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人　街　上　一　支　歌

·劉荒田·

　　午前，走在舊金山的中國城裡。叢林般的漢字招牌，五光十色的華夏方言，不期而遇的鄉中故舊。

　　唐人街，“新鄉里”一到就連說眼熟；“老金山”卻愈益感到陌生。這種尷尬，頗類於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既非異鄉，又非故土”。我雖然住在六七英里外的海濱，但常到這裡來，為的會朋友，逛書店，採購日常食品。在市德頓街，如果誰見到一位一點不挺拔、不瀟灑、不豪邁的半老頭，義無反顧地往下城方向走去，那說不定就是區區。步履總是匆忙的，並非趕回家去拆閱白宮傳來的特急密件，母國也沒有誰委我以拯救社稷的大任，而是沉重的購物袋吊在十根手指上，相當地疼，相當地不耐煩，恨不得馬上卸下，好頤養天年去。

　　今天，我姿態如前，手挽眾多的購物袋，恰似在身體兩旁掛滿彩色大氣球。這時光，最富於誘惑力的，不是家裡客廳那張可調整角度的單人沙發，而是１０來個街區以外的地下電車站。涼而靜的月台，紅磚地板，奶白色磁磚鋪的牆壁，空調設備所提供的攝氏１２度的恆溫。一旦我氣喘吁吁地抵達，便靠牆坐地，抹抹額頭的油汗，從容翻開剛買來的中文日報，輕鬆自不待言。更美妙的，是電車一定會開來，頂多誤誤無傷大雅的點。然後，順順噹噹地回到家。

　　我正朝美妙的目標奔走着，忽然，背後響起極為熟悉的音樂——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只要年紀４０以上，在中國大陸生活過，大概沒有人不曉得這首歌。文革年代，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放牛娃、牛棚和勞改場的牛鬼蛇神，乃至被拉到刑場槍斃而忠心不改的枉死者，沒有誰不會唱，也沒有誰斗膽不唱。也許只有一個“公眾人物”，壓根兒不必唱，卻不會惹上任何禍患，那就是“舵手”和“紅太陽”自己。巧不巧，那個年代，所有大會都有固定程序：開頭唱《東方紅》，結尾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因此，文革中，對立的兩派在文斗上較量，有誰企圖腰斬大會，只要帶頭高唱此曲，眾人便自動作鳥獸散。所以這會兒聽到它，潛意識中冒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完了。

　　什麼“完了”？說小處，是某個大會“完了”；說大處，是一個時代“完了 ”。對流徙海外的人來說，在國內時窮、苦、賤也罷，富、樂、闊也罷；耿介也罷，貪墨也罷，統統“完了”，和它聯繫的，僅僅是形而上的鄉愁，或叫“根” 。再上一個層次，“完了”本身，因了這一首歌，被無數次地操練；而它，並不意味着娛樂，不是自家情緒的抒發，而是殘暴的行政力量之化身，以音符構築的夢魘，淪肌浹髓的大恐懼，帶着諸多屈辱和血腥的暗示。“完了”，一如魯迅當年所稱的“來了”：什麼來了都不可怕，就“來了”來了可怕。這是不須附加任何具體內容便直達心底的鎮懾。

　　好在，“完了”是終結，比起大禍才開頭的“來了”，讓人放心多了。如今，看我自家，青春早已“完了”，中年近於“完了”，別的，志業、豪氣、寄興，都差不多“完了”，還好從中國城通往地下電車站的這段路沒走完，養家活口的責任沒擔完，如果沿途沒有奪命的車禍，致命的搶劫的話。

　　我仿佛被歌聲施了定身法，呆呆地站着。人行道本來就窄，還讓見縫插針的雜貨店，用蔬菜、冰凍鯽魚、金山甜橙割據三分之一，我成了人流中的礁石，於是乎不斷遭到推擠和碰撞。異胞擦身而過，背囊擦過我的臂膀，還客氣地說聲“ 對不起”；年少氣盛的同胞的尊腳踩下我的鞋後跟，卻不滿地瞪我一眼。

　　我只好在攤擋之間的空隙，把購物袋放在水泥地面上，讓手指休養生息，更為了聽歌。這時光，霧氣終於散盡，市聲喧囂起來。在積臣街和市德頓街的交接十字路口，無牌攤擋的小販，競相吆喝：“新鮮魚蛋，煲湯最好！”“越南裹蒸粽來喂！”“富貴竹，一元五！”中土各路鄉音中，竟夾雜帶美式英語腔調、一點也不地道的廣東話：“電子表，十蚊（元）三隻！”——倒賣假貨的洋人，在現買現賣剛剛惡補的外國語。在這沒有節拍、不成旋律的異鄉“市調”中，《大海航行靠舵手》遊走其間，聽來並不唐突，舊金山以“文化多元”著稱，不排斥革命高調。１９年前，我剛到這裡，還在唐人街的“革命書店”，看到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本，毛著選讀甲乙種本，和文革紅人“梁效”的大批判檄文合訂本呢！

　　“魚兒離不開水喲，瓜兒離不開秧……”歌在響着。誰吃飽了撐着，懷舊懷到文革上頭啦？我循着它前行，原來，出自一家開張不久的海味店。

　　這店，裝璜富有香港氣派，門面堂皇，碼貨整齊，看得出經營者是行家。不過，一位朋友早告訴我，這家和同一街道上的另一家，也賣高檔海味乾貨的，老闆是他在香港上中學時的同窗，原先在一家華資銀行當執行董事，兩年前忽然離開金融界，自己打天下去，一下子開了三家海味店——這裡兩家，加上在山景城的一家，來勢之洶，教行內人士側目。我平時路過，這店的生意不見得紅火，比起同在市德頓街，以“便宜”為招徠、貨品包羅萬象的大型雜貨商場來，尤其冷清。誰在放這既不合時宜又不合地宜的老歌呢？如果是老闆，算得標奇立異，着眼還在生意，一如當年林彪帶頭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為了賺取政治上的利益。如果是店員，我敢斷定，是大陸移民，要不，才不聽囂張有餘而抒情性不足的過時“革命歌曲”，要聽就聽張學友、黎明、郭富城、王菲、張惠妹……

　　我張開十隻手指，把放在地上的諸多購物袋一一勾起來，然後，踅進海味店。這店子前年開張以來，我只進過一次，覺得它奢華則奢華矣，於我等升斗小民的家常便飯，卻沒多少實惠。魚翅、鮑魚、海參，一般是做大酒席用的，一般人不是吃不起，而是沒那閒功夫去泡製。收銀機後面的錄音機還在唱。櫃檯後的女店員，衣着鮮亮，容貌韶秀。店裡只我一個客人，她背倚貨架，無所事事。錄音帶該是她放的吧？她正輕輕地跟着哼。看模樣不到３０，文革後才出生的一代，對彼時《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赫赫聲威，以及音符所攜帶的龐大無匹的災難，不可能有切膚之痛。這歌於她，一如別的歌，曲式和情調雖然千差萬別，也就是“ 老歌”罷了。一遍放完，她按一下回帶鍵，放第二遍：“魚兒離不開水喲，瓜兒離不開秧……”

　　我的眼前，仿佛是“批判頭號走資派”的大會場。如林的手臂齊刷刷地舉起，一連串“徹底揭露”、“批倒批臭”、“砸爛狗頭”的口號呼過，“中國赫魯曉夫在我縣的代理人”挨過“噴氣式”，成千上萬與會者，屁股坐疼了，坐麻了，終於，講台上一要人領頭，大家拍着手掌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終於熬到“完了”的時候，紅旗又臘臘起來，人們又活過來。大家隨着大功率擴音器，少氣沒力地幫腔，步伐不再整齊，但和歌曲的節奏還合拍。

　　“先生，能幫您的忙嗎？”女店員禮貌地問。我驀地被驚醒，不好意思地笑笑，擺擺手，說：“先看看。”

　　我不由自主地隨歌曲輕唱，爛熟的歌詞，在心中；陌生的場景，在眼前。“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啊！海味店的一切，不都在海洋中生活過，航行過嗎？貨架正中，一溜橫排着鯊魚的背鰭，也就是廣式烹飪中最叫座的魚翅，它們是作為樣品，作為招牌陳列的。店的檔次由它來標示，一如港人以“天天魚翅拌飯”作為富足的象徵。鯊魚們航行過蔚藍的大海以後，其他部份，從咬得斷人類四肢的利齒到龐大的身體，都化為烏有；三角形的背鰭倖存，繼續航行千里萬里，在貨架上泊下，姿勢還在——它們不正象張張鼓風而行的帆麼？航行的終點，並不是這裡，而是大酒樓的婚宴壽筵和同鄉會春宴的餐桌——上過大冷盤、“三熱葷” ，便輪到“壓軸”的翅湯。眾侍應生從廚房魚貫而出，各各用兩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帶耳的大湯盅，一如紅衛兵捧着表忠心的“宣誓書”。

　　當然，翅湯有真假之分，優劣之分，貨架上的“帆”，可是翅的上品，叫“ 大群翅”，地位雖在“天九翅”之下，但也得在豪華大餐上，諸如號稱“百仙過海鬧羅漢”的“一品鍋”，以及“紅燒群翅”、“彩球魚翅”之類才派用場。在大海航行，捕捉鯊魚的船，當然有舵手；橫行的鯊魚，給自己導航的該就是變為 “群翅”、“勾翅”、“排翅”之前的鰭。文革的舵手，把中華民族的艟艨巨艦引進幾近滅頂的境地，這和鰭把自己引航到海味店、再到大酒樓的湯盅，不無近似之處。

　　“魚兒離不開水喲”——錄音帶在激情滿滿地唱，這當然是真理，店裡盛在塑料袋裡的各式鹹魚：“梅香馬友”、“插鹽特大呂宋或”、“生曬實肉三牙” ，離開水以後，被大量的鹽醃過，在門口一根塗上白油漆的木杆上，乾巴巴地吊着，在風裡晃着。曾經和水須臾不離的一切：蚝豉、蝦米、乾貝、紫菜、魷魚、章魚、墨魚、沙爆魚肚……被安頓在格子裡，何其樂天知命。在豪華酒樓的菜單上，身份與魚翅相近的鮑魚：吉昌鮑、禾麻鮑、五島鮑、糖心鮑，如今在玻璃罐里待價而沽。

　　那麼我們呢？“出洋”、“放洋”、“留洋”、“流洋”，橫跨太平洋的迢迢航程，誰是舵手？民主自由乎？自我實現乎？發家宏圖乎？綠卡乎？在唐人街這“中國以外的中國”，在飄泊的年代，一邊用手指勾着沉重的生活，一邊聆聽着非同凡響的老歌，它，依舊是肩挎“寶書袋”的紅衛兵，以絕對的忠誠唱出的 “時代最強音”嗎？否，無非以黑色幽默重新詮釋的過時符號罷了。它播放一次，就被歷史殘酷地嘲弄一次。放到眼前說，新移民這些離開了故鄉水的“魚兒” ，移栽到新大陸的“瓜兒”，苦辣酸甜，豈能言說，又何必言說？

　　熱情的女店員走到櫃檯外，向我推薦“即食散翅”：“看，都加工好了，放進雞湯里一煮，就是大酒樓的大菜，試銷期間，便宜的很。”她指指價目牌。我搖搖頭，說：“如今的魚翅，信不過，弄不好，又買上日本來的粉絲。”但是，為了對得起她播送的歌，買了一盒鮑魚乾，１６元。

　　然後，我提起購物袋，向下城方向走去。最教我驚訝的是，雖然手指頭疼痛如昔，可是，腳步有點怪，那是久違的“進行速度”，啊，還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拍子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