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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起義的當天，時年二十八歲的閻錫山被推舉為都督，這個在風雲變幻的民國政壇中絕無僅有的不倒翁從此統治山西長達三十八年之久，山西的民國歷史，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個人的歷史。
閻錫山出生於山西五台縣河邊鎮一個以經商為主的小地主家庭，接受過五年的傳統教育，1900年與父親在金融投機生意中的失敗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亂世山西因此少了一位傑出的商人而成就了一個集五千年權術於一身的政治奇人。避債太原的閻錫山棄商從戎，考取山西武備學堂，並在兩年後被選送東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臭名昭著的岡村寧次和板垣征四郎分別是他的隊長和教官，而民國初年叱咤風雲的名將蔡鍔、許崇智以及後來的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都是他的同學。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後，閻錫山韜光養晦輸誠示忠，消除了這個他一生中最為懼怕的梟雄對自己的猜忌，成為袁世凱當政時期罕見的擔任一省要職的原同盟會員。做完了八十三天皇帝夢的袁世凱倒台後，閻錫山排擠異已，又取得國務總理段祺瑞的信任，被任命為山西省長，集山西軍政大權於一身。
1917年，閻錫山響應段祺瑞而參加征討“護法運動”，遠征湖南的晉軍混成旅全軍覆滅，遭此打擊的閻錫山因而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號，暫緩向外擴張勢力，在多次軍閥混戰中保持中立，轉而全力經營山西，閻錫山所倡導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一系列措施客觀上促進了山西經濟的發展，為山西贏得了“模範省”的稱號。
閻錫山有別於其它軍閥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勤於學習，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山西省府院內有梅山，這裡原是明代巡撫衙門堆煤的地方，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時，為了使衙門形成北高南低有靠山的風水格局，使之官運旺盛長久，在這裡堆築起了一座假山，名之曰梅山，閻錫山入主督軍府後，改梅山為進山。從1920年開始的兩年多時間裡，閻錫山集團的骨幹分子們在進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館”和山前的自省堂每周學習討論兩次，這也就是所謂的進山會議，這一會議對閻錫山的思想發展以及他的治晉策略都有重要影響。1922年，閻錫山在上馬街創辦的一所私立學校也被命名為進山，山西的許多知名人士都是從這所中學畢業的。建國後，進山中學改名為太原市六中，1985年恢復進山中學的原名。進山會議會址之一的自省堂後就是現在省府梅山會議廳，山西人經常在新聞中聽到它的名字。
與此同時，閻錫山採取一系列措施擴充自己的實力，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軍事工業體系，這一體系後來成為建國後太原軍事工業的基礎。憑藉充足的軍需物資保障，從1917年到1930年，躊躇滿志的閻錫山先後四次擴軍，使晉軍由7000人猛增到20餘萬，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為了緩解因軍費大幅度增加而帶來的財政壓力，1925年春，在財政廳長楊兆泰等人的建議下，山西開始徵收房稅，甚至連馬棚、廁所也在徵收之列。這一苛政很快就引得民怨沸騰，中共太原地方黨組織通過山西省學聯出面，領導了反房稅運動。
5月16日，太原學生代表前往省議會質詢，兩個副議長推諉迴避，不做明確表態。學生代表們在當天下午來到督軍公署請願，要求取消房稅，閻錫山在接見學生代表時答覆說：“現在山西三面為土匪所包圍，你們都有父母姊妹，我不能不保護他們。我們要擴充隊伍，就要有錢，驗契就是為了籌款。”閻錫山說的也有一定道理，當時河南的馮玉祥軍為了激勵部隊進攻山西的士氣，軍歌中就有“北地胭脂大同女，銀子窩窩府十縣”的詞句。學生們同時對房稅徵收過程中的一些措施提出質疑，閻錫山予以搪塞，請願沒有任何結果。
學生代表退出督軍公署後，立即召開會議商議對策。兩天后，太原各校學生數千人從文瀛湖出發，手持“廢除惡稅”、“為民請命”的標語再次前往省議會，得到消息的議員們早已逃避，憤怒的學生們打砸了省議會後，又貼上了“民眾查封”的封條。請願學生隨後來到督軍公署，閻錫山命令督署衛兵一律不帶武器、不系皮帶、不穿皮鞋，排成人牆將學生隊伍阻攔在大門外，只允許23名學生代表進署。見到閻錫山之後，23名為民請命的學生代表按照預定計劃跪請取消房稅，雙方僵持了幾個小時後，尷尬不已的閻錫山被迫屈服，親筆寫下了取消房稅的手諭，畫押簽字，由學生代表向署外學生宣讀。取得勝利的學生們在返校途中，又搗毀了徵收房稅倡議者楊兆泰的住宅。
第二天，閻錫山別出心裁地發布了《寬恕令》和《罪己令》，自稱“德不足以服眾，誠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學子，疑障橫生，咎在已身，責無旁貸，撫衷循身，慚仄良久。”反房稅運動是民國時期山西規模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在廣大學生面前，素有土皇帝之稱的閻錫山也被迫在事後採取高姿態來收拾民心，在留學日本期間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的閻錫山在這一點上的確比同時代的軍閥們要開明。
其實太原歷來就是一座學生運動的先鋒城市，此前的五四運動和此後的五卅運動等歷次民主運動，都有太原學子們的積級響應。
羽翼豐滿之後，出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個人野心，躍躍欲試的閻錫山重新加入軍閥混戰。1926年初，奉系與直系軍閥準備聯合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三方先後派代表來到太原遊說閻錫山，閻錫山權衡利弊，與直奉聯合討伐馮玉祥，趁機奪取綏遠，將勢力延升到山西省外。
同年七月，廣東國民政府揮師北伐，派出代表來到太原與閻錫山接洽，閻錫山於次年6月6日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改易青天白日旗，通電服從三民主義。四個月後，閻錫山誓師討奉，並在1928年6月進占北京和天津。不久，蔣介石在西山碧雲寺召開會議，將北京改名為北平，委任閻錫山兼任平津衛戍總司令，至此，閻錫山統治了晉、冀、察、綏四省區和平津兩大城市，他的權力急劇膨脹，達到其一生的頂峰，成為與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比肩的中國四大軍閥之一。
1928年底，身負國讎家恨的張學良東北易幟，蔣介石從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的統一，隨之而來的便是意在“消藩”的編遣會議。蔣介石要排除異已，地方諸侯要保存實力維持割據，各大軍閥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編遣會議不僅沒有實現縮編軍隊的目的，反而成為新軍閥混戰的導火索。
1929年5月，蔣桂戰爭之後，除了那四百萬大洋，蔣介石為穩住馮玉祥而許下的諸多諾言均未兌現，馮玉祥一怒衝冠，枕戈待戰，然而，他的部下韓復榘、石友三等均被收買，通電擁蔣，馮玉祥勢孤力窮，通電下野，於6月21日攜帶妻女趕赴太原，希望能夠聯合閻錫山共同反蔣。
而事實上，晉軍將領普遍對馮玉祥缺乏好感，除了馮玉祥難以與人長久共事外，北伐期間，晉軍與馮軍相約並肩北進，當閻錫山連衛隊都投入前線作戰的時候，馮軍卻背信棄義突然南撤而置晉軍於倒懸，直到桂軍趕赴石家莊，晉軍才轉危為安。閻錫山在接見反房稅的學生代表時所說的土匪，指的就是威脅山西的馮玉祥。
當桂系軍閥領袖流亡香港之後，蔣、馮、閻之間三角追逐的關係變得極其微妙，閻錫山一方面揚言要與馮玉祥相偕下野出洋以和平解決爭端，另一方面又扣留馮玉祥先後將其軟禁於太原晉祠和五台縣西會村，將馮玉祥做為一張籌碼以增加自己的份量從而牽制蔣介石。
虎落平陽的馮玉祥滯留山西長達半年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就居住在晉祠外的一所私人花園內。閒暇之時，馮玉祥多次參觀晉祠和當地小學，並請來畫家增禧也就是那個辛亥革命時期的太原滿洲城守尉前來教授國畫。中原大戰失利後，馮玉祥再度隱居於晉祠以西的天龍山，在高歡避暑亭附近，我們至今可以看到將軍留下的摩崖石刻：“窮苦同胞之得救，其道路為革命，根基在知識，吾生惟此二事”。馮玉祥在此期間還出資修建了晉祠通往天龍山的道路，建議地方政府保護文物，並派人將盜賣文物的靜亮和尚押送縣署。
在蔣介石的挽留下，故做姿態的閻錫山順水推舟，放棄出洋，但隨着全國第二次編遣會議的召開以及馮軍二次反蔣和唐生智反蔣的先後失敗，閻錫山的自身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如同唐末朱溫在汴州謀取李克用一樣，咄咄逼人的蔣介石命令韓復榘在鄭州逮捕幫助他討伐唐生智的閻錫山，這一失敗的行動最促終使閻錫山下定了反蔣的決心。
當時桂軍、馮軍的實力在蔣介石的打擊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的削弱，只有晉軍還保持着完整的兵力，閻錫山一時間眾望所歸，成為各反蔣派系所矚目的重要力量。1930年初，全國反蔣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計，參與策劃倒蔣的有改組派領袖汪精衛、陳公博，西山會議派領袖鄒魯，馮玉祥、李宗仁、韓復榘、石友三、樊鍾秀、孫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馬鴻逵、劉湘等全國大小軍閥的代表以及張學良的秘書共五十餘人，冠蓋雲集的太原成為匯合全國反蔣力量的政治中心。
晉軍將領絕大多數都由閻錫山一手培植，唯閻錫山命令是從，但晉軍內部也存在反對意見，比如向來較有頭腦的徐永昌。在南京交涉的趙戴文回到太原後，指責來太原勸閻反蔣的“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軍人”，趙戴文本人則被部分晉軍將領罵為受到蔣介石蠱惑的腐儒。
經過一系列軍事和輿論準備，1930年3月21日，閻、馮聯名發出倒蔣通電，全國反蔣的大小軍閥紛紛響應。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5月11日，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軍閥混戰中原大戰正式爆發。晉軍在經過四次擴充之後，共擁有兵力20餘萬，加上其它軍閥，反蔣聯合陣線共集結了70萬大軍，蔣介石投入的總兵力約有30萬人，這場百萬鏖兵的大撕殺艱苦地持續了五個多月，烽煙燃遍中原，三十萬生靈慘遭塗炭。
1930年8月，汪精衛主持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決定組織與南京對抗的國民政府，民國19年9月9日9時，志得意滿的閻錫山在北平懷仁堂宣誓就任國民政府主席。這個新政權頒布了新的約法，也就是由汪精衛和閻錫山主持制定的《太原約法》，它因為包含了保證各項人權的條款而得到相當普遍的支持，特別是開始感受到南京政府政治壓制刺痛的知分子的支持。然而，僅僅九天之後，觀望局勢的張學良在笑納了蔣介石贊助的兩千萬元軍費之後，通電擁蔣，揮師入關。9月21日，擴大會議主要成員從北平逃往太原，擴大會議及其國民政府隨之倒台。
在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不甘屈服的馮玉祥、汪精衛還想做困獸猶鬥，但精於算計的閻錫山為保存實力而通電下野，逃往大連，中原大戰宣告結束。就在他下野前夕，蔣介石派飛機轟炸太原以對閻錫山施加壓力，這是太原城在歷史上首次遭到飛機轟炸。
縱觀中原大戰前後的種種表現，馮玉祥確實勇武有餘而謀略不足，最終拼光了慘澹經營二十年才積累起的三十萬西北軍。相比之下，閻錫山和蔣介石可謂老奸巨滑，行事素來謹慎的閻錫山雖然下野而去，但晉軍除了擔負掩護任務的三個師外，其餘全部在徐永昌的率領下退回山西，成為閻錫山東山再起的資本。從他的失敗，我們可看到，閻錫山在膽識韜略、胸懷眼光以及號召力上還是遜於蔣介石一籌，也正因為如此，成大事者，蔣介石也，成諸侯者，閻錫山也，而馮玉祥之輩，則只能為將為帥，至多再加上個愛國的頭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太原抗日救亡熱情高漲，十二月八日，數千名學生先後到山西省政府和省教育廳請願示威。十二月十八日，數千名學生又來到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請願，在交涉過程中，國民黨糾察隊大打出手，打死一人，打傷十四人，釀成“一二·一八”慘案。遙控山西的閻錫山利用這一事件查封了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將蔣介石的勢力排擠出山西。
1932年，國民黨內部蔣、汪合流，閻錫山東山再起，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回到太原後，大力鎮壓共產黨，陸續將在中原大戰中退入山西的十幾萬客軍運動出境，山西又恢復了閻記的一統天下。
以製造毒品、印刷假鈔維持軍需的孫殿英部是當時滯留在山西的客軍之一，東陵大盜孫殿英因為閻錫山在盜陵案中袒護過自己，1929年曾投歸晉軍。晉軍將領因為孫殿英是土匪出身而反對收編孫部，不屑與其為伍，閻錫山為此在一次會議上特意勸說大家：“你們不要小看孫殿英，人家白手起家，是個創業打江山的人，我們不要他，蔣介石也會要他。”第二年春天，孫殿英來到太原向閻錫山致謝，閻錫山安排十幾名高級將領在東米市新美園飯店為其洗塵，席間他們結為異姓兄弟，並推孫殿英為老大。嗜賭成性的孫殿英邀請這些將領貝者博，軍長李服膺一夜就輸了14萬銀元，一時間傳遍太原。
孫殿英不久被閻錫山任命為安徽省主席，這個極重江湖義氣的土匪在中原大戰中也用他的行動報答了閻錫山的知遇之恩。在近十萬大軍的包圍下孤軍困守亳州城的三個多月中，孫殿英一次次拒絕了故舊的勸降，直到孫連仲、孫良誠率領兩支大軍晝伏夜出冒雨飛弛六百里將他的疲弊之師救出險境。三孫會師，也成為波瀾壯闊的民國軍事史詩中極為耀眼的篇章之一。
孫殿英離開山西後，在共產黨的幫助下進軍寧夏，被西北勁旅馬家軍擊退，出征前曾支援過他的閻錫山為消除這股不安定力量對山西的威脅，將他的部隊繳械，把他安排到晉祠閒住。孫殿英的朋友龐炳勛前來看望他時，孫殿英慨然道：“萬沒想到我進攻寧夏失敗，叫傅作義、趙承綬、王靖國這三個小孩子就收拾了。”龐炳勛一語中的：“小孩子哪有這麼大本領，還不是老鬼的把戲。”說罷，兩人相視苦笑。野心勃勃的孫殿英在蟄伏了兩年後離開太原，投歸宋哲元。
中原大戰的失敗使閻錫山不得不吸取教訓，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的老路上來，在“經濟建設”的口號下編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創建官僚資本企業“西北實業公司”，太原城內最高的建築鼓樓上也適逢其會地掛起了“造產救國”的牌匾。修築以太原為中心縱貫山西的鐵路大動脈同蒲鐵路是省政建設的重要內容，過去人們認為閻錫山將鐵路修成窄軌是其封閉自守思想的體現，其實，這主要還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精於算計的閻錫山為了降低築路成本，還曾親自騎毛驢勘察出現爭議的地區以確定路線方案。
客觀地說，“省政建設”對於山西經濟從中原大戰的沉重打擊中擺脫出來，走上近代工業的發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時山西經濟的發展，為初期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太原作為我國重要的重工業城市的地位，就是這一時期奠定的。蔣介石曾對他的高級官員們說：“不要說什麼學德國、學美國，要學就學山西”。中共一位領導人在建國後也曾批評一些地方幹部們在某些方面“還不如當年的閻錫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