧工业的建设。那个时候正在设计和

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喝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

什么设备，我们中心的问题是以加紧建设来催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们不是有个借口吗，

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要着急。

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们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

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个时候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个，天天上班

就到我们办公室，报告说今天进来了那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

也采取了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建设的速度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他们也

说让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这个速度，在各方面加紧进行，

这样来促使苏联的设备及早供应。宋部长和我们一起做全体总动员，充分发挥和专家良好

关系的作用，使他们能够给我们讲解和提供更多的资料及技术，吸取苏联专家的经验。那

个时候我们供应局的姜涛跟苏联驻中国的代表天天打交道，每天都催问他们设备什么时候

进，为什么速度怎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