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萬億與反控力 |
| 送交者: lesson 2009年11月21日08:33:54 於 [股市財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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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億與反控力
姚齊源 宋曉麗
近來，一個新詞語——“後金融危機”——正悄然而至，這意味着人們認為金融危機正在過去。 真是如此嗎？ 確實，主要經濟國家（美國、中國等）的一些指標有所改善，股市也開始回暖，但這是否意味着經濟危機已真正過去？此次危機暴露出的深層次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恐怕除了說話膽大的少數人外，沒有多少人敢下什麼結論。因為此次危機所折射出的問題，遠不像人們開始想象得那樣簡單。 一、調控：不僅要考慮政策本身，更要注意反控力逼迫下的政策變向 2008年金融危機（下簡稱“08危機”）起始，國家就出台了高達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政策。但政策剛一出台，就有人認為：與其大規模投資，不如建立社保，以增強居民消費信心，真正刺激需求。 其實，投資過度而消費不足，已是中國經濟自90年代後期以來就被上下都弄得再明白不過了的一個老問題，按理說，08危機初始就該下決心解決之。然而，一個令人氣餒的情況是：儘管中央很早就指明了調控的“重投資、輕消費”的缺陷，但說歸說，就是遲遲難以糾錯，最後也僅只是微調而已。據2008年底的報道：“ ……保障性安居工程增加1200億元，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增加1100億元……同時，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工程建設分別減少3000億元和1400億元”，“調整率”不過6%，九牛一毛而已。 正是這種調控選擇上的首鼠兩端，使“四萬億”誘發了新一輪投資膨脹。僅據政策頒布一個多月後的統計，各地“配套投資”已高達18萬億元。2009年8月國家正式提出“產能過剩”判斷，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指出“目前……一些行業產能過剩、重複建設問題仍很突出，不僅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的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風電、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重複建設傾向。”而實際上，此時的產能已過剩至極——兩類基本供給的需求彈性均呈惡降態勢：“輕工/消費彈性”，從2007年1-9月的1.013下降到2009年同期的0.576，降幅為43.1%；而“重工/投資彈性”則問題更大，從0.742下降到0.261，彈性降幅竟然高達64.8%！即便考慮價格因素，這樣的降幅也顯然過大（因為此間漲價不多）。這意味着，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都正在喪失着對有效增長的刺激力,其中投資尤甚。 表一，2007—2009年1-9月工業生產的需求彈性 2007年增長率（%） 2008年增長率（%） 2009年增長率（%） 彈性:09年比07年下降 輕工 16.1 13.1 8.7 重工 19.6 16 8.7 消費 15.9 22 15.1 投資 26.4 27.6 33.3 輕工/消費彈性 1.013 0.595 0.576 -43.1 重工/投資彈性 0.742 0.580 0.261 -64.8 毫無疑問，這種狀況，本來應該促使決策實現重大轉變，用霹靂手段把需求支持重點從投資轉到消費上來。然而人們很快看到，抑制產能過剩的要求發出不足一月，很快再次復舊，以這樣那樣的“堅持”、“不變”，再度回歸到了“重投資輕消費”……。 觀察此種變化之背景不難發現，就目前的經濟刺激政策看，並不在於調控措施本身是否“得當”，而是有一股強大的“反調控力量”（以下均簡稱“反控力”），在頑固地對調控政策進行着“反調控”，迫使其服從“反控方”的需要。這一點，其實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有，習慣上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發揮到了淋漓盡致。 調控被“反控力調控”這種狀況還將繼續，所以儘管經濟增長有所恢復，但金融危機還遠未擺脫。從表二不難看出，貨幣發行就出現了新的惡化態勢，在2008年同期的“向好”（同期增幅下降）之後，今年以來再度“向壞”，廣義貨幣增幅竟然比前年（2007年）同期高出50%以上。 表二，2007-2009年1-9月貨幣發行增長幅度 貨幣發行量增長率 07年1-9月 08年1-9月 09年1-9月 貨幣和準貨幣（M2 18.5 15.2 29.3 貨幣（M1 22.1 9.2 29.5 流通中現金（M0） 13.0 9.3 16.0 這就是反控力強大的後果。所以對於中國這次克服危機來說，與其翻來覆去地去研究什麼是“好對策”，不如首先認真研究，在既定政策頒行後，有哪些力量會反調控？反控力將如何進行反調控？在反控力存在並且很強的前提下，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將是何種狀態？ 二、08危機：不是一般性的供需失衡，而是重大結構演化遭遇了強大反控力 1、兩類不同的危機 08危機乍起時，國內一些論者相當樂觀，以為這屬於常見的經濟周期波動，以美國等現代發達國家的調控能力，“危機”立馬會成為過眼雲煙。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事情沒有那樣簡單，危機比預想得要嚴重得多，於是“難以見底”、“W型波動”、“危機將是長期的”等論調又疊起。之所以會樂極生悲，就是一些論者把經濟的重大結構演化過程，誤判為了一般性的市場供需失衡。 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一般性的供需失衡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消費需求不足→就業減少→需求價格下降→投資結構調整及增加→就業增加→消費需求增加→需求價格上升……”。顯然，這個過程是可以靠市場自動調節、或者說“看不見的手”支配的。所以，“經濟衰退”越來越不是什麼談虎色變的事，歷史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歷史不只有一種經驗。兩次世界大戰給人們的啟示是，在某些條件下，市場經濟的危機，會比一般性供需失衡可怕得多。這個“某些條件”，就發生於經濟發生重大周期性結構演化的階段。按照筆者研究，所謂的“重大結構演化”，指的是“重大產業發展周期升級”：從“農業周期”升至“工業周期”，再從“工業周期”升至“服務業周期”，再後又從“服務業周期”升至“大文化業周期”……（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5t8.html）。每一個產業演化周期,都有一個從創新到成長、再從成長到穩定、最後再轉變為下一代新周期的演化進程。在這個演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個與一般供需失衡所不同的突出問題是：基礎性生產要素——勞動與資本，其間將發生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勞資矛盾將不會按照那種“你發財我亦改善” 的“帕累托改進”去調整，而會出現“你發財我蝕財”的“希克斯改進”。於是，危機的克服，也就不再具有前面那種“一般性供需失衡”危機的可自動修復性，而要靠“非自動修復”。概括起來說，其運行的基本特徵是： ——首先，重大產業結構演化屬於產業“質變”，像在農業周期轉變到工業周期這一演變過程中，就不是一般性的資本進出，而是要將大部分勞動從有產農民變為無產工人的轉變，這對勞動和資本素質也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勞資關係將會有新的重大變化，甚至可能走向尖銳衝突，所以這種調整就痛苦得多。 ——其次，由於重大產業結構演化過程比較長，這就需要長期持續某種“偏態”制度。例如，從農業周期向工業周期的轉變中，就需要一種更加“偏活”（活力更強）的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去激活要素轉變。但這種“偏活”的制度有一個基本特徵，就是當其持續過久時，會使勞動與資本的收入分配過於向後者傾斜，所以會從制度上加劇利益結構調整的難度。 ——最後，由於重大產業周期性變化中的產業與制度的調整難度同時增大，使危機的克服難以自動進行，這就需要“外部干預”，即“非經濟”（或者說通過政治制度進行）的調控，實行強“公”（政府經濟管理）弱“私”（市場），對勞資關係作出校正，以最終克服危機。但是，由於“偏態制度”持續過久，既得利益主體會強烈地要求維護既定製度，使公私校正這樣的外部干預難以推進。例如中國現在就流行着某些主流學者“民主要防止民粹”的呼聲，壓制着弱勢群體訴求。 顯然，在上述種種矛盾中，各不同的利益主體，將會分別作為推進合理調控的力量——“控制力”，和阻礙合理調控的力量——“反控力”，進行各種較量，也就是人們愛說的“利益博弈”。他們之間的衝突往往會被激化，甚至會演變為“階級鬥爭”（人們可以不喜歡這個概念，但一定條件下又無法不承認它），從而導致糾錯過程的不確定性。例如中國目前頻繁出現的群體事件，就會迫使利益“調整”以非常方式進行，其結果就很可能是一種“以錯糾錯”的扭曲“調控”。 應該說，在一般性供需失衡中，也會發生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博弈，但由於沒有上述產業的、制度的、政治等方面的歷史性演變，所以其衝突性比較弱，市場機制自動調整的能力也不會被壓制甚至消除。而在重大結構演化時期，上述產業、制度、政治等因素使利益博弈具有比較尖銳的衝突性，甚至某種破壞性，使市場機制失去效力。所以，市場經濟狀態下有兩類不同的危機：一種是一般性供需失衡危機，可以自動調整；另一種是重大結構演化中出現的危機，一般難以自動調整，兩次世界大戰其實就是以此類調整為背景的。 2、中國進入工業周期後的兩次轉軌 以此觀察，08危機中的中國已處於上述“第二類危機”之中。因為中國目前恰恰處於新的重大結構演化階段，只不過不是上面所說的需要“偏活”的演化，而是需要類似開始向工業周期後期轉變時“偏穩”的演化，類似二戰前後歐美國家那種演變。中國經濟從農業周期進入工業周期後，先後進行過兩次重大結構演化，因此有了兩次重要的“轉軌”。 1）“第二次轉軌” 這是從農業周期向工業周期的轉軌，或者叫“（建國後）第二次轉軌”（建國後第一次轉軌，是農業周期中從創新成長期到穩定期的轉變，詳見下面馬上就要提到的那本書）。此次轉軌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這裡不去展開，與本文其它地方的討論一樣，有興趣者可以參閱筆者的《轉軌：兩種力的博弈》一書（http://blog.sina.com.cn/pfyhjjx）。第二次轉軌的最基本特點，就是要着重發揮市場在經濟調節中的主要作用，所以在這一階段中，就勞動與資本二者而言，資本是更強大的改革動力，是合理調控中的控制力。對此說法，左翼人士可能不大喜歡，但如果他們還相信歷史唯物主義，就至少曾經把資本主義看作是對於封建制的進步。 此間還發生了一個對中國改革有着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美國為了改革其二戰後形成的、已日趨僵化的福利市場經濟，開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而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講，這一做法在當時是正確的（後面還要講到）。於是，把美國作為重要的開放對象和學習榜樣的中國改革，又帶上了強烈的“中國式新自由主義”色彩，儘管這在中國開始也有其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畢竟迅速導致了在幾乎所有領域推進“泛市場化”，最終製造出了聲名狼藉的“新三座大山”。 2）“第三次轉軌” 自1995年以後，中國經濟又開始了建國後的第三次轉軌。這次轉軌，與第二次有着很大的不同，這是從工業周期的“創新—成長期”向“穩定期”轉變。其制度選擇，出現了一個新特點：主要不在於更多地增強活力，而是要對在“中國式新自由主義”推動下已經失穩的經濟結構進行協調。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改革”與“市場改革”混為一談，從一種“偏穩”的經濟（“偏計劃”的經濟）改變為一種“偏活”的經濟（“偏市場”的經濟），是一種改革，例如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而從一種“偏活”的經濟改變為一種“偏穩”的經濟，同樣也是一種改革，例如西方發達國家從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的轉變。二者都是歷史演變的要求。這一點，右翼又會很反感，但這同樣是歷史事實。 儘管由於“唯有市場改革為改革”新僵化思維的影響，上下對“第三次轉軌”的認識都比較晚，但隨着利益矛盾逐漸突出，至少中央一級已經越來越清楚：在某些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非“活”不能增速；而在另一些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非“穩”則不能持續。於是，國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向“穩”調整的口號：例如“可持續發展”和“統籌協調”，例如“兼顧效率與公平”，例如加快建立社會保障，例如注意弱勢群體，等等。特別是2003年以後提出的“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兩個口號，基本確認了這次轉軌的“穩”的取向…… 進而，也就招來了新的麻煩。 3、遭遇四股強大的反控力 近年來，一些代表社會強勢方的人心急難耐，高呼國家強化公共利益本質上是“改革倒退”；而另一些代表社會弱勢者的人則更是怒火中燒，認為各級政府口頭上的“以人為本”實際上是“以資為本”。對於同一事件，雙方都是惡語相向，人們很不喜歡也很害怕的階級鬥爭宛如似曾相識燕，使宏觀決策左右為難。足見第三次轉軌遭遇了十分強大的反控力。概而言之，這些反控力主要有四股： ——資本（家）階層。客觀地評價，資本階層，本來是上次轉軌（即從農業周期轉向工業周期中開始階段轉軌）這一“搞活”階段的改革與發展之基本動力，對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功不可沒。但是，在眼下的新轉軌中，它正歷史性地轉化為一種反控力，因為這個階層已成為了不斷惡化勞資關係的主要方面。由於中國資本階層是在激烈而又複雜的競爭中成長起來，對資本有一種至狂的渴求，以至於留下了許多“原罪”，這就使得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利益衝突特別尖銳，其“反調控傾向”也就特別明顯。本次危機中先後出現的“胡德平要求赦免原罪”、“張茵反對修改勞動合同法”、“任志強主張房價不斷上漲”等怪異論調，就是他們堅決反調控的典型，而“四萬億”政策主要轉化為投資，則基本上服從了這個階層的利益。所以資本階層是第三次轉軌的反控力的核心力量。但須注意的是，資本階層在本次轉軌中是反控力，不等於他們永遠都是反控力，在下一個新周期轉軌中他們將會再度變為控制力，這就是所謂“歷史的螺旋式前進”。 ——被“泛市場化”的“地方與部門”。目前，腐敗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大疑難雜症，究其根源，不僅僅是人們愛說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更是自實行新自由主義以來在“泛市場化運動”下推行“公共服務有償化”、換言之就是某種程度的“政府私有化”的結果。一旦允許公權成為交易品，“官員資本家化”就成了一種“最高追求”，它可以讓任何“嚴厲措施”、任何監督機制都會在“合理不合法”的腐敗面前孱弱無力，無論有無憲政民主的國家，都有此教訓。所以，“地方和部門”已是目前中國無窮無盡的市場化的最大受益者，勢必會堅決反對“穩化”取向的宏觀調控。今年某網站以《地方政府是內需乏力的主凶》為題，說到“地方政府其實都是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集團”，並稱全國工商聯的最新報告證實“房價中的一半以上都是被地方政府拿走的。”這種以贏利為目的的政府，必然與資本勾結在一起。其實，前述把4萬億迅速放大到18萬億，就是地方與部門反控制的一個典型，因為執行消費政策地方和部門難以拿到好處，而在投資政策中拿到好處機會則大得多。 ——被“泛市場化”的“事業單位”。眾所周知，中國居民之所以“不消費”，就在於“新三座大山”的巨大壓力。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涉及到“人力資本積累”的部門，由於其供需關係具有預期性（未來性與模糊性），“強即期性”的市場調節，很容易使其偏離實際供需關係，所以原先都將之安排為“公共部門”，以“強預期性”的“計劃經濟”進行調節。而隨着改革向“泛市場化”推進，這些部門也都一一被“市場主體化”了，它們利用該行業供需關係的預期性，把老百姓不知道如何估價的需求，變成了“天價供給”，這些“事業單位”自然地都變成了一個個的暴利行業。這使得亟需的社會保障改革難以推進，消費率也就難以提高。所以，這部分“單位”也是反控制的重要受益者之一。 ——除此而外，還有一類人數不多但影響頗大的反控力——依附於反控力的“理論家”。眼下“主流經濟學家”名聲之所以那麼壞，就在於他們完全依附於資本，進而也從曾經推進過改革的控制力，轉變為了反宏觀調控的反控力。茅于軾公開標榜“為富人說話”，吳敬璉主張要繼續按供應學派思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厲以寧竭力推動林權改革，等等，在過去或許還有某種合理性，而在需要增強公共性的調控中，就都轉換為了激化勞資矛盾的反調控行為。有位喜好給國人上課的“海外學者”陳志武，居然把人們早有定論的“中國人為何不花錢”的原因，說成是“金融市場發展不足”，並據此吹噓美國已經出了毛病的“超前消費”，除了怡笑大方之外，只能說是其在控制力與反控力激烈對抗中已感情化的“資本立場”所致了。所以，這些“反控主流”遭遇社會多數人的惡言，實在不能心懷耿耿。 4、誰是“控制力”？ 儘管反控力已成為調控的嚴重障礙，但它也不是沒有“剋星”，與上述四種反控力相對應，還有一類對結構演化起促進作用的力量——控制力，將會分別與各反控力進行對決，所以其主要也有四種。有趣的是，在上一次轉軌中，這些控制力更多地在扮演着反控力的作用，這才有了反控力與控制力各自的都不那麼“華麗”的“轉身”。 ——與資本階層對應的勞動階層。在資本階層作為新興發展動力而處於上升地位的那個階段（嚴格講，應從1970年開始，到1995年結束），長期依附於國有、集體企業的勞動階層，對於觸及其切身利益的改革，確實是有着抵制傾向的，無論他們的境遇多麼地值得同情，其確實在起一種“反控力”作用，這一點是勿庸迴避的。而隨着“泛市場化”的弊端不斷明顯，導致第三次轉軌艱難，資本階層的反控力角色越來越鮮明，相比之下，勞動階層作為控制力的作用也就越來越顯著。轉軌，從根本上講是勞動與資本這一對基礎要素關係的再調整，經過三十餘年的制度充分“活化”（“泛市場化”）後，對資本的補償已經達到極端過度，而對勞動的補償則降到極度短缺，基本供需關係已被嚴重破壞，無法再產生新的需求，嚴重阻礙發展。所以，“提高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已經不僅是勞動者與中左翼學者的訴求，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學者”及一些地方官員都如是說，儘管他們是違心的。就此而言，勞動階層，已成為新第三次轉軌的的“第一控制力”。 ——與“地方和部門”對應的“中央”。1995年以前的中國，處於需要不斷放開搞活的過程，而無論是出於傳統影響還是實際需要，中央政府的主要行為，是要去“校正”放開搞活行為，所以其反控力屬性更強一點。這話不大好聽，但仔細想去，改革開放前20年，不就是中央力求“管住”，地方、部門、企業力求“搞活”這樣的博弈關係嗎？在那個階段中，顯然後者的行為要比前者合理。然而在進入工業穩定期以後，再無休止地“放開搞活”，只能使越發地放任國民收入向資本傾斜，越發地放任經濟無序性和不穩定性。因此，在此階段，中央的統籌作用顯然日趨重要，實際上，本世紀初以來，在調節勞動與資本關繫上，地方與部門的態度一般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只有中央政府還真的有所作為。當然，由於“政府私有化”的影響，特別是與地方和部門的天然聯繫，中央也要受各反控力的制約，所以時而也會看到其舉棋不定甚至服從反調控的怪異。 ——與“事業單位”對應的“中產階級”。主流學者們之一大謬誤，就是把“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混為一談。其實，“中產階級”是一個在“服務業周期”中成長起來的、介乎勞動階層與資本階層之間的階層。這個階層的存在與發展，既不主要依賴於勞動也不主要依賴資本，其所主要依賴的是其在“人力資本”上的特別優勢。諸如科學家、工程師、教師、醫生、文藝人、律師等等，均屬此類。這個階層的基本特徵是：他們既沒有無產階級那種“失去一切”所導致的激烈，又沒有資本家階級那種極欲“占有一切”所推動的極端；所以，在近代社會，中產階級是一個社會矛盾的“緩衝層”。而對於中國而言，它更有一層特殊作用：由於這是一個工業周期中開始興起的新生階級，所以他們屬於新興控制力，或者說未來控制力，因為恰恰是這些階層正好處於“新三座大山”所涉及到的那些部門，所以，他們直接決定着全社會的“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影響着勞資關係的調整。但是這裡有一點需要注意：在相當一段時間裡，由於該階層曾依附於“事業單位”的利益，故其也曾經有過“反控力依附”的一面；而隨着新調整，這種地位將漸漸喪失，實際上，“事業單位改革”，正在將這個階層與“事業資本家”分離開來。 ——與“依附反控力的主流學者”對應的“中左派學者”。與右翼學者依附於反控力一樣，有少許“中左派學者”開始依附控制力。其最典型代表，為中國經濟學元老劉國光，他是目前唯一堅持“歷史主義的改革開放觀”的“國家級理論家”，不僅僅是“不左不右”，而是明確指出了隨着發展階段的不同，要將原來“偏右”的政策，適度調整到略為“偏左”的方向上來。所以在調整勞資關係和公私關繫上，中左派學者是傳遞控制力的“聲音”的，儘管其作用目前還比較弱。 5、三大博弈，三類矛盾 上述四組反控力和與之對應的四組控制力，除了直接對應者之間的博弈外，還將形成彼此交叉的諸多的博弈。比如說，本來應該去調節勞資矛盾的政府，可能受“官員資本家化的”影響而反其道而行之，從而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官民博弈”，而這種博弈的背後，仍然是勞資衝突；又比如中產階層與勞動階層之間，自“新三座大山”出現後博弈加劇，但隨着保障制度逐步推進，一般勞動者與中產階層的博弈會變得不那麼重要；……等等。所以，從理論上和實踐中看，對轉軌起主要作用的、對08危機影響最大的，主要還是前三種博弈，或可以稱之為“三大博弈”。 這三大博弈，將會使各類矛盾不斷轉變：在矛盾平緩時，會使經濟得以正常增長；而在矛盾激烈時，便會爆發為某種阻礙發展、甚至破壞社會的“危機”。據此，矛盾又可以歸結為三類： ——第一類，衝突性矛盾。例如，由於勞資矛盾是最基礎的矛盾，而工業化過程中又最易於發生勞動者無產化傾向，所以其變化最為劇烈，在轉軌中它最容易具有衝突性（注意：在非轉軌時期，這種矛盾可以是非衝突性的）。此外，由於本質上與勞資矛盾相同，“地方與部門”與“勞動”之間亦容易發生此類衝突。 ——第二類，非衝突性矛盾。例如，一般而言，普通勞動階層與中產階級之間，矛盾就不那麼直接；又如中央政府所處地位，使其與勞動者之間在許多情況下也不會發生衝突性矛盾。 ——第三類，衝突性與非衝突性混合的矛盾。“官民矛盾”就是一個典型：如果就中央政府看，與“民”（勞動者和中產階級）之矛盾比較少；而地方與部門，與“民”之間的矛盾就比較尖銳。 筆者對“反控力”進行了測量（參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6h7.html），結果表明：自1995 年中國經濟開始新的“活轉穩”轉軌以來，除了少數年份外，反控力多處於明顯高於控制力的水平，2003年以後都在控制力的兩倍以上。在這種狀態下，調控被逼迫而反彈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從實際看，中國這次調整過程中，維護新自由主義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例如，一些人總是寄希望於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也就是寄希望於股市、房市解決居民保障問題，這等於是把應該統籌協調的問題，又推向了已然對之失效的市場，其結果，除了繼續製造泡沫外，還勢必導致財產收入的兩極分化（這倒是為資本積累作出了貢獻，因為連小股民都早已看穿了“為大戶抬轎子”的股市遊戲）。目前的所謂“投資需求”實非投資需求，而是資本需求，是全社會追求“資本家化”的產物，而資本家絕不會是普及於全社會的。 因此，調控中會出現目前這種無效產能難以收縮、“經濟增長但就業減少”的背離調控目標的狀況。勞資矛盾不斷惡化，通鋼事件、林鋼事件、鄧玉嬌事件、劉漢黃事件……等等，一起再起。這種反控制引發的衝突，又只能迫使調整以非常方式進行，其結果將會是一種扭曲的、以錯致錯、後患無窮的調整。
三、外部：不只是美國危機影響，還有中美之間的“雙輸博弈” 中國這次克服危機的難度，不僅來自內部，還來自與外部的互動行為，或者說“外部反控力”的障礙。一般認為，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引發的；而從實際情況看，美國的金融泡沫確實直接誘發了危機；而許多學者還進一步指出，這次危機是美國長期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 不帶偏見地講，美國實行新自由主義，在福利市場經濟從興到衰的過程中，是符合經濟周期演化的需要的，因為美國那時正好開始了“大文化業周期”的“創新—成長期”，需要一個“偏活”的制度。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還包括英國）實行的市場化改革，也確實搞活了它的服務業、大文化業，尤其是創造了全新的網絡產業，並遠遠領先於其它國家（詳見《轉軌：兩種力的博弈》）。 但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後來也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多數研究都指出美國問題在於消費過度，但這樣的分析失之簡單了一點，無論人們主觀上承認還是不承認，美國的消費過度與中國的“消費不足”有着內在聯繫，中美兩個最大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之間的某些經濟互動，造成了一種最終對雙方都不利的“雙輸博弈”，加劇了金融泡沫的全球化。 1、不同發展周期導致的“非對稱互補”。由於中國的發展比美國整整低了兩個周期（中美之間隔了一個“服務業周期”，目前兩國所處都是各自周期的“穩定期”階段），又使二者之間看似有一定的“互補性”：中國需要工業技術與設備，此為產業升級必須；美國需要填補其已變為基礎產業的工業等產品的供給不足。但這其中存在着兩個障礙：一是“低端產業互補障礙”，在新自由主義的充分競爭下，中國低廉工業品可以順利進入美國，推動了美國的“產業空心化”，使其製造業趨於萎縮，就業人口大量湧入金融、保險、房地產等“虛產業”；二是“高端產業互補障礙”，在市場化推動下，中國一段時期里高端產業停滯，而美國又需要保護其高端競爭力，所以高端產業互補難以彌補低端互補差額。這就出現了“非對稱互補”：美國高價值轉移難，中國低價值轉移易。 2、持續推行新自由主義形成的制度障礙。由於非對稱互補，中美之間形成了巨大貿易逆差。其解決辦法，本來應該是在新自由主義出現問題之後，逐漸推進“穩化”的制度安排：中國應該通過公共政策支持，提高對高端產業的吸納力，而美國則需要通過公共政策支持，提高對低端產業的容納力，以增強雙方互補的對稱化。然而由於中美兩國在新自由主義的“泛市場化”上相互促進，制度“穩化”條件很弱，活轉穩改革難，導致“非對稱互補”難以克服。 3、中美的“經濟金融化”，使雙方共同選擇了“以虛補實”消解逆差。中、美兩國的新自由主義各有特色，但共同點是“經濟金融化”：由於美國發展周期高，產業總體上預期性偏強（這是高端產業的特徵），使其預期金融市場過度發展，股市、房市等泡沫嚴重，持續其產業空心化；中國產業周期偏低，產業即期性強，除了金融市場虛增外，通過大量增發貨幣推進金融化，使國民收入大量轉入資本方，而勞動方的收入又大量轉化為教育、醫療、住房等“人力資本積累”，消費嚴重不足，被迫持續增加出口和投資，導致了工業比重過大、後繼產業發展不足的“產業實心化”：在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之比持續上升的同時，第三產業與第一、二產業加和之比，則發生了波動，特別是2003年以後5年中有明顯下降（見表4），這顯然是產業升級不力的表現。“經濟金融化”使中、美共同採取一種“資本化”的辦法去解決逆差問題：美國提供一種虛擬主權——美元貨幣，使中國靠“金融市場”（購買美國債券）去“消化”順差；而中國則把美國的貨幣資產作為一種“經濟主權”（債權），去維持自己的“產業實心化”。 表三，中國的產業實心化 年 二產/一產 三產/（一產+二產）
1992 1.9938 0.5328 1993 2.3629 0.5088 1994 2.3566 0.5061 1995 2.3751 0.4902 1996 2.4141 0.4875 1997 2.5996 0.5192 1998 2.6323 0.5682 1999 2.7782 0.6054 2000 3.0483 0.6399 2001 3.1305 0.6806 2002 3.2592 0.7085 2003 3.5921 0.7017 2004 3.4514 0.6773 2005 3.9098 0.6694 2006 4.3097 0.6667 2007 4.3009 0.6694 綜上可見，中美經濟在三個方面的互動博弈，一起加劇了這次危機： ——首先是“以虛補實”掩蓋了兩國經濟的結構危機。這既會維持着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又使中國產業難以擺脫實心化，使兩國的結構危機長期被掩蓋。 ——其次是“經濟金融化”持續推動兩國經濟的經濟泡沫化。從表四可以看出，中美兩國近年來確實出現了“金融深化”的同趨向變化：與90年代初期相比，中國“金融深化指數”（即貨幣供應量與GDP之比）差距還很大，而到了21世紀之後二者的變化越來越趨同。 表四，中美兩國的金融深化指數比較 美國 中國 深化指數 07年指數與該年比值 深化指數 07年指數與該年比值 1990年 0.6831 1.2169 0.8192 1.9734 1995年 0.5850 1.4209 0.9993 1.6178 2000年 0.7154 1.1619 1.3568 1.1915 2005年 0.7552 1.1007 1.6248 0.9950 2007年 0.8313 1.6166 ——最後，是新自由主義制度本身在頑固地抗拒改革。這種金融過度擴張的制度，具有制度持續偏態（偏活）的特徵，最終形成了強大反控力，使其改革非常困難（奧巴馬醫改難就是“美國反控力”的傑作），最終使金融危機總爆發。 儘管近期美國金融市場有所好轉，但失業率卻未降反升，也就是說，美國經濟的基本結構問題並未有根本改變；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實心化這一基本結構問題更難改變。所以，即便金融市場有所好轉，“中-美泡沫經濟”也並未真正“見底”。從某種意義上講，08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總危機，在解決產業與制度的新的適應性之前，是不會真正結束的。 四、走勢：不僅要看決策的好壞，更要看兩種力博弈的輸贏 綜上所述，要渡過這次金融危機，不僅要看決策的好壞，更重要的是，還要看控制力與反控力之間博弈的結果，只有在控制力可以戰勝反控力的情況下，才敢說中國真正渡過了危機。 1、對未來走勢須做長、短期結合的判斷 隨着美國股市回暖，“危機渡過論”興起。自然，一些發達國家由於發展周期較高，危機的損害程度會比較小；但中國則不同，歷史經驗證明，工業周期中發生的危機具有極其嚴重的破壞性，所以即便某些表象指標有所好轉，也不能掉以輕心。既然08危機的背景之一是中國經濟發生重大的產業周期演變，就不僅僅要看短期波動，而更要看長期趨勢。筆者在《轉軌：兩種力的博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5o5.html）中指出：“……（中國）的第三次轉軌，可能會出現下述“三步走”的未來態勢： “第一步，‘轉軌前期’。時間為1995—2005年。這是一個已經度過的時期。…… “第二步，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轉軌不定期’。大約在2006—2018年。這是控制力與反控力較量得最激烈的階段，將會是一個控制力由弱至強、反控力由強至弱的過程；中國是否發生倒退，關鍵也在這一步。一旦發生倒退，則可能使這次轉軌拖延至2033年以後。 “第三步，‘轉軌後期’。大約在2019—2025年。這是在不發生退化的條件下，反控力處於劣勢、控制力開始順利發揮作用的階段。渡過了這個階段，第三次轉軌亦隨即完成。” 即是說，中國的08危機，恰恰發生於工業穩定期中的“轉軌不定期”。根據筆者研究，在這個階段中，將特別易於爆發資源與環境、金融和社會這三大風險，甚至會幾種風險疊加在一起爆發，屬於長、短期風險易共發狀態，危險最大。而且還要注意到，08危機目前還只是發生於2006—2018年這個“14年不定期”的初期，今後難以逆料之事尚多，因此，即便暫時度過了當前的危機，也不能輕言“向好”。反危機既要考慮當前，更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 2、短期走勢：即便是表層矛盾亦未完全解決 近一年多來措施很多，特別是“四萬億”投下去，無論如何都會增大投資需求，今年1—8月，城鎮社會投資已達112984.7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3%，甚至超過了三年前（2006年）全年109998.2億元的投資，這無疑總會相應地帶動起一定的消費，1-8月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了15%。所以就短期看，總需求還會有所上升，經濟增長有所加速，全年8%的增長目標並不難。 但這只是表層運行狀態的描述，一些反映深層矛盾的基本指標還缺乏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是以重大結構演化為背景的，所以對於是否克服危機，不能簡單地用增長率、出口、價格之類的短期參數去判斷（且不言在中國這些數據的可靠性不高），而要看那些能夠反映基本矛盾（尤其是勞資矛盾）的指標，反映這兩種基礎要素之間的利益合理分配與否的指標，例如真實的就業率、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等，唯此，才能判斷出轉軌的矛盾是爆發還是延緩，是正在還是已經解決。從眼下的國情考慮，有一個基本參數——“消費/投資比”，十分重要，其所揭示的背景，既是當前的產能過剩水平，又是基礎要素（勞動與資本）分配關係的變化趨勢，所以對之要做重點分析。從今年以來的情況看，這方面的運行狀態不僅絲毫沒有改善，還在繼續惡化（詳見表五）：2-8月，累計“消費/投資比”持續下降，從1.954降至0.697，說明分配繼續向資本傾斜，趨勢是不好的。 表五，2009年、2008年2—9月消費/投資比變動及比較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09比08年下降 投資 消費 投資 消費 消費/投資 消費/投資 二月 10275.8 20080.4 7552.7 17028.2 1.954 2.255 -0.300 三月 23562.0 29398.0 16823.3 24988.3 1.248 1.485 -0.238 四月 37082.3 38741.2 25772.2 32930.0 1.045 1.278 -0.233 五月 53520.3 48769.6 35912.1 41454.2 0.911 1.154 -0.243 六月 78098.4 58711.2 51857.3 49904.5 0.752 0.962 -0.211 七月 95932.0 68647.7 64370.4 58350.6 0.716 0.906 -0.191 八月 112984.8 78763.3 75699.8 66870.0 0.697 0.883 -0.186 九月 133176.6 89676.1 99907.4 77641.6 0.673 0.777 -0.104 另外，外部需求亦未有改善。例如出口降幅，基本是增大態勢。所外部亦未改善，詳見表六。 表六，2009年1—9月累計出口情況 絕對值 同比% 一月 904.5 -17.5 二月 1553.3 -21.1 三月 2455.4 -19.7 四月 3374.2 -20.5 五月 4261.4 -21.8 六月 5215.3 -21.8 七月 6271 -22 八月 7307.4 -22.2 九月 8466.5 -21.3 所以，即便從短期看，今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也沒有增長之類的指標看上去那樣樂觀，日趨嚴重的產能過剩隨時可能演變為新麻煩。 3、長期趨勢的量化判斷 表七、態勢分析 年 份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 投資(億元) 消費/投資比 應消費 少消費(億元) 少消費量占應消費比例(%)
1998 33378.1 28406.2 1.175 33746.0 -367.9 -1.09 1999 35647.9 29854.7 1.194 35466.8 181.1 0.51 2000 39105.7 32917.7 1.188 39105.6 0.1 0.00 2001 43055.4 37213.5 1.157 44208.9 -1153.5 -2.61 2002 48135.9 43499.9 1.107 51677.0 -3541.1 -6.85 2003 52516.3 55566.6 0.945 66012.0 -13495.7 -20.44 2004 59501.0 70477.4 0.844 83725.7 -24224.7 -28.93 2005 67176.6 88773.6 0.757 105461.3 -38284.7 -36.30 2006 76410.0 109998.2 0.695 130675.7 -54265.7 -41.53 2007 89210.0 137239.0 0.650 163037.2 -73827.2 -45.28 2008 108488.0 172291.0 0.630 204678.3 -96190.3 -47.00 為了作出更確切地長期走勢判斷，這裡對“消費/投資比”的長期態勢做了量化分析（基礎數據見表7），可以得出下述“運動學”、“短期動力學”、“博弈動力學”三個方面的長期態勢分析： 1）“運動學狀態”：過剩產能已接近實際產能的一半，“重資本、輕勞動”的基本分配態勢仍在繼續惡化。所謂“運動學狀態”，就是“消費/投資比”長期變化趨勢的直接描述。從表七可見，如果不考慮出口，按2000年“消費/投資比”（那時已是投資過度）計算的2008年的消費，只及應消費量的不足50%，意味着過剩產能的已接近實際能力的一半。這顯然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問題。根據這裡的數據推測，對勞動分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約比十年前下降了40%。足見長期以來“重資本輕勞動”的分配關係毫無改觀。 2）“短期動力學狀態”：“消費/投資”彈性由降轉升，表明“短期動力”又有某種向好態勢。所謂“短期動力學狀態”，就是用“消費/投資彈性”描述的每一份投資增長所帶動的消費增長。注意到這裡的“動力”是逐點統計的，而非長期統計，所以只能算是“每一時點（年）”的短期動力描述。比較樂觀的是：從2003年“消費/投資彈性”降至最低點以後，開始比較緩慢地由降轉升。這反映出自2003年以後，雖然還看不到直觀的“向好”，但“向好”的短期動力是逐步增加的（見表八）。 表八、短期動力分析 年份 消費增長 投資增長 “消費/投資”彈性 1999 6.8 5.1 1.3336 2000 9.7 10.26 0.9454 2001 10.1 13.05 0.7739 2002 11.8 16.89 0.6985 2003 9.1 27.74 0.3281 2004 13.3 26.83 0.4956 2005 12.9 25.96 0.4969 2006 13.74 23.91 0.5749 2007 16.75 24.76 0.6764 2008 21.61 25.54 0.8461 3）要解釋上述“產能不好、彈性較好”之間的矛盾，就還必須看“博弈動力學”的狀態，其表現為：“消費/投資比”開始呈現控制力與反控力犬牙交錯的“複雜博弈”態勢。對表七的數據進行“多次動力”（即多項式展開）的回歸計算，“消費/投資比”為六次曲線： y=0.000007x^6-0.000338x^5+0.006093x^4-0.050063x^3+ 0.178715x^2-0.258547x+1.301036（R2 = 0.998） 不難看出“消費/投資比”變化的長期態勢是：一、三、五級“動力”為反控力（即降低“消費/投資比”的負項），而二、四、六級“動力”為控制力（即提高“消費/投資比”的正項），即是說，每一級反控力，都有控制力對其進行糾正；但每一級控制力，又反過來受到反控力的遏制；而總體上看，目前反控力尚占優勢。據此可以說，中國消費與投資（進而也就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分配）關係的未來變化態勢，是一種控制力與反控力之間你來我往、交叉對博、但反控力暫時強於控制力的“複雜博弈”態勢。 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運動學狀態”不好、而“短期動力學狀態”又好的現象了：由於反控力強大，目前還控制着一、三、五……級等“主動力”，因此運行狀態暫時難以好轉；而二、四……等“被動力”，又使反控力受到某種程度的糾正，這就會使短期動力有着向好趨勢。 4、長期走勢的三種過程與前景 將前述理論與數量兩方面的分析相結合，轉軌期的控制力與反控力的博弈，可能有三種過程和前景： 1）第一種過程與前景：矛盾逐步激化 即：反控力占上風的基本態勢無法扭轉，局部的衝突性矛盾一直不能緩解，逐步激化為全面的衝突性矛盾。必須看到，如果“官員資本家化”進程不能扭轉，致使官民博弈持續地激化勞資矛盾，最終迫使越來越多的無產化的勞動方，被迫選擇以非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的途徑，使“通鋼事件”、“林鋼事件”之類的事件逐漸泛用化。應當說，這種確實是存在的，不過就中國的國情看，其發生概率並不是最大的。“短期動力”向好態勢，便初顯此種端倪。 2）第二種過程與前景：矛盾逐漸解決 即：反控力占上風態勢得以較快地扭轉，局部衝突性矛盾較為順利地解決，迅速弱化為非衝突性矛盾。如果能解決好了後面所說的制度創新問題，合理地通過調節公私關係去調節勞資矛盾，從而遏制住反控力的反調控，就不難使中國順利的渡過工業穩定期，危機自然消除。但在反控力尚強的情況下，這種趨勢的概率也不會很大。上述關於“運動學態勢”繼續向壞的定量分析，也表明這種前景不易出現。 3）第三種過程與前景：矛盾“改善—惡化—再改善……” 即：控制力與反控力之間的博弈不斷地反覆，衝突性與非衝突性的“混合矛盾”較長長間地起作用，經濟運行不斷地出現“改善—惡化—再改善……”，決策者在此過程中不斷作出新的選擇，逐步改善着經濟運行。就中國目前的狀況看，公私關係對勞資矛盾的調節雖然時好時壞，甚至有局部衝突，但尚不至於全面惡化，制度創新進程也在逐漸推行。這就可能使控制力與反控力之間的博弈過程長期對峙，且表現出一定不確定性。這其實也就是前面綜合定量分析得出的“複雜博弈”態勢。據此可以判斷：這種過程與前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不難注意到，短期動力“向好”的2003年，是科學發展觀一類的“新政”開始實施的起點年。可見，儘管目前中國問題尚多，控制力與反控力之間的博弈尚很不確定，但自選擇了科學發展道路後，至少在目前對反控力具有一定抑制能力——儘管這種抑制能力還不夠強。根據一般趨勢外推，如果政策把握得當，到2013年前後，可能使“消費/投資比”由降轉升；而只有到2016年左右，才可能使其上升到比較合理的水平。只有到這種狀態出現時，才可以說真正渡過了危機。這一點，與前述第三次轉軌的到2018年渡過其不定期的判斷，也比較接近。 五、選擇：既要注意一般性調控對策，更要注重遏制反控力的制度創新 工業周期的“穩定期”，是幾乎所有經濟系統一道重大的歷史難關。西方國家的反面教訓與亞洲國家的成功經驗證明：只要處理好勞資矛盾，是可以安全度過這個難關的；反之則就可能出現災難性後果。這裡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不能迷信“市場萬能”，而是要根據歷史發展的需要，敢於並善於改革市場經濟中那些不適應歷史要求的體制。 上面講到的“2016年左右渡過危機”的預測，是基於政策“把握得當”條件的。應該說，真正持公共立場的學者們，對於中國經濟政策的種種建議，很多還是合理的；但普遍存在的一個毛病，就是沒有考慮如何增強遏制反控力的能力，這就使最初合理的政策選擇被引導到了不合理的結果上去，例如“4萬億變18萬億”，就是市場體制中那些不符合歷史需要的規則所導致的。據此，要真正度過危機，除了選擇合理的政策之外（此已有汗牛充棟之文獻，這裡就不贅述了），還需要高度注重對宏觀調控本身進行提高抵禦反控力能力的制度創新。根據前述種種分析，需要在基本分配製度和外部制約機制兩個基本方面下特別的功夫： 1、基本分配製度改革：促進人力資本分配公平，緩解勞資矛盾 由於本次轉軌的特點是從工業周期向服務業周期轉變，這是一個社會主體階層從勞動（製造業工人）階層逐漸向服務業階層轉變的過程，即“社會中產化”趨勢的開端。這既能遏制資本的過度強勢，從而防止衝突走向極端的“階級鬥爭化”；又能擴大社會“穩定層”（中產階層），保持社會長期穩定。不過，由於中國尚處於工業化穩定期，且農業人口眾多，還難以真正實現中產化；反過來看，在資本強勢狀態下，勞動階層還隨時可能出現無產化的危險（例如當前失地失業失財農民大量增加的現象）。所以需要提前推進中產化進程。從理論上講，要提前推進中產化，一方面，在調整分配關繫上，主要不是着力於即期收入（工薪），而是預期收入（即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保障性積累），或者叫人力資本積累，這也是中產階層的基本收入特徵；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能走當年西歐國家福利市場經濟的道路，而是要靠既非私人部門又非公共部門的“第三部門”，去調節預期性收入。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 1）加快建立覆蓋率更高的社會保障基金。本文筆者早在1997年就出了要建立起各類社保統一的“個人安全與發展基金帳戶”（“安發基金”），以覆蓋全社會，並提高使用效率。對此已有許多論述（詳見《轉軌：兩種力的博弈》），此處只強調其三個要點： ——其一，須將醫療、住房、教育、退養等諸多的人力資本帳戶合併為一個，並委託非公非私的“第三部門”去管理。現在由醫療部門操刀的醫改，要麼可能使人力資本積累被實際上私有化的醫療機構“打劫”，要麼被低效率的官僚機構所浪費；而適應新的產業周期的“第三部門”，是一種既突破了傳統市場體制、又改變了傳統計劃體制的制度創新，可以防止上述兩類問題的發生。 ——其二，個人帳戶雖然具有共濟性，但其基礎是勞動積累（要與個人業績掛鈎）的，這就可以避免福利市場經濟那種過份依賴國家的“養懶漢”色彩。此外，合併保障的另一大好處，是可以擴大使用時間差，有利於提高共濟效率。 ——其三，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對於具有預期性的行業，包括提供人力資本服務的科技、教育、醫療等部門，以及政府公務員，提供相對優厚的安發基金，使其行為預期化，更顧及長遠利益，從而更符合其工作性質。而十分重要的一點，是對那些曾經有着強烈反控力傾向的服務業和政府官員“化敵為友”，使其從反控力轉化為控制力。 2）進行預期性市場的結構性改革。為了保證安發基金的增值，需要建立起一種新型的“人力資本市場”，並將之與股市、期貨等高投機性的預期性（金融）市場隔離開來。這種市場，重在保障安發基金的長期穩定，使其能夠與經濟增長同步，並堅決拒絕暴利。通過這種市場，也可以進一步將社會保障與“部門利益”分隔開來，使其無法染指公共利益。 2、外部制約機制：推進經濟民主，有效遏制反控力 這是提高控制力的有效途徑，亦是遏制反控力的強大力量。眼下一些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危勢：在勞資矛盾嚴重激化的形勢下，過速的政治民主，可能導致來勢洶洶的“民粹”，最終很可能在“正義”旗幟下對資本的進行不當洗劫。但另一方面，若是沒有民主，就不能遏制公共政策的“私有化”，勞資矛盾將繼續加劇。所以，需要在這二者之間選擇一種“介態”制度，既能夠保證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合理、透明），又不至於導致社會動盪。這種介態制度，就是“經濟民主”。其要點有四： 1）要對人大、政協的專業委員會（而不是整個人大、政協）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民選，首先將這一部分改造為具有與社會結構一致的代表性的“經濟議會”性質，以真正行使公共決策的最終決定權。例如像“四萬億”、像新醫改、像購買美國國債等重大決策，就不能由哪個人或部門“計上心來”就出台，因外國人或者“權威”一說話就變臉，而必須通過“經濟議會”裁決。這就可以使重大公共政策從受反控力所左右轉變到由控制力掌握的正確軌道上來。這也是政治改革一個更容易為公眾積極參與、更為實際的步驟。 2）“經濟議會”對整個經濟調控實施過程進行完整的監督，由它行使問責主體的職權，使監督落到實處。同時，也要加強全社會對“經濟議員”的監督，使其行為處於嚴格的民主監督之下。 3）需要強調的是：對於類似上述“安發基金”等涉及到公眾利益的經濟體制的運行過程，也必須使之在經濟民主的嚴格監控之下。 4）鑑於腐敗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反控力”（見《轉軌：兩種力的博弈》），會極度放大轉軌風險，所以要利用各類經濟民主的措施對其進行遏制，而絕不能象張五常、胡德平等暗示的那樣，要繼續靠腐敗推進資本家階層的形成和壯大。特別要充分發展“網絡民主”這種新型的廣覆蓋、高安全、低成本的民主，對公共政策進行監督，從周老虎、鄧玉嬌、“最牛局長”等事件的經驗看，將網絡反腐與“經濟議會”監督結合，其作用比什麼“重大措施”都會來得實在。 以上內容，都在《轉軌：兩種力的博弈》一書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這裡就不贅述了。
2009年9月3日—11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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