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立場是最正確的人道立場（東海微言集）

余東海

【最正確】儒家立場是最正確的人道立場。孔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之道就是人道之最正最中，大中至正，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普適於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人。偏離仁義之道就是偏離人道，違背仁義之道就是違背人道，反人道，非人化。有人說，每一個中國人本質上都是儒家；東海曰，不僅此也，每一個人本質上都是儒家。只要是人類，就天賦有仁性，就應行仁道。仁者人之本，儒者人之需，此之謂也。踐行仁道，個人就是仁者，政治就是仁政。仁者在上，天下之望；天下歸仁，就是大同。

【最廣大】儒門廣大，有以下四層義。其一、博學無涯。儒學有重點而無邊界，內而心性意識，外而政治社會和宇宙萬物，都可以成為格致的對象。楊雄說“通天地人曰儒” ，元儒吳澄進一步說：“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個體儒者時間精力有限，不可能物物皆知事事皆能，但從歷史的高度看，事事物物都可以納入儒家格致的範疇。其二、有教無類。只要願學，無不可誨；只要有志，必有所成。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孟子》說：“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荀子》記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其三、與人為善，從善如流。只要是善，無不可從。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其四、開放包容，天地之量。只要是正道，即使不相為謀，不妨並行不悖。《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儒家為人為政，都應廣大如斯。

【最廣大】儒門廣大，寬恕包容，大肚能容，但不容邪惡。思想上批判邪知邪見邪惡言論，政治上制約懲罰邪惡人物勢力，都是儒家當仁不讓的責任。對邪惡進行制約懲罰，是替天行道、實行王道題中應有之義。行道當然需要相當的權位。權位是行道的基本條件，就像農夫耕種離不開農具一樣。孔孟周遊列國，殫精竭慮遊說諸侯，就是希望獲得行道的工具。

【最標準】判斷一種思想體系和意識形態好不好，有一個關鍵性標準：是否正常，合乎人性和人道之常。孔子說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這就是正常。孔子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又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路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這些表現就非正常。凡非正常者，即不合乎人性和人道之常者，再好也有限，也非君子和中道的好。至於楊墨本質，更加反常悖道，不足道也。

【大道理】思想輿論市場上，道理最大。這句話是北宋趙普答宋太祖所說。太祖問曰：“天下何物最大?”趙普對曰:“道理最大。”太祖屢稱善。可見這個觀點乃是君臣共識。道理面前，無君臣無師生無父子，誰有理、誰理正就聽誰的。君父若有過錯和不義，臣子不僅可以從其令，還當盡力諫諍，以糾君父之錯。孔子說：“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孝經》）

【大覺悟】儒家追求雙重覺悟：道德覺悟和政治覺悟。通達內聖真諦，道德覺悟也；通達外王大義，政治覺悟也。君子自立立人、自覺覺人。覺人，就是力所能及地進行道德啟蒙和政治啟蒙，可統稱為中道啟蒙和良知啟蒙。中道文化復興運動，核心就是良知啟蒙運動。沒有良知啟蒙就沒有良制建設，沒有中道彰明就沒有王道輝煌。

【儒家化】儒化，意味着道德中道化，政治王道化，制度禮樂化。個人儒化，就是君子化；國家儒化，就是中國化。歷史上所說的漢化，其實就是儒化。邪教儒化，是正善化；正教儒化，就更正善。蠻夷儒化，是文明化；文明儒化，就更文明。任何壞東西，只要儒化，就有望逐漸變好；任何好東西，只要儒化，都可以好上加好。利用儒家就是儒化的肇端。利用必有其利，大用必有大利，利民利國利家利己。吾嘗言，儒家不怕馬家利用，怕馬家不敢利用、不敢大用耳。

【儒之愛】誰愛儒家我愛誰，誰愛自由我愛誰。自由內在於儒家，儒家熱衷於自由，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為聖人境界，以“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政治自由為大同王道。故愛儒家和愛自由理當統一起來，愛儒家必然愛自由，愛自由應該愛儒家。愛自由而不愛儒家者，不可愛；愛儒家而不愛自由者，亦不可愛。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可愛的人，為正人君子所愛，為昊天上帝所愛。

【忠之德】王道政治，君臣各有各的職守，各盡各的忠心。臣下要忠於民，忠於國，忠於君，可稱為三忠於。現代之臣即各級官員，在忠於民和國的基礎上，對於民選之君，同樣要忠誠。同時，君上要忠於民，忠於國。《左傳·桓公二年》：“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雲。有道之君，必忠於民，以利民為忠。君王死社稷，君忠於國的表現。另外，君還要以禮使臣，視臣如手足。這樣的君，其利益與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高度一致。臣下忠於這樣的君，與忠於民忠於國亦高度一致。注意，忠於民、忠於國是君臣共同的道德要求，又以忠於民為最高要求。荀子說：“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荀子》）無論君臣，不忠於民是最大的政治不忠，其它不足道矣。

【民本論】在政治領域，民本最正確。人本也正確，但不如民本。西方人本政治源於個人主義哲學，重個體而輕集體，缺乏集體精神和天下關懷的積極強烈，不足以導出無黨無偏的王道政治，導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注意，西方民主政治是國家為公，不是天下為公。唯民，兼具個體性和集體性；唯民本政治，個體集體並重。在政治上，民本最好，人本不錯，其它本位都不行，包括神本位、黨本位、族本位、國本位、社會本位等等，統統不行。

【君臣論】人道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道政為大，政治要有良序，君臣一倫，必不可少。夏商周家天下，堯舜禹公天下，天子和官群都是君臣關係。君臣有義，以義而合。義，兼重道義性、時宜性和時代性。不同時代，君臣之倫理、禮儀、權責、義務要求各有所異。但異中有同，大同有三：一、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二、君臣都必須以民為本，盡忠於國家天下；三、君不君，臣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或勸諫，或辭職，甚至革命和誅一夫。

【君臣論】時代不同，古今不同，君臣之禮有異，但“君君臣臣，君臣有義”的原則一以貫之。這個原則具有很高的普適性，既適用於家天下時代，也適用於公天下時代。依禮，君臣關係既有平等又有差等。唯家天下之禮側重於差等，差等中有平等；公天下之禮側重於平等，平等中有差等。

【中道論】儒家可以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允執厥中就是堅定保守中道，以仁為本就是堅決保守仁本。但在政治上，儒家既非激進主義，也非保守主義，而是時中主義，該保守就保守，該激進就激進；該改良就改良，該革命就革命，該天下為家就世及為禮，該天下為公就選賢與能。一切與時偕宜，因時而異，無可無不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中道論】允執厥中、中庸之道的中，既是方法論，又是價值觀，還是世界觀即道體觀。在儒家，中字，與仁、誠、道心、良知等等級別相同，同樣即用即體，都有本體之義。《中庸》說“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明和中庸相輔相成。唯有道中庸，才是極高明；唯有極高明，才能道中庸。唯有高明之極，圓證性天，才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偏不倚、堅定不移地遵循中庸之道。

【天道論】古今諸子中西百家，明道者儒佛道三家，圓明者唯一家：儒家。換言之，仁本主義、佛本主義、道本主義皆有得於道，仁本主義所得最全，得大象之全體，後兩句得大象之部分。人本主義亦不明天道，但能夠立足於人道，亦無意中合乎天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故人本主義哲學及其自由主義政治學，亦值得肯定。其它所有學說，包括物本主義、神本主義、君本主義、集體主義、民粹主義等等，皆不明天道，皆背天逆道。

【天道論】天道最忌空談，必須落到實處。天道落實於地，就是地道。天地之道，亦可以統稱天道。天道落實於人類，就是人道；落實於文化，就是中道；落實於政治，就是王道；落實於制度，就是禮制；落實於刑法，就是義刑；落實於戰爭，就是義戰。弘傳人性、人格、人倫、人權、人道之真理，弘傳性天大義王道大義，就是替天傳道；實行王道，制禮作樂，義刑義戰，都是替天行道。

【天道論】天道賞善罰惡，福善禍淫，並非有一個人格天高高在上，負責對人類的善惡進行記錄和賞罰。天道賞罰具體方式眾多，概乎言之有二：一是因果的作用，如是因如是果，因果報應；二是正義的力量，善善惡惡，為民做主，替天行道。兩者相輔相成。湯武革命就是替天行道的典型。《尚書湯誥》說：“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後，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大意是說，天道福佑善人，懲罰壞人，降災於夏國，以彰顯其罪。所以小子我奉行天命明法，不敢赦宥。敢用黑色牡牛向天神后土禱告，請求懲治夏桀。遂邀大聖伊尹，與我共同努力，為你們眾人請命。上天真誠幫助天下人民，罪人夏桀被廢黜。天道沒有差錯，仿佛草木繁榮，萬民喜樂生活。

【五等人】人人天性平等，習性和德養因人而異。根據德養的不同，孔子對人進行區分，或分為君子和小人兩種，或分為狂、狷、中行三種，或分為上智、中人、下愚三等，或分為聖人、賢人、君子、士人、庸人五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孔子家語》）孔子認為，正確辨別這五種人，是治國之道的要點。這也是知人之明的基本表現。東海認為，庸人之下，還可以增加一等：盜賊。盜賊，最低等者，非人也。

【歷史眼】儒家追求在自由與秩序品質雙高，追求平等與差等價值平衡。但不同時代有不同側重，家天下時代難免側重於秩序和差等，公天下時代禮當側重於自由和平等。家天下時代已經永遠屬於過去式，未來的王道政治，必須也必然是公天下。在公天下的禮法中，應該更加重視自由平等，讓社會高自由，讓官民更平等。有廳友說：“耶穌之於猶太教，馬丁·路德之於基督教，都是大大擴張了教徒的自由，從而打開了全新的局面。”吾希望自己此生的努力有助於儒家自由的擴張。

【歷史眼】道德未必能開出自由之花。儒佛道都有真正的道德，同樣是道德掛帥，但佛道的道德就不能落實到政治中去，不能建立維護自由的禮法。以大學八條目衡量，佛道雖有助於誠意正心，但不足于格物致知，又不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且，歷史上佛道過於興盛的時代和國家，往往政治無道，民生凋敝，亂象頻仍。“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此是聖王事業，非佛道兩家所能及也。唯有儒家的仁義道德，才能落實為仁政德治和禮樂制度，開闢出王道自由。也唯有儒家大道，才能實現“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太平理想。那是地球文明的最高境界，星空文明的起步階段。

【歷史眼】百無一用是書生，是清詩人黃景仁七律《雜感》中的一句，自譏自傷而已。很多人用這句詩來嘲笑儒生無用，其實不對，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自古以來，立德立言立功、為民為國建立赫赫功勳的儒生數不勝數。歷時最久、歷久常新的中華文明，就是歷代儒生手上締造起來和傳承下來的。某些時代某些儒生貌似無用，別有作用，別有明道守道、砥柱人道的大用。管寧終身隱居不出，卻被王夫之和錢穆譽為三國第一人，歷史地位還在孔明之上，原因在此。王夫之說：“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讀通鑑論》）錢穆說：“有一諸葛，已可使三國照耀後世，一如兩漢。而猶有一士，曰管寧。始避於遼東，老歸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後世尊之，謂其猶出諸葛之上。諸葛終為一政治人物，雖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終亦無救於世亂。管寧則為一草野人物，雖亂世，使社會得保留一完人。則此社會終未全壞，尚有將來之後望。”（《國史大綱》）

【知行論】良知知行合一。知而不行，其知必非真知。如偽君子有言無行，其言論、理論必然破綻多多，於易理天理，必無真切之知；行而不知，其行必不中正。如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再好也有限，再好也非君子的好，中道的好。百姓有良知，但不自知；有四端之心，但未能擴充之，故終究是百姓，難以積德成仁。至於四心泯滅者，非人化了，不足道矣。

【知行論】不少人忽略了正知見的作用，知而不行，知之不深；行而不知，其行不中。知見不正，難免出偏差，誤入歧途甚至滑向邪路。所謂正知見，就是正確的知識見解，包括道德知識和政治知識。儒家大義微言，就是指中道知見，大中至正。真正掌握中道知見，必有其德，亦必有其言其行。知因果必能種善因造善業，知天命必能盡人事聽天命。王文成公說得好：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另復須知，在歪理假話泛濫成災的環境，在說正理說真話有各種代價和風險的社會，文化人持之以恆地說正理說真話，也是一種修行。

【良知論】良知既與生俱來，又需要修煉，而且修煉必須從學習入手。良知作為性體，與生俱來，人人皆有，但其作用因人而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良知不煉不光明。論良知，君子光明，聖賢大明，就是修煉的結果。大學八條目則是修煉的方法，從格物致知、學而時習開始。良知雖與生俱來，但絕大多數人不知此，需要學而知之。極少數生而知之者，也需要持之以恆地修煉，才有望彰明良知，希聖希天。

【盡心論】盡人事聽天命，兩者皆不可缺。所謂盡人事，就是盡最大的努力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這就是君子風範。至於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有沒有意義，有沒有用，順其自然可也。說正確的話的文化人、做正確的事的政治人多了，一切就會好起來。可惜的是，百年來這樣的文化政治人物罕見罕聞。絕大多數人說話不着調，違仁背義；做事不靠譜，傷天害理。所謂啟蒙派，無非以盲導盲，甚至滿口男盜女娼；所謂政治家，大多非愚則惡，甚至既愚蠢又惡毒。

【東海律】邪惡之徒必無正大之智，必不明儒理，不明書理易理春秋之理中庸之理因果之理。真明白了儒理，自然會產生強大的自律力，很難變壞。或非絕對不會變壞，但非常不容易，非常害怕變壞。孔子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明於仁矣，就更無惡了，不僅沒有惡言惡行，而且沒有惡意惡念。君子仍可能言行錯誤，但絕不會心懷惡意。明白了儒理，明白天道公平，天理不昧；明白因果自負，善惡有報，就會熱衷為善而恐懼作惡。

2023-1-29余東海集於南寧青秀山下獨樂齋東海客廳二號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