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在如今已司空见惯了。可是在二十年前它 却被人们与爱滋病等同，看作洪水猛兽，不被容忍和接受，尤其在中国。自打知道我要去美国留学了，好心的人们就不断告诫我，”别接触美国人用过的东西，别碰美国人，小心爱滋病。。。。”弄得我一下飞机，就疑惧地看着周围的碧眼金发，以为每个人都可能是HIV阳性的同性恋者。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去朋友家作客，朋友的儿子罗勃特和我同岁，他问我：”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是什麽？” “一大半都是同性恋，百分之九十是爱滋病病毒携带者。” 我半开玩笑地回答。他听了哈哈大笑，旋即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我不是同性恋，也没有爱滋病。” 他说，”不信你看看，这个吻不会让你患上爱滋病。”
後来我虽然常常”接触美国人用过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得爱滋病。正当我舒了一囗气，放下心来时，同性恋和爱滋病却悄然来到了我的面前。
“哒哒哒----“ 七，八台缝纫机按照各自的声率，安详地低声唱着，我手里抱着粉红色的轻纱芭蕾舞裙在机器上忙碌着，这是我在戏剧系的assistantship 要求的工作地点和内容---在剧装室制作剧装。我很喜欢在这里工作，抬眼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花红柳绿的校园。金色的阳光把摇曳的花影映在剧装室墙上五彩缤纷的服装设计图上，伴着缝纫机滴滴哒哒声音的还有来上服装制作课的本科生窃窃私语声，她们一边在五颜六色的布料上穿针引线，一面小声议论着各自的男朋友。
戏剧戏的工艺专业没有博士学位。最高就是大硕士学位，读三年。我读研二那年，系里新招来了两位研究生，女的叫瑞秋。男的叫汤母。汤母是明尼苏达人。中等身材，英俊健壮，性格乐观爽朗。剧装室里经常听到他开心的笑声。瑞秋是密苏里妞，俊得让所有的人嫉妒。她不高不矮，肥瘦均匀，一头柔软光亮的浅棕色美发恰到好处地围衬着她光洁的脸庞。挺拔秀美的鼻梁上，灰绿色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着摄人心魄的波光。瑞秋的美貌让表演专业的女同学们黯然失色，几乎让全系的男同学不得安宁，除了汤母。汤母对瑞秋和蔼热心。经常帮她作这作那，瑞秋需要试服装(演员不在时，剧装制作员常常在自己身上试服装) 时，汤母会很自然地去帮她穿脱，还平静地与她讨论她身体的部位：”你的乳房不错，就是稍稍有些下垂。” 但是他们从来不约会。
原来，汤母已另有所爱。汤母的情人是位护士，为了陪他来念书，竟然辞去原来在明州的工作，专门来本地找了工作。汤母在提到他的情人时，称之为”室友”，加之每次汤母接”室友”电话时，声音都会一下子变得百倍温柔：”你要多睡会ㄦ啊，你晚上还要值班呢，别累着，啊，” 使我一直以为这位”室友”是女性。直到有一天”室友”来到剧装室，我才知道他是比汤母还高大的男子，金发披肩，名子叫爱兰。汤母对自己的同性恋毫不回避。他给看我过一本爱兰的影集。原来，爱兰喜欢叁加男扮女装的选美比赛，汤母专门为他设计和制作比赛服装。最让我瞠目结舌的一副照片上，浓装艳抹的爱兰遽然乳沟清晰可见。”师弟，请教这如此高超的化妆技术从何而来？” 我问汤母。他告诉我，那是爱兰忍痛让他用胶带硬是给’勒”出来的。除了这比较少见的爱好外，汤母是非常勤恳的好学生。他从不迟到早退，设计作业总是作得无可挑剔。他的手特巧，做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里的老鼠头罩，轻巧又逼真，成了系史博物馆里的珍品。剧装这一行是理论，艺术，美术，工匠，的综合，永远是导演的奴隶，还得有气度和耐力。今年的演员胖，服装改大；明年演员瘦，服装改小。同一件服装，今年的导演要橘黄，明年的导演要洋蓝，你就染吧。汤母的勤奋认真，注定了他会在这个很难出名的专业里成为优秀的一员。
和汤母正相反，瑞秋的学习一蹋糊涂。从入学开始，她就被争先约会她的男人们包围，有赴不完的约会，收不完的礼物，无暇顾及学业。作业经常完不成，考试经常不及格。等令人昏眩的爱情喧嚣尘埃落定后，瑞秋将她的青睐独垂于舞蹈系本科新生李查身上。李查比瑞秋小好几岁，如果不是脸上长满青春痘，还勉强称得上”帅”。自打瑞秋爱上李查，我想这回她该收心于学业了吧。唉，事情和我想像的正相反，瑞秋的学业每况愈下，最後遽然要放弃学业，离家出走，失踪了好几个星期。原来她陷入了三角恋爱，情敌是舞蹈戏主任兰迪。兰迪五十多岁，身高六英尺多，跳起芭蕾舞来，依然玉树临风，身手矫健。他的舞蹈系每年招二十多名女学员，但很难招到男学员。这也许是他对男学员情有独衷的理由。那年招收的李查，立刻成了兰迪的掌上明珠。为了方便照顾和指导李查，兰迪让李查搬进自己的住所，免费分租公寓。这让瑞秋很不高兴。兰迪经常把李查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弄得瑞秋晚上想见李查都不成。最严重的一次，瑞秋去兰迪的住处要求见李查，竟然被兰迪赶走。这情形害得瑞秋精神恍忽，最终离校出走。兰迪是同性恋者。
我的导师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和蔼的中年白人男子，叫萨立文。他的父亲是个裁缝。萨立文一生也是泡在服装制作这一领域里，知识和经验十分丰富。奇怪的是他每年的两个假期都必须去伦敦渡过。他在本地的房子只有他本人独居。一个周末，萨立文说，他家里收藏许多服装资料，要我去他家查阅。一想到他孤家寡人，独居一室，我就很犹豫。跟系里的朋友一说，她就笑了：”你大可不必耽心，他是同性恋者。他的情人在伦敦。”
系里新来了位系主任，叫约翰，也是位剧装专家。正好我有门课是他教授。戏剧系各专业每年就招一，两名研究生，因此常常上课就一个学生。因为上课就我们两人，因此就不必非得在教室里正襟危坐。冬天我们常在校园里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上课，好象两个闲人在聊天。休息时，话题就会离开剧装。知道他是从芝加哥来的，我就顺便问问他夫人和孩子的情况。可是他总是支支唔唔，不置可否。两年后， 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传统概念上的家室。他是同性恋者。打那以後我总算明白了，在美国是不能随便问对方妻子或丈夫的情况，因为对方可能是同性恋者。
我毕业两年后，一天突然接到系里电话说，请我去叁加约翰的葬礼，他是患爱滋病死的。听说他患病晚期后，拒绝任何人前去探视。因为他希望自己在朋友和学生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个健康正常的形象。约翰的葬礼是我在美国叁加的第一个葬礼。出席葬礼的人并不全穿黑色，也没有人擦鼻涕流眼泪。发言的人都在回忆约翰最有趣的事，最得意的事，最高兴的事。听说这也是他生前的意思。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当年出国时朋友的告诫。如今看到每个身边走过的人时，我不再疑惧。偶尔，我会思量：”’同性相吸，异性相斥’之定理会有例外吗？
还是，生理结构上的异同 ，仅仅是同性异性真实定义上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