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月拍照还是一件挺高大上的事，一般人家，除了需要拍证件照，难得进一次照相馆，就连我们楼下的上海丫头小伟小辉小彬三姐妹，别看她们都穿“布拉吉”，嚼“大大”泡泡糖，可要比照相她们就不行了，我家有照相机，想啥时候照就啥。。。。其实，咳，其实也不是啦。

每年夏天必定有那么一天，一个飘着薄雾的清晨，母亲一手领着妹妹一手拎个大包，里面有大饼黄瓜西红柿茶叶蛋，是全家的午饭。我和姐姐紧随其后，装满酸梅水的军用水壶挎肩背着，搭在屁股上欢快地蹦跳。父亲提着他的黑色人革包，不用说那里是相机和胶卷，游园去啦。我们住城西山脚下，市郊火车得走一个小时，风从车窗外吹在鼻息间，凉爽，清新，我们姐妹端坐着，被外面一闪而过的树木电线杆破旧的民房吸引着，不时转回头来用眼睛交换喜悦和急切，终于又见到山岚袅袅，到啦，五泉山！鸟鸣虫唱，山风飒飒。登山，拍照；找五泉泉眼，拍照；骑电马（CAROUSEL），拍照。。。压轴的节目是下馆子，敞开肚子吃一顿肉包子，这时候水壶里的酸梅水已经换成了清凉的泉水，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父亲给他自己打一碗啤酒。。。那是多么挥霍的一天。这一天还远没有结束，等到父亲轮休的某个周末的夜里，就该冲洗照片了。我是父亲的帮手，找来最大的两个汤碗，一个给显影液，一个给定影液。父亲从盒子里搬出洗印机，支架好，我用红领巾包裹住台灯灯泡。。。哦，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鲜血染成，跟3丫头们炫耀时一定一定要对这个细节保密，太反动了。

相纸无论光面的还是斜纹面的，都得省着点儿用。父亲先裁出几张大的，5、6寸的样子，这是将要镶进镜框的，略小些的会压在桌面的玻璃板下，剩下的边角料就随我方方圆圆了。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用镊子从一个碗里夹出来，放进另一个碗，再转移到桌面凳面上晾干，最后用花剪刀剪出花边，事就成了，与专业的唯一区别是没有“东风照相馆”字样。如果还有后期制作，那是姐姐的事，她有耐心用水彩把我们打扮得头发乌黑脸庞红润，衬衫上花是花叶是叶，换成我，大家都得蒙面穿连体服。

在那个年月，父母所有的生活就是工作养家，没有时间和子女嘘寒问暖谈心交流，忙碌了一天，下班前取出蒸气箱里刚蒸好的两盒米饭，带着浑身的汽油味回到家，换下衣服奔厨房，迅速拨拉出一、两盘菜添饱全家人的肚子后，他们的第二份工作才刚刚开始，拧麻绳纳鞋底拆洗被褥翻新毛衣裤，孩子们当然也得帮忙，把洗净晾干的毛线绕成团，截掉磨损厉害的线，线头要续得尽可能小，还得结实，线团再回到母亲手上，姐姐的毛衣就变成了我的，我的给妹妹，多余的凑成花花绿绿的围巾、手套。。。这一直是我对童年家庭生活的记忆。如今，手捧着这些发黄的照片，它们真真切让我记起：远不止那些哦！一年里的一天，一天里的无数个瞬间，加上现在因为时空距离所酿成的想象，所有这些汇聚成一条蜿蜒细绵的河，从40多年前缓缓流过来，经年累月、水到渠成一个词，“恩情”。

这就是那台父亲60多年前从苏联带回来的相机，一起来的还有留声机和洗印机，留声机刚一回国就换成谷子给父亲的3叔娶媳妇了。父亲说，这相机有2、30年没用过了，不过肯定还好使。

和相机放在一起的是几卷曝过光的胶卷，他取一卷出来，给我示范怎么装卸。胶卷老了，脆了，一扯就断。装胶卷的手老了，抖抖发发，不再灵活。父亲放下胶卷，拿起一块抹布，里里外外仔细地擦，轮，轴，快门，镜头，边擦边说“应该上点油了”。

“我看啊，你拿去也是白拿，不会用嘛。。。你得。。。看这说明书，你读不了吧？”他翻开一页，指点一下，又翻一页，“这儿，还有这儿，俄语，你全都不懂。”父亲轻叹一口气，我的记忆回到小升初的那年，人人以为要留级的我竟然在升学榜上名列500多人的第4名，父亲一下对我有了信心，要教我俄语，一个暑假教下来，我才刚能嘟噜嘟噜一些字母。读不懂说明书，可是我读懂了父亲，自幼丧父，10多岁离家自谋生路，在油田，在炼厂，在中国，在苏联。。。20多岁的青年，省吃简用，终于有了心爱的宝贝，脸上的光芒，心头的雀跃，这应该是这辈子他给自己买的最昂贵的物件了，有了家小之后，他连喝一碗啤酒都要掂量再三。

打理了一遍，父亲扣上相机皮套上的摁扣，用力握了几握，一声“拿去吧”，完成了交接仪式。我接过来，什么都说不出，老物件，沉甸甸地。他还交给我一包老照片，能见面的次数已经不多，在这些照片里，我和父亲永远相视其中。

小冰你不是说和我心有灵犀吗？来，考验一下你的灵和犀，哪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