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11月，司徒雷登邀请郑介民访问美国，主要谈的就是美国对华政策。按理说，这个层级不太够，或者这只是当时众多接触里的一个。司徒雷登一扯就太远了，前几年他的骨灰隆重安葬在他出生的杭州，算是一种叶落归根吧。可我们还记得那个声音吗？

《别了，司徒雷登！》

郑介民从美国回到台湾，最先私下向吴国桢（时任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透露了美国人希望他当省主席的意思，当然美国人是有很多附加条件的。然后，他才向党中央汇报了美国方面的态度（要说郑介民的眼光也够准的）。当时老蒋在重庆，指示几位头头脑脑讨论一下。陈诚是老蒋的爱将，陈诚的太太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理论上老蒋就应该是陈诚的“干泰山”（有这么叫的吗？）。谭家和蒋家关系这么近，就得提到谭祥她爸爸是谭延闿，老谭当年在湖南也是风雨一时的人物，临终的时候把女儿托付给老蒋。老谭的字非常好，有民国第一人的美誉，当年老蒋的母亲去世，下葬的时候孙中山题的碑，胡汉民、汪精卫写的悼词，谭延闿写的字。另外，老谭家的厨子也特有名，他本来姓曹，但大家都叫他“谭厨”。他做菜的绝技没什么刀工火候之类的，就是一碗清汤，真正是“唱戏的腔，做菜的汤”，，，有点扯远了。说这些的意思呢就是不论是陈诚还是吴国桢，“手心手背都是肉”，动谁都不好办。

陈诚想了个办法，他找吴国桢个别谈话，想请吴国桢担任省府秘书长。按理说这已经是比上海市长高了，但吴国桢“婉言谢绝”。您想啊，自己有了美国人这个大靠山，谁还满足于省府秘书长呢？将来就是省长也拦不住啊。迫于形势，为了争取美援，老蒋让吴国桢当上了台湾省主席（陈诚的表现很是识大体顾大局，好像去了立法院）。上任之始，吴国桢的风头那是相当的足，举几个例子。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各种物资极度匮乏，而海军借这个机会捞些外快就是很自然的了。吴国桢上任之初要整顿本岛经济，打击走私，在老蒋的支持下居然能把海军的情报处长给枪毙了。另外，美国那边也是积极配合，吴国桢的头像都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一幅要蹿红的新星架势。

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吴国桢就和小蒋杠上了。48年小蒋到上海“打老虎”的时候才算是和吴国桢有接触，但两人合作的经历很不愉快。吴国桢是反对发行金圆券的，对“打老虎”这种靠行政干预经济的作法也不认同，所以对小蒋的活动根本不上心，有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全面负责“情治”工作，和省政府的冲突越来越多，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治安权。

作为省主席，同时会兼任省保安司令，而一般情况（或者说潜规则里）实际负责都是副司令彭孟缉。彭孟缉是通过“二二八事件”中的表现上来的，当时他是高雄的什么炮台司令。当暴乱逐步蔓延到南部的时候，有当地的民众代表要和彭司令“对谈”，这个时候的彭司令还真没体会过什么世道险恶。那些代表进了军营，差点在司令部里把彭司令给杀了。从那儿以后，据后来的控诉说，彭孟缉是“开着机关枪”进的高雄市区。关于“二二八”，这又是一堆乱帐，以后再说吧。

彭孟缉的立场坚定，手段果敢，很受小蒋的赏识，在50年代初期绝对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担任省保安副司令，但直接听命于蒋经国，这让吴国桢很不爽。这个时候的吴国桢是否已经有了“夺天下”的念头了，无从得知；但起码是有了“继承大统”的愿望的。他已经具备的是美援，他所缺乏的是社会基础，所以他特别积极搞什么民主啦选举啦建设啦。。。，广结善缘，广建人脉。但是，彭副司令抓的人，吴司令的条子都放不出来，这事情就不好办呢。彭孟缉有小蒋做靠山，大行其道，吴国桢也是莫可奈何的。

到了53年，吴国桢借口养病撂了挑子，其实就是个要挟。当时宋美龄都专门从美国回到台湾给他做工作，依然没有效果，结果吴国桢还是去了美国（这段时间还有个暗杀的情节，真假莫辨）。没过多久，他就在美国扯起了什么民主化的七七八八，批评台湾的里里外外，和老蒋彻底撕破了脸。按理说他这一路走来，干的都是好差，大差，老蒋对他真的是不薄，甚至是倚为肱骨。这样的待遇在国民党内部，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了。也许就是老蒋对他过分的宠爱，搞成了后来的结局。

当时，台湾岛内对吴国桢的口诛笔伐极为热闹，基本上就是缺席审判。在监察院，他的南开校友张道藩对他是火力全开，一张口就是十几条罪状。张道藩属于比较有才情的，46年在南京拜齐白石为师也算是当时的一件新闻。他和徐悲鸿的前妻蒋碧薇的故事那就又是另一番天地了，不能在这里扯啦。

关于吴国桢为什么会这么“一意孤行”，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过程，也许能看出一些端倪。《吴国桢传》中不吝笔墨描述了一段他在赴美国旅行途中一件小事，由此可见一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中美之间都是乘轮船往来，在船上产生晕船就不可避免了。就这么一件日常小事，小吴都要和别人较劲。在别人都吐得七荤八素东倒西歪的时候，吴国桢居然还是饮馔如常，他还特别注意着每天有谁能坚持到餐厅用餐。就这样经过了几天的颠簸，他目睹了坚持到最后的一位女生也躺下了，心中无比自豪。他的自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是想说明他有什么天赋异禀，还是想说明年轻人的争强好胜？还是某种自恋，自我中心？

自述的另一件事更能说明吴国桢的性格。吴国桢回国后在上海的一个什么大学任教，在1927年北伐军快打过来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位南边来的人。当时北伐军会为将来打进上海做些准备，特别是和一些英美的机构发生联络。某天，此人说是带着吴国桢去消遣消遣，转了几道弯，回答了若干口令，进到了一个地下赌场。开始的时候小吴还有些惺惺作态，以恪于家教推托一番，那人给了他一些赌本，明白说明：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

既然有这样的好事，那就下场子试试吧。哪曾想，初试莺啼的吴国桢一下子赢了三千多大洋！满载而归的小吴看着堆在床上的大洋，食髓知味，心思又动了。转过天，他自己揣着钱又去了那家赌场。人家问他暗号，他说我昨天刚和那谁谁谁来过，要什么暗号。一番争取之后，赌场放他进去了。此时的小吴，“人是昨天的人，钱是昨天的钱”，用当今的话说就是“信心爆棚”。

结果呢？大家会猜到的，小吴输了个一干二净。大家再猜猜看，小吴输急眼了会干什么？那种拿自己的胳膊腿儿下注的法子都是混混儿的做派，找东西翻本儿这种法子是一般人的思路，或者从此远离赌博，等等。吴国桢不是一般人，他出了赌场，然后进了巡捕房，揭发说他发现了一个地下赌场，要求当局立即将其查封。人家巡捕房对这种事儿本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小吴不是一般人啊，英文又好，说是你们要不马上处理，等案子闹大了都得有“连带责任”等等等等，后来还真把那个赌场封了。

由此可见，吴国桢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甚至不能受委屈的人。一旦不遂己愿，说翻就翻。这和什么“与蒋家父子政见不合”之类的说法不是一个性质，更和什么民主之类的没关系。简介里提到吴国桢“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其实这不是他最开始的打算。吴国桢刚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说是刮起了“吴旋风”，到哪儿都有饭局，还有演讲，人家给钱的那种。等这个热乎劲儿过去之后，吴国桢的利用价值就越来越少了，他只能自谋出路。

其实，我感觉最好的出路是跟李宗仁那样，回北京找他“大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过这个念头。问题是，55年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一篇“夜来临”，原文是英文的，火气还相当足，里边有一些对周恩来的评语，不怎么中听。而最关键的我认为是心态，吴国桢对周恩来是又佩服，又有些不服气。佩服的是，周恩来在共产党这边基础稳固，声望日隆，这个手腕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不服气的是，自认为才气是在周恩来之上的，因为周对吴一直是“赏识”的。吴国桢没有被统战，应该和他的自尊心有关，和什么反共理念没什么关系。

吴国桢开始在美国寻求一个教职，最初他还觉得以他的水平、资历在常青藤谋份差事应该不成问题。结果却并不如意，原因有一个，就像胡适说的：如果我这样的去了，那里的“中国专家”该怎么办呢？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说明了在美国，涉及东方文化这个圈子里，是是非非很多很多（用个粗俗的讲法就是“池浅王八多”）。大约是65年，《亚洲研究》（级别、背景不详）发表了某“中国专家”的一篇文章，吴国桢实在是看不下去，自己写了一篇寄到这个杂志要求发表。人家说要发表可以，需要修改，吴国桢坚持不改，说这是美国，言论自由。。。。。。，人家说了，OK，恕不奉陪。吴国桢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个气，要跟人家打官司。人家说了，OK，乐意奉陪。

结果呢？这件事情拉扯了一年多，不了了之。吴国桢这时候才觉悟到了，自己没钱，没有组织，以前奋斗了几十年到现在连发表一篇文章都做不到。

什么都没了。

有个不太恰当的比较：孙立人和吴国桢。两人都属于家世很好，少年才俊，都是清华毕业，都是留美，都是实干型的人物。到了台湾，孙立人是陆军总司令，吴国桢是台湾省长，一武一文正可谓是位高权重。都是仕途戛然而止，但结束的起因和方式以及应对都大不相同。后来陈诚对吴国桢的评价是：“吴氏始终挟美援以自重，狂妄骄纵，有增无已，实为一典型之新式官僚。其自私与无耻，或较旧官僚尤有过之。而台湾省政竟使此人主持历三年之久，斯可慨矣！”

孙将军后来接受了平反，去世之后倍极哀荣；吴国桢则是默默以终，两人的境遇又是天壤之别，真是---斯可慨矣！

陈诚的感慨只是对个人而言，如果从历史角度感慨，那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