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鄙視劉曉波？（更新）

西人云，要滅亡一個民族先滅亡它的文化，要滅亡它的文化先滅亡它的歷史。劉曉波所謂的＂三百年殖民地＂，其隱含的邏輯前提首先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由歷史虛無主義，必然推出文化虛無主義，這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滅亡一個民族的邏輯是完全吻合的。

由是觀之，劉曉波從一個學者，墮落成了一個低級的政治動物，這與學者的政治立場和參政無關。劉曉波是漢奸，這應該是海內外華人學者、知識分子的共識和標準答案。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的危害，影響到低端右派反中國、反華夏、反炎黃子孫的立場，比如老皮、暗燈之流的大老粗，就用支那人辱華，用龍是畜生來辱罵所有海內外華人和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

萬維右派津津樂道劉的＂我沒有敵人＂，其實劉的這種論調既愚蠢又虛偽。一個以殖民化中國為己任的人，是不是以整個中華民族為敵呢？退一萬步來講，劉也許沒有屬於他個人的小敵人，但卻有華夏文明這個大敵人。

劉曉波寫過一篇《孔子與娼優》，單從標題看，很有魯迅反傳統的脾氣。但魯迅率真，直道而行，至死都說＂一個也不放過。＂而魯迅只住過租界，劉曉波卻發毒誓要殖民化整個中國，按理說比魯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劉卻說＂我沒有敵人＂，其為人處世之虛偽滑頭，昭然若揭。

劉這個人沒什麼思想深度，我對他知之甚少亦無興趣，不過劉的最後一些年，思想從激進趨向相對平和，這本來是一個自我修正、自我糾偏的機會，但由於傳統毀壞的歷史原因，當代知識分子普遍缺失古代儒者的君子人格，所謂智、仁、勇三達德 一一一 好學、力行、知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當智慧不足，知恥改過正是一種補救之道。但如前所述，劉曉波缺乏知恥近勇的道德情操，失去了自我糾正的機會，由於他的三百年殖民地標誌性言論，他將被永遠釘在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

劉曉波在思維邏輯上是一個弱智者，而弱智幾乎是所有右派的群候症。比如劉在為自己譁眾取寵的＂三百年殖民地＂辯護時，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工人階級無祖國＂這句話，可是劉恰恰忘記了老共正是靠馬列主義起家的，《共產黨宣言》還包括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怎麼可能允許＂三百年殖民地＂？

劉堅持＂全盤西化＂，這在邏輯上也勢必包含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包括共黨對他本人的專政，我不是很確定劉對此是否也飲之如甘露？另外＂工人階級無祖國＂，不等於農民階級無祖國，更不等於一個民族無祖國，以及所有一切西方人也都無祖國，恰恰相反，每一個西方人，包括馬克思所指稱的法國、英國、德國等等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子孫，都有自己的祖國。

劉曉波的思維混亂之所以是一種右派的群候症，根本原因在於右派思維對真理的選擇性偏見，以及論證推理的選擇性實事求是，比如三百年來西方國家血腥暴力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歷史，劉就選擇性地失憶，更不要說幾乎滅亡中國的日本侵華戰爭。就連劉曉波自己都承認 一一一 ＂驚覺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膚淺”，“正因為我的民族主義立場和企圖藉助於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所以我對中國的批判是以對西方文化的絕對理想化為前提，向西方文化文明“獻媚””，批評多數西方人“仍對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認為“在未來，西方文明無法拯救人類。”

誰是他的老師？最好自裁以謝天下，至少應該寫一篇罪己書。劉的所在院校單位，應該挖去一段牆角，永志其恥。

以下摘自維基條目 － 劉曉波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劉曉波

《解放月報》採訪中“三百年殖民地”言論

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報》（現《開放雜誌》^[166]）主編金鐘採訪劉曉波：“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劉曉波回應：“我認為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特色’。”對於金鐘問，“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香港式）歷史變革”的問題，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當金鐘指出其“十足的‘賣國主義’”時，劉曉波回應：“我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爾後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言論被中國官方通訊社用來批判他的“賣國主義”，民間亦對此有所批評。 ^[167][168]

在劉曉波後來的寫作中，也有懷疑西方文化的內容。例如，1989年3月，劉曉波在《〈中國政治與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後記》一文中提到他造訪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後，“驚覺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膚淺”，“正因為我的民族主義立場和企圖藉助於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所以我對中國的批判是以對西方文化的絕對理想化為前提，向西方文化文明“獻媚””，批評多數西方人“仍對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認為“在未來，西方文明無法拯救人類。”^{[169][170][171]}

劉曉波在2006年表示，“三百年殖民地”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我至今無法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並表示“不會用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占據話語制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172]

獄中文章“我沒有敵人”言論

2009年12月23日，劉曉波在獄中發表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稱其“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感受到檢察官、監獄管教的尊重，稱讚所在監獄的環境與管理，應“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並認為中共“和諧社會”理念是一種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