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好出才子，也好出無賴，江浙一帶更是人傑地靈，耀宗得很。但經考據，“江南才子”乃後人作為，古時仍以資產、爵位稱之。比如《徐霞客遊記》的徐霞客的老太爺徐經就因巨富弄了個“金榜題名”。再比如一天到晚“娘西屁”的介石君。我想他也可能是因為想文化一把把唐伯虎的“天地感動金石開，證佛登仙如芥拾。”搬了來。 你是瘋兒，我是傻，提起筆兒就“文化”，這就是江浙人的“文化”本性，也是余秋雨的二流文化。 書上說余秋雨少聰穎，學時就有才子風貌，後來看其端坐青歌賽評委席，捏着嗓子，掐着蘭花指說話，才知道他是個學戲曲的。就像他在《笛聲何處》裡說的那樣：我去給那裡的學生講課時，文化苦旅還沒在那裡出版，所以給那裡的印象是個崑曲研究員。天哪，如此不要臉的人跳樓深感不安。果不其然，時隔不久，他果真就成了文化的“權威”，文化的“大師”。真是時無英雄，使得豎子成名。 余秋雨的文化是揀來的，也是信口開河來的，是自己在廁所拿着草紙憋出來的。所以他說別人是“偽精英架勢”時，被海那邊的人罵是“騷手摜胯”。他說“地震是一種文明”時，又被岸這邊的憤青說是“文學的敗類”。其實，在青歌賽上為自己的錯字強詞奪理時，我就已經認定他是個“文字的敗類”。至於文學，可能是他的一廂情願，也可能是一種商業的需要。就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町人階層一樣，在月光下媾和得如此完美。 區區一本《文化苦旅》被無數無知的“文化”追隨者弄得聲名大躁，這是時代的悲哀，我們無須辯解什麼，至少從任何角度去看這本書，都稱不上“文化佳餚”。遇見枯樹就感慨，遇見大海就景仰，遇見沙漠就冒水，遇見農舍燈光就思春，時不時還弄幾個吉普塞女郎來開一會洋葷，過過嘴癮，這是我對余秋雨最最原始的看法，一本文化苦旅下來，你會發現他在懷才不遇，他在自命清高。這是中國自詡文人的通病。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余秋雨的二流文化來源其病態心理。 綜觀余秋雨的二流文化可以得出一個很簡單的結論：戲子終成夙願！ 想當年一心盼着“春風得意馬蹄疾，一夜賞盡長安花”的唐解元（唐伯虎），怎麼料到卻以“莫須有”的罪名鋃鐺入獄，被後人尊稱為“最具戲劇性的解元公”。如果這事發生在余秋雨身上，他肯定會長嘆，生不逢時啊！ 的確，余秋雨生的恰到好處，手托戲本，巧遇貴人，一樣的狂妄，一樣的自詡豪情。檔案似乎一夜之間從“勞動局”弄到了“人事局”。如此，豈不原形畢露。 江浙文人好以小才弄大事，魯迅經不起政治誘惑，作了左聯老大，宋濂卻在元末“國難”之時投靠朱元璋，弄一“開國第一文臣”。說什麼“田衣稻衲擬終身，彈指流年了四旬”，我看江浙文人之假，之卑鄙，全國之首。 有人說安徽人善政亦善文。舉例是曹操一家和胡適，這樣看來，江浙文人只其後，而不得其前。江浙一帶都督與巡撫基本為外人所攬，蘇軾就曾戲稱杭州人恃才自傲卻又卑躬屈膝。 說杭州有一自稱才子的郭正遇見蘇軾，便在其前作詩一首，佯稱請蘇大人評分，而未等蘇軾去看，卻目無旁人地自我陶醉地吟頌起來，無可奈何的蘇軾只好給其滿分，並說，你剛才七分來自讀，三分來自詩，不為滿分是幾分？ 在不得其法之時，江浙文人善於手段，而這讓我不得不提那個一天到晚“替天行房”“絕世好臀”的都市放牛。“以色服人”實稱無恥之典範，低級之楷模。你像後來在文化圈也人模人樣的倪方六不是墓葬傳奇就是艷遇妓女，我很難給他一個準確的定位：記者？學者？盜墓賊，還是傳說中的嫖客。當然，倪方六的文化相比余秋雨要單純得多，我卻很難相信，寫《中國娼妓史》的人真的是學者嗎？宋書記載：杭州文人蒲傳正，好色卻又好研究延年之術，一天與一道士暢談之時，道士進言說，如果房事減少，可延年，蒲一聽，思索再三，反問道，如此延年又有何用。真是笑煞人。 江浙文人好色是有前緣的，大家都深知那個以半裸身體作為小說封面第一人的葉靈鳳，實在是男盜女娼，讓人扼腕喊絕。 江浙文人還有一壞毛病就是好以才譏笑旁人，明朝姚旅在其《露書》中就曾這樣評價揚州人，說江淮一帶好稱揚州人無耳朵，而揚州人陸無從卻總是笑丹徒人鄔佐卿的姓不好聽，談吐之間總是譏笑其是烏龜之“烏”，有一天，鄔再聽其戲耍之時，便一本正經地說，對不起，這個是有耳朵的哦！是啊，遠道來客，何必如此呢。幼稚，無聊。 同為江浙人，我總覺得所有的人都繼承了唐伯虎的文化無賴性格，卻無唐伯虎的真才實學。明知科舉吃人，卻終其生不忘八股。明知整天遊手好閒是窮酸迂腐，卻一天到晚“別人笑我忒瘋癲，我笑別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這就是整個江浙文化的二流。而現實中的你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