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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人的青春实录——待业青年朱小二
送交者: 珠默 2006年06月20日18:22:43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臂膀硬邦邦的,碰一下,手指头都能被弹回来”。我和很多70年代中出生的女孩一样,都有这么一个哥哥。
   尽管我给这哥哥取了个不体面的名字,可朱小二仍是我青春期里对青年男性最具体的憧憬,那憧憬是沉在心里的一团棉花,充实的却使不出力气起来,偎在他身边也就像偎在一片粉红色的棉花塘里,甜蜜的仍使不出力气。
  
   我们的这些哥哥都生于60年代末或者70年代初,严格来说,他们更是70年代人的标志。而如今,我这哥哥总是沉默着,让他讲自己的故事,就搓着手尴尬的说:“没什么可讲的,你不也见着了吗?”他手指头的骨节粗大,如去握他是握不扎实的,如被他握着也是生硬铬人。于是,他的妹妹跳出来说,“那我讲去?”,“随便。”哥哥把眼睛移到故乡浑浊的天空上。
  
  
   哥哥是有残疾的,即便在外人看来依然高大健壮。
   1970年左右,两岁的哥哥在院子里玩泥巴,突然瘫软在地发起烧来,送到医院便被诊断出得了小儿麻痹。虽母亲不断哭泣可并不觉意外,因为70年左右的时候,城市的幼儿间正蔓延着两种传染病——脑膜炎和小儿麻痹。这两样病毒大概是随着水泥厂烟囱里冒出的粉尘传播的,它们无处不钻,遇上巷子里姗姗学步的孩童就扑过去侵蚀他们。
   也正是那个时候,煤矿医院的后山上常常传出年轻父母凄厉的哭声,当时除非去埋葬孩子,很少有人去那座山,人们说到了半夜那山间到处是婴儿嬉闹的影子。而同时,城市里也多出了一些腿脚有残疾的孩子,都好像漆水河边歪斜的小杨柳,“这总是幸运的”父母们看着这些歪斜的孩子宽慰自己。
  
   如此说来,我的哥哥大概就算个幸运儿。起初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痊愈,只是当这孩子长到12岁,等左腿已经长出了少年结实的肌肉,人们才逐渐发现他右腿的瘦弱,人们要求男孩用右腿单跳,他歪着身子跳两下则气喘吁吁。
   可毕竟让人欣慰的是,那条右腿始终像是个虚弱却坚强的小人儿,它跟随着左腿的蓬勃而艰难生长。这小人儿终究还是个刚烈的小家伙,它最终没有落伍,追随哥哥当过矿工、建筑工人、水暖工,以及地痞流氓。
   “一定让外人看不出来。”那条残腿在哥哥裤管里不断告诫自己,像哥哥一个最义气的兄弟。
   以至于,临到哥哥的洞房之夜,嫂子才发现了这个卧底的残疾“弟兄”,嫂子把枕头扔到哥哥身上生气,还好片刻就“噗哧”笑了,投到哥哥怀里说“不过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哥的童年是在无人看护中欢畅着度过的,1977年的全家福里朱小二军装上仍别着主席像,十来岁时他总归是要被人欺负的鼻子出血,然后用铁丝、自行车链条和火柴头做成手枪再出去追打别人,他把书包藏在砖瓦厂的砖躲里奔到水库游泳,他被一条流浪的野狗咬住了手指头。
   大概就是这样长到了他的16岁,仍然如漆水河边随意生长的小柳树。
  
   直到16岁,哥哥才终于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那一天家里所有人发现这哥哥竟是个小偷,他偷走了家里所有的国库卷低价卖出去,却说不出换回来的人民币花在了哪里。这对于我家是个灾难性的日子,因此而证明这个儿子已经基本堕落,必然成不了大器。
   哥哥被捆在院子里的老桐树上,绑了一夜,父亲训道:“你好好把你的这16年想清楚,再想想你将来准备怎么过?”
   深夜,院墙外一只蛐蛐儿不断嘶叫,桐树叶在夜风里哗哗低吟,都好像在哥哥身边逍遥唱歌。看上去大家都睡着了,我偷偷跑到院子里看哥哥,仰头看到他脸,只见他脸颊上竟有泪迹,我说:“你哭啥!”
   他把脸扭转向墙壁,说:“滚回去,睡觉。”
   “滚就滚,还哭,丢死人。”我不甘示弱地说。
   “快滚。”对方又补充了一句。
   我和哥的感情在早些年是根本没有体现出来的,那些年,我俩除了吵架打架,似乎没有其他交流方式。
  
  
   激烈的教育方式对于那个年代的少年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可我们的父亲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是激烈而无趣的。16岁之后的哥哥很快拒绝再去上学,初中肄业既开始在漆水河两岸鬼混,可以免费看看电影、免费打打台球、免费在傍晚叼着香烟倚着桥头展览。有时,展览的时候会碰见我父亲,两个男人则道路以目,然后各奔东西。
  
   两三年后,大概当年的“小弟”终于出了师门,哥哥的营生丰富起来。他开始通宵在录像厅里看录像,大概都是让男孩睡觉不再老实的片子,但却没有教唆到很严重的地步,因此那时的待业青年直至结婚大概都还是处男,我以为这事儿跟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还没有开放有关。
   于是,录像厅的见闻是让哥哥憋闷的,年轻的他无处发泄,便用砖头敲了另一个小伙子的脑袋,大概是因为一个连手也没摸过的姑娘。这事儿闹得很不划算,情敌是市内最大的煤矿机械厂保卫处长的儿子,那一板砖当夜就把哥送进了派出所。我和父母是在第二天深夜知道消息的,公安开着警车来到我家,惊动了整个家属院,他们撂下一句话:收拾衣服被子,送到教养所去。“
   后来,我家大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似乎在寻找各种途径,但最终无功而返。忙回来,母亲坐在床沿上抹眼泪,说:“那孩子腿不好,在里面挨打怎么办。”
   “彻底打断了也安生。”父亲不断抽烟。
   我在厨房里洗碗,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传出当年度流行的《让世界充满爱》,今天查询才知道那是1986年。
  

   一个月后,从劳教所出来的哥哥仿佛是刚从前线凯旋的战士,时值西北的秋季,风萧萧兮的氛围得以充分塑造出来。于是,哥哥悲壮的撩起衣袖让我看他手腕的一个圆形烫伤,仿佛在展示一枚军功章。
   “是别人虐待你了吗?”我满脸同情的问。
   “放屁,谁敢欺负我?自己弄的。”哥哥答,眼光灼灼的望着那伤疤。
   “是你们“川口党”的标志吧?“我问。
   “川口党,是什么玩意?”他却反问。
   “我同学她哥说你是川口党的头儿。”我答
   “哦,恩,对。”哥哥犹豫之后坚决的回答。
  
   那一个月的劳教生涯对哥哥朱小二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他成为川口地区某小型组织的首领,他手腕上光辉的烫伤因此而熠熠生辉。他烫了一种时下流行的卷发,留着时下流行的小胡子,带着一条时下流行的同子弹壳做的项链,光荣地成为了我杜撰的“川口党”的首领。
   进而,川口党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正式展开:
   他们潜入坑木厂偷盗钢锯,然后当成作案工具去据造纸厂的窗户;
   锯开造纸厂的窗户,偷出白纸当成废纸卖掉;
   翻墙进烧鸡店,偷烧鸡吃;
   吃饱了,再潜入机械厂偷盗车床部件,然后当成废铁卖掉;
   天已渐亮,“党员们”则把卖废品的钱带到游戏厅去打苹果机。
  
   后来,我始终怀疑哥哥很快就不再是“川口党”的首领,因为他的右腿让他无法顺畅飞檐走壁,他往往蹲在墙外的树丛里放风,可哥哥一再强调他那时的重大作用,他说:“选择目标都是我说了算,我是策划者。”
   即便如此,我们都知道“川口党”只是个下三滥的小组织,凑合了几个闲散的待业青年,公安几乎都不怎么愿意过问,这些偷盗行为比往保卫科长儿子的砸砖要轻太多,所以组织得以保留并壮大。直到城市里很多小青年手腕上都有了烟头烧过的伤疤,又很快发展为臂膀上蓝色墨水雕刻的“忍”字,而此时政府终于“忍”无可“忍”,他们这才意识到城市的危机,决定开展严打。
  
  
   在整个80年代,内陆的小城市总是暴躁的,如果这城市产煤,那将更加糟糕。年轻人的父亲们要么得了严重的肺病惨淡度日,要么因为意识到死亡而脾气暴躁,这些父亲的秉性遗传到年轻人身上,就是懒散而暴力。而以单位为单元的家属院,则已经如同孕育匪徒的温床,烫着伤疤的年轻人互相影响鼓动,集体沦陷。
   怎么样才能拯救这样的城市?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每隔几年的严打运动,他们把一批成熟的匪徒一锅端掉,等下一批长成之前尚能肃静几年。所以,严打期里,很多个家庭都睡不好觉,因为家中的小伙子都会有些劣迹,而这些劣迹足可以在严打期内被关进监狱。那个时期,我家邻居王西安就是因为在公交车上偷了两块八毛钱而被判刑六年,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值钱的两块八毛钱。
  
   当时,我的父母是期望把哥哥关在家里,但他们自然早就关不住了这个堂堂的“川口党”首领。哥哥仍四处奔走,虽不敢顶风做案,但他这样带有香烟疤痕的年轻人,半夜上街随时可能会被逮进派出所关一夜,会被反绑在民警的桌子腿上,像民警脚边喂养的一只哈巴狗,“主人”反复踢他的屁股说:“最近干什么呢,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蹲着的这位是一定要宁死不屈软硬不吃的,必须保持沉默,不然可能第二天就被转移到劳教所的号子里。
  
   哥哥在每一个严打期内都会这么被“关押”几次,历经磨难,倍受洗礼,最终却仍然继续他的幸运。而他周遭的兄弟,在数次严打过后大多半路“夭折”,进了监狱,然后在监狱里被“驯化”成个无药可救的惯犯,毁了一生。随之,哥哥手腕的伤疤逐渐浅淡下来。
   “下次严打,准逃不了。”人们总是这么预测哥哥的未来。
  
  
   终于,198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驼背”死在漆水桥头,哥哥的未来这才有了定论。驼背与哥哥并肩战斗过五六年,是在漆水桥头玩大的兄弟,虽没浴血奋战但也算甘苦与共。“驼背”是个有些驼背的瘦子,再没其他出众的地方,死时20岁。
  
   哥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我看到驼背从我身边跑过去,后面有两个公安追他,我喊驼背,驼背扭脸看一眼我却不答话,只是继续疯一样往马路对面跑,一下子就被过路的运煤卡车撞飞了。”
   “驼背死的时候像个龙虾,腰更加弓了,全身是血,变成了红色,也就跟龙虾越来越像。”哥哥又这么描述过驼背的死亡,再没说其他。
  
   也是同一天,我的同学张君也目睹了驼背的死亡,可他告诉我的是:“你哥哥第一个赶过去弯腰看驼背的脸,等人们都凑近了,你哥又一瘸一拐的走了。”
   那是第一次有人看出我哥的残疾,他右腿的疾病在那一刻暴露无疑,这是个脆弱的青年,面对朋友骤然的死亡,他终于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聊。
  
   1989年,驼背的死亡拯救了我哥哥,他一度都关在家里,在家中溜达的时候也是歪斜的,父母担心他的腿病加重,却不敢询问。我在那一年多次看见哥哥坐在窗下,盯着自己的右腿看,用手反复揉捏消瘦的地方,然后抬头望天,喉结上下起伏,似乎在吞咽什么极为苦涩的东西。
  
   1989年之后,哥哥朱小二的生活似乎画上了句号,或者说是这才真正开始。
   一年后,他成为建筑公司一名水暖工;三年后他是机床厂的车间班组长。五年后,顺利结婚。
  
   2006年,如果你有幸路过那个城市,不用特意去寻找朱小二,你只要傍晚六点站在漆水桥头,从下班的自行车流里随意捡出一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表情安详,再不必仔细看,就权当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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