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京就一定会提到“北京中轴线”，如今官方还以这个中轴线申请“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问题是老祖宗的中轴线有那么多说道，跟老外能讲清楚吗？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整明白呢。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文章，那篇文章基本结论就是北京的中轴线有偏移是为了指向元上都的位置。在这里就顺带说几句元上都。

今年六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多少多少届世界文化遗产的什么审查会上，经过两分钟的讨论就通过了将中国的元上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的第三十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地方有个专门的英文名字，叫XANADU，自从马可波罗在这里见到了忽必烈之后，他向西方介绍了这个“梦幻花园般”的地方，XANADU就不时出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西方人对蒙古人有种说不清的感觉，一方面视为黄祸，一方面又有英雄崇拜的情结。估计元上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老外去那里可能更积极了，哈哈。

如今从电视上看这里已经没有地面建筑留存了，考古人员只能根据原有的基础推测当年的风貌，而元上都也有个中轴线，这个中轴线也有点偏。如果根据这个来确认北京的选址与元上都有关联，这个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首先要确认的是，元大都的中轴线和明朝的中轴线是不是一个？如果不是，那么明朝的中轴线去指向元上都就解释不了了。还有，确定中轴线的具体操作挺复杂，我也搞不清楚，这里涉及风水的学派之争了（比如朱棣的长陵都偏了十几度，那绝对是有某种理论的，而不是测量误差）。至于北京的中轴线偏2度多，有人的解释说是磁偏角造成的测量误差，这个要校正起来又没完了，就此打住。

一般说法都是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全长约八公里。问题来了，永定门是明朝嘉靖年才修的，现在南二环这个线路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修的外城的位置，拿永定门当起止点肯定不正宗。老祖宗干事儿讲究四平八稳的，建城市建宫殿什么的搞个中轴线，所有的部分就很容易安排，就合“礼”。其实中轴线这个说法还不很精确，比如一个建筑群是东西走向的，也会有个中轴线；一个大建筑群里还有小群体，也会有各自的小中轴线。老祖宗一般把南北向的标向称为子午线，子在北方，午在南方（比如有种很高规格的形制叫子午桥，还有这个子午线的说法被引申到了其它领域，比如子午线轮胎）。如果叫子午线，自然就会有个起止点，它不会无限制地延长下去。

据北京文史馆的资料显示，北京解放之后全城都在进行大扫除（治理龙须沟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在清理地安门外后门桥淤泥的时候，挖出了一个一丈长的方形石柱，柱顶雕刻了一个老鼠。子就是鼠，鼠就是子。那么，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还应该有个刻着马的午柱在南边。但是，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柱子，而且关于这两个（理论上存在的）柱子居然没有清晰的记载。当时就这个事情有关部门去请教了朱启钤老先生，他的判断是：午马柱子应该在天桥的桥下面。

朱启钤字桂辛，所以有时候人们称他桂老。桂老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我还没看到详细解说。但是原来天桥那个地方有桥是确实的，按规矩在南郊外多远的地方就该有桥，这是整个都城规划的一部分。后来河道改了，桥也没了，只剩下个地名。至于这两个柱子为什么没有记载，我猜是当初定这个子午线就相当于定“龙脉”了，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随便把柱子拔出来，那不是“龙脉”就毁了么。

元上都和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叫刘秉忠，他原来叫刘侃，侃大山的侃，天上地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忽必烈听他侃过一回之后，立马加以重用。元朝的“元”字就是他给挑的，《析津志》里记载了他确定中轴线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北京中轴线（或者说这子午柱子）都不是他干的。因为明朝修北京的时候，把前门、钟鼓楼的位置整个向东平移了100多米。这么做的出发点我想象是要和前朝有些割裂的意思，还有更狠的法子是在原来延春阁的位置堆起了景山，“镇”住蒙古人。刘秉忠另外有件很邪门儿的事情是，他预先刻了块碑，说是随葬品。后来他的墓被盗，大家在他的墓里看到那块碑上写着“为盗者李淮”，结果照这个线索查下去，还真是一个李淮干的。人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活着跟死了没啥区别嘛。

回头继续说桂老。桂老虽然没刘秉忠那么神，那在民国时候绝对是当当有名！他的姨夫是清末的军机大臣瞿鸿禨，他自己当过清朝的官，也当过袁世凯的官，最高的时候代理过国务院总理。上海解放的时候周恩来专门派人去劝说他留下来，后来他回北京定居，活了90多岁。他生了九个（？）闺女，有一个嫁给了张学铭，还一个就是和张学良有些关联的“朱五小姐”。其实当年马君武写那个“赵四风流朱五狂”真的没什么道理，就一八卦，而且是很不厚道的八卦。若干年后在一个宴会上，朱五小姐专门到马君武那儿自我介绍了一下，臊得老马立马就逃了。

桂老属于很有办事能力的人，民国初年办的都是肥差。袁世凯准备复辟的时候，朱启钤是筹备处主任，整个登基大典的开销大概是二千万大洋，您掂量掂量！他在东四附近起了一座宅子，四进院落，占地3000平米，您想想他得多有钱。这还不算什么，他有钱了还特有追求，组织一帮人办了个中国营造学社，属于私人学术机构啦，还正经有国际学术交流呢，梁思成学建筑还是朱启钤的指引。

关于城市规划和改造，朱启钤做过许多事情，比如街道两旁植树，比如开通前门之类的。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住中南海，那时候南海子没有南门，袁世凯总觉得走东西两边不得劲儿，不那么正当的感觉。朱启钤就把乾隆时候修建的宝月楼底层打开，楼前的院墙拆掉，两边往里一折接上宝月楼，湖边建起一座影壁，这就成了新华门。后来章太炎到北京的时候，看见这个门，大发议论说“什么‘新华门’，简直是‘新莽门’”。这是把袁世凯当成现代王莽了。

还有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天坛景山公园等等也是他主持开放的，最早还不叫中山公园，叫“稷”园（本来这里就是社稷坛的位置），也叫中央公园，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才把公园改名成中山公园。他还专门在公园里给自己预备了一间办公室，不光是图这里的环境好，交通方便，还是为了赏花。

中山公园里办花展可是有传统的，现在大概正是菊花展的时候了。以前的文人讲究“通琴棋书画，玩花鸟鱼虫”，“花”是排在该玩的第一位的。桂老这个圈子的人能看上的花，可都是名花。怎么有名呢？

比如号称是国色天香的牡丹，以前北京最有名的不是在紫禁城里，也不是在某个王府里，而是在宣武区的崇效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查查。崇效寺的牡丹好看，关键是管理得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施肥。现在咱们养花有各种各样的营养液之类的，以前一般人家往花盆里扣鸡蛋壳什么的，有比较生猛的往植物底下埋些死动物的，这些法子出家人都不能干。人家崇效寺给牡丹上的肥就是熬黄豆，把黄豆熬上两天，那就是最环保的营养液了。

光有了“营养液”还不算完，不是把黄豆浆倒树根底下就好了，而是要在牡丹根部周围掏几个洞，将熬好的黄豆汁儿（当然是冷却之后的）灌进去。这些洞掏几个，掏多深，距离根部多远，那都属于知识产权范围了，呵呵。外人可以看到的是：掏洞用的是竹签，绝对不能用铁器！为嘛呢？您琢磨琢磨。

朱启钤想赏花，不能总去人家崇效寺，自己也得有些拿的出手的，你不是有牡丹吗，咱就来芍药，反正看着都差不多。中山公园有一批好芍药，号称是明朝留下的品种，个头跟牡丹差不多，白得跟玉兰差不多，花瓣还有镶边的效果，人称“玉搔头”。桂老对这花可是花心思了，你不是熬黄豆吗，俺熬蹄筋！这就是玩出境界了。但是再怎么着，芍药就是芍药，怎么也成不了牡丹。

解放以后，崇效寺那里要腾出地方办小学校，那里的牡丹就都给移到中山公园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中山公园怎么净是好东西呢。问题是，移哪儿不好怎么就去了中山公园呢，我觉得还是桂老牛，哪朝哪代说话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