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世供奉为财神、拔高为商圣的范蠡，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富豪一样，遭遇过艰难的子孙劫，并在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格局中，代价惨重。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千字的长篇幅，记载了范蠡的这场劫难。

子孙劫范蠡在齐国经商而成巨富后，齐国遂有让范蠡出任宰相之意，范蠡却认为：“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散尽家财，再次隐去，转而定居于“陶”。在范蠡看来，“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非常适合经商，此即如今“定陶”（隶属山东省）地名的来源。范蠡再度创业，又致巨富，号称“陶朱公”或“陶硃公”，并生下了小儿子，即《史记》中的第三子，书中未记载其名，暂且称呼其范三吧。

《史记》记载，范蠡的子孙劫发生时，“少子及壮”，即范三至少16岁。据学者饶恒久《范蠡生平考论》，范蠡陪同越王勾践入吴为奴（公元前495年）时，年龄为41岁左右，灭吴时当为63岁。据此推断，就算灭吴当年即逃离越国到齐国经商，至少3年方能成就第一次财富创业，搬迁到定陶时，范蠡已经66岁，即便当年生下范三，16年之后，也82岁开外了。

82岁的老人遭遇的子孙劫，始于次子范二的杀人案——“中男杀人，囚於楚”。听闻噩耗，范蠡感慨说：“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他随即计划派范三前往探望，“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带这么多的黄金，仅仅是为范二争取一个更为体面些的死刑场所吗？

范三还未启程，范蠡的长子范大就不高兴了。范大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遗少弟，是吾不肖。”因此，甚至试图自杀。这时，范大的母亲对范蠡说：“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柰何？”范蠡只好“不得已而遣长子”。
捞人范蠡捞人的关键，是在楚国身居高位的一位老相识——庄生。范蠡给庄生写了封信，并对范大面授机宜：“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不过，范大挂念范二之案，自己又悄悄带了“数百金”。

庄生很清廉，或者说，显得很清廉。因此，“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范大赶到楚国，庄生收下书信和千金，并告诫他：“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 但是，范大并未听从，继续留在楚国，用自己私带的那笔钱贿赂楚国其他高官，大约是不想把鸡蛋都放在庄生这一个篮子里。
坑庄生捞人的手法很隐蔽，他告诉楚王：“某星宿某，此则害於楚”，楚王素信庄生，问：“今为柰何？”庄生说：“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问：“生休矣，寡人将行之。”于是，楚王派人封了“三钱之府”，这是要大赦天下的信号。

次日，范大私下贿赂的高官告诉他：国王即将大赦天下。范大一听，既然大赦，范二自然就死不了，又何必在庄生那里花费千金呢？
于是，他再去拜见庄生。
庄生惊问：你怎么还没回去？范大说：本是为了弟弟的事情而来楚国，弟弟如今将因大赦而得免，因此我放心了，前来告辞。庄生知道范大的意思是想取回千金，就说：既然如此，你把那笔钱拿回去吧。范大还真老实不客气，取回了千金，“独自欢幸”。

庄生却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再见到楚王时说：“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硃公（即范蠡）之子（即范二）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硃公子故也。”楚王大怒：“寡人虽不德耳，柰何以硃公之子故而施惠乎！”

于是，楚王下令在发布大赦令前，先处决范二。至此，范大的使命失败，带着范二的尸骨回乡。家人和亲朋都很哀伤，范蠡却“独笑”：“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意思是：范大自小与父亲一起吃苦，因此把钱看得重；而范三出生后，家境已十分富裕，钱财看得很轻。范蠡最早想派范三去，就是看中其轻财的特点，结果范大非要抢着去，最终因爱财害死了弟弟。
“知子莫如父”的弦外之音这个悲剧，正是“知子莫如父”典故的出处。世人解读这个悲剧，往往也是从“知子莫如父”以及用人用长的角度。其实，这个悲剧在家族传承及政商关系两个层面上，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范蠡在儿子的培养方面有着严重的问题。问题最大的当然是范二，在他杀人被捕后，身为父亲的范蠡似乎并不吃惊，还说“杀人而死，职也”，大约范二平素就爱惹祸。而容易被忽略的，则是范大的问题。这位长子因父亲不派自己去拯救弟弟，自以为这是“不肖”，以自杀相胁迫。其最大的问题，并非上述重财，而是过于看中自己。他当然是真想救弟，也真想为家省钱，但或许连他自己都未必自觉的是：他最想的其实是证明自己。

作为商圣或者财神，范蠡其实并不够格。在最为基本的“齐家”方面，他只做到了一半，即在聚财意义上能够“齐家”，却未能在子女的传承上做到“齐家”。所谓“知子莫如父”，其实，更重要的是“教子莫如父”，不“教”而“知”，“知”有何益呢？第二，在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下，权力始终占据完全主动优势的。

这个悲剧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庄生。在他收下范大送来的千金时，司马迁为其辩护“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太史公为庄生如此“洗地”，实在没来由。根据中国特色政商关系的正常运营，我们大致可以推测:

一、庄生其实也贪财，此前清廉，大约是没有碰上合适的大买卖和主顾。这次不仅数额巨大，而且送礼的还是老相识，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所谓“天予弗取、必受其咎”。一个可以拿天象示警这样的宏大话题忽悠君主的官员，绝对不可能是清廉的、纯粹的。一个为了自觉受辱，就不惜动脑筋再度忽悠君主杀人的人，也不可能将老相识范蠡当作老友的——范蠡对此也很明白，因此要动用巨款行贿，没有钱也就没有交情，范蠡不仅“知子”，更“知友”，以及“友”所寄生的这个体制。再进一步反推，将千金巨款留在家里，不回避瓜田李下的嫌疑，不在乎纪检机构找麻烦、政敌找把柄，这亦绝非清官的正常选择。

二、庄生图财的技术含量比较高。范大再来拜访时，庄生十分吃惊，可见他绝没料到范大还会回来。显然，不动这笔巨款，并非为了日后归还范蠡，大约是为了万一不成时，便于对纪检机构编故事。
第三，在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下，资本与权力的勾兑，首先要有风险精神，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如同范大在目标已经达成后却试图收回原始投资的做法，不仅不智，而且危险；其次要注重“细节决定成败”，一方面固然是说要做好细节，另一方面恰恰是要在某些情况下——以政商勾兑为主，刻意回避细节、难得糊涂，注重结果即可，对过程的了解越少越安全。第四，范蠡既然“知子”，亦“知友”，预料到后来的结局，为何不力阻范大？原因有几种可能：一、他的“知子”其实是事后之明，派范大还是范三并无定见；二、正因为“知子”，他担心动辄自杀的范大，所以顺水推舟，未必真以为范大的使命会失败；三、他或许仅仅是惧内，怕范大之母发飙对于范蠡的人生，中国历来艳羡者多如过江之鲫。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将范蠡与吕不韦做对比，感慨：“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其实，范蠡哪里有“安”？他虽然多次成功地逃脱了权力场中的劫数，却在耄耋之年遭遇最难以承受的子孙劫。

子孙劫表明，范蠡的“齐家”实在不及格，商圣的千年牌匾最好不要硬扛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