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春知青下鄉，1978年春上大學，在老家某公社曙光大隊第四生產隊當了整整8年農民，這期間，曙光大隊第四生產隊共換了三任隊長。

從理論上講，隊長是要經生產隊全體社員民主選舉產生的。不只是隊長要選舉產生，生產隊的會計，保管，貧協主席，婦聯主任等職務也要經過民主選舉產生。

生產隊的隊長其實是個苦差事，出工不比別人幹得少，還要操很多心，得罪很多人。

夠格當隊長的人，除了精明強幹，各種農活拿得起放得下之外，還需要生產隊大多數社員的擁護和支持。

筆者所在的第四生產隊一百多號人，雖然同是一個姓，但同姓之中也分房頭，誰家跟誰家比較親，誰跟誰共那一代的爹爹，我們下鄉知青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搞得清楚。

其實三任隊長，都是大房頭、大家族的人出任的。我下鄉那一年的在任隊長，是後頭住的楚生，家有親兄弟七個；下一任隊長，是前頭住的其華，家有親兄弟六個。大房頭的人出任隊長，人多拳頭多，不服也不行。如果小房頭的人出任隊長，人少力量小，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想當隊長也當不好。

筆者也曾參加過選隊長的會。

記得那是一個不能出工的下雨天，鐘聲忽然響了，“噹噹當……”，是老隊長楚生在敲鐘，鍾是一尺多長的一段鐵軌，用鐵絲繫着掛在生產隊倉庫的屋檐上，老隊長扯着喉嚨喊：“開會了，改選隊長啦！能出工的都要來，不能來的，一戶派一個代表，一點鐘準時開會，遲到要扣工分的啊！”

老隊長喊得興高采烈的，給人的感覺是他此時的心情好極了，暗示他當隊長受盡煎熬，終於盼到了卸擔子的這一天。

老隊長其實並不老，也就三十多歲，但他當了三年的隊長了，有社員私下議論，說他利用職權損公肥私。有油水的好事就給自家兄弟做，累事苦事就給別人干。

隊長定的開會時間是不能算數的，農民開會，七點開會八點到，九點正式做報告。拖上三、兩個小時不算稀奇。

敲鐘過後，我又在家呆了一個多小時，其實我當時心情也很激動，換隊長算是件大事，我也很想知道老隊長是不是真的不想幹了，新隊長將由誰來出任。

我戴着斗笠走到倉庫時，大隊書記、大隊長帶着幾個大隊幹部已經先到了。生產隊選隊長，是不能脫離黨的領導的。

大隊長主持會議，宣布開會。首先傳達中央文件，然後讀人民日報社論，接着由書記做報告，先講全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然後從全國講到省，由省講到行署，講到縣，區，公社，曙光大隊再到第四生產隊，同樣是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書記拉拉雜雜講了半個小時，開會的社員也到得差不多了，此時想來的都來了，不想來的拿刀去逼他也不會來。

於是書記話鋒一轉說道，“聽說楚生不想當隊長了？我覺得他這個隊長當得不錯，建議他繼續當下去。”

楚生就急扯白臉地地站起來說，“不行，不行，再干就要死人了。”

楚生的意思是說他老婆跟他鬧離婚，這次隊長辭不脫，她就上吊尋死。楚生說這話已經說了一年多了，來開會的人都知道。

書記就說：“鬧離婚不好，上吊尋死更不好，那楚生就先休息休息吧。社員們議一議，我們大家選個新隊長出來。”

沒有人出聲，此前還在會場上吵吵鬧鬧的小孩子和嘰嘰喳喳的婦女也都安靜了下來。

前頭住的其華就說，“不用換隊長了，楚生幹得蠻好的。”

大隊長就說：“其華，你就不要客氣了，我看你當隊長就挺合適的。”

大隊書記也說：“我們支部也是這個意見，社員群眾同意不同意啊？”

後頭住的與楚生一個房頭的人和前頭住的與其華一個房頭的人都不說話。

反而是那些小房頭的社員三言兩語的說：

“行啊。”

“誰干都行。”

“同意，有什麼不同意的。”

大隊書記就說：“既然沒有不同意見，這事就這麼定了，我宣布，其華同志正式當選我曙光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

大隊書記的話還沒說完，老隊長楚生的老婆銀香就站起身來冷冷地說：“當家三年狗也嫌，當了三年隊長，人都得罪完了！”

說完這句話，銀香揚長而去。

銀香平日總是鬧着不要他男人當隊長，如今她男人真不當隊長了，她又有氣。

大隊書記、大隊長及其它大隊幹部們就有些尷尬，我也是，她這是罵我們大家是狗呢。

新隊長由書記提名，就幾個社員附合了一下，這就算是完成了選舉，也難怪銀香有氣。

書記提名前，肯定與其華談過話，不然其華不會說還是讓楚生繼續干，他這是謙讓。

這過程一般社員都不知道，我是肯定不知道的。

我作為社員，我來開會選隊長，我既沒有推薦侯選人，也沒有投票，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我甚至一句話都沒有說。

中國的所謂選舉，大都是這樣的，有其名，無其實。大家也都習慣了，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

誰當隊長，社員還是社員；誰當隊長，都得累死累活修地球。

歲月如流水，一切都淡忘了，只有銀香的這句話我還記得一清二楚。

“當家三年狗也嫌。”

別看銀香是一個鄉下女人，她說出話來就像是一個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