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林徽因在李莊／翟永明
- 發表於：2003.05.31 11:47修改於：2003.05.31 11:55

　　2001年春，四月天，晴，我和建築師劉[家琨，他的助手汪倫，詩人鐘鳴，白夜酒吧女主人之一代紅，驅車前往四川李莊，車程四小時，公里數500多，其間鐘鳴的越野車爆胎一次，修理工往返兩趟，到李莊後問路數回，在李莊城裡來回兜了不知幾圈，始終不知林徽因的故居在那裡。
　　李莊，鎮外上坎村，當年被梁思成稱為：“誰都難以到達的可詛咒的小鎮”，從重慶坐船走，“上水三天，下水兩天”，“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縮短船行時間或改善運輸手段”。走陸路，當年林徽因帶着母親和孩子，坐敞蓬卡車，采“騎馬蹲檔式”，從昆明直坐到李莊，費時兩個星期。如今，高速公路已修到李莊門口，二級公路，直修到江邊，當然，也增加了無數城鄉結合部特有的瓷磚房，江邊新建的偽古典亭子，簇新的香火寺廟。
　　幸遇一位在縣府工作的女士，好象對梁思成頗有了解，自願帶我們前往，坐上車，穿過已變得與成都周圍郊區毫無區別的李莊，越過好幾道阡陌，就到了上坎村，車開不進去了，停車四看，如今這兒與普通川西平原沒甚麼區別，有竹林盤，小河溝，有塑料薄膜蓋着的溫室菜圃，往裡走，是窄而又曲的小道，再往裡走，突又開朗出來一大塊地，面前赫然立了一座舊時大宅門，門前豎了一塊石碑，上面刻有“同濟工學院舊址”的字樣，木漆大門上方掛有一匾：“太缶廟”，但這建築與其說是廟，不如說更象一座大宅院，這就是當時與營造學社一起遷來的上海同濟大學。
　　再七拐八拐好幾個彎，就進了一個典型的農家院，早已有人在前面站着引路，畢竟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住在這裡的農民們看來也早已習慣有人前來拜訪，一個小女孩抬手一指：就是那兒。然後我就看到了這間不起眼，無變化，青瓦灰棱的L形平磚屋。
　　房間之樸素，之簡陋，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當然，在此之前，考慮到四十年代戰時的局勢，農村的落後，我也知道一定會是一個很普通的房子，但畢竟梁思成當時身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著名的營造學社社長。林徽因也算是“高級知識分子”，再怎麼樣在一個小鎮也應該擁有當地較好的條件。
　　房子肯定是翻修過了，從左邊一側的磚牆可以看出，50多年了，破舊毀損，風雨浸蝕都在所難逃，難得的是房間格局仍然基本保留當年梁林二人在此時的形態，現在房子沒人住，成了堆破爛的地方。看來房主人的生活水平雖已大大改變，但並無資金或精力來作其它的修建。說起來，是應該感謝這麼多年無人關心此地，還是為此感到悲哀？都難說了。
　　L形的格局，長的一端當年是營造學社的總部，我以前就曾在一張照片上見過，那是一間長長的工作間，光線充足，象一間教室一樣並放着簡陋的長木桌，梁思成就在那裡埋頭繪製《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建築圖，以期戰後出版中文版，甚至英文版。晚上則依靠來自川西平原的大片菜花最終熬製成的燈油，繼續工作。整個營造學社，就如費正清說的一樣“一面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如今這裡是當地農民的住房，完全恢復了最普通的農家模樣。
　　L形短的一端，是當年梁思成，林徽因的住房，房子坐北朝南，後面有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小庭院，現在看上去，也仍然賞心悅目。房子面朝一大片田野，竹林，樟樹，遙想當年也算風景如畫了。
　　在我們的一再請求下，仍然健在，身板硬朗的房東老太太為我們打開了梁，林二人的房間，進到裡面一看，情景就讓人黯然，空蕩蕩，破舊積灰的堂屋裡，隨便放置了一個舊方桌，旁邊一個舊木椅，左側則堆放着糞桶，糞鐺，叉頭掃帚若干，柴禾若干。牆壁破舊，已露出內里的竹籬笆，牆上不相干地貼着一張“恭喜發財”的年畫和一張艷俗美女圖，房間正中是一個最簡易的木板架，白漆底面，上面豎列着兩排紅漆文字，“梁思成先生 林徽因女士”，下面是兩個黑漆舊體橫字“舊居”。簡單得不象樣，樸素得過了頭，讓人瞠目。
　　裡間的房子是林徽因的母親和孩子住的，堆放着梯子農具等，無法下腳。
　　左邊的一間房是當年梁林二人的臥室，當年只有病中的林徽因有一個帆布床。在一張照片中，瘦骨磷峋的她正躺在這張床上，背後是一個簡易書架，上面卻堆滿了些大部頭書藉。如今這房間卻早已不是當年模樣，堆滿了各類農家雜物，但窗前仍保留了當年的一張書桌。當年林徽因是否就坐在這裡寫下了《十一月的小村》。她的眼睛從這裡穿出去，穿過門窗，院牆，小村，穿過時間，病痛和戰爭，一直到達她所熱愛的遙遠的朝代和“現實的背面”，坐在這裡，頭頂上不時會有戰爭期間那種帶着“威脅的轟鳴聲和致命的目的性”的日寇飛機呼嘯而過，而她，全身心都浸泡在漢代文物和現代詩歌中，個人在那個時代的存活已屬不易，她所積極參與的正是她所疑問的：“誰又大膽地愛過這偉大的變換？”

　　我心目中的林徽因，是現代新詩中的第一人，當然文學史和評論家不一定這樣看。當年我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她28歲時寫的一首詩《別丟掉》，（那幾乎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讓我非常喜歡，也讓我記住了她的名字。那時我甚至不知道她跟建築有什麼關係，我僅僅把她看成一個詩人，“嘆息式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玲瓏的生從容的死”這樣的句子，《九十九度中》這樣的小說，《窗子以外》這樣的散文，跟她同時代的詩人們的矯情寫作如此不同，更讓我注意。也許正由於學工程出身，她的詩，包括小說，都體現出一種剛烈，克制，和明朗，大氣，全然沒有那一輩新文藝作家所盛行的頹迷濫情之做作。
　　第一次聽說她為中國現代建築學所作的貢獻是出自一位學建築的朋友口中，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是在費慰梅所著《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的封面上，第一次讀到關於她在李莊的資料也是在這本書中。當時看着林徽因穿着旗袍站在天壇正修繕着的祈年殿頂上，想着她就這麼爬上爬下地，騎騾子，坐卡車，走泥地，到處考察中國古建築，攀梁上柱，測量分析，臨摹細節和拍照，然後寫下那些個動人和重要的文字《平郊建築雜錄》等，由不得的對她敬佩有加。
　　林徽因在中國沉寂了幾十年，最近幾年突然火起來，關於她的傳記，出了好幾本，還有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究其原因，到底有多少理由是因為如費正清所讚許的“在我們心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訛之又訛，捕風捉影，喜聞樂道的大部份是關於她與詩人徐志摩的所謂千古佳話，拜電視連續劇《人間四月天》之託，滿城爭說林徽因，連我一位搞建築的朋友也在電話中與我討論林徽因當年是嫁梁思成好，還是嫁徐志摩好。不消說，按照肥皂劇的規律，林徽因被演義成一個迎風流淚，見月傷情的美麗蒼白小女人，與另外兩個女人一起依傍在新月派詩人徐志摩的身邊。今年上半年，我聽某建築界人士說他正策劃籌拍一部《梁思成與林徽因》，二十集，業內人士參與，不用說，連我都覺得有賣相，看看那些賣點吧：徐志摩為她而死，金缶霖為她不娶，泰弋爾為她賦詩，更不要說圍繞在她四周那些著名的文人雅士和三十年代的風流逸事了。就是不知會不會拍她在李莊街頭拎着瓶子打醬油買醋，會不會拍她在李莊五年時間裡，在身體的病痛和無休止的家務事中掙扎，躺在病床上寫詩，寫小說，和梁思成一起編校《中國建築史》，工作到半夜，為營造學社的經費操心，為兩個孩子縫補衣服襪子，為落難中的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內耗傷腦筋。同時，還要為自已漸成空洞的病肺煎藥熬湯，這些事情拍成電視肯定影響收視率，但這些點滴真相，才是林徽因生命中最重要的內容。
　　從40年年底，到45年年底，林徽因在這個“缺乏最起碼的生活設施”的李莊，雖罹重病，但仍保持她的創造天賦和堅毅樂觀態度，並以此感染周圍的人。梁思成曾說：在戰爭時期的艱難日子裡，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於她。她在李莊完成了詩作《一天》，《憂鬱》等，論文《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協助梁思成編著英文注釋的《圖像中國建築史》，更不要說梁思成在李莊完成了中文的《中國建築史》，試圖把他和營造學社其他成員“過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統化”。就是這麼一個落後，偏僻，貧窮和與世隔絕的小鎮，在戰亂的幾年裡聚集了許多後來成為中國知識界重要人物的人，他們在此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和儘可能用一種原始的手工方式出版自已的研究成果，如今這些人中的多數都已逝去，但他們在李莊的工作和思考以及成就，卻是一段永遠不可復得的記憶，讓我不可思議的是：那些憑林徽因之名而獲利的影視，出版界的單位和個人，卻並無一個想得起來為梁林二人的故居作一點小小的事情，整理一下李莊的歷史資源，維持一下故居的基本形態，以紀念他們的…….
　　當然，“紀念”這種形式也可以是多種闡釋和認識的，與我一起同去李莊的朋友，建築師劉家琨以這次李莊之行，作了一個長9米，寬3米的照片裝置《李莊筆記》，參加今年四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的紀念梁思成誕辰100周年，《梁思成紀念館構思方案徵集》展。這個以當代實驗建築和當代藝術作為紀念形式的學術活動，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對梁思成的追憶。劉家琨這個作品中有一句話說得好：“我們幾乎是把他的畢生呵護的東西都破壞殆盡了，才又來紀念他的”。這句話用到林徽因身上也一樣適合，而且這破壞還在繼續，除了物質性的破壞之外，還在以一些變形的，謬誤的，可笑的“紀念”方式把這破壞指向詩人本人。
　　1935年，林徽因寫了一篇《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對身後事作此豁達平靜心景：“我們的作品會不會長存下去，也就看它們會不會活在那一些我們從不認識的人的心裡。……這種事情它有它自已的定律，並不需要我們的關心的”。從她說這話到現在，55年過去了，在這個她曾經艱難生活和工作過五年的地方，她的存在，她的作品，她的氣息的確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銘記方式進入了我們這些她“從不認識的人”的心。
　　去李莊時，本不願湊熱鬧擠進林徽因的“紀念”人群，“紀念”紙張，“紀念”邏輯中去，但回來以後，不時地想到那個已經消失記憶的李莊，只剩下空間概念的李莊，那個快要消失的土木結構的上坎村，也許最後只剩下地理位置的上坎村，由不得也寫下這些文字，這些被她稱為“間接的生存”的文字，這些詢問，也可能無力，也可能虛空，但也可能讓我們記住“這美麗的後面是什麼”？

　　最後，我很想知道那位想拍電視劇的業內人士，是否根據梁林二人的好友，美國費慰梅女士的傳記《梁和林》改編的，這是唯一一本讓我感動和全面了解梁林二人生平和思想的作品，文中出版說明的套話中一如既往地對西方作者說了些陳詞濫調：由於作者受歷史和國域局限，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觀點與我們不盡一致，或相距甚遠。不知文中含糊的“我們”是指的誰，但我卻與這個“我們”的看法不一致，我也恰恰“分辨”出：比起國內，包括台灣作家所寫的傳記來，這是一本真正嚴謹，有學術和文獻意義，彌足珍貴的傳記，不僅僅因為他們兩家的長期友誼，而且還因為費女士多年的關切和注視，長期的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而且，出版此書是“為了紀念他們的成就，創造力，仁慈及支持他們勇氣的幽默感”，而不僅僅是向讀者提供點《人間四月天》這樣的熱賣影視題材，和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那些濫情傳記，以及文筆可怕的肉麻文章。

註：文中引言部份，全部出自費慰梅所著《梁思成與林徽因》及《林徽因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