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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叢書
主編·黃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1
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五
流星雨
花月初 著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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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祖列宗 天國永饗
花春山聖名安德肋（1898～1951）
趙秀英聖名亞納（1899～1984）
花金生聖名若瑟（1919～1945）
李素珍聖名瑪利亞（1918～2001） 4
義薄雲天 情滿申江
2005年5月，老友陳文莘整理書稿時，發現了這張珍藏了50多年的攝於1956年8月高中畢業時的舊照片。我得以重睹久失音訊的羅春德的尊容，乃作《思故人》一首：“五十年前紙一張，謙謙君子讀書郎；春風得意奕新譜，福佑昭通覓舊章，溽暑漫長修佛道，眾生苦短話滄桑，故人此去無消息，留下相思在夢鄉。”林仲興相告，他於2000年為去北京辦書展與之見過一面後羅即杳無音訊，2005年又專誠去羅家鄉慈谿尋訪，驚聞羅君已於2002年在家鄉因患胃病不治身亡。嗚呼春德，竟成永思。
片頭系蔣鳳儀題字，自左至右為羅春德、唐寶祥、花月初、陳文莘。 5
雪壓天山 馬佇疆場
上圖：1961年冬，進新疆第二
年，攝於巴里坤青疙瘩山五分場。
上圖：1962年秋，離新疆返滬前，
攝於松樹塘天山腳下軍馬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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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相伴 陋屋馨香
左圖：1945年12月，我隨祖父母從中匯大樓遷至楊家渡街142號。圖為南牆一隅。
右圖：攝干2002年9月。年初，地區張貼動遷公告，歷時 9月，老宅鄰戶悉數搬遷已被拆得滿目瘡痍。2002年12月15日，我家搬遷時焚詩慟別：“風雨飄搖拆字樓，半生相伴一書休；嗚呼祭罷江東去，悵望天邊月似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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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知命 晚年安康
上圖：1987年於楊家渡老宅自拍全家照，時年50歲。
左圖：2002年12月25日，我和華培芬攝於新居百富達。牆上匾額系林仲興所書我囑寫的“飛沙走石不為惡，白雪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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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詩”
敢問如來 桃源何方
左圖：2003年5月，在華東療養院體檢上靈山，偶得似與釋伽握手之照片，自覺大不敬，作《靈山大佛》詩以謝罪：“佛祖生天竺，五方次第開，靈山何所有，蒼莽一如來。”
2003年9月，房產協會安排去澳、新，得《澳洲行》一首：“南飛三萬里，一覺易春秋，格力芬湖畔，達伶港碼頭；城鄉皆是綠，老小不知愁，世上桃源地，政通民意酬。”
男婚女嫁 海天共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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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5日，子花雨迎娶夏彩霞，攝於海港賓館。
2007年4月30日，女花紅出嫁崔穎，攝於銀河賓館。
天賜驕子 我心飛揚
右圖：攝於2008年5月13日，
孫子花正清出生一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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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攝於2008年12月11 日，
外孫崔智皓出生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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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2007年7月，北京謝韜動議，盧玉支持，鐵流諸右派老人創辦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兩期，每期十餘萬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為1957年遭整肅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個內部交流的園地。全國倖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歡迎和愛護這份刊物，紛紛來稿。這些稿子，有許多是右派老人五十餘年間遭際、生活、思想的記錄，是自傳性的紀實文字，是對1957年“整風運動”與“反右鬥爭”教訓的總結、評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淚，使塵封的歷史最現。在大量來稿中有不少數十萬言的長篇，《往事微痕》期刊難以全部容納。
2009年11月，鐵流決定創辦《往事微痕叢書》，將這些數十萬言的紀實巨著，整理編輯成叢書形式留之後世，委託我主編。此乃善舉，非獨於為國家民族歷盡艱難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為歷史存真備忘。區區學識淺薄，難當大任，然義不容辭，勉為其難，承此重責。擬分為：紀實卷、研討卷、詩歌卷、小說卷、劇本卷、散文卷、參閱卷七大部分，以紀實卷、研討卷為主。編輯原則唯以“存真”二字為圭臬，疏漏不當不妥處，謹請指謬，以為匡正。200
本期《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五》是花月初專輯：《流星雨——二十二年勞改生涯記實》，25萬字。
花月初，祖籍江陰，1937年生於上海；在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就讀時劃為右派；1960年發配新疆巴里坤軍馬場；1962年底復遣返回滬；1979年改正；1997年退休。蒙冤受難凡二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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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歷經艱難坎坷、閱盡滄桑炎涼。
花月初擅詩，《流星雨》就是詩人對自己人生遭際跌宕起伏，盪腸回氣的歌吟。文筆優美、細膩。書末有“詩文拾遺”篇，見出作者古詩詞不凡的功力。正是：“縱情《天罵》，劫難頻頻，風雨如晦，禍始於詩；放言《流星》，信誓旦旦，雨霽風清，福歸於詩。我之與詩，有不解之緣。與詩結緣者，可歌而可泣、可憐也可親。”
2009年12月16日於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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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獻詞……………………………………………3
圖片……………………………………………4
主編的話………………………………………12
前言……………………………………………18
第一章 冬雷震震…………………………… 20
一、荷花池…………………………………… 20
二、六里橋…………………………………… 23
三、鬼子進村啦……………………………… 25
四、父親在天亮前去世……………………… 27
第二章 大地重光…………………………… 31
五、中匯大樓………………………………… 31
六、楊家渡和石庫門………………………… 36
七、母親總算有了歸宿……………………… 40
八、山雨欲來風滿樓………………………… 42
九、一場意外的災難降臨到我的頭上……… 46
十、上海解放了！…………………………… 48
第三章 天國之癢…………………………… 53
十一、我的教徒生活………………………… 53
十二、戰爭斷了我的天國夢………………… 59
十三、祖父蒙難冤死獄中…………………… 62
十四、我和祖母相依為命…………………… 65 14
十五、梵蒂岡教皇和他的兄弟姐妹……… 68
十六、走下神壇（上）：少年的煩惱………73
十七、走下神壇（下）：青春的躁動………81
十八、上帝沒有忘記懲罰我……………… 89
第四章 風雲突變………………………… 92
十九、終於跨進了大學門………………… 92
二十、院長、教師和同學………………… 95
二十一、導演、元帥和流感……………… 103
二十二、浪花、詠懷和天罵篇…………… 107
二十三、山雨欲來，波譎雲詭…………… 111
二十四、這是為什麼？…………………… 114
第五章 中庸無為……………………………123
二十五、校區里冒出一支勞改隊………… 123
二十六、五角場、國光社、平昌街……… 126
二十七、朝夕與共兩年整的趙家巷……… 130
二十八、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138
二十九、為而不為，庸而不庸………………144
第六章 關山重重……………………………148
三十、明月出天山………………………… 148
三十一、亞克西，哈密…………………… 151
三十二、人生能得幾回瓜………………… 153
三十三、去買烏魯木齊司令部報到……… 156
三十四、農五師巴里盔坤軍馬場………… 160 1 5
三十五、青疙瘩山五分場………………… 163
三十六、“我這裡有好水”、地窩子……… 166
三十七、騎馬如廁雪雞銀狐沙丘………… 172
三十八、萬寶全書缺只角………………… 177
三十九、莫欽烏拉山……………………… 184
四十、周枋、宋金石、鄭文光…………… 188
四十一、駱駝、馬和狼的故事…………… 194
四十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197
四十三、政治進食堂，幹部下伙房……… 205
四十四、三尼一鐵五鬼鬧中華…………… 209
四十五、再見吧，天山上的青松白雪…… 213
第七章 黃浦水寒………………………… 220
四十六、連續報了一年臨時戶口………… 220
四十七、斷續做了兩年臨時工…………… 224
四十八、磚廠十四載，十年大動亂……… 232
四十九、瘋狂的世界，扭曲的人性……… 236
五十、參加造反隊，智斗“煞歪風”…… 241
五十一、野營拉練好，血染煤渣磚……… 245
五十二、全民學哲學，唐山大地震……… 250
五十三、文革硝煙中的特殊姻緣………… 258
五十四、歲寒三友………………………… 272
第八章 浴火重生………………………… 286
五十五、艱難的落政經歷………………… 286
五十六、為申報戶口而奮鬥……………… 292 16
五十七、賢妻良母華培芬………………… 300
五十八、我是如何離開南市煤渣磚廠的… 309
五十九、劫後生涯（上）：區房地局九年…310
六十、劫後生涯（中）：市房地局九年……331
六十一、劫後生涯（下）：房產協會九年…351
六十二、風雨人生一把火………………… 368
第九章 澤被餘蔭……………………………372
六十三、詩文拾遺………………………… 372
六十四、浮生感悟………………………… 414
後記…………………………………………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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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年七十,終於有時間能為自己寫一點經歷與見聞了。
近日有詩自嘲曰:
人生七十欲何為,往事隨風款款飛,
不問非非非是是,但求是是是非非。
此詩似是讖語，實為靈光一閃的感悟。本人額頭眉心間有
一顆碩大的肉痣,一好事者相告曰，此痣相書上記載:主多訴訟。善哉,驗證一生,此言可信。蓋訴訟者,糾紛也、是非也,乃作此《是非》詩以為記。
記事離不開時間與空間,上下左右謂之宇,空間也；古往今來謂之宙,時間也。宇宙始於星雲混沌之組合,人類始於亞當、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園,從此世上處於萬古不復的劫難之中。
餘生也是一劫，五十年代在劫難逃，有幸加冕成為右派而至極。古右尊左卑，今抑右揚左。殊不知，左過之為極左，三轉則右，極左非左，右也；右過之為極右，三轉則左，極右非右，左也。曰左曰右，過與不及，皆違中庸之道。
余之為右，不是在劃為右派之前，而是在劃為右派之後。縱觀當年之右派，大凡都是敢講真話、用心良苦的有識之士、熱血青年，之所以成為右派，皆在劃為右派戴帽論處之後，被逼上梁山，庶幾成了右派的。如此以果為因，左右易位，右成了左，左反而成了右，黑白顛倒，鮮有是非乎。
余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矣。長夜靜思,復得一絕:
七十回眸一瞬間,甜酸苦辣苦占先,
功名利祿等閒事,唯有親情秀色鮮。
竊以為，賞心謂之甜；傷心謂之酸；憂心謂之苦；怵心謂之辣。吾生飽嘗甜酸苦辣,度過憂傷之童年、夢幻之少年、迷惘之青年、動盪之中年，晚年始歸於平靜，可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乎。欲作自傳，題未定而一時不曾落筆。 18
蓋題為文之眼,長夜靜思之時，偶得“甜酸苦辣苦占先”句，余之傳記之題，似可以“甜酸苦辣”名之。
漢﹒劉向讀屈子文曰:“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 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餘生閱盡時代滄桑、人間恩怨之經歷，可謂自強不息，且恰與陰陽八卦所對應之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八種物象暗合,間之以“中庸”，豈不也成九章乎。然即以九章為傳,恐亦不能窮盡此生之甜酸苦辣也。
人生苦短，行色匆匆，百年生死彈指而過。余常夤夜仰望滿天星斗,偶見流星閃爍，頓悟吾生之須臾，七十年來所歷經之坎坷得失，一如黑夜天際閃過之流星。是夜，忽見流星成雨，星河洶湧，蔚為壯觀！是萬馬齊喑年代慘烈的刀光劍影？是普天同慶時刻燦爛的火樹銀花？
嗟夫！余敝帚自珍，常為吟詠不恥自奉絕唱的《天罵篇》和《流星吟》而唏噓不已，因其字裡行間，洋溢着一生崇尚和踐行的“熱愛生活、干預生活；抗爭不屈、自強不息”之“天罵精神”。今以“流星雨”為題作傳，旨在弘揚經受劫難磨練和考驗的“天罵精神”，譴責邪惡、謳歌光明！
2006年開筆撰寫《甜酸苦辣》，2007年完成初稿；2008年博採眾議，幾經修改，書名也改為《流星雨》。
此書不為仕途經濟，不為功名利祿，骨鯁在喉，一吐為快，抒我胸中之塊壘耳！但求對己、對人、對歷史盡一點責，或可警子嗣、饗後人。
題於春申江畔寓所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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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冬
雷震震
（1937.6－1945.2）
一、荷花池
1937年春夏之交，我出生在上海南市黃浦江畔王家碼頭一個叫荷花池的地方。父親花金生、是長子，母親李素珍、是長女，我是他們的大兒子。
父親18歲、母親19歲時結婚成家。婚後,母親因與祖母經常口角齟齬、關係很僵。父親是船員,上船一去數日,母親便去外婆家小住。父親返航回家, 滿㝉南通方言的祖母，不懷好意地對父親挑唆說：“金生啊,儂開船,儂娘子也‘開船’，勿曉得伊到哈地方去了。”父親為討祖母好,便躲在房間假裝打罵自己的妻子。祖母又假惺惺地對母親說：“金生小鬼欺負儂,我打了伊幾個耳光,儂難（音‘南’）過嗎？”
母親知道父親不是祖母親生的底細，卻佯裝糊塗順水推舟，反話正說道：“儂做娘的,兒子也是儂生的,打又什麼打不得！”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點到了祖母心頭的隱痛。實在相處不下去了,父母便離家遷居到南市荷花池一幢石庫門房子的亭子間裡,開始獨立生活。不久,母親懷孕有了我。
據母親說，她懷了我10個月還沒有生產，怕人家說我是牛投胎，便天天偷着一個人跑到三樓曬台上，四顧無人時,在曬台中央放一張小凳子，手裡抱着一袋米，人站到凳子上，然後用力跳下來。如此一天好幾回,一回爬上跳下幾十次，希望能用這種方法驚動胎氣，儘快把我生下來。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天，我終於呱呱墜地，居然還是順產、9斤重。這是母親為我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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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遭苦難。
我來到人世後才一個多月，也就是在1937年7月7日,日寇向我國北平（今北京）西南的盧溝橋發動了舉世震驚的侵略戰爭，8月13日淞滬戰爭又侵占了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為了躲避戰亂，母親同兩個姨媽抱着我，去鎮江外公鄉下逃難。
外公出身當地李姓一家大戶人家，同外婆陳鳳鳴育有三子三女，我母親之下還有兩個妹妹、三個弟弟。外婆有個只比我母親大三歲的參加八路軍的小兄弟，母親叫他三舅舅，所以我也跟着稱他三舅公。三舅公帶領的部隊，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改編為新四軍，一直活躍在蘇錫常一帶打游擊。
母親和兩個姨媽帶我來到外公家不久，鎮江鄉下也有了日本鬼子。不知道鬼子兵是看到這戶人家來了三個花姑娘，還是得悉了外公有個當新四軍的內弟的情況，這天，牽了一條大狼狗，直撲外公家而來。外公發覺情況不妙，趕緊叮囑外婆領着三個女兒抱着我馬上從後門轉移，他自己挺身而出同鬼子周旋。大概是小鬼子既沒有看到花姑娘，也沒有發現新四軍的蛛絲馬跡，便惱羞成怒，把外公拖到後面河灘頭，捆綁在大樹上,百般盤問、嚴刑拷打，用狼狗咬、用刺刀捅，結果什麼也沒問出來,外公當時就不幸犧牲了。
外公去世不久，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的大舅舅李克忠，一怒之下離開了學校，投筆從戎，參加了三舅公的部隊。他帶領的小分隊輾轉南北，屢建戰功，後來在同日本鬼子的一次遭遇戰中，終因人數懸殊、寡不敵眾，他同戰友們壯烈犧牲了。
1949年，全國解放後，大舅舅李克忠被追認為烈士，外婆也成了烈屬,還被推選為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我
小時候，在外婆安仁街福佑里的家裡，還看到過她的烈屬證書和市人大代表的證件。外婆的弟弟、那個三舅公，參加革命後化名江堅，解放後當了無錫市的市長。
這些往事，有些是我在長大以後知道的。我自己記得的最早的事，大概是發生在四、五歲時所想得起的荷花池。我小時候,常在兩排石庫門外弄堂口，看鄰居小孩玩遊戲。那年代小孩子的遊戲花樣還真多，有滾銅板、拉扯鈴、篤菱角、斗田雞，打彈子、造房子、刮香煙牌子、官兵捉強盜、老鷹捉小雞等等。最有趣的是，冬天裡，大家擠在一個灑滿陽光的牆角里，玩軋煞老娘有飯吃的集體遊戲，推推搡搡、打打鬧鬧，暖洋洋、熱乎乎，叫聲一片、笑聲一片……。
一次，幾個大孩子在打彈子，我看到一粒花玻璃彈子，滴溜溜地直往靠近我身邊的陰溝洞滾來，我怕彈子丟失，撲過去捉住了彈子。不料，我這個“見義勇為”的舉動，卻受到了人家的誤會，那個打彈子的小孩，到我身後狠狠地推了一把，我一個踉蹌，一個跟斗跌到在陰溝洞邊上的石階上，頓時，左眼眉棱血流如注，眼前一團紅光，什麼都看不清……。後來，大人們把我送到附近的醫院，眼角上縫了好幾針，至今左眼眉棱上還留着一道深深的疤痕。
在這間亭子間裡，還有一樁令人哭笑不得、又使我撕心裂肺的事。這是關係我的一個兄弟的事。母親在荷花池亭子間裡，生了第二個兒子叫慧初。母親對我說，你們這一輩排行“初”字輩，你生在月頭上，又是老大，取名月初，弟弟比你小二歲，一生下來顯得十分聰明伶俐，就叫慧初吧。
在我朦朧的記憶中，弟弟眼睛大大的、皮膚白白的，見人張口就笑，十分討人喜歡。母親說，那時候父親在船上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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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多，她在家做家務、帶孩子，因為是同祖父母鬧翻了才離開他們的，得不到祖父母的接濟，只能靠父親一個人的收入養活一家人，所以家裡很貧困。慧初來到這個世界不到二年，生了一種叫肝膨食積的毛病，也許就是傷寒症，發病很急，不久便不治身亡夭折了。母親傷心地說，慧初太聰明、太乖巧了，只怨我們窮人家沒有那個福份，養不大他。
當時我還不懂得死亡的意思，只記得母親哭得很傷心，我從父母的交談和神色上知道事情很嚴重。弟弟平躺在亭子間的水泥地上，像是睡着了一樣，我居然無知地拉拉他冰冷的手說：
“快起來！跟哥哥到外面馬路上去白相，就不會睡着了。”
這一年，母親在荷花池生了第三個兒子叫仁初。
二、六里橋
也許是弟弟的夭折，父母帶我離開了荷花池這個傷心地。我的第二個家是在過了一條黃浦江的浦東六里橋。
這是一個農舍。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門前有一片金黃色的油菜地和包穀地；屋後有一片空地，空地外面有一條兩岸長滿楊柳樹的河；遠處，河上有座橋，那便是六里橋。
搬到新家這天正好是八月半。當天我同鄰居一個叫金根的大孩子就成了好朋友，金根幫我找了一個鐵箍和一根粗鐵絲，他把鐵絲的一頭擰成一虎口長的把手，另一頭拗成u字形的彎頭，他教我右手握緊鐵絲把手，用彎頭套在鐵箍外沿，左手順勢一推向前滾動起來。
傍晚時分，我正同金根一人一個鐵箍在田野上歡快地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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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突然聽到遠處傳來母親的呼叫聲：“月初噯……回來吃飯嘍……”我和金根這才收住了鐵箍，抬頭向村頭家門口望去，只見母親正倚着房門、扯着嗓門、向着我們的身影呼喊着。
此時此刻，一輪圓圓的、金黃色的月亮正從東邊天際緩緩升起，陣陣秋風，把母親的呼叫聲裹着淡淡的油菜花香，迎面吹來。真是個令人陶醉的難忘的六里橋的中秋之夜啊！這是我童年生活中少有的一個美好的回憶。
金根除了常同我一起滾鐵箍外，還帶我到僻遠處的墳地草叢中拔茅針、捉蟋蟀，有時捲起褲腳管下河在蘆葦叢中挖蘆根。茅針和蘆根都能吃，甜絲絲的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金根還教我用一根小樹枝，在牆頭磚縫中挖蜜蜂，挖到蜜蜂后，雙手把蜜蜂攔腰一擠，擠出蜂蜜來用嘴吮吸，還真甜。當時我覺得這樣做太殘忍，自己再也沒有敢在磚縫裡挖可憐的小蜜蜂了。
一天，金根對我母親說，六里橋附近有一個工地要招童工，他想帶我一起去試試。那時，家境很困難，母親便同意了。金根生怕我長得不夠高，特地為我準備了一雙特別厚的木拖鞋，讓我穿着去工地。這年，我大概還只有六、七歲。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母親叫醒了我，讓我趕快吃了早飯跟金根去上工地。我揉揉眼睛一看，桌上除了一碗天天一日三餐都要吃的六角粉粥外，竟然還有一副黃澄澄、油亮亮、熱乎乎、香噴噴的大餅油條！我喜不自勝地一把抓起大餅油條，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片刻功夫吃得只剩下散落在桌子上的些許芝麻了。這可是我在六里橋吃過的最好的一次早餐啊！
一副大餅油條下了肚，感到混身都是勁，似乎個子也長高了不少，穿起木拖鞋，跟着金根往工地方向而去。到了工地，天已經亮了，只見工地上黑壓壓的都是六里橋的小孩子。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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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一個大人吹哨子吆喝排隊。我穿了木拖鞋跑不快，氣喘吁吁地排在了隊伍的最後幾個，結果從前到後報數，那個大人嫌我個頭太小,說是人數夠了，沒有要我。
我看着金根他們在那個大人的指揮下，每人手裡拉着一根連在石軲轆上的長長的繩子，側着身費勁地、但卻歡快地拉着石軲轆滾動了起來,原來這是在修路平整地面。我正看得出神,石軲轆漸漸靠近我,只見金根向我揮手示意,讓我自己先回去，我便怏怏不樂地離開了工地。
不知走了多久，我終於回到了家裡。母親見到我萎頭萎腦蔫蔫的樣子，似乎早有心理準備，只是苦笑着摸摸我的頭,嘆了一口氣,一句話也不說。我見了母親，也竟是說不出話來，情不自禁地撲倒在母親懷裡嗚咽起來。心裡兀自懊惱那副大餅油條,辜負了母親的心意，自己太小不爭氣,感到滿腹的愧疚。
這是我這一輩子，所遭遇到的第一次失落。人的一生看來註定要在得失、成敗的交織與爭鬥中度過的，這種失落，還剛剛是個開始。
三、鬼子進村啦！
一天，我家村西六里橋小學裡，突然進駐了一大幫鬼子兵，小鬼子還在我家屋後河灘邊柳樹上栓了幾十匹馬。我那時人小不懂事，大叫“鬼子進村啦！”母親連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對我說，東洋鬼子都是壞人，外公就是被他們殺害的，鬼子今天到鄉下來，他們的日子也不會長了，惡狗亂咬人，我們還是要當心他們會狗急跳牆的。 2 5
小學裡住滿了鬼子兵，沒有學生上學了。鬼子們大清早起來上操，一邊列隊升起膏藥旗，一邊對着東邊升起來的太陽，不停地鞠躬行禮，還嗷嗷地吼着“瓦達西，酒落蓋，孟鳩牧司妹，生伊莫奈奈……”有時候，我到小學操場裡去玩，正好看見鬼子開飯，一人一盒飯、一小盒菜，菜是半生半熟的。有一次，一個鬼子的頭目死了，大概是被我們的人打死的吧，鬼子兵氣急敗壞的圍在死鬼的棺材四周舉行喪禮。棺材是鋸了一棵大樹做成的，中間掏空了放屍體，上面釘一塊木板就完事了。後來，幾個鬼子抬着這口棺材不知送到哪裡去了。
在我七、八歲那一年，母親在六里橋又生了第四個兒子。慧初之後在荷花池生的老三，頂了老二的名份叫仁初，第四個兒子就是老三了，大概老三生的時候母親夢中有桂花飄香吧，所以叫桂初。那時，父親在船上不常回家，從此一家大小四口的擔子,全部壓在母親一個人的肩膀上。
這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在熟睡中被母親的驚叫聲吵醒，起身一看，只見父親混身濕漉漉的斜靠在椅子上，一邊劇烈的咳嗽，一邊向母親在說着什麼。母親忙着生火燒水，給父親洗澡換衣。原來，父親的船這天晚上回來，快駛進吳淞口，突然遭到鬼子飛機的轟炸和掃射，後來知道,說是船上有什麼抗日的大人物。船在狂轟濫炸之後被炸沉了；船上的人，有的當時就被炸彈炸死或被機槍打死，當時沒有死的人也都沉沒在長江里。父親仗着水性好，潛水游到岸邊，折騰了一個晚上，又凍又餓、又驚又嚇，好不容易摸黑回到了家裡。人是活着回來了，誰知從此便一病不起。
父親病倒的這段日子，家裡病的病、小的小，母親要張羅一家五口的一日三餐，還要為父親延醫續藥，不知是怎麼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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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的。我那時候，已經到了應該上學讀書的年齡了，家裡窮讀不起書，鬼子沒有進村前，每天只能看着別人家的小孩背着書包走進六里橋小學。父親病倒以後，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作為家裡的長子，如何幫助母親挑一些擔子。
六里橋鎮邊上有一個蔬菜市場，每天下午，從停靠在河埠頭的船上，挑下來各種蔬菜轉送到菜市場裡。不知道我是怎麼發現的，這時候，一路上總歸有一些菜葉散落在地上的，我便天天拎一個小籃子，到時候拾點菜邊皮回去。
母親把我拾來的青菜、菠菜、雞毛菜、塌棵菜，統統放在一起，洗一洗、煮一煮，放點鹽、淋點油,就着吃飯了。一次，母親難得開葷做了幾隻小肉丸，把我拾來的雞毛菜挑出來，放一些線粉，燒了一大碗湯給父親吃，說是給父親增加一點營養補補身體。湯做好後,母親特地給我喝了一口湯，還給我吃了一個小肉丸，算是對我的獎賞。至今想起了這件事，我還仍然覺得，雞毛菜肉丸線粉湯，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鮮美的湯！
四、父親在天亮前去世
父親有一個妹妹叫金妹、學名品芳，父親和姑媽都不是祖父母親生的。祖父母篤信天主教，從教會育嬰堂領養了他們當作子女。父親生父姓周，生母花小妹，倒是祖父的親妹妹。父親本該是祖父的外甥，我聽祖父母說是外甥當兒子，所以也不是外人。姑媽本家姓沈，我不知道沈家同祖父母的關係,也不知道姑媽後來同沈家有沒有來往。
我的姓周的祖父年輕時就死於非命，花小妹可能也是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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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不得不把親生兒子送進了育嬰堂，自己去紡織廠做擋車工。後來，我年輕落難在煤渣磚廠做工時，有一個叫陳杏花的同事，一次無意中說起她當年曾在紡織廠做工有一個姓花的同事，正巧就是我的親生祖母。陳杏花說，花小妹人長得非常漂亮，十分愛打扮，是廠里有名的“無錫阿姨”。我慬事後同親生祖母從未見過面,也沒有她的音訊。
父親身體十分結實，領養父親的祖母說父親發育時，經常喜歡吃用熟豬油拌的菜飯，直到16歲上輪船當練習生。後來，父親在長江輪船公司的“隆大”、“鴻大”兩艘船的機艙間做生火、加油的技術工。
父親秉性耿直，脾氣急躁,為了船員伙食,同一個叫小來西的飯師傅吵架,父親的半節手指被小來西咬斷,小來西也被父親連人帶手裡捧着的碗筷盆子,一拳頭打翻到黃浦江里。
一天,船上來了一個陌生人找父親,此人原來就是母親的三舅舅。那時候,不知是國民黨還是日本鬼子要追捕他,他想到了父親，父親滿口答應,想盡辦法掩護三舅舅在船上、在長江里來回漂流了好幾個航班,最後幫助三舅舅安全轉移歸了隊。
父親船炸沉、人落水，九死一生回到家裡後,不但失去了工作斷了生計，還從此一病不起。當時祖父母是知道這個情況的,不知為何,他們再也沒有來關心過父親的死活。後來我想,祖父母大概是生怕外人知道，父母親與參加八路的外婆家有牽連吧。由於生活困難,缺醫少藥，父親的病是越來越嚴重了。
這年夏天特別熱,父親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母親抱了生下不久的小兄弟桂初, 陪父親過江去廣慈醫院看病、打空氣針,我在家裡照看着比我小四歲的老二仁初。他們三個去了一整天還沒有回來,直到傍晚時分,我一看太陽偏西了,便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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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我一起學母親的樣子做晚飯。
那時,我們家做飯用的是鄉下常見的大灶頭。灶頭兩旁有兩口大鐵鍋,用來煮飯或炒菜,中間一前一後兩口小鍋,裡面一口靠近煙囪的叫湯罐,湯罐里常年注滿了水,外面一口小鍋也是要放水的,兩口大鍋里不管煮什麼,湯罐和小鍋里的水都會跟着一起熱。灶台背後靠牆腳堆着稻草、麥秸、豆箕或者小樹枝等柴禾,事先把柴禾一把把紮好，燒飯做菜的時候，只要扯一把，用明火點着了往灶膛里送,一眨眼便呼呼呼的燒了起來。
這天，我在灶邊一口已經儲滿清水的七石缸里,用銅勺舀水倒進兩口大鍋,估計差不多了,就蓋上鍋蓋。水缸里的水，是母親挑來河水或者井水,放一點明礬淨化的。水放進鍋里後,我先拿起一把母親已經紮好的柴禾，點着火送進灶膛里,關照老二看火燒得差不多快熄滅的時候,再拿一把柴禾送進灶膛。
一會兒,靠外邊那口鍋里的水滾開了,我移開鍋蓋一面向鍋里灑六角粉（玉米粉）,一面用一雙筷子,使出吃奶的力氣攪動水和六角粉,估計稀稠差不多了,叫老二停止向灶膛里添柴禾,我把鍋蓋重新蓋上,一頓飯就算做好了。這時,裡邊一口大鍋和中間一口小鍋以及湯罐里的水也都熱了,心想，父親他們一回家有熱水可以洗澡了。這一天真熱,這麼燙的粥怎麼吃得下啊,我便拿出家裡所有的碗,一碗碗盛滿了放在桌子上涼着。
父親、母親和小弟天黑了很晚才回家,母親看到攤了一桌子的六角粉粥,和躺在灶膛稻草堆上已經睡着的老二,對手上沾滿黃黃一層六角粉的我深情地看了一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母親鼻子一酸、眼淚奪眶而出。
母親的眼淚,在煤油燈搖曳的燈光映照下,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灑落在我的臉上。此景此情,使我有了一種不祥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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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心中害怕極了,頓時不知所措地和父母三個相擁在一起,從小生性倔犟的我，卻怎麼也忍受不住這般無言的悲傷，不由得同父母親一起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那是一個北風呼嘯的晚上,母親一聲悽厲的尖叫,又一次驚醒了我和兩個還不解人事的兄弟的冰冷的夢：父親永遠離開我們含恨去世了！母親把父親去世的噩耗告訴了祖父母。
幾天后在父親的大殮下葬日，祖父母委派自己輪船公司的老賬房、也是金妹姑媽的寄父叫李煥章的，來為父親短暫的一生送行。父親下葬這天，天色陰霾、細雨濛濛。
長子的我捧着父親的頭，老二捧着父親的腳，在大人的幫助下，把穿着白襯衫、黑上裝、黑大衣的父親沉沉的身體，慢慢的移送到早在一旁準備好的那口黑漆薄皮棺材裡。這是我唯一的一次，這麼近、這麼仔細地注視着父親的臉。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父親穿得那麼整潔,父親的臉是那麼消瘦、那麼蒼白，全然沒有了往日那般藹然英武的氣色，父親的眼睛怎麼揉也合不攏,眼膛里依稀還能看得見些許淚痕……。
天空越來越陰沉，就在父親下葬入土那一刻，突然間，烏雲中間掠過一道刺目的閃電，緊接着又傳來一陣陣清脆響亮的驚雷。雷聲從遠到近、從雲端到腳下，滾滾而來，隆隆作響,久久不息。這震震落地發出金石之聲的冬雷，莫非是老天爺，也在為早逝的父親的亡靈送行吶喊哀號吧！
浦東六里橋郊外的荒冢；
1945年初的寒冬；
天昏昏地冥冥；
父親28歲；
我，9歲。 30
第二章 大
地重光
（1945.3－1949.5）
五、中匯大樓
父親去世之後,祖父母也許動了惻隱之心，也許是生怕斷了香火，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還說有假子嘸假孫，大孫子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也該上學了，要我回到他們身邊，上學攻書、光祖耀宗、傳種接代。
這天,祖父母差李煥章和姑媽第二次來到浦東六里橋,再三勸說母親後，把我領回他們的身邊－－中匯銀行大樓。
我淒悽惶惶地離開了朝夕呵護我的母親和兩個還未諳人事的弟弟。當時桂初還剛剛出生，仁初也只有五歲，至今我還記得，可憐的老二居然在父親大殮這天捧着飯碗說：“真開心，今朝有紅燒肉吃咯！有白米飯吃咯！”童言無忌也無知啊，今朝一別何日再相聚，每當想起這句話,我禁不住要潸然淚下……。
中匯大樓,是一幢坐落在河南路上的高樓，據說是杜月笙的產業。它南臨金陵路,北靠延安路（當時叫愛多亞路）。這幢樓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高大，大樓有七層，第七層的一大半是個大陽台,一小半是個高聳入雲的塔樓；第二個印象是方便,上下樓道不用走,有電梯代步,快捷極了；第三個印象是特殊，它第二層叫半樓，第三層才是一樓,據說這是英國大樓的體制。祖父母的家在五樓的535號，祖父的輪船公司也在同一幢樓里。
這天快近中午,我跟着李煥章和姑媽一踏進房門，只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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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裡很暗，有一種陰森森的壓抑的感覺，陌生而可怕。我對着坐在沙發上的祖父母，嘴裡哼哼了幾聲，算是叫了人了，之後，頭也不敢抬，就手足無措地站在牆腳邊上。
我知道，這第一次見面，我就給祖父母留下了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印象。但是不管印象好壞,幾個月後,我還是被送到附近四川路上的類思小學讀一年級，告別了來到世上整整八年的蒙童生活。那時候，已經是1945年的冬天了。
祖父母都有不尋常的經歷。祖父江陰花山人氏，大名花春山,小名叫洪寶、阿寶。祖父長得像《三國演義》描寫的關雲長一樣，面如重棗、聲若洪鐘、體格強壯。他從小習武，雖然身材高大卻善打猴拳，身手矯健、行動靈活，有一身好本領。祖父年輕時好仗義執言,由於得罪了鄉鄰親戚,憤然離鄉背井,孑然一身來到上海,上了長江輪做工。
一個偶然的機緣,祖父同好出身的祖母相識。祖母前夫是個早期文明戲藝人，一次隨劇團乘新大明輪溺海身亡,祖母到輪船公司收屍時,與祖父相識。她看重祖父的人品,用祖母的話說,不久“相親相愛”結成夫妻。祖父仗着自己的才幹, 依靠祖母的裙帶關係，一開始,在船上做理貨員、領航員，後來,很快提升進入輪船公司的管理層，就任過“大通”、“合眾”兩個公司的協理、襄理和運力部主任,成為公司里的要人。
祖母說,合眾公司一個叫榮德仙的大老闆,曾經向祖父在銀行單獨開戶的運力部，借調過一筆27億的款項,用來調調“頭寸”,開支全公司一個月的工資。後來我家落難時,祖母還去榮家討過那筆27億的債, 這個名門望族大資本家出身的榮德仙，竟推說榮家的財產已經在1956年國家對資本主義改造運動中,公私合營全部交公了, 這個愛國資本家欠債一分未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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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給了祖母一點車資,打發了事。
祖母趙秀英，是江蘇南通人，她是道德油廠趙煜鑫之女。祖母年輕時,交際很廣,結拜過十姐妹,因為人長得嬌小玲瓏,又排行老二,所以人稱小二姐。
祖母還同清末狀元張謇、張四先生的過房娘相識,她說,四先生幼時家境貧寒,其父挑着一副擔子，用“濫斬糖”收買舊貨度日。據說，一次收進了一塊磨刀石,回家一看,竟是一塊金磚,馬上還給了那戶人家,就此積了德。四先生年輕有為，不甘清貧,刻苦攻讀,後來中了狀元,光祖耀宗。
一天,四先生上京趕考,在南通一個小客棧候船,客棧老闆娘發現,四先生躲在房間裡,用自己帶來的冷飯包裹“醃齏（雞）”（南通方言：鹹菜）喝白開水進食,連忙推開房門,問清情況後，對四先生說,願意收他為義子，負擔他上京的全部盤纏,要他吃好住好，有一個好身體應考。在義母的資助激勵下,四先生經過三堂會試, 果然中了狀元,驛馬捷報南通小客棧。這位晚清末代狀元，後來辦工廠、開碼頭,致力于洋務運動。祖父大通公司的輪船停靠的楊家渡旁邊的大達碼頭,就是張謇開通興建的。
祖母自己也有個義父叫茅友仁,是大通輪船公司的一個大老闆，祖母有一個做醫生的小姐妹叫茅惠然的，就是茅友仁之女。祖母十姐妹中,大姐是個船主夫人,二姐就是祖母了，有一個是師長太太，還有一個開棺材店的,差不多全是賦閒在家養尊處優的貴婦人。只有茅惠然例外，是個讀書人出身的醫生,她是祖母的同鄉,還是祖父母的家庭醫生,那時經常到我家來。
祖父靠祖母的關係出人頭地,他對祖母自然是言聽計從了。我父母親結婚不久,便遷居六里橋,原因恐怕一是祖父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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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母兩家當時的社會背境不同；二是母親對祖母獨斷專橫的脾氣難以相容。
祖父母有一個女兒，就是姑媽金妹、學名叫品芳。姑媽屬兔,比我大10歲,身材修長,面容姣好，不苟言笑，聰明異常，外語出眾。那時她在曉明女子中學讀書。曉明女中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就在我就讀的類思小學對面,但是不知為什麼,姑媽好像從來沒有帶我一起上過學。姑媽後來離家遠走高飛,主要的原因猜想也是同祖母無法相處吧。
當時中匯大樓家裡有一個女傭叫翠花,是祖母同鄉遠房外甥女,她的丈夫被日寇殺害後,把兒子送進了南市一所叫一心堂的天主教會辦的工讀學校,自己帶了一個叫月嬋的女兒,投靠祖母做幫傭。
中匯大樓在我腦海里，還有幾件事印象特別深刻：
我每天放學回家後,總喜歡到7樓大陽台上去玩,大陽台邊上塔樓底層住着一戶姓蔡的無錫人,祖母同蔡家有交往,稱呼這戶人家的女主人叫無錫姆媽。記得蔡家有一個小姑娘,一口吳儂軟語, 笑聲悅耳,也許這是我對無錫情有獨鐘的先入之見吧。
姑媽有一天上學,被金陵路上的有軌電車撞倒,人被擠在電車底下的鐵軌中間,拖了好幾米遠，電車司機在路上行人的驚叫聲中緊急剎車，姑媽才不慌不忙的從電車肚皮底下爬了出來,撣撣身上的衣裙,掖掖好肩上的書包,神態安定地繼續走路，居然毫髮無損。路人一齊翹起大拇指,連連叫好：“奇蹟！奇蹟！這個丫頭了不得，不得了！”
我有一次發現，祖母同鄉外甥女翠花的女兒月嬋,她在7樓同蔡家小姑娘做遊戲、比膽量, 竟敢爬上大樓外牆欄柵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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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橫梁上,一邊一步一格地彳亍向前邁步,一邊還向我頻頻點頭、招手示意，讓我也去走一趟。我看得心驚膽顫，自知沒有這個膽量,不敢上去。要知道，大樓下面馬路上，行人如蟻、車流似梭,稍有分神一旦失了足,便要粉身碎骨的呀。後來我得知,祖母有意將此女許配給我做童養媳時,我心有餘悸惶惶然不敢接受,這可怕的一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大樓里有許多公司,每天中午,有專業包飯作坊為辦公室里的先生、女士送飯菜。我那時中飯吃的就是送到祖父公司里的包飯。飯後我在上學路上,還常常看到許多衣衫襤褸的小孩,衝着包飯師傅挑的空籮筐一擁而上,掀開籮蓋,爭搶籮筐里的殘羹冷飯。每每面對這種場面,我總會想起,自己在六里橋菜市場拾菜葉,天還沒有亮的時候穿了木拖鞋到工地去的情景……。
還有一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一天上午,突然金陵路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家家門前升起了青天白日旗,一長溜穿着黃色軍服的鬼子兵,全然沒有了往日那種不可一世的驕橫、兇殘、囂張的氣焰,一個個垂着頭,像個喪家之犬,緩緩地向前移動。
原來是，日本鬼子投降了。
自從我在荷花池降生、到這個世界一個多月時間,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上了侵略中國的罪惡之路,悍然向我國北平（今北京）西南的盧溝橋發起了戰爭；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長達8年的誓死浴血奮戰,獻出了3500萬同胞的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外公、我的舅舅和我的年僅28歲的父親的寶貴的生命。 3 5
中國人民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有着上下五千年輝煌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終於大地重光了！
外公安息吧！
舅舅安息吧！！
不曾瞑目的父親啊,今天你可以瞑目了，安息吧！！！
千千萬萬在這場民族劫難中，獻出了寶貴生命的人啊，你們都安息吧……
六、楊家渡街石庫門
祖父母早在1944年，就用10根“大黃魚”（金條的俗稱）作押金，租下了離黃浦江三、四百米遠的楊家渡街142號這幢樓。抗戰勝利後,祖父的輪船公司搬出了中匯大樓,我們家也隨之在這年年底,搬進了楊家渡。搬進來的那一天,除了滿堂賓客、鞭炮聲和饅頭糕外,還請董家渡天主堂的神父,為房子舉行了付洗祝聖的儀式。
這條街是一條長不足二百米的小街。這個新家是一幢獨立式的大房子,房東是在市中心福建路開南貨店的桂圓大王黃巧生,此人解放後不久就被政府鎮壓了。
遷居第一天吃罷晚飯,祖父、姑媽和祖父公司里的一個戴金絲邊眼鏡、面色白裡透紅的叫樊發程的人,帶着我乘坐一輛小汽車,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是一部叫《月宮寶盒》的美國電影。我只記得,電影裡從寶盒煙霧中化出來的人，站在一幅毯子上,像一片雲一樣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神奇極了。這部片子就是後來蘇聯重拍的《巴格達竊賊》。這天,我第一次坐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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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電影,第一次感受大上海這個不夜城的燈紅酒綠。
我出生在王家碼頭荷花池,在浦東六里橋農舍度過了悲慘的童年,在大洋樓里匆匆寄居了不到一年之後,現在，又搬到了一個後來習慣叫它楊家渡老宅的新家。當時,還不知道這個新家能住多久,在這個新家裡,還會發生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
我們剛搬到楊家渡時,四周還是一片廢墟,只有幾排東倒西歪的竹片和着泥巴的棚戶，還有幾間星星點點的可以移動的木屋,包圍着兩三幢零零落落的石庫門,我家便是這兩三幢石庫門中的一幢。當時，在這些房子破殘的牆上還依稀可見：××參行遷往大馬路××號、××銀樓遷往外灘××號。它們似乎一齊在向人們炫耀着這裡曾經有過的輝煌,一齊在向人們訴說着日寇萬惡的侵略戰爭的苦難呢！
我家這幢房子外面看上去,像是一艘停泊在復興路和楊渡街兩條馬路中間的大輪船,向西的船頭一邊牆面帶一點弧形,推測這幢房子所處的地段,戰亂前一定是在通衢大道的路口。祖父早就看中這幢房子,除了它在江邊離開自己公司近,恐怕房子像一艘大輪船,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這艘停泊在陸地上的“船”,向北、向西各有一道黑漆大門。大門上方飾着古樸的花紋圖案,大門上下都有一塊大石條。每道大門有兩扇並列的門,每扇門上都有一個固定在圓形銅片上,可以拉動、輕叩出聲響來的銅環。兩扇門中間,有一根套在門上下兩塊石條中間的比槓棒粗的方形木柱,到晚上,另外再用一根比門寬的門梃 ,穿過木柱套在兩邊門框上,這樣就可以防止外人闖進來了。兩扇門,平時只開一扇,另外一扇通常固定關着的門上齊眉高處,還有一扇可任意開關的小門,供門裡窺視外面的狀況。這是當今門上“貓眼”的雛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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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道門,一進門都有一個天井,天井頂上都有一個高高的封滿鉛絲玻璃的天棚，天棚頂部和四周的玻璃窗,有幾塊是可以開合的,用繩索系在窗框上,繩的一頭懸掛在下面天井的牆上,可以取下來隨意開合。天棚下面這個部位,我們把它叫作氣樓。可惜,這麼好的通風採光的設施,後來在房管部門大修時,推說這種鉛絲玻璃是外國進口的,連同房間裡的不是外國進口的十幾扇百葉窗,也統統被拆光了。
西門天井進去，地上鋪着大方花磚的統廂房是客堂,這是我和幾個同學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做作業、讀書和下棋的地方。客廳北面，有一個沿着天井向西朝南、北面外牆是弧形的大房間,最初就是我的臥室。過了客廳中間有一條走道,兩邊有幾間房間,有的堆東西,有的給在我們家裡幫忙做活的人做臥室。
當時,祖母有幾個同鄉親戚在我家裡做氣油燈照明的生意,他們一個叫趙傑,是祖母的堂房兄弟,因為皮膚黑,大家叫他小黑炭,我則按輩份叫他小舅公；還有一個王大年,是祖母出生地川港鎮的同鄉。這兩個人身強力壯,有船靠碼頭時,他們把氣油燈裝滿煤油（那時叫火油或洋油）打足氣,再用明火點着像真絲一樣的銀白色的燈泡,氣油燈發出嘶嘶的響聲、亮得叫人睜不開眼睛,他們 一人挑七、八盞送到江邊大達碼頭上,為輪船乘客上、下和貨物裝、卸照明。
走過這條通道, 外面剛好是北門進來的天井。北門天井東邊有一個大大的帶閣樓的亭子間,當時是我家的柴間,閣樓上向北的牆上有一扇百葉窗,窗下有一張床,一開始是祖母一個叫康寶的兄弟和他的妻子的房間；閣樓下亭子間裡堆放了許多船上帶來的鮮雞鹹肉南北貨，還有燒飯、做菜的柴禾,和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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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火鍋與烤火用的整篰整篰的缸炭。
亭子間門前有一道扶梯直通二樓。踏上二樓幾步有一排欄杆,欄杆下面是天井、上面是天棚。欄杆東邊,也是一間亭子間。亭子間都是水泥石子地,當時是我家的灶間,灶間裡有一座本地大灶頭和一座洋式的廣東灶。亭子間門口,又有一道扶梯通到三樓大曬台,荷花池石庫門裡一樣的那種曬台。
欄杆西邊有一扇玻璃門,門裡有一個可以放下四張圓台面的大客堂。這是祖父母接待、宴請客人和每晚臨睡前做禱告的地方。客堂西面有兩間並排分門進出的廂房,靠南一間前廂房是祖父母的臥室,有一排向西開的長窗；靠北一間後廂房是姑媽的臥室,樓下就是我的房間。後廂房比前廂房向西長出許多,房間裡除了有一扇裝了百頁窗的北窗外，長出的部分也有一排向南開的長窗，同前廂房向西的長窗合圍起來，下面就是西門進來的天井,天井風火牆上面，也是鑲着鉛絲玻璃的天棚。
初來楊家渡,感到這幢樓同中匯大樓一樣也有三個不尋常之處,一是房子外觀像輪船,裡面結構木頭多,雖然沒有畫棟雕樑,倒也厚實堅固；二是房子裡面玻璃窗多,上上下下一共竟有一百另八塊玻璃；三是房子北牆外路邊有一片開闊的空地,空地外有一條流向黃浦江的小河。第二年春天,我在空地小河邊種了許多絲瓜、毛豆之類的蔬菜,空閒時澆水施肥、鬆土蒔草。不知道後來有多少收成，倒是應了“但問耕耘、不問收穫”這句古訓，遂了多年六里橋生活情結的心願。
後來,這塊空地,還是我拜師學藝,拳打腳踢、舞刀弄槍的好地方。曾幾何時,幾年後空地上雨後春筍般冒出了許許多多參差不齊的房子,那條小河也被填沒了。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厭其煩的把整幢樓的各個部位一一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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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清楚,唯一的原因是：掐指數來,我自1945年末,離開中匯大樓來到楊渡街,至2002年末從楊家渡遷出,我同這幢樓,除了中間外出他鄉的二、三個年頭,前後相伴廝守了居然有半個多世紀！在這半個多世紀裡,我經歷了多少悲歡離合？我遭遇了多少坎坷曲折？我飽嘗了多少甜酸苦辣?真是一言難盡、罄竹難書，不多說幾句，怎抒我心中的塊壘！
幾年以後,姑媽離家出走、祖父不幸去世,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家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祖母仍舊住在她的前廂房裡,我的臥室卻從樓下搬到了樓上後廂房。後來我娶妻生子,我家的主要生活區,就只剩這樓上一前一後兩個廂房了。
七、母親總算有了歸宿
剛搬到楊家渡時,我還在四川路的類思小學上學,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就在學校旁邊一家麵食店、天天一碗陽春麵果腹。據說,這家麵食店的面,是店家自己加工揉制的,上口特別的有韌勁,很配我胃口,尤其是店堂里不時響起的：“噯來伊格陽春寬湯伊格郎者…”、“又來伊格陽春重辣伊格郎者…”、“再來伊格大肉麵末伊格郎郎者…”諸如此類的叫賣聲,悠揚動聽、不絕於耳,久久不能忘懷。若干年後路過此地,每每還要想到這家麵食店的面,和它的悅耳的叫賣聲。
學校離老城隍廟很近,我每天放學回家,都要路過住在靠近老城隍廟的外婆家。記得有一天下午風雨交加, 放學後我只能到外婆家過夜；第二天一早,外婆顛着三寸金蓮小腳,去城隍廟點心店買了一鍋子遠近聞名的面巾面,給我吃了去上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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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買回來的面,滋味竟比學校旁邊那家麵店的還要鮮美。
不久,母親也離開六里橋那個傷心地,帶着兩個小兄弟遷居到靠外婆家就近的安仁街福佑里。我自從離開六里橋住到中匯大樓的一年時間裡,還沒有見過母親一面,母親搬進福佑里後,我便經常在放學後路過那裡去看望她和兩個弟弟,有時周末索性就在福佑里過夜,同母親和兩個弟弟擠在一張床上。
那時,祖父母有事的時候,就叫母親來楊家渡老宅幫忙。一次祖父生了病,祖母叫母親來服侍。我記得,母親經常把為祖父做的燕窩羹,在端到祖父房間之前,先在灶間裡偷着給我喝幾調羹。後來,母親每個月來楊家渡取一麵粉袋米和一些食物,大概是祖父母給另外兩個小孫子的口糧吧。
沒幾年,母親改嫁了,後父叫張寶春,也是船員,是個忠厚老實的人。起初,他聽母親吩咐,常在我放學時守候在校門口,笑着給我塞一點零花錢,話也不說就離開了。他特別佩服母親,常常在人前誇獎母親的吃苦能幹,還說沒有母親,也就沒有他今天的諸如此類的話。母親是個“子孫太太”，一直為沒有生一個女兒為憾，在張家又生了三個兒子。母親總算有了自己的歸宿。
桂初跟着母親在當時的民國路小學讀書，膝關節患了骨髓結核病，我同後父送桂初去仁濟醫院開刀動了大手術，巨額醫藥費開支,都是後父工作單位打撈局墊付，在後父工資中逐月扣了十幾年才還清的。桂初在家養病輟學一段時期後，卻陰差陽錯地去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不久又返回上海。1956年剛好在我進大學那一年,後父工作調動, 桂初同母親和後父所生的三個兒子一起去了山東煙臺。
仁初同我一起住在楊家渡，在附近讀書，初中一畢業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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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後來還當過廠校代課教師。當廠校教師時，我已經下鄉在五角場農村勞動了。我離開五角場去新疆前，仁初在母親那裡參了軍，先是海軍，不知為什麼又被調整為陸軍。之後幾年，楊家渡老宅只剩下祖母一個人了。
八、山雨欲來風滿樓
1948年春節前後的上海,國民政府當局蔣經國限價政策失敗,物價一日三變；地區里說是為了加強治安,建立了保甲制,祖父還當選過53保的保長。那年頭,警備司令部的警車日夜呼嘯而過, 白色恐怖越演越烈,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一片兵荒馬亂的景象……。
一天晚上,家裡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一個面色白淨、臉上有一塊疤痕、戴金絲邊眼鏡、穿吊帶西褲的洋行先生模樣的人叫楊行芳。他同祖父母都很熟悉,還是祖母的同鄉,是大通公司一個叫楊老九的大老闆的侄子；同來的還有一個年輕人,一直不知道名姓,據說是楊行芳的外甥或外甥女婿。當天晚上,祖父母讓老舅公康寶夫婦住到別的房間裡,讓出樓下亭子間閣樓給楊行芳他們兩個住。
之後,他們兩個總是早出晚歸,只是在深更半夜回來睡覺,有事都在樓上同祖父母商量。那時姑媽已經到松江住讀,家裡只有祖父母和我三個是自己人,祖父特地叮囑我不能對外人說他們兩個人的情況,還要我隨時聽從這兩個人的差使。
每天一早,祖母讓我給這兩個人送早點,他們不出去的時候，還叫我到郵局寄過幾封信。有一天晚上,祖母叫我到閣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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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給他們送宵夜,只聽見滴答滴答的聲音,後來知道,這是在發電報。還有一次看見他們兩個在聽收音機,收音機聲音很低,似乎有人在呼喊:“鴻運（紅雲）！鴻運（紅雲）！你在哪裡？”那時我已經在讀小學三、四年級了,從祖父嚴厲的神色中,從收音機的呼叫聲中,感到這兩個人一定是幹什麼重要的秘密工作的,可能正是警車在日夜搜捕的那一種人。
有一次,楊行芳吩咐母親幫他給人送一封重要的信,還教母親裝成工廠上班的女工,手裡拎一個有三個盒子的圓形飯盒,信用蠟紙包好塞在中間放飯的盒子裡。誰知,母親尋到了收信人的地址後,只見裡面已經有黑鬼子把守,知道情況不好,連忙機智地藉口找小姐妹上班走錯門為由脫了身，否則,飯盒裡藏着的信的情況一經暴露,楊行芳們和我全家的後果,不堪設想。
一天祖父很晚才回家,他愁容滿面地對楊行芳說：近日形勢緊張,下午地方上開過會, 當局說共產黨地下活動頻繁，提出了“窩藏共匪,連坐七家”、“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漏掉一個”的急令牌,祖父要大家萬事小心為妙。
過了幾天,楊行芳神不知、鬼不覺的安全轉移到別處去了。
現在想來,也許是當局對我們家來的兩個陌生人有了懷疑,內部同祖父相好的知情人,及時向祖父報告,祖父才立即把上面說的情況,轉告了楊行芳他們的吧。
這年快近年關,家裡又來了一個陌生的年輕人,祖父母同他格外親熱,原來他是祖父關係最好的公司頂頭上司董貴民的兒子朱恩懷。當時他在震旦大學讀書,是學生運動的領袖,有內線告訴他,他已經上了國民黨通緝的黑名單。董貴民先同祖父打好了招呼,讓他到我家來避避風頭。這風頭一避就是幾個月。
我稱朱恩懷叫朱家大爺叔,稱他母親董貴民叫朱家姆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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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從這一年開始,直到祖父去世,每年農曆新年初五,我都要去他們當時在順昌路小菜場旁邊的家裡拜年,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我認得了他家裡其他的家人。
他的父親叫朱義（信？）生,據說是我國民運輪船最早的設計師；他還有兩個妹妹,跟娘姓,一個叫董伶,一個叫董俐,得過世界游泳冠軍。他們家裡的人同祖父母一樣,也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朱恩懷來到我家以後,祖父母讓他還是在楊行芳住過的樓下閣樓里下榻。這間房間一是隱蔽不起眼,二是牆上有一個向着楊家渡街的窗,路面上人來人往,未進門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三是萬一出現情況,脫身也方便。
我因人小不被人注意,聽從祖父母的吩咐,負責給朱恩懷送早點和宵夜,買日常用品和到郵局寄信取郵件;他在閣樓里會客時，叫我在大門外面,一邊同鄰家小孩玩,一邊如看見有陌生人到我家來,要我立刻向他通風報信。
幾個月後,一個冬天下着大雨的晚上, 吃過晚飯,朱恩懷穿上了祖父母為他準備好的西服、大衣、禮帽和雨衣、高統膠鞋後,便同祖父母、姑媽和我一一告別,離開我家到什麼別的地方去了。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同朱恩懷還有過一次聯繫,那已經是在相隔50年以後的事了。
朱恩懷離去不久, 有一天董貴民又陪了幾個人來我們家，是她的父親董家老太爺，和她的幾個弟弟：老五董世禮，老六董世禧，老七董世祚。還有兩個是董世祚的妻子和他倆的新生嬰兒。他們一行還帶來一箱箱好多好多書。
這幾個陌生人操一口清脆圓潤的北京話,原來,他們剛從北平到上海,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住所,聽說我家有空房,就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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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暫住。因為董家老太爺行動不便,安排在樓下客堂旁邊朝南的統廂房。老五、老六單身要照顧老父親,便住在統廂房北面的後廂房裡。這一大間一隔二，靠天井的一間本是我的臥室,我讓出來搬到了樓上姑媽房間裡。祖母還專門為董世祚的三口之家,利用二樓氣樓部位這塊空間,拆掉欄柵搭了一間新房。
後來我知道,董老太爺是東北大財主,有七個兒子、二個女兒，老夫人是北平的名醫，他們來上海前老夫人剛去世。老五、老六性情怪僻,不謀生計，靠家庭供養。老七董世祚才貌雙全最能幹，祖母特別親熱地叫他七少爺。
七少爺身材魁梧,嗓音亮麗,擅長唱歌,經常一邊放聲高唱 《夜半歌聲》,一邊把自己的小兒子高高的舉過頭頂擺弄着;他的妻子是一個喜歡跳舞的漂亮的金髮女郎。後來,我讀到老六填過的一首《臨江仙》：“輕雷過盡平林過,幾多風裡秋躚，滿地黃花誰堪憐，燕飛微雨後，人立落英前；盈盈秋水碧於天,女郎金髮垂肩,獨上小樓憑欄杆，輕歌常啟口,妙舞正當年。”說的大概就是七少奶奶吧。
有一天,祖母鄉下又來了幾個同鄉親戚,要祖母幫忙找工作。祖母剛好要為先前從重慶回來的嫡親兄弟趙康寶一家安置，就在靠近家南面不到三、四百米的白渡路,買了一間坐北朝南的門面,考慮到同鄉親戚的專長,開了一家天明水電材料行。
這是一幢兩層樓的三進兩開間的沿街門面房,前面是店堂,中間是工場,後面有一大片空地,空地外有圍牆。二樓朝南兩間,是賬房間,賬房先生叫張文博,浦東川沙張家樓人,是祖母的過房兒子。後面幾間當作臥室,張文博、水電師傅、小黑炭、王大年和康寶一家都住在天明店的二樓房間裡。 4 5
我叫康寶老舅公公，他憨厚老實,有一手做翻砂、做模具的好手藝。抗戰開始那年,被國民黨擄到重慶飛機場當技師,抗戰勝利後因傷回到上海投靠了祖母。祖母把天明店堂後面空地，給他當作翻砂工場，讓他靠承接模具製作和翻砂加工業務謀生。我家使用多年的鋁鍋,和至今還在使用的一把湯勺、一把飯勺,都是他特地為家裡定做的。
這一段日子,我們家裡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公司的船一到,客堂里圓台面一擺就是三、四桌。祖父母忙於應酬,祖父喝啤酒是海量,一喝就是一整箱。人們時勢所迫、醉生夢死，年幼無知的我對身邊發生的事一片茫然，那時，只有對在席間吃到過的江陰河豚、南通麥蠶、本地的剝皮大烤、蟹粉獅子頭和對蝦燒竹筍倒是至今記憶猶新的。當時姑媽在松江讀書。
然而，在暴風雨即將到來之前，表面上一切都還是風平浪靜的時候，一場意料之外的個人災難和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正漸漸逼近。
九、一場意外的災難降臨到我的頭上
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裡,一場意外的災難降臨到了我的頭上。怎麼也不曾想到,北平客人來我家不久,我卻生了一場大病。
一開始左大腿上部有點紅腫,一天比一天脹痛,直到走路也感到困難，只得停學在家。病的起因，是我家的女傭阿德的弟弟同我一起打乒乓時,絆了我一跤跌傷了筋骨開始的，阿德當時嚇得連忙讓自己的弟弟回南通鄉下去了。後來想起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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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對阿德和她的弟弟還真有點內疚呢。
祖父聽人介紹後,馬上陪我到重慶路請當時上海頗有名氣的傷科醫生魏指薪為我看病。魏醫生檢查後也不說什麼,只是給我大腿敷上他獨門配製的治傷的膏藥。連續請魏醫生診治、敷過幾次藥後,腿腫似乎有點好轉。
不料,後來魏醫生有事外出,別的醫生給我調整處方,用了發散藥後, 皮色有點透明,腿反而越發腫痛,甚至於有一天嚴重到不能下地,邁不開步了。
過了幾天,魏醫生回到診所,祖父第二次再陪我到重慶路去,魏醫生對祖父說：“小少爺的腿是無名中毒,毒素已經侵入骨髓,中醫已經無法調理,再延遲恐怕有性命之虞,趕緊請西醫外科開刀才是。”祖父當即把我送進了離家不遠、近祖父萬豫碼頭街公司的多稼路上的上海醫院（現市二醫院）。
住進醫院第二天,我便進手術室開刀。麻藥師在我鼻子上蓋了一塊浸透藥水味的紗布後,讓我跟着報數,當我數到20以後,舌頭越來越僵硬、神志越來越模糊,一忽悠就失去了知覺。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耳邊聽得有金屬碰撞的聲音,急着想睜眼看個究竟,就是睜不開來,突然感到一陣鑽心的疼痛,“哇”的叫了一聲,只聽醫生一邊連聲說“藥性過了”、“來了！來了！”,一邊又在我鼻子上噴藥水,我頓時暈了過去,做起夢來。還記得,當時夢境中有羅成叫關、有花木蘭同番邦交戰,耳畔響着刀槍格鬥的聲音,真箇是“鐵馬金戈入夢來”啊……。
刀開好後,創口從裡到外痛了好幾天。我一看,大腿根部從外側直通會陰邊上,挖了一個大創口。據說,裡面的腐肉挖掉了一面盆,連股骨都清洗了一番。創口裡對穿了一根橡膠管子,兩頭還旋了兩個橡膠螺絲帽,裡面塞滿了浸透藥水的紗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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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腿痛得沒處放。每天上午清創換紗布是最痛的時候。開始幾天,每當護士旋掉創口外面的螺絲帽、把橡膠管連同紗布一起拉出來的時候,我痛得撕心裂肺、透不過氣來,好在過了幾天漸漸好轉，就不那麼痛了。
其實,痛還是小事,算我命大,才逃過了這次災難。聽祖父說,那時候外國人剛巧發明了一種叫“盤尼西林（青黴素）”的針藥,這種藥要一兩金子一針,治好我的病,一天要打好幾針。沒有這種藥、或者用不起這種藥,得了這種病,就沒命了。
那時,每天是老舅公康寶在醫院裡陪我,晚上他就睡在我一旁的鋪上。深夜睡覺時,他想出了一個好主意,他手腕上系了一根繩子,一頭系在我床橫頭,俟他熟睡時,我有事可以拉醒他。
眼看傷口慢慢長出了肉芽,我可以下床走動走動了,不料,醫院有一天突然通告病員：接到上峰通知,這裡要臨時改作傷兵醫院,所有住院病人,三天之內,一律自行撤離；需要繼續治療的,一律自行轉院。
好在我的腿差不多快痊癒了,第二天, 配了一點藥,康寶為我叫了一輛黃包車回家了。
十、上海解放了！
醫院到家不過刻把鍾車程,而就在這刻把鍾功夫里,一路上看到許多動盪不安的景象。住院兩個月來,外面的世界發生了太多的變化,陌生得讓我驚訝不已。
商店大多關了門,幾家開門的,在店門口搭了一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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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個店員在台上蹬着腳、高聲吆喝：“強賣啦！強賣啦！”,“只賣放血跳樓價啦！”也有的店堂無線電喇叭播放着嗲聲嗲氣的“三輪車上的小姐”、“玫瑰玫瑰真美麗”這類粉飾太平的靡靡之音。牆上歪歪斜斜貼滿各式各樣如“××不死，大亂不止”的標語,路上的行人,大多是急匆匆神色慌張的樣子。幾個躲在路邊旮旯里的黃牛,手指捏着兩枚銀圓,輕輕敲打着叫賣。
黃包車從中山南路拉到了楊家渡街,只見街口“近市坊”外面築起了一道木柵欄,中間有一扇門,據說一早一晚都有人開關,過了時間進出,也有人負責開門和關門。
一回到家裡,剛好看到小舅公趙傑在同祖父母告別。原來,他同楊行芳、朱恩懷他們都是同路人,抗戰勝利以後,在我家以幫傭為掩護,秘密從事地下活動,現在他接到組織的通知,要去歸隊報到。他離開時對祖父母說,感謝祖父母幾年來的關照,到時候他會回來報答大家的（屁話！他得悉祖父被捕後就此銷聲匿跡，大概沒有檢舉揭發就是報答了）。
第二天,同趙傑搭檔做氣油燈生活的王大年,也要迴轉家鄉了。他臨走時告訴祖母：趙傑有個哥哥叫趙則虞,在國民黨當軍官,兩兄弟意見不合,各奔前程；還說,前兩天,他無意中看到趙傑身上藏着一把小手槍,嚇得不得了,趙傑責令他不要聲張,猜想趙傑怕暴露了身份，第二天就遠走高飛了。大年不敢在我家繼續耽下去,告辭回鄉了。
之後不久,七少爺一家三口也突然在我家消失了。那時候,老太爺已經去世，只有老五、老六還住在我家沒有走。
我家那時候,來來往往的人就象走馬燈似的川流不息。趙傑、大年、七少爺他們剛走了後沒幾天, 一天晚上,祖父公司里一個叫李伯基的老職工,領了他的兒子、兒媳和孫子一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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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全家跪在祖父母腳前,要求給他兒子在公司里安排一個職務和給一個住所。
李伯基的兒子叫李治平,文才好、懂財務,也許他們都是南通人,祖父母收留了他們,安排李治平在自己公司做賬房,還把三樓大曬台分隔一半搭建了一間房,安頓他們三口住下。誰知, 好心沒有好報,兩年之後,祖父母養虎傷身,留下了無窮後患。
姑媽那時候,聽了父母之命、媒酌之言,正在同金陵路上的鞋帽商店的小開沈鶴鳴談婚論嫁,我住院開刀的時候,已在福州路杏花樓吃過訂婚酒。不知為何,我出院回家後，看到姑媽還是整日愁容滿面、鬱鬱寡歡,原本就冷的臉上堆起了霜。
後來知道,姑媽另有自己的意中人,不能接受祖父母的包辦婚姻,訂婚後不久,她就在為離家逃婚找出路。我隱隱感到,姑媽是在準備考什麼學校。由於李治平精通文墨,姑媽還經常向他討教。一天晚上,他們兩個為一個什麼問題在爭論,我也參加了意見,竟然得到姑媽的讚賞,開着玩笑似地說：“對了,我怎麼沒有想到請教我的大侄子呢。”我第一次看到，在姑媽冰清玉潔的臉上竟然露出了燦爛的笑容。不幾日,家裡得到姑媽留下的一封信：她已去了台北！我記得,那時已經到了1948年的年底了。
姑媽離家出走後,時局一天比一天動盪, 物價一天比一天瘋漲。抗戰勝利已經多年,中國人苦難連着苦難,過了這個坎還有那個溝,大地重光只是一句安慰死難亡靈的空話, 城市面貌依舊滿目瘡痍、一片廢墟。千千萬萬如我父親、母親那樣的平民百姓的處境,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一夜西北風,早晨我從楊家渡家裡走到董家渡學校,在沿街垃圾桶里,總歸能看到用蘆席包裹着的已經凍死、餓死的窮人家的小孩的屍骸。 50
人心動盪，老百姓渴望着趕走日寇、大地重光後能過上安生的日子,而這一天,何時才能到來呢？警車日日夜夜滿街飛馳，發出刺耳的尖叫聲。有一天，黃浦江江邊,用整包整包的大米，壘起了許許多多臨時碉堡,說是當局要狙擊人民解放軍過黃浦江。看來真的是又要打仗了！
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祖父回家說,我們這裡靠江邊,已經划進準備開火的危險地區,老人小孩能轉移的都要轉移。祖父把我交給了母親,我腿上創口還沒長好,母親住的福佑里三層閣房間實在太小,母親便把我送到了馬當路的大姨媽家去，大姨媽在底樓廂房裡放了一張帆布床，讓我住下了。
1949年的5月27日清晨, 姨媽和表弟阿龍把我從睡夢中叫醒，我聽到街上斷斷續續響起了清脆的槍聲,馬路上都是解放軍。姨媽帶着幾分震驚，激動地說：“月初啊！上海解放了！”
我趕緊翻身起床出去一看,果然,馬當路兩邊,滿街都是半夜裡剛進上海城的解放軍。他們多半身上穿着黃得發白的軍服,腳上穿着沾滿泥土的布鞋,腰上圍着手榴彈和水壺,兩個肩上,交錯斜挎着一排子彈,還有一排據說是裝滿炒米粉的乾糧袋。只見他們齊刷刷地坐在石子路的台階邊上,正就着水壺吃乾糧呢。
當天上午,小舅舅李克仁（小名雙頂）來到馬當路說, 附近的震旦大學（後來的第二醫科大學）,上午要舉行解放上海的歡迎儀式, 新的上海市市長姓陳,我們快去看看,這個姓陳的市長是不是三舅舅。我和阿龍聽到娘舅這麼說,興奮極了,阿龍攙扶着我,一起跟着小娘舅就走,不消片刻就到了震旦大學。
我們來到的時候,歡迎儀式早已結束了,問了早到的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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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市長是新四軍軍長陳毅,不是三舅公。後來才知道三舅公已經改名江堅，當了無錫市的書記和市長。
當時,震旦大學中央大草坪上人山人海。許多人腰裡系了一個腰鼓,敲着響徹雲霄的“咚叭咚叭，咚得叭咚叭”的鼓點；許多人頭上扎了一塊毛巾,手裡揮舞着飄帶扭着腰,跳着輕鬆歡快的秧歌舞；一邊台上一個大學生模樣的人,正在教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這是我在解放後學會的第一首歌,也是我後來教給自己子女唱的第一首歌。至今,我還記得歌詞是這樣的：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呀嗬嗨嗨伊格呀嗨／呀嗬嗨嗬嗨／呀嗬嗨／嗨嗨呀嗬嗨嗨伊格呀嗨！
這鼓點,這舞步,這歌聲,匯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
黑夜沉沉的大地驚醒了！
上海解放了！ 52
第三章 天
國之癢
（1949.6－1956.8）
十一、我的教徒生活
類思小學，是一所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學校就在洋涇浜天主堂裡面。比我大三歲的小舅舅李克仁,也在類思小學讀書；比我大十歲的姑媽是曉明女中的學生,曉明中學也是教會學校,同 類思小學一路之隔， 就在四川南路的東面。
今天這座教堂和這個學校都還在,應該都是優秀歷史保護建築吧。當年教堂叫洋涇浜天主堂,“洋涇浜”是老上海人對這個地區的習慣叫法。其實，按以聖人作為教堂命名的慣例,這座教堂叫若瑟堂，又叫聖約瑟天主堂。類思小學解放後改名為四川南路小學。我進類思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還不是教徒, 我的教徒生活, 是從中匯大樓搬家到了楊家渡後才開始的。
1946年秋,祖父考慮類思小學離楊家渡遠,便將我轉學到離家較近的董家渡路的正修小學,那年我虛歲10歲,祖父說我能夠跟得上，同學校商量少讀一年書，直接升入初小三年級。
正修小學也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從屬董家渡天主堂，毗連在一起的,還有正修中學和仿德女中，都是董家渡天主堂的學校,校長也都由堂里的神父擔任。學校校長龔石麟在為我家房子付洗祝聖時,就對祖父母說好要為我舉行入教受洗儀式。
按天主教聖經的說法，神在5天裡創造了天地萬物，第6天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第7天就安息了,所以把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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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為聖日、主日。
這天,正是教堂里稱為主日的星期天,祖父母、母親、姑媽我們全家和李煥章，一早就送我進教堂接受洗禮－－一種隆重的天主教入教儀式。
我們見過當家神父、也就是正修小學的校長－－龔石麟神父後，龔神父先給我引見了一位叫顧相公的老人,讓他教會我受洗成為教徒的基本禮儀。之後,龔神父為我做了一台彌撒，用聖水灑在我的額頭上、為我付了洗、給我取了一個叫“伯多祿（又譯作‘聖彼得’,基督12門徒之首”）的聖名,還讓李煥章作我的教父。我在莊嚴、恢宏、嘹亮、厚重的管風琴伴奏的聖歌聲中,開始了我的天主教教徒生活。
董家渡天主堂,坐落在南市靠近黃浦江的董家渡路上,她的正名全稱是“聖方濟各沙勿略天主堂”,簡稱方濟各天主堂。這是上海地區的一座歷史悠久的主教座堂,大門上方有兩行楹聯：“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 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這副楹聯,不知是出於哪一位至聖先賢的手筆,自建堂以來,幾經洗劫、倖免於難，至今經過整修仍舊完好如初。
正修小學就在教堂對面。我每天清早5點半起床,漱洗完畢不能吃早飯，按教規半夜12點後就不能進食。我同祖父母、姑媽他（她）們,先要進教堂望彌撒,這是一個教徒天天要做的早課。教堂里6點鐘有一台早彌撒,通常沒有重大的節日,彌撒約三刻鐘到一小時就結束了。
望彌撒,其實既是一個教徒神聖的義務,也是一個教徒莊重的權利。教堂里金碧輝煌、燈火通明。教堂正中央上方,是一個高大寬敞的七彩玻璃穹隆,陽光透過玻璃,絢麗的光華像瀑布一樣傾瀉到教堂里的每一個角落,流光溢彩、氣象氤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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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深處有一排大祭壇,祭壇上,供奉着神像聖器,是神父、主教做彌撒的主要的場所。祭壇右前方有一個帶轉角扶梯的講壇,專供神父、主教在彌撒中間,上講壇布道。祭壇左側暗處,有一座木製的神龕，在彌撒開始前神父坐在裡面,教徒上前跪在一個小窗外,對照教規“十誡”、“七宗罪”,自覺地、毫無保留地坦述自己所犯的“罪”行,或傾訴自己的疑惑和煩惱。神父視“罪”行情節輕重,以罰念多少遍“聖母經”、“玫瑰經”之類作為懲處,體現了上帝的嚴厲與寬容兼有的胸襟。但是，一個冬天的清晨，天色還十分陰暗，我經過一條弄堂口時，被一個國民黨的兵痞藉口抄身欲行非禮（雞姦）。我努力掙脫後逃進了教堂，驚魂未定地跪倒在神龕前，向神父辦神功；神父說我遇到了魔鬼，沒有罰我；我趕緊回到祭壇前木凳上跪下，自己罰念起玫瑰經來。
祭壇前排列着連在一起的長長的木凳,木凳可供信徒下跪和就坐兩用。望彌撒時，按照儀式,木凳上眾多不分貴賤貧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種族國別的虔誠的信徒,或匍匐、或安坐、或默想、或起立、或念經、或詠唱,上下呼應、和諧雄偉、莊重肅穆, 動江河、震山川、撼天地……。
在這至高無上和凡夫俗子之間,穿梭往來的是在傳播神的福音的神職人員。神父、主教都是有等級的,從他們做彌撒時所穿的外套祭披的顏色就可以區分,在我的記憶中，“紅衣主教”是天主教神職人員中的最高職稱了。羅馬梵帝岡教皇就是在全世界教區中威望最高、擁躉最多的紅衣主教中遴選出來的。
跟在神父或主教左右形影不離的輔助人員是：年輕的“輔彌撒”、“調爐”和“抱蠟”。我開始做“抱蠟”,不久做“調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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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做“輔彌撒”；但是,我最喜歡的崗位,還是做“調爐”。
“輔彌撒”,顧名思義，是輔助做彌撒的意思,是做彌撒時神父以下任務最重的輔助人員。他畢恭畢敬地站立在神父或主教的兩旁,視情翻經書、遞聖器、應問答、唱聖經。還要幫助神父或主教，給望彌撒的教徒灑聖水、分麥片、請紅葡萄酒－－耶穌基督的肉體和血。
不知道我的記憶是否有誤，“抱蠟”和“調爐”是在星期天－－主日、或者重大節日做彌撒時，才需要的，一般是幾個“抱蠟”、一個“調爐”。他們在做彌撒時,一字排列、站在神父身後。“抱蠟”每人兩手抱着一盞銅管上端有玻璃燈罩、點燃白蠟的燈。“調爐”站在“抱蠟”的中間,手裡提着一隻銅製的香爐,香爐吊在鏈條上,四面透空，爐中點燃麝香、煙霧繞繚。“調爐”不停地左右擺動香爐,需要時，將香爐遞給神父或主教。神父或主教左手提鏈條、右手將香爐舉過額頭，頻頻前後擺動。此時,教堂鐘樓上鐘聲蕩漾；教堂里,在管風琴伴奏下,神父和眾教徒放聲高唱聖歌, 煙霧和歌聲，裊裊直上天國。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有如耶穌基督降臨人世,來到每一個人的心上,容不得蠅營狗苟、容不得貪贓枉法、容不得半點私心邪念。世界顯得那麼和諧、那麼宏偉、那麼的恬美純淨，人們顯得那麼虔誠、那麼自信、那麼的超然物外。這就是宗教的超群魅力、博大精深,這就是上帝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吧。
我每天,風雨無阻,準點來到教堂。一進教堂就在門口蘸聖水,一邊從額頭到胸口劃聖號、一邊默念“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然後跪在長凳上望彌撒。望彌撒後不多幾天，顧相公要我做“抱蠟”、做“調爐”、做“輔彌撒”,我當然高興。每天一進教堂,穿過花園,來到顧相公的房間,在他作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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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安排後,套上雪白的鑲花邊的寬袖紗袍,走到祭壇邊,開始我每天的神聖之旅。彌撒結束後,我又從天國回到人間，按照老規矩,守在教堂大門口,等候祖父母叫一聲“老爹、姆奶”,才給吃早飯的錢,一般一、二角,有時我不開口,就不給。我從小就不討大人喜歡。早飯就在學校兩旁的點心店吃,不是一碗陽春麵,就是一副大餅油條或者一團粢飯,加一碗豆腐漿。天天如此。逢到星期天,多半回家吃泡飯,難得祖父母高興,一同到一家素菜館吃素面,什錦麵、素雞面、面巾面之外，還有油條子、素鴨、素火腿之類的菜餚,說到這點,齒頰之間似乎還有餘香呢。
吃過早飯正好到了上課的時間,四節課結束,趕回家吃中飯,吃罷中飯,馬上再到學校,又開始了下午的課程。至於每天必背的外語單字,或者遇到測驗、考試的準備,我大致上是利用家裡到學校、一天往返四次的時間,邊走路、邊自學的；沒有任務，我就拿一本閒書，邊走邊看。
我的各科作業,幾乎全部是在學校課堂里做好後才回家的。每天晚上,作為教徒的我,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要完成,那就是做晚課。每晚10時左右,家裡客人走完,終於等到了做晚課的時候。有時客人遲遲不肯告辭,我只得躲在牆角里的小沙發上睡覺，等客人離去後再睡眼惺忪地爬起來做晚課。
我家二樓大客堂南牆窗邊有一個祭壇,祭壇上供奉着飾着金線的耶穌基督、聖母馬利亞和大聖若瑟的白瓷塑像,每一尊像都用一個圓形透明的玻璃罩罩着。塑像兩邊放了燈、燭台和鮮花。這是我們全家做晚課的地方，全家人跪在祭壇前的凳子上念經，全部經文都要背誦,一次晚課要有半個多小時,大部分時間由我一人領着念,我把經念得滾瓜爛熟、抑揚頓挫、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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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茂。每晚，在這個時候,我才是一家人中的主角。
那時,翠花帶了她女兒一起來到楊家渡幫傭,翠花在祖母身邊拍馬奉承,想把女兒給我作童養媳。她看到我對她們母女倆個不理不睬,大概是想讓祖母給我定下童養媳的關係,一次,她把月嬋掛在脖子上的聖牌偷偷地放進我的書包里,還告訴祖母說我拿了月嬋的聖牌是喜歡月嬋,不料,祖母為此用木柴狠狠的打了我一頓。我因此懷恨在心,總想藉機會來報復一次。
這天主日,我從教堂里望好彌撒第一個回家,進了灶間，看到翠花已燒好了泡飯,正在一邊揀菜。我想機會來了,便用大碗盛了泡飯,一口氣吃了幾碗。不久祖父母回來了,翠花揭開鍋蓋一看竟是所剩無幾,還告訴是給月初吃光了。
她忘了祖母是忌諱說吃光而要說吃通的，祖母聞聽之下,不禁對着翠花大怒：“清清早起，觸哈格霉頭，光格倒頭！小鬼頭子（指我）一鍋子泡飯,那能吃得通,撤哈格亂話,明朝統統撥姆滾蛋（音‘團’）！”翠花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在一邊偷偷暗好笑，感到出了一口惡氣。不過當晚做晚課，反省一天來說過哪些錯話、做過哪些錯事時,心中感到這件事違背了十誡，不是一個好教徒之所為，所以，第二天一早到堂里辦神功,向神父懺悔接受了念經的處罰。這就是宗教的魅力吧。
龔神父、顧相公在祖父面前讚揚我無論文化學習還是教理學習,認真用功,成績優秀。還對祖父說,到時候讓我出國留洋、進神學院深造當修士。每逢學年結束放假前,學校都要在大禮堂里,召開全體師生大會,作總結報告和發成績單,並由校長對好學生表彰頒獎。按照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順序,宣布一項,就由一位得獎的學生,上台領取成績冊、獎狀和獎品。獎品放在前面一個大台子上,各種文具、玩具和禮品,琳琅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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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勝收。獎品由上台學生,每次自由選取一樣。有一年,我得了幾個單項獎和一個各科總評第一名,我一連上台幾次,出於天性,每一次選的都是聖牌或聖像,不料因此卻又得到了學校的好評,說我：成績優良、熱心神學，是天主的好小囡。
十二、戰爭斷了我的天國夢
上海解放後頭兩年,國民黨不甘心失敗,策動潛伏特務搞破壞,時局依然混亂、供應依然緊張。小學畢業時,學校只放映了一場《金神父》的電影,就算畢業典禮，4年正修小學的學生生活，我只留下一個寫一手好字的班長吳洪發和一個白面書生老同學陳文莘以及一個綽號“爛桔子”（面孔疙疙瘩瘩）、“咸酸飯”（滬語晏息會,再見）的班主任張老師的回憶後，就匆匆地離去了。這時,全國解放戰爭剛結束,抗美援朝又開始了。
我從報紙和教科書上知道，1950年6月25日,是美國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9月，又把戰火燒到我國邊境。同年10月25日，我國派出志願軍開赴朝鮮前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與朝鮮軍民並肩作戰。經過三年奮戰,用美中朝數以萬、十萬、百萬計的人的鮮血作為代價，把美帝國主義趕出了朝鮮半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而今卻有披露，這是同許多歷史故事一樣，在硝煙和鐵幕後掩蓋着多少真相？！我出生後短短十幾年生涯，竟是在這樣的硝煙和鐵幕中度過的。
姑且不論每一次戰爭的起因、經過、結果的真相究竟如何，戰爭總歸是集團利益衝突、甚至是個人獨裁意志,用財富來比拼財富，用物質來毀滅物質，用生命來戕害生命，最終總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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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無辜的平民百姓落得顛沛流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下場。除了戰爭，人類難道就沒有別的手段和方法解決衝突和分歧麼？何況有的戰爭還是好戰者蓄意挑起的。戰爭是人類的災難，好戰者是潘多拉魔盒放出來的魔鬼,莫非這正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麼?
那時候,美、日、國民黨的飛機經常空襲上海,狂轟濫炸、屠殺平民。在“二六”轟炸時,我親眼目睹東門路原來的德興館一帶被炸成一片廢墟、人民路厚德大樓前的馬路中央被炸了一個大坑。一次,在空襲警報聲響起後，母親拉我和仁初去防空洞,路上我看見前面一個男子,腦袋天靈蓋被呼嘯而過的彈片削去了一大片，在路人的驚呼聲中,他奔跑了幾步後,才猝然倒下。母親說，她感覺到這枚彈片在她眼前一亮、是從我頭頂上飛過去的。楊家渡街東邊路口,有一個做爆竹鞭炮的小作坊主,從江邊民生公司那裡挖來一顆沒有引爆的炸彈,在家裡敲敲打打,想取出裡面的炸藥,不小心卻把炸彈雷管觸動了，一聲巨響,房子炸成了碎片、人炸得缺臂斷腿、血肉模糊成了冤鬼。好長一段時間,我每次上學、放學經過那裡,腦海里都浮現當時的慘狀,側着頭快步走過,看也不敢看它一眼。
這樣的空襲,每逢星期天總有好幾次,到後來我習以為常了,乾脆躲在家裡不跟大人一起逃了。一天月嬋邀我到陽台上觀看飛機的空戰,剛好看見黃浦江邊上有鏡子在太陽光照射下，向低空飛行的飛機閃光，緊接着從飛機肚皮里就丟下了幾枚罪惡的炸彈，直往碼頭倉庫而去,在炸彈的爆破聲中升起了滾滾的濃煙。老於世故的月嬋說,這是有特務在向飛機指引轟炸目標。一次,我們甚至還看清了駕駛艙里飛行員猙獰的臉面,不約而同地大叫：“壞蛋”、“壞蛋”，也許被壞蛋發覺了,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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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俯衝，向我們頭上的方向就是一梭子子彈，我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這時，我看見飛機機槍口吐出的子彈,仿佛是一條可怕的火蛇，在我們祖國大好河山上蔚藍色的天幕下瘋狂飛舞……。戰爭的威脅,每時每刻地在我們頭上盤旋。
主啊！你是無所不在、處處都在的嗎？你是無所不能、事事都能的嗎？你是無比仁慈、無比善良的嗎？你怎麼能容忍以你的形象、由你親手創造的人們,不是變成雙手沾滿鮮血的萬惡的劊子手, 就是成為被劊子手肆意殺戮的無辜的百姓呢？還有那些雖然不是被人所殺,但是卻在一夜西北風之後，凍死在路邊的餓殍,他們又是誰殺害的呢?仁慈的主啊，你的年輕無知的僕人問你的話，你可聽見了麼？我想聽到你的回答！這樣的疑問和我的天國夢,在我剛考進正修中學不久就完全破滅了。
那天早晨,全校師生正在操場上做廣播體操,樂曲聲驟然中止,只見一長串頸項上掛着十字架的神父、主教，一個個低着頭、排着長隊, 從教室後面花園裡魚貫而出，穿過操場、走上等候在校門外的警車。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
正在我們驚魂未停的時候,廣播裡響起了一個聲音，說政府正在開展清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還說，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配合國際敵對勢力,妄圖顛覆新生的革命政權,這次鬥爭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顛覆與反顛覆的戰爭,希望知情的愛國教徒和非教徒, 端正態度、配合政府、大膽揭發,積極投身到運動中來。
當時又有誰能知道當局發動這次鬥爭幕後的真相，神聖的宗教怎麼又同反革命風馬牛相關起來了？年幼無知的我，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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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信當局的宣傳，再也不敢踏進教堂一步，從此成了一個迷途的羔羊。
戰爭結束了我的教徒生活,中斷了我當修士的天國夢。
十三、祖父蒙難冤死獄中
1951年4月27日，深夜，我在後廂房熟睡時被人聲吵醒。祖父母疑惑不安地坐在床沿上,櫥、櫃抽屜全部被拉開,許多凶神惡煞在房間裡翻箱倒櫃。最後,祖父被麻繩反綁了雙手,押上了停在樓下大門外的囚車上。祖父是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水上公安局逮捕的。在這個家裡,祖父冒着生命的危險掩護了4個革命者,迎來了解放；解放不多久,卻被當作反革命逮捕了！祖父答應為我買一輛自行車，還要送我出國留學的希望破滅了。
說起自行車，也有一段插曲。母親給了我一點零用錢，我在街上租了一輛小自行車，第一次騎車就學會了，但在小南門煤屑地上急轉彎時，倒地擦破了右膝蓋，感染髮了炎，傷勢很重。我怕祖父母知道怪罪母親，一聲不響，拖着病腿天天上學，讓它自愈，結果在膝蓋上留下了疤痕，這塊疤痕至今還在。後來祖父發覺了，那時,祖父已經生病,他在病床上撫着我的頭說，待他病好了，要為我買一輛新的自行車。
為了治祖父的病，我每天放學後,都要在教堂花園裡摘滿一書包冬青葉,回家後，用石臼搗出漿汁來給祖父飲用。每天子夜,祖母都要用生豆油,用“烏（憨）康寶”翻砂澆鑄的小鍋,在洋火爐上煎兩隻頭窠雞蛋給祖父進補。不料,這天祖父吃了煎蛋剛睡下去，就被不速之客用麻繩反綁着逮捕了。當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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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在外馬路和萬豫碼頭街的公司、包括私人保險箱,也被查抄了。
第二天大清早,住在我家三樓曬台上的李治平的老婆,兩手叉腰像個凶神惡煞地站在我家房門口,堆滿橫肉的臉上露出了幸災樂禍的奸笑,兩隻三角眼忽閃忽閃不停地從家具到祖母和我的臉上掃視……。
家裡的閒雜人等第二天便一個個秋風掃落葉似地作鳥獸散了。討厭的翠花和她的女兒總算也走了。連祖母的嫡親兄弟康寶、同他的老婆也走了。祖父的保鏢、曾經一把掌把撕破我衣服的騎車人打得血流滿面的教我打拳的陳守謙師父,在向我要了祖父用的帶煙盒的打火機作紀念後,也最後一個依依不捨地離去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他能到哪裡去了呢。
師父未走之前,他的一個師兄來我家作過客,此人身高2米多,腰裡圍了一根九節鋼鞭,飯量大得驚人,一頓能吃一個大羌餅,坐在我家的櫸木凳子上格格作響,那天還在門前空地上同我師父擒拿格鬥比試過一番。據說此人小時候在山東農村割羊草割破了手,順手摘了一片草裹上傷口,放進嘴裡吮了吮就扔掉了，誰知傷口竟完全癒合了,大人說是仙草,連忙滿世界去尋找,沒有找到。後來，他的個子日長夜大，力大無窮,經鄉人介紹，到上海南市拜邱樹山為師，同我師父成為師兄弟。大世界是一個大眾化的娛樂場所,兵痞、流氓進門不買票，大世界讓他坐在門口，專門抓不買票的人。傳聞,此人被太子黨看中當保鏢去了台灣。師父離開我家後,也許是投奔他去了。
去的去了、散的散了，這個家，只有我同祖母兩人相依為命了。
祖父莫名其妙被逮捕後，祖母和我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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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開始為祖父申冤奔走。我們去過派出所、公安局問詢祖父的罪名和去向,一個個冷麵橫對、嗤之以鼻；我們去過白色恐怖中來我家避難的楊行芳在江蘇路的父親楊老九家, 朱恩懷在順昌路的母親董貴民家,還去過大通、合眾兩個公司,哀求他們作證保釋，可憐那時有誰敢挺身而出,去為“反革命”說話呀。
這年5月中旬一個星期天，上午10點左右,兩個公安人員給我家帶來了噩耗：花春山關押待審期間，因病醫治無效,已在5月9日死於提籃橋監獄。還通知了收屍的時間和地址。
真是一個晴天霹靂。祖母當即昏厥倒地,我也感到天旋地轉、頭暈目眩。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幼稚的心靈,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疑惑、憤懣、感慨、無助和無奈！
第二天,我便同祖母來到跑馬廳旁邊的普壽山莊,收殮祖父的遺體。
祖父躺在一個長長的抽屜里,微睜着雙眼, 緊閉着嘴唇,額頭滿是烏青,身上穿着他被捕時穿的鹹菜色羊毛內衣,臨走時連外套也設有穿上。我和祖母用棺木收殮好祖父移送到肇嘉浜路旁的殯儀館,我同仁初每星期天去探望一次，撣撣灰、念念經、灑灑聖水。一個月後,祖父殯葬在天鑰橋路天主教會的息安公墓，後來又遷移到浦東張家樓自家的墓地。祖母托義子李雅谷照管好我家的七穴墓地,後來竟連祖父的屍骨也找不到了。
祖父去世不久,李治平卻以反革命罪被公安局逮捕了。
原來,李治平在南通國民黨政府任過職,在國共拉鋸戰時出賣過新四軍。南通比上海先解放,他逃到了上海,以為湯恩伯鼓吹的大上海固若金湯,由他父親李伯基出面在祖父公司里討了一個差事作藏身之地。祖父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只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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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才幹,對他信任有加,還讓他一家住在自己身邊。
上海解放後，為了鞏固政權,開始了大規模的肅清反革命運動。李治平自感大難臨頭,把對我家了解到的蛛絲馬跡的情況當作救命稻草,妄圖鑽肅反政策“檢舉有功、將功贖罪”的孔子,便恩將仇報,以祖父送女兒去台灣等罪名,向公安部門揭發了祖父,送了祖父一條命、也改變了我家和我的命運。
祖父去世不久,李治平同那個滿臉橫肉的婆娘，已沒有臉面繼續死乞白賴地在我家住下去了, 帶了1子3女, 其中就有一個在我家曬台上出生、幾乎死於非命的小女孩,就在楊家渡街找了一塊空地，搭建了一間棚戶苟且偷生。那個幾乎要死的小女孩，還是祖母請小姐妹茅惠然救活的。
祖母說，好花讓它自謝。俗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久李治平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終於暴露,被政府抓捕歸案,判了有期徒刑15年,解送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服刑。
十四、我與祖母相依為命
晉李密《陳情表》上疏武帝感嘆：“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這段話，再好不過的寫盡了我同祖母自從1951年祖父去世後相依為命三十幾年來的經歷。
祖母趙秀英, 1899年1月4日生於江蘇南通川港鎮，1984年3月7日卒於上海南市楊家渡。1951年祖父不幸去世後，已是家徒四壁,祖母以輪船公司股東的名義,每月得到50個折實單位貼補家用。那時物價穩定,有了公司的補貼，仁初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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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祖母一起生活，祖孫3人平時節衣縮食,還能差強度日。但是每逢開學，祖母便要為兩個孫子張羅學費（那時我上的私立學校學費很貴,一學期相當於一個中等收入1～2個月工資）。為交學費，祖母去討債、求情，萬不得已只好變賣。先賣祖父的手錶、項鍊、戒指、收音機，實在拿不出東西了，最後連家具也拿去賣,我做作業的老紅木大寫字檯30元、我睡覺的帶鏡子的單人紅木床30元、家裡用了多少年的碗櫥也是30元……，大家閨秀出身的祖母,不領市面,什麼都是一口價：30元。
最讓我痛心疾首的不是手錶不是床,而是那台也只賣了30元的奶白色的收音機。
我從小喜歡聽評彈,徐雲志的《三笑》、張鑑定的《顧鼎臣》、嚴雪亭的《楊乃武與小白萊》、范雪君的《啼笑因緣》,以及剛解放後新編現代評話《紅毛女》，都是從這台收音機的“大百萬金空中書場”中聽來的。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飯後、上學前,和每天晚飯後的這兩個時間段,守在收音機前聽書，成了我每天生活中的校外必修課。這台收音機,可以說是我少年時代最早、最好的啟蒙老師。一天當我知道收音機已經賣掉,傷心得直跺腳，怏怏不樂了好幾天。
屋漏偏遭連夜雨,船歪又遇頂頭風。就這樣勉強維持了三四個年頭，1956年輪船公司公私合營,不再給我家發放每月的生活補貼,家計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祖母卻在這幾年的生活磨難中慢慢地在改變自己, 不再養尊處優、不再頤指氣使、不再禱告上帝、不再乞求親朋,卻在苦難中脫胎換骨、煥發青春自食其力,完全變了一個人。那時祖母已經是近60歲的人了。
一上手，祖母以二房東的身份，先把樓上樓下的房間,用最低廉的房租,能借的全部出租借掉。樓下藏過共產黨地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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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亭子間，住了船上叫大來西的范家；老五老六住過的統廂房，被兩家裡弄幹部分占。樓上作灶披間用的亭子間租給了陸雪玲一家，新的灶披間就放在為老七搭建的氣樓房子裡。能放下四張圓台面的客堂間，隔出一半租給了在船上做老管（輪機長）的沈家。老管娘子還對祖母說，要把當時還在讀高一的女兒畢業後許配給我，那時我是高三畢業班，我婉言拒絕了。
作為房東的老祖母,每逢颳風下雨大潮汛,她還要忙着安排泥水木匠白鐵工修房子。由於租金標準低,所收租金用來支付房屋修繕用的人工、材料費後,所剩不多了。住戶中也有不出錢白住的,樓下統廂房就是被楊家渡街居民委員會主任、人稱六節頭“祝枝山”的一家給白住了。他家裡的一塊擱板,就是我家客堂間當年祭壇上的台面, 擱板上的一架台鐘,也是我家的。後來在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辦共產主義大食堂時，“祝枝三”以所謂革命群眾的名義,從我家裡拿走了冬天取暖用的銅腳爐、冬天燒湯用的銅暖鍋（火鍋），還有許多碗筷盆勺，連那套祖母捨不得變賣的銀餐具,也被他連騙帶哄地搶走了。
不多的租金收入無法糊口,除了頂替我父親上船的祖母的外甥邱雨林，平時給點零花錢外,祖母只能節衣縮食、自力更生了。灶間一分為二,住了兩戶人家；原來七少爺住的房間,當作公用灶間。我家在灶間靠北窗放了一張小台子,台子上放了一隻水缸,水是我和老祖母從樓下水龍頭放了水一桶一桶拎上來的。木結構樓地板是不准安裝龍頭和水斗的，我落政後同房管所交涉，才在樓上灶間安裝了龍頭、水斗和下水道,免了用水的上下奔波。那時家家燒煤爐，從燒煤球到燒煤餅，我家還有一隻自己用泥巴拌和了頭髮做成的行灶（傳說中諸葛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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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行軍灶），祖母說注了命苦燒行灶，但這種灶頭燒柴草，化腐朽為神奇，燒來快速簡便、即燒即食。我每天中午放學回來吃的，就是祖母用這隻行灶燒的，不是菜泡飯、麵疙瘩，就是蒸山芋、米塌餅，我喜歡吃雜糧，想必正是這時養成的習慣。
祖母有一句口頭禪：手裡白相相，嘴裡薄湯湯；手裡動動、嘴裡噥噥。可憐的老祖母，一個一字不識年近花甲的老人,只要是能掙到錢的、能做的事她都做了：燒包飯、領小孩、拆回絲、接聽公用傳呼電話……。她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困難（音“南”）再大，拗（不要）去話伊,再吃苦, 也要讓兩個孫子上學攻書、長大成人,要把花家的塔尖嚴（塔頂）造好，要讓老頭子快快（音“卡卡”）活活、安安心心上天堂。祖孫二人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直到1984年，我為祖母養老送終。
十五、梵帝岡教皇代表和他的兄弟姐妹
還在董家老太爺住在我家的時候,董貴民陪着一位一身黑衣的傳教士來看望他。傳教士一進大門剛到統廂房, 老太爺和老五、老六、老七居然一齊跪拜在他腳前, 親吻他垂掛在胸前的十字架。行完大禮之後，老太爺才在太師椅上坐下,輪到這位傳教士向老太爺請安了。
原來,這個傳教士是董家老太爺第四個兒子,他不是一般的傳教士,而是天主教羅馬梵帝岡教皇的代表,相當於封建王朝的欽差大臣吧,所到之處，凡我教徒,都要把他當作教皇來跪拜、並以能被接受晉見為榮的。
梵帝岡教皇代表的兄弟姐妹們，大多數都到過我家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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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老五和老六在我家住了十幾年,算得上是我們家的老房客、老鄰居了。
有一天,董家三少爺來看望老太爺。三少爺是南市老西門電燈公司的總工程師和人事部經理，還是一個太極拳拳師,出國比賽得過獎。老六沒有謀生能力,就是三少爺給他生活費的,但每月到領生活費的時候,要老六先打一套拳給他看,有進步就多給一點。一天三少爺到我家來,就讓老六在門前空地上打一套拳，又同老六對打了太極推手，說老六有進步。這天，他還給祖父做按摩,只見他運氣發力，掌心所到之處，祖父感到全身發熱、經絡通暢、血脈賁張，不禁連聲叫好。
董家老太爺和七少爺一家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就離開到別處去了。後來，老六告訴我,老七是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地下黨員,先在我家落落腳,以此為掩護, 上海臨近解放前,同國民黨一起撤退去了台灣。去台灣不久，老七共產黨的身份暴露了,慘遭國民黨的殺害。
他們家只有老大和老二沒有來過我家，我也沒有見過他們。祖父說，老大年輕時,是與周恩來同一批公派去法國的留學生，回國後在法租界工部局任職,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范尚﹒董”。他回國時帶回一個法國老婆和許多葡萄酒，這些酒和他的法國貴族式的姓名一樣，都很名貴,當作古董陳列在酒櫃裡觀賞。酒的顏色五彩繽紛,隨着氣候變化而變化,有時還會上下翻汽泡、發出叮叮咚咚悅耳的聲音，可惜後來被那個法國老婆偷出去送人了。解放後，據說周總理盛情邀請老大去北京,老大不願當官，只是在上海華商電器公司和內地自來水公司當總工程師。這位董家大少爺對人調侃地說：在這批留法同學中,官是周恩來最大,錢是他最多。 6 9
另一位沒有來過我家的是董家二少爺。二少爺終生不娶，是個單身漢,我只是後來在董貴民墓地上才看到他的照片和名字,他叫董世禕,戴一頂只有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才戴的翻毛皮防風帽。一個富家大少爺為何一輩子單身,這是一個謎,也許裡面也有他的傳奇故事吧。
那時候，我每年年初五都要向董貴民和她的丈夫朱義（信？）生拜年。董貴民解放後是愛國工商資本家（1958年她和她的兒子朱恩懷都當了右派）,朱義（信？）生也是一位社會名人。他們家全是歐式家具，餐桌是長長的大菜台子，用餐時，董貴民拉我坐在她和她丈夫中間的位置上。是表示對我祖父的器重？還是對我這個迷途羔羊的關愛？對着他們的錦衣玉食,我每每感到惶恐不安。然而每到過年,我最是朝思暮想的還是年初五到董家拜年。
祖父母對我們小輩用錢管得很緊, 平時我身邊是沒有錢的,連望好彌撒吃早飯,也是吃一次開口討一次。一次姑媽拿了家裡的錢,還被祖母用蠟燭火燒手指頭。所以,我到董家拜年一心想的是可以拿到一筆可觀的壓歲錢。當時壓歲錢的標準從幾角到幾元,而董貴民家每次都是12張1元的新票子。我冒着被蠟燭火繞手指的危險，還是大着膽每次抽出其中4張,在回家路上買了書。一年就等這一回。回到家一上樓梯,祖母就會掏我口袋,看到壓歲錢每次都是8元, 她老人家也被這個大吉大利的數字騙了，絲毫沒有懷疑地把錢收下了。不過,在我進教堂時,我沒有忘記向神父辦神功老實交代，請求主的寬恕。
這家人中我接觸得最多的是老五和老六。老六天生痴愚、不諳生計,卻擅長文墨、精通詩詞。據說,他還當過紅軍、參加過長征,只是看到戰友都犧牲了,做了逃兵,回到北平父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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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老五聰穎過人,師從母親學醫, 董家老太太是北平的名醫，名師出高徒，老五精通幾國外語，中西結合，醫道造詣很深。他還是個孝子,大冷天睡在母親腳跟頭,為老人焐腳,一天深夜老夫人無疾而終撒手仙逝了,老五還在母親腳後跟呼呼大睡。董家老太太去世之後,這一對難兄難弟就跟老太爺來上海董貴民家，董貴民讓他們兄弟同老父親一起住到了我的家裡。
董貴民還有一個妹妹，嫁給南京路香粉弄小兒科世家陸醫生為妻,我跟祖母叫她陸少奶奶。陸少奶奶給老六出了一個謀生的主意, 出資在我家白渡路天明店門外擺一個書攤,以出租各種小人書和圖書經營賺錢,晴天出攤,晚上把裝滿書的可以開闔的書架收攏來，放到天明店堂後面。書攤新年過後擇日開張，這天,陸少奶奶專程坐了陸醫生的汽車趕來,穿着狐嵌大衣,一身珠光寶氣,在爆竹聲中，忙着幫老六向左鄰右舍和看熱鬧的行人招攬生意,一時間,巷閭之間傳為美談。後來由於老六實在太書呆子氣,錢沒賺到幾個,書卻一天比一天少下去,又給老六明媒正娶成了家。六少奶奶一進門，書攤卻壽終正寢送給了人家。可憐的書呆子連一個老婆也管不住，不久, 六少奶奶也琵琶別抱離了婚。
老五為人更為乖戾, 老六新婚之夜,老五還開導自己兄弟如何纏綿床笫之歡，可是，他自己卻是個風流的獨身主義者。有個星期天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在我家樓上談天，看到一個摩登女郎進入樓下老五的臥室,稍頃,老五關上門窗、還拉上窗簾,我們議論老五肯定在干好事。果然片刻之後,老五把摩登女郎送出了大門,都是滿面春風、喜笑顏開。同學中羅春德年最長,他像個老夫子搖頭晃腦道：“食色性也，一個為吃飯、一個為洩慾，各取所需、兩全其美。” 7 1
老五雖然性情怪僻，但是學問好、醫德好、為人好,我的同學對老五都很崇拜。老五的房間從地面到屋頂的幾排書架里,都是從北平帶來的書，有整套二十四史、元曲一百種和其它各類經史子集線裝本，還有各種燙金的外文經典著作。老五精通中西醫,以為人看病收取診費謀生。每逢病家求診,他總是先問：你別處看過沒有，沒看過的一概不看，只有看過而沒看好的才接受下來。他看病時,還要查看鐵板數、太乙神數,然後把脈處方,有時用他母親獨家配製的丸藥直接給病人,偶有病家經濟窘困,他非但診費分文不收、還奉送丸藥。由於老五這種有悖常情的做法,不但受到同行的非議，也為一些病家生疑而不敢就診，所謂曲高和寡，上門者寥寥。
老五除了醫學和外語外，還精通樂曲。他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不適合民族傳統，他參考了世界各國的國歌,自己創作、譜寫了詞和曲作為新國歌,還寫了詮釋說明，寄給中央領導。他請唐寶祥用毛筆開了一個大信封,上書：北京毛澤東主席、朱德大元帥麾下收。不知道是這封信出的毛病,還是其它什麼原因,不久他和老六一起被公安局逮捕判刑、解送淮河勞動改造。
據說，老六服刑後發病去世,老五在勞改隊做醫生，後來刑滿釋放時要送回上海,監獄部門派人找到我家打聽他家屬地址,祖母陪監獄來人去南京路香粉弄陸家,不知道陸家有沒有接受老五，只是此後再也沒有聽祖母提起老五。其實我知道,老五、老六逮捕後,陸少奶奶把老五的藏書全部賣給了舊書店，整整裝了兩大車。那是1960年以後我在五角場勞動時的事了,現在老五要回來,做妹妹的有什麼臉面向兄長交代呢！可憐的老五投靠無門,也許只能在淮河終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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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走下神壇（上）：少年的煩惱
1950年9月,我考進了正修中學,第二年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揭露後,教會發生大地震,我也結束了教徒生活,斷了我的天國夢。學校由教會辦私立學校改為公立學校，校名也改稱蓬萊中學。我從初中到高中畢業，校長沒有換過。此人不苟言笑，過早發福的臉上,一對眼睛永遠眯着看人，與其說他是一位為人師表的校長，還不如說是一個道貌岸然的政客。
上地理課的副校長倒是老老實實的讀書人,在學生中很有威信,給我們班也上過課。至今我說起他,就想起他在課堂里，用一口濃重的蘇北方言,揚起教棒點着世界地圖說：這是“博士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那是“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憨厚的神態、抑揚頓挫的聲調,依稀如在眼前。
教導主任叫繆振亞，因為常說口頭語“勿來三”，所以調皮學生給他取了一個叫“勿來三”（不行）的外號，“勿來三”倒是一個精明強幹“來三”的人。我還記得，一天下午，電台直播斯大林追悼會,他看見學校里學生不多,一把抓住我：“勿來三！勿來三！快到你認得的同學家裡，叫他們趕快來開追悼會，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這天，我在擴音機里第一次聽到哀樂,在追悼會的哀樂聲的感染下，我不由得聯想起了已經去世的自己的弟弟、父親和祖父, 禁不住潸然淚下。
我從小沒有大人管教,學習不用功，成天沉湎於看歷史演義小說和武俠小說。那時有書鋪按月收費,每月借的次數不論,每次可借2本。諸如封神榜、列國志、狄公案、包公案、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諸如鄭證因、還珠樓寫的《驚蟬盜技》、《巴山劍客》、“蜀山劍俠傳”、“小俠萬人敵”等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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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只要書鋪里有的幾乎無一漏看的。一次上政治課，我低着頭偷看課本下面放的一本小說書,任課老師發現後，戳着我的腦門說不想讀書就出去。我拿起這本書,爬上課桌，翻身跳到了教室外的草地里,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繼續看我的書。奇怪的是學校竟沒有給我處分，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我同老師關係相處得最緊張的就是這位老師。他是調干生，人民大學畢業後來學校當政治老師的，還當過我的班主任。然而我同另外一位政治老師、班主任張繩武的關係卻很好。張老師煙癮很大,手指和面色一般黃，但心地善良,後來還要為我介紹老同學陳洪芬做朋友。
陳洪芬是我初中時唯一一個像大姐一樣向我提過意見的同班同學，初中畢業後,她考進了高境廟的幼兒師範。她在我畢業留言中寫過的一句話：“利刃傷人傷易好,惡語傷人傷難消”，真是點到了我的痛處,使我受益不淺。10年後我剛從新疆回滬，張老師要我到她單位去工作，還要我同她做朋友。當時她是聾啞中學的教導主任，她的丈夫新婚不久遭遇意外去世了。在當時極左的形勢下,我連戶籍也沒有落實，哪有心思去找她。我又一次辜負了一位導師對我的良好願望。但是,陳洪芬的一句話、張老師的一番情,我都是刻骨銘心的。
我初中階段各科成績很一般,只有語文和英語比較突出。英語教師叫鄧毅,四川人,他說40年代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曾經有幸在莫斯科紅場受到斯大林大元帥的接見,小時候對斯大林只局限在學校教育，我因盲目崇拜斯大林，因此也崇拜鄧先生。那時，每當英語測驗或考試,鄧先生總是操着濃重的四川方言叫我不要複習了,說題目很便當，保證我得一百分兒。他還說他寫過一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青樓夢》，馬上就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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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說這是一部同《紅樓夢》可以媲美的長篇小說。可惜我還沒有拜讀這部皇皇巨著,他就不知因為什麼罪名被逮捕了,之後再也沒有了鄧先生的消息。至今在我腦海中，似乎還能浮現出他教我們讀chopsticks（筷子）這個單詞時的音容笑貌,我給他取的綽號就是這個撬潑司的克斯。
還有一個教化學的沈楚仁老師 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天課後，我和班長傅賢忠以及唐寶祥、忻鐵民在實驗室跳桌子、翻跟斗，沈老師在外鎖了門用阿莫尼亞把我們熏得半死。
那時，我的幾個最要好的同學也都有綽號。羅春德叫“蠟燭”,他家就在學校操場旁邊,他父親開了一爿裕泰燭棧、他的脾氣又很怪異,所以叫他“蠟燭”,再也恰當不過了。陳文莘是我早在1948年春小學四年級下半學期時的同學，他在我們幾個好朋友中個子最高、賣相（容貌）最好 ，面清目秀、唇紅齒白，因為整天嘴裡香瓜子不斷，所以我們叫他“香瓜子大王”。唐寶祥小時候雖然體質虛弱,但是身材精悍靈活,有一身輕功，我們叫他“活（猢）猻”。軋米廠小開龔樹國一對小眼睛整天眯成一條縫,睡不醒，我們叫他“偎灶貓”。
我的綽號叫“花和尚”。一天體育課自由活動,幾個男同學圍在操場裡幾棵碗口粗的楊柳樹邊上打賭說,誰能拔起就算誰力氣最大。一連上去了幾個同學都沒有拔起來。輪到了我，仗着練過幾天武，走到樹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雙腿分開,雙手一上一下抱住樹身,臉孔漲得緋紅,大喊了一聲“起！”楊柳樹果然應聲拔出，同學們一齊拍手叫好。這棵樹比之《水滸傳》中花和尚魯智深拔起的肯定要小得多,而且先前幾個同學已經把樹根搖得鬆動了,我這最後一拔自然是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揀了一個便宜，然而,我的“花和尚”的綽號卻由此得名。 7 5
從那時候起,每逢星期天,文廟、城隍廟、福州路是我們幾個經常去的地方。有時去看象棋比賽, 有時去茶樓喝茶、聽書，有時去書攤、書鋪淘舊書,路上還一邊走、一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我寫給羅春德的一句“四馬昭通今古籍，春風得意素齋香”，說的就是這一段典故。
升初二這個暑假，羅春德提出去浦東“拷浜頭”。這天一早，我們帶好了臉盆、畚箕、鉛桶，還帶了乾糧和水壺，一人只花幾分錢，乘小舢板過了江，然後一路步行，走到了人煙稀少、曲徑通幽的龍王廟一帶農村，物色了一條一頭不通的死河浜。我們準備好了柴草、石塊、干土，脫光上衣只穿一條褲衩就下了河。四個人奮力在河中橫着攔上了一道壩,使河水另一頭也不能流通，然後拿臉盆、畚箕把河水拷到壩的另一邊,直到河水見底。這時我們一齊出擊，把在泥水中翻騰蹦跳的魚蝦、四處逃竄的泥鰍、動作遲緩的龜鱉和鑽進洞口吐白沫的螃蟹蟛蜞，統統一網打盡扔進鉛桶里，高唱得勝歌，凱旋而歸。
還有一個星期天,羅春德提出了一起去蘇州玩一天的主意，大家都贊成，說好這天一早到北站乘火車。那時，我沒有錢買火車票，又不好意思向祖母要錢，情急之下拿了祖父的望遠鏡，到舊貨店變賣了才成行。這天我們游了靈岩、天平和蘇卅市區的留園、拙政園後，乘夜車返回上海時，已是皓月當空了。
春去秋來,初中三年轉瞬即逝，同學們忙着互贈告別留言。
一天,坐在我前排叫沈佩麗的女同學,遞給我一本紀念冊,要我給她寫幾句話,並且神秘兮兮地送給我一張書箋,書箋上除了祝福的話和她家的地址外, 居然還寫了一行“請別忘了你的佩麗”的落款。這一句動情的話真使我有點受寵若驚了，此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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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感受到男女間的朦朧曖昧之情。這種感情激起了我寫詩的衝動。於是,我便在她遞給我的紀念冊上，按她特地指定的一頁,即興題了一首七絕：
金風拂面白雲飄,三載同窗有女嬌,
今日別離何處去,他年不忘浦江潮。
這算得上是我想得起來的自己寫的第一首舊詩了,“別離”諧音“佩麗”,“浦江潮”指情竇初開的衝動猶如黃浦江上的潮水。其實，初中階段時的我情思沒有開竅、情商是很低的,是她打開了我愛情之河的閘門，她可稱得上是我的愛情啟蒙師啊。初中畢業後,勞燕分飛，我也沒有去找過她。後來我每每路過她當年家所在的長樂路時，時或勾起這一段往事的回憶,總隱隱感到有負痴心。她給我的書箋不知什麼時候丟失了, 門牌號也記不得了,今天即便面對面側身而過,也難以辨認了,就是這首詩也是現在重新回想起來的。不過我還得感謝她曾經給過我的儘管短暫的溫馨。這是人生的一種遺憾吧，而我認為，遺憾同殘缺一樣，恰恰也是一種美的襯托和延伸。
臨考高中報名前，同學兼鄰友的范肇銘要我跟他一起去讀機電技校,我一心想進高中將來讀大學,便與他分道揚鑣。我應羅春德之約，進高中後要一起同幾個班幹部較較勁，於是便報考蓬萊中學高中部。
艱難的家庭生活、神秘的宗教經歷、荒誕的俠義故事、殘酷的歷史演義，潛移默化之中,鑄就了我的吃苦耐勞、忠厚耿直、桀驁不馴、離經叛道的秉性。是錯，是對？是禍，是福？還是錯與對、禍與福兩相參半？我像一葉在大海里洶湧起伏的小舟, 迷失方向、前途渺茫。倒是這年暑期里又一次情意的歷練,再次激起了我的青春活力，讓我嘗到了愛情的苦澀與甘甜。 7 7
1953年盛夏，溽暑難消,祖母托一個在四馬路美味齋做賬房的叫陳英彪的同鄉,帶我去江蘇海門青龍港匯通鎮她嫡親姐姐家度假。傍晚時分，在我家裡吃過一點便飯後，我們便去大達碼頭乘開往青龍港的船。意外的是，陳英彪在碼頭上，還接了一個比我早到的女學生一起同行。
上了船,我們三個在一個艙里休息,陳英彪主動上了上鋪,我與那個女學生，隔開一張桌子睡兩個下鋪。船還沒有出吳淞口,上鋪便鼾聲大作,我與那個女學生都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她還不時地抹着臉上沁出的汗珠。突然，鄰鋪開口對我說：“艙里有點熱，睡覺還早,不如到船頭甲板上去走走好嗎。”
我喜出望外地點頭起身。我們到了甲板上不知說什麼好。我小時候很迂、很木訥，在陌生人、尤其是女生面前一直是沉默寡言的，還是那個女學生先開了口。她告訴我，她是市北（北郊？）中學的學生,今年初中畢業,父母家在匯通鎮鄉下，每到假期都是同村的陳英彪接送她回家的。
呵！她也在上海讀書、也是初中畢業生。這是我第一次乘大輪船出海，也是第一次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學生離得那麼近。
這時船已出了吳淞口,江面浪花大了起來,我心中的漣漪也迴旋起來，不由得偷偷覷了她一眼：白裡透紅的臉，一身潔白的衣褲，一副天真無邪的神態,使我聯想起姑媽的好朋友、教堂里的比利士修女。真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好姑娘,比之月嬋,一個是左手邊上上帝派遣庇護的天神、一個是在右手邊引誘亞當偷吃禁果的魔鬼（蛇）。那天我不知道對她說過些什麼，海風越吹越緊,海浪越掀越大，船出了吳淞口，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天穹中有幾顆星星在向我眨着眼睛，我們一起返回了船艙。 78
大約是在半夜三、四點鐘吧,船上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原來船已到了青龍港碼頭。陳英彪安排我們上岸到了一個內河航運的碼頭改乘行船,一種由幾個人在岸上拉着牽繩行駛的船。船不大,可容下十幾個人,上船後都沉着頭打起瞌睡來。船悄悄地、嗖嗖地在月光下行駛着,直到東方露出了魚肚色,太陽噴涌而出,終於到了匯通鎮河埠頭。那個女學生有家人領着離去時,我才想起,連她的姓名和地址還沒來得及問,就分手了。
陳英彪同我一人一輛“二等車”（帶人坐的自行車），很快就來到了祖母姐姐家－－邱家宅。
這是一個綠蔭掩映中的四面環水的村莊,村裡的房子，東、西、北三排合圍成u字形,正中朝南水面上有一架吊橋,夜裡放下可以防盜。祖母姐姐是個盲人,撫着我的手自是歡喜不盡。姨祖母有一個厚道的老愛人、一個待字閨中臉紅得像蘋果的女兒翠寶,和在船上工作的兒子邱雨林的媳婦楊惠琴以及他們的子女。他們告訴我,邱雨林正是頂替了我父親的缺額才上的船,當時父親去世後,因為有人頂替,所以母親沒有領撫恤金。
他們一家把我當成了貴客。吃不完的甜蘆黍、珍珠米，吃不厭的土菜河鮮、美味佳餚，飯桌上頓頓有香芋紅燒肉、有河塘里現叉上來的清蒸魚、有自己醃製的醬黃瓜炒毛豆、有面拖小螃蟹。這種蟹，我在鎮上街頭看到漁夫用草繩串着賣,小蟹吐着白泡泡，七、八個一串，一串幾毛錢。他們對我特別優惠的是,把在麥粞的一角放點白米做成的飯,專門用來款待我。原來,江蘇海門一帶都是旱地,不種水稻只有大麥,大麥碾成的粉叫麥粞,他們用來做飯、煮粥當作主食。其實,麥粞營養很豐富，只是吃口粗糙些，我吃得進、也喜歡吃。
翠寶在鎮上夜校里讀書,有幾個晚上,翠寶帶我上夜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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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演出，不外是唱歌跳舞之類的節目,沒有什麼印象。一次看罷演出回家,月色姣好,路上經過一個村莊,隔着一條河在燈光里晃過一個潔白的身影，莫非是她？村里好像有人在叫喚“雪梅”,聲音在夜空中特別的清晰，莫非雪梅正是她的芳名？
痛苦的遭遇再短暫,總感到度日如年、長夜漫漫；快樂的時光再久長，也仿佛是白駒過隙、稍縱即逝。這個短暫的難忘的暑假、伴隨着更短暫的朦朧的初戀，轉瞬就過去了。
這天一清早,還是那個陳英彪,還是東方剛露出魚肚色的時分,還是在那天上岸的河埠頭,我又看到了那個女學生。她 還是一身潔白的衣褲，還是戴了一頂白色的遮陽帽，只是臉上曬得有點紅了。她也乘行船去青龍港換乘輪船回上海。我急着問了她的姓名,原來她就是那天夜裡在月光下看到的她！我情不自禁地大着膽說,雪梅變成紅梅了。她聽後臉一紅，抬頭對我淺淺一笑，這也許是我看到過的最動人的攝人心魄的笑容吧。
船艙里人很多不便說話,我走上船頭上一看，真箇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心頭一動,突發奇想,兩個手指撮着放進嘴裡、使勁學着吹起唿哨來，居然幾次就吹出了聲。聽着自己清脆悠揚的唿哨聲在寧靜的鄉村田野上空迴響,感到一股青春熱流的涌動、從來沒有過的舒暢和陶醉。
正在浮想聯翩時,李雪梅也到了船頭上。只見成群款款飛舞的蜻蜓在河面上掠過，她蹲在船舷邊，雪藕似的手臂伸進河水裡,一會兒抓到了一隻點水的蜻蜓,站起身來走到我身邊，又是淺淺一笑，像銀鈴一般地說：“送給你”……到了青龍港換乘長江輪,第二天天還沒亮，船駛進黃浦江停靠在天文台碼頭上。 80
朝霞氤氳、波光粼粼的黃浦江邊，我請陳英彪和李雪梅，在碼頭小吃攤上，吃了一碗熱氣騰騰的、加了甜麵醬的油豆腐線粉湯。天文台碼頭離楊家渡很近,我可以獨自回去,李雪梅卻還是由陳英彪送去升入高中的學校。對陳英彪，我心中卻暗暗滋生了一股莫名的嫉妒。
終於又到了第二次分手的時候。這次輪到我主動向她告別，而她卻沒說一句話，只是揮了揮潔白的手卷，對我又是淺淺一笑。這是只有我能感覺得到的蜻蜓點水似的充滿深情、又有點悵惘而嫣然的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倩影一去、了無音訊。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是我卻堅信,在她的記憶中，也許也會保留這一段少女時期的美好的記憶吧。這是一次多麼真摯可貴、多麼純淨無邪、多麼動人心魄的詩一般愛的邂逅啊！
十七、走下神壇（下）：青春的噪動
1953年秋,我同羅春德、陳文莘、唐寶祥如願一起考進蓬萊中學高中部，陳文莘分在（1班），我和羅春德、唐寶祥在（2）班,班主任是張繩武。我有一個感覺,升了一個年級,好像換了一個世界,一切變得那麼新奇、那麼充滿活力。而羅春德原想與之較勁的班幹部卻不知去向，我們很快把這件事忘掉了。
外語課改學俄語,教俄語的范祖根老師是工人出身自學成材的老實人,他身材瘦小精幹、為人樸實無華。俄語那個“p”發音特別困難，一班學生五十幾個人，一齊捲起舌頭用勁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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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教室里“p”聲四起，很是壯觀。我有英語的基礎,學俄語反而覺得容易。但是我從小學起就學英語,現在改學俄語,後來進大學又學英語,猴子摘包穀，最終一門也沒學好。
語文課是我最喜歡上的課。開學後，語文課錢允儀老師的辦公室就成了我經常去的地方。她讓我代買《語文學習》期刊,還鼓勵我可以先看了再給她。那時候,一周八節語文課,單周周六上午兩節課用來寫作文,雙周周六兩節課用作教師講評，語文課是我最喜歡上的課，尤其是周六的兩節講評課。
至今我還記得這年國慶後，錢老師讓我們當堂完成一篇以國慶為題的不少於一千字的作文，第二周，她在講評課的開場白上說：“今天我們欣嘗一篇我們班同學寫的作文,這篇作文題目是《國慶片斷》，我先讀一遍。”接着她用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把文章讀得抑揚頓挫、滿懷激情。最後她還讀了她寫的評語：“文章像詩、像畫、更像音樂，讀起來動聽、聽起來動人，措辭得當、語言優美，真是一篇好文章！”讀罷，她問：“同學們猜一猜,這是誰寫的？”在她問第二遍的時候，許多同學竟不約而同地高聲應道：“花月初！”這時候,我真有點如墜五里雲中,感到飄飄然。這篇作文老師給了5＋的最高分。可惜，這篇文章連同幾本作文簿，都被我在文革中撕毀了。
後來在上《哭一多》這篇課文時，我才知道，原來當年聞一多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對軍閥政府大聲疾呼作金剛怒目獅子吼的演講時，錢老師和她的兄長錢俊瑞都是聯大學生坐在下面聽講,並目睹聞一多先生被特務槍殺飲彈身亡。之後,錢老師便到上海當教員，她的兄長去了延安，解放後還當過文化部副部長。據說，此人的妻子還是我岳母的小姐妹。
高二擔任語文課的老師是一位酒糟鼻頭老學究吳公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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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吳老師的音容笑貌、特別是他用藍青官話朗讀舊詩詞的神態和語調,成了我的摹仿的對象,我的摹仿惟妙惟肖得可以亂真。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對古典文學的熱愛,就是源自於吳公壽老師的影響。由於他同時還擔任高三班的課,他在高三上課時,讀我寫的作文，在我班上課時，讀高三一位叫陳雪蘭的女同學的作文,他竭誠介紹我和陳雪蘭交朋友。
其實,在吳老師介紹之前,我已經認識了這位女同學。一天中午我去學校圖書室借書,只見一位戴眼鏡的管理員,專心致志地正在看書,我在窗口外站了好一會、還裝着咳嗽了幾聲,仍不見她抬頭,便大膽用手指伸進窗去點了一下她的手臂,她這才發覺了我。她看到借書卡上我的姓名和書目,笑着說：“怎麼你老是喜歡看這類章回書,我給你介紹幾本外國小說,怎麼樣？”在我答應後,她遞給我一本她剛看完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一部描寫犯罪心理的長篇小說,也是我讀的第一本俄羅斯文學作品。她的推薦,為我打開了閱讀文學名著的窗口。在吳老師的熱情鼓勵下,我和陳雪蘭漸漸成了好朋友。可惜，後來因為我們各自不同的不幸遭遇,中斷了友誼的發展。
高三的語文課老師是葉元。葉老師原來在華東局宣傳部當幹部,當時宣傳部部長就是文革中成了“四人幫”狗頭軍師的張春橋,葉老師與之政見不合,受到排擠後,來我校任教。葉老師特別喜歡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詩,還擅長寫劇本。1959年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優秀電影《林則徐》就是他在任教時期寫的。他告訴我,一開始，他把劇本稿子寄給北京電影劇本審查部門,北京答應發表拍片，但有一個附加條件,要他與寫過《鴉片戰爭》劇本的人合作,內容還是葉老師寫的《林則徐》不變,但片名要改為《鴉片戰爭》，作者具名也要排在那個合作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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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老師一怒之下撤回了原稿,改投《人民文學》,發表後,上影廠接下了《人民文學》發表的劇本拍電影，以《林則徐》作片名，由鄭君鯉編導、趙丹主演。影片拍成後作為向國慶10周年獻禮的作品,一舉獲得了成功，被評為解放10周年優秀影片之一。後來，葉老師調任上海戲劇學院,還擔任過市政協的副主席，那可是在王、張、江、姚四人幫被粉碎以後的事了。
高中階段,我迷上了寫作和表演，班裡的校文藝委員林文美、班文藝委員趙珍書、正副班長陸友根、樊玉林和小白臉陸貞國都是我的搭檔。當時，葉老師指導過我自導、自演的多幕話劇《中秋之夜》和自編、自導、自演的快板劇《同學之間》，我和林文美、趙珍書、陸貞國還演過方言話劇《蘇州兩公差》。《中秋之夜》的演出最成功，我演派遣特務，林文美演特務頭子，她給我逼真的一記巴掌，下台後讓我埋怨了好一陣子。在趙珍書父親的大力支持下，《中秋之夜》配備了布景、燈光、音響設施，到一些工廠和公司演出過,受到了好評。
這年，國慶和中秋正好是同一天，學校舉行國慶文藝匯演,我班演出的《同學之間》得了演出獎和創作獎。這天晚上,文藝匯演結束後，我第一次單獨陪陳雪蘭到東門路碼頭過江去她浦東陸家嘴的家。我從此成了她家的常客。她家是一個紅磚砌成的大宅院，是當地有名的標誌性建築陳桂春紅房子，後來國家修繕一新成了“陸家嘴開發歷史陳列所”。陳桂春是她的祖父,她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富家子弟,母親嚴惠娟是個見過大世面的知識女姓，對我十分寵愛，我成了她家的座上客。
高中畢業那年,葉老師鼓勵我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還毛遂自薦擔任我的藝術指導老師。可惜，因為我體檢查出視力有母親遺傳的紅綠色弱，不能報考藝術類而作罷。不管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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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老師受排擠後的抗爭精神,以及對我在西方文學藝術和戲劇表演等方面的薰陶與指導,是我終生難忘的。
物理老師厥德芬是我高二時的班主任，後來任學校教導主任。有一次物理會考試題特別難,年級里幾位決定包送去蘇聯留學的高材生也只有得了70幾分。而我一鳴驚人，得了80幾分；尤其是一道關於原子彈結構原理的附加題，答對的就更是鳳毛麟角,我卻答對了。這個分數,一開始學校對我有懷疑,還查看了我幾個鄰座的試卷，才排除了我可能抄襲別人的疑問。而我卻引起了厥德芬老師的注意,她在我畢業前推薦我報考大連海軍學院,徵求意見時，我提出自己從小志願讀文科,她又同意調整我報考外交學院，還讓范祖根老師為我開俄語課小灶。後來外交學院由於政審沒有錄取我，辜負了她的一番苦心。
高三時的班主任是歷史老師王涵雅,每逢上課提問沒有人能回答時,她總是對我信任有加地說“還是讓花月初來回答吧”，有時我也一時答不上來,就會感到莫名的歉意。填報專業時,她竭力建議我報考法律系,說我為人厚道、剛正不阿、辯才又好，是塊從事法務工作的好材料。可惜我那時實在太偏愛讀中文了,後來沒有被外交學院錄取重填志願時，我還是選擇了中文系,也辜負了她對我的厚望。王老師在同我談起時還激動地流下了眼淚。為之，我給王老師寫了一首七絕，表示歉疚：
自古師恩日月長，別時一掬淚縱橫，
此生不遂清平志，做了法官也斷腸。
我還有兩位對待學生就像弟妹一樣的老師,師生關係就輕鬆多了。一位是達爾文主義課的教師叫高鑄九,人長得英俊瀟灑,再三勸我們找對象要找非洲人,生下的後代才聰明；一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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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師湯茜, 見多識廣、八面玲瓏,人稱老克勒,與學生的關係特別好。她上課時經常拽住幾個身材好的學生，同她一起做示範動作，跳舞迷小眼睛周汝霖是一個、籃球迷“老魁”葉和生是一個、張祥豐蜜餞廠小開黃浩明是一個,有時也會搭上一個我。這兩位先生後來在1956年高校大發展時,都被提升做講師、當教授了。
印尼歸僑美術老師何若雨，一口潮汕話，是個百事不管的好好先生，他對我特別好。畢業前一年夏天的一個晚上，高二兩個班在復興公園搞活動。我同林文美化裝成一對戀人,身份是偵察員,任務是進入“敵人”（1班）司令部活捉總司令。我和林文美化裝成戀人的主意就是何老師策劃的。我身穿一套黑西裝、白襯衫、花領帶，戴一架黑玳瑁眼鏡，腳上穿一雙祖父留下的黑白香檳皮鞋，手拿一根祖父用一兩金子換來的司的克。這套行頭除皮鞋和司的克外，也是何老師借給我的。
搭檔林文美穿得像只花蝴蝶，一頭長波浪，頸上戴一根珍珠項鍊，本來白嫩的臉上輕施薄粉，嘴唇上還塗了猩紅的唇膏，活脫一個妙齡女郎，誰還認得出來？那晚,月亮剛剛升上公園裡的法國梧桐樹梢上，我和林文美突然從地下冒了出來，她的一支清輝似的玉臂挽在我的手臂里,我用司的克漫不經心地撥弄着路上的雜草亂葉，兩個人緩緩穿行在公園中央林蔭大道和兩邊的花叢草地之中，低着頭似乎在竊竊私語，兩對眼睛卻像獵犬一樣向四周搜索。
我們不到一個小時,就發現了敵方的司令部，並且突破了司令部的防線,直搗黃龍,活捉了敵人總司令－－賀華芳，（1班）一個最胖的女同學。我記得她本來也是天主教徒,表現積極、思想進步,在高中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還一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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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師範學院。這次活動是我在中學階段參加過的最成功、也最開心的一次活動，我和林文美本來就是舞台上的搭檔，化裝逼真、行動機敏,被評為優秀偵察員，當晚在復興公園的大草坪上，我和林文美還穿着化裝服飾雙雙亮相領了獎。
音樂課陸穗子老師是女老師中最嬌小美貌的一個。音樂教室在後面小操場旁邊,隔牆就是教堂里的大花園，當年逮捕龔品梅集團時，神父、主教們就是從此地走出來的。上課時，陸老師一邊彈鋼琴,一邊教唱，同學們依樣畫葫蘆跟着唱。我這個人天生缺少音樂細胞、五音不全,每逢上音樂課，總喜歡坐在後座靠花園的窗子邊上,一則可以向花園裡望野眼，二來也可以趁機看看閒書。
望野眼也有發現，花園裡除了到處是有點甜味的殷紅的兔子花外,還居然種了很多可以同陸老師比美的罌粟花。野眼看夠了,我就看書。一天,陸老師發現了我的異常舉動,她一聲不響,反而在放學後讓我跟她一起到她家裡去。
她家在離學校很近的花衣街,是去我家的必經之路。原來,她愛人是位詩人,家裡一房間書,都是古今中外的經典著作。陸老師指着書架說：“我知道你喜歡看書, 我這裡有許多好書,你愛看哪一本就哪一本,看完了再到我這裡來換，”她停頓了一下,放慢了語調一字一頓地說：“不過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看書前,先把書包好,歸還時書角不能弄皺！”說罷她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書,還特意取了一張白報紙把書包好了，才交到我的手裡。我知道，這是要我愛書、不能胡亂看書的暗示。
我喜不自勝地翻開扉頁一看：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我抬頭望書架看，另外還有德國歌德的、英國狄更斯的、俄國托爾斯泰的、美國傑克倫敦的……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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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走進萬國圖書博覽會，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從此,我從陸老師家裡看了一本又一本、一發而不可收。武打小說不看了，通俗小說不看了，另外，還再也不在上課的時候看課外的書了。
終於到了畢業離別前，我還為全班許多同學、老師每人寫一段話、幫助班級編了一本小冊子，作為留給蓬萊中學的最後一點紀念。這本小冊子，可惜後來也在文革時銷毀了。
50年後，這些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在李良助、何家珍夫婦和賀華芳等的努力下，2008年8月，終於匯合了海內外二十幾個同學和闕德芬、陳可貞、毛鴻銓三位師長，假座李、何上海寓內，相聚一堂了。
我是當年的拍檔林文美向在房地產學校當教師的外甥偶然問訊時才被找到的。我引薦了陳文莘和唐葆祥，唐葆祥為此發起寫了一首七律《蓬中同學重逢有感》，我和文莘欣然命筆唱和。
聚會後，我去闕老師家送了她索要的我的自傳。未幾，闕老師給了我她保存了半個世紀的那本小冊子，還給我的自傳寫了一首充滿激情的四言詩讀後感。這首詩，還保存着當年老師對學生的母親般的偏愛和溫馨：
文筆流暢，讀來輕鬆，真人真事，感人至深。詩歌潤色，錦上添花，蒙冤受苦，催人淚下。甜酸苦辣，耐人尋味，詞正理直，吐氣揚眉。峰迴路轉，自強不息，撥亂反正，泰來否極。
次年，我見到了當年的“老魁”葉和生。回憶往事，把臂暢談之後，他一時興起，為我題寫了“海上生明月，君情仍當初”相贈，居然是一幅絕妙好詞的嵌名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了。 88
十八、上帝沒有忘記懲罰我
高中畢業後，我和羅春德、陳文莘、唐寶祥幾乎天天在一起複習迎考。可是習性難改，好不容易有了時間，我們白天還是上城隍廟春風得意樓或蓬萊市場文廟，看七省棋王謝俠遜、花柳科醫生屠景明和維揚名家朱劍秋等好手的象棋表演。一壺茶、幾隻菜包子就可打發一個上午。下午我們就在城隍廟、昭通路和福州路的舊書攤和舊書店瀏覽各種舊書,看到中意而又力所能及的就買下來。一次我買了很多線裝本的古書和詩集,羅春德開玩笑地說,看你什麼時候讀得完。不料這句話不幸而被言中，有的書,買回去後至今連翻也沒有翻過。
到了晚上，才是我們開始複習的時候。四個人一起來到黃浦江邊的木筏、竹筏上坐下來，任讓雙足淹沒在江水中划動,手裡翻開書本和筆記本，借路燈餘光，或互相提問應對回答,或互相交流解題心得, 或海闊天空暢談未來，有時，還隨手捕捉在筏上爬動的小蟹、在水中跳躍的小蝦……。
這段臨考前、也是分離前的經歷，還是值得回憶的，高中三年中,每周只有星期日才有機會四個人相聚在一起,臨分離前能夠朝夕相處,此生能有幾何呢。
開考那天,我們四個人一早從南市橫穿大上海一路走來，穿過中山公園、進入華東師範大學參加考試。幾天考試結束後，在家等通知真讓人望眼欲穿,第一、二批紅榜、黃榜通知我都沒有收到，教導主任繆振亞老師一連說了幾遍“勿來三”“想不到”，後來終於收到了第三批錄取的綠榜通知：重填志願。
去北大與俞平伯教授請教紅學的機會沒有了，去復旦向陳望道校長請教修辭的機會也沒有了，只能在蘭卅大學、新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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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子八一農學院、上海財經學院、上海外語學院、上海第一師範學院等幾個學校的若干專業中選定一個了。
《聖經》記載,上帝創造了人類的祖先亞當後,對他說：
我沒有給你特別的形式、特別的財產，所以你也許會得到並占有你所希冀的東西作為你的裝備。我已使其它所有的造物服從限定的規律,唯獨你完全不受限制。你能挑選並選定去做由你自己的意志所決定的無論什麼樣的人。為了你自己的榮譽，你應當成為你自己的主人和建築師。你可以蛻化為一隻動物，或者把自己提升到最高的上帝的領域。
如果上帝說這段話的態度是真誠的，那麼他在造人的時候,就賦予了人成為自己的主人和建築師的能力,甚至還允許人把自己提升到最高的上帝的領域，這簡直同釋迦牟尼的“人人皆具佛性”是一樣的境界。
然而，自從我因龔品梅事件離開教會後,上帝卻接一連二地剝奪了我作為一個人的自決能力，讓我蛻化為一個動物，把我玩弄於他的股掌之中。
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啊：
在物質上,祖父蒙受不白之冤，我與祖母相依為命在死亡線上掙扎,你為何無動於衷、不伸援手？
在精神上,你為何讓女婢和鄰居之女的身影像毒蛇般的糾纏我，又讓兩個仙女般的可人兒在我眼前稍縱即逝；還讓那個每天早晨去音樂室彈鋼琴、常差原來是她同班的趙珍書給我傳話送信、或自己在走廊窗縫中給坐在窗邊的我塞紙條的貴族小姐似的陳雪蘭，像鏡花水月般的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
在學業上，高中畢業前, 在葉元老師指導下，我豪情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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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你卻讓我因為紅綠色弱，不得從事藝術專業；我興高采烈地接受了學校推薦我報考的外交學院,你又讓殘酷無情的政審說我祖父是反革命,將我拒之於門外，結果，我只落得一個重填志願進第一師範學院、而後又因此當了右派的命運！
我當然不奢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提升到上帝的領域,但是，我也不甘心自己可以任人擺布蛻化為一隻動物。
思想家帕斯卡爾告誡人們說：“我們要關注靈魂,但無論如何不要輕視肉體，因為身體是靈魂的‘客廳’。宗教意識讓人因外界、包括上帝的問題來怪罪自己,現代科學將自己的失落歸咎於外部世界，在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中尋找自己不幸的根源。”
亞聖孟夫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上帝因為我背叛了他,沒有委我以大任，沒有益我所不能，卻用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身、亂所為來懲罰我。
莫非這就是我的不幸的根源麼？
莫非我的不幸真的就是不幸麼？ 9 1
第四章 風
雲突變
（1956.9－1958.2）
十九、終於跨進了大學門
由於我父親早亡、祖父又遭不幸，祖母望子成龍，把花家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小學畢業時，她要我去杭州西湖她小姐妹的機械製造廠做學徒，我說要讀大學，沒有去；初中畢業時，她要我同董貴民的孫子一起去求新船廠做練習生、學打樣（製圖），我說要讀大學，又沒有去；高中畢業時，她要我去徐家匯虹橋老街她過房親張家的拉絲廠做工,我還是說要讀大學，但有了一點鬆動，說考不進大學再去做工。於是，便開始了我考大學的苦難的歷程。
電影學院由於自然因素不能考，海軍學院由於個人因素不想考，外交學院由於社會因素考不進，只落得一個重填志願的命運。我考大學的願望經過一波三折，最終還是在重填志願的機會中實現了。
鑑於一再拂逆了老人的苦口婆心,我在重新填寫志願選擇學校和專業時，兼顧了志趣愛好和家庭因素。外語學院俄語系，畢業後干口語翻譯，不去；財經學院管理系，我視數字為厲鬼，不去；蘭州大學中文系和新疆石河子八一農學院，都合我性情，卻因太遠照顧不了老人，還是不去；最後填報了上海第一師範學院中文系兩年制專修科。我一心只想早些畢業、早些工作、早些養家糊口，終於如願以償被錄取了。
文莘、寶祥也都接到了一師院的通知，寶祥不願讀專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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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重考中文系也如願進了一師院。只有羅春德，獨自一人南下進了廈門大學歷史系。但是，廈大華僑學生多、紈絝子弟多，他不適應，讀了一學期，回上海第二年重考，被復旦歷史系錄取，讀了一學期，他又感到政治氣候的變化，激流勇退回家做小工。他似有先見之明，逃過了1958年反右一劫。
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上海師專，1956年高校大發展，升格為四年制，設立文、史、哲文科專業，各專業專科、本科兼收。另有桂林路的第二師範學院，則為理、工、音、體師範專業。1958年兩院合併為綜合性的上海師範學院，院址在桂林路；1984年更名為上海師範大學。
我考進大學後，老祖母為花家好歹出了第一個大學生而感到萬分高興。她走親訪友、四出相告，為我募集了入學經費，添置了服裝文具、蚊帳被褥等必備的生活用品，一應俱全，只等報到。
學校地處市北民晏路，是原北郊中學舊址，當時已經算是偏僻的了。我從家裡走到河南南路，乘66路公交車，途經北火車站，全程約一個小時也就可以到了，交通還算方便。
這個星期天下午報到，我終於跨進了朝思暮想的神聖的大學校門。
學校四周都是農田，下了車到學校還要走一段鄉村小道，上午剛好下了雨，雖然已經放晴多時，而道路仍舊十分泥濘。只看見眼前是一片綠油油的莊稼，遠處是冒着炊煙的農舍；只聽得躲在樹上鼓譟的蟬鳴，見了生人就狂叫的狗吠。我背着行李、邁着輕快的腳步，走在那條泥濘的小路上，一切都顯得那麼空曠、那麼新鮮、那麼好奇，禁不住從心底里發出了一聲充滿青春活力的呼喊：啊，生活多麼美好、世界多麼美好！ 9 3
報到手續很快就辦妥，文莘在7班，我是21班。我的寢室在二樓，一個房間有4張疊鋪，一張書櫥和面盆架，中間床沿邊上有兩排課桌。我因為進寢室早，特意挑了一個臨南窗的上鋪。窗外有一大片草坪，和一堆小土丘，東面是學校大門，西面是“五愛廳”。第二天我才知道，同寢室只有一個在我下鋪叫王梅仙的是同班同學，其它幾個都是二年級的，其中一個叫方植祜的復員軍人，很快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和文莘都按分配的房間放下行李後，迫不及待地在校園裡外四處溜達起來。教室和學生宿舍都圍在校園中央大草坪的邊上，辦公樓、圖書館、閱覽室、體操房、學生食堂和教工宿舍，也都一一分布在四周。
走出學校大門,向北折返西行不遠處有個“閘北公園”，公園內有個“宋教仁墓”；稍遠處還有一個安葬達官貴人、富商豪門墓地的“聯義山莊”。公園和山莊成了我們後來經常去散步聊天的地方。
天色漸晚，眼看快到吃晚飯的時候，我和文莘回到學校，只見學生科門前人頭簇擁，在人群中，我發現了初中時的老同學徐維綸。原來徐維綸初中畢業後，考進滬南體育場旁邊的兩江中學讀高中，高中畢業後也考進一師院中文科。他和人群中的其它新生，因為沒有分到宿舍、天天要走讀，正在向學生科詢問情況、要求住讀。
學生科科長趙炳文答覆，因為學校今年擴大招生，新的學生宿舍一時沒有造好，學校決定，先讓一部分家庭離學校近的新生走讀，等待新宿舍落成後再安排住讀。沒有分到宿舍的新生一時意見紛紛。
剛走進大學門第一天，又碰到了多年不曾謀面的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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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潛意識中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念頭油然而生，便同徐維綸一起走到那位趙科長面前。
我說：“我家住在大東門，他家住在小南門，我家離學校比他家近，為什麼我住讀、他走讀？按照你剛才說的規定，我和他應該換一換，怎麼樣？”說話時，我是作好調換的準備的。誰知我此言一出，大家紛紛互相詢問，秩序大亂。
趙科長竟然語塞，匆忙之中，既沒有將我的房間調換給徐維綸，也沒有堅持徐維綸走讀的決定，倒是馬上給了徐維綸一間底樓的好房間。徐維綸對我自然是感激不盡，我對自己的仗義和機智，也覺得有點成就感而飄飄然。
後來，不知學生科是如何應付這個局面的，我也不知道在沒有及時向學生提供足夠的宿舍，對走讀的新生事前沒有說明情況、做出仔細合理安排的事件中，他們應該承擔多少責任。當天吃好晚飯回到宿舍時，學生科有人卻在我寢室桌上留下了一張便條，寫着：花月初，請你明天上午來學生科面談。
我那時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也不考慮要我去談什麼，心想，反正八九不離十是有關宿舍的，真有什麼其它的事，是會再來找我的，第二天沒有去。學生科也沒有為這件事再來找過我。常言道“出頭椽子先爛”，風起於青萍之末，這件小事，莫非也是一年以後那場大劫難的起因麼！
二十、院長、教師和同學
我進師院時的院長是廖世承，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曾任光華大學教育系主任，是我國三大中等教育專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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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廖院長身材頎長、慈眉善目、平易近人，身穿一襲長衫，步履飄忽，猶如玉樹臨風，深得全院師生愛戴。他在全院師生大會上，慣用一聲醇厚甜美的嘉定口音作開場白：“同學們，朋友們，我們今天來開個會”總會引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學院黨委書記叫陳雲濤，看上去倒也十分和藹可親，只是那個叫蘇寧的副書記，讓人感到有點咄咄逼人、氣勢洶洶。還有兩個院長助理，一個叫王其元，一個叫宋蘭舟，也是一柔一剛、一張一弛，相得益彰。
當時中文系系主任覃英，是作家王魯彥的夫人，卑微如我區區學子從來沒有機會同她接觸。不久，系主任由研究魯迅的理論工作者、作家魏金枝擔任，他也是紹興人，講話語調也像魯迅一樣的晦澀難懂。
師院中文系師資力量雄厚、人才濟濟，可說是臥虎藏龍。楚辭專家馬茂元、《上海－－冒險家的樂園》的作者包玉珂、《凱旋門》、《苦難的歷程》的翻譯家朱雯，都是學校的大牌教授，還有偶爾請來客串兼課的復旦大學民間文學專家趙景深教授，和雜文作家王若望，論到他們講課，梯形教室里總是座無虛席。那時候倡導蘇聯的教育理念，要求學生獨立思考、自由支配時間，只要有空餘，學生可以選擇學科或教師聽課。我就是經常喜歡挑着聽課的一個學生。
但是，學校教師中間也有一些懷才不遇或是學非所用的老夫子。章炳麟“小學”關門弟子王乘六，被學校在蘇卅巷閭之間發現，招募進學校開古漢語課，可憐他是曲高和寡、碌碌無為。曾被國民黨關押在南京大牢的段念慈，也因為孤芳自賞、形單影隻，受到排擠，只能教教古文、寫寫舊詩聊以自慰。遭遇更為不濟是，曾被魯迅批判過的作家胡山源、風雲人物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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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父詩人姚蓬子，都說是五四餘孽鴛鴦蝴蝶派，而只能在圖書室當個資料員，了此餘生。
進了大學，換了一個教學環境，聽大學教師上課，不論是開課助教、講師還是教授，相比中學完全不是一碼子事。大學教師有資歷、有學問，有專長，著作等身，但是，在給我上課的教師中，除了中學教師出身的學校工會主席徐群法，和教育法與教材教法的幾位教師外，沒有幾個懂教學方法。絕大多數教師一上講台，就“江西人釘碗自顧自”唱獨腳戲。
古漢語教師王乘六有如中學時的吳公壽先生一樣滿口蘇州蘭青官話，十分動聽，可惜他開的課內容太深、聽不懂。現代漢語語法教師徐重人口齒混濁、像含了一枚橄欖，聽不清。古典文學教師段念慈雖然旁徵博引、聲情並茂，但他的四川方言太重，發音太低，聽得太累。莘莘學子滿腔熱情聽他們三個人的課，如墜雲霧之中，受盡了折磨。我全憑高中階段吳公壽老先生為我打下的一點基礎，在舉班昏昏、我也茫茫的情況下，稀里糊塗被推薦為古漢語和古典文學兩門課的課代表。
只一、二年大學生活，我有一個體會：當中學教師難、當大學教師易；做中學生難、做大學生易。其實，大學教師與大學生似易實難。如何當好大學教師自不待言，而要做好大學生，一是要學會感受教師的人品、魅力，二是要領會教師的治學態度、方法，三是要加強自學、向教師多請教，以求解惑授業。大學生要學到知識，功夫在課外。
一次，王乘六先生問我：“你願意不願意跟我學一輩子而一事無成”，當時我沒有準備、無言以對。後來，我才知道“小學”是門絕學，與我的性情不相容，我只能知難而退，終於未能走上這條章太炎先生的絕學之路。 9 7
段念慈先生原是四川大學的教授，在三、四十年代，他同郭沫若一樣，也是有少將軍銜的武職文官，因為反蔣擁共被關押在南京監獄，直到全國解放。一次他對我說：“郭沫若是個拍馬溜須的軟骨頭小人，就憑几塊烏龜殼殼（甲骨文），當上了科學院院長，除了會寫詩沒有什麼了不起，人品嘛，差得很！”
其實，文人相輕古已有之，不足為怪。段先生自己也愛寫詩，尤其擅長寫舊詩。一次，我寫了幾首詩去先生的小樓，請他修改。他搖頭晃腦吟詠片刻後，不禁喜形於色說：“好！好！格律雖失諧、韻味還很濃，王勃當年也是這般開始寫詩的。”說罷，只見他終日凝重的臉上，露出了難得的一絲笑容，鋪紙揮毫，稍頃成詩一首：
落落空庭鴉啼時，花君送我兩首詩。 花君年少且好古，吮筆濡墨見深思，李杜朝夕手一冊，高歌低詠情所系。古詩古文皆血淚，點點滴成後世師。老朽且喜毛詩教，為教離騷日遲遲，空懷漢賦情未切，教罷史記欲何之。治學自當共切磋，花前月下好讀書。項也劉也皆繼起，斬關何用一夫力。融融冬日誠可愛，南樓北樓皆可偎。何日會吾儕？竟日尚徘徊，何日會吾儕？竟日尚徘徊！
詩中所說“南樓”指學校大牌教授、袞袞諸公的住宅區，“北樓”是說段先生孤身一人獨居的小紅樓。先生解放前在南京監獄被折磨得一身是病，家屬全部在四川老家，生活不善於料理，房間裡到處堆滿了書，書上塵封了厚厚一層灰，連寫字桌上也是灰，只有寫字手臂壓到的部位、和手邊幾本常翻的書，才是乾淨的。先生身邊確實需要一個人幫助他了理生活瑣事，這也是我經常到“北樓”去的一個原因。
段先生教完史記後，大一上學期也就結束了。第二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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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下學期的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就由徐群法老師給我們上課了。
徐先生頭上終年戴一頂褪了色的壓舌帽，腳上拖一雙後跟翻在腳底下的黑布鞋，手裡不拿書、不拿講義，卻拿了一把小茶壺，上課時，時不時的呷一口。我想他這壺茶怎么喝不完，一次課間休息，趁向他提問的間隙，偷偷揭開壺蓋一看，壺裡裝的不是水，是白酒！原來徐先生講課繪聲繪色、中氣十足，還有酒的一分功勞呢。
儘管我和同學們都很喜歡徐老師，但是，我還是更想念段先生，經常去小紅樓看望他。
一天清晨，春霧瀰漫，上午頭兩節沒有課，我去看望先生。那是一幢在綠樹掩映中的清水紅磚小樓，踏上二樓先生的書房，只見先生正在輕聲吟誦，我上前一看，是先生剛寫好的一首五律《詠霧》：
正恐高軒過，忽驚碧玉叢，千花歸老眼，一徑隱寒空；仿佛垂經帳，何曾識馬融，諸端皆變幻，困煞樓頭翁。
馬融是東漢儒學一代宗師，段先生自比馬融，可謂用心良苦。情由景生、情景交融，全詩40字，未曾出現一個“霧”字，卻句句寫霧、字字皆愁，把先生的孤獨、無奈、慰藉、憧憬，宣泄得力透紙背，實在是一首難得的好詩，只是太淒涼了一點。
先生把詩送給了我，還對我說：“希望你畢業後，我來推薦，留在學校做我的助教，從幫助我整理、謄寫書稿做起，然後再做你喜歡做的學問。但是，現在先要把各門學科學好。”我知道，先生是個《詩經》專家，當時正在寫《毛詩考》。
不幸的是，有如王乘六先生對我兼有希望和試探的詢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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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段念慈先生對我一往情深的邀請，也因為不久就要發生的變故，都未能如願。這既是我的不幸、先生的不幸，更是社會的不幸、時代的不幸，是劫難，是天數！
後來我在新疆時，把先生給我寫的七言古風，修改重寫後轉送給我的好友宋金石，還把先生的五律《詠霧》收在我的《流星集》中，以示永久的記念。
1956年，上海高等教育大發展，高出十幾倍於如我這些應屆畢業生的在職幹部、復退軍人（統稱調干生），千軍萬馬一起走上高考的獨木橋。那時候，我們一個班二十幾個同學中，應屆畢業生與調干生平分半壁江山。
我進師院最早新相識的兩個同學，一個是同班的應屆畢業王梅仙，一個是二年級的調干生方植祜。他們兩個都是浙江人。
王梅仙風流倜儻，近視而且重聽，上大課總是與幾個公子哥兒爭着挨近師院校花張惠玉坐。他課餘時間有一個愛好，喜歡唱唱評彈，蔣玉泉的《杜十娘》、《寶玉夜探》唱得琅琅上口、淒婉動人。我也喜歡評彈，因此就也喜歡上這個人。但我在師院新結識的第一個好朋友卻是調干生方植祜。
方植祜是個高個子的復員軍人，他不善言辭甚至有點含羞。他崇拜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喜歡《飛鳥集》、《園丁集》和《吉檀迦利》。我受他的影響，後來也十分崇拜和喜歡泰戈爾這位東方聖人。方植祜摹仿泰戈爾，寫了一首散文詩發表在文匯報上，他用所得的稿費買了飛機票去杭州玩了一次。回來後還津津樂道杭州的風景名勝。
他後來知道我也愛寫詩，便有了惺惺相惜之意，常在深夜萬籟俱寂的時候，把我叫醒起來推敲他在睡夢中萌生的意境、構思或字句。 100
一天傍晚奇熱，我們打好飯菜後端到食堂外樹蔭下的草地上野餐，我們邊吃邊聊，他說，人生三個階段應該住三個地方：年輕時去北京求學，可以接受傳統民族文化的薰陶，打好文化基礎；中年時要到上海發展，搏擊商海、廣積資產，奠定物質財力；晚年時應去杭州定居，頤養山水，陶冶性情。
他說，他的家鄉在富春江，風俗民情和自然景色，更比杭州好出許多。家鄉的大榕樹，幾個人合圍也抱不住，榕樹上蔚藍色的天空，薄絮一樣飄飛的雲；榕樹下，河水清澈得可以看見在河底自由游來游去的魚，真是人間仙境。他許諾“什麼時候一定帶你一起去。”
方植祜啊，你食言了！你先我畢業離開學校去了新疆邊陲喀什，從此再也沒有聯繫。而今，你在哪裡呢？是成了戈壁灘上的“泰戈爾”？還是重返人間仙境富春江了？
在我同學中，還有一個浙江考來上海的應屆畢業生叫滕樹彤，他特別擅長摹仿蘇聯的伊薩柯夫斯基的新詩，他用“白莎”作筆名寫的一首“球場上的那個小伙子”在院刊上發表後，一鳴驚人，從此全院師生只知有個白莎而不知滕樹彤了。
我那時除了擔任兩門課的課代表外，在班中是默默無聞的，滕樹彤當時對我是不屑一顧的。第二年，中文系高年級同學陶澤爽發起成立“詩友社”，編發《浪花》詩刊，不知他受誰的推薦，邀請我負責舊體詩的編輯事務。滕樹彤是在新詩組，這時，滕樹彤才不再對我不屑一顧了。
當時，同班還有一個與我有共同愛好的同學是蔡壽春。一次,全班同學一起到女生秦秀朴府上去，見她家藏書很多,蔡壽春和我都同時喜歡溫庭筠的線裝本《花間集》，從書架上取下後就愛不釋手。秦秀朴見情就讓我們帶回學校去看。我向蔡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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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提議，我們都喜歡這本書，窮學生買又買不起，不如花點功夫，把她抄下來吧。
從此，每天早自修時，抄寫《花間集》，就成了我和蔡壽春的必修課。第二年，唐寶祥進師院，《花間集》早抄寫完了，早自修時，我又跟寶祥學書法了。半個多世紀後，蔡君偶見書市廉價書櫃中有《花間詞》，購得兩冊，一冊送給我作為紀念，他在扉頁上題了“與前事連綴成篇，也續一段佳話”。可惜的是，我的那冊手抄本，在文革中已經作為四舊，一併銷毀了。
老同學中同時進一師院的有陳文莘、徐維綸還有林文美。我同林文美是蓬萊中學的同班同組的同學，進師院後，便沒有過多的交往。而我與陳文莘和徐維綸的友情，倒是越發加深了。
我與徐維綸常在課餘時間，一起在他寢室的窗前空地上打羽毛球，因為有點水平，倒也能夠招徠一些人的圍觀。後來，徐維綸寫的小說曾經在年級中討論，他成了新聞人物。我常去他寢室，同他班上的凌其成也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我與文莘自1948年就開始同學，一起進師院後，兩人友情自然非比尋常。我們除常去閘北公園和聯義山莊，徜徉在草木和墓碑之間、縱談一己的得失和天下之興亡外，還為減輕經濟負擔，周末節假日也不常回家，兩人索性在學校作伴讀書不懈。
記得當年星期天早餐是豆漿、饅頭、稀飯，佐以醬菜、素雞、肉鬆、蛋松和筍豆。這筍豆粒粒飽滿、醬色紅亮，咸中帶甜、鮮糯無此，既可佐餐、又可零食，成了我和文莘這個當年的香瓜子大王的至愛。我和文莘每個星期天早餐後，每人總得多帶一茶缸筍豆回寢室，以資讀書和閒聊時慢慢享用。
最有意思的是，這年國慶節晚上，申城市中心華燈初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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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輝煌的夜空煙火燦爛，猶如金蛇狂舞。我和文莘耐不住校園鄉村般的寂寞，突發奇想，從民晏路走到北火車站，感受節日的狂歡。到了北站，我們走進一家飲食店，一時興起，要了葡萄酒和幾碟小菜，頻頻對酌起來。
我們都不善飲酒，一會兒酒色上了臉面，未免有了一點醉意。鄰座一位也在吃宵夜的妙齡女郎，真的是國色天香、婀娜多姿，我們禁不住對她多覷了幾眼。她或許自以為感到了什麼不安，一碗葡萄乾粥只啜了幾口，就起身離席而去。這時候夜已深沉，店內食客稀少，我和文莘仗着酒興，看到美人吃剩的粥中還有幾顆殷紅的葡萄乾，出於憐香惜玉、愛屋及烏，竟荒唐地用筷子爭搶着夾起來細嚼。事後想想這種醜態，至今忍不住還要啞然失笑。
二十一、導演、元帥和流感
剛進師院不久，學校話劇團貼了布告，在學生中招收業餘導演、演員和燈光、舞美人員。同時進一師院的中學時代的老搭檔林文美慫恿我去試試，我也想彌補未能報考電影學院導演系的遺憾，便欣然應試了。
當天，三位主考官中，我只記得有一位是劉耀華，他提了幾個常規的問題後，要求我即興表演一段。
我那天表演的是，曾由我在中學時導演、主演過的《中秋之夜》的第一場幕啟後的一段戲，是我演的那個台灣派遣特務“大江”，在中秋節晚上，潛回祖國大陸沿海漁村時的情景：大江躡手躡足、探頭探腦走向舞台中央，仰望頭上的一輪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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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又環顧四周，驚異家鄉的巨變，用臉部表情和眼神的變化，流露了充滿矛盾的心理，接着深沉地長嘆了一聲“啊！這是我的家嗎？”
也許是那個帶着顫音的“家”字征服了幾位主考官。只見他們相視點了點頭，說了一聲“停”，全部考試不到15分鐘便結束了。第二天學校張榜公布了錄用名單，導演是我和廣播室的安徽籍同學李震聲。劉耀華和李震聲後來也都遭殃成了右派。
我不知道林文美有沒有去應試，只知道她進了學校的舞蹈團，我在一次學校舉辦的文藝匯演中，看過她的拿手好戲，柔若游絲的“勞動舞”紡棉花、梳着許多辮子的“新疆舞”的扭頭聳肩，她在我同學中，算得上是一個多才多藝的。
我擔任業餘導演後，在話劇團，倒是新結識了兩個藝友。一個是吳澤衡，此公是個多才多藝的風流人物，在我導演、他當男主角的一個獨幕劇中,他要求我，把他同施美華演的女主角的擁抱接吻的時間，安排得長一些再長一些。後來他倆弄假成真，做過一段時間的戀人。
他還是個舞迷。學校周末的舞會都安排在五愛廳，他是每周必到、每曲必跳，樂曲一起，直跳得天旋地轉、天昏地暗，滿場飛舞的都是他的人影。那時，我和陳文莘、徐維綸都是老古董，我穿了件長衫來到舞池邊，我們指點江山、說三道四，那個姑娘貌若天仙、那個小伙賽過潘安，那一對舞姿曼妙、那一對步態龍鍾……我們是，君子動口不動腳，只說不跳。
我們後來叫吳澤衡“烏賊”，這是他按自己姓名的諧音為自己取的綽號，他給我或其它好朋友去信時，就畫一隻烏賊作為落款。 104
當導演後，我還結識了一位做演員的女同學。我和她倒沒有排過什麼戲，只一次偶然發現，好幾個晚上在閱覽室上夜自修，她總會出現在我對面的座位上。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她早到，是我坐到她的對面了。後來感到她經常藉口說要同我對筆記和看我的筆記；或者說自己鋼筆沒有墨水了，向我借鋼筆、滴墨水，趁機說上幾句話。從此我只要進閱覽室，便和她心照不宣坐到了一起。後來由於出了變故，我自動退出了話劇團，她仍然一往情深地鼓勵我去話劇團參加排練。
一次周末，我和她在回家的公交車上相遇，她要我告訴她我的家庭地址和情況。有鑑於當時家庭的處境，我一門心思只想讀好書，畢業分配有了經濟收入可以贍養老祖母，哪裡還有心思談情說愛，儘管我明白她的意思，只是強忍着內心的衝動，佯裝着糊塗敷衍了過去。我對她竟連姓名也不曾過問，更遑論互通住址了。過了50年遇到劉耀華，我才知道了她的真名實姓。如果不是自作多情，我只是又增加了一個為之負情的人，莫非這也是上帝對我的懲罰麼？
1957年春一天，學校通知話劇團全體成員，第二天要去人民廣場參加歡迎伏羅西洛夫的大會。我和正在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的吳澤衡，和演“雷雨”的楊善良都要去。楊善良是個解放前就參加革命的調干生，他扮的魯貴，音色醇厚、神態幽默，至今似在眼前。52後，他做88歲米壽，我為他擬了“上善無形經日月，賢良有壽望期頤”的嵌名聯，博得“魯貴”式的拱手。白髮蒼蒼的他，還記得起當年參加歡迎會的情景。
伏羅希西洛夫大元帥是蘇聯的人民英雄，尤為年青人所敬愛，有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大家自然十分高興。
這天晚上下了一夜春雨，熄燈後我睡在床上，斜眼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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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遠處教室里燈火通明，是有人在製作明天用的標語橫幅。我側耳聽着大草坪里的青蛙象唱歌一樣的叫聲，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得小詩一首，至今還能記下這樣幾句：
唰唰唰、唰唰唰，小伙子寫字作畫，是為誰燈火通明？咕咕咕、咕咕咕，大草坪里的青蛙，是為誰叫個不停？浙瀝瀝、淅瀝瀝，春夜春風春雨，是為誰接風洗塵？都是為了你呀，英雄伏羅西洛夫，我們尊敬的貴賓！
第二天，我興高采烈地帶着我的小詩、帶着我的崇敬，來到了人與紅旗匯成大海的人民廣場，我站在主席台下面中間的前排，等待着那激動時刻的到來。
當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宋慶齡、賀龍簇擁着伏羅西洛夫一齊走上主席台時，當面色紅潤、滿頭金髮、體格魁梧的大元帥向廣場人群頻頻飛吻時，我熱血沸騰了，心都要跳出來了。
這天大會主持人是劉少奇主席。賓主就座後，只見伏羅西洛夫在笑着說什麼，原來他對賀龍元帥提意見，要他少抽煙，賀龍當即表示接受意見，會上不抽煙，並立刻掐滅了手中的煙頭。但伏羅西洛夫得寸進尺地要賀龍把煙戒掉，而賀龍卻詼諧地反詰：要說戒煙恐怕不行，香煙是納稅大戶、對國庫有貢獻，你說這個煙該戒不該戒？兩個元帥的一番唇槍舌劍，主席台上幾個人笑得前俯後仰，氣氛融洽極了。
這天，大會司儀是當時講上海方言的著名主持人范良佐，台上發生的情況，都是他通過翻譯後向全場傳遞通報的。
參加這次活動後感慨有三：一是能夠近距離靠近這麼多國家領導人而感到莫大榮幸；二是親眼目睹了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高唱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三是具體感受到當時確實是我們國家解放後欣欣向榮的大好時期。誰知，不久牢不可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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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空話，欣欣向榮也出現了轉折開始倒退。
1957年春，上海還發生過一場大範圍的流行性感冒，我和許多學生被感染上之後，學校專門辟出一幢樓作為臨時隔離病房，我和其它流感患者，都住進了隔離病房。
住進病房以後，終日打針吃藥、無所事事。百無聊賴之際，我突然想到了一夜西北風后楊家渡街垃圾桶里的餓殍，想到了高高在上的萬物之主的上帝。病中迷迷糊糊的我，對上帝是否善良、是否萬能，甚至是否存在，再一次提出了疑問。
我想，上帝如果是善良的，為什麼給人這麼多的疾病、痛苦和災難？上帝在新舊約中的答覆是因為人心變壞，所以用疾病、痛苦和災難來懲罰他們。有鑑於此，我不禁又要問上帝，既然你是萬能的善良的，人類又是你創造的，難道你不能不讓人心變壞而因此受苦麼？除非你不是萬能的善良的……
在萬惡的流感病毒的折磨下、在40度高熱的半昏迷狀態中，我想起了剛剛學過的屈原的《離騷》和《天問》，我對上帝發難了！我在病床上，一口氣寫下了，66行大逆不道的、討伐和規勸上帝（後來卻被想當然地對號入座曲解為罵共產黨）的《天罵篇》。
那年那時，我剛好20周歲。
二十二、浪花、詠懷和天罵篇
歡迎伏羅希洛夫的小詩寄給院刊後，二年級中文系的陶澤爽，找我商量開闢一個學生發表詩作的園地。經過商量，決定成立《詩友社》、編發後來被稱之謂同仁刊物的《浪花》。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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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莎負責新詩組、由我負責舊詩。現在想來，真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自己只是受吳公壽先生影響喜歡讀讀舊詩詞，有一點舊詩詞的感情基礎罷了，“負責”云云如何擔當得起？繼而一想反正有段念慈先生做靠山，就這麼說上就上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位習作者丁山寄來的詩，要求在《浪花》上發表。我反覆推敲來稿之後，認為無論從內容到形式，與格律詩、甚至與一般的詩，都相差甚遠，便批上“熱情可嘉，基礎勉強；李白杜甫，朝夕一冊；百尺竿頭，更上一層”的評語，作了退稿處理。不料，這一退稿，恐怕就闖下了彌天大禍。
後來，好心人相告曰：丁山者，學校政教系系主任也，你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頭上拍蒼蠅了。此人究竟是不是系主任丁山，我至今仍是不得而知，只是從我後來的遭遇來看，是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大二時有習作課，由俄語翻譯家項星耀先生任教。一次項先生講了新詩的鑑賞、意境、修辭和遣詞造句後，布置學生下周交一首詩作。
當時上古典文學課，徐群法老師講唐詩專門分析了杜甫的《自京師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首五言古風為我們後人留下了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我摹仿這首詩的題目，聯繫自己的身世，寫了一首《詠懷二百字》。這首《詠懷二百字》連同其它舊作後來一起銷毀了，但至今我還保留着已經寫進《述懷》的這樣幾句咄咄逼人的殘句：
冉冉孤生竹，稚子常不幸，世亂鴉雀噪，鸞凰失知音。庸人竄我室，絕少有賢人，鼠輩擅弄權，殺我堂上親。我乃剛烈兒，忠義幸尚存，兩袖清風舉，空懷桃李心。
我便把《詠懷二百字》和在患流感病中脫稿的《天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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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交給了項老師。也許是我沒有聽清楚項老師只要求交新詩，而把舊詩也交了上去，他對五古《詠懷》隻字不提，而對《天罵篇》極是欣賞，給了5分不算，還加上“立意大膽、想象豐富”的評語。同班周道南當時稱道《天罵篇》有建安風骨。
周道南也許同我一樣腦後生反骨，恐怕項先生也只是一個書呆子吧，他怎麼也沒有覺得天是罵不得的。不久“立意大膽、想象豐富”的叫罵，陰差陽錯地罵出了一樁顛倒是非的冤案！
反右開始以後，學校有個文學概論六級講師商韜和助教柯大壤大動干戈，聯名在院刊上發了一篇洋洋灑灑數千字的批判文章，還有幸附了我的《天罵篇》，不免使我受寵若驚了。
感謝我的好友、一師院天字第一號學生右派頭頭徐慶禎兄，為我保留了院刊批判文章所附的我的這首詩的原文。為對自己負責、對後人負責，我必須抖去歷史的塵埃，將這首，但願能彪炳千古、警示後人的敢於罵天的詩，一字不差地，記錄在我的自傳之中：
天 罵 篇
57年春，滬上流感肆虐，余染之，隔離於就讀學校之臨時病房。蓋因病中之苦，念及少時受教天國倫理之惑，輾轉反側，百思不解，憤然命筆，效屈子之天問，乃作是篇。
呵，天！我要罵你，罵你荒唐，罵你無情，罵你，罵你的糊塗。
我罵你荒唐，你野蠻地拘留過春光。你將百花幽禁在深殿，你叫冬魔霸占了世界，要不是人們繼次的催促，以及春神她自己的掙扎，誰知她能否回到人間。年年都是如此，誰知你安的是什麼心眼，你難道不明白，花園裡最歡迎的只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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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罵你無情，你忘盡了人們給你的恩典。早在難以查考的年代，善良的人們喚醒了你的沉眠。五千年前一個遺忘了的日子，共工氏怒觸不周之山。你受傷了，滿臉布着昏暗。多虧女媧的熱腸，耐心地給你治傷。你好了，長大了，忘記了這一切。
於是，你慫恿風暴猖獗，你掀動江河泛濫。冬日，你拼命吸取大地的熱力；夏天，你又噴吐乾旱的火焰。你驅使了無數病魔，任它們放肆、擾竄。這是為表示你一點點尊嚴，還是想告訴人們說你是不可侵犯？不，不！這些無非是證明了你的忘情，以及可憐可惡的傲慢。
我罵你糊塗，你撒下了種種手段，企圖達到你卑鄙的心願。果然，有時你也確是十分誘人，你顯得那麼透明、那麼碧藍。你也曾為人們做過一些好事，然而，這不值得掛在口上夸談，那不過是你的本能、義務和責任。告訴你莫再孤高自賞，睜開眼睛看看今天的下界。
看見了麼，那泛起紅光的地方，有多少支智慧的寶劍，它們脫鞘而出，閃閃發光。如果為了需要，他們馬上可以戳破你的虛偽、你的無力和你的殘暴。別以為他們是如何渺小，豈不知你自己就是他們所造。
他們授予我，詩人的口舌以力量。我責罵你，然而也同情你，只要，你願真心地皈依在真理的門下。然而，這也是你唯一的正道。
起風吧，轟雷吧，注雨吧，叫吧！
醫治你混身的瘡斑，吐盡你滿腹的愚昧，爭取復元的那天，用你誠懇的懺悔和眼淚。
好友陳文莘在過了45年之後，重新看到了這首詩，他說他“心靈受到了一次震撼”、“一股莫名的惆悵襲上心頭”，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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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了一封長信。
他不無溢美地說：“你因罵天至右至極，但它也成就了你，否則你也許不會有如此豐富的生命內涵的。”“要不是當年那場遠烈於‘焚坑’百千倍的文字獄，我們中國詩壇也許又會多一顆熠耀之星的。”
他言之鑿鑿地說：“當年你在醞釀構思時，你的初衷確是心無旁騖的，你只是苦於流感之累，本意是對宗教倫理的一種批判，毫無觸及時政之心，但‘有幸’被開掘、提煉、升華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語），當你昔日的詩作被融入生活的現實時，倒的確被你‘不幸而被言中’了，你也仿佛變成了有驚人預測力的‘大預言家’了”
他悲天憫人地說：“你對時下大小污吏的揭露、鞭撻，豈止是入木三分，而應視之為入骨三分呢！”你罵天，“責之深，緣於愛之切，詩人的願望，真誠而熱切。詩人無辜，終獲深咎，良可悲也！”
這是一位，那時剛好在對黨的幹部開講先進性教育的黨校教授，發自內心深處的擊中時弊而為時代懺悔的肺腑之言。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文莘也！然而，枉為無辜的，又何止於我一個呢！
但我因寫了這首詩而得名，老友至今還暱稱我“花詩”。
二十三、山雨欲來，波譎雲詭
根據同時性原理，世上萬事萬物的表現形式都是偶然的，無數個有意義的偶然，就像宇宙中的無數個星星，星星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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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構成了宇宙，偶然性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必然性。所以，必然性必定表現為偶然性，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的。事物的本質是必然的，而其表現形式卻是偶然的。事物時時表現出它的偶然性，卻處處最終都又是必然的；也可以說，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離開了偶然性根本就沒有必然性。
我來到人世是偶然的，我成為天主教徒又退出教會是偶然的，我幾經周折進一師院是偶然的，我重逢徐維綸又要求與之調走讀是偶然的，我負責《浪花》舊詩組給丁山退稿是偶然的，我患流感摹仿《天問》寫《天罵篇》是偶然的……然而，我卻因為《天罵篇》而將招徠一場彌天大禍，你難道能說，這不也是偶然的麼？能夠想明白這一點，心胸境界才能坦蕩蕩、立身處世才能無牽掛；凡此種種才能隨遇而安、逢凶化吉、曲徑通幽、柳暗花明。這是什麼？是陰陽、是八卦、是變化；是智慧、是悟性、是人生！
1956年整風運動從黨內轉向了黨外。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社會上、報刊上各種言論鋪天蓋地；學校里也不例外，貼大字報的貼大字報；上自由講台的上自由講台。我呢，不問不聞，概不參加。寢室、教室、閱覽室，三點一線，我行我素。
也許是為了生怕打草驚蛇，也許是在某一個環節上還沒有把我排上黑名單，也許是有些事和活動本來就無關宏旨，一段時間內，我照常出席了歡迎伏羅西洛夫的大會；我照常接受了由中文系推薦的新華社一個叫何其烈的記者要我介紹學習經驗的採訪；我照常參加了由團市委組織的歷時一個月去青島避暑的大學生療養團；我照常成為總部設在華師大的大學生科學研究會詩歌組的成員；我照常導演“放下你的鞭子”和反右鬥爭已經開始時新編的反映北大學生反右題材的劇本。 112
尤其是這年夏天的青島之行，可以說是我學生時代的巔峰，成了我人生旅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它同多事之秋的1957年一樣，也是我永誌不忘的一個里程碑。
在去青島前還發生過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這是一件關於心理學考試的事。幾門課的考試，我考得都很輕鬆。不論是閉卷還是開卷，我都爛熟於胸、揮筆而就。
至於漢語課考試，採用形式新穎的面試，學生先進預備室，自行抽取試卷，稍作準備後，逐個進考場。考場內，三名考官一字排開、輪番提問。我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說得慢、卻完成得快，不消五分鐘，教師便點頭稱是，考試結束。
問題出在心理學，這是師院新開的一門學科，華師大調來的黃庚生老師要求學生獨立思考、不拘一格、靈活解題。那次考試結束，互相對了題目答案後，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幾道大題目的答法我與別人大相徑庭，放暑假我就要去青島，擔心這門課不及格下學期開學前要補考，所以我問黃老師，能否先查一查我這門課的成績，如果不及格，我帶了講義、筆記去青島，空閒時可以複習，回校後參加補考。不料查下來，心理學我竟考了5分，而且是僅有的兩個5分中的一個。
原來，黃先生的評分標準是：答題要用自己消化理解後組織的語言，完全照搬課本、講義的，全對也只給4分。我讀書，從小到大不肯死記硬背，上課搞懂了，考試臨場再發揮，算是對上了號。我這就一身輕鬆地在高陽路碼頭乘船去了青島。
在船上，我們巧遇名導演石揮導演的《霧海夜航記》開拍，一連兩天，我不但有機會一睹名導演為拍日出在甲板上前呼後擁的風采；還有幸在大導演的號令下，在劇情安排輪船遇到風暴、一個軍人挺身而出揮手高呼“同志們，這是一個嚴峻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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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場景中，當了一次群眾演員。
一路上海天一色、浩瀚壯闊，過了兩天兩夜，便到了青島。
這是一座山城，南瀕黃海，太平角、匯泉角拱衛左右，湛山、太平山環列於北。盛夏氣候適宜，遊人似鯽。市內地勢起伏，花木蔥蘢；粉牆紅瓦綠蔭，曲徑逶迤；濱海山光水色，交相輝映。學生團在大學路小學下榻，對面就是出了一個敢向紅學泰斗俞平伯叫板的青年學子李希凡的山東大學。
在這個人間仙境裡，我們天天下海游泳，天天下館子吃海鮮，我還記得：一盆炒麵一角、一杯生啤一角、一隻清蒸大海蟹也是一角，每每吃得眉飛色舞、大快朵頤。
在沒有集體活動安排的日子裡，我乘火車抽空去了一次煙臺，去看望因後父工作調動到煙臺的母親。我見到了闊別多年的母親和桂初，還有母親同後父所生的榮初、平初、明初幾個弟弟（母親生了七個兒子）。我們一起下海戲水、游泳、拾貝殼，這幾天是我同兄弟們難得相處在一起的快樂的好時光。
團隊在青島去過嶗山就回上海了，在嶗山登上頂峰的一瞬間，成了我學生時代的巔峰時刻，我帶了一些青島土特產（高粱飴、萊陽梨）乘船返回到上海，這年暑假也就結束了。
二十四、這是為什麼？
1956年10月下旬，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發生暴亂，大學生沖機關、燒檔案；納吉上台，大批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11月初，短命的納吉反革命暴亂被粉碎。
當時的最高領導，感到黨內外、國內外敵對勢力和不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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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者的威脅與自己領袖地位和權威的旁落，在匈牙利事件的刺激、誘導下，1957年3、4月發起了“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頓思想作風運動；6月8日，《人民日報》發了一篇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宣布了反右鬥爭的開始。
性格決定命運。個人的性格決定的是個人的命運，最高統治者的性格，決定的有可能是被統治者、乃至一個國家和全民族的命運。
號角吹響，風雲突變，秉性強橫的最高領導蓄謀已久的“陽謀”－－一場波及全國上層建築、民主黨派、高等學校的反右派鬥爭終於開始了！
由於匈牙利事件的前車之鑑，幼稚無辜的大學生竟未能倖免，居然也在欽定的矛頭所向之中。
然而，這對一個我這樣的“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甚至於怕談戀愛、拒絕跳舞、連節假日也不回去的窮學生來說，認為這場鬥爭，只是黨政要員、民主黨派、學術權威等等上層有頭有臉的大人物的事，只是章伯鈞、羅龍基、章乃器、葛佩琦、儲安平、龍雲、丁玲、艾青、孫大雨輩，諸如此類等而上之者的事，與我這般青年學子，實在是難望項背、風馬牛不相及的。
事後想來，當時表面上一切都按常規在正常進行，然而背地裡卻有人正在磨刀霍霍，也要拿像我這樣的小人物為這場鬥爭祭旗，準備伺機將我當作羔羊拉出去屠宰！
1957年暑期放假前，學校突然宣布學期延長兩周。就在這十幾天裡，發生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一天全校開會，我們聽了當時的市委書記陳丕顯的形勢報告，和周恩來總理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鋼絲錄音報告。 1 1 5
第二天，學生科趙炳文科長（後來晉升為書記）找我談話，重複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精神之後，突然話鋒一轉，再三追問我對祖父1951年作反革命逮捕有沒有看法，如果有，家庭生活有什麼困難都是可以提出來的，並緊逼着要我回答，似乎對我的處境深表同情和關心。當對，健忘的我已經忘掉了報到第一天在學生科為走讀發生過的一場風波的事了。
聞聽之下，我不由得感激涕零起來，便說了家庭解放前掩護黨的地下工作者的事，祖父1951年4月27日以反革命罪被捕、並死於提籃橋監獄，是個錯案，應該得到平反和補償。
誰知道，後來有人告訴我，學校方面早已把矛頭對準了我，只是苦於我一不貼大字報、二不上自由講台，三不亂講話，開會學習、讀報發言又循規蹈矩，無可指摘、無暇可擊。
當時學校中已經有一些學生右派被揪了出來，校方說我們班同學和班幹部對我有溫情主義，特地成立了一個反右中心組、調派了一個學生幹部叫王愛倫的黨支部書記,擔任反右中心組組長，來我班揭蓋子。
後來我才知道，那一次，趙炳文找我宣傳政策的談話，是用了“釣魚”、“引蛇出洞”和“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等的策略，在“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氛圍中，居然不擇手段，拋出周恩來的肅反政策講話作魚餌，引誘我這樣的無知者跳將出來，抓住把柄，從而使我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然而我對這一切都還蒙在鼓裡。那時陳文莘所在的七班是個重災區，他已經被點了名，他要同我見面了解我的情況。
當時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生怕兩人談話被發現，這天約我去英文系大樓底層廁所，兩人各占一間，隔着中間的檔板，在下面空隙處紙條往來。他告訴我他已被點名要交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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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可安全無恙否。我自然報了“平安”，還回答了大概情況，約他晚上去閘北公園宋教仁墓詳談。
在閘北公園宋教仁墓背後我們見了面。他是憂心忡忡，我對他勉力安慰，統一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說法之後，我還暢談了學生科負責人找我談話，可以為祖父反革命問題糾錯的情況。我們緊緊的握手互祝珍重後，分頭摸黑回到了學校。
在推遲放假的兩個星期里，逢到了一個星期日，班幹部王愛倫、申寶玉和趙婉珍找我談話，他（她）們說：班裡不少同學古典文學基礎不好、考試不及格，這個星期日放假不回去，留在學校複習，請我能不能也不要回去，幫他們一起複習。
我聽後十分高興，星期日我本來就不常回家，人家看得起你，何樂而不為，便一口答應了下來。我自以為自己做過導演，不料這次卻被人家像演戲一樣、牽着鼻子戲弄了一番。這個星期日，我還真的陪了他們大半天，毫無保留地向這些第二天就要對我開刀問斬的劊子手獻殷勤呢！
到了星期一，上午政治學習讀報，討論發言，復員軍人調干生馬建業第一個發難，開口便說：“別的班裡都有右派，我們這個班也不是生活在真空裡，階級鬥爭處處有，我們班裡的右派不是別人，就是寫《天罵篇》的花月初！”
接着，詩人白莎、滕樹彤說，花月初用青蛙的叫聲來歡迎伏羅西洛夫，是破壞中蘇友好。同寢室的王梅仙說，花月初在學校理髮室說自己要是鬈頭髮就不必花這麼多時間排隊理髮了，宣傳中國人的頭髮沒有外國人鬈，是步胡適之說的“中國月亮沒有美國圓”洋奴哲學的後塵。還有的說……，夠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都是些捕風捉影、牽強附會、張冠李戴、雞零狗碎的事，真不虛了一番嘔心瀝血的準備。 1 1 7
最後，反右中心組組長王愛倫說，“花月初搞反黨同仁刊物《浪花》詩刊，書寫反動詩歌，散布反動言論，必須老老實實把《天罵篇》和其它一些詩統統交出來。”
嗚呼，原來如此！星期日他們留校複習是假，商量星期一如何對我開刀是真；要我留校幫助他們複習是假，把我留在眼皮子底下跑不了是真。當時我為了洗刷清白，一怒之下立即回到寢室，把自己寫的詩真的老老實實、統統交給了他們。
七班有個王文康，看看苗頭不對，暑期去香港探親，一去不回，逃過了一劫。我為什麼這麼傻，儍得一點防人之心也沒有，把自己寫的東西，自以為君子坦蕩蕩，一念之差統統交了出去，豈不是自投羅網嗎？誰知沒有幾天，院刊發了商韜、柯大壤對《天罵篇》的批判文章，點名要我交代問題。
這下可好，學生科的談話，挖出了我作為反革命孝子賢孫、為反革命祖父花春山鳴冤叫屈的反動思想根子，而揭發出來的一些所謂反動言論和反動詩歌《天罵篇》，恰恰是誣衊肅反運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佐證。鐵板上釘釘，大功告成，我們班終於打破了溫情主義,也有一個右派了，證實了最高領導“十個手指頭與一個手指頭”關係的宏論。大家可以以手加額、擊掌稱快，慶祝的慶祝、報功的報功、貼金的貼金、自衛的自衛、脫身的脫身，從此天下太平、高枕無憂了。
誰知，我開了一個頭，後來竟然剎不住車。滕樹彤、凌哲生相繼遭殃，在聽項星耀講評時跟着讚嘆“天罵篇有建安風骨”的周道南一併受到株連，連浙江農村來的老實人王人瑞也在劫難逃，二十幾個人的一個班中，有5個右派。而文莘所在的那個七班，竟有十幾個右派，無奈之下七班解散完事。
可笑的事還在後面。第三學期中一天，以王愛倫為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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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中心組召開了全班會議，宣布了我為反革命祖父鳴冤叫屈，惡毒誣衊、攻擊黨的肅反運動，書寫反動詩歌《天罵篇》，組織《詩友社》、編發同仁刊物《浪花》，破壞中蘇關係，散布反動言論，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結論。會上，還要我在右派結論書上簽名，當時便遭到我的拒絕。
他們見我不肯簽字，便對我說，不簽字也能定性，還是簽的好，這是認罪態度問題，態度好一點，改造得快一點。聽他們這麼說，我更不肯簽了。他們急着要把這件事了結，經過商量後又對我說，反正你的圖章在我們這裡，要領這個月的人民助學金（12.5 元），你不簽字，蓋章也一樣。說罷，便把我今天一早、剛交給班長趙婉珍的圖章拿出來就要蓋。
真所謂急中生智，我連忙說，章還是讓我自己蓋的好。一邊說一邊走上前去搶過了圖章，沒有給莫須有的結論書“蓋棺論定”，卻高高的揚起，往水泥地上用力一砸，“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好端端的一枚圖章，頓時粉身碎骨。有誰知道，這塊名貴的雞血石是我祖父的私章，是我磨平後自己重新刻制的。
見此情景，全場大驚失色，領導小組再度緊急開會。過了幾天全班集中，重新宣布了對我的處理結論，新結論加上了情節嚴重、態度惡劣，定為極右分子等新的內容。
砸一枚圖章，加冕一頂極右的桂冠，是我萬萬想不到的，這可是少數頂尖人物如章伯鈞、孫大雨等才有的“殊榮”啊。聽說右派的名堂還很多、分三種，一種是極右，是極少數；一種一般的就叫右派，大多數右派屬於這一類；其它還有一種不戴帽內控的稱作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就是中右了。
我戴着右派帽子邊學習邊等待處分。1958年3月初，是我在師院第四學期剛開學，學校召開大會，宣布各系科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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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個右派的情況。那個黨委副書記蘇寧，對着全院師生員工，用蘇北口音、聲嘶力竭地點了我的名，說：“四川有個流沙河，寫了一篇《草木篇》，我們學校有個花月初，寫了一篇《天罵篇》；《草木篇》、《天罵篇》反黨反社會主義，如同一轍！”
我知道，這個“如同一轍”，禍就闖大了。聽說，當時還把我的詩，作為一師院的一項反右成果，向全市高校散發。據說，後來還把我列為徐慶禎、魏盛余等在內的師院十大右派學生之一。寧為雞頭、毋為牛後，真是不勝其榮幸啊！
會上還宣布了對右派學生的處分，第一類取消學籍、勞動教養，第二類保留學籍、勞動考察，第三類免於處分。
我被定為極右作第二類處理，儘管我以優秀的成績結束了絕大部分學科的學習，但卻被剝奪了第四學期、也就是最後一學期的撰寫畢業論文和參加畢業實習的權利。
班長趙婉珍見我在撕扯教學資料，對我說，你暫時不再跟我們一起上課了，但是講義、筆記、教學參考書不要扔掉，好好勞動，爭取早日歸隊，書還是用得着的。事隔50年後，她還保留着我給她的原想撕毀的幾本書。
段先生知道我被劃為右派，一次學校組織去中蘇友好大廈參觀後，他特地請我去銅仁路一家點心店吃春卷，談了他前段時間，也被我的幾首詩牽扯了進去、要他講清楚這些詩是不是經過他修改的問題。他特別關照我說，其實不是你的這些詩，學校“南樓”一些達官貴人本來就同他格格不入而要對他過不去的。他還讓我放心，他平時深居簡出，從不出頭露面，也不誇誇其談、好發議論，甚至連他寫的一些詩，除了給過我們學生之外，也從未給過學校其它人過目。迄今為止，學校除了要他講清楚同我的《詠懷二百字》、《天罵篇》的關係，還沒有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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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的其它什麼把柄，對這一點，他還特別感謝我，沒有把他給我的詩說出去，帶來意外的麻煩。
臨別時，我的這位身材頎長、形容枯槁、兩鬢已經斑白、額頭又添皺紋的段念慈先生，用他乾瘦的雙手握住我紅潤的雙手，用他濃重的四川口音、一字一頓地說了聲 “活下去！”時， 眼眶已經濕潤、有點泣不成聲了，說罷頻頻回首離我而去。
我只感到喉頭哽咽、目光迷糊，一時竟不知說些什麼是好，一直呆呆地看着先生蒼老的背影，慢慢地，在我視野中消失……
最高領導在1957．9．20－10．9八屆三中全會作的《做革命的促進派》講話，輕率地改變了“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正確論斷，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導致了反右鬥爭嚴重的擴大化，出爾反爾否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論的初衷。
這是最高領導的極左（也可說極右）立場，對1957年春夏之交國內政治形勢作出主觀主義分析的結果，也是造成擴大化的根源。造成擴大化的危害是，一大批知識份子（包括大學生）、黨政幹部和民主人士錯劃為右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致使他們的才幹長期不能發揮；助長了共產黨內部的主觀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泛濫，阻礙了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最高領導的“一念之差”,發動了一場曠古未有的反右鬥爭，我的“一念之差”交出了天罵篇，為我當右派給槍手們提供了子彈。我之所以這樣說，因為要是我不把詩交出來，他們對我不是無從下手了麼？這個極右派當得不是太偶然了麼？
其實，今天想來，狼要想吃小羊，總歸是能夠找到藉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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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幸是，成了被狼吃的羊；他們的不幸卻是，成了被魔鬼唆使吃羊的狼，歷史祭壇上所扮的角色不同而已。這個使我成為右派的偶然似乎又是必然的、抑或這個必然也是偶然的？！
最高領導的決策錯誤，直接導致了這場鬥爭成為一場浩劫。運動時間，從年初預期的一個月擴大為一年；右派人數，從年中先後兩次估計的4000和8000，直到年底反右基本結束時，竟然達到了55萬之眾的天文數字！其中又有多少個一如我、一如段先生，或者更甚於我、更甚於段先生者的不幸者？！
22年後，我在自己落實政策時，曾經打聽過先生的去向。據說，先生被劃為內控中右，明的說是不戴帽、不處分，暗中卻藉口支援邊疆教育事業建設，去了內蒙師範學院，至今生死不明！屈指算來，而今先生年過期頤，恐怕早已駕鶴西去矣！
每念及此，我總情不自禁想起陳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50年代極左紅色恐怖下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出右派，要是有，也不是在打成右派之前，而是在打成右派之後被逼上梁山的。500萬知識分子中的55萬右派竟成了歷史祭壇上的羔羊。
此時此刻，我不禁要對有着二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主義土壤孕育滋生的，在世界物質文明急速增長的大環境中，在千萬中華熱血男女披荊斬棘、前赴後繼開國立業後，在個人統治權欲積聚、膨脹到極端的條件下，而集天下之功於一身，被勝利沖昏頭腦，急功近利、多疑自負、剛愎自用、固步自封、好大喜功，輕率發動這場給中國 55萬右派（甚至更多）、乃至國家和中華民族帶來沒頂之災反右浩劫的，胸襟狹隘、目光短淺、忘乎所以的孤家寡人極端獨裁統治者，及其放棄、縱容乃至喪失監督機制的政黨，大喝一聲問道：這是為什麼！！！ 122
第五章 中
庸無為
（1958.3－1960.6）
二十五、校區里冒出來一支勞改隊
1958年3月18日上午，師院校區突然冒出來一支“勞改隊”。這支隊伍三十來個學生和教師，他們被剝奪了教育的權利，特別是那些莘莘學子，被趕出了來之不易的神聖的課堂。
他們的“罪名”，多半是響應“黨的號召”在大字報自由講壇上、或平時不經意說的一些話：如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比“黨”說得早的話；如說“農民苦也”為民請命的話；如說學校是“上海第一施飯樂園（諧音）”誇獎伙食好的俏皮話；如說要求延長學制專改本的牢騷話。也有如我這般寫了一首本意罵天卻被認為是罵“黨”的……。
對言論、對思想問罪，我們這個民族是有傳統的。藉口整黨風、大搞文字獄，言之者有罪、聞之者不戒，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翻江倒海、一網打盡！
這天是在學校英文系三號樓報到後集中去苗圃搬運苗木。這幫人大多數是20來歲血氣方剛的年青人，似乎還不知道愁的滋味，更不知道將面臨的萬丈深淵，這時剛從苗圃返回，一個個生龍活虎般地從一輛大卡車上跳將下來。
下了車，他們有的扛着洋鎬鐵鍬、有的提着鉛桶水管、有的捧着花卉苗木，一個個昂首挺胸、縱橫捭闔、不遺餘力地在校區四處玩命地幹了起來。或許，他們是在用消耗體力來宣泄內心的憤懣。不久前，他們因各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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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罪名，剛剛被宣布作“保留學籍、勞動考察”的第二類處理。除我之外，我記得起的全校作二類處理的有：
徐慶禎、魏盛余、陳文莘、吳澤衡、楊善良、楊良躍、鄔烈榮、周今覺、李吉祥、張肇祺、張萬良、王人瑞、陳仁鑌、陳蔭、陳太岳、劉維家、徐翔、徐楨卿、李震聲、潘乃祖、潘國耀、潘漢儒、汪倫才、衛雲卿、屠銳生、何煜麟、鄒中和、譚連仲、史禹傑等30個學生，其中，7班占了5個， 21班連我也有3個；此外還有祖泉太、馬昌績、薛紹基等3個青年教師右派，總共33人，加上個別遺漏的，幾乎就是天罡之數了。據說，一師院的右派總數恰恰就是108個。這難道是誰刻意為之，還是偶然的巧合？
我不厭其煩地記下他（她）們的尊姓大名，只是因為，他（她）們不只是歷史祭壇上的羔羊，他（她）們更是時代的驕子。我改用一首啟蒙詩來讚美他（她）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右派高”。
這支隊伍中的3個教師，一個是助教薛紹基，慈眉善目、性情溫和，察其言、觀其行，看得出是個本份人，不知怎麼當了右派；一個是開課講師、四川才子馬昌績，長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滿口之乎者也，是學校大牌教授桐城派傳人馬茂元先生的得意門生，我們尊稱他為馬老，這才是當右派的合適人選；還有一個恰恰是發動反右鬥爭的學校心臟部門的黨委機關幹部祖泉太，是個“叛徒”，因為他本是偉大、正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即便當了右派，也立刻被任命擔任這支“勞改隊”的大組長。他們與學生中的調干生一樣，有的行動滯緩、有的故作矜持、有的橫眉怒目，在人群中顯得十分的不協調。
這批學生和教師多數是來自中文、歷史和外語專業的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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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好漢，其中萬綠叢中一點紅，只有一個是女將，她就是中文系的周今覺。今天，她和她的同夥，是覺今是而昨非、今非而昨是，還是今和昨都是是，或者都是非了呢？這千古是非恩怨，有誰來評說呢？
這天，是他們接受勞動考察的第一天。讓我們記住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1958年3月18日吧。
無獨有偶的是，32年前，1926年的3月18日，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劉和珍、楊德祥等四十多個青年，為反對日本發起的八國最後通牒，被罪惡的槍彈攢射，倒在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前的血泊之中。魯迅先生撰文痛斥和悼念說：“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此之從容。”魯迅為敢於直面人生的猛士疾呼：“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先生今天健在，他的如椽之筆將對諸如這類右派學生們又會怎樣聲援呢，他會像有的拍馬奉承者高呼將自己的文章付之一炬而在沉默中滅亡嗎？
32年後的右派學生們雖然大多數當時有幸沒有被槍殺，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卻還是成了在沉默中滅亡的犧牲者！
右派們一下車，校區四周頓時議論紛紛。感嘆者有之，指責者有之，幸災樂禍者有之……後來，有人告訴我，因為我的姓名容易被想當然誤以為是女生，當天有人在這幫勞改隊中，想看一看哪一是個寫《天罵篇》敢罵天的母夜叉，只見人群中只有一個是女的，就以為她（周今覺）就是花月初了。
更可悲的是，這支勞改隊中的人，甚至連那些暴戾、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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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恥、荒唐、無情、糊塗地決定他們命運的人，沒有一個知道，右派們的考察期限會有多久、他們明天會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單從這一點上來說，這是一支無異於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勞改隊，難怪他們只能用折磨自己身體的方式盡情地宣泄自己內心的憤懣了！。
那時學校分管這項工作的領導是院長助理王其元。這位領導原是天馬電影製片廠的黨委書記，據說因為健康原因，調離電影製片廠，原定擔任學校黨委副書記，他自己謙讓改任了院長助理。有人說他在部隊時，還是個百步穿楊的雙槍將呢。
就是這位貌似文質彬彬的虎將，對我們這些右派，倒是寬宏大量、慈悲為懷的。他吩咐食堂炊事班：這些學生參加勞動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不能歧視他們，要關心他們。為之他對食堂提出兩點要求：一、中午給他們提早一刻鐘開飯，避開用餐高峰；二、參加體力勞動消耗大，多給他們一些飯菜。後來我離開學校後，再也沒有看到過他，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願他健康長壽、好人一生平安。
這不只是一支尋常的勞改大隊，他們不應只是一些為時代犧牲而僅僅受到同情的羔羊，他們應該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真的猛士，他們要用自己的身體力行來激起人們的良知！
不久，這些真正的猛士，帶着各自的故事和憧憬，帶着各自的辛酸和迷茫，忍辱負重地下鄉勞動改造去了。
二十六、五角場、國光社、平昌街
1958年5月4日，這又是一個有意義的巧合的日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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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將我們這支隊伍一分為二，一部分去黎明社，一部分去國光社。這是兩個都在市區東北角楊浦地區的農村合作社，前者靠近大八寺（今大柏樹），後者靠近五角場。我和老同學陳文莘一起去了靠近五角場的國光社。
開始幾天，國光社把以祖泉太為首包括我和文莘在內的十幾個右派，全部安排在當地一個小鎮邊上的平昌街生產隊裡落腳。一直到兩年以後離開農村，我們的戶籍關係都保留在學校里，而糧油關係卻跟我們人轉到了國光社。
當時國光社沒有農民食堂，我們下去的時候正在醞釀籌建，農戶各家分灶吃飯，我們剛在平昌街住下的頭幾天，只能上街吃一點打發日子。
一天晚上，我們上飯店，店主說沒有什麼可吃的了，只有一點蔬菜，改日再來吧。學校廣播室業餘播音員、與我同時被學校話劇團錄取的業餘導演李震聲，看到店堂後院籠着一隻雞，二話不說、一把抓起，用小洋刀就殺了，拿到店堂里，操着半是安徽口音的夾生上海話，瘋瘋顛顛地對店主說：
“阿拉在（都）是右派分子，吃勿好飯、做勿動生活，明朝人家批鬥阿拉就苦哉。”
店主見此情景，哭笑不得地直跺腳：“作孽！作孽！這是我家養着報更的大公雞啊，今朝死在你們這批右兄的手裡，算什麼名堂。”我們以後互稱“右兄”，這位店主也許便是始作俑者吧。
最後，店主還算看在李震聲那句“右派份子”的份上，同情加上憐憫，多少算了一點錢，給我們做了一大盆白斬雞端了上來。頃刻之間，右兄們，又是下箸又是碰杯，猶如餓狼一般風掃席捲，把一盆白斬雞吃得盆底朝天。這是我們下農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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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第一樁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聞軼事。
聽說，黎明社也發生過類似的傷心事。一次右兄們心頭煩悶，借酒澆愁，喝得酩酊大醉，李吉祥躺在床上，直喊口喝，那個玩世不恭的吳澤衡，到外屋，拿起熱水瓶一掂沒有水，也許是帶着幾分醉意，腦子一個搭錯，趁着酒性解開褲襠，往水瓶里撒了一泡尿，提着水瓶走到吉祥床邊，不迭聲地說：“醒酒湯來了，醒酒湯來了！”說罷倒了一杯遞過去，吉祥兄竟一飲而盡。還有那個張大千的侄輩、後來自命“蜀郡酊翁嗟五類，何須職稱多餘人”法名妙良居士的張萬良，寒冬臘月沒有棉被禦寒，向學校申請沒有同意，他竟以死相逼，在田頭出工時縱身往大糞坑裡跳，學校才同意了他的冬令補助申請。
嗚呼！讓我們為這些苦難的年輕人向上帝祈禱吧：仁慈善良的主啊，寬恕他們的輕率無知吧！
民以食為天，先生活後生產，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學校通知祖泉太，派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回學校，搬了鍋盆碗勺一應炊具，準備自己開火倉。當時學生每月還有12.5元助學金。
第二天開始，兩個人一班，輪流值班買菜做飯。一日三餐就要值班的負責了。我只有輪到過一次，值班那天，雖然是手忙腳亂，阿王炒年糕、吃力不討好，但還算差強人意，大家對吃得好壞倒也不在乎，開飯的時候，還是很有成就感。不久，農民也辦起了集體食堂，我們就不再自己做飯了。
開始一個階段，我們除了白天跟着農民下地澆水、施肥、收菜、裝車、上市場外，晚上還要看書、讀報、討論、寫思想匯報。一天晚上十點多，快熄燈時分，突然緊急通知大家到外面場地上集合。
一輛警車，幾名公安人員和一個學校保衛幹部，早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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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恭候多時。學校保衛幹部介紹了關於祖泉太不服右派結論、到處翻案、抗拒改造的情況，最後宣布對祖泉太升級作勞動教養的處理決定。話音剛落，公安人員立刻沖向祖泉太，我們的大組長被押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我才得悉，在被勞動考察的右派中，還有屠銳生、陳太岳兩個，同時升級押送勞動教養了。可憐的屠銳生還是一個烈屬子女，他的父母地下有知，痛何如者？
右派學生中還有一個歷史系的汪倫才，也是烈屬子女。他叔父是將軍，他是個從小在軍中長大的紅小鬼。他復員來師院就讀前，在市公安局當便衣警察，他跟蹤過從機場下來的境外間諜，他破獲過在衡山路打群架的阿飛團伙。對這些故事，他最得意的是可以大手大腳花錢，所有開支實報實銷。紅小鬼陰差陽錯地竟也成了右派，也被勞動考察。
我不知道祖泉太究競有過哪些“反黨”活動，革了黨籍下農村勞動考察還不夠，為什麼還要加重處罰勞動教養呢？怪不得祖泉太自從同我們一起參加勞動後，本來英俊白淨、笑口常開的臉上，整天劍眉倒豎、雙目怒睜，一直心事重重地陰沉着不說一句話。今天的突然襲擊，是不是祖泉太確實又“犯上作亂”了，還是被他犯的上面用了殺“雞”的辦法，嚇嚇我們這些“猴子”？
我想起了此時的祖泉太，仿佛就是幾天前李震聲殺的那隻大公雞，那雞的艷麗的羽毛、殷紅的鮮血、活蹦亂跳的樣子，和祖泉太臨上警車回眸一瞥的眼神，一齊涌到了我的眼前。
世道太狡詐、太兇險了，我們這些天真無邪的毛頭小伙子，還不知道社會這個大海水究竟有多深、風究竟有多大、浪究竟有多高，剛喝了一口苦澀的海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沉到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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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死呢？
段念慈先生在最後惜別時對我含淚說的“要活下去”這四個字又在耳畔轟響，我們如果“要活下去”，今後倒要火燭小心、夾着尾巴做人了！
大組長祖泉太送去勞動教養後，大組長的缺額，由在平昌街生產隊勞動的原學生會幹部陳仁鑌接任。國光社的右兄兵分三路，整天面色鐵青的“烏小蟹”衛雲卿，榮昇平昌街生產隊右派學生的小組長，徐慶禎幾個去了大社所在地國權路生產隊，我和魏盛余、楊良耀、潘國耀四個人，離開了平昌街，去了趙家巷生產隊。
二十七、朝夕與共兩年整的趙家巷
趙家巷生產隊在平昌街的南面，四周相鄰的都是“國”字、“政”字打頭的官氣十足的路名，一邊還有四平路、黃興路向北交叉直達五角場，與邯鄲路、翔殷路、淞滬路五路相通。以我的眼光看去，這三個生產隊都有官道相擁，已經非比尋常，尤其難得的是，南有同濟、北有復旦兩所高等學府，得以朝朝暮暮耳濡目染在意念之中，真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孟母三遷，理想之地也不過如此。
這幾個生產隊人多地少，都是以種菜為主的旱地和輔之以一部分靠近河系種稻穀的水田，為此，農活頻仍、終年不息。畢竟，這裡也算有了我嚮往已久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田園生活，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恩賜之中，竟是阿Q式地忘乎所以了。 130
人為什麼會成為萬物之靈呢？因為人獨具的思維能力勝過了萬物的所有能力，思維能力的優異之處，不只在於它的瞬息萬變、神馳千里，還在於它能夠吐故納新、綜合平衡。國外研究機關做過一個實驗，讓從高樓跳下的自殺者，把在跳下一瞬間的思維活動用文字記下來，用最快的速度讀完這段文字的時間，遠遠大於跳下的一瞬間，這正是大腦的神奇之處。
人的生命是吐故納新的良性循環，人的記憶能力和遺忘能力如同飛鳥的雙翅，不能歧重偏廢，“納新”靠記憶、“吐故”就靠遺忘了。如果痛苦的事情已經過去，還是長時間的耿耿於懷，以致於憂心忡忡、顧慮重重，讓昨天的記憶折磨今天的生活，又何苦呢。人生不幸的經歷多多，如果不善於篩選、放棄，那是不堪生活重負的。我敢斷言：一個不善於篩選、放棄的人，肯定是一個心智與體格都不健康的人。
曾幾何時，我已經暫時忘記了心靈的傷痛了。在這兩年多時間裡，除了少數幾個人，我一直沒有把我的右派問題的真相告訴老祖母和其它親友，全部痛苦一個人往肚子裡咽了下去，有人問起，我還躊躇滿志地說，幹部下放農村勞動去了。
我拋開了是非恩怨，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在大自然的懷抱里，全身心地進入了一個與地斗其樂無窮的境界。
當時國光社的社主任，是個有豐富生產經驗的本地農民，因為接觸不多，只知道他姓茅。而同我們天天打交道的是趙家巷生產隊的兩個隊長和幾個青年農民。
隊長叫趙翠華，本地人，是個黨員老隊長。副隊長叫滕志理，外來的啟東人，心胸狹窄、不講道理，嘴裡三句話不離本行，一開口就是出彩的“彈得姆娘家裡”，這樣的人，還能指望他講什麼道理。 1 3 1
他有一個兒子小名叫其狗，生下後怕養不大，取一個貓狗的名字，好養些。其狗娶了一個叫美狗的妻子，兩隻“狗”都在飼養場幹活。其狗還是小隊長，狗仗人勢，經常要對我們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不管是好是壞，從此我們四個右派學生便要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了。
我們到了趙家巷，被生產隊安排住在一間四面透風的茅草棚里。
這間茅屋孤零零的，倒有點像四面脫空的獨立式“別墅”，門前一條小河，四周都是農田，我當它是“別墅”大花園裡的綠地，只有旁邊一間隊裡作倉庫、堆放農具的瓦房，經常有人進進出出，給“別墅”的主人帶來一點生氣。所欠缺的是，“別墅”裡面空間不夠寬敞，放下兩張床－－而且是疊鋪，再加上一張放面盆的課桌，就沒有多餘的立足之地了，有貴客造訪，只能怠慢坐在兩張床下鋪的床沿上促膝談心了。
和在學校一樣，我還是劣性不改地睡了上鋪，躺下之後，面孔離鋪滿椽子、稻草、茅柴的屋頂不過三尺，每次上下鋪，都要彎腰、收腹、屈膝才行。這種強制性鍛煉，持之以恆，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健身之道。
我們這四個人，自1958年5月到1960年6月，兩個星期輪流錯開放一天假。我是回去看看老人、孵孵渾堂、洗洗衣服、跑跑圖書館。碰到農忙就會接連二、三個月一天不休息，每天日未出而作、日既落而未歇，出早工、開夜工，赤腳澆水挑糞，鳥叫做到鬼叫，剩下的時間，就一直蝸居在這間陋室里。
劉禹錫的《陋室銘》寫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綠階，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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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這段文字成了我當時能夠“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我除了經常放歌《陋室銘》，還用杜工部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來勉勵、警策自己，以安撫自己孤寂的心靈。
我們四個人在這間四面透風的茅草棚里，不是學習討論，就是納頭睡覺，很少有談心溝通的時間，更沒有、也不敢有，可以聊以自慰的共同語言。大家只能在昏黃的煤油燈下埋頭看書打發空閒時間，藉以安撫內心的寄託，只有在一起背誦我們那一代青年學子都喜愛的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的詩句：“假若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即將過去，相信吧！美好的時刻即將來臨”的時候，臉上才會心照不宣地露出一絲會心的苦笑。
魏盛余，我們叫他老魏，是七班的老大，也是我們四個人中的小組長。他是個復員軍人，曾經為國效勞、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老魏身材高大、蠻力過人，在朝鮮戰場上、在美帝國主義眼皮底下，做工兵挑子彈上前線，一擔機關槍子彈四箱，一箱27公斤，四箱就是108公斤，合市斤216斤。他到了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真是如魚得水，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楊良耀，我們叫他楊兄，是英文系的高材生。楊兄雖然當了右派而魅力依舊，他的被我們暱稱阿姐的意中人張麗貞，經常來到趙家巷田間、或來到我們那間不遮風雨的陋室來探望楊兄，一時傳為美談。
潘國耀，因為人長得最小，我們叫他小潘，金陵路美華照相館的小開，經濟條件最好，但是不知為什麼，也不知道他從哪裡覓來的破衣服，還沒有下地幹活，穿着這身行頭倒先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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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像農民了。
我本想同他們因為有着相似命運，理應在櫛風沐雨的歲月中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結為莫逆之交的。可惜的是，在那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階級鬥爭、人人自危，能夠明哲保身、自掃門前雪，已經上上大吉了，更何況人性扭曲，有時還會精神自戕，爾虞我詐、同室操戈、兄弟鬩於牆，那更是時代的作弄、人性的醜陋、命運的悲劇了。
這四個人在趙家巷，不但沒有成為危舟共濟、互相提攜的難友，有時候還自以為保護自己，卻中了人家的離間計，成了暗中傾軋、互相中傷的“敵人”，最終一盤散沙而任人擺布。
我敢說敢做、卻疏於謀略，老魏足智多謀、卻謹小慎微，楊兄見多識廣，卻悲天憫人。這三個人雖不能抱成團，卻還能相安無事。不幸的是，那個小潘，自命不凡、志大才疏，還矯揉造作、雞鳴狗盜，不但不合群，而且還是害群之馬。
這種情況，不久在幹部下放勞動成立對右派學生的監督組以後，愈演愈烈，釀成禍害。
我們到趙家巷後，學校政教系的范家鄂、夏乃儒和歷史系的蔣安祖三個助教，還有張華浜船廠的朱家植，也下放到趙家巷勞動，由他們四個組成了對我們四個右派學生的監督組。組長是范家鄂，他要我們隨時向他匯報思想改造和勞動的情況。他們四個人分工，我的監管人是朱家植。
朱家植，寧波人，30多歲，年輕力壯，但很偷懶，出工不出力，同我搭檔拉一輛糞車。他們下放時正好是農忙，每天吃早飯前還要出早工。他吩咐我一早拉好空車到他寢室窗前把他叫醒，等他嗽洗完畢，走出來坐在我事先為他鋪好乾淨草包的車架上，把他拉到附近的新村、廠家去車糞。 134
到了有糞池的地方，揭開鐵蓋，兩個人輪流替換，用一把像歐陽德大煙斗那樣的長柄大糞勺，把化糞池裡的大糞，一勺一勺地舀到糞車的大木桶里，待車裝滿後，再把車拉出來，倒到生產隊田間的糞坑裡。就這樣空車去重車來，直到一個地方的大糞差不多舀完了，再換一個地方。我後來給徐慶禎寫的“黃金騰木龍，大步快如風”就是描述當年拉大車、車大糞的美好而辛酸的描述。
輪到空車時，朱家植以監督人自居，毫不客氣地往車上一跳，一屁股坐在我為他準備好的草包上。他有時乾脆繼續圓他沒有睡醒的美夢、打起瞌睡；有時興致好，兩腳在車上交叉一擱、雙臂在胸前交叉一搭，搖頭晃腦地唱起了馬燈調：“哀格倫敦喲，吃魚吃肉好嘞來！”我氣涌心頭，實在看不過去時，做做小動作搞點惡作劇，經常有意無意地把車輪往低凹處、石塊上滾過去，或者車到牆角處來個急轉彎，讓他顛一下、嚇一跳。儘管這樣，他老人家還是我行我素、坐着照唱不誤。
重車時，他沒法坐了，在車前用繩子拉縴，我在車架扶手中間擋車、肩上還套一根系在兩側車架上的背帶。我們拉的那輛黑黑的像一口大棺材一樣的糞車，裝滿了有一千多斤重，他不肯用力，肩上的縴繩時緊時松的，上橋時，我就更遭殃了。
一次，我們去華豐絨線廠（記得好像是生產小囝牌、蜜蜂牌絨線的廠），他突然對我說，今天要考驗我，他為我計時，看看我一個人單獨完成一車要花多少時間。我信以為真地幹了起來，車裝滿拉回去時，儘管中間經過黃興路橋要爬坡，但是我還是用足了吃奶力氣順利地完成了幾個來回。
不料，有一次我回到華豐廠時，朱家植卻不知去向，為了要讓他為我計時，我就去廠房找他，結果發現他在活動室同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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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女工在打乒乓球。他假惺惺地抬腕看了看表、點了點頭，說了我幾句好話後，竟說下一車不必計時了，回來也不必找他了，看我能夠堅持拉幾車。
聞聽之下，氣得我七竅生煙，但又不敢發作。心想，你也是下鄉勞動來的，平時偷懶也就算了，今天居然冒着考驗我的名義，全然不顧我重車過橋的艱難，自己卻剝削我的勞動力去尋歡作樂，總得想一個辦法來出出這口氣。
我一邊心裡在尋思着，一邊彎着腰、昂着頭，拉着一千幾百斤重的車，出了廠、過了橋，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到了四平路、國順路轉角處的糞坑前。突然看見不遠處有一個戴笠帽的人，是茅主任！頓時眼前一亮，計上心來。我在糞坑前馬路上停下車來，然後調過車頭，人在後、糞車閘門在前，馬路邊到田間的糞坑是下坡，我佯裝拉不住糞車下沖的慣性，卻暗中使勁，連人帶車一起衝到了糞坑裡。
這一幕全被茅主任看在眼裡。說時慢，那時快，我狼狽地拼命拉住車架、人還沒有爬出糞坑時，戴笠帽的茅主任已經來到了我的身邊。他一邊趕緊伸手把我拖出了糞坑，一邊連連發問，連珠炮似的大聲說：“這麼重的車，怎麼可以一個人拉？搭檔是誰？人在那裡？”開始時，我還裝着吞吞吐吐不肯說。
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國順路旁邊就是飼養場，茅主任派飼養場小隊長其狗，把朱家植從華豐廠找了回來，一見面就狠狠的罵了一通。
我因禍得福，茅主任特批給了我半天假，洗一個澡、洗一洗衣服。那時候，在趙家巷我只有身上穿的一條勞動布工作褲，弄髒了，洗了曬幹才能穿。
從此，朱家植便對我懷恨在心了。 136
對監督組，老魏和小潘表現最積極。老魏是我們的組長，勞動又好，靠攏領導寫匯報是名正言順的，小潘的體力比楊兄好，平時做生活偷雞摸狗、花樣百出，在四個人中卻是最差的。
但他惡人先告狀，隔三岔五向監督組寫小報告。我睡在他上鋪，晚上見他坐在床沿上，在陰暗昏黃的燈光下埋頭奮筆疾書，就知道過幾天監督組召集我們開會，不知又有誰要遭殃了。我對他的做法很反感，在白天幹活時曾經正面規勸過他，難兄難弟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下放幹部對我們慣用分化瓦解、無限上鋼；我們自己則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出現了醜陋的窩裡鬥。殊不知，這正是統治者玩弄權術、維護權威所希望出現的結果。
有一天，范家鄂看了小潘反映我所謂不服監督的匯報，徵求了朱家植的意見後，便召集我們開會，說我仗着自己體力好，不服監督，發表反監督言論，要大家一起來對我揭發批判。我當時牴觸情緒很大，覺得滿腹委屈，不辯駁也不低頭。
監督組事後還向生產隊了解我的情況，好在趙翠華隊長和大部分社員對朱家植和小潘的評價很差，認為我的表現倒是不錯的，他們看好我是個肯吃苦的強勞力，為我說了一些公道話，不但這件事不了了之，後來我在趙家巷的幾年也得以逢凶化吉、轉危為安。
這是人的劣根性的展示，小潘挑起的其它事端還屢屢發生，諸如什麼楊兄裝病騙病假啊、什麼老魏去看病找醫生談戀愛啊，什麼我們三個人一起偷着到五角場去吃點心啊，都是些芝麻綠豆小事情，出於對難友的隱惡揚善，我不願一一狗尾續貂、浪費筆墨了，老祖母說得好，好花讓它自謝吧。
其實，小潘說不定恰是監督組採取的分化瓦解政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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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在他們授意甚至是誘騙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讓我們祈求上帝寬恕他吧。
就在我們憑藉青春的熱力忘我勞動的時候，學校取消了我們每月12．5元的人民助學金，我只得每月向老祖母索取生活費。我儘量的節衣縮食，早晨和晚上，在食堂里買3分錢醬菜，喝一兩飯票一碗的3碗薄粥；只有中午一頓是一菜一湯4兩飯票的一大碗乾飯，才勉強填飽肚子。那時候吃肉要票，一個人一旬2兩肉票，我把肉票和一角五分錢交給食堂，請食堂阿姨第二天給我買2兩肉，炒一隻大蒜肉片，就算開葷改善伙食了。
所幸，上蒼有好生之德，這樣的日子過了沒有多久，五角場地區，高級社全部改組成人民公社，最好不過的是，人民公社建立了共產主義大食堂，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政策！
二十八、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
1958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令人難忘的一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了大躍進；8月，開始了全民大煉鋼鐵，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這是有史以來幾千年一遇的“偉大”的歷史時期！
那年頭，就像我們右派要改造一樣，整個社會各個領域都在改造。思想政治領域，先後批判了梁漱溟、俞平伯、胡適、胡風；經濟建設領域，工商業對私改造，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那時候的經濟建設的總路線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15年趕超英國，全民大煉鋼鐵，指標翻番；全民大辦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事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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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的農村，都要加快實現人民公社化。
據記載，1958年8月開始，人民公社以一個鄉或一個縣為單位，像雨後春筍一般在全國普遍建立起來，至10月底，全國74萬多個合作社改組成2．6萬個人民公社，占全國農戶99％以上的1．2億戶農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
五角場地區也不例外地成立了先鋒人民公社，平昌街、國權路和趙家巷三個生產隊，合在一起作為第九生產大隊。我們這些剛剛被取消人民助學金的右派學生，對成立人民公社，倒是歡呼雀躍、雙手擁護的：從此，吃飯可以不要錢了！
曾幾何時，以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共產主義大食堂。趙家巷生產隊原來的食堂，一夜間，門口掛出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敞開肚皮吃飯，下聯是鼓足幹勁生產。第一頓中飯，白花花的大米飯，我吃了三大碗，還覺得意猶未盡。社員們帶着善意的口吻說，小右派做也做得動，吃也吃得落，三碗吃得不算多。
其實，當時沒有人少吃的。輪到食堂改善伙食吃大排面，一頓飯要吃一個多小時。一個食堂上百個人吃飯，大排面是一碗麵一塊排骨，那時候肉是計劃供應的，不吃白不吃。為了吃排骨，就只好吃麵；面吃不下，就只好把面往泔腳桶里倒；泔腳桶里倒滿了，就只好往河裡倒；炊事員來不及下面，吃的人就只好排隊，越排隊越吃得多。這等吃法，肚皮是敞開了，花的時間長、吃得又太飽，生活卻做不動了。落後的思想認識（上層建築）與“先進”的人民公社（經濟基礎）撞車了！
供食堂燒的燃料，是我們去吳淞上鋼廠、煤氣廠等幾個大廠，用勞動車拉回來的泥煤。泥煤是這些廠的工業下腳，不要花錢買。來自國光社和黎明社的20個身強力壯的右兄，10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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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從五角場、大八寺出發，匯集在逸仙路上浩浩蕩蕩地直奔吳淞而去。這是我們幾個隊的右兄難得聚會的好日子，一路上縱情暢談之外，還放聲朗讀和歌唱各自喜歡的詩詞、歌曲。這一輛車是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那一輛車是岳武穆的“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再一輛車是李叔同的“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青春的熱血，右兄們的吶喊！猶如大海的波濤，在逸仙路的上空，此起彼伏、洶湧澎湃，蔚為壯觀，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地下可知否？
到了中午時分，我們只要看見有煙囪冒煙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共產主義大食堂了。
那時候，民間的鐵鍋都砸碎了送去大煉鋼鐵了，已經沒有自己生火燒飯的鍋了。我家楊家渡的居民也辦起了居民食堂、煉起了鋼鐵。祖母為了進食堂吃現成的，家裡的碗筷、桌椅，連銅暖鍋、銀餐具也被“祝枝山”騙去了。我小時候習武、種菜的那塊空地，一半住了人、一半蓋起了一個臨時大車間，小高爐的火焰，一天24小時紅光熠熠、晝夜不熄。
話又說回來，當時我們20個人，進得共產主義大食堂一看，飯菜不錯，便坐了下來，只須自報家門，說是先鋒九大隊的，不消片刻，20份熱菜熱湯熱飯便會端上來。有時發覺飯菜不配胃口，過了這個村還有那個店，換一家便是，吃了一家再吃一家，是但吃不妨的。
為了滿足動物性的貪婪的求生存的食物本能，和求安全的防禦本能的需要，整個社會都陷於浮躁的狂熱之中，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右兄們也難倖免。有人說“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倒是千真萬確的。“敞開肚皮吃飯”的起因是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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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義，“鼓足幹勁生產”的負面結果卻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
據報載，小麥畝產：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報2015斤，6月30日河北安國報510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報7320斤；水稻畝產：同年6月26日江西貴溪報2340斤，8月1日湖北孝感報15000斤，9月10日四川郫縣報84525斤。還有更嚇人的是，小麥畝產冠軍，青海賽克什農場的85850斤；水稻畝產榜首，廣西環江縣的130434斤！好一個大放衛星的你追我趕、節節攀升。趙家巷有個富農出身的社員，對《人民日報》套紅的衛星指標說了一句真心話，他說，就是連草帶泥一起稱，也絕對不可能有這麼高的產量。這句大實話被隊長趙翠華知道後，還發動社員大張旗鼓地開了一次批鬥會。
如此匪夷所思的高產，難怪國際社會要發出驚呼：一條東方巨龍正在地平線上騰空躍起。當時湧現出許多描述放衛星的打油詩，僅錄一首以窺全豹：稻子長得密又濃，遮天蓋地不透風，就是衛星掉下來，也得彈回半天空。一邊是愚昧的高消費，一邊是虛假的高產量，難怪國務院總理後來也要被迫向國際社會莊重申明，調整中國糧食生產的產量。
1958年和1957年一樣，是中華民族又一個多災多難的年頭。高喊政治口號 “一天等於二十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高指標、瞎指揮，造成了大倒退、大蕭條、大饑荒、大災難。
這是自由主義對機會主義的懲罰！共產風、浮誇風的結果是，出現了的“1959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自然災害年年有，這是當局轉移視聽、掩人耳目、欲蓋彌彰的說法，當時出現的困難，其實是人為造成的。
1961年5月31日，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結束，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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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引用了湖南農民的話說，這三年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三年，糧食大幅度減產，饑饉和非正常死亡大幅度增長，全國進入了一個經濟極度困難的時期。這三年，是20世紀中國最悲慘的歷史時期之一。
人民公社體制上、作風上的一大二公，工農商學兵一體化、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統一管理、平均分配、共產風、浮誇風，沉重打擊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嚴重束縛了農業生產力，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更可笑、可悲的是，那時候連一隻小小的麻雀也在劫難逃。
八大二次會議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作為四害，也列入了議題。麻雀作為四害之一是新的提法，一時間，在全國打起了一場圍剿麻雀的人民戰爭。
五角場也不例外，平昌街、趙家巷、國權路年輕力壯的右兄們成了當地這場人民戰爭的主力軍。我們在大組長陳仁鑌帶領下，白天黑夜傾巢而出。掏鳥窩、放鞭炮，用鳥槍用彈皮弓打，用篩子用盆子扣，敲鑼打鼓、紅旗飛舞、放聲吶喊，真是同仇敵愾，天羅地網，殺聲震天……，把一群一群倉皇失措的麻雀，從平昌街趕到國權路，從國權路趕到趙家巷，又從趙家巷、國權路趕到平昌街。反正是搞人海戰，看見麻雀人人喊打，把個小小麻雀逼得疲於奔命、四處逃竄。可憐的小麻雀生來耐力差，最後筋疲力盡，一命嗚呼哀哉。
我們的大組長陳仁鑌，在這場圍剿麻雀的人民戰爭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戰。他在一根長竹竿上綁上了一條紅圍巾，手持竹竿爬到倉庫屋頂上揮舞吆喝。一天下來，唇乾舌疲，可憐他卻像麻雀一樣體衰力竭，一腳踏穿屋頂，從空隙中墜落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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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時面無人色、痛苦不堪。大家推舉我送他去附近醫院就診。診斷結果是脊椎開放性骨折中樞神經受損，預後嚴重。
後來陳仁鑌兩便不禁，住到我們的茅草棚邊上的倉庫里，我服侍他吃喝拉撒，我攙扶他用黃魚車送去醫院複診，但終因痼疾難愈、醫治無效。不久，我們的這位學生會幹部、右派學生大組長、極右分子陳仁鑌，撇下了家在南京的碼頭工人出身的50歲喜得老來子的老父親，含恨去世了。
直到1960年3月18日，剛好在我們正式被趕出課堂接受“勞動考察”二年整那一天，最高領導在《關於衛生工作指示》中說“麻雀是益蟲，不應該再列為四害之一，不要再打了”的時候，我們的陳仁鑌卻早已撒手人寰了。
小小麻雀已經平反，而我們這些大活人，仍然還是定性為作人民內部矛盾方式處理的敵我矛盾，仍然還是在五角場、大八寺接受“保留學籍、勞動考察”的處分。
儘管，浮誇風和共產風及時被高層察覺得到調整，1960年底停止了全民煉鋼，人民公社直到1984年底也壽終正寢。但這些接一連二、層出不窮的重大變故，給人們心靈上留下的傷害、在政治上、經濟上帶來的損失，以及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後遺症，又怎麼能在一個短時期內彌補和挽回呢。
據說，最高領導在一次中央高層會議上說：古人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己提出了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也是個始作俑者，所以一個兒子流失街頭、一個兒子死在戰場，我無後焉。
不論傳說是否確鑿，這個帶有迷信宿命的說法，所說也在情理之中，確乎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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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為而不為，庸而不庸
從1958年5月，到1960年6月，我在趙家巷，從拿鋤頭鐵搭耘土除草，到澆水施肥、挑擔拉車，到播種車水、插秧收割，什麼農活、重活、髒活、苦活都幹過、都能幹。
那時候，我挑的是趙家巷最大的150斤一擔的糞桶，我拉的是趙家巷最大的像黑棺材一樣的裝滿有1000多斤的糞車。我踏遍了國權路、國平路、國順路方圓數百上千畝的每一寸土地，我一次又一次地掏盡了鐵路新村、解放軍宿舍、華豐絨線廠、上海乳膠廠等上百隻化糞池的糞水……。
在烈日下，我下池塘撈水浮蓮（葫蘆）送飼養場餵豬；在寒風裡，我去鋼鐵廠車泥煤供食堂燒飯；在暴雨下；我上蘊藻浜河堤，用身體堵、用草包墊，日夜抵禦狂風、暴雨、怒潮三兄弟的襲擊。我認真學習、宣傳農業增產的：土（改良土壤）、肥（合理施肥）、水（興修水利）、種（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防治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的“八字憲法”，凡此種種，我如數家珍、樣樣都通。
我一邊在收割好的麥地里燒草木灰漚肥，一邊在小河邊水車上給秧板田車水灌溉。我披星戴月一個人拉一千多斤蔬菜，連夜送往市區菜市場，一次還在四川北路老魏家門口邂逅老魏，苦中作樂，竟玩起捉迷藏的逰戲來。
我忍飢挨餓整整一個冬天在蘊藻浜開河，從平地用籮筐抬第一筐土，到河底用畚箕挑最後一擔泥，目睹河道開通，清水粼粼。那時候，離蘊藻浜不遠的陳行鎮的紅燒羊肉名聞遐邇，可憐我囊中羞澀，只能望羊興嘆，聞着肉香，買一塊躍進糕來點點飢。 144
臨要離開五角場的時候，我還在像一頭牛，緊握着絞盤，轉啊轉的，把一根根白鐵管打到地下深處，探尋沼氣。
我這個被社員暱稱的“小右派”已經成了社裡的主要勞動力，得到了廣大社員的認可。可憐可嘆可悲的是，我自己似乎也感到已經是脫胎換骨、改造成為新人了。
可是，除了也在最低層的農民，又有誰認可你已經脫胎換骨是一個新人了？又有誰能告訴我，我和我的右兄們，我們的學籍保留了兩年，我們的勞動也已經被考察了兩年，究竟何年何月是個盡頭？我們在這兩年裡，究竟是個什麼身份？。
我們是學生麼？不是，我們成年累月、起早摸黑地在農田裡滾爬，同泥土、糞水、莊稼和牲口為伍。
我們是農民麼？不是，我們還保留着學籍，在農村，腳無寸地、頭無片瓦，連那間四面透風的茅屋，也是生產隊的財產。
我們是教師麼？是國家幹部麼？什麼都不是，但又什麼都是。說是，那是在20年以後，我們雖然活着，卻是被“追認”為教師、“追認”為國家幹部；而20年前當然什麼都不是。
誰來回答我，我們是什麼？我們究竟是什麼？！
我們只是一頭在小河邊、在茅草棚下，圍着軲轆轉的車水的牛！我們蒙着眼、垂着頭，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了半天，還是走在老地方。
對了，我們只是一頭牛，一頭整天繞着軲轆轉的牛，一頭被人愚弄、受人擺布、聽人吆喝的牛！
196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一塊空地里打沼氣的時候，突然接到通知，原黎明、國光的全部右兄到大社集中開會。我們可以回去了！
但是，祖泉太、陳太岳、屠銳生等被勞教的和最令人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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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已到馬克思那裡報到的陳仁鑌，自是等不到這一天了。
據說，學校原來沒有打算讓我們在農村這麼長時間，只是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熱火朝天，右派是社裡的主要勞動力；1959年台灣叫囂反攻大陸形勢嚴峻，右派又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所以將錯就錯、一誤再誤，耽擱至今。
會上宣布了學校對我們撤銷勞動考察處分可以回學校重新分配工作的決定！
這是多麼短暫而又漫長的兩年啊！說短暫，700多個緊張的大躍進的日日夜夜，一眨眼過去了；說漫長，在四面透風的茅草棚里，我讀過多少本中外文學名著，我挨過多少回鈎心鬥角的折磨，我有過多少個輾轉反側的不眠之夜……。
我眼望着漏過屋頂隙縫的星光，問星星：這樣的日子，何年何月是個頭。這充滿辛酸煎熬、消耗青春歲月的兩年，這不乏淒風苦雨、幾乎絕望的兩年，這嘗夠甜酸苦辣、人世滄桑的兩年，說結束，也真的就此結束了！
《道德經》八十一章五千餘言，第一章開宗明義寫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的理解是，不可道之道，方為常道；不可名之名，方為常名。大象無形，不着名相，道無為而無不為、名無是而無不是。箇中道理，同後哲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馬恩所說的真理的相對與絕對的關係，其“名”雖然不一樣，而所說的“道”是一樣的。
中庸是儒家的圭臬，無為是道家的至理。天地相生、儒道相通，無為即中庸、中庸即無為。
人無百年壽，空懷千歲憂。大人老爺、帝王將相，尚且將天下興亡視作兒戲，我們這些莘莘學子、車夫走卒，又何必執着於一己之得失，空懷千歲之憂，而耿耿於懷呢！路漫漫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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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吾將上下而求索。人生道路上，不知還有多少布滿荊棘、坎坷不平的路要跋涉、要求索，不知道還有多少得失和榮辱在等待着我們去思考、去選擇呢。
西方文化是競爭文化，西方人把失敗問責於自己的不努力，失敗是咎由自取，西方人拒絕失敗；中國文化是中庸文化，中國人把失敗歸咎於社會的不公平，中國人不以失敗為恥。究競孰是孰非、孰優孰劣、何取何舍呢？
我以為，兩種文化形成的歷史淵源不一樣，各有長短、各有利弊，理應互相補充、互相包容。
我有一首名為《自警》的小詩，是我在剛收割好的麥地里漚草木灰、在河畔茅草棚軲轆邊看牛車水、在秧板田旁小河邊加夜班踏水車，在空地上圍着絞盤打沼氣時的感悟，也是對這個問題的解答：
我是一段受了潮的木頭，祗冒青煙不發火。
歷史祭壇上總歸有羔羊，怎說是但問耕耘莫問收穫？
假睡着的怎麼也叫不醒，死過了的不怕再死一千次。
祗有不好的生活態度，沒有不好的生活遭遇。
給和要織成了愛情網，得和失鋪就了人生路。
生命從無限小中開始，倏而向無窮大處飛逝。 1 4 7
第六章 關
山重重
（1960.7－1962.10）
三十、明月出天山
自從一師院在1958年改組成上海師範學院遷址漕河涇後，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右兄們，兩年來還是第一次回到保留我們人事關係的母校。
其實，我很不願意稱呼她是“母校”，除廖世承、王其元等極少幾個學校領導外，學校哪裡有一點慈母的樣子啊！說“保留學籍”，臨結束，卻連一張文憑、那怕是一紙學歷證明也不給；說“勞動考察”，兩年來，除了把祖泉太等送去勞動教養外，又主動關心過我們那一個？我們臨分配離校的時候，還故弄玄虛嚇唬說：不服從分配，移送地方公安機關處置。
當時學校只對我們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需要幹部，國家決定將我們支援邊疆建設。後來我知道，1959年以後，台灣海峽形勢緊張，公安部門把我們作為不安定因素，作出了北京右派去東北、上海右派去新疆遣散的決策。我們中身體健康符合條件的，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這次去新疆只是結束了保留的學籍，而勞動考察,卻仍然沒有結束。
經過體格檢查和短暫的休整後，我和陳文莘、吳澤衡、徐慶禎、楊善良、鄔烈榮、潘乃祖、王人瑞以及馬昌績老師等二十幾個人，在1960年7月10日，拖着長長的右派尾巴，又繼續走上了漫長的新一輪勞動改造之路。
楊兄有肺病，老魏有胃病，張肇祺有哮喘，周今覺有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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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不合格未去新疆，回學校學習。除小潘不明情況，其它第二類處理的該去的都去了。怎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魏盛余、劉維家等人，第二年畢業後，又都分配去了新疆。
我悻悻然逃離了上海這個傷心地遠走高飛了。我惶惶然提着一箱衣物、一箱書籍，攜着一款忘年交蔣鳳儀先生為我悉心鐫刻的、題着“月初同志將有遠行刻此贈之”的私章，告別了已經60多歲的老祖母背井離鄉了。1960年7月10日，一輛上海到鄭州的列車，滿載着來自上海各高等院校、整整一節車廂的右派兄弟姐妹、包括我們二十幾個在內的100多號人，挾着難捨的功名的塵和土、攜着難忘的家鄉的雲和月，一路北上、呼嘯而去。據說，我們之後又有一批100多個右派、相繼有300多人，先後踏上了這條難歸和不歸的路。
龐大的鋼鐵列車，拉着我們的身軀緩緩地離開了上海站，我的心卻依然留在生我養我二十幾個春夏秋冬的荷花池、六里橋、中匯大樓和楊家渡街。當刺耳的氣笛一聲長鳴，列車驟然加速時，我仿佛感到，我的心被撕裂了，我的心在哭泣、在流血；我仿佛看到，我們一車廂右兄右弟、右姐右妹的心都被撕裂了。我們的心在哭泣、在流血……
那時候，上海去新疆沒有直達車，先到距離上海大約一千多公里的河南鄭州；在鄭州轉車，又是一千多公里到蘭州；再開一千多公里，才能到達新疆哈密。
在火車上坐了一天一夜到鄭州下車後，我們一行在鄭州住了兩個晚上，等候去哈密的車。
這天晚上自由活動，我們去飯店用餐時有一個新發現，這裡飯店是先吃後付，服務員按上菜的碗、盆的種類和只數計價付款。我看見一些不肖之徒，將菜餚已經吃光的盆子，拋進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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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水池中，結賬時可以少付錢。我發現，那幾個不肖之徒竟是說着一口上海話的盲流人員。我一邊在被中原古都民心的淳樸感慨，一邊不禁為上海同胞之不講公德而感到羞慚。若干年後，我第二次去鄭州時，依舊感到了古都的淳樸外，付款的辦法，卻是先付後吃了。
我們從鄭州乘火車，一路上涉黃河、穿鳥鞘嶺、出嘉峪關，到了蘭州再換車，沿着祁連山脈，就是輝煌的絲綢之路經過的蒼茫的河西走廊一路繼續西行。
河西走廊是西漢張騫花盡畢生心血開通的一條東西要道，綿延了兩千多年的蒼涼與璀璨。火車途經武威、張掖、酒泉、玉門，一過星星峽就到哈密了。
唐代大詩人李白，有一首傷離別的樂府詞《關山月》寫道：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
古人看到關山的月，想到邊塞思歸的人。我們此去新疆，也是歸期不明、命運難料、凶吉未卜。
漫漫長途之中，我仰望車窗外時隱時現的月色，得《懷母詞》一首，路途勞頓迷惘之中未留詩稿，還記得有這樣幾句：
娘！哭斷肝腸。中宵泣醒郁蒼蒼、郁蒼蒼；兒與娘親天一方，星與明月共傍徨。
娘！憶昔時光。庸人竄室甚虎狼、甚虎狼；今朝誰伴娘身旁，問暖噓寒端羹湯。
娘！兒去邊疆。祁連山高路茫茫、路茫茫；玉門關外無親朋，此去歸期費思量。
娘！對月期二指，飛鳥投故林。月也惶惶、我也惶惶；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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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魂傷，淚衣淚裳。
“懷母”，指思念母親和老祖母。“祁連山”，匈奴人叫“天”為“祁連”，祁連山即天山，主峰在甘肅張掖西南。“對月期二指，飛鳥投故林”，說我伸出兩個手指頭，向車窗外一路上如影隨形相伴同行的月亮許願：過了兩年一定要返回家鄉。
懷母詞中許的這個願，後來居然有幸被我言中了！
三十一、亞克西，哈密
列車穿山越嶺，經過橫亙幾千公里的河西走廊出了玉門關，我們終於來到祖國西域第一城哈密。
7月中旬的哈密是灼熱而乾燥的，領隊把我們一行100多人帶到一個軍隊的營房住下來，我們第一次躋身在完全是異域風光的城市人群中間。
據史載，哈密古稱昆莫，漢稱伊吾盧，唐稱伊州、哈密力（曾隸屬甘肅省），明設哈密衛，清乾隆改為哈密廳，民國2年（1912年）又改廳為縣至今，是一座雄鎮天山東部的古城。
在我心目中，哈密在上海是以哈密瓜而得名的。聽說，新疆最好的甜瓜出在鄯善，唐代哈密王把產地鄯善的瓜進貢給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因此賜名為哈密瓜。
古城那泥土壘砌的、平平的屋頂上長着迎風搖擺的麥草和野花的矮矮的房屋；那頭戴着猩紅、絢麗的小帽，梳着數十條纓絡般的辮子，身穿着色彩斑斕的短祆、長裙，腳蹬着皮靴的美麗的姑娘；那穿戴着同樣漂亮的帽子、同樣高挑的皮靴、同樣寬大的長袍和緊身衣褲的高鼻梁小伙子；那完全不同於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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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系發音的維吾爾、哈薩克族的活潑跳躍的歡聲笑語；那聽不懂、看不懂的言談舉止；那大街小巷、商店民宅的別樣的市井風貌；那膻味撲鼻的菜餚；那清洌、涼爽、洗衣服不用肥皂就乾淨的含鹼的溪水，無不一一激發我們的好奇和興奮。當天我們個個都學會了第一句新疆話，那就是：亞達西，亞克西！
這裡夏季午睡時間很長，第二天午飯後，睡了兩個小時午覺空閒無事，我和文莘、澤衡、慶禎等幾個人相約一起去逛街。哈密縣城很小，我們看見了一家人民電影院，一看海報，當天放映蘇聯電影《青蜓姑娘》。放映時間還沒有到，我們買了票在門口等候。
這時，只看見電影院門口廣場上，許多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的青年男女圍成圈在唱歌跳舞。
這裡少數民族的男女老少天生能歌善舞，澤衡見此情景，按捺不住腳底發癢，也擠進人群跳了起來。他是一個跳舞的天才，他的舞姿引得了姑娘們的青睞，一個個和他翩翩起舞，特別是他同一個白衣白裙、一個黑衣黑裙兩個姑娘跳得滿場飛起來的雙人舞，更是博得了圍觀人群的熱烈的掌聲。
這裡的民風純樸而好客，看電影的座位按先來後到自由就坐。電影開映後，我回首一看，那兩個姑娘就坐在我們身後，特別是那個黑衣黑裙的姑娘，又是說笑又是用手對着我們比劃，使得我們如坐針氈，連電影也沒有看好。
當天晚上我寫了一首題為《贈哈密兩少女》的七絕，可惜沒有能夠送出成了孤芳自賞的“絕唱”，我們便匆匆離開了哈密繼續我們的行程了。這首詩寫道：
面似雲霞衣似雪，翻身旋舞黑裙紗，
新歌款款天山外，猶是江南茉莉花。 152
第一、二句，本意想說兩個人，讀來倒像指一個人，總覺不妥。但這樣寫，與“秦磚漢瓦”、“秦時明月漢時關”應用的互喻修辭手法巧合，反正也無法讓兩個姑娘過目，就懶得推敲修改了。
哈密不是我們此行的終點站，我們的終點站還要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報到後才知分曉。
一切都蒙在鼓裡，糊裡糊塗的聽任擺布，對此，我也早已習以為常了。學校只告訴我們去新疆，一路上到鄭州，換車途經蘭州，再換車從蘭州到哈密，我們到了上一站，才知道下一站，現在到了哈密，方才知道下一站是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所在地：烏魯木齊。
三十二、人生能得幾回瓜
我們是搭乘軍用大卡車去烏魯木齊的。從哈密到烏魯木齊雖然只有不到600公里，卻開了整整十幾個小時才到達。一路上不是盤山小道，就是看不見盡頭的戈壁荒漠。
這天，一早就發車，卡車上排滿了長長的凳子，我們拿好隨身攜帶的行李上車坐下後，三輛大卡車浩浩蕩蕩地開出了縣城，向西北方向而去。
通過山區出去就是戈壁灘，儘管沙漠上一望無際，我們又是頭頂着驕陽，還是興奮地四顧張望，幾個小時一晃就過去了。經過鄯善快到吐魯番時，領隊安排大家進了一個偌大的土屯子飯店吃中飯，大家連忙下車進了飯店，立刻感到無比的涼爽。
我早知道吐魯番地處南疆北疆之間，是新疆中部一個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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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也是全國最熱的地方，由於日照時間長、地下水資源充足，所以盛產葡萄和西瓜。尤其是因《西遊記》所寫唐僧西天取經途經火焰山，孫悟空向鐵扇公主借扇的精彩故事而得名。
據領隊囑告，夏天吐魯番中午地表溫度可高達80度，尤以火焰山山區溫度最高。火焰山在吐魯番市東面，橫亙東西長達100公里，為避免爆胎，下午四、五點前近山處卡車不能通行，領隊讓我們吃過午飯就地休息，等通知上車出發。
這裡的菜餚比哈密豐富，10個人一桌，一大盤清炒豆角，一大盤清炒大白菜、一大盤西葫蘆炒肉片、一大盤土豆燒牛肉、一大盆雜碎湯，饅頭管你吃個夠。
這些菜餚同哈密一樣，只只都用葷油（好像是羊油），膻味太重，不合我的口味，但是這裡的饅頭卻是太好吃了，是我這輩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饅頭，麵粉黑里透紅、紅得亮光光的，嚼在嘴裡有勁道、特別香。我想，要是能吃着這裡的饅頭，喝上小時候母親給父親做的雞毛菜肉丸線粉湯，那該有多美呵。
吃罷飯，在土屯子睡過午覺後，我和同組的二師院的郭中士，一起出去走走。那時，文莘、澤衡他們同我分開不在一處，不知道在什麼陰涼處在做他們的好夢呢。
土屯子邊上有一條小河，小河兩邊長滿了藤蔓雜亂的大樹，大樹的藤蔓枝葉漂浮在河水裡。我們撥開藤蔓用河水洗了一把臉，感到河水清涼徹骨。後來問了當地老鄉，老鄉說這就是西遊記寫到的子母河，子母河的水太涼，能洗不能喝。老鄉還說，你們口渴，飯店旁邊的土屯子裡有瓜果賣。
土屯子有一個很高的窗口，裡面很暗，看不清堆放的瓜果。我們一問各種瓜果的價格，窗口裡的維族老鄉操一口流利的新疆普通話說：“馬奶子葡萄，一角錢一公斤，大西瓜5分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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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哈買司（統統）的亞克西（好）。”郭中士說葡萄不解渴，給我們挑一個大西瓜。
一會兒，裡面老鄉挑了一個大西瓜，上磅稱好後回話：“l3公斤，6角5分，付錢、接好！”
話音未落，只見從窗口裡送出一個滴溜滾圓、黑里泛青的大傢伙。我們兩個又驚又喜，我連忙上前捧下來抱在胸口，郭中士付了錢，我抱着瓜，就近挑了一個濃蔭遮陽的地方，把瓜放在一塊大青石上。這時，郭中士到土屯裡借了一把刀，一剖二，每人半個大啖起來。
這隻瓜除了個兒大之外，還有三個特點，一是皮薄，脆脆的，拍一掌，梆梆作響；二是瓤鮮，黃黃的，看一眼，齒頰生津；三是汁多，甜甜的，嘗一口，沁人心脾。我想起了小時候吃過的也是黃瓤的三林塘浜瓜。
26斤一隻大西瓜兩個人吃，我估計一時吃不了，便用小刀剜下幾塊，放進隨身帶來的空熱水瓶里，上車後想吃再吃。郭中士也如法炮製。當時誰能想得到，若干年後，這個一起大快朵頤吃西瓜的同行人，竟會在新疆被逼瘋。
在濃蔭下的習習涼風中，我一面飽啖入口即化的新疆西瓜，一面若有所思地脫口而出：
西風嗚咽聽胡笳，天下右兄是一家；
快剖好瓤同路暫，人生能得幾回瓜！
下午過了五點，我們帶着發下來的饅頭上了卡車繼續西行向烏魯木齊進發。通過火焰山時，遠遠的看去，只見山體在烈日照射下，紅紅的熾熱的氣流，一輪一輪的滾滾向上翻湧，四周氤氳縹緲，有如仙境。我被這奇妙的景色陶醉了，連驟然升高的氣溫也沒有感覺到，卡車已經馳離吐魯番地區了。 1 5 5
卡車在戈壁灘上開始加速向西開去，快得好像是在追趕正在下山的太陽，可也真奇怪，燒得通紅的太陽老是懸掛在天邊，就是追不上。時間已經快到晚上九點了，太陽才遲遲墜落到山的背後，氣溫一下子涼快許多，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一個右兄突然站起身來，用手向前方一指，驚喜地叫道：“到了，到了！”我們循聲向前看去，只見遠處天邊有樹木、樓宇、街道、車輛、人群，更遠處還有波瀾起伏、若隱若現的大海。
在車上顛簸了十幾個小時已經十分疲憊的右兄們，精神頓時為之一振。我正想發問沙漠裡怎麼會有大海的，不料，開車的司機給我們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他一口甘肅話，冷冷的說：“到個卵，格老兒是海市蜃樓。”
嗬！百聞不如一見，我們算是開了眼界了。
卡車繼續又開了一個來小時，一輪黃得有點慘紅的月亮慢慢地爬上了天空，時間已經快到半夜了。
這時候，車上的右兄右弟、右姐右妹們大多數沉倒着頭打起瞌睡來。我也在迷迷糊糊中想着大自然的奇妙，想着這一段時間裡所見所聞的新鮮事，一邊哼着“人生能得幾回瓜”，一邊也悠悠地進入了夢鄉。卡車長途跋涉了15、6個小時，把我們送到兵團的一個招待所，嘎的一聲終於停了下來。我們一下子全被驚醒了，一個個揉着迷糊的眼睛拖着行李，下了車。
三十三、去烏魯木齊兵團司令部報到
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也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的所在地。當晚，領隊通知我們第二天上午去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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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報到，還說，兵團副政治委員張仲瀚少將要接見我們，要對我們作歡迎動員報告。
這倒使我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了，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幾天來，一直同我們形影不離的這位領隊，是兵團派到上海接引我們進疆的組織人事幹部。
第二天上午，我們離開招待所乘車去兵團司令部。一路上，只見蔥蘢茂密的樹木，整齊寬敞的道路，高大雄偉的琉璃瓦屋頂建築，漢、維、回、哈薩克等多民族薈萃一地的人文景觀，一個西部大都會的外觀形象向我們迎面撲來，我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產生了好感。
當時我感到，高規格的歡迎儀式，反映出建設兵團求賢若渴的心情和態度，他們，至少兵團領導層中有人，對右派學生是理解和重視的。這個人是不是將要對我們作報告的副政委呢？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我對新疆之行充滿了期待。
歡迎會在兵團禮堂召開，兵團組織部部長主持。組織部長致簡短的歡迎詞後，就請張仲瀚副政委作報告。這位兵團高官是一個白面書生，英俊魁偉、風趣健談。他首先自報家門，解放前就讀於北平燕京大學，參加革命後先在北平打游擊抗日，直到全國解放擔任兵團領導職務。他是一個儒將。
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歡迎我們支援邊疆建設（後來知道這是一句謊話），接着介紹了兵團的概況，使我們在踏上工作崗位前對兵團的情況有所了解。兵團前身是，原延安南泥灣搞大生產的359旅的王震將軍率領的一野一兵團大部、原國民黨駐疆起義部隊改編的陶峙岳將軍率領的解放軍22兵團，和新疆民族軍整編的解放軍5軍一部，1954年8月集體就地轉業組建而成。我們進疆時的司令員是陶峙岳上將，政委是王恩茂中將。 1 5 7
兵團司令部所在地烏魯木齊，名稱源於準噶爾蒙古語“紅廟子”，維吾爾語是“優美的牧場”、“美麗的草原”的意思。她地處新疆中部天山北麓，是南北疆交通的樞紐，是新疆乃至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中心。烏魯木齊地區春秋短、冬夏長，年平均溫度7度，海拔700－900米，是標準的中溫帶半乾旱大陸性氣候，是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
兵團是一個具有屯墾戍邊職責的特殊社會組織。兵團下設師級單位，分布在自治區下屬各地州市內，管轄着100多個農牧團場和眾多的工交建商企業，還有兩所高等院校。我們這些人，不久就要分配去這些農牧團場等單位了。
最後，這位猜想也是被他上級欺騙而對我們撒謊的侃侃而談的副政委，沒有忘記向到兵團這個特殊社會組織、來自上海的我們這些特殊對象，介紹當地特殊的風俗人情和自然環境，還專門推薦了兵團經營的適合全國各地、特別是南方人口味的烏魯木齊百花村酒家，讓我們有興趣可以去品嘗。
張仲瀚作報告時，肩上披着一件軍上衣。看上去英俊灑脫，風度翩翩，威風凜凜。他一面講話、一面抽煙，我坐在前排，看得清楚，他吸的不知是紅殼子的牡丹煙還是中華煙，在那個年代，牡丹煙也已經是象徵吸煙人身份的好煙了。
他的煙癮很大，一支將吸完時，一個守候在一旁、穿着戎裝的年輕漂亮的女秘書，會及時地再遞上一支，並微笑着擦燃火柴給首長點上。
在他講話兩個多小時內，就這樣一支接一支不斷地抽、不停地講。講活中間，女秘書除了給首長倒水遞煙外，還時刻注意着主席台上的一舉一動，不敢稍有懈怠。一次，她看見（我也看見了）副政委不停地在聳着肩膀，她猜度首長有點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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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異常機靈地走到他身前，遞上一條白淨的濕毛巾，隨手為他卸下了上衣。
張仲瀚副政委報告結束後，兵團組織部長對我們在烏魯木齊幾天的活動日程作了安排，並提出了“兩個必須”、“兩個不要”的紀律要求。兩個必須是，外出時必須有2個人以上結伴同行、晚上必須在9點前返回；兩個不要是，不要隨便接受少數民族老鄉的邀請，不要隨便進入少數民族老鄉的住所。
後來我知道，少數民族老鄉都很好客，少數民族姑娘還特別喜歡同漢族男青年交往，為了避免滋生違反少數民族政策的意外，這兩個必須、兩個不要，倒是至關重要的經驗之談，我至今未能忘懷。
最後，組織部長還對我們在沒有正式分配前，要去五家渠農六師孟進農場參加勞動作了動員和部署。
孟進農場就在烏魯木齊市郊，讓我們去參加勞動，也許是對我們100多人，分配方案還沒有確定而作的權宜之計罷。在孟進農場，我第一次看到大型國營農場恢宏的生產規模，看到了八十匹馬力的“斯大林80號”、五十匹馬力的“東方紅50號”和“康拜因”聯合收割機等機械化農具；看到了過去在蘇聯電影中看到的割麥能手飛快的走鐮，我為他們一鐮倒下一大片麥子、鐮刀順勢一擄就是一大捆的技術，嘆為觀止。
不多幾天，我們返回兵團司令部。組織部宣布了我們的分配方案。我同另外三個素不相識的右兄，分配去幾天前剛從那裡來的農五師哈密；文莘去的地方，是晚清林則徐的充軍地、物產豐富的農四師伊寧市新源縣；慶禎留在烏魯木齊機運處；澤衡去我們剛去參加勞動的烏魯木齊近郊的農六師五家渠；鄔烈榮是英語專業，去了兵團高等學府、靠近烏魯木齊不遠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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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子外語學院；老楊去了奎屯；馬老去了南疆。
我告別了文莘他們，又乘上去哈密的軍用卡車。這時候，離開上海已經有半個多月了。
我耳畔似乎又響起了李白的《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上海的“不安定”因素，終於被驅逐出了玉門關、消融在天山頂上終年不化的積雪之中，關山重重，行色匆匆，只不過多了幾個思歸的苦顏人，似乎從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三十四、農五師巴里坤軍馬場
1960年，農五師的師部是在哈密（後來遷址奎屯），半個月前，我們從上海途經哈密的住處，就是農五師師部的招待所。
農五師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6軍16師，1949年11月進疆，1953年6月集體轉業，組建新疆軍區建設農五師，1954年10月成立建設兵團後，農五師隸屬兵團建制。
農五師東倚甘肅酒泉地區，西鄰昌吉回族自治州，南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與蒙古國接壤，哈密是我到新疆離開家鄉上海最近的一個城市。
農五師被天山分割為南北二大塊，管轄天山山脈東端的哈密，天山南麓的吐魯番，和北麓的巴里坤。山南氣候溫暖乾燥，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山北的巴里坤草原和伊吾河谷，是兵團的糧倉和畜牧業基地。我們到哈密報到後，我被分配去巴里坤軍馬場。軍馬場總部在巴里坤哈薩克自治州的松樹塘。
一起去巴里坤軍馬場的，除了我之外，還有交通大學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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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系的黃小容、華東化工學院的鳳陽路白牡丹美發廳小開、華東紡織工學院的調干生，一共四個人。我一直不知道白牡丹小開和調干生他們兩個的姓名。
黃小容帶一把小提琴，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此兄不是出身書香門第，也一定是個富家子弟，我對他溫文爾雅的談吐有好感。記得我對他說過，一個交大船舶系的高材生，到戈壁灘上造船，豈不成了沙漠行舟了嗎？這也是我還記得的對黃小容說過的唯一的一句話。不久四個人分開後再也沒有見過面。
這天上午，我們四個人在軍馬場一位幹部帶領下，一起坐卡車從哈密去松樹塘。車從南山口進入天山，往復盤旋而上。道路崎嶇曲折，路旁懸崖削壁，山高林密，道路狹窄，最狹處僅容單車通過。俯視下面山壑深處，似有小若火柴盒的車廂殘骸，想必是翻車釀成了車禍，看得人觸目驚心。卡車開到高處，就到了天山山頂的天山廟。
天山廟建廟前，此地名為黑紺嶺。唐貞觀14年（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後，曾在此嶺立碑記功。清乾隆51年間又在此修了關帝廟，後改稱天山廟。當地老鄉為感激樊梨花征西時，給當地帶來黃河流域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水利開發技術，喜歡把它叫做樊梨花廟。天山廟至今僅存三間磚木結構的空殿和一塊斷碑，後人有“破廟殘碑映雪寒”之嘆。
翻過天山廟，再盤旋而下出了口門子，中午時分，我們到達松樹塘。
到松樹塘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飯。我在食堂炊事房的案板上看見一大堆肉，我以為是牛肉，吃的時候才知道，這是在山崗上失足摔死的駱駝，肉的口感同牛肉差不多，就是肉質纖維粗一些，比之以後吃過的羊肉、馬肉、驢肉、鹿肉要遜色許多。 1 6 1
下午，我們聽取了軍馬場的情況介紹。由於在烏魯木齊兵團受到張仲瀚副政委的接見，提高了心理期望值，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報到當天，這裡連政委、場長的面也沒有看到。好在管理處人事幹部小張，對我們很友好，他把當地的情況介紹得很詳細，才彌補了我們心中的失落和不快。
松樹塘在山南的哈密和山北的巴里坤與東部伊吾三地的交匯處。這裡山上多松樹，“塘”又是清朝駐軍的地方，以此取名為松樹塘。松樹塘地區海拔很高，800到3000米不等；年平均氣溫很低,只有零下四度, 最冷的地方是西部的巴里坤。
巴里坤軍馬場，又稱紅星軍馬場或巴伊軍馬總場，清代雍正年間，接任年羹堯的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早就在此開疆拓地建立了軍馬場。
我們去的時候，軍馬場已經是一個農牧結合、多種經營的大型國有農場。場部直屬單位有養鹿場、釀酒廠、麵粉加工廠和紅星醫院、紅星劇場、紅星豫劇團。總場下面有五個縣團級分場。聽小張說，場領導劉政委、陶場長和許多農場幹部、職工都喜歡豫劇和秦腔，劇團的主角是豫劇名角常香玉的大弟子，月薪500元，這在當年是個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了。
巴里坤和伊吾地區，是一種新品種軍用馬的產地，國家戰略決策，由軍區收編軍馬場。我們報到的那段時期，軍區同農五師正在研究體制和人事問題。直到1962年春，軍馬場改編為軍總後勤部與國務院農墾部雙重領導的單位。
人事幹部小張向我們宣布了總場對我們的安排決定，除了華東化工學院的白牡丹小開留在釀造廠外，另外三個全部下分場。我是去巴里坤的青疙瘩山的五分場團部。 162
據說，上海對去新疆的300多個右兄，按勞動表現好壞，有“勞動考察”、“先勞後工”和“直接工作”三種安排。軍馬場分配我去五分場團部，看來對我是第三種最好的安排了。
我們又要分道揚鑣、各奔東西了。
臨走前，小張特意叮囑我，巴里坤夏季涼爽春秋短，冬季漫長而寒冷，清人紀曉嵐曾經到此撰文感嘆“巴里坤，盛風雪，罕無人跡。”但現在已經是松樹塘的糧倉油庫，是個好地方。
看來，因罵天而被加冕為右而至極的我，剛剛結束了在上海五角場“其樂融融”的與地斗之後，此番如願以償，不但可以罵天，而且還可以在盛風雪、罕無人跡的巴里坤大草原上與天鬥了，但不知，還能一如既往其樂融融否？
三十五、青疙瘩山五分場
巴里坤哈薩克自治州，是哈密的一個縣，古稱甘露川、又稱蒲留海，縣城很古老。它東臨伊吾縣，西接薩爾喬克西山，南靠天山山脈東段的巴里坤山，向北中間隔着莫欽烏拉山，再向北是戈壁地帶，最北面就是以準噶爾斷塊山系作邊境接壤300多公里的蒙古。它是一塊群山包圍之中的盆地。
巴里坤盆地東窄西寬、東高西低，整個盆地海拔2000到1500米，地勢由東向西傾斜，西北地勢最低，形成了水氣入侵的天然缺口。這裡是低處不勝寒，最冷的西部，冬季最低氣溫達到零下四十幾度。五分場，就在當地稱為南山的巴里坤山與北山的莫欽烏拉山之間的西部盆地上。場部所在地青疙瘩山，是靠近盆地中部的柳條河不遠處的一個小山丘。 1 6 3
人還未到青疙瘩山，心中似乎已經感到了一絲暗暗襲來的寒意。這時我又生發了阿Q式的聯想：大概他們早已了解我的體格比較強壯，挑我來到這個好地方的。
五分場有一位姓劉的農業技術員，下午專誠到松樹塘總場來接我。一見我，他操着四川口音，說是受分場領導委託，熱忱歡迎我去五分場工作。我和老劉在總場食堂早早地吃過晚飯，我坐上老劉駕馭的馬車，離開松樹塘向青疙瘩山進發了。
我坐在馬車上向背後遠處的天山望去，只見夕陽餘暉照耀下的天山山峰白雪皚皚、晶瑩奪目；山勢層巒疊嶂、巍峨起伏；山間林海茫茫、雲霧繚繞；山下草色青青、牛羊成群，好一派北國山區風光！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眼前突然出現了一大片戈壁灘。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的接觸戈壁灘，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和好奇。同行的老劉是轉業軍人，是個老新疆了，人也熱情健談，他對我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儘量滿足我的好奇。
他駕車的本領很嫻熟，他告訴我說，這裡外出，馬是最主要的工具，要我儘快學會騎馬。他還對我說，騎馬時，韁繩和轡頭放開、兩腳在馬肚皮上一夾，叫一聲“嚼”，馬就開步走了；雙手拉住馬的轡頭，叫一聲“喔”或者“吁”，是向馬示意向左還是向右；勒住轡頭，叫一聲“得兒”，馬就收步停住了。
儘管馬在戈壁灘沙地上走得不快，一路上一個多小時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戈壁灘上，除了黃沙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塊，在連綿起伏的沙丘上，一些黃黃的、細細的、長長的芨芨草，孤零零的在晚風中舞動，仿佛是在向我點頭，歡迎新夥伴的到來。還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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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的、灰色的、紫色的駱駝刺，匍匐在沙土和石子中間，仿佛在向我示意，在貧瘠的土壤上、在惡劣的環境下，只有頑強不屈、堅韌不拔，才能生存下來。我看到一些檉柳、沙棘之類的灌木，儘管顯得乾瘦，但它們在大漠中，把根扎得深深的，拼命吸取地下的水氣，只是為了到時候綻吐枝頭的綠葉。
這些在戈壁沙漠上頑強生長的草木，使我想起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想起了自己的《天罵篇》，想起了砸在教室水泥地上粉粉碎的雞血石圖章，想起了五角場的暴雨和烈日、想起了同我一樣不甘心被命運之神擺布玩弄的難友和老同學、想起了對我茹苦含辛翹首以盼的母親和老祖母……
我即將在這樣的環境中獨立生活了。面對這一切，不由得使我萌生了無限的敬意、遐想和決心：沙漠是荒涼的，只要有了人，就不再荒涼了；環境是艱苦的，只要有倔犟的意志、百折不撓的精神，任何艱難困苦都是能夠戰勝的。
老劉告訴我，過了這片戈壁灘，路就好走了，五分場就在西邊不遠處的南山與北山之間的大草原中的青疙瘩山旁。正當我們過了只有涓涓細流淌過鵝卵石河底的柳條河時，月亮已經在天邊爬了上來，我們的目的地青疙瘩山也就快要到了。
過不多久，馬車進入彎道，下行到了一個低谷。突然豁然開朗，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麥田，麥田，麥田！像大海一樣的麥田！
這時，一陣清風吹來，青黑色的麥浪在銀白色的月光下，像波濤一般翻滾向前，一浪接着一浪，此起彼伏，洶湧澎湃，發出沙沙的聲響，美妙極了，壯觀極了！我不由得為第一個想出麥浪這個詞的天才叫好，我更為今夜月色下的巴里坤草原，美麗、浩瀚的大自然風光叫好。 1 6 5
離開松樹塘，馬車走了兩個多小時，越走越快，一路上沒有看見一個行人。此時，只看見迎面有一座東西橫亙的小山，就是不看見房子，我焦急起來，就問老劉還要多久才能到。不料，老劉俏皮地眨了一下他的大眼睛，手向腳邊一指說：
“格老兒，你眼光楞個不行，這不是已經到了麼。”
說罷，他收緊韁繩，口中一聲“得兒！”馬車應聲停下。
三十六、“我這裡有好水”、地窩子
馬車所停之處，只見半山坡上一長溜土房子，老劉說，這就是五分場場部辦公室，背後這座山，就是青疙瘩山。
看我正在疑惑不決，老劉一邊幫我拿了行李，從低洼的通道走下去，到門口，掀開了帘子進了屋，用火柴點亮了煤油燈，一邊對我解釋說，這裡夏天特別涼快，冬天也特別冷，最冷的時候有零下40多度。他說，我們蓋的房子，有一點像延安的窯洞，都背靠青疙瘩山山坡，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上，我們叫它地窩子，地窩子冬暖夏涼，節省材料。他還說，這裡的門不上鎖，只有一張門帘，沒有外來的人打擾，很安靜也很安全，今晚你放心在辦公桌上囫圇睡一個晚上。嗬！這可是“貞觀之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好地方。
放下行李後，老劉領我到後面山坡上亮着燈的地窩子裡去，進門還沒開口，只見煤油燈光里，一個穿着軍服的高大漢子，滿面笑容地迎過來，一雙強壯有力的大手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連聲不迭地說“歡迎，歡迎，歡迎你來到我們五分場！”
我定睛一看，這個面色黧黑，濃眉大耳，臉龐像朱元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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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有點外凸、下巴中間有一道深深的凹痕、說着甘肅話的人，就是青疙瘩山的當家人、五分場場長趙蘊璧。
大家寒暄一番後，老劉簡單地匯報了工作便離開了。趙場長在介紹五分場大致情況說到這裡夏季缺水時，一面給我倒了一玻璃杯水，一面還說“你要喝水到我屋子裡來，我這裡有好水。”
大半天沒喝過一口水，我正感到口渴，連忙拿起杯子就要喝，不料，只聽得趙場長猛然提高了聲調說：
“慢！讓它沉澱一下。”
我不好意思地疑惑不決地凝視着這杯水，過了四、五分鐘，只見杯底有一層沉澱下來的黃澄澄的泥沙。
後來我知道，巴里坤一年有五、六個月下雪有冰凍，冰雪可以直接化水飲用。冰雪融化後，灌溉的和人、畜飲用的水，都是天山上的積雪融化後流到柳條河裡、匯集到渠道里的，也有地勢特別低洼的地方，可以打坎兒井汲取的。可是到了七、八、九三個月，河水日趨乾涸，只有渠道里還有水，牲口可以放到山裡找水喝，人的飲用水特別彌足珍貴，連場長的“好水”都要沉澱一下才能喝，水的緊張狀況，是可想而知的了。
告別趙場長，當天晚上我就睡在辦公室里。夏天地窩子的晚上竟有點冷，打開行李蓋上棉被，一宿無話，睡得特別香甜。
北疆晚上天暗得比南疆早，早晨天亮得也比南疆晚，待我醒來時已經七點多了。我穿好衣服，見桌上有一壺熱水，便倒在帶來的臉盆里，水有一點渾，想起昨晚喝水的事，將就漱洗罷，卷好被褥放在一個大柜子裡，走出門外。
巴里坤大草原的早晨，空氣真清新。遠處天山頂上白雪與蒼松掩映，山下草原遼闊，牛羊點點。還沒來得及細看，老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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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找我去吃早飯了。原來老劉一早已經來過，桌上的熱水就是他從伙房裡打來的。這裡實行逢十休息一天的旬假制度，這天正好是旬假。老劉陪我到下面一連的伙房。
分場部自己沒有食堂，在一連搭夥。一連連長叫周開，矮墩墩、胖嘟嘟，滿面橫肉，五十幾歲，四川人。老劉說，此人是個老兵油子地頭蛇，隊裡農工都怕他。只見他大搖大擺的進了伙房，大家都讓他先打飯。我也想讓他先打，他倒客氣起來，對我瞅了一眼，說“哦，上海鴨子呱呱叫！先上，先上。”
我用自己帶的搪瓷碗，在大個子湖北炊事班長手裡，打了一隻羊肉包子，一碗洋芋（土豆）塊、肉糜糊糊，就要回辦公室。老劉一把拉住我說，隨便找個地方吃吧。我一看，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手指里夾着青大蔥、生蒜頭的，咬一口包子、嚼一口大蔥或蒜頭，再喝一口糊糊，吃得可香了。
入鄉隨俗，我站在青疙瘩山的山坡上，對着蒼茫的天山，美美兒的吃完了第一頓早餐。
老劉告訴我說，平時伙食很簡單，早晨供熱水，一天三餐，一餐一個饃饃（饅頭）一碗湯，今天是旬假，改善伙食，吃得好一些。逢年過節聚餐，或者招待客人，菜總歸是羊肉、牛肉、馬牛、驢肉，夏天還有洋芋、蘿蔔、白菜、豆角那麼幾個蔬菜，此地請客吃飯，名副其實只是在主食上變花樣。到冬季，伙食更簡單了，改為一天兩餐，菜只有肉和洋芋，逢到旬假便不開伙，面、肉發給大家，自己做飯。
吃罷早飯，我想換洗衣服，好不容易在山坡下伙房前面看見了一潭水，捧了一面盆衣服來到水潭邊正要洗，誰知，只聽得那個湖北炊事班長在我背後一聲斷喝：
“老花噯，要不得，那水是喝的嘞！洗衣服去紅星渠。” 168
看來，水是生命之源一點也不假，我按湖北炊事班長的指點，走了好久才找到了遠處的紅星渠，在渠道帶沙的涼水裡把衣服洗了。後來，我經常到渠道來洗澡、洗衣服。這裡的人很少洗衣服，更沒有人洗澡。我只要有水，遠一點也無所謂了。
過了旬假，星期一上午在我睡覺的辦公室里，開了一個歡迎我到來的辦公會。參加的人有：分場（團）部領導，團政委趙場長，還有一個教導員、一個協理員；分場不設科，中層幹部就是農業、機械、水利、畜牧四個技術員和一個會計、一個兼出納的文教（文化教員）；此外，還有一個這裡叫“小鬼”的通訊員李會義，現在加上我一個，就有10多個人了。
分場下屬幾個農業連、畜牧連、機耕連和一個加工場的連長、指導員也都參加了這次辦公會議，濟濟一堂20多個人。我明白，這是趙場長讓我有一個認識他們的機會。
會上，趙場長明確了我的職務是農牧科工作員。分場部不設科，那來的農牧科工作員？據說這是總場給的一個奇怪的職務，其實就是辦事員。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有一個名份，說得玄乎、好聽一些罷了，管它呢！
第二天一早，小鬼李會義通知我，早飯後，趙場長有事找，要我去他的地窩子。
我第二次走進趙場長的地窩子。這次看清楚了，地窩子裡一共兩間，面積不大，不到30平米。掀開帘子一進門就是外間，堆放着鞍子、皮靴、木桶、工具等雜物。裡間靠牆邊是一個作臥床的通煙道的大火炕，火炕一邊牆上掛一把獵槍和一個有兩支犄角的鹿頭。靠牆有一張沒有油漆過的寫字檯、和一把沒有油漆過的椅子。台上有水壺、茶具和一盞煤油燈。火炕另一邊空地上，有一張也是沒有油漆過的放衣服的木櫃。 1 6 9
兩間房間靠門一邊的牆上，都有一個窗洞，兩個房間中間用一堵火牆分隔，火牆靠外間一頭還有一座爐台，爐台上的銅水壺擦得發出了燦爛的光澤。
整個地窩子裡，從外觀上，這把銅水壺和牆上掛着的獵槍、鹿頭，似乎能看出主人的潔淨、細緻、愛好和身份。另外，這是一個單身居室。
趙場長見我興致勃勃地在觀摩，連忙笑着說：
“這屋子是你們讀書人說的陋室，我住下沒多久，你是到我這間陋室的第一位鴻儒，沒啥可看的，走！我今天倒要給你也蓋一間。”說罷，推我往外走。
到外面一看，緊靠在趙場長的地窩子旁邊山坡的空地上，已經堆放了許多椽子、松枝、麥秸、柱子、木板、土坯、鐵鍬和坎土鏝等一應材料和工具，還用石灰在坡地上畫了一個長方形的框。
原來，趙場長打算在此地給我挖一個地窩子，這是事先吩咐連隊車來的材料和工具。他說，他和我兩個，用一天時間就可蓋好房子了。可能他早已了解過我在五角場的勞動表現、知道我是一個強勞力，才做出這個決定的。我問了趙場長如何動工的情況後，把袖口和褲腳卷高，像模像樣的幹了起來。我們先用鐵鍬和坎土鏝沿着石灰線把土挖出來，甩在土坑外。場長說，新疆的山地都是處女地，山泥乾燥而鬆軟，很好挖。果然，不消半個時辰，土坑已經挖到齊膝深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和使用坎土鏝。坎土鏝是一種兼有洋鎬和鐵鍬用途的新疆農具，對像我這樣膂力好的強勞力來說，用起來是十分得心應手的。土坑南邊在下坡，挖到一人深時，上坡已經超過一人一手高了，坑內剷平後，就停止不挖了。 170
按照場長的吩咐，先用木柱在坑外四角打樁，二根一組一邊四根，四根木柱中間用木板夾起來，再把坑內挖出來的土，一邊扔進木板的空檔中，一邊用木棒夯實；再加木板加土夯實，高度夠了，牆就壘好了，這就是干打壘。
外牆完工後，可以砌火牆了，這是整個工程的技術活，我只能做小工。趙場長和好泥後開始砌火牆，我在一邊遞土坯。牆體砌到一人高、半間屋長後，在火牆過道一頭砌一台火爐，在火牆另一頭上面砌一座從屋頂出口的煙囪，火牆就完成了。這個活，關鍵是在要把火牆砌成熱氣流通的煙道。
帶爐子的火牆，把土坑分成兩間，外間向南按一個門框，門框外挖了一道向上的斜坡；裡間西邊砌一個六尺見方的大炕台，就是床。到冬天在爐子裡燒焦炭，熱氣從火牆煙道經過，整個房間就熱了，爐子上燒煮什麼反而無所謂了。
最後一道工序就簡單了，只消把椽子齊齊的擱在山坡和干打壘的土牆上，一間留出一個天窗，椽子上先鋪滿一片片叫爬松的松枝，再鋪上麥秸，用鐵鍬把一旁餘下的鬆土，全部鋪在屋頂上，周邊圍圍嚴、拍拍實，再灑上水，好！一個嶄新的散發着松針、麥秸和處女土清香的地窩子，竣工了！
一個軍人場首長，一個右派工作員，新居落成只花了僅僅一天時間。你說時間短麼，短；你說施工簡單麼，簡單。但是，要知道，這是怎樣的兩個勞動力的因果組合啊！
不久，我就住進了我在新疆這片土地上，只屬於自己一個人的房子。
老劉告訴我，趙場長是解放新疆時陶司令員起義部隊的團級軍官，原在總場機關工作。他結婚很晚，一子一女都在松樹塘讀書。他愛人原是總場民族處的處長，今年“五一”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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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地區少數民族代表去哈密開會，不幸殉職了。那天，那些與大漠相伴一輩子，從未見過城市的老維、老哈、老回們興奮不已，從哈密返回巴里坤過天山時，在車上跳起了集體舞，不幸肇禍，車翻人亡，陪同的民族處處長也未能倖免於難。中年喪偶的趙蘊璧，為了服從早在“五一”前已經做出的加強五分場的決策，拋下了子女，噙着淚一聲不吭地離開了總場，來到青疙瘩山。
呵！這真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一個感情細膩的人、一個我在沙漠上幸會的好人！
三十七、騎馬、如廁、雪雞、銀狐、沙丘
趙場長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學會騎馬。
這天，通訊員李會義給我牽來一匹頭頂心有一撮白毛的小紅馬。他說，場長讓他到馬廄挑性情溫和些的馬娃子配給我騎，他挑了這匹兩歲半的白頂星伊吾小紅馬，小紅馬不欺生。
我按照小李的指點，先在馬脖子上系一根韁繩，連着套上嚼鐵的轡頭，但不忙按上馬鞍子。騎的時候，馬背上披一張麻袋，韁繩套在左手手臂里，右手拽住馬鬃，兩足使勁蹬地躍上馬背，兩腿用力一夾馬肚，馬就開步走了。
小李說，學騎馬不用馬鞍，因為馬鞍子套在馬肚皮上，兩邊連着兩個踏腳的鐵鐙，不會騎的人，萬一不慎把整個腳背套進鐙子裡，人落馬後會被拖傷、拖死，出大事故的。
我第一次騎上沒有鞍子的光背馬，在空地跑過幾圈後，感到大腿股溝間在馬背上磨擦得有點疼痛，想停下不騎了。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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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馬容易下馬難，我讓馬走到自己新蓋的地窩子的門前，馬卻把屋頂踩了一個窟窿。這使我想起小時候第一次學騎自行車，就把馬路邊賣水果小販的攤位撞翻的事。我只好趕緊下馬，把韁繩系在柱頭上，找材料修屋頂去了。之後接連幾天，一有空閒就學騎光背馬，直到股溝間磨出了老繭，馬性也熟了，人也不會落馬了，這才在馬背上放上了鞍子，就算學會騎馬了。
我到青疙瘩山碰到的第一件困難，恕我不敬，不是學騎馬，不是喝水，也不是吃飯，而是拉屎。常言道民以食為天，誰知拉屎也會有困難的呢。我學會騎馬後，小紅馬為我方便如廁派上了用場。
吃喝拉撒尋常事，宿舍和辦公室里都沒有衛生間，自然也沒有馬桶如廁，人不能被屎尿憋死，怎麼辦？“如廁”是文言，不如口語“蹲坑”來得傳神，他們在青疙瘩山後挖了兩個大坑，大坑裡又挖了七、八個小坑，權且當作“蹲坑”用的公共廁所了。廁所只有圍牆、沒有頂棚，男左女右，請君自便。
三千年前，人類社會早已從亂婚、群婚進入到一夫一妻的文明時代；三千年後，我對這種亂廁群廁、一廁多人，一時還不適應，希望能夠一人一廁。一次內急，我突發奇想，何不到山上無人處去方便？思念及此，躍馬加鞭，上山找到了一個幽深僻靜處，不禁心花怒放，下馬踏上一塊一邊是深溝的大青石寬衣解帶，任我放肆如廁、一泄為快，樂何如者！
一天，我騎馬上山如廁時，邂逅分場部新來的甘肅洋芋蛋樊玉貴，被他發現了我如廁的秘密。樊玉貴還看到我用上海帶來的手紙擦屁股，他露出了驚異的眼光問個不停。那年代必須夾着尾巴做人的我，生怕傳出去被人說閒話，只能入鄉隨俗，不再獨善其身上山如廁，無可奈何地也開始了群廁生活。 1 7 3
我看見他用的是舊報紙，當時有報紙擦屁股已經不失斯文了。不少人拉完屎，信手扯把麥秸或亂草，團起來搓一搓、揉一揉，胡亂擦一下完事。果然，後來樊玉貴還為拉屎，專題打了我的小報告，說我騎馬上山去拉屎、擦屁股也要用上海帶來的手紙，小布爾喬亞思想嚴重、右派立場頑固不化。
來新疆時，我帶了兩隻手提皮箱，一箱是衣服，一箱是書籍（主要是些線裝書）。祖母在箱子裡墊了許多手紙，當時只是為防潮，此地小賣部沒有手紙供應，防潮手紙返樸歸真派上了用場，不料卻成了小布爾喬思想和右派立場的鐵證。
要說思想改造，確實差得遠。如廁如此，洗澡也是如此。當地老鄉一輩子只洗三次澡，出生洗一次、婚前洗一次、死後洗一次，其實，自覺主動地洗，只有結婚那一次。自從湖北炊事班長告訴我紅星渠有水後，我就經常到紅星渠洗個痛快。
紅星渠的水是每年五、六月份天山上的積雪融化匯流下來的，水很涼，有點沙，一開始水流大而急，訇然有聲；進入盛夏水流越來越小，經一路滲漏，到五分場便乾涸殆盡了。
周開說我是上海鴨子呱呱叫，是說對了。我這個“鴨子”幾乎每天中午總要騎馬去渠道洗洗衣服、戲戲水。渠道上找水喝的鳥兒們，大概見我面熟，毫無顧忌地在我身邊飛來飛去、追逐戲耍，鳥兒和我都快活極了。在各種鳥中，我尤為喜歡的是一種當地稱為雪雞的鳥。雪雞顧名思義，混身雪白，沒有一點雜色，個子又比較大，體形同鴿子差不多，機靈地在我身邊飛來飛去，有時乾脆落在我的肩上，物我兩忘、相安無事，這是何等超脫的境界。據說，中央一位大領導，還專誠托人到巴里坤捕捉了雪雞，送去北京給他大快朵頤呢。
一天半夜醒來，我見天窗外月色姣好，起身拿了家中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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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簫，掀簾出門，在月光下吹起蘇武牧羊、病中吟等曲子來。身處邊塞大漠的我，勾起了“對月期二指”的鄉思，正在百無聊賴、莫名惆悵之際，突然眼前不遠處，從地底下躥出一隻雪白的東西，尖嘴、長尾巴，蹲在那裡對我張望着、諦聽着。
呵！這可是一頭聊齋中傳說的解得人事的千年銀狐呀。待我放下洞簫、挪步上前，想看個仔細時，只見眼前一道白光一閃而過，轉瞬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被這頭老狐的突然出現，陷進了想入非非的泥潭之中。
第二天，我向老劉說起這頭銀狐，老劉說這頭老狐多年前已在此地出現，經常在夜晚出來覓食。老劉還說，狡兔三窟，狐狸比兔子要狡詐得多，可以說是狡狐九窟。去年冬天，獵戶事先探查了南山北山之間一方十幾個狐狸可能出入的洞口，大張旗鼓地派人在洞口圍剿，同時往洞裡煙熏火燎，只留一個洞張網守候，等待狐狸耐不住煙火逃竄出來，便一網打盡。這次圍捕，果然大獲全勝，抓捕到了大小灰狐十來只。遺憾的是，不知為什麼，那隻銀狐還是漏網了，沒有抓到。興許千年老狐，已經修煉到家，能夠未卜先知，逃過了此劫。
這老狐盤踞的洞穴究竟在哪裡呢？為什麼如此煙熏火燎也不能把它抓捕歸案呢？我突然腦海里浮現出一個想法：莫非是在眼前的沙丘之下？我雖然不是泛神論者，反正上蒼尚且有好生之德，不管是否有人想到，我沒有把這個想法告訴人家，當時想過也就作罷了。
沙丘是橫臥在青疙瘩山前不遠處的一座小山。南北長約5公里、高几十米至百餘米嵯峨逶迤，柳條河、塔水河圍繞兩側蜿蜒流過，我剛到青疙瘩山時是盛夏，只看見在河底鵝卵石中有些許涓涓細流，不久便乾涸了。但是最為奇怪的是，人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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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一眼泉水，竟終年不竭，四周水草豐茂。也許是溫泉吧，我猜測那頭千年銀狐穴居沙丘之下，根據即在於此。
這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北風呼嘯，滿天雪花飛舞，眼前一派銀裝素裹，白光一閃，我又看到了那隻老東西，牠還活着。是出洞覓食，是來聽我吹簫，還是另有圖謀？我就不得而知了。
光陰荏苒、冬去春來，我抽空登了一次沙丘。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踏上了山頂。只看見風動沙移，沙涌如波；只聽得沙鳴嗚嗚，如泣如訴，淒婉低回，猶如遙遠的古戰場上進軍的號角，懾人心魄。
據民間傳說，唐朝樊梨花帶兵征西時，麾下一營女兵與敵遭遇，戰鬥激烈，因寡不敵眾、全部陣亡。樊梨花率師趕到，大敗敵兵，將女兵屍體全部葬在沙山下。女兵陰魂不屈，常從沙山底下傳出刀兵相接、廝殺吶喊的聲音。
而我聽當地老鄉對這座沙山另有一種說法，覺得更合理、更神奇。老鄉說，當年樊梨花帶兵鎮壓巴里坤的少數民族叛逆，部隊由大將尉遲恭當先鋒，尉遲恭大開殺戒，很快占領了巴里坤地區。由於這位先鋒長得黑塔一般，武藝高強，敗兵之將不知道他的姓名，傳令三軍，以後見了這位“黑大爺”不要同他交鋒。從此一傳十、十傳百，以誤傳誤，黑大爺讀成了“胡大”。胡大一詞，維吾爾語意為漢人或上帝。
當時，樊梨花旗開得勝後，大本營就駐紮在青疙瘩山，原先五分場場部辦公室前，有一個老樹根，傳說正是樊梨花的栓馬樁呢。 一天，樊梨花去哈密開軍事會議，當夜未歸。由於尉遲恭殺戮無辜，天怒人怨，一夜狂風大作，黃沙從天而降，把樊梨花的兵營，全部葬身沙壑，形成了這座沙丘。這才有了後來薛丁山征西增援之說。 176
不論各種傳說是否可信，我還是感到，原來從古到今，人類歷史本來就是一部充滿是非恩怨、甜酸苦辣的故事。情由景生、景隨情遷，褪歷史的鉛華，還自然以本色，有當時我寫的一首四言詩《沙丘詠》為證：
山光如玉，山形似琢，壁立千丈，無處躑躅。
方圓百里，無阡無陌，梨花西征，躍馬駐足。
山有清泉，泉清可掬，有鳥鳴飛，有麋逐鹿。
夏絕塵沙，冬罕風雪，綠草茵茵，白雲漠漠。
山不厭低，水不厭濁，塞外桃源。我其膺福。
有誰知道，這座45年前同我朝夕相處的或許還深藏着一隻千年老狐故事的巴里坤青疙瘩山前的貌不驚人的小沙丘，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漂亮的名字叫巴里坤鳴沙山，而且還是與敦煌鳴沙山、寧夏沙坡頭、內蒙響沙灣齊名，位居四座沙山之首的旅遊勝地。這真是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啊。
三十八、萬寶全書缺只角
趙場長交給我的第一項工作是製作一套本票。
我第一次聽到有本票這件事。原來，本票是農場內部制定、內部結算使用的一種貨幣。
我不擅長繪畫，但也只好硬着頭皮接下來，我對照現行的人民幣作樣張，依樣葫蘆畫瓢，花了兩天功夫，居然湊合着應付了過去。我設計的這套本票，經翻印後，在五分場與各連隊之間、連隊與連隊之間，正式使用過一段時間。 1 7 7
當時，我法制意識還不強，不知道這樣做算不算違法，否則，我是不會接受下來的。
本票工作一炮打響後，趙場長馬不停蹄又交給我一項測繪工作，畫一張五分場的地形示意圖。這下可糟了，且不說難度會更大，實打實的沒有參照物可摹仿的了。
逼着鴨子上架，沒有參照物可摹仿也得做，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手做了再說。
我先擬了一個製作的設想，確定以場部為中心，把場部與下屬各連隊之間，以及各連隊之間的距離、方位搞清楚，再實地踏勘，把穿插其間的農田、草地、河流、山丘、溝壑、沙漠等地形、地貌，儘可能多的記錄下來，為製作地形圖，準備好素材，接下來繪製整套地形圖，到時候再另請高明。
我花了足足有半個月的時間，騎着那匹兩歲半的小紅馬娃子，從南山到北山，從柳條河到西山，走遍了五分場的角角落落，寫滿了一大本各種地名和符號。萬事俱備、獨缺東風，就待物色人選落筆製圖了。
自己不行請誰幫忙呢，正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我想到了地頭蛇一連長周開，問他連隊中有沒有會繪畫的人。他說，不了解有沒有會繪畫的，但是冬天有一個從山東來的周枋是個有學問的讀書人，可以問問他是不是會。
我找到周枋，先作了自我介紹。哲人說，孤獨者不要輕率地向別人伸手，我向周枋說明來意之後，兩人言談甚歡、相見恨晚。他向我介紹了他的同窗好友叫宋金石的會畫畫，說宋金石今年春天剛從家鄉應他相邀來到一連。我連忙請他幫忙約宋金石見面，他一口答應。
宋金石是一個身材修長的白面書生。他不但解決了我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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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之急，而且他和周枋還成了我在塞外大漠上新結識的難友。
我向趙場長呈上了地形圖，還向他推薦了宋金石。趙場長愛才，自是歡喜不盡，後來經常差遣宋金石到分場部，幫助做一些寫寫畫畫的工作。
一天趙場長在辦公會議上說，分場部要成立一個選種小組，任務是，在小麥收割前，到麥田去精選良種；組員由場部家屬組成，農牧科工作員花月初當組長，農業技術員劉澤濤當參謀。他還似真似假地說，要是誰發現的麥子，經農科部門鑑定確實是能夠高產的良種，就用誰的名字命名這個種子。
聞聽此言，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說，儘管我也算種過幾年田，但是我對種子學是一竅不通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雖然是右派言論，但畢竟是客觀事實，選種小組我可以參加，而這個組長我不能當。
誰知趙場長成竹在胸，待我說罷，便丟給我一本石河子八一農學院編寫的《種子學》說，士農工商是相通的，你把這本教材認真讀一遍，邊學邊干，不懂問老劉，明天就上馬。
我這就又當上了選種小組的組長兼種子員。
這個差使也真夠悠閒的，帶了一幫子幹部太太、小姐，成天穿梭在滔滔麥浪里，這邊“組長”，那邊“老花”，應接不暇。
有時幹得累了，我就一聲號令，各自找一個背陽的地方休息。我最喜歡一個人躺在麥田邊的小山丘上，嘴裡嚼着品味着麥穗的清香，滋味倒像是六里橋田野里的茅針；眼中看着遐想着草原上的羊群，心中幻想着那是黃浦江上的白雲。
這個小組唯一一項成果還是我發現的一片麥子，我按麥穗的形狀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大頭郎”。“大頭郎”在當年秋收時，還專門用人工收割後報送什麼部門，後來的結果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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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開鐮後，我當組長的選種小組也自動解散了。
選種工作壽終正寢後，農忙開始。當時，大面積小麥地有康拜因聯合收割機收割，一些邊角地、低洼地、坡地、禿子地就要靠人工收割了。為趕在九月底下雪前完成，總場號令全力以赴搞突擊，連哈密八一鋼鐵廠也派職工下五分場來支援秋收。整整一個月，分場幹部全體下連隊勞動。
趙場長照顧我，讓我當質量員，跟在農工身後，發現質量問題，及時提示，減少返工。我在檢查質量時突然聽到一聲說無錫口音的人，感到異常親切。一問，此人正是不久前剛從無錫遷到哈密的八一鋼鐵廠的廠長。原來，當時中央要無錫重點發展旅遊業，成為中國的日內瓦，重工業下馬，就這麼一句話，“無鋼”變成了“哈鋼”，日後成了舅公江堅下台的罪狀。
一天，場部發起了名為“懸獎比武”的人工割麥比賽，我還是當質量員，這可是一個掌握比賽結果的關鍵崗位，參加比賽的農工和幹部個個對我側目相看討近乎。
比賽現場是一大塊地形高低不平只能用手工收割的廣袤的坡地，麥穗金燦燦、沉甸甸的招人喜愛。坡地盡頭搭了一個主席台，兩旁豎着兩根相距十來米的木柱，木柱上端兩頭拉着一根牛皮繩，繩子中央吊着“懸獎比武”四個方塊大字，兩邊繩上懸掛着風乾牛肉、剝皮全羊、羊皮大衣、羊羔毛皮、牛皮長統靴、軍用大頭鞋、皮帽子、皮手套、氈靴、氈毯等大小不等幾十件琳琅滿目的實物獎品，先到先取，自選一件。
一望無際的坡地上，一壟一壟的麥地的另一頭，一個一個手持鐮刀的選手，屏息靜氣地站立在寬2.7米、長數百米一壟的麥地上，正待主席台上一聲號令，揮鐮開割。
趙場長和教導員、協理員三位胸前掛着總指揮和副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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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紅綢帶，作了簡短動員後，總指揮趙蘊璧嗚槍、宣布開鐮。隨着一聲清脆的槍聲，兩旁鑼鼓齊嗚，坡地上一片沙沙割麥聲悄然響起，懸獎比武正式開始了。
這天，我穿着祖父穿過的鑲檳白皮鞋，手持一柄正好量一米寬的拐尺，儼然像監工一樣，跟在參賽農工身後，負責比賽現場的質量檢查。
我以每平方米不得落下超過3顆麥穗頭的質量標準，隨時抽查，有不符標準的，責令立即返工，不接受返工的，記錄在案，隨時通報指揮部，結束時決定領獎資格。
比賽中途，伙房炊事員、事務長牽了馱着包子、肉湯和水的小毛驢，走到每一個割麥選手身邊，給每人搪瓷碗舀一勺子肉湯，包子隨便吃。
從一早開鐮，直到傍晚日落西山，才有第一個割完一長壟麥子的人，此人就是向我介紹宋金石幫我製作地形圖的膠東大漢周枋！
只見他快步走到主席台旁，看了一眼懸掛着的羊皮大衣，經指揮部確認了他的領獎資格，總指揮趙場長向他握手祝賀後，他用圍在頭頸里的白毛巾，擦一把汗、舒一口氣，抬頭乜了那件覬覦已久的羊皮大衣，用竹竿挑下往肩上一甩，大步流星地凱旋而歸了。
待到全部結束，最後一個女選手把最後一件獎品取走，天色已經擦黑，月亮已經翻過了天山頂上堆滿白雪的山峰了。
我讚賞巴里坤這種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懸獎比武”，我為勇冠三軍、敢為人先的周枋叫好，更為那位雖不能最先、也不恥最後的女工稱道。
巴里坤農業以小麥和油菜籽為主，還種些土豆、蘿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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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這裡最符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規律，一年只有一熟。地面從五月初冰雪消融，拖拉機開始翻土耕種，一直要到八、九月間才是秋收大忙時節，中間靠渠道引水灌溉，再下上兩三場雨，就能豐收，逢上乾旱年景，只能兩手一攤乾瞪眼。
農業技術員劉澤濤告訴我，一畝地小麥的種子約50斤，豐收年能收500多斤；歉收時只有不到150斤了，農場全憑廣種博收來維持。巴里坤一個連隊百把個人，要耕作幾萬畝地，靠的是高度機械化，人多地少的江浙農村與之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養成了巴里坤人粗獷的工作作風，這裡除機耕收割另有指標外，人工收割實行作業工資制，在符合質量要求的前提下，割倒、綑紮一畝小麥和收好一畝土豆的作業工資都是1.60元，當天驗收、月底結算。
我被這個誘人的制度打動了，我在巴里坤，包括地區差價、邊疆補貼月工資總共只有31.96元，一個勞動日只有一元錢。當時，我從領第一個月工資開始，每月給老祖母寄20元，便所剩無幾了。我暗忖，以我的勞動能力，8小時絕對可以超額完成指標，能增加收入在其次，主要是想趁此機會體現一下自身的勞動價值。
在“懸獎比武”結束後，我向趙場長提出了我也按作業工資制度考核，與農工同工同酬、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下連隊勞動的要求。趙場長同連隊商量後，決定讓我在農忙階段下連隊一試。他們那時候都擔心我完不成指標、拿不到工資。
割麥子與收土豆相比，我自感更勝任收土豆的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到連隊挑了一把最大的方形坎土鏝，第二天一早下地幹了起來，幹完兩畝地，完成兩個作業工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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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收工。我知道，這一天按作業工資的勞動報酬，已經超出了當時我日工資的三倍。
積累了一天收土豆的經驗之後，後二天居然做到了三、四工，我完成的指標好像芝麻開花節節高。連隊向場部匯報，上上下下對我議論開了。
這天，我一早出工，先輪起坎土鏝，從這一頭到那一頭，一口氣把一壟土豆連根帶泥全部翻過來；再從那一頭到這一頭，一口氣把一壟土豆連根帶泥全部翻過來。擦把汗、歇一歇，再把左右兩壟已經翻起的土豆，從根莖上捋下，擲進早已放在兩壟地中間的籮筐里。如此循環往復，直至結束。這樣輪換改變勞動形式，勞逸結合，能夠做到持久高效、保證質量。
這天我是早出晚歸、連續作戰，收工時經質量員檢查丈量，竟完成了4.9個作業工資指標，折算成工資金額，將近八元錢，幹得太漂亮了。
我不禁要問，每月工資31.96元，我的剩餘價值到那裡去了？！當然，這樣的高產只能偶爾為之，我不可能提出如此愚蠢的問題，也不可能有人回答我這個問題。
一個勞動日4.9個作業工資，是在五分場農忙中出現的最高指標。可是當天晚上，老劉轉告了趙場長的意見：為關心我的健康，明天回場部繼續當好質量員，在連隊已完成的作業指標，按規定補差月底照發。對這樣的恩威並施，我無話可說。
這年冬天農閒時，我又當了分場部的文化教員，編寫教材、組織學習、上文化課、命題閱卷。第二年春耕農忙時，我還當過機耕連的油料保管員，每天一早一晚兩次，用卡尺為每一輛機車，記錄出車用油量，計算節油獎勵。
短短幾個月時間裡，我以農牧科工作員的身份，幹過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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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員、測繪員、種子員、質量員、文化教員和油料保管員六大員的工作，平均不到一個月換一個新崗位，如果我的右派帽子是人們眼中我的欠缺,我豈不就是缺只角的萬寶全書了嗎。
三十九、莫欽烏拉山
第二年夏天，巴里坤出現特大乾旱，農作物和人、畜用水發生嚴重困難。開始時，連隊還派車到深山鑿冰,用麻袋裝回來供伙房做飯燒菜，儘量一水多用。冰化成的水,用於和面、洗菜、蒸饅頭，洗好菜的水飲馬，蒸好饅頭的蒸籠水，一人分一勺，沉澱一下，洗、喝都是它。
有時山里鑿來的冰混和着馬尿，口渴得實在不行，只能捏緊鼻孔喝臊氣沖鼻的馬尿水了。怪不得剛來青疙瘩第一天晚上，連那杯有泥沙沉澱下來的水，趙場長也會對我說，“我這兒，有好水。”每當屏住氣喝馬尿水時侯，我還真希望天天都是寒冬臘月、大雪紛飛，要想喝水，只要用鐵銑在屋頂上鏟幾鏟雪，放到火爐上的鍋里化了就是，多方便。
在水情萬分緊張這種情況下，趙場長情急無奈，根據少數民族民間傳說，北山（莫欽烏拉山）有個通東海的暗泉，決定讓我帶一支由十個年輕農工組成的探水隊，帶好帳篷、乾糧和工具，深入北山找水去。我又開始幹上水利技術員的活，這是我做的第七個工作。說好找到泉眼，引水下山，人人有獎，我們11個人每人騎一匹馬、背一把獵槍，我還牽着一頭背着乾糧的駱駝，浩浩蕩蕩地進了山。
進山後，我們用鐵銑、洋鎬，這裡敲敲、那裡挖挖，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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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匍匐在山石上喝幾口澗水；肚子餓了，深入到叢林中打幾頭野味、挖一點野菜。山里野兔、野羊、野豬、野蘑菇、野大蒜、野韭菜多的是，升火煮一煮，就着帶來的饃饃吃個夠。
山里除了野味、野菜外，還有甘草、知母、黨參等藥材到處可見，我學農工的樣，順便也挖了一點。據說，如果運氣好，還能採到野山參。據說，從前有一個老鄉採到一支特別大的人參，按規定要上交可獎勵，他竟貪心地把整支參煮了一鍋湯，一家人喝了，結果全家五口，七孔流血、死於非命。
晚上，我們找個背風平坦的窪地，升起帳篷席地和衣而臥，還派兩個人在帳外輪流值班，升起一堆篝火防止野獸入侵。一天晚上，兩個值班的也睡着了，那頭駱駝也不知什麼時候掙脫了韁繩跑了。天亮前，我醒來發現了這個情況，把大家叫醒分頭去尋找，竟沒有找到。
這時我突然想到兩個問題，一是這樣盲目地尋找水源同盲目尋找駱駝一樣，是找不到的，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二是下回再來找，要請反映泉源傳說的老鄉同行，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情況比我們熟、經驗比我們多，還得向他們請教。我作好了回去挨批“刮鬍子”檢討的準備。
只當了幾天的水利技術員工作，以失敗而告終，這也是我來巴里坤唯一一次沒有做成功的事。回去後，趙場長沒有去請教那個傳說有通東海龍泉的老鄉再次派人去找水，也沒有刮我鬍子讓我寫檢討，反而在這年秋收農忙後，以分場黨組織的名義，向總場提出了根據我的工作表現可以摘右派帽子的報告。
時令很快進入了冬季，夏天特大乾旱之後，當年的冬天也來得特別早、特別冷。
一天，刮着風下着雪，我跟着趙場長和技術員們到莫欽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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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山牧區，查看牲口過冬準備工作。馬下了一道山坡後，身體好似沒穿衣服一樣，突然感到一陣哆嗦，其實這天我穿着翻毛皮大衣、皮帽和氈靴，脖子裡還圍着一條羊毛圍巾。老劉說這裡有一個水氣入侵的缺口，我們遭遇到了一股看不見的寒流，走出寒流就沒這麼冷了。冷得實在不行，我在馬上大聲唱起了俄羅斯民歌《三套車》，才意識到自己還活着。
這天，臉和手凍得通紅的我，一回到地窩子，連忙生爐子燒水，烤起火來。不料，我的鄰居趙場長突然走到我房間，一把拉起我往外就走。他說，快用雪使勁擦臉和手，發熱後再用熱水洗，不然臉和手反而會凍壞，就麻煩了。
在我用雪擦臉和手的時候，趙場長告訴我一個消息，關於我的右派複查問題，據說因查不到（遺失了？）相關檔案而被躭擱了，最近他要去烏魯木齊兵團開會，他會提出按我現實表現做出複查結論的意見，要我耐心等待。
青疙瘩地區特別冷，滴水成冰，有一天竟達到了零下43度，儘管地窩子是冬暖夏涼，不生火也是夠嗆的。趙場長感到辦公室實在冷得不行，大發善心，叫小鬼李會義到伙房地窖里“挑一頭肥肥兒的羊子”，剁成塊，就在辦公室火爐上，架上一口大鐵鍋煮了起來，放上六角茴香、桂皮和鹽，一大鍋手抓羊肉很快就煮熟了。大夥圍着火爐，取暖驅寒，邊吃邊談工作。
平時，冬天燒火爐用無煙煤，松樹塘總場派車去哈密運煤分發到各分場。今年春節前大雪封山，天山上唯一的一條山路結了冰，卡車輪胎綁上了鐵鏈條也打滑，哈密的煤無法運來，總場要求各分場自行解決春節後用的燃料。
有一天，我房子裡的煤已經燒完，聽老劉說，莫欽烏拉山半山腰的山溝里，有當年蘇聯紅軍砍伐剩下沒有運走的松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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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山路崎嶇，只能騎牛要走兩個小時才能到山上，而且早晨要去得早，才能在太陽升起雪融化前把樹拖回來。我決定騎牛上北山去拖木頭。
我天天一睜開眼睛，就要左顧右盼同南北兩座山見面招手，上廁所出恭解手蹲坑時，還要同西邊的薩爾喬克西山低頭哈腰，南山、西山離開青疙瘩太遠，只有北山眼看近在咫尺，而且我為找水已經去過一次了。據記載，翻過北山是一塊多為戈壁地帶的三塘湖盆地，盆地北面的東準噶爾斷塊山系就是長達300多公里的中蒙邊境。
夏天進北山，沒有找到通東海的泉水，現在又要二度進山解決火的問題。冰天雪地、夤夜騎牛，既瀟灑獵奇又解決燃料之需，真是一舉多得，再艱苦也值得走一趟。
這晚一覺醒來，三星橫斜，大概是凌晨四、五點鐘了。我身穿一件翻毛皮大衣，頭戴一頂羊羔皮帽子，腳蹬一雙高及膝蓋的氈靴，腰裡束一條芨芨草搓的繩子，繩子圍着的背後腰部插一把斧頭，帶了牛梭頭、繩子等一應雜物，在皎潔的月色下，跨上牛背，迎着閃爍的北斗星座，向着北山方向走去。
看看離山腳很近，走走就知道不那麼近了，騎着老牛走就更慢，到山裡已經六點多了。走完了夏天找水源走過的一段路，地面越發崎嶇不平，冰雪也越發堅硬了，只得牽着牛按自然地形一腳高一腳低地艱難地向老劉指引的方向攀登。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王維描寫深山清幽靜謐的詩句，在腦際油然而生。山裏白茫茫的一片，除了我和那頭牛之外，看不見樹木和岩石，看不見飛鳥和走獸，更看不見人的行蹤，只有我腳下踩着冰雪發出的清脆的嘎吱嘎吱的響聲。
大約又走了個把小時，地形開始陡然向上後又下行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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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頃，豁然開朗走進了一個洞天福地，周圍除石洞、石窟外，全是像鳥獸、像蜂窩、像懸鐘、像浮壘、像佛龕的巨石。各種形態各異、光怪陸離的石頭上覆蓋着厚厚的雪被。山腰上白雪與蒼松相映，我看見了被皚皚白雪覆蓋着的樹木。
這裡風也小了，寒氣也消了，我深深地長吁了一口氣，目的地終於到了。為了要趕在日出前下山，我趕緊抽出腰間的斧頭，在樹段的一頭掏串繩子的孔。
橐橐橐、梆梆梆、咚咚咚的伐木聲,在山谷間盪起了陣陣回音，猶如蘇東坡的“水調歌頭”、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雄厚恢宏、沉穩高亢，撼人魂魄、響徹天際，我被深深地感動着。
被天籟之聲動容忘情的我，回到現實中，取出繩子穿進掏好的樹孔里，繩子兩頭再穿進梭頭兩邊，把梭頭套在牛肩胛上，尾隨着拖着樹段的老牛，輕鬆地吆喝着往回趕，凱旋而歸。
四十、周枋、宋金石、鄭文光
天涯何處無芳草，這芳草可以指美人、君子，也以指理想、事業。戈壁大漠上居然也有“芳草”，趙蘊璧是我心目中的君子，為我引見宋金石的周枋也是，他更是一個奇人。
此公山東青島膠縣人，1959年全國自然災害，他背鄉離井隻身任意爬上一兩火車頂棚，躲在堆放貨物的空隙中，偶然地“偷渡”到了鄭州，又隨機輾轉盲流到巴里坤軍馬場，在青疙瘩五分場一連落腳做農工。
他身高1米80開外，濃眉大眼，膂力過人，深得農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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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擁戴。他在懸獎比武中拔得頭籌，也是意想之中的事。
這年冬天農閒，他回山東去了一次，不久帶了一個新娘回來。這個新娘子長得豐腴結實，周枋說是出錢買來的。大家以為他是說笑話，不料，周枋卻說不信給我錢，再買幾個回來看看。他說，500元買一個中學生，出到1000元，就可以買一個大學生了。他老婆就是買來的一個讀衛校的中專生。
周枋受連隊幾個有錢的光棍的委託，在春節前又去了膠縣一次，反正周枋的老婆在青疙瘩，給了他錢，他老婆就是人質，跑不掉，不怕他不回來。
這裡不是山就是戈壁灘和大草原，不騎馬、不乘車，跑是跑不遠的。我就看見當地有一支勞改隊，一個當兵的手托着加拿大輕機槍，押着一隊犯人去開渠道，人散開幹活後就不用管了。一次，我騎馬經過這支勞改隊的宿營地，看到一個女犯在伙房外曬太陽，一邊幹活，一邊嘴裡哼着解放前上海的流行歌曲《三輪車上的小姐》。我下馬一問，原來這是一個妓女，因為模樣好，安排做炊事員。我出於好奇同她閒聊起來，她告訴我，有個男犯，偷了一頭駱駝向北逃去，結果不知是餓死還是渴死在莫欽烏拉山與準噶爾山系之間的戈壁灘上。
過了春節，周枋果然帶回3個山東女子，向連隊給錢托他買老婆的農工交了差。這可是個美差，他從中賺了多少，不得而知。你能說他是一個人口販子呢，還是一個為他人牽線搭橋的月老、紅娘？
就是這個奇人，他告訴我，此行最大的收穫，是在去山東途經蘭州時，幾乎傾其所有換了一本好書：黑格爾的《小邏輯》！不怕人笑話，我還是在周枋那裡才知道有這樣一本書的。
周枋喜歡到我的地窩子裡來，兩人談家鄉，談親友，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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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談未來，還談宗教、文學、經濟、邏輯、哲學、美學和數學。周枋和新娘子一年後，喜得一子，讓我給他們的兒子取名字，我看嬰兒長得肥頭大耳，便說了一個我在當種子員時發現的優良品種“大頭郎”，他倆欣然接受，大頭郎作為小名，一直叫到了上學。
1962年初，馬場另起爐灶，劃歸解放軍總後勤部後，清退外來盲流人員，他們一家被清退，離開馬場返回山東老家去了。
直到1974年5月18日（那時我已回上海），周枋從山東寄給我一封信，他說“你給取名的大頭郎今年小學畢業……我從金石那裡打聽到你的住址，離別12年後突然去信，是有重要的事要你幫忙，這就是，我用10年的功夫終於在數學辯證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發現，它已構成使整個數學傳統理論體系暴發全面的革命性的變法。”他說他的這一重大發現，已在1971年經中科院數學研究所鑑定為“值得探討”和“大方向是正確的”。這個奇人不無恭維地還說，他之所以將此事告訴我，是因為“公之坦坦然以受害、炯炯然以查惡、莊莊然以發論、諄諄然以教人的神情依稀又在面前。”“10餘年來，我再也沒有遇到過一個像你那樣對我精神有幫助的人。”他向我提出要求幫助。
我於數學是門外漢，我只對他說過諸如“排除貪食禁果之誘惑”、“容不得不切實際的幻想”之類不着邊際的話之外，也幫不了實質性的忙來。後來傳聞學術界一些卑劣勾當，我聯想起周枋的科研成果，不知被哪位數學權威生吞活剝、剽竊了呢。我至今還在為當時因寒囊羞澀沒有能助他一臂之力，而感到是一大遺憾。1974年之後，此公竟是泥牛入海再無消息。 190
宋金石是周枋的同鄉，是個文弱書生，要不是為幫我繪製地形圖同我相識，並且因此也得到了我的幫助和勉勵，住在農工集體宿舍里的宋金石，恐怕是過不了巴里坤的嚴冬的。沒有家室的農工，全部住在山坡下面平地上的集體宿舍里。農工宿舍也是干打壘砌成的，屋頂上堆滿了松枝、麥秸和泥土，房子外形長長的矮矮的，房子裡面就是兩排火坑，一個房間有四、五十個打通鋪的床位，簡直是個集中營。整個冬天的休息時間，宋金石几乎全部是在我的地窩子裡渡過的。
我到巴里坤不久，已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裡儘管號稱是糧倉和油庫，為了全國一盤棋，也執行口糧計劃供應，但定量比較寬，最高的每人每月45斤。開飯的時候，按農工、連隊幹部和分場幹部三檔，發給大小不等的饃饃。宋金石吃農工45斤定量標準不按眼的饃，連隊幹部吃一個眼的饃，我吃的則是按了兩個眼的饃。宋金石胃口小，每次先掰了一塊給我。冬季天氣寒冷吃得多，儘管定量很高但副食少，當地提出一個口號叫“以肉代糧”，我不喜歡吃牛羊肉，胃口大的我只能望肉興嘆、吃不飽了。
有一段時期，小麥不夠，伙房裡還用釀酒用的青稞磨成粉做饃饃，青稞粉不能發酵，蒸出來的饃又粘又實，稱作“死饃”，吃了不消化還拉肚子。我看到這裡出產一種製糖的甜菜，便嘗試用甜菜同收秋時狼藉在耕地里的囫圇麥子、有時還同給種公馬作飼料的豌豆一起，洗過後放在鍋里加滿水在火爐上用文火煮，煮爛後一嘗，又香又甜又好吃又耐飢，真是妙不可言。
這年國慶節前，老祖母給我寄來一大罐油炒鹽、黃魚鯗和一些食品。油炒鹽是祖母的一大發明，我舀一調羹放在碗裡，用開水一衝，就是一碗鮮湯。宋金石也喜歡油炒鹽沖的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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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整整吃了一個冬天還沒有吃完。
巴里坤過了十月國慶節就開始下雪（其實天山頂上天天在下雪），一直下到第二年端午節，地面的積雪要到五一勞動節才融化。巴里坤氣候似乎只有秋冬兩季，幾乎沒有春天和夏天，春天連着冬天一般冷，夏天的氣溫就像是秋天。
國慶節前農忙結束後，白天一天比一天短，早早吃了晚飯後，宋金石擅長下象棋，我們兩個就在地窩子裡幹了起來，有《茅舍》一首為證：
茅舍開棋局，闃然古剎鍾，四方鬥智力，一着驚神功。
寂寂梅花落，盈盈秋水空，晚晴風又好，夕照映山紅。
一天放旬假，伙房發下當天的面和肉，我們兩個海闊天空，又忙了起來。我又發明了一款新的吃法，把麵粉和好、擀成麵餅，放在鍋里炕熟，然後把餅切成條，下到羊肉湯里，我為之取了一個好聽的名稱，叫羊肉煨餅。我把祖母寄來的黃魚鯗切成塊，放鹽隔水蒸熟，也有一個好聽的名稱，叫清蒸黃魚鯗。兩人嘗一口魚鯗夾一塊煨餅喝一口湯，開心極了,也有詩為證：
笑談勤庖役，五味煮枯松，白麵杖中細，乾魚釜底紅，
操刀君勝我，舉箸我先君，相勸恨無酒，此心比酒濃。
他見我會寫舊詩，便要我教他，除了講一般的押韻、平仄、黏對外，我給了他一本唐詩三百首，還摹仿段念慈先生給我寫的詩的意境和格式，給他寫了一首《贈金石》的七言古風：
昔日吾師傳吾道，落落空庭鴉啼時，絳帳默受斯文旨，平淡天真日遲遲。李杜朝夕手一冊，高歌低詠情所系。古詩古文皆血淚，點點滴成後世師。宋君年少且好古，風流儒雅見深思，同唱相逢相識句，可喜此曲有人知。我在雲外臥一榻，沉吟猶未入樊籬。一騎戍邊正當時，茫茫大漠欲何之。狂沙厲霜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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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白雪青山也是詩。治學自當共切磋，吟罷未盡故人痴。
1962年春，宋金石同周枋家一起，也被清退返回老家。回山東前，他要到上海買些筆墨紙張，我請他到楊家渡去小住，一則可省些開支，二來也可代我去看望老祖母和在滬一些老友。我寫了一首《羈途》，給他作為介紹：
塞友宋金石，羈途到滬濱，諸君多照拂，同是一家人。
老祖母見他如見我，自是歡喜不盡；羅春德、唐寶祥等在滬老友，也都盡了地主之誼。
宋金石回山東後，把我的詩給了他膠縣好友鄭文光過目。鄭文光擅長寫舊詩，他同宋金石和一個叫張欽恭的，是膠縣的椒園三友。他讀了我的幾首詩後，大有惺惺相惜、相見恨晚之意，詩興大發，把剛上嶗山寫的《潮音八首》寄給我。我拜讀之後，喜不自勝，徹夜難眠，寫了一首《贈文光》七律寄給他：
我本東海逍遙客，今聽潮音又識君。落魄江湖青眼濕，蹉跎歲月白頭空；自強不息方君子，正氣浩然繼聖雄。綠雪廬中書作伴，高山流水滿春風。
還附庸風雅與之唱和寫了《椒園兩首》七絕一併奉上：
＜之一＞ 椒園幽徑隱東籬，苦海扁舟極四夷，古道盡頭腸斷曲，陽關猶唱故人稀。
＜之二＞ 君登堂奧我樊籬，清句騷心感狄夷。塞北老農江上少，東萊樵子島中稀。
鄭文光是我在先相知、後相識，過了20年後才有機會相見謀得一面的一個詩友。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剛剛落實了政策當教師，他也落政進了膠縣文史館，為組織孔子紀念活動，來滬拜訪華師大的一位孔學鴻儒蘇淵雷教授，途經我家，我與他才得以相見。之後，我雖去信竟無回音，在那劫難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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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鄭文光是一個博聞強記的多產詩人，他舉手投足、信手拈來皆成文章，曾有詩寄奉王力、臧克家等名人閱批，獲好評。他孑然一身、無意成家。我欽佩他的勤奮和潔身自好，更有愧於他對我的一往情深，他給我的《贈月初》兩首可見一斑：
卄二三年真似瞥，百千萬事不如春。獨倚江樓思滿紙，一甌海水句驚人。豪情壯魄依然在，綠鬢紅顏感又新。客淚清笳寥落甚，投書浦上問佳倫。
江南海北各奔迸，二十年華驀地驚。易老馮唐遲子息，更無婚嫁亂浮生。一燈風雨淹情話，兩處悲歡對月明。夜泊誰人歌玉樹，奉君尺紙淚空傾。
這是我對鄭文光留下的僅有的珍貴的紀念。
四十一、駱駝,馬和狼的故事
自然法則有陰陽五行，人際關係有是非恩怨，動物世界也有相生相剋。這是我在巴里坤草原上感受到的一點感悟。
駱駝全身有12生肖的長相，還有沙漠之舟的美稱，原因就在於它的大大軟軟的蹄子像個吸盤，在沙漠上比馬跑得還要快。駱駝的胃，可以儲存食物和水，適宜在沙漠裡長途跋涉，駱駝這個沙漠之舟，實在可以稱得上是沙漠之友。不知是有了沙漠才有駱駝，還是因為有了駱駝才有沙漠。我剛到松樹塘知道吃了駱駝肉之後，還有點於心不忍呢。
但是，駱駝在沙漠上也有一個天敵，那就是狼。駱駝最怕狼在身後掏它的肛門，所以駝群在沙漠上過夜時，它們總是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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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對屁股靠攏，團團圍成一圈，預防狼從身後襲擊。狼對駱駝也心存戒備，不敢正面攻擊駱駝。狼為什麼不敢正面攻擊駱駝呢，倒不在於體量大小，而是因為駱駝口裡噴出的綠色胃液，濺在狼身上皮毛會腐爛，狼自然不敢從正面貿然進犯了。
牧工告訴我說，狼殘忍而又貪婪，常從人身後乘人不備咬人的喉管。所以沙漠上不要在背後拍人家的肩膀，容易造成誤會，以為遇到了狼，看也不看回頭隨手捅你一刀，就麻煩了。
狼卻常正面襲擊羊群。狼竄入羊群中，羊見到狼，怕得四肢篩糠般抖擻哞哞直叫，不敢動彈一步。狼先咬斷羊的喉管拼命吸血，吸盡了，再另咬一隻羊繼續吸血,然後再吃肉，直到吸夠吃飽。狼儘管殘忍，但一樣有舔犢之情，自己吃飽後，還拖一隻羊回狼窩去給小狼享用。狼吸了羊血，感到渾身發熱，便走上山崗，迎風張口嚎叫起來，聲音悽厲乖戾。它們有時還會用嚎叫傳遞信息，引來狼群，十分可怕。我真為第一個用獅吼、虎嘯、狼嚎來描述這些野獸叫聲的人而叫絕。
為了保護羊群不受狼的侵犯，分場部給值夜班的牧工配備了獵槍，還規定，打死一頭狼，獎勵一隻羊、10發子彈。
最近時有馬被狼咬傷。一天，飼養馬的牧工，發現那匹花了上萬元買來的叫獨膽馬的頓河種公馬，夜晚溜出馬廄，天亮後才大汗淋漓地回來，一連好幾夜都是如此，會不會同馬被狼咬有關呢。種公馬是專門用來配種、繁殖優良軍馬的好馬，只有它不怕狼，馬廄里的母馬都是它的配偶。對獨膽馬的異常情況，牧工們不敢怠慢，第二天決定跟蹤看個究竟。
這天下半夜，萬籟無聲，兩個值勤的牧工，持槍騎馬，尾隨獨膽馬西行，直到進入薩爾喬克西山，牧工知道西山裡面有野獸，有點害怕起來，始終不敢靠近獨膽馬。 1 9 5
突然眼前出現了一片開闊地，獨膽馬止步不走了，兩個牧工躲在遠處山崗蔭蔽處，觀看事態變化。
不一回，開闊地那一頭，冒出了黑壓壓一片，是狼群！有幾百頭之多！只見狼群中為首一頭又高又大兩眼放光的狼，看來是狼群的頭領，是狼王。群狼在狼王身後圍成一圈，昂首伏地一動也不動。狼王齜牙咧嘴地走到獨膽馬面前，仰天嚎叫了一聲，便圍着獨膽馬撕咬起來。
獨膽馬是找上門來尋釁的，自是不甘示弱，也噴着響鼻，舞着鬃毛，用足踢、用口咬、尥蹶子，攪得塵土飛揚，好不威武。這時，兩個牧工同那邊的小狼一樣，在這邊山崗上屏氣靜息，一動也不動。這樣對打了個把小時，還是不分勝負。雙方收兵停戰，獨膽馬離開狼群，大汗淋漓地沿原路返回了，這時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
目睹這場惡鬥的牧工回來後商量認為，最近經常有馬被咬傷、咬死，看來就是這隻狼的所為。獨膽馬作為種公馬，為保護馬群，毅然挺身而出與狼搏鬥，如果讓領導知道，人還不如馬盡責，肯定要批評下來，決定要想一個制服這頭惡狼的上策。他們想，在深山裡用人力圍剿狼群，不但危險而且無用，還是讓獨膽馬單打獨鬥好。論靈活，獨膽馬不如狼；論力量，狼不及獨膽馬，一交手難分伯仲。兩強相遇智者勝，如果獨膽馬更靈活些，就能制服狼王。狼群的整體觀念很強，只要狼王擺平了，狼群便不攻自破，潰散逃竄了。
如何幫助獨膽馬更靈活些呢，分析來分析去，最後認為，獨膽馬頭上鬃毛太長，有礙視線，降低了它的靈活應變能力。於是把鬃毛修齊，看上去，果然精神靈巧了許多。
隔天半夜，獨膽馬又進山了，雙方遭遇後立即搏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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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牧工們弄巧成拙，修掉鬃毛的獨膽馬竟威風全無，被狼王偷襲下三路，很快就敗下陣來，狼王一聲長嚎，群狼蜂擁而上把獨膽馬絆倒,開始了一場殘酷的饕餮大餐。
兩個牧工的錯誤判斷，使畜牧連損失了一匹上萬元代價的種公馬。他們的無組織行為，輸給了有組織的狼群。而出於天性、一心除害的獨膽馬，卻成了無辜的犧牲者。當然牧工們少不了被領導狠狠地刮鬍子，還受到了嚴厲的處罰。
四十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我在地窩子裡貼過一幅自己寫的對聯，上聯是天高皇帝遠，下聯是人少畜生多，這副對聯陪伴我度過了七百多個日日夜夜。說天高其實是地高，我天天站立的地方，海拔至少有1500米，對上海來說，是在天上了，我在給宋金石的詩中說，“我在雲外臥一榻”所言不虛。
深秋晚上，我在青疙瘩山上看天上星星，只見銀河璀璨，牛郎、織女分隔兩邊、熠熠生輝，尤其是那顆碩大而明亮的天狼星，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所以，與其說天高皇帝遠，還不如說地高皇帝遠來得正確。至於人少畜生多，所說“畜生”倒不是一句罵人的話，有時候，有些人是連畜生也不如的。人們常說，羊孝、犬義、馬忠，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見過小羊在母羊腹下跪着吮奶，我見過母羊拉去屠宰，小羊流淚哞哞叫個不停。我還見過一匹小馬被狼咬，撕爛了屁股，獸醫在馬廄內用燒紅的烙鐵燙創口，一匹老馬在廄外不停地咆哮嘶鳴，這匹老馬是被咬傷的小馬的母馬，這是偉大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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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的流露。其實，子孝和母愛是一根藤上的兩隻瓜。
馬的這種真情，表現在與人的關繫上，就是一個忠字，我在巴里坤有三次幾乎要死於非命，其中就有兩次與馬有關係，是馬的忠誠，把我從死神的手裡奪了回來。
第一次是在1961年夏天的一個下午，趙場長有急事要我去松樹塘總場，為了趕時間，就讓我騎他的黃驃馬，快去快回。我聽小鬼李會義說過，首長的坐騎叫走馬，步幅小、速度快，騎在上面輕盈似風、如履平地。黃驃馬是趙場長騎了多年的走馬，它欺生，見陌生人近身，用屁股對着你，用後蹄踢你；你硬是騎了上去，它用後蹄豎起作人立，把你掀下馬來；你坐在鞍上、抱住馬頭，它用前蹄彎曲倒地打滾，看你下馬不下馬。所以，一般人沒法騎。
我騎的那匹小紅馬是戰馬，步幅大而高低起伏，騎在上面顛簸不停，猶如大海中的一葉扁舟，翻江倒海、波濤洶湧，騎慣了也就習以為常了，騎着還感到縱橫捭闔、八面威風。今天有機會騎首長的走馬，不知黃驃馬肯不肯讓我跨上鞍子、會不會把我從馬背上掀下來。
場長見我猶豫，便親自牽過那匹又高又大的黃驃馬，拍拍它高聳的後臀，嘴裡嘟囔着說些什麼，見馬搖頭擺尾馴從的樣子，我趁機一躍而上，雙腿一夾，黃驃馬乖乖的絕塵而去了。
去的時候，一路平安，辦完事天已不早，我立刻策馬趕回青疙瘩山。不料在過柳條河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黃驃馬歸心似箭，一聲長嘶，竟在河面上一躍而過，我沒有準備，一下子從馬背上凌空拋出去，胸口還被黃驃馬的後蹄順勢踢了一腳，人被重重地摔在河邊戈壁灘上，昏死過去。
此時，假如黃驃馬棄我而去，後果不堪設想，荒莽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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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無人跡，大陸性氣候的夜晚特別冷，即使萬幸沒有遭遇餓狼被吃了，也會被凍死。
經過馬場馴養的軍馬，憑着馬天性的勇敢、忠誠，會養成一些習慣：聽到槍聲時，就坐立不安、躍躍欲試；交戰時，即使受了重傷，只要主人不發令，還是拼命奔跑，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倒地不起；如果主人受傷倒地，牠不但不會棄你而去，而且還寸步不離地守候在你身邊，特別優秀的馬，還會匍匐下來，讓你爬上馬鞍，返回出發地。
踢我也是馬、救我也是馬，黃驃馬就是這樣一匹特別優秀的馬，他似乎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寸步不離地守候在我身旁，打着響鼻，用嘴和蹄輕輕推搡着我的身體……。我漸漸醒了過來，掙扎着爬上了馬背，忍着痛、抱着馬脖子，被黃驃馬馭回到了青疙瘩山，我胸口的疼痛也緩解了許多，估計傷得不重，沒有什麼大礙，裝着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這是第一次死。
第二次，是在這年的國節前，也是趙場長要我去松樹塘開會取學習材料，他這天要出門，沒有讓我騎他的黃驃馬，反正有一天時間，我就騎我的小紅馬去松樹塘。
下午開完會、拿好學習材料時間還早，我順便到紅星醫院去領一點凍瘡藥。候診的時候，隨手拿起一份報刊閱讀，竟被一篇作者叫朱璉的提倡學習針灸的文章吸引住了。
朱璉是朱德總司令的女兒，是西醫出身的華北行政區醫療衛生部門的領導幹部。文章寫她一次乘火車去北京開會，一時感到腹痛難當，想起當時她在學習針灸時學到的“顏面合谷收、肚腹三里求”的一句口訣，便向同車人要了一支香煙，點燃後代替艾絨灸自己膝下兩個足三里穴。兩支煙灸下來，腹痛居然緩解了。據此，她提倡西醫為本、中醫為用，號召西醫學習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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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並在臨床上應用。
這篇文章激起了我對針灸的濃厚的興趣，就此我專誠請教了醫院的張醫生。原來他也正在學針灸，見我有興趣，便送給我一本針灸宣傳資料和幾根金針，還教我如何練習進針和指法。回青疙瘩後，我寫信給上海的祖母，要她老人家給我寄一套金針和針灸書籍，趁冬季空閒時進行自學。
我謝過張醫生，拿了資料和金針、配好凍瘡藥後，時間不早，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我就騎着小紅馬趕緊往回走。
松樹塘大草原的秋天，綠草如茵、野花競放、氣候宜人。遠處天山頂上白雪晶瑩，白雪下面是纏繞着的蒼茫的松林，松林里點綴着一座座蘑菇一樣的氈房，氈房四周，一簇簇羊群就像天邊一朵朵的白雲，白雲下面還不時隨風飄來哈薩克牧民悠揚悅耳的冬不拉琴聲和歌聲。
走過這片大草原之後，眼前出現了寬闊如海洋一樣的戈壁灘、層巒疊嶂起伏如金色麥浪一樣的大沙漠，戈壁和沙丘上細長的芨芨草在迎風擺舞，還有緊貼在沙石中間的青青的駱駝刺，似乎在向孤獨的行人，展示着沙漠的頑強的生命力。
正當我騎在小紅馬上，盡情地陶醉在沙漠和草原浩瀚的自然景色中，突然看見薩爾喬克西山天邊黑雲翻騰，緊跟着北風驟起，一陣緊如一陣，氣溫也急劇下降。
不一會兒，天越來越暗、風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開始時，雪花像手掌一樣大，一片片地飄飛下來。我在風雪中，情不自禁地吟起了岑參的《白雪歌》“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我的好興致很快就被迎面捲來的暴風雪撲滅。
曾經聽說去年也在這個季節，我們一起到松樹塘報到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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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的調干生，經人介紹，國慶假日去西山相親途中，也遭遇到同樣的惡劣天氣，他找了一個低洼的背風處躲避風雪，卻被陡然從天而降的暴風雪，埋在窪地里動彈不得，不幸窒息死去，臨死時在高高舉起的手中，還捏着一塊手帕，想必是在絕望中向人呼救作出的掙扎，真是慘不忍睹啊……。
北風呼嘯，黑雲翻滾，氣候異常，我知道情況不好。這時候，雪花已經被風颳得粉碎，斜刺里吹來的像刀一樣的寒風，把夾着冰珠的細似麵粉般的白雪，鋪天蓋地、夾頭夾腦潑將下來，打得顏面生痛、睜不開眼睛，迫使我側着身匍匐在小紅馬背上。記得趙場長和老劉曾經告訴我，遇到這種天氣不要怕，只要往高處、往空曠處、往風大的處所走就是。
一望無際的戈壁灘，轉眼已經是江山一籠統白茫茫的一片，風漸漸減緩，雪卻越下越大，我已經分辨不出東西南北了。
情急之中，我突然想到老馬識途這句成語，不知三歲的小馬是不是也認路，便又高興起來，拍拍小紅馬的屁股，說“馬啊馬啊，今天，我這條命交給你了，你帶我回青疙瘩山吧。”
小紅馬不斷向地面噴着響鼻，噴得雪花飛濺，聞聞走走停停，是在尋找回青疙瘩山去的路。不知走了多長時間，小紅馬突然在原地轉悠，再也不肯走了。糟了，小馬畢竟是小馬，不認得路了。我向四周一看，大雪紛紛揚揚，還在不停地下，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伸手不見五指，除了雪，什麼都看不清楚。
我趕緊下馬仔細察看，發覺前面似乎有一個下坡的彎道，估計已經走出戈壁灘將要來到五分場耕地，離家不遠了。小紅馬止步不走的地方，是不是柳條河呢？
我抽出插在靴子裡的匕首，往地面這裡搗搗、那裡鑿鑿，竟發現果然身旁就是柳條河。原來，上午還淌着一泓清水的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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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河，不到半天功夫便已結成堅冰了。我興奮得插好匕首翻身上馬，大呼：小紅馬快走，就要到家了。
誰知，任你怎樣大呼小叫，夾腿拍屁股，牠就是昂着頭、仰起脖子不肯向前挪動半步。怎麼一會事？喔，對了，打了鐵掌的馬蹄在冰上走是會打滑摔跤的，小紅馬膽怯了。這時，夜越來越深，天越來越冷，要是遇上狼，怎麼辦？ 小紅馬聽到狼嚎，嚇得四腳就會篩糠的。
想到這裡，我猛然冒出一個念頭，對小紅馬說：小紅馬呀，今天只能對不起你，要讓你吃點苦了。說時遲，那時快，我在馬背上一矮身，彎腰從靴子裡拔出匕首，往馬屁股上使勁一刀，小紅馬痛得發出一聲悽厲的長嘶，似乎也知道了這一刀的意思，在原地飛身一躍過了柳條河到了西岸，隨即搖頭晃腦噴起響鼻擺動四腿，大步流星地向青疙瘩山奔跑了起來。這時天上的雪還在不停地下着。
我騎在馬上，正交織在慶幸和內疚的矛盾心理之中，眼看就要到家，突然看到前面白茫茫的雪地上，忽閃着兩隻幽暗昏黃的眼睛，是銀狐還是老狼？狐狸的眼睛沒有這麼亮，也沒有這麼大。狼！是狼！我們遇到餓狼了！
可是我的小紅馬一點也不怕，離開“眼睛”越近，反而奔跑得越快了。還沒等我從驚慌中鎮靜下來，我看見了白茫茫的青疙瘩山模糊的輪廓，“眼睛”依舊閃亮着，餓狼一點沒有動靜。漸漸地，我才看清了那“眼睛”原來不是狼，是青疙瘩山上地窩子裡的兩盞燈！一盞是趙場長的，一盞是我的。
我長舒了一口氣，下馬掀起當作門的氈簾進了屋，只見火牆爐子裡燒得通紅，爐子上水壺裡冒着噝噝的熱氣，趙場長端坐在我的火坑上，湊在煤油燈前看着什麼。 202
他見我進屋，緊鎖着的眉頭立即綻放出花一樣的笑容，一邊握住了我的雙手，一邊撣着我身上的雪花，還把我推出門外，他捧起地上的雪，擦我的手和臉。我看見狼的另外一隻眼睛、一旁他的那間地窩子裡的那盞煤油燈也亮着。
外面冰天雪地，他和我兩人合力蓋起來的地窩子裡，卻春意盎然、春風撲面。不知他進屋時是否看到或者聽到過有人說起我牆上貼着的“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生多”的對聯，反正他從來沒有提起，或許他根本不以為然，或許他對此也有同感。
一天，趙場長向我轉告了農五師批轉馬場的通知，1962年2月12日，烏魯木齊兵團司令部下發了同意我右派摘帽的批覆。他說，五分場對我的右派複查報告，早在1961年國慶節後就上報了，但各級組織查不到我的檔案，所以無從着手進行複查。年底，他到烏魯木齊開會，還是他向兵團組織部提出，按我的現實表現作出審查結論的建議。組織部接受了這個建議，根據中央有關文件精神，經過四個多月，終於作出了同意我右派摘帽的批覆。
最高領導和我，兩個方面的一念之差造成的錯案，一頂重似泰山的無形的帽子，一朝在巴里坤大草原上棄之如敝屣，而我卻沒有一點高興，處境也沒有一點改變，工資還是31.96元，工作還是在死亡線邊緣上掙扎，我出於對趙場長的感激，竟幼稚得連什麼叫落實政策都不知道，被侮辱、被損害成了不可逆轉的鐵案，我默認了這一切都是上帝恩賜的現狀。
魯迅撰文載，軍閥攻占一地，宣布發行新幣，舊幣作廢；隔日又稱，顧念民眾疾苦，已廢之舊幣作半值兌換，萬民雀躍。
我對開恩摘帽，雖然沒有雀躍，但是對摘帽後的不公正待遇，也沒有抗爭。誰又敢抗爭呢？誰又敢步祖泉太、陳太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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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塵呢？這是我的悲哀，右派們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這年冬天，我收到了老祖母從遙遠的東海之濱，托陳雪蘭給我寄來的金針、掛圖和針灸書籍。我在北風呼嘯聲中，躲在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生多的青疙瘩山的地窩子裡，咽着青稞饃饃、嚼着囫圇麥子，看着針灸書籍、練着虛實指法，悻悻然而不改其樂。但災難依然像幽靈一樣籠罩在我頭上。
第三次死，是發生在1962年5月大地化凍之後，趙場長安排我帶兩個農工去當地飛機場，參加飛機滅蝗的工作。
我的任務是，分配和記錄上飛機的殺滅蝗蟲的六六粉農藥，農工把一包一包的農藥，用肩膀扛上雙層機翼的安2型（安東諾夫2號）民用飛機上。我看農工天黑前來不及完成任務，便一下子把農藥包全部分配、記錄好後，也扛起六六粉跟着農工上飛機，直到飛機全部灑完。誰知當天晚上我就發起高熱、乃至昏迷，有人把我送回青疙瘩。趙場長立即派李會義騎了他的坐騎黃驃馬，火速去巴里坤醫院，請醫生出診來青疙瘩。
醫生一到問清情況後，立即用藥打點滴，說我工作時沒戴口罩，六六粉吸入過多，嚴重中毒，幸虧體質好、診治及時，否則會有生命之虞。經過一周治療，我才轉危為安，又揀回了這條命。這次“死”同馬沒有關係。
可是，這也是趙場長交給我的最後一項任務了。
不久，巴里坤軍馬場正式劃出農五師，直接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和國務院農墾部雙重領導，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890部隊四分隊。另外從石家莊騎兵師，調來一位叫趙秉文的擔任五分場的團政委。趙蘊璧調離五分場到總場任職。
新來的趙政委穿一條褪色緊身馬褲，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臉上常帶着微笑，在我還沒有對他留下其它什麼印象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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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也被調離了場部機關。
後來我才知道，趙場長和我的調離，同樊玉貴的暗中搗鬼不無關係。這個樊玉貴原是蘭州一個中學教師，在生活問題上出了毛病，仗着肚子裡有點墨水，靠總場什麼關係，混進了五分場。他來到青疙瘩後，看到趙場長對我十分器重，心生嫉妒，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我的小報告，想踏在我的背上爬上去，將我取而代之,然而趙場長卻不聽讒言。他一計不成再生一計，又打起了趙場長的主意，便向總場對趙場長打小報告，說他是槍桿子請來的舊軍人，包庇重用摘帽右派，思想政治立場有問題，不適宜擔任領導職務。
嫉妒有東西方之分，西方式的嫉妒是，自己努力趕上去超過你；東方式的嫉妒是，想方設法把你拉下來，也就超過了你。文人相輕、窩裡鬥古已有之，該死的東方式的嫉妒！這是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國，長期落後於西方列強的一個原因吧。
一年時間裡，我三度大難不死，必有什麼後福呢？
四十三、政治進食堂，幹部下伙房
1962年中蘇關係惡化日益明朗。馬場體制改革、人事調整，我在五分場的好領導的調動，好友周枋、宋金石的先後離去，此時儘管有倖免冠摘帽，還是感到若有所失，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這天新政委找我談話，宣傳了當前的形勢和“政治進食堂，幹部下伙房”的政策，宣布了我去一連炊事班的決定。我二話不說，捲鋪蓋走人，但是我還是住在貼着“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生多”的地窩子裡。 2 0 5
湖北炊事班長見我下伙房當炊事員十分高興，對我說：“這年頭自然災害，炊事員是個有油水的好差使。”還說“聽介紹，你上海家裡是開飯店的資本家，下伙房好好干。”右派出身於資本家家庭合乎情理，但開飯店之說，倒真有點哭笑不得。
炊事班由連隊一個副指導員兼事務長負責管理財務。我曾經聽周枋說，這個事務長是個只會拍馬奉承的草包，伙食賬說不清楚，要我有機會對炊事班多關心。
但是，炊事班一共三個人供百把個人用餐，確實也夠忙的。我下去以後，就像在五角場一樣，用拼命幹活消耗體力來泄憤。不論挑水、劈柴、洗菜、切肉、和面、燒火、開飯諸如此類的雜活，我都搶着干。下了伙房好處也真不少，大冷天不用騎馬外出了，地窩子不用愁沒有煤炭、柴禾取暖了，也不用按定量吃饃底有兩個眼的饃饃，可以敞開肚皮吃飯了。
我下伙房不久，炊事班接到要接待好軍馬局領導下五分場視察的吃喝任務。隔天，我和事務長一共五個人擬菜單、排分工忙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設在蘭州有個軍馬局，具體分管全國十個軍馬場的業務。下五分場視察的這位領導是侯副局長，是個大官，要好生招待。
這天上午九點開始，大家張望着從天山上下來的吉普車。十點不到，一輛吉普車如期而至，侯副局長等一行三人由趙政委陪同進了辦公室。炊事班在周開直接指揮下也開始了工作，我們第一道是向會議室上哈密瓜。
我第一次知道，每年夏天五分場有一萬斤哈密瓜，供對外招待和分場上下幹部食用。
哈密瓜以瓜瓤的顏色分，有琥珀黃、橄欖青和六月雪三個檔次，其中六月雪的白瓤最罕見，為瓜中上品。這天招待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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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白瓤為主，間以青黃兩色，滿滿兩大盤，又好看又香甜。
在裝盤時，我先吃為快，每種瓜我都嘗了一塊。我感到每種瓜各有特色，黃瓤香、青瓤脆、白瓤甜，然而不論那一種，都是入口即化、沁人心脾。
那邊兒領導們高談闊論，這壁廂炊事班手忙腳亂，羊肉、牛肉、鹿脯肉，切絲、剁塊、做丸子，烙餅、油餅、富有包子，奶酪、糊糊、大尾巴羊油伴阿克蘇香稻的抓飯，加上一大桶自釀青稞酒。我點了一下，一共準備了24道。待到會議結束，老劉、小李和樊玉貴一起加入了炊事班的跑堂行列，把美味佳餚一道道和盤托出，10個人24道菜，觥籌交錯、杯盤狼藉。我總算看到了邊塞戈壁灘上的滿漢大席，大開了眼界。
在這次招待中，我除了知道農五師每年犒勞五分場一萬斤哈密瓜外，還知道了每年一人10斤白面（精白粉5.1面）和10斤大米（阿克蘇香稻）的秘密。
一天半夜，湖北班長到我房間來把我叫醒，說：“老花，快起來吃饃喝糊糊，今晚機耕連本說好有人加班，格老兒不加了，做好的白面饃，我們吃了個毬！”我聽說白面饃心裡一愣，擔心這是他們幾個拖我下水試探性的第一步，還是多加小心不貪這個嘴為好，推說犯睏吃不下沒有去。
也許是我知道了炊事班太多的秘密，也許是那天深夜我沒有去吃白面饃饃，反正我在炊事班沒有干多久，又調去分場新建立的種菜組，當上了種菜員。這是我自己封的官銜，加上炊事員和本職工作員，我到五分場已經接連幹過九個差事了。
我進食堂算什麼政治？我下伙房算什麼幹部？到種菜組當農工，對我才是得其所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老四川農業技術員劉澤濤、甘肅才子樊玉貴也同我一起下了種菜組。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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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麼運動，我和老劉、樊玉貴湊數成了下放幹部。
巴里坤的耕地以種植小麥、油菜為主，蔬菜屈指可數就那麼幾種，大路菜有土豆、蘿蔔和大白菜。
巴里坤的土豆產量很高，一年一熟，畝產上千斤，秋收後，放在地窖里過冬。翻窖是女工在冬天干的主要工作。土豆可當糧可當菜，放點水煮熟了，土豆皮很容易撕下，露出亮晶晶的土豆肉，綿軟可口。開春後，經地窖冷藏沒有凍壞留種的土豆，還可以當水果吃，嫩嫩的、甜甜的水分很多，比生梨還好吃。
這裡的農工每戶都墾荒種幾分地土豆，留着秋收後過冬。我在種菜組時，也開墾了一塊有二、三分大的荒地，把土豆帶芽切成塊狀，栽種在攏起的沙土裡。
巴里坤的蘿蔔以水蘿蔔為主，天天要向蘿蔔地灌水，只要有水，一年可產二、三熟。種菜組成立後，我的主業就是種水蘿蔔。我單槍匹馬在紅星渠邊上一塊邊角地里，種了幾畝地的水蘿蔔。蘿蔔地築起了一行行的水溝，播種後沒幾天，泥土裡鑽出了嫩綠的蘿蔔秧，我輕撫着可愛的秧苗，每天澆水不止。
我沒有種過大白菜，這種菜可長得像小孩一樣高，只知道這裡大白菜的原產地是蘇聯，我們稱它為蘇聯大白菜。
種菜組的樊玉貴就像是趙家巷的小潘，以向領導打小報告為樂，他說我種自留地、搞單幹，思想有問題。我還沒有吃到自己種的水蘿蔔和自留地上的土豆，入夏農忙前調離了種菜組，下放到遠離五分場的大柳溝生產隊。不久種菜組解散，劉澤濤官復原職;樊玉貴靠總場的背景，朝中有人好做官，調回五分場，如願以償代替我當上了五分場的文化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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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三尼一鐵五鬼鬧中華
大柳溝生產隊是五分場下屬一個獨立的連隊，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是自然條件、生產收益最好的一個單位。黨支部書記（兼連長）的黃火金，廣東人，是王震三五九旅的舊部；副連長李志義是一個年輕幹部，河南人；副書記譚奎山是青海人，一個班子五湖四海來自三個地方。
從這個安排上看，新政委趙秉文對我還算是照顧的，讓我離開樊玉貴，調一個工作環境，也許這也是趙蘊璧場長在臨走前的建議吧。
我告別了小紅馬，坐拖拉機去大柳溝報到。到大柳溝連部的時候，連長黃火金正坐在辦公室門口，抽着煙、曬着太陽、捻着毛線。當時春耕農忙還沒有開始，農工出工以後，連隊幹部沒事幹，都在干私活，一派悠閒的農家樂景象。
我記得，新政委趙秉文在一次辦公會議上，批評有些連隊生產上不去，幹部都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同時表揚了大柳溝連隊幹部曬太陽、打毛衣，生產照樣紅火，說，這才是領導水平。當時我還覺得有點不理解。
那個曬太陽、打毛衣、有水平的領導，見到我便放下手中的活，寒暄之後，進了辦公室簡單介紹了連隊的情況和對我的工作安排。他從上衣口袋裡抽出一張小紙片，還掏出了煙荷包用三個手指捻了一撮煙葉，說了一聲“給”。當地人都抽這種“磨合煙”，這位連長還是第一個給我敬煙的人（老劉、周枋、宋金石都不抽煙），儘管我當時不抽煙，恭敬不如從命，只得謝過。我吸了一口，嗆得不行，抽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支煙。
隊裡把我安排在一排，排長夏加友湖北黃崗人，是兵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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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模範。夏加友高高的個子，弓着背，他把我領到他住的一個大房間裡。這裡單身農工都住這種大房子，一個排30幾個農工全部住在一起。夏加友讓我就把兩隻皮箱和被褥鋪蓋，放在他床鋪旁邊正對房門的空位上。我跟着夏加友開始了我的農工生活。
上帝捏一把土造了人，人死去後又復歸於土。我從國光社的農民做起，到巴里坤做過九種“員”之後，九九歸一，最後還是當上了農工。
一排長夏加友這個兵團勞模，確是名符其實的。他力大如牛、吃苦耐勞，身先士卒、早出晚歸,幹活從不多說話。200多斤的一麻袋麥子，雙手摳住麻袋兩隻角，往肩頭一甩就走。而別的農工都是要兩個人才能搬動一袋的。我在國光社也數得上是個好勞力了，同樣200多斤的一袋麥子，我先要站好馬步，把它從地上掀到腿上，再從腿上才能掀到肩上。
一次，一個拖拉機手從斯大林80號上跳下車時扭傷了踝關節，舉步困難。我試着為他扎金針，在解溪、阿是兩個穴道，用強刺激指法治療，第二天他就下地行走了，一時在大柳溝引起了一片讚揚聲。就這樣，我漸漸博得了大柳溝上下的另眼相看，經常有農工到我床鋪來聊天，聊的結果是，我的《春秋左傳》、《戰國策》幾套線裝書全被拿去抽“磨合煙”用了。
大柳溝連隊有醫務室，負責人就是總場紅星醫院下放的張醫生，衛生員是總場政治部主任的小姨子邵文潔。邵文潔面色紅潤、明齒皓眸，鑲一顆金牙，笑容燦爛。她是山東威海人，衛校畢業，家鄉自然災害，便投奔在軍馬場當政治部主任的姐夫家，被安排到大柳溝連隊當衛生員。
畢竟是山東姑娘，性格直爽開朗，我到大柳溝不久，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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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看我是大城市下來的知識份子，勞動力又好，還會打金針，便經常叫我到醫務室問長問短說家常，還主動要我把旬假髮下來的面和肉交給她，由她和女宿舍一個好姐妹湖北丫頭幫我做了一起吃。那時我24歲，正在青春年少、君子好逑的年齡，剛到大柳溝人生地不熟，見有美貌女子拋來的繡球，而且還是總場大幹部的小姨子，自然是一口答應。從此每逢旬假，我請了張醫生同邵文潔等幾個丫頭，一起包餃子、擀麵條、汆油餅、炕烙餅，着實享了幾個月的福。張醫生私底下趣笑說我不但有口福，而且還有艷福。
就在我到大柳溝不久，五分場機耕連連長周桐森，也受到排擠下放大柳溝當農工。他是蘇州人，是我在巴里坤遇到的第三個說吳越方言的人。還有兩個，一個是勞改隊的上海妓女，一個是從無錫遷到哈密的八一鋼鐵廠的老無錫廠長。周桐森下來以後，很快成了我繼周枋、宋金石之外的第三個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一直到分離很長一段時期還保持通信聯繫。
周桐森、張醫生和農工們對我的過去有所了解後，漸漸有了感情。他們聽說我下過伙房，便斷斷續續地告訴我大柳溝連隊炊事班的一些事。他們說，副連長李志義同夏加友一樣，是個只知埋頭生產的好幹部，天坍塌下來也不管；孬的是黨支部副書記兼事務長的譚奎山，他夥同黃火金沆瀣一氣，貪、吃、扒、挪，每年每個職工的10斤白面和10斤大米，大部分被他們私分了，甚至還瞞上欺下經常扣壓農工工資。他們要我幫他們整理材料，請邵文潔交給她姐夫上報總場有關部門。
我是一個愛打抱不平的人，那時血氣方剛，當右派時，用拼命幹活來宣泄，右派摘帽後，正想在體力勞動以外有所作為，體現自身的價值，看到青疙瘩、大柳溝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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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義不容辭地接受了大家的信託。我經過調查取證，起草成文，交給了邵文潔。
沒有不透風的牆，這年國慶前發冬裝，譚奎山故意找岔，發給我一套舊的軍用棉衣褲激怒我，我表示不滿時，他露出了兵痞的猙獰面目，竟借題發揮惡狠狠地說：“媽里個巴子，一套棉襖嫌新嫌舊，不要拉倒，再嚕囌，老子斃了你！”說罷當真拔出手槍，“啪”的一聲重重地把桌子拍了一道裂縫。
當時李連副、張醫生和周桐森都在場，我臉漲得通紅正想發作，他們三個怕事鬧大，一齊上來勸阻。周桐森還用蘇州話對我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心想也對，丟下棉衣，轉身就走。後來，還是副連長李志義給我領了一套新的，送到我房裡。這次衝突後，我在大柳溝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可是好景不長，就在我為這些瑣事爭鬥的時候，卻對周圍早已發生的大事竟渾然不知。陳文莘所在的新疆伊寧農四師地區，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策動下，煽動我國居民外逃，1962年5月29日，製造了衝擊中共伊犁區黨委和搗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政府機關、掄文件、毆打負責幹部的反革命暴亂。農四師奉自治區和兵團黨委命令，派出1個警衛連、2個武裝民兵排，協助公安幹警維持秩序，奪回被暴徒占領的伊犁州人委辦公大樓，次日，伊寧市成立衛戍司令部，徹底控制了局面。這就是震驚一時的伊犁事變。
伊犁事變雖然得到平息，但與巴里坤接壤的蒙古的澤登巴爾配合蘇聯赫魯曉夫反華，並向我國爭奪領土，叫囂要重新劃分中蒙邊境。伊犁事變後半年來，中蒙邊境時有尋釁流血事件發生。中央軍委從石家莊調派了兩個騎兵師進駐巴里坤天山廟、口門子、松樹塘一帶。大柳溝連隊，也在辦公室屋頂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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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輕機槍，日夜派人值班。
中蘇關係惡化，形勢緊張一觸即發。軍馬場跟着開展了“三尼一鐵五鬼鬧中華”的政治宣傳。“三尼”是美國的尼克松、印度的尼赫魯和蘇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一鐵”是南斯拉夫的鐵托，“五鬼”就是台灣、日本、蒙古、南越、南朝鮮。
內憂未除，外患又生。我為幫助大柳溝農工剷除內憂、反映譚奎山貪贓枉法扣壓工資的報告一時還沒有下文而心事重重，現在又面臨“三尼一鐵五鬼鬧中華”的外患，我在內外交困之中，提心弔膽地過了一天又一天。
四十五、再見吧，天山上的青松白雪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巴里坤進駐國防軍騎兵師後,一天,黃火金找我談話，向我宣讀了軍馬場為加強國防關於清理、安排非軍隊編制人員的決定。他說，安排非軍隊編制人員去向有三個可供選擇：一是調阿勒泰軍馬場；二是去哈密建設兵團農五師；三是返回原籍，從那裡來到那裡去。說是讓我考慮好後，即可離開大柳溝，去五分場場部辦理手續。
聽到這個決定，如聞春雷，悲喜交加，我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求看決定的原件。這位書記說，這是口頭傳達的內部文件，沒有下發的書面，如不清楚可去分場部詢問。我不假思索地作出了第三個去向的選擇，返回原籍贍養老祖母。
天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年前，我在《懷母詞》中發的願：“對月期二指，飛鳥投故林”，竟在內憂外患交錯困惑的情況下實現了，真可謂天從人願，還有什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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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回上海更合我的心意呢！
我可以回上海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遍了大柳溝連隊上下。第一個來向我祝賀的是周桐森，我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希望。他陪我在大柳溝度過了最後一段難以忘懷的時光。
一天，他在房間裡，抓住了竄到他屋裡的黃火金家飼養的一隻兔子。只見他二話不說，倒提了兔子的兩隻後腳，在兔子耳門上猛擊一掌，乾淨利落地結果了兔子的小命。他廚藝不錯，做了一大碗五香兔肉，斟了青稞酒，美美兒地款待了我一頓。
一排長夏加友對我的返滬表示意外，他雖然不善言談，但是喜歡聽我同他聊家常、侃大道，尤其是他家鄉有什麼事，總是先告訴我，要我幫他拿主意，他的家信也責無旁貸地全部由我包辦了。
對我回上海最高興的自然是譚奎山，還有黃火金。其實他們高興的不是我回上海，我去哈密也好，我去阿勒泰也好，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我離開大柳溝就行。後來我知道，我這次之所以能以“從那裡來到那裡去，返回原籍”的政策僥倖返回上海，全仗着我對他們寫了揭發報告的偶然行為，無意之中捅了馬蜂窩，激怒了他們，他們鑽政策的孔子，借清理非軍隊編制人員的名義,趁機排斥異己，急於把我作為盲流人員趕出大柳溝。當時，還沒有幹部調離大柳溝的，我是第一個。
我雖然不是盲流人員，只要能回上海，樂得將錯就錯了。我的人事關係在五分場，黃火金又是分場新政委眼中的紅人，趙秉文對辭退我的意見，也是將錯就錯批准了。如果五分場當家人仍然是趙蘊璧，會出現什麼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唯一對我回上海若有所失的是邵文潔，要不是我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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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譚兩人,他們對我下了逐客令，以我的處境，邵文潔很可能是我在巴里坤擇偶的首選。
果然，我同山東姑娘告別時，她送給我她刺繡的女紅一雙漂亮的襪底；她給了我許多底片，托我到上海照相館放大加印；還給我留了她父親的地址。她父親是威海一個農機站的站長,她要我回上海後有機會到威海去做客。
後來我一到上海，就去南京路王開照相館，按她的要求放大加印，一張不留地全部寄給了她。她在收到照片後，立即給我回信，除了流露出一點難捨的惜別之情外，對我為她寄上的加印照片、還特別代替大柳溝隊全體農工向我表示感謝。
原來，在我離開大柳溝後，軍馬場黨委對我寫的揭發黃、譚貪贓枉法、扣發工資的情況報告，進行了調查，經核實無誤後，作出了處理：黃火金調出大柳溝、降職留黨察看，譚奎山開除黨籍和職務，下連隊當農工。原副連長李志義提任連長兼副書記，書記暫缺，由總場黨委另行任命。
她在信上激動地告訴說，宣布那天，大柳溝沸騰了！大家高呼着“老花！老花！”還說，“如果老花不走，我們推舉他當連長、李志義當書記。”邵文潔還給我寄來一些錢,說是補發給我的我到大柳溝後被貪污的伙食費。
邵文潔還說，1963年春節大家過了一個揚眉吐氣的快樂年，中蒙簽訂了邊界條約，原來緊張的形勢緩和了，辦公室屋頂的機槍也撤下了，目前，總場趁農閒，以大柳溝為鑑，正在對青疙瘩一連的財務進行檢查。我想，周開、樊玉貴之流也該惡貫滿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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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提了來新疆時的兩隻皮箱，就是原來放衣物、書本和衛生紙的那兩隻箱子，現在一箱放了幾件衣服、剩下的幾冊書籍、羊毛和自己挖的黨參、甘草，一箱放了風乾羊肉和自己種的土豆，坐着從青疙瘩來報到時坐的拖拉機，匆匆地離開了生活了將近半年的夢魘般的大柳溝。
車緩緩滾動經過辦公室門前的時候，黃火金、譚奎山他們，依然坐在慘白的太陽下在捻毛線、打毛衣，對我似乎不自在地點了點頭，臉上似乎還掠過一絲陰森得意的笑，一句話也不說。李連副、張醫生、一排長夏加友和邵文潔、湖北丫頭等還有許多農工，簇擁着跟着車走到了路口，幾十雙手依依不捨地揮動告別，場面感人，至今如在眼前。
周桐森陪我到五分場辦理手續。五分場給我開了一份退職證明（從退職證明上我才知道自己只是按工資套算出來的行政29級幹部），給我轉發了口門子公安派出所簽發的戶籍遷往上海的證明，還發給我按月工資標準3 1.96元的三個月退職費和差旅費一共200來元錢。我從來沒有一次拿到過這麼許多錢，高興得有點忘乎所以了，連右派平反後的待遇調整等問題，都被能回上海的好心情拋在九霄雲外了。
五分場還有兩件事牽掛我心頭，第一件是，到我的地窩子裡再坐一會兒。趙蘊璧同我一起蓋的地窩子空着，那副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生多的對聯還好好的貼着，真是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啊。
第二件事是，我還要去看一眼，同我作伴兩年還被我無情地猛刺一刀的小紅馬娃子，哦不！它已經不是馬娃子了,他已長成一匹油光鮮亮、膘肥臀圓的紅鬃烈馬了。
我找到了李會義，李會義幫我牽來了紅鬃馬。紅鬃馬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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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還認識舊主人，不停地搖晃着頭、飄拂着尾巴，長嘶着。看來，我那副對聯應該把“人少畜生多”改為 “畜生比人親”才對。我緊緊地抱住了紅鬃馬的脖子、拍着紅鬃馬的屁股，流下了兩行愧疚辛酸感慨的熱淚……。
當天下午，我要離開五分場了，我頻頻看着青疙瘩山和我的地窩子。我同周桐森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互祝保重。我回上海後,周桐森去信告訴我，他不久也落實了政策，調到農五師哈密火石泉農場機耕連當連長，還成了家。
小鬼李會義讓我再騎一次紅鬃馬,他騎一匹青蓮哨子馱着我的行李送我到松樹塘。一路上，小李告訴我，他是大柳溝李志義副連長的弟弟，他聽李志義說過關於我在大柳溝的一些事，他說，哥哥背後一直在誇你是個漢子，“中！”。
下午一到松樹塘，正好碰到有照相的，我在天山腳下，騎着紅鬃馬拍了一張，連同年前冬天穿着大衣拍的，這僅有的兩張照片作為對馬場的紀念。印好的照片,第二天一早就給了我。
軍馬場安排我先在招待所過夜，第二天搭車去哈密。
松樹塘唯一讓我牽掛的是趙蘊璧，我在總場機關辦公室里沒有找到他，說是外出就回來。趁這個空，我讓小李陪我到總場各處轉了一圈。我們去了加工場、紅星劇場和養鹿場，後來，聽說巴里坤養鹿場還成了旅遊景點。只可惜同來松樹塘分到加工場的白牡丹小開是早已不在人世了。
這個養鹿場使我想起了大詩人艾青。按照中央對上海右派到新疆、北京右派去東北的部署，艾青當了右派後，送東北農場勞動改造，農墾部長王震知道後，讓他當了養鹿場的副場長。一次艾青詩興大發，打開了養鹿場的大門，高呼“小鹿呵，在草原上自由奔馳吧！”還說願把當時被封存在銀行里的稿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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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另一個文藝界的大右派丁玲，則在東北當了養雞老太婆。
小李陪我參觀劇場時告訴我，總場陶政委是兵團陶峙岳司令員的侄子，有三個秘書侍候左右。據說，司令員吃罷飯的洗碗水，一擦火可以燃起火苗來，按當年缺糧少油的情況，這樣的生活標準，自然是令人咋舌、羨慕不已了。
走了一圈回來，我終於見到了趙場長。他握着我手的時候，黧黑的臉興奮得變成了紫色。他離開五分場後，在總場民族處當處長，補了他愛人的缺。他至今還是單身，他已知道我要回上海，囑我不要去招待所，到他屋子裡住一夜，好說說話。
這是難忘的一夜，在他有如他的人品一樣潔淨儉樸的房間裡，牆角爐子上的銅水壺，仍舊擦得鋥亮；最顯眼的牆中央，仍舊懸掛着一把獵槍和一個有兩支犄角的鹿頭，還有一幅他與他愛人的結婚照。他見我目不轉睛地在看照片，似乎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動情地說：“新疆和平解放那年,他一共花了相當於現在5元錢辦的婚事，拍了這張照片，餘下的買了喜糖，誰知她這麼早就走了，我真對不起她。”
他對我說，馬場被總後勤部接收後，有一個大發展的計劃，現在正是用人之際，你為什麼一定要走。他說，三個去向的政策，只適用清理外來盲流人員，黃火金套用這個政策來趕你走是錯誤的，你如不願走，還可向總場反映。他還說，讓你下放到大柳溝，是他的建議，是暫時的，他本準備過一段時期，形勢穩定後，把我上調到總場來，不料一切都被攪亂了。
我告訴他,上海家裡有相依為命的老祖母，回去是我最好的選擇，黃火金的錯成全了我，錯就讓它錯吧。
老領導對我為祖母的拳拳之心表示理解和支持，他最後告訴我，上海是國務院規定的嚴格控制進城的全國17個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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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在北京後面的一個特大城市，如果報不進戶口，去信給他，他會設法對我另外安排的。
我感謝老領導的知遇之恩，但我更感謝命運的安排。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命運作弄人，命運也讓我因禍得福啊！
這一夜，一個摘帽右派，一個軍人領導，兩人情投意合、抵足而眠、迴腸盪氣、徹夜長談，從志趣、愛好，工作，到朋友、婚姻、家庭，談得很多很多。
第二天，我送給趙場長一首六行小詩，含淚告別：
再見吧，天山上的白雪青松，
再見吧，草原上的駝馬牛羊，
再見吧，戈壁灘的寂寞荒涼，
再見吧，巴里坤的善良人們，
我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個流浪漢，
又結束了一次命運的遊蕩……
從1960年8月，至1962年10月，我在巴里坤草原上，整整度過了800多個日日夜夜，儘管這是宇宙長河中短暫的一瞬，而在我卻好似經歷了漫長的多半個世紀。
從嘉峪關到玉門關，從天山到青疙瘩山，還有莫欽烏拉山、薩爾喬克西山、準噶爾山，以及青疙瘩山前埋葬着樊梨花女兵英魂、穴居着千年銀孤的小沙山，真可謂關山重重、劫難頻頻啊！
一切都將過去，
新的一天又將來臨，
對月期二指，飛鳥投故林，
我在與天斗之中全身而歸了。 2 1 9
第七章 黃
浦水寒
（1962.11－1979.8）
四十六、連續報了一年臨時戶口
突然接到通知必須去新疆，又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回上海，我好似一枚棋子，被造化任意的擺弄，經歷了並不其樂融融的與地斗、與天斗之後，預感到又要面臨與人斗的噩運了。
八千里路雲和月，三十功名塵與土，我25歲那年，列車從哈密到蘭州，又從蘭州風馳電掣三千餘里，送我攜着兩隻皮箱、一身膻腥，回到闊別了三個年頭的上海，圓了我“對月期二指，飛鳥投故林”的願和夢。
出了北火車站，叫了一輛三輪車，過了蘇州河河南路橋，看到了洋涇浜天主堂的十字架，聽到了黃浦江上輪船的汽笛聲，三輪車停在楊家渡街142號的黑漆大門前，我終於到家了。
我見到了形容枯槁、年逾花甲的老祖母，見到了面有菜色、神態怪異的左鄰右舍。這時我才發覺，老宅寬敞明亮的客堂間，南面一半也隔成了房間住了一戶人家，中間只留一條通道，進入祖母和我作臥室的廂房。原來住在客堂間北面的、在輪船上做老管的沈家已經搬走，這間房現在隔成了兩小間，一間住廣州遷來的船員俞銀泉家，一間住河南中路中圖公司的單身漢周茂春。我家用作廚房的大亭子間，也隔成兩間，一間住做生意的黃煜麟家，一間住中醫師陶筱泉家。
時隔三秋，我家變成了七十二家房客，一進門，只感到逼仄和鬱悶，這幾年的苦日子，祖母不知是怎麼慘澹經營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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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為她老人家了。現在好了，我回來了。
祖母和老鄰居們都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說我比離家時更結實、更精神了。他們飽經了三年“自然災害”之苦，個個面有菜色，我卻滿面紅光，好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他們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每月糧食定量25斤，吃光榮菜。我在這三年中，每月45斤，而且還享受以肉代糧的特殊待遇。
回到家裡，我迫不及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取出替換衣服，趕緊去十六鋪太平洋浴室洗個澡。
孵渾堂真是人生一大樂事，更不必說對一個800多天沒有洗過一次熱水澡的人。我赤條條地一絲不掛，在滾燙的焦池邊燙腳，在瀰漫的蒸汽中擦背，之後回到包房，在雪白的大毛巾包裹下做按摩。我在滿耳的揚州官話吆喝聲中，呷一口菊花茶，抽一口前門煙，心無旁騖，神馳千里，然後迷迷糊糊、悠悠忽忽地睡了一覺。這是何等的逍遙快活、何等的悠閒自在啊。
我做的第二件事才是收拾行李。打開皮箱一看傻了眼，原想帶回來當作生梨給老祖母吃的新疆土豆，竟全部出汗變軟，一點也不脆不甜了。我只知道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不料，土豆在新疆脆似梨，離開了新疆就現了原形，仍舊還是土豆，是由於溫差懸殊，上海沒有零下43度的緣故吧。
祖母很喜歡我帶回來的羊肉和羊毛，當天她就做了一鍋濃油赤醬的紅燒羊肉，她說新疆的羊肉是山羊肉，沒有膻味。她拿羊毛出去加工，脫脂搓成線、染了色，打成了一件羊毛短大衣，不久過冬就穿上了。
我帶回的黨參、甘草，祖母問了亭子間陶醫生，說黨參補脾胃，可同紅棗煎湯喝。她用紅絲繩五、六支扎一把，當作我新疆的禮物送給了左鄰右舍、親朋好友。我也帶了一些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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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參和出了汗的土豆，去看望前幾年已經從煙臺回到上海的母親，那時她住在盧家灣。
我回上海當天做的第三件事，是同已經暌違了三年的羅春德、唐寶祥等老朋友見了面。在同兩個老朋友的相聚中，我又結識了一位在蓬萊中學比我們低一級的呂克榮。從他們口中，我還得悉了吳公壽老師介紹給我交朋友的陳雪蘭也已經從北京鋼鐵學院病退回上海交大就讀又因病休學在家的情況，這真使我悲喜交集、感慨莫名。
第二天，我拿了巴里坤口門子公安派出所簽發的戶口遷移證，去所在地小東門派出所申報戶口。地區承辦民警叫李家華，他吃驚地說，中央有政策，上海戶口只出不進，你的戶口是怎麼遷出來的。還說，現在上海正在動員社會青年去新疆建設兵團，而你恰好又是從這個地方來的，無論從中央政策到地方具體情況，你的戶口都沒法報。
我說，我來上海，是中蘇關係惡化，中央從石家莊調了兩個騎兵師駐紮巴里坤，老百姓從那裡來到那裡去，我的家如果在新疆就回新疆去，我的家恰好在上海，所以只能回上海來，個人服從整體，地方服從中央，你們作為地方，必須在上海給我報戶口，何況我還是錯劃的摘帽右派。李家華一時語塞。
但他有國家政策作後遁，我以右派經歷為依靠，針尖對麥芒，唇槍舌劍，互不相讓。我向派出所提出申請，我去華東局走訪面談，我給國務院陳毅副總理去信上訴，如此這般，我堅信戶口問題一定能解決，沒有打退堂鼓，去信給趙蘊璧要求重返新疆。
經歷了長達一年多時間各種途徑和各種形式的激烈交涉，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我的戶籍關係，終於在1964年1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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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重新落戶上海市南市區小東門公安派出所管轄的楊家渡街142號。
新疆回滬後，我用了一年多時間，為解決居住權而奮鬥。我以中蘇關係惡化、被遣返回滬為契機，以家庭解放上海有功、右派錯劃為由頭，四面出擊，上訪申訴。翻案雖然沒有成功，戶口終於報進，為我以後化解接一連二的劫難，積聚了膽識和經驗。
我有一首七律《入戶》詩第一、二聯這樣寫道：
金榜題名詩一首，仍將董道學九歌，
玉門關老傷心月，黃浦水寒夕照樓。
“金榜題名”云云，是說我為寫《天罵篇》而成了右派，而矢志不渝，而發配玉門關外。“黃浦水寒”則是說我的預感，有道是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而我經過關山重重的新疆巴里坤，回到從小陪伴我長大的黃浦江邊，不知還會有幾多窮山惡水、淒風苦雨，在前面等着我。
在申報戶口的頻繁交往中，民警李家華卻成了我回滬後新結識的一個好朋友。他經常到我家裡來聊天，起初我以為他把我當作不安定因素，來察看我、監管我，對之十分警惕。後來他告訴我，他作為一個地區片警，一開始，確實有這種想法，但是接觸一多，對我有所了解，認為我為人坦誠厚道、見多識廣，十分樂意同我這樣的知識青年打交道、做朋友。其實，我想他是出於內心對右派的好奇和仰慕，而不敢說出來吧。
當年是計劃經濟時期，是一個什麼都緊缺、只有勞動力過剩的年代。最初我因為沒有正式戶口，不能到勞動部門申請工作，連自願出賣勞動力、供人剝削剩餘價值的機會也沒有，只能以臨時戶口的身份，每月到糧管所領取25斤糧票，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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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來的可憐的一點點退職費，量入為出、苟延殘喘地維持祖孫兩人的生計。戶口報進以後，我開始了在上海的就業生涯，不必重返新疆投靠趙蘊璧了。
四十七、斷續做了兩年臨時工
那時候，三年“自然災害”剛結束，整個國民經濟處於調整時期，工作難找，一職難求。我在小東門街道勞動調配站，以社會閒散勞動力的身份登記，等待用工的通知。
頭幾天，我曾經自尋門路去做過幾天代課教師，不久學校知道我的右派經歷後，就婉言回掉了我，當時我做教師是自討沒趣的非分之想。此路不通，我又想依靠在軍馬場學過的金針行醫謀生，便買來大幅穴位掛圖，貼在牆上觀摩推敲，苦於天性愚鈍，又沒有名師指點，學點皮毛，亳無長進。我知道人命關天，行醫要有資質，只能不了了之。
為節省開支，我讓串街走巷吆喝“頭剃伐”的一個崇明師傅理髮。此人40年代參加新四軍入了黨，在淮海戰役中受傷後回崇明鄉下務農，解放後盲流上海靠理髮謀生卻中斷了組織關係，我為他寫信恢復了黨籍。他見我沒有工作，便買了專用的軋刀、剪刀、木梳，收我為徒跟他學藝理髮。最初我還花了不少錢買糖給小孩吃，讓他們樂意伸頭給我學剃頭。每當我提着小包單挑上街時，只是難以啟齒吆喝“頭剃伐”，一分錢沒賺到，此路還是不通。不過，後來祖母和妻兒的頭倒是我理的。
當時，閒散勞力最理想的位置，是直接分配進單位當基本工，此外就是做臨時工。臨時工的門類就多了，有隻做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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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乃至幾小時的零星短工，有季節性的季度工，也有工作關係性質是臨時的，卻能長期做下去的臨時長工。在當時國民經濟不景氣，各單位嚴格控制用工編制的情勢下，“臨時長工”自然是最好的出路了。
雖然有了求職的資格，但是還要有做工的機會，我得到的第一個不是機會的機會，是踏勞動車為菜場送菜，還是自己削尖腦袋找到的。十六鋪有個蔬菜公司，公司有一個集散中心，每天下午六點鐘後，各地用車船運來的各種蔬菜陸續進場，在裝了菜的籮筐上插上了提貨編號，分門別類地堆放在場內。
我閒着無事進場看到卸貨的人，便厚着臉皮問要不要送菜的勞動工。功夫不負有心人，事有湊巧，一次剛好有一位蔬菜公司的管事，說需要一個踏黃魚車的運輸工，自行車、拖車由菜市場提供借用，晚上10點鐘後，往長寧區諸安浜路、法華鎮路、玉屏路等沿途四五個菜場送冬筍，每晚2000多斤，每百斤運費0.2－0.4元不等，只要街道服務中心開一個介紹信，並為你開運輸費收據就行了，如果街道同意，明天到蔬菜公司找他們領取黃魚車的拖車、自行車和提貨單。
第二天上午，我到街道勞動調配站說了送菜的情況和要求，調配站一口答應，但說每開一張收據，要收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費。還說這個工作很辛苦，黃魚車一夜要跑兩車，每晚10點後才能發貨，天亮5點前一定要送到，不能遲誤，以前有人送過，不是吃不消，就是經常延誤，被蔬菜公司回掉生意了。
我估計，每晚有效時間按6小時算，3小時一個來回，沒有問題。第二天，我便開始夜出早歸，半夜出車前去點心店吃一碗麵；出第二車時，啃一隻冷饅頭、喝幾口熱水；回來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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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晨6點鐘了，再去點心店吃一團粢飯、一副大餅油條、喝一碗豆腐漿，或一大碗肉絲湯麵、湯年糕什麼的，慰勞慰勞自己。還順便多買一份點心帶回家給老祖母吃。一夜下來，吃用開銷之餘，淨收入四、五元，真有點阿Q式的發了的感覺。
十六鋪到玉屏路，要送的菜場都在延安路兩側。我有時故意繞道從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前經過，希望能夠遇上最後一場電影散場的相識的熟人，想一顯自己踏黃魚車的風采。我有時重車經過華東局門口停車休息，取下墊在坐墊上的差點被“斃”爭來的黃棉襖，披上肩，過馬路去同兩個值班門崗聊天。那時夜靜更深，兩位“兵兄”正閒得慌，見我穿着四個兜的軍官服，以為是部隊轉業退伍的，便問是哪個部隊的，我回答890部隊後，三個人天南地北地聊開了，過足了當軍官的癮。
有一次車到華東局，感到自行車輪胎漏氣，我向門崗借了打氣筒，打足了氣。但沒有踏上幾分鐘，輪胎又癟了，估計是內胎破了。半夜三更，前不把村後不把店，找不到修車補胎的，只得硬着頭皮把自行車扔在拖車上，調整了前後經重，用盡吃奶的力氣，把1000多斤重的車硬是按時拉到了小菜場。
這個自己找來的工作，只做了兩個星期便壽終正寢、偃旗息鼓結束了。不久卻接到里委勞動幹事趙福娣的通知，要我去街道勞動調配站報到。勞動調配站安排我去街道生產組（又叫打包組）拉大白菜，這是我回上海做的第三個工作。
生產組實行統一工資制，一天8角，做一天算一天。春節前，大白菜大量上市，我報到後，在黃浦江邊的關橋碼頭（又叫九號碼頭）搬運從崇明運來的大白菜，轉送到十六鋪蔬菜公司市場裡。
我一開始就乾重活扛大白菜，把從船上起艙裝在籮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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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兩個人扛到勞動車上，一籮筐４00來斤，不是強勞動力，一天扛下來也夠嗆。逢到落潮漲潮，活動碼頭同地面落差很大，我就改推橋頭，就是在車後幫助裝了白菜的勞動車推上地面或拖住車輛緩衝下坡車速。比較輕的是運輸工，兩個人拉一輛車，把裝滿白菜的車拉到蔬菜公司去。一車裝兩筐大白菜，重車去，空車來，在外馬路、中山南路上穿梭往返。
有時候拉車的人來不及運輸，我便主動要求去拉車，我是一個人拉一輛加長車，一車三筐，一千多斤重。這拉車的活，比當年在五角場拉糞車要輕鬆得多了，我兩腳生風，跑得比兩個人拉一輛小車的還要快。
生產組女工居多，也有一些青壯年男工，從雲南回滬的8級車工繆根寶，判了15年徒刑的李治平的兒子李敬都是。他們知道我讀過大學，見我不計報酬，還有用不完的力氣，乾脆稱呼我大力士大學生，這個美名，很快便在小東門地區傳開。
一次，蔬菜公司有一個突擊任務，高陽路碼頭需要20個身強力壯的臨時工，在規定時間內，把按出口標準精選過的大白菜打包，搬運上外洋輪。我是有幸被挑中的一個。
這天晚上輪船要離港出海，我們從上午七點，一直做到晚上六點，其間人是不准離開的，中午在碼頭上吃送來的盒飯。任務完成後，一人發了5元錢，清場走人。做一天比做一個禮拜的錢還多，我想起了巴里坤的作業工資，我的勞動價值總算又一次得到體現，這是外事工作的工資標準吧。
這年夏季，浦東耀華路上的上鋼三廠平爐車間大修，我同南市區好幾個街道的幾十個年輕男勞力，一起去參加大會戰。報到那天，接待我們的是上鋼三廠安全生產技術科科長、赫赫有名的鋼鐵英雄全國勞模邱財康，我至今還記得他對我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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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名言是：工廠就是戰場，車間就是前線。
他身上七成以上的皮膚都是植皮，他的存在，就是安全生產的警示，也是鋼鐵戰線工傷高發性的展示。進了三廠，只見車棚里停着一輛紅色的救火車和一輛白色的救護車（救命車），已經說明了邱財康高度概括的兩句話所說的一切。
這顯然是一個苦差使，進車間都要穿上石棉工作服，蹬上厚底大頭皮鞋，戴上安全帽，拿着鐵棒或鐵銑。爐膛雖然已經熄火，但爐溫仍舊熾熱，幹了不消五分鐘，便會汗流浹背。在爐膛中幹活，灼熱的程度遠甚於當年汔車過火焰山時的感覺。我們的任務是，要把剛熄火的平爐中的耐火磚全部拆掉，清理平整後再砌上各種型號的新磚。為了搶時間，實行三班倒。
但是拆平爐苦樂參半，前三天拆，苦不堪言；後三天砌，其樂融融。砌爐子時一個師傅問道，誰認得外文，跟他去材料庫，負責按提貨單開列的型號發貨。當時臨時工之間互稱“臨兄”，師傅聽說“臨兄”們稱我大力士大學生，便決定我擔任發貨員。這是一個責任性很強的崗位，就在我發貨時，邱財康找我談心說，三廠準備留用幾個基本工，我是他提名選中的一個，要我完成任務回去後在家裡等通知，一周內有消息。
在那個年代，能去上鋼三廠這種重工業單位當產業工人，這無疑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回去以後，我在家望穿秋水等了整整一個星期，猶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我便去街道勞動調配站聽消息，見到了名叫沈茜的站長。這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同志，後來被我們“臨兄臨妹”稱為沈老太婆的，她竟對我說“你不去用鏡子照照，看看自己是什麼人，也想進上鋼三廠？”
我氣得二話不說，立馬過江去找邱財康。邱財康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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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十分驚訝的神色說：“三廠派人到小東門街道點名要你，街道說你已經安排工作了，我們只好到王家碼頭街道另外要了一個。”嗚呼，真是見鬼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不久，洋涇中學要請一個高中語文缺額代課教師，陳雪蘭的大妹妹藹美向學校推薦我，說要街道開介紹信轉關係。我懷着一絲希望，忐忑地到沈老太婆那裡要求轉勞動關係。果然不出所料，這次她的話更難聽：“人民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你配嗎？”這個老巫婆！這下可把我氣得七竅生煙、四肢發冷，差一點昏厥過去，我這才相信真有諸葛亮罵死王朗之說。
到了冬天，我又只好去做運輸大白菜的活，做幾天停幾天，做做停停，吃不飽、餓不死，大白菜一落市，我便賦閒在家做寓公了。整整半年時間裡，我間或做過幾天土產公司王家碼頭倉庫地基挖土工，做過幾天食品公司中山南路醃臘經營部堆放運輸工，做過幾天關橋碼頭果品公司倉庫的儲存裝卸工。
我在果品公司學到了許多關於水果的知識，如水果雌雄的鑑別、品質的挑選。我還懂得了諸如蘋果中的上品稱元帥，青元帥、紅元帥、黃元帥不同的特點。我們這個倉庫，專門儲藏供招待國賓用的蘋果，靠人力整天倒騰堆放起來的裝滿蘋果的籮筐，待命發送。組長是個愛說笑話的老工人，他說自己的大女兒小名叫“阿大”，之後從“阿二”到“阿七”一連生了七個女兒，第八個不敢生了，再生出來要叫她阿爸（八）了。不過，我倒是吃過他給我吃的被保溫燈泡烤焦的黃元帥。那隻黃元帥，削去烤焦的皮肉，露出來的果肉仍然是色澤金黃、香味馥郁，有如他說的發噱、捧腹、噴飯的笑話一樣，令人叫絕。
果品公司下來後，又到了盛夏季節。閒着無聊，我把街道圖書館所有的小說書，全都看完了，我把身邊僅有的新疆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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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也早已花完了。老祖母乾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跟頂替我父親在“隆大”輪當船員的外甥邱雨林，回海門老家探親歇夏去了。一天，北京病退回滬就讀交大的老同學陳雪蘭來看我，見此情景，丟下了身邊全部零用錢資助我，我儘管感到羞愧難當，但是出於無奈，錢還是收下了，我想一旦有了錢就還給她。
有道是一錢逼死英雄漢，我一個人在家實在坐不住，上天無門、入地無路，只能鋌而走險，天天一早到街道辦事處要工作，後來乾脆帶上自己做的饅頭當午餐，坐在接待室里，一坐就是一天。我對勞動調配站負責人沈茜說，你一天不給我安排工作，我就有一天要來找你談話。這一招還真靈，三天過後，里委趙福娣一早通知我去上海制鎖廠報到。
這次是到鎖廠翻砂車間，專門澆鑄鎖芯，簽了三個月勞動合同，日工資1.80元。翻砂澆鑄鎖芯不但又是一個高溫工作，而且還是一個有毒性氣體的活。厂部和大部分車間在我家附近的大東門，而翻砂車間卻單獨設在小南門的凝和路。
說是車間，實際上是一個小組，只有五個人，兩個青壯年負責冶煉燒爐子，兩個老工人負責砂箱做模型，還有一個中年婦女負責配料。組長張天海，是一個業餘舉重運動員，他和老紹興兩個燒爐子。第一天，組長讓我跟女工配料，按配方稱好各種材料備用。
車間的福利很好，上午冷庫送來兩大塊冰，用來冰鎮鹽汽水和車間降溫，還用12級的特大排風扇吹風。中午一頓飯，只要交糧票由車間請客，每天有一個諸如腳爪、豬肝、大排、蹄髈等好菜，隔天送來菜單各人圈定。車間後面還有一個小花園可以休息，花園裡有單槓、雙槓、槓鈴和籃球場可以活動。過了兩天，老紹興病假，我就同張天海一起燒爐子。 230
這天開了兩個沖天爐，這是一種用掩埋在地道里的鼓風機打風的爐子，爐子結構很簡單，圓形的爐膛底部放無煙煤燃燒，燃燒的煤上，直接放上一個也是圓形的坩堝化銅。銅的熔點高，爐溫最高要燒到1200度，燃燒的時候，熱氣灼面、火焰炫目、響聲震耳。
我和天海一人一隻爐子，用抱鉗挾起放好銅料的坩堝，送到烈火熊熊的爐子裡，然後不停地向坩堝里撇碴、投料，直到坩堝里化滿銅水。出銅時，關閉排風扇，投一把鋁（吃鋼精），再用抱鉗挾起坩堝，把光粼粼的銅水澆灌到一邊的砂箱裡。
燒好一爐銅水，全過程約需45分鐘，下面的活就由兩個做模具的砂箱師傅做了。我同天海一起到車間後面的小花園裡休息，開一瓶冰鎮鹽汽水，仰起脖子，一飲而盡，真痛快。
儘管幹活時全身武裝，手持純鋼長釺，腳蹬大頭皮鞋，穿戴耐火衣帽，一爐下來，還是幹得面紅耳赤、氣喘吁吁，尤其在吃鋼精的時候，鋁的熔點只有400度，擲在1200度的坩堝里，驟然升溫3倍，坩堝一面發出猛烈的爆炸聲，一面翻滾着噴涌而出的蘑菇狀煙霧，煙霧中的氧化銅和氧化鋁的粉沫，都是有毒性氣體，所以要盡力摒住呼吸，減少毒氣吸入。這樣周而復始，一人一天要出六、七爐銅。
孰料，當天晚上我發起了高熱，達到39.5度，一開始不出汗，大熱天用棉被焐了一夜，天亮前出了一身黏乎乎的臭汗，人感到軟弱無力，因為做一天拿一天工資，不做就沒有，第二天，我只好硬撐着去上班。
天海說，“你昨天太賣力，廢氣吸入太多了，所以熱度這麼高，我就擔心你今天會病假。你體質好，好得這麼快，能撐着來上班實在不簡單。”說罷一面讓我到車間後面小花園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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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我幹活，但算我上班；一面打電話請蓬萊路地段醫院包醫生來給我注射葡萄糖。包醫生是這個車間所有翻砂師傅的保健醫生，一周來兩次補液、諮詢。補液後，我感到體力有所恢復，不好意思白拿錢，便上爐子幹活。
過後幾天我堅持上班，居然很快便適應了。後來我知道，剛進這個車間的人都會發高熱，來過幾個臨時工都不肯上爐子，只做輔助工作。多數人適應不了這個車間的工作，所以留不住人，連廠里的幹部星期四下車間勞動都不敢來。根據規定，有毒性氣體工作法定退休年齡是50歲，老紹興快到退年齡了，所以張天海急於要物色一個人手能頂上。
第一個月領工資，我還掉了陳雪蘭資助給我的錢。
我進車間後，身體又適應，工作又主動，閱歷又豐富，還有一點，比起他們來說，文化程度又高出一籌，價廉物美，何樂而不用？天海暗中向我透露，已向厂部打了報告，只要我願意，準備吸收我為基本工，辦理轉正手續。可是，事與願違，不知是鎖廠上級公司不要人，還是街道沈老太婆不同意，到了九月底，合同期滿，我只能與張天海他們無奈地分了手。
回來以後，我又作好了上九號碼頭做大白菜生活的準備。誰知，兩個月後，也許是沈老太婆怕我帶着白開水、饅頭再去找她麻煩，破天荒地又派趙福娣來通知我去南市煤渣磚廠報到，這時已經是1965年的年底了。
四十八、磚廠十四載，十年大動亂
1965年12月14日，我同南市煤渣磚廠的人事主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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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建材公司簽了一份《臨時工勞動合同》，也是我此生所簽的第二份《勞動合同》。之後，3個月到6個月一簽，簽到了1970年12月31日，我在磚廠連續簽了5年長臨時工的勞動合同。至今，我還完好無損地保留着已經泛黃的全部合同文本。1971年1月1日起，我結束了臨時工生涯，轉正為基本工。
1965年12月18日，我到磚廠正式上班，廠人事幹部孫順根陪同上級公司人事科長王鳳祺一起接待了我，安排我在成型乙班做敲坯工，當時的組長是趙月英，後來是黃聖芝。孫順根和王鳳祺都是浦東川沙人，對我很熱情，向我介紹了許多情況。孫順根說，磚廠臨時工按日計酬，日工資1.60元，先試用一個月。還說，工作雖然很辛苦，待遇也不算高，但是只要你願意，是可以長期做下去的，總比做做歇歇來得好。話說得很實在，我就在磚廠做了下去。說時遲那時快，直至1979年底，我在磚廠一共渡過了14個寶貴的青春歲月。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14年，因為中間正好經歷了動亂的、夢魘般的、曠古不遇的大革文化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
煤渣磚廠是一家只有不到300人的小廠。它同我的家一樣，也坐落在黃浦江邊上。它的上級單位南市區建築材料公司，在方斜路的白雲觀裡面，再上一級南市區房地產管理局，是在市南（原清心）中學和基督教清心堂西邊的陸家浜路上。
磚廠用煤渣為主要原材料生產各種牆體磚，按生產流程，分成粉碎、拌料、成型和蒸汽養護車間，還有一個綜合性的機修車間和一個化驗室。廠里塵土飛揚，機聲隆隆，幹活的幹活，提貨的提貨，人來車往，好不熱鬧。我進廠時已是冬季，而工人們還是大汗淋漓，滿面烏黑。我在磚廠前七年以成型敲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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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七年則當上了機修師傅。
廠里人員來源大多是城市貧民、流氓無產階級，有拾荒的、拉勞動車的、做小販的、開小店的，有公私合營合併進來的私方小業主，有被司法、財稅等機關清洗出去的國家幹部，有刑滿釋放的四明山江洋大盜，也有來自三林塘磚瓦廠的右派分子，“臨兄臨妹”占了半邊天，地富反壞右、烏龜賊強盜門門不落空。後來磚廠出了名，上級權威部門統計，這個廠，基本工平均年齡超過50歲，平均文化不到小學三年級。
後來我知道，小東門街道先前已有一個臨兄來磚廠做過，試用期未結束，就不肯繼續做下去。退工單送回街道後，沈老太婆大發雷霆，說沒有工作要工作，有了工作不肯做，再也不安排了。這位臨兄是我的鄰居後來單幹賣小百貨的老儲，他聽說再也不安排工作，連忙辯稱，磚廠的工作實在太重，我們街道只有大力士大學生花月初才吃得消。磚廠還要小東門派人，沈老太婆這才決定讓趙福娣通知我報到了。
很快我在磚廠出了名，一是我的產量高，指標一天40板磚坯（一板80塊共3200塊），我總是60板上下（5000塊左右）；二是我的質量好，85磚標準厚度是42毫米正負3，我出的磚坯幾乎都是41－43毫米的，被負責生產的副廠長陳潤煥定為免檢產品；三是我不但產量高、質量好，而且還能配合機修工修機器。由於勞動強度大，別的工人機器一壞，趁此機會歇口氣，我是閒不住的人，機器有故障，起初幫修理工做助手，漸漸地自己也能獨立修理了。因為我是直接操縱機器生產的，結合自己的操作經驗，有了自己的修理心得，機器保養和維修兼顧，所以修得快、損壞少，歪嘴吹喇叭鳴（名）聲在外。
我不但在生產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在生活上還能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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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寫什麼，家信也好，檢討也好，入團、入黨報告也好，在磚廠非我莫屬，而且效果好、成功率高，磚廠許多青年、老工人的入黨報告都是我寫的，而我自己，用我創造的不無幽默諷刺意味名稱來說，卻始終是一個中共非黨員。
有了穩定的工作後，儘管工資很低，但我和祖母的生活也終於有了保障。正在我準備以此終老的時候，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以雷霆萬鈞之勢轟然而起、席捲全國，衝擊着包括我在內的中國人的人生軌跡。
從此，出現了一月風暴、二月逆流，紅衛兵、造反隊，走資派、革委會，四人幫、鬥批改；出現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全面內戰、全國動亂；經歷了人妖不分的粉碎奪權陰謀、反擊右傾翻案；經歷了天怒人怨的唐山大地震、天安門事件。至今40年，彈指一瞬間，可笑的是假革命與大倒退齊飛，學哲學共大批判一色；一邊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一邊鼓動大串聯、搞拉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同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
當年流行兩句話，一句叫做什麼樹開什麼花，這是反右鬥爭的罪之樹開出的惡之花；還有一句叫做什麼因結什麼果，這是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的因結出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的果。這是少數孤家寡人一意孤行闖下的彌天大禍！這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遭受的又一次不堪回首的沒頂之災！ 2 3 5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元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了這樣一段話：
“文革中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元人民幣，還使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優秀傳統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破壞，其負面影響，恐怕幾代人也難以消除。”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難道僅僅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了嗎？…………
這是中共及其領導班子成員對發動這次文革的最高領導者無奈的結論，是對國際社會、社會公眾最大限度的避重就輕的交待，遠遠沒有觸及對奴隸主義獨裁本質的審視，更深層次的全面的回顧和懺悔，有待後人為之重新論定。現在還是讓我先來回顧一下在這場“嚴重災難的內亂”中我的親身經歷吧。
四十九、瘋狂的世界、扭曲的人性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讓你瘋狂。文化大革命實在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瘋狂的劫難和瘟疫。極左思潮引起的瘋狂，既是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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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瘟疫產生的原因，也是劫難和瘟疫造成的結果。這場劫難和瘟疫，孕育了一對畸形的雙胞胎，一個叫紅衛兵、一個叫造反隊。這場劫難和瘟疫的根源是極左和獨裁，主要症狀有幾個，大字報就是使人瘋狂的第一個症狀。
《五一六通知》後，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寫的被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籠，1966年8月5日《人民日報》刋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由此像瘟疫一樣席捲全國，使受感染的人一天比一天瘋狂。馬路上拉橫幅，單位里貼漫畫，大字報到處都是，一陣風吹過，大字報的碎紙片像喪葬用的紙錢，鋪天蓋地的飄飛起來。
一天，連我家楊家渡街142號的黑漆大門上，也貼出了一張“把摘帽右派花月初揪出來示眾”的大字報，是亭子間矽鋼片廠工人蘇連章唆使客堂間小學生俞興芳寫的。怪不得蘇連章幾天前到我家來，東張西望一番後躊躇滿志地對我說：“你家祖孫兩人住這麼大兩間房，我一家五口，擠在一間小房子裡，現在造反了，也該掰掰位，換一換了。”
好在地區片警李家華不願加難於我，我也得到工作單位磚廠的上下關愛，所以這張大字報貼出以後，如石沉大海，沒有掀起一點波瀾，不但於我毫髮無損，而且這張大字報還成了我的婚姻介紹人，促成了一段姻緣。
大串聯是這場劫難和瘟疫的第二個症狀。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重新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名列第二成為接班人。不久，歷史對之開了一個玩笑，接班人成了掘墓人。
十一中後的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百萬人大會上，第一次接見了以大中學生為主的紅衛兵，打好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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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的組織基礎。之後，已經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扭曲了人性的青年學生，在紅太陽、紅司令的蠱惑煽動下，開始了全國大串聯。他們打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立四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等口號，紛紛殺向社會，揪斗各級領導、不同政見者和有識之士。批、斗、抄、打、砸、掄，無所不用其極，掀起了砸爛舊世界、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我喜歡寫詩，在方浜路紙店論斤買來一些毛邊紙，寫了“窮養志”三個大字，貼在牆正中窗櫺上。我還用長條的紙邊當草稿，寫好詩貼在牆上吟詠推敲。這些都被小東門派出所片警李家華看到，他出於對我的關心，說地區一戶人家，紅衛兵抄家發現一張解放前已去了台灣的舊照片，便當作妄想變天的罪證被揪斗。我家的這些字和詩，鄰居看見了都可當作反動罪證，叫紅衛兵來抄家。還說人心難測，囑我千萬要主動銷毀。當時，他大概還知道我有一個姑媽在台灣。
也是冥冥之中祖宗的庇護，李家華一定是聽到什麼風聲，也許就是蘇連章這幫唯恐天下不亂、扭曲了人性的人，對我家和我說什麼壞話了，後來甚至還在我家大門上，貼了大字報，都是李家華在暗中幫忙，才使我家和我倖免於難的。
不久，李家華離開了小東門派出所，成了市紅革委（公革委？）造反派的大頭目，我見到他陪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謝胡？）來地區參觀。可是好景不長，李家華又被另一個造反組織打倒了，這家造反組織派人找我外調，要我交待李家華對我說過什麼反動的話。我說，他是專政機關的警察，我是被專政的右派，你們應該去問他我對他說過什麼反動的話，而我不知道今天你們會問我，他說過什麼反動話，所以根本不記得他對我說過什麼話，更不記得他會說什麼反動話。 238
聽了我繞口令般的回答，外調人氣得暴跳如雷，只好悻悻然空手而回。後來兩派大聯合，李家華又解放了，一次他見到我，說起這次外調，說那天外調他的人告訴他：你眼睛沒有看錯，花月初對你滴水不漏，夠朋友。
李家華離開小東門後，一天派出所、房管所、街道、居委聯合到我家通知我，說趙秀英戶歷年欠房租1234元，繳不起房租怎能還住得這麼大，要我家搬到咸瓜街一個小房子去。我說，那個小房子連我家一張大紅木床也沒處放，放得下我就去。說過之後，我還擔心，要是他們把紅木床當四舊，抄家處理了，豈非引火燒身，自搬石頭自砸腳，這便如何是好。幸虧他們在聯繫磚廠時，磚廠書記應國法說了我的好話，搬家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後來我聽說，這還是蘇連章向房管所出的餿主意，逼我搬家後，他就可以住我的房子，他住的亭子間讓出來增配給當時姓郁的房管所長。可惜他們的痴心夢想沒有得逞。
關於欠租，其實這筆欠租是個糊塗賬，早在1956年前房屋對私改造時，祖母將整幢房子交了公，房管部門對祖母說好自住部分免交租金，只因祖母目不識丁，沒有辦好手續，被人矇騙了。直到文革結束後，1977年清理欠租，房管部門反客為主，再次欺騙祖母說，可以打報告申請減免一部分，結果還是向華培芬的大姐借的錢交清了欠款，祖母還高興得不得了。這年9月她卻中風病倒臥床不起了。
大批判是這場使人瘋狂的劫難和瘟疫的第三個症狀。
大字報只是反右時沿襲下來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中的一種騙術，大串聯是擴大騙術作用的手段和渠道，而大批判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打擊異己，維護獨裁。
毛澤東主持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作會議，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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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劉少奇、鄧小平。1967年1月6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颳起了“一月風暴”。1月8日，毛澤東表態支持，由此全國內亂加劇。1968年9月5日，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所謂的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一片紅”。從此，大批判一發而不可收，洪水猛獸一般殃及全國。
為最高指示敲鑼打鼓報喜，是在這場劫難中感染了瘟疫瘋狂起來的人們，衍生的又一個流行性症狀。這個症狀的病因，拍馬奉承是表，明哲保身是里；歌功頌德是假，愚昧無知是真。
那時候是一天一個最高指示，到處都能聽到震耳欲聾的捷報鑼鼓聲。磚廠造反隊自是不甘落後，一看到下達的文件、甚至一聽到電台播出新的最高指示，便雷厲風行、說干就干，寫的寫，畫的畫、貼的貼，敲鑼鼓的敲鑼鼓、扛紅旗的扛紅旗、喊口號的喊口號，一呼百應，拉出隊伍瘋狂地往外就走。
一次，去陸家浜路的區房地局報喜，我被隊伍裹挾着跟在後面。接待我們的是老紹興李局長，他大概感到排頭舉旗的大個子徐士祥不順眼，不知為何看上了我，竟走到隊伍後面，不容分說地命令我上去舉旗，使我真有點不知所措。當時，排在隊伍前列舉大旗，也是一種政治待遇啊。
學生動輒離開學習崗位天南地北鬧革命、大串聯，工人動輒離開生產崗位上街敲鑼打鼓貼大字報、搞大批判，還美其名曰革命行動，當時稍有良知的人，無不感到這是變相的停學和罷工，就是不敢點破罷了。
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寓意，除了只有能進天國的孩童會說皇帝光着身體沒有穿衣服，還有誰能說真話呢？一有機會不做生活，人人奮勇當先，更不必說到後來愈演愈烈，動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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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揪斗，人性中醜陋的一面，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對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的懲罰啊。
上帝因為人性扭曲、人心變壞，驅使了瘟疫、戰爭、洪水猛獸來懲罰人類，最後不得不用諾亞方舟保存了人類，保存了人類得以繁衍生存的萬物。當今這場瘋狂的劫難和瘟疫，難道同扭曲的人性之間，沒有互為因果的關係嗎？莫非也是上帝震怒於當年亞當偷吃禁果而給予的“恩賜”嗎？
五十、參加造反隊，智斗“煞歪風”
“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後，磚廠大爐間的老顧聞風而動，撮合了粉碎車間小廣東老陳、機修車間復員軍人龍龍等為首的三十來人，拉扯起一支造反隊，自封大隊長。
當時我是磚廠成型乙班的敲坯工，文革開始後，有個“四清工作組”下台幹部叫楊本高的，廠長邵惠民照顧他，因為我勞動力好，讓他同我搭檔敲磚頭。造反隊一成立，有政治資本的楊本高立馬成了副大隊長。廠里的工人也一齊參加了造反隊，乙班小隊長是老工人周阿根。這些人除周阿根等隨大流者外，多數狂熱參加造反的人，平時就不安心做生活，一有風吹草動，就拉起隊伍出去採取“革命行動”遊逛發瘋去了。
一次，顧大隊長對我說，“造反隊成立至今還沒有人幫我寫文章、造聲勢，你是大學生肯定能做這個革命工作，歡迎你參加，給你坐第五把交椅。”
我聞聽之下，大吃一驚，心想：你們這些好逸惡勞的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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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闖禍坯，兔子尾巴長不了，成不了什麼大氣候。退一萬步講，做好了，成績是你們的，做壞了，責任是我的，昨天還是階下囚，今天就成座上賓，根本不可能，我才不圖什麼虛名，便推說我是摘帽右派，參加後會影響你們革命隊伍的純潔性，以此搪塞婉言謝絕了。
後來，造反隊的隊伍越拉越大，廠里除了所謂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幾乎全部都參加了，在搭檔楊本高的再三勸說下，我才不得不隨大流加入了造反隊。
當時，磚廠一個造反隊中分成兩派，顧、陳、龍龍一幫子一派，邵惠民、陳潤煥、楊本高等黨員幹部、五好工人等被稱為保皇派的一派。保皇派利用了在職領導身份，在我加入造反隊之前，就安排我負責全廠的大批判專欄，楊本高還要我為他們寫一些針對顧大隊長他們不同意見的文章。
兩派都要用我，我面臨着何去何從的選擇。我想，幫搗蛋派於心不甘，幫保皇派又得罪了搗蛋派，做中立派都不幫、都不得罪，又怕結果都得罪了，有朝一日兩派聯合起來，對付當時被稱為死老虎的我，肯定是風箱裡的耗子兩頭受氣。我當時心底里是傾向保皇派的，這些人作風正派、肯做生活，暗中為他們做些事也無妨。
其實，那時候的文章很容易寫，是地地道道的八股口號式文章。磚廠的大批判專欄，豎在廠里進出通道邊上，每期十來篇文章，七、八篇是出於我一人的手筆，但都用了別人的姓名。每篇文章的寫法千篇一律，開頭戴一頂帽子是最高指示，中間身體是要寫的人和事、觀點和問題，結尾穿一雙鞋子，就是幾句流行的口號，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打倒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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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劉少奇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捍衛黨中央！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只不過我在文章中，結合了落款人的特點、方言、事例加以渲染，讓不明底細的人，還真看不出是我代筆的。
我再三權衡之後，對楊本高說，大批判專欄是全廠工作，做得名正言順，我可以負責。至於你們涉及兩派觀點的文章，只能私下做，不具我的姓名，改不改都由你們斟酌着辦。
楊本高滿心歡喜地一口答應，還出了一個好主意，把鐵筆、鋼板、蠟紙、油墨和紙都放在我家裡，他負責同我聯繫，隔日悄悄告訴我寫什麼，第二天文章寫好、印好，我悄悄交給他。就這樣，我家成了地下印刷廠，我成了不計報酬的地下工作者。昨天發生的事，保皇派今天就有宣傳資料在廠里散發，常常讓顧大隊長一夥措手不及、十分尷尬。
百密必有一疏，沒有不透風的牆。一天早晨，在大多數人還沒有進廠時，我把隔夜刻印好的材料交給了楊本高。因為上班時間還早，我在自我陶醉重讀一遍時，發現把語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漏了一個“不”字，寫成“千萬要忘記階級鬥爭”。我當時就像遭受雷殛一樣發了呆，這可是一個夠得上“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罪名啊！
我趕緊向楊本高要回了材料，慌慌張張地趕回家去重新刻印。不料這個情況，卻被顧大隊長安插在乙班的心腹小劉發覺了我同楊本高的蛛絲馬跡，他向顧大隊長告了密。
他們雖然沒有發現這批材料的問題，卻終於知道了躲在楊本高身後的捉刀人。他們藉口為了打擊階級鬥爭新動向，成立了一個“煞歪風戰鬥隊”，是專門用來對付楊本高一派的。這個戰鬥隊以小劉為首，網羅了幾個早期參加造反隊的無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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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拾垃圾出身的大劉這樣一夥亡命之徒，他們已經列出了一份準備動手打擊對象的黑名單。
復員軍人出身的龍龍，本來是個見風使舵的騎牆派，偷偷把黑名單的情況告訴了楊本高，要他當心點，還說黑名單第一個人就是花月初，先造輿論，伺機動手。
不久，磚廠車間裡貼出了“把楊本高幕後狗頭軍師－－摘帽右派花月初揪出來！”的大字報。奇怪的是，第二天這個大字報，又被“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抓革命、促生產！”“要文斗、不要武鬥”等大字報覆蓋。原來，這是楊本高他們所為，目的是為了要保住我這杆“槍”。
班長黃聖芝和班裡幾個要好的同事陳杏花、徐福英，對我善意相勸，說造反隊派小劉、大劉要擺平（打）我，叫我避避風頭，不要再出面做楊本高的事了。還說，他們在暗處，你在明處，特別在晚上，千萬要當心，被人打傷了，自己不能上班，家裡老祖母怎麼辦。
為了防備意外，楊本高特地安排與我住得相近的小隊長周阿根，每天上下班陪我同行。
我想消極防禦，防不勝防，心生一計，不妨也來個輿論先行，便對外放空氣：“聽說有人要打我，打我倒不怕，怕只怕動起手來，我拳頭不長眼睛，把要打我的人打傷了如何是好。”
這是一步險棋，其實，真的動起手來，我未必穩操勝券。
我想，只有輿論沒有行動，恐怕還是不能嚇住這幫亡命之徒的。“死諸葛嚇退活司馬”你先要是個“諸葛”才行。
我想到小時候跟師傅陳守謙學過的幾路拳頭。那時家中來了客人，祖父一高興，要我當眾露一手。儘管祖父擔心傷了我身體，沒有同意師傅對我拗筋骨，但我已經腳尖能夠踢到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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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頂心能夠彎到腳背心，一縱身能夠跳上桌面，雖然沒有學會師傅最拿手的軟武器九節鞭，還是有點基本功了。於是便在工間休息時，在車間外場地上擺開了架式，使出了渾身解數，什麼踢腿、旋風、鯉魚打挺、鷂子翻身，只要會的都亮了出來。這一招還真靈，幾個亡命徒居然沒有一個敢碰我身的。
我終於以柔克剛化解了“煞歪風戰鬥隊”的囂張氣焰。
五十一、野營拉練好，血染煤渣磚
毛澤東總結了在部分地區開展野營拉練的情況後，1970年11月24日在給軍隊的批示中，要求工人、學生全面開展野營拉練，12月上旬中央專題發文通知。在不理解也要執行的最高指示的推動下，又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勞民傷財的野營拉練運動，迅即在全國展開。
上海早在批示下達之前就開展了野營拉練。當時，工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學生一樣走出去串聯，野營拉練高呼“練好鐵腳板，打擊帝修反”，就是走出去的好機會。1970年國慶節前，我被迫無奈地參加了第一批野營拉練。
說被迫無奈， 一是因為想不通，一邊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一邊卻要求大批工人離開生產崗位去拉練，正直的幹部群眾對此都覺得不可思議，只有一些厭倦幹活的搗蛋鬼正中下懷，但那時搞愚民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還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二是因為幹不了，去拉練就拉練，萬萬想不到的是，還要我當赤腳醫生。我雖然在軍馬場學過一點針灸，在磚廠也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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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工人扎過針，有一點醫學常識，做衛生員還可以勉強湊合，但要獨當一面做醫生，非不為乃不能，不是不想干，而是幹不了。然而，這是副大隊長楊本高點我的將，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三是因為不想去，那時我愛人懷孕臨產，預產期就在眼前。楊本高說這是革命需要，這次要我去當隨軍赤腳醫生，是對我的信任，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想去不行，不想去也得去。華培芬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要我放心去拉練，臨行前，只是要把孩子的名字取好。
我說如果生男孩，就叫“花剛烈”，來源於我寫的《詠懷兩百字》“我乃剛烈兒，忠義幸尚存”；如果生女孩，就叫“花冰雪”，“花”諧“化”寓“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之意。妻子一聽連連搖頭，說用批判過的詩句作名字，不怕人家說你翻案嗎。我覺得也在理，便又想了一個“安全”的名字，用毛澤東《送瘟神》“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為橋”句中的紅、雨兩字取名，意在依我心想能生一子一女。也是天從人願、心想事成，後來果然應驗，生了一個兒子叫花雨，又生一個女兒叫花紅。這是後話了。
於是，我被逼着鴨子上架，打起背包、挎起藥箱，踏上了野營拉練之路。
野營拉練以公司為單位組織，公司設營部，由公司分期分批抽調基層工廠職工，按部隊班、排、連編制組建。材料公司黨總支書記陸芸生任營教導員，磚廠楊本高任營長。當時正是秋高氣爽時分，我們四、五百人負重行軍，浩浩蕩蕩地從陸家浜路出發，經滬閔公路到西渡擺渡過黃浦江，然後曉行夜宿，輾轉奉賢、南匯、川沙一帶後回市區，歷時半個月。 246
隨軍赤腳醫生是個苦差使，各級首長和連隊戰士，行軍時只要背上一床棉被打成的背包、一個挎包、一個水壺，我卻還要多背一個沉甸甸的醫藥箱。每天要行軍幾十里路，一到宿營地，大多數人累得見地就躺下，除炊事員忙着埋鍋造飯外，我卻要背起藥箱跟隨營首長下去慰問。不少人腳底都磨出血泡，我就要為他們挑刺血泡、消毒包紮。我們分散住在公社倉庫和農民家裡，農民深夜生了急病，聽說營部有醫生，病人親屬會到營部找醫生，別人呼呼大睡，我還要去“出診”。
半個月來，我都是睡在用稻草鋪的高低不平的地鋪上，每晚10點以後才能躺下，天不亮就要起床，半夜三更還時不時的去“出診”。一天深夜，有一個嬰兒發高燒，要我去出診，我怎麼推也推不掉，營長、教導員說這是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的具體表現，是對我的考驗。我到農家只見嬰兒面色潮紅、嘴唇起泡，一量體溫，高熱40度。我大着膽開了半片安乃近，囑碾成粉末分兩次服完、多飲開水。那時夜晚出行就醫不便，我還再三叮囑家長，天亮後務必抱小孩去醫院就診。
這一夜我生怕出事，怎麼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出發前，我不放心，特地去看望這個孩子，誰知，該我福星高照、化險為夷，這家農民見到我笑逐顏開地連聲道謝，說孩子已經痊癒了。這次特殊年代中的特殊經歷，說來真有點後怕，且不說睡覺睡不好事小，一旦出了什麼醫療事故，單憑無證行醫、草菅人命這一條，就已經夠我喝一壺了。不過，事物都有兩重性，這次野營拉練倒成全了我，拉練回來之後，我當上了許多新進廠的復員軍人夢寐以求的美差－－機修工。
機會總是為有準備的人準備的。接着磚廠又要送職工去參加第二批拉練，這次輪到乙班機修工吳錫山去，厂部聽取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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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意見，讓我頂替跟班。半個月下來，我做檢修像敲坯一樣，口碑極好，公認我修機器的速度快、質量好。吳錫山拉練回來，調去機修車間，我正式做了乙班的跟班檢修。
跟班檢修是個獨當一面的技術活，別的班組都有兩個跟班，當時派不出人，我一個人也能勝任，就接受下來。我認為如果搭檔差勁，會互相推諉，反而誤事，只要機器維修保養正常運轉，還有空餘時間可以自由支配。
我當機修工後，煞歪風戰鬥隊已經自行解散。後來，造反隊大聯合、三結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顧大隊長當上了磚廠革委會的第二把手。他在一次閒談中問我，現在還練武打拳嗎，我先是一愣，很快反應過來，只得模稜兩可地回答說“當然，當然”。其實，迫於家務、工傷和形勢，我沒有先烈王若飛的信念和定力，臨刑前一天還能泰然自如地打太極拳，我是早已沒有心思打拳了。但我從二把手的談話中感到，他對煞歪風戰鬥隊沒有能夠擺平我，至今仍舊心有餘悸、耿耿於懷。
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之前我做敲坯工時，自封政委、司令的小薛、小趙是我的下手，他們經常擅離生產崗位，被我吆喝得不耐煩，對我早已懷恨在心。我當跟班檢修後，一天我在機器上修理，他們在我身傍追逐打鬧，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竟將我的右手推進了正在運轉的夾板榔頭機里。
我趕緊奔到廠附近的市二醫院（小時候腳開刀的上海醫院）急診，醫生剪下已被血肉粘連的紗手套，只見食指尖露出了白骨，那時，神經麻木得一點也不感到疼痛，血還沒有開始大量流出來，這是傷得十分嚴重的症狀。
醫生見狀說，為防制感染擴散釀成後患，要立即動手術截去被垃圾污染的半節手指。 248
聽到手指要截去，想起了父親的手指也短了一節的故事，想起了自己在軍馬場用右手三個指頭苦練金針指法的經歷，短了半節，諸多不便，如何是好。我馬上苦苦哀求要住院，用保守療法清瘡保留手指。醫生苦笑着說，對你的想法深表理解和同情，但醫生、護士大都出去搶救武鬥病人了，不是重症病人，不能住院。最後只能把我半節右手指一截了之。
那時，我愛人生了兒子回無錫老家去了。我回家後，對老祖母只說受了一點小傷要病假幾天，表現得若無其事，當天晚上我居然還睡着了。
我工傷病假的時候，機修車間臨時派了原來的吳錫山回來頂班。只病休了一個月，我就上班了，還是繼續做跟班檢修。厂部決定讓我帶徒弟，以防不測之需。
我除了要負責四台輪碾、翻斗、輸送機、九台夾板榔頭機、一台轉盤機的維護保養和應急搶修外，還要利用機器運轉正常後，用電焊、氣割和車床、砂輪做磚坯模具的備件，工作很辛苦。那時廠里沒有浴室，一班下來，滿身油污回到家裡，妻子見我這副尊容，開玩笑稱我是“油博士”。儘管工作量大，但是我還是決心利用空餘時間，改革“咬”斷我半節手指的罪魁禍首夾板榔頭機的剎車制動結構。自我進磚廠後，這種機器已經“咬”斷了10多個手指頭。功夫不負有心人，幾經調試，夾板榔頭機再也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故。
那時，實行周四幹部下車間勞動。我年輕氣盛，每逢周四，除應急維修外，就在車間巡查，特地不做備件，引起了參加勞動幹部的議論：別的班兩個檢修還忙不過來，乙班只有一個花月初倒顯得十分空閒，不知他是偷懶還是有什麼神通法道。
後來，終於派了一個剛進廠的青年小沈做我的學徒，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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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機器的法道學過去。一次，我修一台大型轉盤機時，小沈在一旁伸長着脖子看，不料，一不小心身體碰到了開關，輸送皮帶轉動了起來。這就讓我防不勝防了，我的右手被卷進了皮帶盤，好在說時遲那時快，我連忙把手抽出來，手背已被轉動的三角活絡皮帶上的金屬螺絲碾壓得血肉模糊了。
原想多一個人手，是好事，我可以省力一些了，誰知，福兮禍所伏，好事變成了壞事。那時有一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叫做不走回頭路、不吃二茬苦，我回頭路倒沒有走，可是吃了二茬苦了。
第二次工傷痊癒後，我仍在乙班當機修工，並明確兼職搞大批判專欄，化驗員大李是掛名主編。不久，我還當上了工人學哲學輔導員。禍兮福所倚，壞事又變成了好事。
五十二、全民學哲學，唐山大地震
1971年9月，毛澤東挑選的接班人林彪政變被粉碎，為了掩蓋責任、轉移視聽，王顧左右而言其它，說是因為沒有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能識別真假馬列主義，幾百個中央委員都被林彪騙了，為此號召全黨、全軍、全民學哲學。當時有一個說法，稱哲學是聰明學，只要學好哲學，就不會受騙上當，就不會再被林彪這種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人物愚弄了。
磚廠靠大批判開路，抓革命、促生產業績突出，在全市房地系統內出了名。我自物色到粉碎車間一個叫朱達文的青年做美工後，就如虎添翼，把大批判專欄搞得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經常有外單位慕名前來參觀學習。我負責執筆撰文和排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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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批判專欄，只是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寫些歌功頌德的應時文章，即我後來在《述懷》中所寫的“鐵錘可作筆，奉召著時文，最是傷心事，苦役亦殷勤。”
學哲學運動開始後，磚廠幹部組成學哲學中心組，由黨支部書記應國法當組長，組員有廠各科室和車間負責人，還有新進廠的兩個市南中學66屆高中畢業生小葉和小夏。葉、夏兩人後來成為同李忠德、朱達文齊名的磚廠秀才。
學了幾次哲學後，許多人感到不知所云，什麼辯證法、內外因，什麼形而上學、對立統一，什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連幾個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因為沒有學過搞不清楚，大家越學越糊塗，越學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還可笑的是把形而上學曲解為領了兒子上學校，把辯證法戲說成變戲法，更談不上聯繫實際、指導實踐了。
應國法靈機一動，大膽破格吸收我參加中心組，當時叫好的有之，非議的有之，眾說不一。
中心組每周一上午集中支部辦公室學習。我第一次參加學習就惹了禍，這天是討論中央文件的“歷史是英雄創造還是奴隸創造”這個命題，袞袞諸公都說，《毛主席語錄》第一條告訴我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歷史當然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也就是英雄創造的，
應國法點名要我發言，我只得無可奈何地說，人民群眾在歷史上，始終是英雄統治下的奴隸，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也可以說就是奴隸創造的。這個問題是要把帝王將相是創造歷史的英雄這個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要我們樹立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也就是奴隸創造的觀點。
不料我的話引起了公憤，說我是侮蔑群眾是奴隸，歪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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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唯物史觀，我哭笑不得、無言以對，討論不歡而散。最後的結論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儘管我知道，能懂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不是懂的人偉大，而是不懂的人太愚蠢。雖然正確與否何足掛齒，而我在磚廠的地位，倒是眾目睽睽的了。
一次中心組學習，我提出以生產班組為單位，組織工人結合學文化學哲學，真正落實全民學哲學的要求。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家讚賞，應國法拍板立即組織實施，並先在成型乙班試點。我自然成了乙班工人學哲學的輔導員。拌料、成型是前後道工序，四、五十人是一個車間，工間除一次進餐外，還有一次半個小時的休息。我們就利用這段工休時間，組織四、五十個工人隔天上一次哲學課，內容由我安排。
這種以學哲學觀點為載體兼學文化的形式，結合實際、深入淺出，不但得到了老工人的歡迎，而且也得到了青年人的擁護。老工人余銀花應用一分為二的觀點，解開了長期對我有看法的疙瘩。班組長黃聖芝應用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妥善解決了生產中產量與質量的關係。深奧的哲學學習，指導了生活和生產實踐，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成型乙班從此名聲大噪，當年起，連續五年被評為市房地系統的先進生產班組。
一天，黨刊《支部生活》王編輯慕名而來，索取青年工人學哲學的稿子，對我為文光中學初中畢業進廠的小葛代筆的《毛主席哲學思想照得我心明眼亮》一文讚不絕口，並被作為一組青年學哲學文章的通欄標題，在《支部生活》全文刊發。接着上海廣播電台來廠為小葛錄音，一日播放多次，連續播放了幾天。我又為小葛代筆寫了入黨報告，當年“七一”小葛突擊入黨。不久，小葛被上調市共青團委。這一連串事的起因只是我為之執筆的《毛主席哲學思想照得我心明眼亮》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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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有一句 “多生產一塊煤渣磚，就是多生產一發射向帝修反的炮彈”，這是那時風行的要多愚蠢有多愚蠢的豪言壯語。
在全民學哲學的浪潮中，煤渣磚廠同上海工具廠、馬陸人民公社、星火日夜商店，成了上海四家學哲學的先進單位，來廠參觀取經學習的單位絡繹不斷。磚廠被電視台拍攝了片長20分鐘的電視記錄片。片名採用我給葛文君寫的文章的句式“毛主席哲學思想指揮我們前進”。在拍攝過程中，發生過一件不愉快的事，還使我傷心不已。
電視片中要體現磚廠大批判開路，抓革命、促生產，和領導班子學哲學的內容。電視台要我留出這期《大批判》專欄的報頭，在拍攝中由我執筆現場補上。未料，正當拍攝這組鏡頭時，在一旁指揮的楊本高卻要我放下手中準備寫報頭的排筆，把筆交給新進廠的66屆市南中學高中畢業生小葉，要我去打照明燈。這意思就是不讓我上鏡頭，我氣不打一處來，丟下手中的筆滿腹委屈跑着離開了拍攝現場。
這個情況，立即被站在門外的應國法看到，他生氣地對我說：“上鏡頭是革命任務，你是我給電視台明確要上鏡頭的一個人，你這一走，是臭老九驕傲自大翹尾巴，要鬥私批修、反驕破滿。”說罷，他拉我進門到鏡頭前，並設計還是按楊本高安排的由小葉寫報頭，但由我作為老師傅，站在小葉身旁指點他，就這樣完成了這組“大批判出版前後”的攝製片斷。
這一段往事，既讓我哭笑不得，又使我感到有點祥林嫂捐門檻死後仍舊要分身的悲哀。但事後我不得不由衷佩服，應國法身為政工幹部的領導藝術水平和應急指揮能力。應國法職位不高，但他卻像巴里坤的趙蘊璧，以及退休後房協的許明義一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少有的幾個有膽有識的領導，我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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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十分敬重，至今懷念在心。
對上級的態度，我有一句話就是“你當我人，我為你賣命；你當我鬼，我對你作祟”這句話竟同二千年前孟子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篇）何其相似乃爾。在當今這個功利社會裡，受孔孟之道影響的我，註定可用而不可重用，這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
後來參觀的人要我去他們單位作學哲學的經驗介紹，應國法巧妙地用“花師傅工作忙走不開”為由，婉言謝絕。一次煤渣磚出國去阿爾巴尼亞展覽，要一張領導班子學哲學務虛的照片，應國法讓我同中心組一起上了照，他卻巧妙地安排鏡頭從我背後拍攝。我在這張照片上，留下了一個後腦勺，和用祖父英國花呢西裝改制、被我穿破又縫補過的學生裝衣領的背影。
就這種不亢不卑的做法，應國法對我作過一次開誠布公的談話，歸納起來一句話，要我學會做好一個無名英雄。多少年來，因為要當好這個不批評就是表揚的“無名英雄”，我一直處在既沾沾自喜又忿忿不平的矛盾心理狀態之中。
我野營拉練回家不久，一天凌晨，妻子腹痛不止、如期臨盆，我急忙讓她坐在自行車上，推着去“紅房子”婦產科醫院。這天我上早班，安頓好妻子在產房睡下後，我還堅持去磚廠上班，準備下午下班後，回家燒好豬肝湯、帶些盥洗用品和替換衣服去醫院。不料，這天下午廠里防空洞施工突擊澆水泥，要求上早班的人，二點半下班後全部參加，我向班長黃聖芝說明情況，請了假。
誰知，我到醫院不久，剛知道妻子上午九點過後順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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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兒子，正在高興之際，老祖母急匆匆地也趕到醫院，說廠里給家裡打來傳呼電話，要我馬上回廠，有緊急任務。我納悶，莫非要我回去參加防空洞澆水泥，豈不小題大做。
到了廠里才知道，當時上海僅有的三種報刊《解放日報》、《文匯報》、《工人造反報》，明天都要整版刊發磚廠學哲學的專版，三報編輯騎了摩托來廠，說午夜12點前，一定要拿稿子回報社。
這倒當真是個緊急任務，怠慢不得。參加突擊寫稿的人，除我之外還有李忠德、小葉和小夏，四個人一人圍繞一個哲學觀點寫一篇。我寫的是生產鬥爭上的一分為二，到晚上9點就完成了，但是，應國法還要我幫助寫另外三篇文章，確保任務全部如期完成。當然，四篇文章沒有一篇具我的名，誰叫我是一個只能做無名英雄的命呢。
第二天，三大報都在頭版整版刋登了南市煤渣磚廠工人學哲學的大塊文章，當時的上海第一把手馬天水還寫了一篇文章，號召全市革命幹部、革命群眾向煤渣磚廠工人群眾學習。他說，磚廠工人平均年齡超過50歲、平均學歷不到小學三年級，他們能做到的，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做不到。應國法還在全市萬人大會上，坐在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賢身旁，洋洋灑灑地介紹磚廠學哲學的情況和經驗。
在那年代裡，應國法這種既要使用我，又要控制我的做法，已經勉為其難了，堪稱活學活用“一分為二”的範例。
一個星期日，已經當了官的小葛，總算還記得我為她寫文章的情，到我家來看望，一面要把她當月的36元工資送給我愛人產後買點營養品，一面又要我幫她寫一篇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的報告，星期一要急用。我沒有拿她的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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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連夜趕寫她的報告。
我給她稿子時，告訴她我有為右派翻案的想法，她一句寬慰的話也不說，卻當頭潑了我一盆冷水，說不論造反派還是保皇派，右派翻案是辦不到的。後來我右派問題平反了，她依然說是小右派占了大右派的光。真使我感到世態炎涼、人情淡薄。
更令我黯然神傷、耿耿於懷的是，為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應國法要我選用身邊的真人真事編寫一部獨幕劇準備排演，他讓已在團市委工作的小葛，安排一個作家與我見面。
這天我走進小葛在大世界的辦公室，只見她穿着一件天藍色的襯衣，仰面腳翹黃天霸，一雙黑皮鞋擱在淡黃色的寫字檯上，手裡拿着粉紅色的電話機，躊躇滿志地正在通話。從對話中我知道，她在通知上柴廠一位書記來拿紅旗歌舞團的票子。我鼓足了勇氣向她開口討兩張，不料，她不說是不是有，也不作任何解釋，只在鼻子裡哼了一聲，瞟了我一個白眼。這種不屑一顧的神態，簡直是對我人格的污辱，我真後悔向她開了這個㝉，不知道她在哀求我為她寫文章時是怎麼想的。
小葛後來被上海一個造反派頭頭叫王秀珍的看中，經常飛機往來各地。文革結束後，造反派頭頭成了被清除的“三種人”，她又隨機應變進了市投資公司。我1979年落實政策後在房地系統工作，市房地局與投資公司為鄰，一次我與她不期而遇，交談之中她羞愧難當，約我去她公司見面詳談，我已原諒了她的無知，卻再也沒有去見她。
同小葛與我有類似關係、有類似經歷的楊本高，也因為在磚廠造反有功，鑽營進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同“工總司”頭頭葉昌明稱兄道弟，風光非凡。不幸文革後，楊本高不但成了所謂“造反起家、幫派思想嚴重、打砸搶分子” 的三種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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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出“階級隊伍”，而且積勞成疾，患上了黃膽肝炎，住進了傳染病醫院的隔離病房。
磚廠陳潤煥廠長約我去醫院探望楊本高，他對我說：“想不到小楊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孤零零一個人躺在醫院裡，我知道，同事中也只有你肯去看望他。”我不假思索，一口答應。
楊本高面色蠟黃躺在病床上，30歲剛出頭一點的人，已全然沒有了青春的活力和神采。他見到我和陳潤煥喜不自勝，強打精神側身坐了起來，儘管重病在身，還是不改樂天知命的本性，他見我面色紅潤、性格樂觀，調侃地說：“我是有福沒有氣，你是有氣沒有福。”我理解，他說的福是機會和地位，而氣就是氣色和健康。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然。不久，楊本高一命嗚呼，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殉葬品。
富貴在天、生死有命，福氣難能兩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悼念活動達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天安門廣場上，人流似海、花圈成山，遭到了四人幫的血腥鎮壓。這就是一度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天安門事件。我曾為之命筆寫過一首五律：
悼詩吟萬首，今夜最消魂。落筆驚風雨，橫眉斥鬼神。思君千載哭，恥我一時聞。從此清明日，飛花滿古城。
這次被稱為“四五運動”的天安門事件，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收官之作，震撼了中國，震驚了世界。
也許是偶然的巧合，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定數，天人感應，天怒人怨，遙相呼應。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發生慘絕人寰的大地震。這是世界地震史上400多年來最瘋狂的一震。這一震，相當於400枚廣島原子彈在地殼中霎時間猛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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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萬人死亡，16萬人重傷，百億財富毀之於一旦。
1976年的中國是個多事之秋，當代“孔老二”周恩來去世、真正的民主運動天安門廣場事件暴發、空前而但願絕後的唐山大地震……一個個噩耗傳來，毛澤東在感情上、精神上、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他感到無比的寂寞和淒涼。9月9日零點剛過，這個，人稱“解放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的一代天驕，伴隨他瘋狂而孤獨的靈魂，結束了在人世間的遊蕩，等待天地終窮時上帝的最終審判。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了10年文化大革命動亂的結束；1979年8月，上海師院為我右派平反，宣布了我磚廠14年“油博士”生涯的結束。
五十三、文革硝煙中的特殊姻緣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毛澤東給劉少奇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一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給我的一張大字報，成全了我和華培芬的一段特殊姻緣。
但在那夢魘般的動亂的歲月中，在黃浦江邊上我的“夕照樓”里，在我和華培芬相識之前，還有兩個幾乎有可能發展關係的人，一個是周燕飛，一個是陳雪蘭。
周燕飛是我從新疆回上海不久，都是待業社會青年，在地區里委搞活動相識的。她樂觀開朗，能歌善舞，長得也不錯。民警李家華曾有意於她，她沒有接受，李家華順水推舟，將我介紹了給她。李家華告訴我，她原來有一個在劇團當導演的男友，與她相處不久性格不合就分手了。分手後，她決心要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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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更好的，我就是李家華向周燕飛介紹的“更好”的。
說也奇怪，同我交往幾次後，她還真的感到我是更好的，幾乎天天要到我家裡坐幾個小時閒聊。她見我在看《悲慘世界》，我看完一冊，她就接着借去看，第二天就同我談論昨天的讀後感想。她出現在我家的這一段時間，儘管夕照樓里瀰漫着少有的溫馨，而我顧忌自己的處境，噤若寒蟬，不敢越雷池一步。
她似乎感到了我若即若離的態度，便善解人意地對我說，男女相處，經濟上以男為主是偏見，她主張誰有力量誰為主。她還暗示我說，她家是工程師、醫師、教師的三師之家，而且外婆在順昌路開“造坊”（外店內廠的醬製品作坊），經濟寬裕。言下之意，她不在乎我的經濟情況，她有能力承擔開支。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她的好意我未嘗不接翎子，無奈我連戶口還沒有報上，工作更無着落，哪有好逑之心？更何況當時我心裡還有另外一個人，就是老同學陳雪蘭。
陳雪蘭1955年在蓬萊中學高中畢業，以品學兼優被推薦留學蘇聯，但政審沒有通過，而且落榜待學在家。當時，我還不知道她是什麼原因被清洗了的。事隔10年後，我才知道原來她的姨媽是孫科的偏房，姨媽和孫科有一個女兒孫瓊森（即日後鄧小平接見過的孫穗英）當時在清心（市八）女中讀書，陳雪蘭和孫瓊森都因為海外關係複雜而未被錄取。孫瓊森一度輕生未遂，去找了祖母宋慶齡，宋慶齡出面干涉才被錄取。
1956年我報考外交學院，政審沒通過，重填志願進一師院，陳雪蘭也在這年重考，被北京鋼鐵學院錄取，去了北京。不幸的她，第二年患病回滬，休學一年後轉入上海交通大學冶金系。我剛從新疆回滬時，她正在交大冶金系熱處理專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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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望她，一進校門，看到迎面橫幅上寫着“打倒漏網地主蘇寧！”我問了陳雪蘭，果然就是師院那個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蘇寧，在我先後淪落五角場、巴里坤的幾年裡，他卻官運亨通，成了交大的黨委書記。誰知，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始料未及也有今天，真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鎮人的人必被鎮。蘇寧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她一邊讚賞我的憤世嫉俗，一邊可能是嗅到了我身上殘留的新疆膻腥味，便像個大姐姐那樣對我說，回了上海不能再像野人一樣了，要注意個人衛生啊。雖然我知道，這氣味已經滲透在我的毛孔里，一時洗不盡，但是，這句“像野人一樣”，豈不正是印度電影《流浪者》麗達謔稱拉茲的口吻麼？難道是給我暗示着什麼？我感到十分的忐忑。
從此，我便又經常去浦東她家了。她母親嚴惠娟說我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對我特別的好，還把我當作過房兒子，她家一有什麼事，會找我一起商量；一有什麼好吃的，便打電話邀請我去大快朵頤。她母親有一手烹飪好手藝，但是每一次吃飯，都有一款大頭菜炒肉絲，我倒是百吃不厭的。我結婚後，她母親到楊家渡來過一次，大包小包送了許多禮。陳雪蘭倒是常來我家，我卻拿不出什麼來招待她，她偶爾吃一點祖母做的南通鄉下土菜，不但絲毫不嫌粗劣，反倒十分喜歡。
嚴惠娟說我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其實她自己倒是一個見過大世面的女性。她年輕時，與她妹妹一起就讀聖約翰大學，孫科看上了她妹妹，要她妹妹做姨太太，她妹妹嫁給了孫科；杜月笙看中了她，要她做如夫人，還許諾把河南路中匯銀行大廈（就是我小時候住過一年的那幢樓），作為訂婚禮物送給她。但她重人輕財，沒有依從接受，卻嫁給了一個當小學教員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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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老實的富家子弟，就是現在被國家徵用掛牌“陸家嘴開發歷史陳列處”的陳桂春紅房子的後人。她育有一子四女，陳雪蘭是大女兒。當時，她家住在原是傭人住的紅房子中四、五間御屋裡。陳雪蘭獨自一間臥室，完全是歐式家具，還有一架大鋼琴。
那時候，周燕飛經常來我家，一次見到陳雪蘭，我特地向周燕飛介紹說，陳雪蘭是我的好朋友。周燕飛有所觸動，第二天就把已經借去一個多月的全套《悲慘世界》還給了我。儘管我心裡感到不是滋味，她喜歡我，我也對她有好感，但這種好感，同我與陳雪蘭的同窗之情，是無可比擬和替代的。我有愧周燕飛，更感謝陳雪蘭，幫我了卻了這段難以啟齒的關係。
陳雪蘭臨畢業前，又病倒了，醫生診斷為晚期肝硬化。我們從高中時的惺惺相惜，發展到彼此相愛，不幸的經歷更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在她第二次休學的這一段時期里，我常去看望她，還陪她去瑞金醫院複診。經過三年治療，醫生證明，她病情穩定可以工作了。
一天她到我家來告訴我，她的小學同學和鄰居船廠工人朱大弟對她有好感。她問我，如果大弟向她求婚，是答應還是不答應。她還問我為什么女性不能同時與二個或三個男子（是指我和也是她鄰居的音樂學院的李國文）相愛。我知道，她這是在感情和生存的鬥爭中找答案，與其說是最後徵求我一次意見，還不如說是先給我一個心理準備。她深知，我當時沒有能力幫助她解決經濟問題，為了看病有勞保，嫁給大弟，顯然是十分理智的選擇。我當然也十分明白地支持了她的選擇。不久，她給我寄來一份婚宴請柬，儘管這是預料中的事，但是我仍然被失落的痛苦所震撼，勉強給她只發了一封回信。 2 6 1
文革開始以後，我聽了民警李家華的勸說，把自己寫的新詩詩稿，存放到她家裡，當時我還不了解她家有複雜的海外關係，社會上抄家之風驟起，她在恐慌之中，事先不告訴我，竟燒毀了我的全部詩稿，包括剛脫稿的為她寫的“頭髮里的半個世紀”和“黃浦江狂想曲”。這是我自己還沒來得及細細吟詠玩味的充滿激情的兩首長詩。從此，在整整10年動亂中，我們中斷了聯繫，也中斷了我與她的特殊關係。
我從軍馬場回上海後，我們又恢復了來往。她戰勝了疾病的磨難，當了區、市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我為她代筆寫報告、擬提案；我經濟困難家庭負擔重，妻子和兩個子女沒有戶口，她省出一些她的計劃糧票支持我。近年來，只是在雙方對子女的看法上有了一點分歧，才漸漸疏遠了，能同患難而不能同安樂，這是我十分感慨系之的。
然而，說句良心話，還得感謝陳雪蘭，她不但為我解開了同周燕飛的情結，還無意之中維繫了我同華培芬的姻緣關係。要不是我在讀高中時就同陳雪蘭相識，我可能不會等到接觸了華培芬之後，才最終發出丘比得之箭的。
我同華培芬，在特殊的年代經歷了特殊的情感過程。1965年底我剛進煤渣磚廠不久，我們從相識、相知到相愛，1970年元旦終於走到一起結為夫妻。
所說我們經歷了特殊的情感過程，首先是相識的機緣特殊。她的腳自幼患了小兒麻痹症，後經好心人勸說，才去上海鳳陽路軍醫大學同濟醫院求診，醫生診斷要動兩次手術。她住院動了第一次手術，上了石膏回無錫家中休養。數月後再到同濟醫院檢查拆石膏時，醫生說因來回奔波，瘡口發炎，要她就地在上海親戚家調養，待炎症消除後才能拆石膏，然後再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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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手術。可以說，是她的足疾為我們架起了相見的橋梁。
這天，我下班回家，只見祖母床沿上坐着一個女子，面色白裡透紅，頭髮油光可鑑，梳着兩條細長的辮子，穿一件白襯衫和一條淡天藍卡其長褲，褲腳下露出綁着的石膏，她就是我第一次見到的遵照醫囑來我家調養的華培芬。
我同華培芬名義上還有親戚關係，她的父親是我祖父花春山的小兄弟，從江陰到無錫華埂上做上門女婿，改姓了華；我父親本姓周，到花家做兒子，改姓了花，論輩分她還比我長一輩。那時我家住房在上海親戚中是比較寬裕的，於是，她在她二姐華培英的陪同下來到我家暫住，等待拆石膏第二次手術。
她在我家住下後，考慮到我的家境，還給祖母每月貼補生活費。她溫柔敦厚、樸實善良，總是笑吟吟的有點嬌羞的樣子，祖母也非常喜歡她。我對她除了在一旁看她同祖母、鄰居金玲、山山打牌之外，平時除了家常話不知說些什麼好。
她拆了石膏第二次住院動手術，出院後還是住到我家調養，這時已經是1967年的秋天了。一天，她要我陪她去淮海路“足佳”皮鞋店定做皮鞋，出門叫了一輛三輪車，我第一次同女孩子挨得這麼近坐在一起，心裡有點異常愉悅的感覺，她倒顯得落落大方，對我自幼喪父孤苦伶仃的身世十分同情，舉手投足之間，彼此漸漸產生了好感。見她術後很快恢復，能夠走動了，我大着膽邀請她去南京路逛商店，還路過和平電影院看了一場蘇聯影片《蜻蜓姑娘》，就是我在哈密看過的那部影片，這是我們兩個很少進電影院看過的一場電影。她本想過了國慶節回無錫，不料一天我家大門上被鄰居貼了揭我右派老底的大字報，只能提前返回無錫了。
我被貼了大字報後，不知還會發生什麼情況，民警李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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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她快離開花家這個是非之地。這件事偏偏加深了她對我的同情和好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原來，她大姐有個在無錫當校長的繼母，之前也剛剛被劃為右派。
這天上午她去北站乘火車時，我買了一張送客的月台票陪她上了車。兩個痴男怨女一直在一起耳鬢廝磨久了，一朝分開，還真有點牽腸掛肚、依依不捨。那時正是文革動亂階段，我們竟不知不覺地連火車啟動的汽笛聲也沒有聽到，火車就轟隆隆地離站了。要不是當天下午我還要上中班，我真想陪她到無錫送她回家。我們乘的是慢車，火車站站停，她讓我在南翔站下車。臨別時，她握住我的手，在我手中塞了2元錢，推搡着我下車，叫我在南翔鎮上吃一點點心再乘車回去。當我還沉浸在溫馨之中沒有回過神來，火車又吼叫着緩緩地離站了，而我手心中捏着的她給我的錢上，還感覺得到她身上留下的體溫。
她的同情促成了我們相識，鄰人貼我的大字報又促使我們從相知到相愛。她回無錫後，我們便開始通信。我在通信中知道，她對我給她看的小說做了摘錄，其中有一句便是雨果《笑面人》中的名言“姑娘的同情往往會變成愛情”。
華培芬回無錫後，我們在通信中不斷加深了了解。陳雪蘭的結婚，更堅定了我同華培芬相伴終生的決心，我向她寫了傾訴我正式求愛的信。她再三要我考慮她的戶籍問題，我充滿自信地表示，只要兩情相悅，再大的困難我都扛得住，我大不了去無錫農村做農民。她受到鼓舞便來上海複診後，我們一起去街道民政部門辦了結婚登記，並約定1970年元旦舉行婚禮。
誰知好事多磨，我這個人命中注定磨難多多，上帝連結婚也不放過折磨我，在臨結婚前偏偏又發生了一起風波，為我同華培芬的情感經歷，增添了一筆特殊的濃彩重墨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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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匪夷所思的“119防擴散案件”。
正當我滿心歡喜地在籌辦婚禮時，先是遭到母親的反對，她出於對我的關心，說上海戶口難報、工作難找，這個無錫姑娘人再好，可結婚後你們日子怎麼過。我說，我會努力靠自己雙手養活全家，我會努力感動上帝為華培芬報戶口。有個兄弟還用激將法勸我改變主意，說華培芬報得進戶口，除非太陽從西邊出，國民黨重新回大陸。我意已決，自是不為所動。
我向無錫當地相關公安部門申請，要求同意華培芬戶口放行遷來上海，回答說要上海公安部門的准遷證。於是，我尋找一切機會到有關部門走訪、向有關部門寫信，但答覆都是上海嚴格控制人口，不同意遷入。
那時我經常去延安西路母親家，為華培芬的戶口，也要求母親有機會去南京，請在我父親輪船上避過難、當無錫市長後來當過省教育廳廳長的三舅公江堅想想辦法。我甚至告訴江堅，只要他向我岳父所在地的戶口管理部門打一隻電話，佯裝要了解自己有一個叫華福生的親戚的政治情況，其它的事就不必麻煩他了。可是得到的答覆只是老革命江堅冷冰冰的一句話：為了保持革命晚節，這個電話不能打。
天無絕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我決定結了婚再說。
星期日下午，母親叫我去她家給娘舅、阿姨寫幾封信，不料平地起風波，就在這天，1969年的11月9日，駭人聽聞的“119防擴散案件”發生了。
母親家有一個鄰居，戶主姓范，山東人，從朝鮮戰場回國後，調任上海港務局公安派出所指導員，他妻子是個年輕美貌的長腳女人。范家和母親兩家合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長腳女人經常為公用部位欺負母親。兩家為瑣事發生矛盾後，我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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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了解到，老范分配到港務局10年，其妻經常與鄰里不睦，為此竟搬遷了9個地方。
長腳女人與母親為鄰後，習性難改，故態復萌，經常惡語相加，陰損作弄母親。母親忍無可忍，便同我商量對策。萬般不為毒，最毒婦人心，我對這等惡婦也無計可施，只得去信港務局黨委反映情況，要求組織解決。港務局很重視，要老范管好自己家屬，不要再惹事生非。
老范吃了批評後，以為信是當時同母親一起生活的仁初寫的，便找他談心，說“老二！咱們都是共產黨員，有什麼話放在桌面上交換，何必找單位。”仁初告訴他，信是老大寫的，還說老大讀過中文系，很會寫寫，因此當了右派。
老二是個老好人，就是膽子小了點、官癮大了點。他在文革中從母親家參軍後，在入黨前，忌諱祖父的反革命歷史問題，就同祖母斷了關係，從祖母1976年9月中風臥床不起，至1984年3月去世，他一次也沒有去看望過她，他只是怕人知道同花家有關係，影響他的仕途。復員後，至結婚分配到住房前的一段時間，他都是同母親、後父和幾個兄弟住在一起的。
他復員後分配進機電系統，先後在橡膠機械廠和鐘錶機械廠，當了民兵連長和工宣隊的指導員。當時他參加了一個上海老工人狀況的調查，他要我為他整理材料，撰寫調查報告。我為他寫的調查報告，受到上級極高的評價，他因此後來又調任擠出機機械廠的廠長、黨支部書記。他寧可把調查材料送到我廠里，也不肯到楊家渡家裡來，就是在調查報告寫好後，他也是約好我，在我家老宅附近的大東門路口交通崗亭邊，把報告交給他，他就是不敢踏進142號大門一步。
但是話也要說回來，在1975年生了花紅我家生活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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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他給過我一些經濟幫助。之前，我曾向磚廠提出申請補助，磚廠因老二復員後已經有收入，說老二也有責任共同負擔老人，所以，我不符合最低生活水平補助條件。我說老二早已同祖母脫離關係，祖母是我一個人贍養的，磚廠說要老二單位開一個脫離關係的證明。然而，老二卻怕單位知道了同祖母的關係，即使是脫離關係的證明也不肯去開。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親兄弟，情願每月貼給祖母七元生活費，貼到1976年11月，祖母有了台北姑媽匯來的生活費後，我便主動向老二提出停止了補貼。
姑媽也是在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後，通過香港的親友張煥華、左宗華夫婦，同我接上關係的。磚廠李景可去香港後，我寫了家庭的情況，托他面交張煥華，張煥華又轉送給了姑媽，姑媽才清楚祖母和我的處境，給了我一點幫助，直到1984年3月祖母去世。其實，姑媽也不是祖父母親生的，她的親生父親沈永春當時也在上海。姑夫陳頌彥是無錫人，台大教授，二子一女，經濟條件一般。姑媽能不忘養育之恩，在姑夫的支持下，對祖母聊盡綿力，已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姑媽在我退休那年春天隨旅行社來上海，我陪她去松江泗涇為祖母掃墓。
還是言歸正傳，那天下午，我為母親寫好信後，上過廁所便起草寫磚廠大批判專欄的文章，記得一篇題目是“磚頭裡的階級鬥爭”，一篇是電影《戰上海》的評論，題目是《評“一發炮彈一汪血”》。正寫着，突然有人敲門，是老范，他說“大家去看，有人在茅房裡拉屎，用毛主席像擦屁股”，說罷，他便去諸安浜派出所報了警。
從老范敲門發話時起，我就暗暗感到今天有情況，待到看了現場，心中便明白了一半，此事絕有可能是衝着我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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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我剛從廁所出來，二是我最近寫了老范的投訴信，三是老范“發現”並去派出所報案，他可能懷恨在心，對我報復。
傍晚時分派出所來了一位民警，招呼樓上樓下一共四戶人家所有事發時在的人都來看現場。在廁所昏黃的燈光下，只見抽水馬桶底部外側斜邊和水面結合處，擱着一張摺疊得四四方方、端端正正的宣傳紙，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紙上有鉛字和隱隱約約的圖像。這張紙，顯然是“有人在茅房裡拉屎用毛主席像擦屁股”的紙了。
民警用火鉗夾起了這張惹禍的紙，這才看清楚，紙上果然有戴着大蓋帽的紅司令毛澤東的頭像，我眼睛還閃過一行“復旦大學紅衛兵總司令部編印”的字樣，心想，大概老二還沒有告訴人家我是被一師院打成右派的吧，否則，他們乾脆找一張一師院的豈不更好。
污損偉大領袖像，犯的是現行反革命罪，當時被列為防擴散案件，用來擦屁股更是罪加一等，殺無赦、斬立決！范指導員不愧是吃政治飯的，一出手就往死里打，也夠狠的。
我一開始還有點慌亂，沒有幾天就是1970年元旦，就是我結婚的大喜日子，這年我33歲，難道真是應了“三十三、亂刀斬”嗎？犯了這種事，那個年頭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怎麼嚴重也不為過，我萬一有個好歹，再遭冤屈，如何向讓我擔任學哲學輔導員的煤渣磚廠支部書記應國法解釋？如何向望子成龍、垂垂老矣的老祖母的眷眷之心交待？如何對得起三年來兩地相思、一往情深的華培芬？
正在我想心事的時候，民警逐個問了姓名和住所，還問事發前半小時內誰上過廁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去大便過，不過我沒有用過這張紙，我上過廁所擦屁股用的手紙，當時就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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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這張紙和大便肯定不是我的，對擦屁股的紙，公安部門可以驗指印。民警說他拿過這張紙有他指印，難道是他作案的？我說，只要紙上有我的指印，就算是我作的案。
我壓住了心頭的憤慨很快冷靜了下來，當即向民警提出保護現場的要求。我看出了這個現場的不少疑點，老范是如何看出“毛主席像”的？擦屁股怎麼會把紙折得四四方方？擦了屁股的紙，怎麼會端端正正的一半擱在馬桶的前沿水面上？我又突然想起，這天范家小孩坐在他家房門口，見我進廁所間，說過“爸爸，那個叔叔進茅房嘍”，當時沒有放在心上，現在聯繫起來看，有着明顯的預謀栽贓跡象。想到這裡，一顆懸着的心放了下來，只要現場在，總是能夠說得清楚的。
民警通知，晚上長寧分局刑偵科科長來開會，今天下午在這幢房子裡的人一個不准離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趁吃晚飯的空隙，我趕緊寫了現場和前後發生的情況，交給老三桂初，如我被扣押，托他抄寫後向上級申訴。我把身上帶着的辦婚事用的鈔票、糧票和布票，也交給了老三，還囑他千萬寫一封信給無錫，把發生的事告訴華培芬，請她相信我是清白無辜的。桂初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我的小兄弟，小時候膝關節患骨癆，在仁濟醫院手術，雖然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殘疾。他心靈手巧肯吃苦，那時為我做過兩隻爐子，一隻是白鐵工藝的煤油爐，一隻是用陶瓮做成的蜂窩煤餅爐，他硬是用一條好腿騎自行車送到我家裡，這些都是我難以忘懷的，現在只能拜託他了。
這天晚上，那位刑偵科長儘管聲色俱厲、威嚇誘騙、軟硬兼施，說我不老實。對之，我是不為所動、據理力爭，說不老實的是違反政策、知法犯法的人。我還反戈一擊，直接提供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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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預謀栽贓、破壞現場的疑點，要求對褻瀆毛主席像的現行，立案偵查、嚴懲不逮。
畢竟事實勝於雄辯，長寧公安局刑偵科，當天沒有再對我施加壓力，只是找了一個台階，將這起案子，移交給地方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工宣隊要我第二天下午再去母親家，辦學習班。
這天一直搞到深夜12點結束，第二天我還要上早班，剛經歷了唐山地震復員回滬的五弟平初，騎了老二新買的永久13型自行車，把我送到了楊家渡。第二天上班後，我向磚廠黨支書應國法匯報了發生的事，要他相信我是無辜的。他果然對我說的話深信不疑，代我向班組請了早退的假，理由是“小花下午要去學習班”，那時好事壞事都可以辦學習班。
畢竟是自己的親兄弟，老二新買的永久13型自行車，幫了我的大忙。我天天騎了這輛車，吃罷中飯就從陸家浜路往延安西路趕，一連三天，工宣隊先採用欺騙的手段，要我承認用有毛主席像的紙擦屁股是無意的，可以從輕處理。我則堅持這是有意的褻瀆毛主席像的行為，只不過有意的不是我，而是作案的人，堅決要求大揭大疑、順藤摸瓜，把作案人揪出來！
結果不言而喻，第三天工宣隊找了一個另有任務的台階，羞羞答答地宣布：學習班“暫時”結束。這場可怕可憎可恥可惡的公安局立了案的“119防擴散案件”的鬧劇，終於落下了帷幕，無限期的不了了之了。
我和華培芬的情感經歷的特殊之處，直到1970年元旦辦婚禮那天，又添上了不尋常的一筆。
結婚前，祖母說“先嫁床，後嫁郎”，把祖父在小南門紅木作定做的西式紅木大床，給我和華培芬作新婚禮物，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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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有四個柱子可掛蚊帳的中式櫸木大床，以30元作價給她的外甥邱雨林，並請他船去南通順便買些我結婚宴請用的雞鴨魚肉。這是一種新穎的物物交換。
結婚那天，在家裡只請了上海的親戚，大半都是花家的長輩，他（她）們看到我也請了母親，便指指點點、比比劃劃，議論紛紛，我已經有幾分不悅，但竭力忍住了。臨開席上桌，不料風波又起，事情發生在我母親把新床被子鋪鋪整齊時，祖父的大阿姐竟呵斥道“寡婦怎麼可以碰新床，觸霉頭晦氣的。”我忍無可忍馬上挺身而出說，我人也是母親生的，我的床她為什麼碰不得。不料，這一說不打緊，卻得罪了一個人，祖父大阿姐的丈夫，一個冬烘老頭把手一揮說：“吃什麼喜酒，我們走！”母親聽到呵斥，傷心得躲在一邊流下了眼淚。
身為小輩作新郎的我，見此情景，一開始還弄不明白，母親只不過動了一下被子，竟惹得幾位老長輩大發雷霆。後來我知道，老人們對我也是一番好意，只是迷信思想生怕寡婦動了新床不吉利。現在見我母親鋪被子，便責怪起來。但當時我不知底細，見母親如此傷心，便一時使起性子說：“父親去世，母親帶大我們兄弟幾個，我結婚她高興，鋪個被子又何妨。你們瞧不起她，就是瞧不起我，怕觸霉頭，要走的儘管走！”
冬烘老頭見我不給他面子，他更不給我夾里，像個犟牛，怎麼勸也勸不住，帶了他一家幾個人離席而去，為我和華培芬的婚事，畫上了一個不愉快的句號。
新婚之夜，我和華培芬無言以對，只能相擁而泣，這是我為我的任性付出的代價。婚禮上的一幕，是不是這場在特殊年代發生，由特殊介紹人（大字報）介紹，經特殊事件洗禮，最後又添上不尋常一筆的特殊姻緣的不祥預兆呢？ 2 7 1
“至近至遠東西，至深至淺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這首唐代女詩人李冶題為《八至》的六言詩，不但是《全唐詩》中僅有的幾十首中的一首，而且是衝破封建倫理“男尊女卑”禁錮，盡情謳歌夫妻之情的佳作。
我同華培芬，這對在文革硝煙中相識成為至親至愛的患難夫妻，確實是至近至深、至高至明的。她對我說過的“要做做吃吃”這句話，成了我在當時那個特殊年代中的座右銘，使我在三岔路口避開了許許多多名利的衝動和災難。
我們這個特殊姻緣組成的特殊的家庭，像大海中的一葉扁舟，經受了一波又一波驚濤駭浪的考驗，若干年之後，終於駛進了風和日麗的港灣。
五十四、歲寒三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似蜜。在硝煙瀰漫的文革劫難中、在朔風凜冽的黃浦江畔，我幸而有恬淡如水的歲寒三友，與我共同見證了這段歷史，他們是老同學羅春德、唐寶祥和呂克榮。可惜陳文莘此時尚在塞外，否則恰是梅蘭竹菊四君子了。
羅春德五短身材、遒勁如松，睿智而雄辯、倔犟而固執，發起脾氣來，雙目圓睜、怒髮衝冠，加之家裡開一爿裕泰燭棧，是蠟燭店小開，我們習慣叫他綽號“蠟燭”。他從復旦歷史系輟學後，成了社會閒散勞動力，或去學校代課當教師，或去建築工地做小工，後來又回寧波慈谿鄉下務農。
羅春德知道我回到了上海，特地從寧波來上海對我說，大城市非我輩長久居留之地，他經家鄉慈谿一位寬心法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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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去四明山觀音閣悉心研修佛學。觀音閣屠吟春師太，知道我是他的好友，剛從新疆回滬賦閒在家，便邀我隨緣上山。
那時，我在上海剛報進戶口，向街道辦事處勞動調配站要求工作，人格受到侮辱，正在氣頭上，一口答應出去走走，也好消消氣。時值春末夏初，按照好友的特別關照，除了隨身衣物，還背了30斤秈米，告別祖母乘火車去了寧波。
羅春德的老家在慈谿縣的橫溪鎮，到觀音閣還有一段路。我在他老家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一人挑一副擔子，坐船到了四明山的金吾山下。觀音閣在山上約800多米高的雲霧之中，上山一路上，茂林修竹，鏡湖梯田，鶯聲嚦嚦，澗水淙淙，身在畫中，畫在心中，如臨仙境。
我們走走歇歇，談笑風生，挑擔子走了半天山路，只歇了幾次腳、換過幾次肩，竟一點也不感到累。快到中午時分，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了一片平地，平地盡頭有一堵石塊壘砌的高高的圍牆，圍牆內有幾幢也是在石塊上壘砌的佛殿建築，黃牆黑瓦赫然在目，建築風格厚重沉穩、雄偉巍峨，在中午陽光的照耀下，勾勒出佛殿的莊嚴和梵寺的氤氳，這就是觀音閣。
觀音閣里只有三個修行的人，主持屠吟春是個50開外帶髮修行的師太。我見她容貌清麗，體態端莊，和藹慈祥；師太對我也好像見了熟人一樣，感到特別的投緣。她當天收我為義子，賜名忠義，我改口叫她“山上姆媽”。
在談天中得知，山上姆媽出身名門，年輕時冰清玉潔風韻動人，貌似文弱，但秉性剛烈。一次，家中來客一個軍閥政府的青年將官闖進內室，對她欲行非禮，她機警地抽出床邊的剪刀以死相逼，才化險為夷。祖母說男有剛強、女有烈性，師太真是一個烈性女子。她20多歲出閣嫁人，丈夫是上海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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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會計師，本想三從四德相夫教子，但結婚不到一年，丈夫暴病身亡，她便看破紅塵皈依佛門，來到觀音閣主持。
觀音閣原是山上姆媽的公公所建，公公年輕時他母親久病不愈，來到原在山腳下的觀音閣，求香灰許願，但得母親病癒，定當重塑金身光大佛門。果然，母親不日痊癒。
是夜觀音託夢，要他去上海，定有佛緣。他深信不疑，即日啟程，上船後遇一白髯長者，是一個顏料商人，也是觀音託夢乘船去上海。兩人似曾相識、一見如故，到了上海後一起共事做顏料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進了大批德國顏料，大戰爆發後，兩人一夜暴富。公公想起了金吾山腳下的許願，和觀世音菩薩夢中的指引，便攜款返回金吾山。
山上姆媽告訴我說，那天公公來到山腳下觀音閣前，想要找一塊淨地重建觀音閣。也是有緣，公公邂逅一個扛着鐵鋤的白衣長者，問清情況後，長者扛起鋤頭便領他上了山。到了山上，雲遮霧罩之中，突現一塊方圓數十畝的平地，只見平地四周山上山下鬱鬱蔥蔥，左右兩側雙峰對峙，一座狀如青獅，一座狀如白象，儼然是洞天福地、伽藍勝境。
公公四顧俯瞰時突然想到，高山之上大興土木，水從何來？白衣長者哈哈大笑道：“來來來！”隨手取下肩上鐵鋤，在一處山地挖掘起來，頃刻之間，便見一泓清泉汩汩湧出。
山上姆媽說，白衣老人是金吾山山神、土地菩薩化身，後來就在此處開掘修築了一口井，用井水興修了有三個大殿、七八間樓宇的觀音閣。這口井的井水，可供觀音閣內眾人取用，還可供觀音出世、觀音得道、觀音升天一年三次香期，每次數百個朝山進香信徒的飲用盥洗。山上姆媽說，此井只有三尺來深，通大海，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十分好奇，匍匐井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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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起衣袖用手伸進井水，真的很淺，摸到了井底的岩石。
環顧觀音閣景色的氣韻生動，感嘆觀音閣來由的出神入化，驚訝觀音閣水井的神秘奇妙，心頭頓時有一股清泉在噴涌：
觀音佛閣九重天，白象青獅伏兩邊，
三尺龍泉通大海，心香一瓣可修仙？
觀音閣當家主持一早一晚都要在青獅白象環伺之中做兩個小時功課，念一聲佛，叩一個頭，頭上、膝蓋上生起厚厚一層老繭，誦經聲就像井裡取之不盡的清泉，汩汩不斷。早晨，我都是在她似泣似訴的“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聲中醒來；晚上，我又是在她淒清安祥的“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聲中睡去。
山上姆媽收留羅春德，一是念他年紀輕輕決心獻身空門，必有佛緣和根基；二是觀音閣每逢香期，山上人手不夠，原有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家人，現在也只能燒燒火、誦誦經，就是臨時上山的寬性法師，也已老邁，春德上山，正是時候。
山上姆媽考慮羅春德還有父母，便給他定了一個進退自如、隨遇而安的計劃，先在山上住下來，晨鐘暮鼓，誦經念佛，如有善緣，便可常住下去，了此餘生；如無根基，既可在山上做些佛事，有些收入養活自己，也可侍奉雙親，以盡孝心。
羅春德向師太要錢。師太說她有錢，但這些錢只能取之於佛，用之於佛，修橋鋪路、整治廟宇，你要錢要靠自己的勞作。山上有三件事可做：第一件是負責砍伐山上全年燒的柴禾，一年給100元。第二件是負責給信徒講解簽書，一年三次香期，每次一百元就是300元。第三件事是，山上有很多茶樹，清明穀雨前採摘嫩芽，焙制後下山去賣，少則也有100元，加在一起500多元。那時候一年淨得500元已經很可貴了。
為了幫助羅春德學會焙制茶葉，山上姆媽還請了茶農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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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觀音閣，手把手地教羅春德。但是，羅春德怕苦怕累，君子動口不動手，臨末了一竅不通。我不怕煙熏火燎跟着一起學，卻很快就學會了。
山上姆媽要我上山，就是想讓我規勸羅春德接受做這三件事，努力做到自食其力，她在菩薩面前也好有個交待。我看羅春德懶得動手，便另外出了一個可以少動手的主意，我為他在圍牆四周種了一圈絲瓜，嫩的時候可以吃，長老了可以當藥材賣。我還為羅春德栽種了許多生梨樹，一年成活，兩年開花，三年就可以結果摘下去賣。可惜我下山後，羅春德不澆水、不耘土、不除草、不治蟲，絲瓜和梨樹全部荒蕪了。
我在觀音閣整整一個月，山上姆媽天天為我在菜餚上翻花樣，油燜筍、倒篤筍、四季豆、烏豆芽、嫩莧菜、水鹹菜、洋番薯（土豆）、紅番薯（山芋）、野蘑菇、野山果，美不勝食。許多蔬菜都是她一早在露水中採摘下來的，水靈靈、濕嫩嫩，看一眼也令人垂涎欲滴。最是讓我念念不忘的，是一種山上姆媽叫作“谷貢”的野生水果，圓圓的、紅紅的，艷麗似火，就像荔枝、像草莓，一顆入口，汁多味醇、清爽甘甜。
終於到了該下山的時候了。下山那天，山上姆媽對我說，山頭頂上生活清苦，凡夫俗子住不了三天，就會水土不服，吵着要下山，而你不知不覺已經住了一個月了，足見你是一個有佛緣的有福之人，不過俗緣未盡，家有老祖母尚要侍奉，不能久留。告別時她塞給我10元錢，囑我途經杭州去玩幾天。
誰知，這一去竟成永別，幾年後，佛地也難倖免文革大劫。天下烏鴉一般黑，流氓無產階級出身的農村造反派，一把罪惡之火燒上了觀音閣，烈女子屠吟春玉石俱焚，魂歸離恨天。
羅春德失去了依靠，下山重返家鄉養了四箱蜜蜂，還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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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蜂王漿到上海我家附近楊渡橫街的收購站賣過。一次，他突然來同我告別，說養蜂虧了本，又找到了江西一個什麼山，真的要上山修行去了。我感到特別的傷感，便去酒店為他餞行。其實我也吃不下什麼，夾了幾筷後，便停下筷來看他吃。鄰座見他頭髮蓬亂，一副狼吞虎咽的樣子，動了惻隱之心，把自己一盆沒有動過筷的魚香炒肉絲請他吃。也許他喝了酒，有點醉意，竟怒睜雙目，操着寧波口音說“沙人（誰）要缺（吃）五（你）東西！”猛地把這盆菜推了過去，弄得大家十分狼狽。
用這種方式送行不久，這位心比天高、命如紙薄的老同學，突然又回上海說，原來佛門也不是什麼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靜之地，要他一邊帶髮修行，一邊經商做賬，他一怒之下下了山。他問上海老朋友有誰肯供養他潛心研究佛學，待他開悟後為人類造福。當時老朋友中，誰有經濟實力或者有這個慈悲心能供養他呢？最後，他還是回慈谿鄉下務農去了，這些都是後話了。
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骨格清奇的山上姆媽、雙目失明的老家人和執迷不悟的羅春德。我一早下山坐船，經慈谿轉車到寧波，從寧波乘火車，當天晚上到了杭州，就在車站附近小客棧住了一夜，第二天頭班車來到靈隱山下。
當時正當初夏的清晨，不見遊人，山中只我一個人一路拾級而上，逢寺就進、遇佛就拜，只覺得心馳神往、清淨似水。過飛來峰來到靈隱寺時，太陽還沒有升起，寺前老僧掃地，山間鳥鳴婉轉，晨風習習、空谷迴響……，儘管下午我又去西湖環遊，但我腦海中盤旋着的只有靈隱之行。為了生計和節省開支，我當晚就回上海，在車上留下了一首《來去匆匆》：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靈隱人早，空谷霧重。杜鵑泣血喚遊子，老僧沙沙掃枯松。匆匆的來又匆匆歸去，摘一支松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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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拽一片白雲作紙，醮西湖水寫昨天的故事。磬音悠悠，佛號聲聲，團蒲不知春秋，清煙橫超大千。
要是我的歲寒三友羅春德是一棵大雪壓彎了的青松，那麼紅梅便是唐寶祥了。唐寶祥清純脫俗、謙遜好學，無論職業、外表、人品，把他比作梅是最恰當不過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聯宋人林和靖的詠梅詩，是可以用來描寫寶祥的傳神之筆。
性情身材一如其籍貫江南水鄉水墨畫的唐寶祥，1961年師院中文系畢業，被挑選進戲劇學院當研究生，我回滬時，他正在天蟾舞台跟周信芳劇團實習。他給我一張內部觀摩戲票，我得以欣賞了周信芳主演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來，正是這個劇本被姚文元寫了一篇評論，又被毛澤東看中，為文化大革命發難搖旗吶喊，招徠了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場災難。
唐寶祥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歷史人物于謙，畢業時正值文革開始，他離開了京劇團，分配去金山縣錫劇團當團長，又陰差陽錯地成了金山縣“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被批鬥、遊街，打倒後送五七幹校。當時打倒他的造反派，企圖得到更多的批鬥他的材料，曾經向我外調，問我“聽說唐寶祥與你是好朋友，你們經常通信，他在信上同你談些什麼？”
我說：“你們的問題我沒法回答，何謂‘經常’，是一個月、一星期，還是二三天、一二天？”
他們又問：“你就說說你們談些什麼吧。”
我說“噓寒問暖，天南地北，有啥談啥。”
他們厲聲道“具體點！”
我趕緊說“啊喲喲，我不知道你們今天會來問我，談得太多太久，不記得了呀，你們為什麼不早說，我可以記下來呀。” 278
造反派似乎生氣了：“你這個人為什麼這麼嚕囌！我們要你實事求是，你就說說你和唐寶祥對蘇聯赫魯曉夫的看法。”
我說：“這可是個大問題，我是應該記得的，可惜赫魯曉夫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沒有談起過有什麼看法。”
這下他們激怒了，大聲呵斥道“花月初放老實點！”
我毫不示弱，也提高了聲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是毛主席教導的‘實事求是’，難道你們想要我把不知道的說成是知道的嗎？！”……
我眼看他們一籌莫展，成了強弩之末，便乘勝追擊：
“你們外調唐寶祥說過什麼，應該聽我的，我說不知道。至於，你們要要知道我說的話老實不老實，倒應該老老實實地去向唐寶祥，或者向別的什麼人，外調我！”
後來，我們談起這次外調的往事，都感慨不已。文革結束後，京崑劇團恢復，俞振飛當團長，唐寶祥作為高級編劇，被推薦進上海崑劇團擔任藝術室主任。大概“寶祥”這個名字也是封資修，當年就改成“葆祥”了。他具“唐葆祥”大名，為俞振飛生平立傳，為湯顯祖劇本改編，屢有佳作問世。他在我的好友中，是出類拔萃的一個。
與唐寶祥一樣執着醉心於藝術的呂克榮就不羈多了，他清高靦腆、不善言辭。呂克榮是羅、唐兩位給我引見的，是比我們低一屆的蓬萊中學校友。他高中畢業後去了馬鞍山鋼鐵廠，說廠長姓宮在他呂字上加了一頂帽子相剋，他因同兩個副廠長關係好，宮廠長為了排擠意見分歧的副職，藉口幾句玩笑話，以所謂成立新的黨中央的罪名，殺雞儆猴，處分呂克榮，使他成了權力之爭的殉葬品。後來，他致信冶金部長呂東申訴，敗也是呂成也是呂，終於昭雪，這時他已回上海做了寓公。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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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時，他已與翁翠英結婚成家，育有一子一女。
我從新疆回來同他相識後，兩人一見如故形影不離，猶如一竿翠竹煢煢孑立的他，一反常態話也多了起來。有一段時候，我們兩個都失業在家當寓公，他夫人在中學當教師，白天不在家。我們經常抱他的女兒卓君出去，走遍城隍廟、昭通路、福州路、淮海路的舊書攤、舊書店。他經常做東請我在點心攤吃點心，三個人半斤生煎、兩碗鮮肉小餛飩。這樣走走看看吃吃，一個圈子下來，半天時間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
一次，我在福州路新開張的古籍書店，看到一本王力的《漢語詩律學》愛不釋手，但苦於囊中羞澀，只得望書興嘆。當晚在家裡翻箱倒篋，搜出幾十本舊書，裝了足足一網線袋，第二天邀了呂克榮，拎到舊書店變賣，以書易書，捧回了我心愛的詩律學，多餘下來的錢，剛好夠我們吃點心。
呂克榮在淮海路舊貨商店（淮國舊），看到了一架美國製造的名為“羅賓斯坦”的鋼琴，他雖然擅長拉小提琴，還師從衛仲樂教授學習拉二胡和彈琵琶，而對鋼琴也是夢寐以求。那個時代正規商店裡一琴難求，好在大革文化命風起雲湧，鋼琴之類成了封資修四舊的雞肋，淪落在舊貨店低價出售。
呂克榮見到鋼琴自然喜不自勝，但看了價格欲言又止沉思良久，最後嘆了一口氣還是離開了鋼琴。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鋼琴再便宜也是一筆大款子，他同我三天兩頭總要到淮國舊去看看“羅賓斯坦”，這架鋼琴從我們第一次看到時的800多元，一個月裡，竟跌到了600多元！他咬咬牙決心買了。之後，他做通了父母和翁翠英的思想工作，變賣了結婚時的金銀細軟，還賣掉了自己那把心愛的二胡，才籌齊了錢。 這天，我向開老虎灶的朋友借了一輛板車，兩個書呆子拉車去買鋼琴了。 280
到了商店一看，又跌100隻賣500元了！呂克榮笑逐顏開，趕緊付款開票。裝車時，商店營業員十分驚訝，懷疑居然就我們兩個讀書人，怎能把這架千斤重的龐然大物拉回去。在商店營業員的幫助下，我們把鋼琴裝上了車。
出門後，我擋車他背縴繩，在重慶路過馬路轉彎時違了章，交警看呂克榮面清目秀，說話期期艾艾、吞吞吐吐，還戴着眼鏡，誤以為我們兩個是被打倒下放勞動的教師，網開一面，只說了一句“要注意交通安全”就放行了。
他家在董家渡賴義碼頭街，鋼琴順利拉到。但這架鋼琴實在太大，扛不進房門，我出了一個主意，卸下幾扇長窗，從窗框裡抬進去。呂克榮又請了幾個鄰居和朋友幫忙，他們在裡面接，我在外面送。當我漲紅着臉，屏息靜氣奮力托起這架鋼琴、然後拉着預先綁在鋼琴上的繩子、緩緩地把鋼琴平穩放下時，突然聯想到，這時候，自己就像法國大作家雨果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裡的主人公冉阿讓，扛起陷在淤泥的馬車時的情景！呂克榮把原先放寫字檯的位置讓出來放鋼琴，寫字檯就送給了我，是作為給“冉阿讓”的酬謝吧。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大，一天李家華對我說，北京來的紅衛兵就要到小東門來，叫我清理一下寫的詩稿，主動銷毀掉，以防抄家作為罪證。我原有兩冊新詩放在浦東陳雪蘭家，已被她燒了，還有兩冊《晚千閣詩稿》的舊詩，敝帚自珍，一直放在自己床頭，不時翻閱吟詠。看這個形勢，這兩本舊詩竟成心病，要給它找個安身之處，度過此劫。我想到了呂克榮。
這天我上中班，吃罷飯，裝了一盒飯、一盒菜，放進拎包，上面還有一本要還給廠里圖書室的革命小說《虹南作戰史》。我把要交給呂克榮的兩冊《晚千閣詩稿》放在飯菜和小說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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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拎起包，告別祖母就上班去了。
呂克榮家賴義碼頭街是我去磚廠的必經之路，不消片刻到了他家，只有他一個人在。我邊說緣由邊拿出兩冊詩稿，鄭重其事地交給呂克榮，要他放好。一貫木訥的他，這天似乎有什麼心事，什麼也不說，隨手把詩稿在寫字檯上一放。我正要告別去上班時，只聽得鑼鼓聲一陣緊似一陣，越來越近，心想附近不知哪一家又要遭殃了。
誰知說時遲那時快，鑼鼓聲消失，代之以一大群人推開他家大門湧進來的喧鬧聲。這時，人群中一個頭頭模樣的人仰起脖子高聲說，不是呂家的人快離開，我們要抄家了！我說我是呂克榮的朋友，上班路過。他們翻看了我的包，我給他們看了我的書和飯菜後，他們推搡着叫我快走。
這時呂克榮木訥的臉上，又增添了一絲驚慌的神色，此時我不知對他說什麼好，想幫忙也幫不上。忽然想到這兩冊詩稿是不是反而會給他幫倒忙呢，拿走吧，怕引起他們的注意、不打自招；不拿走吧，無疑是飛蛾投火、自取其禍！
正在進退兩難之際，我驟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出包中的《虹南作戰史》，放到詩稿的上面，對呂克榮說：“給！這是你向我借的書，忘了給你了。”呂克榮一時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露出了疑惑的面色，我趕緊說：“喔！你現在哪有心思看小說呢，我還是拿回去吧。”說罷，眾目睽睽之下，我一把抓起小說和詩稿，重新放到包里，轉身就走。過後我才知道，造反派抄家時還撬了他家的地板和天花板。原來呂克榮祖上開老鳳祥銀樓，父親在薛家浜屠宰場當供銷科長，他姐姐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造反派是衝着他家的金銀財寶而來的。
我到了磚廠，把包和詩稿放進了休息室的更衣箱裡，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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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翼地上了鎖，還做賊心虛地不時回休息室，看看有沒有人動過我的鎖。晚飯後，生產工人都上機器忙開了，我是機修工，機器運轉正常了，我就拿了詩稿上廁所，想把詩稿在廁所里撕碎沖走。但是，不是廁所間時或有人，就是忐忑不安擔心詩稿紙張太好、太多，堵塞了下水道，幾進幾出下不了決心毀掉。這兩本詩稿成了孽障，最後還是下了班帶回了家。
那天酷熱，溽暑難消，一路上，看到好多人搖着芭蕉扇在家門口納涼，也有一些人低着頭在接受批鬥。我不免兔死狐悲、憂心忡忡，心裡加緊盤算如何銷毀包里的詩稿。回到家裡，將近深夜12點，我想趁夜靜更深，曬台上沒有人，用火把詩稿燒了。但繼而一想不行，燃燒起來會冒煙，造反派發現了，找上門來，還不是死路一條。左思右想都不是安全的辦法。
心理學揭示，人有三大本能：性本能、食物本能、防禦本能，都是生存的前提和需要。那時我還沒有結婚，文革大潮壓抑了性本能，食物和安全才是最大的需要。
一天忙到了晚，臨睡前已是飢腸轆轆，食物本能告訴我該吃一點下去了。在短缺經濟的年代，有錢沒錢一個樣，什麼都有計劃、都要票證。我照例盛了一碗冷飯，衝進一點開水，就着祖母為我準備好的我愛吃的油煎咸帶魚，片刻之間一大碗泡飯下了肚，心裡卻還是想着那兩本詩稿。
食物本能滿足了，求安全的防禦本能又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天太熱，吃罷飯在水龍頭下沖了一個涼，見老祖母睡得正香，我就把換下來的衣服放在擦板上洗起來。此時突然又想到了詩稿，何不把詩稿放到水裡，像洗衣服一樣在擦板上揉碎了衝掉呢？真是個好主意，說干就干，兩本浸透心血的詩稿頃刻之間就付之東流了，這下可以安全地活下去了！ 2 8 3
但還是有人沒有安全地活下去，呂克榮的父親便是一個。
一天早晨，我做夜班剛回家，呂克榮氣急敗壞急匆匆地來到我家，一句話不說，像一匹受傷的高盧雄雞，只是在屋子中央不停地來迴轉圈子。見我問得急了，才從衣袋裡掏出一張紙，斷斷續續地說“這，這，這是父親的絕，絕命書！”他父親在遺書上留言“我實在忍受不了小人的誣陷中傷和肉體的凌辱，我決定一了百了，你們不要再找我了，當你們看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的身體已經隨着黃浦江水漂向了東海大洋。”
……嗚呼！我鼻子一酸，睡意全消，立刻陪他去吳淞碼頭水上公安派出所報案。幾天后送來了死者生前穿的衣着，通知家屬辨認收屍。公安局告知，呂克榮父親是在六里橋附近投河下水的。那天有個農民看見一個五短身材先生模樣的中年男子，在河邊盤桓了很久，後來就不見了，想不到他投河自盡了。
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美好的，親情更是美好的；世界不美好變得醜惡了，生命和親情，也變得不美好醜惡了。克榮父親在河邊盤桓時，正是美好和醜惡激烈交鋒的當口，克榮父親屈從於醜惡的脅迫，選擇了逃離醜惡的現實世界，去追求未知的美好了。克榮父親啊，如同真理和謬誤只有一步之差一樣，美好和醜惡也只有一步之差，你為什麼不再奮力跨出一步，你所未知的美好，就在你的心中呢？
幸而，你的兒子沒有步你的後塵！
這是在一個冬天的傍晚，天色已經漆黑，呂克榮又氣急敗壞地來到我的家裡，還是一句話也不說，還是像一匹受傷的高盧雄雞，在我屋子中央不停地來迴轉圈子。我一把拉住他問“又怎麼啦？”他依然是斷斷續續說：“我，我，我被鬥了，要，要，要我交代同你、同羅春德、同謝春元的關係。” 284
他是從批鬥會結束後，從會場直奔我家來的。謝春元是羅春德認識的一個比我們年輕的人，我一直認為謝是一個浮誇虛偽的人，對他敬而遠之。謝在單位出了事，拋出了呂克榮同羅春德和我是好朋友。羅春德已不在上海，呂克榮家被抄、父親“畏罪自殺”，要尋找呂另外一個好朋友的我，企圖打開缺口作為呂的罪狀了。我安撫了他幾句，告訴他，我在廠里一切都好，我們沒有什麼把柄落在謝春元的手裡，你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先放下心來，冷靜地分析情況，正確地作好應對決策。結果這次批鬥雷聲大、雨點小，不久就不了了之。
一次，街道、里委、派出所三結合通知我讓出住所，搬到黃浦江邊上戶主施家的三樓。搬遷原因是，北京紅衛兵要進駐小東門，為安全考慮，準備把紅衛兵小將安排在里委住宿，我家房子大，原與里委相鄰的幾家住戶搬到我家，所以我家只好讓出來搬岀去。
我到施家一看，原來房主是我在9號碼頭裝大白菜的同事施品芳阿姨。施阿姨的房子是私房，正犯愁是哪一家要搬到她家三樓，見到是大力士大學生花家祖孫兩個，高興得不得了。我回去同祖母一說，她也很樂意，雖然面積減少了許多，但環境也好了許多，尤其是可以離開那幾家貼我大字報的惡鄰。我立即告訴呂克榮，要他在這個星期天幫我搬家。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就在臨搬家前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我又接到了不搬的通知。問了原因才知道，幾天前，國務院緊急通知：全國停止紅衛兵串聯！紅衛兵不來了。
不久，毛澤東去世、四人幫下台、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復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撥亂反正，我也終於被所謂的“改正”“落實”了政策。 2 8 5
第八章 浴
火再生
（1979年9月－2007年8月）
五十五、艱難的落政經歷
1979年8月27日，中共上海師範學院委員會，給我下發了紅頭文件《關於花月初同志錯劃為右派的改正結論》，全文如下：
“花月初，男，四十二歲，江蘇省江陰人，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本人成分學生。一九五六年考入本院中文科，一九五八年二月劃為極右分子，給予勞動考察處分。一九六○年六月分配去新疆，一九六二年回滬，一九六五年到南市區煤渣磚廠工作至今。本人提出申訴，要求複查。
我們根據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精神，就他的右派問題進行了複查，對照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中的有關規定，經研究認為：花月初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寫的詩中有嚴重錯誤。但鑑於花詩的內容並未公開發表和散布過，在反右鬥爭中又主動交出。因此，對其錯誤思想進行批判教育是必要的；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原劃右派，予以改正。撤銷原勞動考察的處分，恢復其政治名譽。”
耐人尋味的是，若干年後，師院黨委又給我補發了同一問題的第二份改正結論，刪除了第一份結論中“分配去新疆”一說，把“經硏究認為”後至結束所拖的尾巴刪去，改為“經研究，花月初右派問題屬於錯劃，決定予以改正。撤銷原處分，恢復政治名譽，落實政策。”落款下還加了一個註：“根據滬委統發字（83）229號文於一九八四年三月修改。” 286
嗚呼！作為學生的我，為祖父的反革命問題翻案、寫了一首習作的詩，就可以打成右派；一怒之下砸了一枚圖章，就可以升級為極右，好端端的送去勞動考察，1958－1979年，一考察就是整整21年！難怪一代文豪巴金當年也要被張春橋說成“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斯大林文學獎得主丁玲發配東北當養雞老太婆，她在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上對周揚說的“受苦了”，要用“首長一個字值七年”來發泄打成右派的忿懣。
一份“改正結論”，就有那麼多的變化，更不必說，之前得到改正結論、之後落實政策的艱難經歷了。
此話還得要從1978年底說起。我從朋友處得悉，中央有一個落實右派問題複查的55號文，由右派本人提出複查申請，由被打成右派的原單位對申請複查改正，由現在的工作單位在複查改正後落實政策。
我立即在1978年12月4日，向把我打成右派的上海第一師範學院提出了複查申請，不料一連申請了五次，歷時八個月，才得到了上面這份事關我的後半生的一紙批文。
第一份複查申請中，我激忿地附了一首題為《感時》的七律：“失足未成千古恨，江山依舊歲時新。腥風血雨承先烈，覆地翻天靠後生。感恩且喜春秋讀，報國空懷桃李心。卻道前程無限好，華年似水復如金。”儘管頸聯失黏成了折腰體，但是，我對鄧小平新政的報國之心卻躍然紙上，還是交了上去。
當時師院成立了一個“55號”辦公室，一位煙癮很大、咳嗽不斷的姓張的中年幹部負責接待。在我隔了幾天再去諮詢時，張老師指着這首詩說，領導對你的申請和詩很惱火，說就憑你在申請中發的牢騷“我之為右派，不是在打成右派之前，而是在打成右派之後被逼上梁山的”這句話，就可以再給你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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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帽子，更不要說改正了。張老師要我端正態度，挖一挖錯誤思想根子，要靈魂深處鬧革命。他把林彪、四人幫的高調也用上了。
之後，“55號辦公室”另調了一位女青年接待，她明確告訴我，要專題寫一寫對《天罵篇》的思想認識。我遵命又幾次三番送上了申請報告，可是，結果卻一次比一次差。
後來我知道，師院一貫以“左”聞名，本來就不準備給我改正，要我談《天罵篇》的認識，只是一個陷阱，你不認錯，就說你態度不端正；你認了錯，就說你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一貫反動。橫豎鐵定你是右派，一百年不動搖。這樣可以防止一風吹，保留幾個右派，佐證反右鬥爭基本正確的結論。
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發！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爆發了！我給“55號辦”送上了第五份申請。這次不談情況，不談認識，為宣泄心中的怒火，言簡意賅快刀斬亂麻，只提出了一個要求，我寫道：
“你們不給我複查結論，無疑於第二次給我戴上了右派帽子，既然如此，我按中央規定送上了申請，你們也必須要按中央規定給我批覆！為了不給你們添麻煩，我強烈要求，請你們最低限度給我一個‘維持原結論’的結論的批覆！”
那位女青年接到我這份措辭強硬的申請後，感到很意外，電話問我說：“沒有結論，說明還有改正的希望，你要維持右派原結論的結論，蓋棺論定了，又有什麼用？”
誰也沒有想到，我會破罐子破摔，竟回答：“對照16條規定，有了這份批覆後，我可以據此逐級向上申訴！”
一星期後，女青年又來電話：
“祝賀你，領導已經簽發批示，同意你改正了。” 288
從申請到申訴，一字之差，卻水到渠成，了斷了這樁長達21年的冤案！據說，《天罵篇》最後送到了當時中文系系主任吳世常（黎明社下放幹部組長）那裡，經他點頭，在結論中拖了一個欲蓋彌彰的尾巴，提出了第一份改正結論中“經研究認為”後的那段話，才同意批覆改正的。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是這段拖了尾巴的話，後來也在統戰部的原則干預下，在補發給我的第二份改正結論中，刪掉了！
當時磚廠黨支部書記應國法已經上調區房地局任宣傳科長，我便把批文交給了廠長邵惠民，邵惠民又將批文上報人事主管單位南市建築材料公司黨總支。總支書記郭劍山和公司經理楊小順，委派公司人事科王科長找我談話。
這位不懂政策、卻要負責落實政策的科長說：“1958年你只是一個大學生，當反革命、壞分子都可以，怎麼會當右派？”又說：“右派帽子不是我們給你戴的，為什麼要我們給你落實政策？應該去找給你戴帽子的師範學院。”我說中央文件規定，要現在的工作單位落實政策。他又耍賴用“我們小單位，沒有資格看到中央文件”把我拒之於千里之外。
出於無奈，我只得再去找師院“55號辦”，要求給我開一份落實政策的書面文件。那位好心的女青年奇怪地說“你公司為什麼不去自己上級單位查看？”我說“假睡着的人叫不醒，他們故意裝糊塗。”為免節外生枝，我再三要求學校專此直接給我開一個書面文件。
1979年9月29日，學校以落款為師院“55”文辦（代）名義（加蓋中共上海師範學院委員會公章），根據中組部等五部統發文〔1979〕第143號文有關規定，給我開了一個《關於花月初同志定級、工齡問題的意見》的無文號的白頭文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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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工齡從1958年5月起計算”“工資偏低的可以改定到當時畢業生的一般定級水平”（筆者批：上行下效，豈有此理！）。
公司人事科王科長不耐煩地看了一眼這個“豈有此理”的文件，語出驚人地說：“什麼落實政策！什麼按幹部編制恢復大學畢業生待遇！你1965年進廠，我們要的是工人，沒有要大學生，更沒有要幹部，叫我們怎麼安排？你自己看着辦吧！”
好一個“看着辦”！1965－1979年，我進磚廠先做了七年臨時工，日工資1.6元；又做了七年基本工，換湯不換藥，月工資40.8元。磚廠把我當作廉價勞動力，剝削了我整整14年，現在到了至少要在政治上對我有所補償的時候，剝削者為維護貪婪的欲望和權威，對中央文件規定的我認為是豈有此理的起碼要求，居然也敢一口拒絕。
我小時候玩過一種叫“賤骨頭”的玩具，你不打，它不轉；你打得越重，它轉得越快。現在我又遇到這種賤骨頭了。
隔天上班，我換好工作服，在機修車間找個僻靜處坐下來，看書讀報喝茶，變相罷工待命。
當時《文匯報》轉載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把這篇文章看了幾遍，感到實在痛快，還同圍在一起看的人討論起來。周圍的工人、幹部都用驚異的目光看着我，機修組“老江湖”楊錦昌，假惺惺地要我“抓革命、促生產”，生產科包真康、老會計顧承璋卻點着報上的文章，對我好言相勸說讓實踐來檢驗。我滿面堆笑，只說王科長要我“看着辦”，我就“看”着辦了。一“看”看到了下班。第二天我如法炮製，又“看”了一天。
第三天一上班，老楊卻看不下去了，直接找廠長反映，說我搞無政府主義，影響了車間生產秩序。廠長邵惠民其實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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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道了這個情況，這時也按捺不住心中對我的憤懣，趁機發號施令找我去厂部談話。
他經過深思熟慮，有備而來，一開口就說：“落實政策，重在政治上落實，我看你做工人比當幹部更能發揮作用。”
我針鋒相對地說：“我還沒有當幹部，你怎麼憑‘先驗論’，就知道我當幹部一定不如做工人更能發揮作用？”
他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幹部不一定比工人好。”
我說：“你這是偷換概念，工人是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工人不能代替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絕對不是工人領導一切。幹部是工人中間的優秀分子，只有幹部犯了錯誤下去做工人，哪有工人犯了錯誤上去當幹部的？”
這位舊軍人出身的廠長也不是省油的燈，他順着我的語氣反問我：“那，工人犯了錯誤，你說應該當什麼？”我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他又接着說：“上班不幹活，目無組織紀律，自由散漫、松松垮垮，無政府主義！這是什麼性質的錯誤？這種同志難道還能當幹部？這樣下去，我看連工人也當不成！”
軟的不行，來硬的了！話說得斬釘截鐵、擲地有聲，我差一點被他憋得喘不過氣來。
山到盡頭必有路，船到橋頭自會直，情急之下我突然眼前一亮，想到了列寧說過的一句話，順着他的話頭，便脫口而出：
“說得好！無組織、無紀律，這是無政府主義！然而……”
我大義凜然地接着說了下去：“請問邵廠長，明擺着中央文件不落實，這是左傾還是右傾？反正都是機會主義！”
我話鋒一轉：“廠長同志！你知道不知道？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說過，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
真有點咄咄逼人了！他似乎也相信了這句大有來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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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這個…這個，好吧，我們研究研究……。”
一星期後，磚廠開大會宣布對我落實政策，恢復幹部編制，享受大學畢業生待遇（好一個大學“讀”了20多年久旱之盼雲霓的大學生待遇！），安排厂部工作，職務：車間現場指揮。
天哪！1958至1979年，我種過二年半田，養過二年半馬，做過十六年工，整整21年，幾經曲折，方始得到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待遇，擔任一個職務系列上找不到的車間現場指揮職務。儘管名義上落實了政策，但是我感到，強扭的瓜不甜，可憐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依然籠罩在極左陰霾之中，被欺騙被愚弄；可憐的一個書呆子，依然沉睡在一場睡不醒的噩夢之中，翹首以盼涅槃再生。有七絕《題夢》一首，記錄了我的心情：
一劫沉淪二十春，可憐蝴蝶誤真身，
黃花摧落西風冷，浩蕩天恩隔世聞。
五十六、為申報戶口而奮鬥
我剛用嘴和筆突破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壁壘，誰知，可憐可悲的我，還要用嘴和筆為子女和妻子申報戶口而奮鬥呢！
屈指算來，我讀了5年小學（三年級跳過未讀）、6年中學、2年大學，總共13年，濫竽充數，勉強算是個小知。但是我這個另類知識分子，雖然讀書不多，學無專長，不通仕途經濟之道，不會買賣做生涯；不諳升官發財之術，不會阿諛奉承拍馬屁，卻是肩能挑擔、手能提籃，而且能說能寫。當然，與其說我能說，還不如說我敢說；與其說我能寫，還不如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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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寫。一個天也敢罵敢寫的人，還有什麼不敢說不敢寫的呢？
我去野營拉練時，妻子已在預產期中，我早早地為子女取好了名字。拉練回家不久，上蒼有好生之德，吉人自有天相， 1970年10月22日，順順噹噹生下了兒子花雨。4年多後，又在1975年1月27日，生下了女兒花紅。
兒子出生後卻不順當了。我拿戶口簿和醫院的出生證，去咸瓜街小東門派出所報戶口。派出所因為華培芬戶籍在無錫，說根據政策不同意給孩子報常住戶口，給了我一張暫住人口登記表，要我填寫。在“由何處來”欄內，我實事求是地填上了“從娘肚皮里來”。連一向板着面孔的老民警郭同志也笑出聲來說“虧你怎麼想得出來的！”之後，我一再申報，都答覆“小孩的戶口跟娘”，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絕。1975年女兒花紅出生後的遭遇如出一輒，我家有妻子和子女三個臨時戶口了。
臨時戶口只是戶籍管理的制度需要，凡常住戶口的計劃票證，一概沒有，其實報和不報都無妨，而我只是為強化申報常住戶口的意願，還是按規定90天辦一次展期手續。我至今還保留着她（他）們三個人簽滿展期字樣的登記表。
華培芬的戶籍在她父母家無錫梅村，是農業戶口，我原本就沒有指望把她戶口能遷來上海。她是老三，她大姐出道早，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水電部工作。她另有一個姐姐、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都在無錫。後來最小的妹妹也出嫁到上海近郊。
我每年同妻子去無錫一、二次，返回上海時把她的口糧帶上來，還帶一些丈人家自己種的芝麻赤豆五穀雜糧和蔬菜，還有老丈人親自醃製的整條豬腿，每次二百來斤重。感謝妻弟培康每次都幫我挑上火車，下了火車後就要我自己挑回家了。好在已經在五角場、軍馬場磨練過的我還挑得動，只是在出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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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時勉力佯裝輕鬆，可以逃避超重加罰行李費。
那時粳米計劃供應少，無錫大米更是稀罕之物，除留下極少一部分，給祖母和孩子煮粥外，大部分我都用來送人或調換糧票，一斤米換5－10斤糧票，用來貼補娘兒三個沒有糧食計劃供應之苦。
環境所迫，我只得節衣縮食、量入為出。在廠里上班時，每當工間休息，食堂供應點心，我連一個淡饅頭也捨不得吃，故意趁這個時候去修機器，不料“弄拙成巧”，上上下下都誇獎我“廢寢忘食”。我燒電焊發的高溫菜一天一個鹹鴨蛋，帶回家一剖四，一人一塊。每逢12月26日毛的生日，食堂請客供應酒菜，我也是藉口修機器，飯菜端出食堂到車間，把湯倒到飯里吃了，菜帶回家加加工，一家老小可以開開洋葷了。
生了第二個孩子後，花雨也到了上學的時候，家庭負擔越來越重，已經到了山窮水盡、難以為繼的境地，只節流不開源是不行了。在那個高度集中、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年代，沒有戶口，不但意味着兩個孩子沒有基本的吃飯穿衣的計劃供應，而且，也等同於剝奪了華培芬就業的條件。解決戶口問題，成了擺在我面前的頭等大事，我必須為申報戶口而奮鬥。
小東門派出所同情我的處境，連續三次上報南市分局，都被退了回來。我又多次去南市分局面談，接待人是個女民警，一開始態度也很僵硬，後來大概知道我是她愛人磚廠秀才夏惠干的同事後，態度婉轉了一點。她來個折中變通，要我按規定把孩子戶口報無錫梅村，拿到江蘇省的計劃票證，他們負責給我換成上海地區的。這實質上是在欺騙我，如去梅村報了戶口，他們可以找藉口不給調換票證，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無法可想了。我當然不上這個當，繼續每周去一次。直到她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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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戶口審批權集中到市公安局，分局無能為力了，我便開始了向市公安局又一輪的衝刺。
我上訪市公安局信訪接待室，也是每周一個半天接待一次。我訴說了祖母臥床不起、妻子體弱多病、孩子嗷嗷待哺，全家只我一人工作的窘境。接待民警小李，一開始倒還客氣，但說“你申報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合理卻不合法”，我說為什麼不合法，他對之也說了“孩子戶口跟娘”的政策。我說“娘也跟我，你說孩子應該跟誰”他無辭以對。
我想，既然孩子戶口跟娘，娘的戶口報進了，孩子的戶口，不是也一勞永逸地迎刃而解了嗎。於是，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來個戰略重點轉移，直接提出申報華培芬的常住戶口。
一次，我找到了一條申報戶口的依據，是國務院批轉公安部的戶口管理條例，其中有一條規定：凡確屬長期病殘生活不能自理，而在農村又無人照顧的戶口，遷出和申報都是必須接受的。我據此提出申報，並出示相關證明。
民警小李居然篡改規定說：“規定指的是病，你愛人是殘不是病，我們只照顧病，所以還是不能報。”
我說“殘也是一種病，病卻不一定是殘，病殘應該聯繫起來考慮，而且病殘中，首先應該照顧的是殘。”
他說“我不同你咬文嚼字，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你的？”
我說“不聽你的也不聽我的，我們都要聽政策的。我根據政策要求申報，你為什麼不根據政策同意批覆，而且，連不同意的道理也不能正面回答呢？”
他說“這麼多人排着隊等着接待，一個人只限5分鐘，我只負責回答‘可以’或‘不可以’，沒有時間同你講道理。”
我聞聽此言，怒從中來，接着他的話頭說： 2 9 5
“沒有時間講道理，就可以不講道理了？”
他也許是被我氣糊塗了，不假思索地拍着桌子說：
“對！不講道理了！”“來！下一個！”他下逐客令了。
一旁，一個個滿懷一肚皮苦水來訪的苦惱人，都睜大着眼睛驚訝而不無惶恐地看着我。我這個人是怕軟不怕硬的，對之胸有成竹、毫不示弱地提高了聲調，只想把他的氣勢頂回去。
我對逐客令故意拉長聲調，放慢了節奏，一字一頓地說：
“同志啊，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頭上頂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代表着國家，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哪有國家對公民拍桌子的，你這是什麼態度啊？”他一時語塞。
一不做二不休，我接着說：“1978年10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董必武代主席在全國公檢法負責人聯席會議上關於對待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講話，他說：‘我們要認真考慮群眾的意見，那些做得通，那些做不通，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做，做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說清楚，只要做到這一點，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這個講話你一定是學習過的吧？”
還沒有等我講完，這位接訪民警小李同志，竟拂袖離席而去，逃之夭夭了。這次上訪，我只是出了一口心中的窩囊氣，戶口當然還是沒有報進。看來要想報戶口，必須另謀出路了。
1979年5月底，我終於看到了《文匯報》刊發的《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等十一個單位關於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聯合通知》，提出“要大力動員各部門、社會各方面都來重視關心和支持兒童和少年的培養教育工作。各廠礦、企業、機關、學校、城鎮街道、農村社隊都要為本地區或本單位的兒童和少年解決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困難。”
讀了這段文字，我眼前為之一亮，福至心靈、似有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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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派出所和分局雖然無權批准，但可以反映情況同意上報或不上報。他們同意上報已不成問題，癥結就在市公安局了。我便奮筆疾書，寫了一封長信，反映自己和家庭的歷史情況，乃至又一次提出了為自己的右派、祖父的反革命翻案。信上還寫了在市公安局信訪時的遭遇，強調如有半句虛言甘願承擔誣告罪，要求關心、支持和解決我妻子和子女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困難。這封信，準備投寄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就是生辰恰與花紅同月同日的國母宋慶齡。
信是寫得情文並茂、言之鑿鑿。但我根據以往的經驗，不論是寄給公安局、公安部的，寄給市政府、國務院的，寄給市人大、全國人大的，或者是寄給哪一位長、哪一位書記大人的，不是一轉了之、一退了之，就是黃鶴一去，杳無音訊，石沉大海。難得幸運有一封回信，也是千篇一律，鉛印文字上填上你的姓名，批上一行“經研究不予同意，動員你的家屬回鄉勞動生產。”不關痛癢，不了了之。文革開始，在你姓名後，甚至連“同志”兩個鉛字，也吝嗇得省掉了。這封有關子女生存的信，又會落得什麼命運呢？猶豫再三一時沒有寄出去。
天無絕人之路，合該時來運轉，妻子的大姐華培新從北京水電部出差來滬，我便請她回北京後把信送到宋慶齡主席的保衛兒童委員會去。大姐幫了我的大忙，回北京數月後找到了這個單位，還直接把信送到了這個單位，很快就有了回信。
拆信一看，是一封鋼筆書寫的答覆：
“花月初同志：你的來信我們已經收到，經研究，你的處境我們是同情的，你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你提出的要求不屬我部解決，現將你的來信，轉與國務院公安部，請你同他們直接聯繫。” 2 9 7
天哪！這封信我一連讀了好幾遍，越讀越感到熱血噴涌，越讀越感到心情舒暢，越讀越感到感激涕零，這麼言簡意賅的批覆，這麼通情達理的關切。也許是，我的信有幸被國母宋慶齡親自看到了，親自批示了意見，才會作出“你的處境我們是同情的，你的要求也是合理的”這樣的結論。報戶口有希望了！然而一晃經年，依然杳無音訊，我又陷入了幾乎失望的深淵。
198O年國慶節後，我剛落實了政策，一開始在黃陂路南市區房地局技校上班。我妻子在家服侍讀小學的兒子、還沒有上學的女兒和中風臥床的老祖母。一天，上海市公安局戶政處一位卞同志來到我家，對華培芬說：“你愛人給公安部寫的信（其實是‘兒保委’轉公安部的），已經批轉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認為，你們的處境我們是同情的，你們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今年由於回城風，戶口指標用完了，等明年吧。”
我下班回家，愛人把情況告訴我，但她一點也不興奮。尼克松訪華前，派出所民警郭同志，曾特地來問詢過她腳的情況，說有希望報常住戶口，要她轉告我在家耐心等待，不要亂說亂動，不要再到處寫信上訪要求報戶口。我們也着實為此高興過一陣子，尼克松來上海回美國後，派出所卻沒有了音訊。這時我和華培芬才知道，郭同志也許是奉命在騙我們。
原來，尼克松訪華前，有個太平洋艦隊司令黑格，帶先遣人員來上海，其中有一大批記者，國家同意他們向老百姓自由採訪。公安部門把我列入不安定因素的黑名單，怕我向老美記者採訪說些什麼，來個先發制人，就用同意報戶口來穩住我，叫我不要“亂說亂動”。
華培芬擔心，這次公安局給的定心丸，是不是又是空歡喜一場。然而，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山窮水盡疑無路，這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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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候了。
光陰荏苒，日月似梭， 1981年過了“五一”不久，記得是一個星期五的上午，還是那位戶政處的卞同志，給我家送來了市公安局簽發的《准遷證》。華培芬喜出望外，給在黃陂路技校上班的我打來了電話，告訴了我這個天大的喜訊。我吃過午飯，向學校請了假，連家也不回，就直奔西藏路青年會邊上的售票處，去買到無錫的火車票。我買的是當天下半夜去無錫的慢車，一則票價便宜，二來上車後打個瞌沖，小憩三四個小時到無錫，出站剛好換乘去梅村鎮的頭班公交車。
當時農村戶口是由人民公社統一管理的，華培芬家的戶籍關係，都是在梅村鎮的梅村公社。這個梅村鎮，據說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當年侵華司令部的所在地，中日建交後，為田中角榮訪華時要向梅村父老鄉親謝罪，還在老梅村的旁邊興修了一個新梅村。
我到梅村時不到七點半，公社還沒有上班，我向四周一看，大姐華培新高中畢業的梅村中學就在公社對面，隔不多幾步路，就是造福江南的春秋遺老泰伯的廟，和上海新產品試銷商店。我無心瀏覽，感到有點餓，便去點心店要了二兩小籠、一碗小餛飩。小籠甜甜的湯水很多，餛飩里還添了蛋皮、蝦皮、紫菜和榨菜，別有風味。大概因為心情好，我吃得格外的有滋有味。
我終於躊躇滿志地踏進了公社的大門，遇到的第一個人，恰巧就是負責戶籍的幹部。當我出示《准遷證》四聯單時，他驚訝地問我：“農村戶口嚴禁遷入大城市，你是向啥人通的路子，在哪裡開的後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是向國家領導宋慶齡通的路子，在國務院公安部開的前門，不是後門！” 2 9 9
當我來到華培芬的出身地華西小隊的華埂上村，見過岳父母和和華培芬的弟妹捷報喜訊時，我已把母子3人的戶籍遷移手續辦妥了。為了怕夜長夢多，當天上午，妻弟興男補交了年初已領的油糧計劃差額，開好了相關的糧油關係轉移證明後，我便小心翼翼地懷揣着蓋着梅村公社公章的剩下的三聯《准遷證》和糧油關係轉移證明，去無錫車站買了當晚返回上海的火車票。趁開車前，我還興致勃勃、破天荒地，在車站附近的中國飯店大堂，挑了一個面向大門的座位，要了幾個菜和啤酒，一個人自斟自酌起來，等候上車。這天是星期六。
說時遲，那時快，五個小時後，我就回到了楊家渡街142號，已是半夜了，一家老小自是歡喜不盡。第二天是星期日，不料，派出所不受理常住戶口申報。度日如年地到了星期一，民警接過我送上的《准遷證》，對着加蓋的公章橫看豎看了一番，這才對我點頭說“一報就是三個，不容易啊！”報進戶口的日子是1981年5月11日。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為之奮鬥了整整10年而原本莫須有的頭等大事，終於大功告成了！
我這一生，有過兩次這樣的報戶口的經歷，上一次是為自己，這一次是為妻子和子女，為此寫過一首七律《入戶》，第一、二聯寫的是自己，下列第三、四聯是寫妻子和子女的：
筆走龍蛇驚異夢，圖窮刀匕結同儔，
春風得與眾生便，吹盡人間萬古愁。
五十七、賢妻良母華培芬
妻子報進戶口後，首先想到要去找工作，但是苦於老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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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病在床，加上兩個兒女，家中確實也少不了她。那時磚廠同事都說，花師傅家境雖然困難，但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一家老小穿着得清清爽爽、整整齊齊；家中里里外外，收拾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一日三餐也量入為出、安排得當。我家連年被各級組織評為《文明戶》、《示範戶》、《五好家庭》，還得到過謝希德簽署的《科普之家》等榮譽，我深知，這些都是賢妻良母華培芬的功勞和成績。
華培芬中學畢業後，就去無錫坊前醫院師從倪寶鏡、鄧冀全兩位老中醫學醫三年，之後在當時的紅旗大隊（梅新村）當衛生員，直到文革之前來滬與我相識。
她樸實大度、溫柔敦厚，吃苦耐勞、心靈手巧，我和孩子的衣着，都是她趁守候我上中班回家，湊着昏黃的燈光縫製、編結的。毛線是稱斤兩買的零星雜色線，連孩子的小皮鞋，也是在蓬萊市場稱斤兩買來的零碎皮革做成的。
1977年9月老祖母中風病倒住院搶救時，病危通知發了三次，身邊不能斷人，我夜裡陪，妻子白天陪，撐了將近一個月，祖母終於搶救過來，意識雖然清楚，但落下了一個喪失語言能力、半身不遂右邊偏癱、患有褥瘡的毛病。
祖母在國慶節前出院後，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妻子就更辛苦了。最傷腦筋的是，老人便秘不通，痛苦不堪，服瀉藥吧，衣褲被褥拉得一塌糊塗，洗都洗不過來。遇到雨天，曬不干，還要放在爐子上烘烤、用電燙斗熨燙，忙碌還在其次，臊臭難聞。有時老人實在拉不出，妻子任勞任怨，只好用手挖。不久，老人褥瘡越發嚴重，住院病危時醫生說過，中風癱瘓病人，最怕生褥瘡。耐心細緻的妻定時為祖母揩洗上藥，還不時幫她翻身曬太陽。星期天，我和妻子一起為祖母揩身體、換衣裳、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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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褥、浴日光。幾個月後，老人的褥瘡奇蹟般地痊癒了。
妻子是兩個孩子最早的老師。她白天服侍老人，晚上，還要檢查和輔導孩子的作業。兩個孩子都沒有進過托兒所、幼兒園，只在老人床邊牆上掛了一塊小黑板，兩個孩子坐在小黑板前聽媽媽上課，讀小學的時候，都已經會寫字造句背誦唐詩、做簡單的四則運算了。這對一個一邊要侍奉病人、操持家務，一邊還要做家教的弱女子來說，實在是勉為其難了。
深更半夜大家入睡後，我就不忍讓妻子再操勞起身服侍老人了。老人睡在外間，常在深夜要小便，她自己不會用扁馬桶，一開始經常尿床。我要了一個廠里液壓機上的行程開關，在開關上系一條紗帶，懸在她的能活動的左手邊，電源另一頭聯通裡間我床邊的鬧鈴。為生怕吵鬧鄰居，我在鈴蓋里粘了一層膠布，老人只要拉一下紗帶，鬧鈴便響出幾乎只有我一個人能聽到的沉悶的聲音，我聞聲起床服侍老人。從此，老人不再受尿床之苦，妻子也不再為老人換洗髮愁了。
一天，我做大夜班，下半夜三點來鍾，正是工人們吃夜點心的時候，我正在修機器，同事陳杏花去食堂聽到外馬路廠門外有人在敲門，一問才知道是我的兒子，連忙回進來告訴了我。我心知不妙，家裡一定出了什麼急事。兒子跟我從黃浦江邊的外馬路來過磚廠，他不知道外馬路廠門晚間沒有門衛進不了，只得在門外拼命地呼叫我。
我不知道他一個毛頭小孩，深更半夜是怎麼來的，便急匆匆三步並作兩步，從陸家浜路廠門出去拐彎到外馬路，見到兒子漲紅着小臉，還在呼喊“爸爸開門！爸爸開門！”一旁一個大孩子，是亭子間鄰居，我們叫他“榮榮”的許秀榮。
原來，妻子聽到鈴聲，趕緊起身侍候。只見老人打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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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欠下巴脫骱錯位，任憑用手揉、用熱毛巾焐，嘴巴怎麼也合不上了，淌着口水直哼哼。那時正是大冷天，情況緊急耽擱不得，妻子想叫我回家送老人上醫院，家裡沒有電話，只得喚醒熟睡的兒子，孩子小路上不放心，只得喚醒亭子間鄰居許逢寬、江廣英夫婦，讓他們的兒子陪花雨到磚廠叫我。
我們三個人心急火燎回到家裡，我去附近咸瓜街菜場借了一輛黃魚車，車上墊一床棉胎，把祖母安放在車上後，同妻子一起，拉着老人送到離家最近的小東門地段醫院。一看沒有急診，只好去浦江醫院，浦江醫院推託沒有醫生能為高齡中風病人治療下巴脫骱拒收，囑我去市二醫院傷科就診。
經過一番折騰，天色已經大亮，在去市二醫院途經王家碼頭地段醫院時，我進去一問，正好有一位傷科名醫石筱山的門生石文華醫生接診，便掛號請他為祖母治病。
石醫生五十開外，一眼看去，便知是一位歧黃高手、江湖奇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蠟黃，然而目光如炬、精神矍鑠。他帶了一個中年、一個青年兩個徒弟，對他們講解了牙床復位的機理和要領。兩學徒先後運氣發力為祖母托下巴，都沒有成功，可見為中風老人牙床復位，確實是有點難度的。
最後還是老將出馬。只見他一上來兩腳齊肩分開，站好馬步屏息運氣，兩手纏了紗布的手指捏住祖母口腔兩邊牙床，由慢到快上下旋動，驟然猛一使勁，只聽得“喀”的一聲，脫骱的牙床復位了！我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祖母的臉上露出了大病初癒、如釋重負般的輕鬆、燦爛的笑容。
我聽石醫生說，中風老人牙床脫骱，開了頭經常會錯位，便在一旁細心揣摩，悟出使暗勁是個要領。後來果然派上了用處，我幾次三番為祖母托上了牙盤。 3 0 3
正在我對石醫生稱謝不迭時，細心的華培芬，為如何減輕祖母便秘之苦向石醫生請教。石醫生說，中風老人不宜用“番瀉葉”或“一輕鬆”之類的瀉藥，可服“更衣丸”幫助腸子蠕動，解決便秘。我買了更衣丸給祖母服用後，果然對症下藥立竿見影。這是從東南亞進口的藥材，後來國際關繫緊張，上海缺貨，華培芬四處托人，才在無錫農村鄉鎮藥房買到。
有一段時候祖母忽然什麼都吃不下了，學過醫的華培芬細心揣摩，囑我買百合煮成糊給老人一口一口喂。不久老人的胃口奇蹟般地復元了。靠了華培芬對老人的精心護理，甚至還治癒了中風病人的褥瘡痼疾，才使老祖母得以善終。
1983年5月11日，恰巧是華培芬報進戶口之後兩年整，依靠我的好友呂克榮通關係，幫助華培芬進了新華針織廠。工作要做，家中老小也不能沒有人照管，華培芬只得請父母從無錫來我家照看孩子和祖母。祖母得以安享天年。
1984年3月7日一早，我正要上班，只見祖母氣急，出多進少，生命垂危。我同華培芬帶了一雙子女，佇立祖母身旁，為祖母送終。下午二點半，祖母走完了自己苦樂參半的人生之路，咽下最後一口氣，溘然長逝，享年86歲。
祖母病故後，在家安放了兩天。當天我去親戚家報喪和辦理喪事雜務；晚上，上半夜妻子與我母親陪夜，下半夜，我獨自一人一邊備課，一邊陪伴長眠的祖母度過最後的時光。
第二天，在祖母遺體臨送龍華之前，患了政治抑鬱症的仁初總算也來看了祖母。那個檢舉祖父的李治平，刑滿釋放後在白茅嶺農場退休回滬，已經兩鬢斑白的他，也聞訊趕來，跪在祖母腳下呼天搶地號啕痛哭：“師母啊師母！是我小李（當年祖父母對他的稱呼）害了你們花家一家門啊！我該死啊該死！” 304
這一聲哭，是良知的乍現，還是心靈的懺悔？
3月11日上午10點，在龍華火葬場舉行為祖母送行的追悼會。
追悼會上，懸掛了書法家蔣鳳儀老先生毅然摒棄了忌諱為祖母揮毫書寫的輓聯。區房地局領導應國法和學校同事們幫助我料理喪事並派車參加了追悼會。我母親和兄弟們也都一起來看祖母最後一眼。我為祖母涕泗橫流、泣不成聲地致了悼詞：
祖母趙秀英，1899年1月4日生於南通川港鎮，1923年來上海與祖父建立家庭。1977年中風癱瘓臥床，1984年3月7日下午2點30分去世，終年86歲。
她出生名門、善於交際，幫助祖父建功立業。1950年祖父蒙難含冤身亡，祖母、我和仁初，祖孫三人相依為命，家庭重擔落在年已半百的老人身上。是她四出奔走，斡旋親朋接濟，爭得輪船公司折實單位補貼；是她慘澹經營，依靠變賣供我上學讀書。輪船公司合營後，停發了補貼。為維持生計，她不顧年邁，帶小孩、叫電話、倒馬桶、拆蔴袋、燒包飯……。
積穀防饑、養兒防老。可是，1958年，我因為祖父鳴冤叫屈，被迫中斷學業，去農村勞動；1960年又離井背鄉，遣送新疆工作。可憐孤苦伶仃的老人，除了每月能從郵局收到我寄的菲薄的生活費外，徒然為我菇苦含辛了一場。
1962年，我劫後餘生，重返故里，從此才同祖母朝夕不離。1976年後，正當陰霾散盡、我時來運轉之時，祖母卻纏病不起。我和培芬日夜伺候、悉心照料七、八載之後，祖母才悵然離開了人世，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懷念。
祖母無我，無以終天年；我無祖母，無以至今日。我將努力工作，不辜負老人家的殷切期望，傳宗接代、光大門第。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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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祖母生前遺願，我將盡力設法把祖父母遺骨安放教會靈堂，天主保佑，讓老人息之安所、永登天國。祖母，安息吧……
祖母遺骨後來安放在松江泗涇天主教息安骨灰堂。
妻子是依靠好友呂克榮針織廠的業務關係，才有了工作機會的。妻子進新華針織廠時已經40歲，報到時，勞動調配站提醒說，靠關係開後門進了廠，能不能做下去，要靠自己努力了。華培芬進廠後，擔任質量檢驗工作，靠自己努力，不但責任性強，手上生活出色，而且態度謙虛誠懇、人緣極好，很快站穩了腳跟，得到同事和領導的一致好評。
不久新華廠擴展業務，一部分職工要調動去蓬萊公園附近的車站路新址。車站路離家遠了許多，華培芬要求留原址，但新址廠長江國良堅決要她同去。去車站路要換乘幾輛公交車，妻子行走不便，想到了學自行車。我不敢相信憑她的身體條件能學得會，但經不住她的執着堅持，我為她買了一輛24寸寬鋼圈的小車，一開始我扶着車陪她學，幾次下來沒有了信心，任她自己去學了。誰知道，華培芬只要有空，就去學騎車，不是撕破衣褲，就是擦傷皮肉，我雖心痛不已，卻也無能為力。
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一天我出門去看她，只見她竟把那輛小車，騎得駕輕就熟、自由自在了，通紅的臉龐上露出了一個成功者愉悅而光彩的笑容。我在領悟“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這句諺語的同時，感到了妻子無與倫比的美麗。
也是命運捉弄人，1974年春，妻子懷了花紅後得了一種怪病，一般是晚飯前還好好的，吃了不一會兒便會發病，症狀是高達39－40度的高熱。這個怪病，不問情由，不容分說，說來就來。一開始我送她去就診，只是白血球高有炎症，別的也查不出什麼，打了針、服了藥，天亮時熱度也退了。有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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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時恰好颳風下雨，或者天寒地凍，出門不便，想挨到天亮去看病，奇怪的是，不打針也沒有服藥，天亮時熱度卻也退了。
這個怪病，開始時一個月一、二次，之後三、四次不等，沒有原因可查，沒有規律可循，只是如影隨形，糾纏不去。熱度退燒後，華培芬身體乏力，疲憊不堪，但為了生計還是堅持上班，沒有為之病假過一天，這是一個奇蹟。
妻子發病時，我和兩個孩子常圍在她床邊唱歌、跳舞，給她解悶。1977年後，兒子在中華路一小上學，參加了樂隊吹小號。一個星期天上午，妻子正發病睡在床上，花雨隨樂隊去北站歡送新兵入伍，中午回家時，小手捧着發的點心，漲紅着小臉走到床前對母親說：“媽媽，人家小朋友統統吃光了，我一隻也沒有吃，統統給你吃，你吃下去毛病就好了！”
那時花雨受環境影響不想讀書。一天我聽到兒子對躺在床上的華培芬說“媽媽¸等我長大了賺錢買大彩電給你看，解解厭氣。”我對兒子說“你有這份孝心爸爸表揚你，但讀不好書長大了靠什麼賺錢給媽媽買大彩電啊？”不料兒子說“十六鋪自由市場的萬元戶，有幾個是靠讀書賺錢的呀！”兒子的話，說得我傷心不已，暗暗下決心一定要教好孩子看好妻子的病。
我陪她四處求醫，中西醫的內、外、婦，甚至激光試驗，能看的都看了，就是不見效。我見報端消息，廣慈醫院徵集疑難雜症100例，便給廣慈醫院送上華培芬的病情報告，要求收治。但答覆是，要我逐級門診轉上來。其實是，院方對華培芬的怪病沒有把握，怕承擔責任，影響他們醫院的聲譽。
右兄吳澤衡的新疆朋友到中山醫院見習，使我又想起陪華培芬去中山醫院一試。中山醫院也被我書寫的病情報告感動，內科主任醫生朱無難教授同意收華培芬住院觀察，待發病時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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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診治。華培芬住院後一天晚上發病，第二天上午，朱無難請了各科會診，仍然一無結果。我苦笑着對朱醫生說，你怎麼也有難了呢，大主任只落得無可奈何的一句回答：“你愛人的熱度，不打針不服藥，不治而愈，在臨床上是沒有意義的。”
繼而，在朱無難推薦下，華培芬又順利住進了紅房子婦科醫院，主任醫師胡象蓮為她診治，也沒有查出是什麼病。其實，所有看過華培芬這個病的醫生，都查不出病因，有的甚至還懷疑華培芬發病這麼久，居然還能堅持上班，氣色也看不出病態來，感到很奇怪。
這個奇怪的病一發發了十幾年，1988年夏，我看到市二醫院開設心理諮詢專家門診，掛號費、醫藥費不但十分昂貴，而且都要自費不能報銷。這個門診周六上午一次，為了治好妻子的病，我硬着頭皮去掛了號，專家給妻子開了一些藥。第二周開始，華培芬獨自去看，三周下來仍不見效，第四周，專家配了一些鎮靜藥，再三叮囑務必按劑量服用，最後對華培芬說：“你的病實在蹊蹺，請你另請高明，不必來了。”
這句“另請高明，不必來了”，對華培芬猶如五雷轟頂、無疑判了極刑一般。她一個人回到家裡，一邊洗衣服，一邊發了呆，腦子裡一片空白。待到發覺，藥已在衣服口袋裡被水化了。第二天，我去醫院要求按病卡補開藥方，回答說，專家一周來一次，他開的方子別人不能代開。我要求告訴我專家住址或去向，也沒有答應，只好等待下一周了。
我們想反正已經服了三周也無效，等一周也罷。誰知曉，這一等卻等出了大紕漏。原來，洗掉的是鎮靜神經用的高強度過渡藥，停服後，當天華培芬就覺得頭重腳輕，手腳麻木，心不在焉，六神無主。第二天越發嚴重，只覺得天旋地轉，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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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說話舌頭不聽使喚，吃飯捏不住筷子，走路就像踏在棉花胎上。星期一，我和丈母娘都叫她不要上班了，但她說在家裡心更煩。我用自行車把她推到廠里，對車間同事和領導打了招呼後自己去上班，晚上再來接她回去，如此一連幾天。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她感覺身體一天天的在好起來。星期六上午，我要去醫院請專家開方子，她說不必了，竟是完全恢復了。妻子的這個怪病，之後再也沒有發過。
我給華培芬寫過一首《無題》詩，抒發了我對她的依戀和深情，以及對人世滄桑的淡漠和感慨：
溪水淙淙一灣灣的蔥蘢，白雲依依一剪剪的青峰，潤着溪邊花，纏着山上松，看時多情情已空。
我不是水你不是雲，不會潤溪邊花，不會纏山上松，只等待，遲歸的倦鳥，早春的雨和風，多情恰在無情中。
五十八、我是如何離開南市煤渣磚廠的
時光還得倒退到1979年底，我在磚廠當現場指揮時說起。
這個職務，說穿了充其量只是一個廠長助理，專職負責全廠機械設備維修養護的調度管理。習慣了被人指揮，一旦指揮起別人來，倒也做得十分得心應手，與生產科長包真康、生產副廠長陳潤煥，配合也十分默契。儘管政策改頭換面繼續在愚弄我，而當時蒙在鼓裡的我，卻十分滿足了。那時，羅春德還嘲笑我是“一個低估了自身價值的不思進取的人”。
在生產技術上，我與之打交道最多的是機修車間的工程師李景可。他是從三林塘磚瓦廠轉到煤渣磚廠的右派同行。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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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原是一個高薪私方技術廠長，1958年劃為右派後，去三林塘磚瓦廠監督勞動的。
當年，全市各區房地局的人、財、物都歸市房地局管理。李景可落實政策時，在恢復原工資這個問題上，市局召開了局務會議進行討論。他在當私方廠長時月薪300多元，比《大浪淘沙》作者、市局局長老革命朱道南還要高。高薪招徠了爭議，李景可其人也引起了關注。市局總工程師、科技處處長、科技情報站站長馬清源，想抽調李景可到市局工作。但李景可當時身份是工人，正在辦理去香港定居的簽證，一旦當幹部，辦簽證就麻煩了。於是託辭把我推薦給馬清源。李景可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要我斟酌好，到時候有個思想準備。
1980年5月中旬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馬清源派了一位王工程師，來磚廠找我談話，要我寫一篇關於制磚機械改革設想的文章，他下星期一來取，報送科技處馬總。李景可告訴我，這主要是對我文字能力的突擊考察，要我盡力而為。
我利用周日一天的時間，全憑李景可給我的一本參考資料，和自己十幾年的實踐經驗，匆匆寫成了一篇急就章，還把題目改成《對當前煤渣磚制磚機械改革的一點看法》。
文章開宗明義寫道：“1965年，當我剛從軍馬場回來，由牧馬人成為敲坯工的時候，磚廠恰好廢棄了扁擔式榔頭機，改用生產能力較高的夾板木錘成型工藝。這種當時被普遍使用的土製設備，恐怕就是我國最早的煤渣磚制磚機械吧。”然後，論述了從錘擊式、槓桿式、液壓式的沿革進程和利弊得失。
馬總閱看後，大加讚賞，說單從題目的調整上看，這個年輕人很謙虛而且得體，這個人我要定了。之後就同南市區房地局科技情報分站站長、修繕科長郭伯英協商調人。不料，郭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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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剛接受職工教育工作，為應付市局查看我檔案時才發現我是師範生，正是他急需用的人，便藉口說我不適宜搞科技工作，決定調我去區局。我接受了郭的建議。
當現場指揮當得好好的，離開黃浦江畔的生產車間和相處了十幾年的同事，我還有點依依不捨，但上調市局搞教育自然更合心意。當時我不懂趁機提出待遇和家庭的住房問題，只提出了三個條件：必須有一所正規學校、有一支師資隊伍、有一個明確職務。老於世故的郭科長一口答應，但強調區局正在用人之際，要我先報到工作起來再說，保證水到渠成。
我離開了當了14年“油博士”的南市煤渣磚廠，去了文革時感到高不可攀的陸家浜路821號南市區房地局報到。
五十九、劫後生涯（上）：區房地局九年
1958年的反右，我是在劫難逃，到1979年改正，這一劫整整21年，我做了21年的苦力。1980年後，我被落實了政策，到1997年，一晃18年，又開始了我18年的劫後生涯。
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做了18年馬上王，我這劫後18年，也算是做了18年游兵散勇的草頭王。由於，我有與生俱來的蘇東坡式的不善阿諛奉承、不會巧言令色、不諳人際關係、不肯見風使舵，這些不合時宜的秉性，18年來，我只落得貌似有聲有色，實質庸庸碌碌的“三分職務、七分權力、十二分作用”的命運，驗證了“性格決定一切”的宿命。
劫難中的21年，幾乎耗盡了我全部寶貴的青春年華，簡直是度日如年。而劫後的18年，加上退休後，身處社會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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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發揮餘熱的9年總共27年，反而是彈指一瞬間。這27年，理應是轟轟烈烈奉獻社會的燦爛的人生收穫期，而同驚心動魄的劫難中的21年相比，卻已經成為強弩之末，就像一杯白開水淡而無味了。我的劫後生涯27年，什麼內容並不重要，不論是市、區房地產職工教育，還是市房地產行業協會，卻都與 “房”與“九”結下了不解之緣。
1980－1988，這劫難後的第一個九年，我是在南市區房地局渡過的（1986年“土地”一塊劃出單獨建制，原房地局更名為房產管理局）。
在這九年裡，我致力於區局系統的職工教育。學歷層次從小學到大專；管理內容從協調關繫到教學工作；涉及範圍從房管所到修建、材料公司共兩千餘青壯年職工。我不但負責教學行政，還兼任幾門學科的授課。我最愛聽的稱呼，從野營拉練時同事叫我的“花醫生”，現在又多了一個“花老師”。這是地球上兩個最神聖的職業啊。我最看重的回報，不是各種先進榮譽稱號，而是學生在課堂里對我講課和提問的質疑和爭論。有學生說“聽你講課是一種享受”。這是青年人思想長期被禁錮、在我那裡一旦獲得釋放和自由交流而產生的溢美之詞。
1980年初，國家教委發了一個開展職工教育的8號文件，組織職工補文化、補技術（簡稱“雙補”）。南市區房地局把這項任務交給修繕科。科長郭伯英是一個資深老幹部，是他主動向區局請命搞“雙補”的。我正是他無意之中物色到的第一個人選。1980年7月，我被區局安排在黃陂南路331號南房局技校上班，干的卻是區局系統的職工教育。
剛到黃陂路的時候，區局讓我先熟悉情況。學校看我閒着無事，正好食堂管理員退休，便要我兼任。在短缺經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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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肥缺，不少教工有意染指爭取這個職務，但學校一概不同意，我卻不知好歹謝絕了。而學校書記還說，就是要讓我這樣不想做的人做才放心。
不久區局給我正式下達了開展“雙補”教育的任務。1981年9月，我調回南房局辦公，但人事關係仍在技校。
按教委8號文有關精神，我借用市南、市八兩所中學，對南市區局下屬近二千名適齡青年職工，組織了一次文化水平測試，在測試基礎上，分班、分期組織入學。但人多面廣時間緊，這就涉及到師資和教學基地兩大難題。
郭伯英說先解決教學基地，囑我要做通區局對面斜橋房管所所長吳榮關的工作，要他讓出一個料具間，以大修名義批錢，在料具間上加層，增建兩個教室。
吳所長給了我一個軟釘子，雖然一口答應，但要區局另外給他一個料具間過渡。郭伯英責怪我，為什麼不以“上吃落”的口氣強令他自行解決過渡。我想不到這個自詡“鄧小平一條船上的人”竟會如此官僚，初出茅廬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頂了他一句：“你自己去說，吳所長若答應了，我以後什麼都聽你的。”他自然沒有去，只是悻悻然地說：“什麼事都要我去說，我還要你幹什麼。”這是我同郭伯英第一次紅臉。
郭伯英印刷廠學徒出身，解放前參加過地下黨外圍組織，人很能幹，只是眼高手低，以老資格自居，同事間關係很僵。區局上下也睜着眼睛看我和郭伯英如何搭配，如何解決這兩個似乎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把規模大、難度高的職工教育開展起來。郭伯英為了安撫我，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老花，我是一個老‘運動員’，我要為你解決職務和黨籍，你也要為我解決師資和基地。好好干，咱們都是鄧小平一條船上的人！” 3 1 3
怎樣才能為一條船上的老挨整的‘運動員’解決這兩個問題呢？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想到了高中時曾經為錢允儀老師代過夜校語文課的事，何不到附近師資好的中學去走走，看有沒有合作的機會，如果有，兩個問題豈不一了百了嗎。就這樣，我終於找到了同敬業中學合作辦學的機會。
敬業中學是一所重點中學，那時重點中學怕影響日校教學質量，不准辦夜校。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敬業教導主任黃老師是師院校友，熟人好辦事，我一再承諾配合做好師資安排、加強教學管理。敬業出於對我的信任，正式建立了合作辦學的關係，1980－1985年，一辦就是五年。
剛開辦時，我在敬業中學組織了初、高中二十幾個班。敬業中學認為文化程度越低素質也越差，還有幾個小學班，不同意辦在他們學校。我只得像武訓辦學一樣，苦口婆心、費盡唇舌另外找了就近的尚文中學辦小學班。
市房管局當時也苦於師資和教學基地的問題無法解決，正在尋找開拓辦學的渠道和路子，聽說南市已經有成功的經驗，分管職教的政治部主任張淑珍帶隊來考察。當她看到敬業中學整幢教學大樓，二十幾個教室燈火通明，一千多青年職工孜孜以求、認真聽講，秩序良好，便找我談話，有意調我去市局負責職工教育，或者去正在籌辦的設在上海的建設部全國房教委辦公室。郭伯英知道這個情況後，對張淑珍說：“你們要調花月初，無疑是砍掉我的一條膀子，我們正在研究要重用他，待區局有了自己的學校後，任命他擔任校長。”
不久，區局找到了王家碼頭路222弄5號一幢私房，業主是一個去海外定居的商人，私房落政後，自願把房子作價交公。區局在郭伯英的促成下，決定把這幢民宅交給學校作為校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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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982年5月，上海市南市區房地產管理局職工學校成立。郭伯英當真“上吃落”，從南房技校抽調了老教師沈黎洪，從露香房管所抽調了一個女青年陳小敏，從全日制中學商調了季志遠和葉芝華，向社會招聘錄用了一個上海大學應屆畢業生張磊，配備了財會總務，開設了銀行賬戶，還在南市區教育局登記立案,校長由副局長兼任，我被任命為副校長。老中青三結合濟濟一堂，連他一共七個人，熱火朝天的幹了起來。
業餘教育每周一、四或三、五兩個晚上上課，由學員事先選定。我除了開兩個高中班的語文課外，還要負責學校的管理。一次，有個一貫不守紀律、但在學員中很吃得開的房管所小泥工，上課喝起酒、吃起大閘蟹來，醉醺醺的滿臉通紅。教師害怕出事，只得退出教室要我去處理。我義不容辭走進教室到小泥工面前，還未開㝉，小泥工站起對我當胸就是一拳。說時遲那時快，我趕緊側身輕舒猿臂伸手擒住了小泥工的手腕，四兩撥千斤順勢往下一擰一拗，也許用力大了些，小泥工大呼“喔唷哇！喔唷哇！操那！看不出，儂倒蠻有點力氣格！”
想不到，小時候師傅教我練就的一點功夫今天用上了，更何況我天生雙掌都是通關手。那時兒子讀書不用功，一次強詞奪理辯說“十六鋪自由市場的萬元戶，沒有一個是讀書讀出來的”，當時是大熱天，兒子光着上身，我盛怒之下，一巴掌在兒子背上打出了五個手指印。我這才知道老祖母說的“女通關，看米間；男通關，坐牢監”的道理。自己當真落手很重。
這天，我一伸手制服了桀驁不馴的小泥工，他踉蹌着一邊逃跑一邊吼叫“在學校里算你狠，你敢跟我出去會會阿拉阿哥嗎！”我自是不與理會。第二天，我通知了人稱閻羅王的小泥工的所長，要小泥工停課檢查。 3 1 5
隔天一早，閻羅王領了自己的小鬼（小泥工），到王家碼頭學校向我道歉，並送來了小泥工的保證書，要求繼續上課。閻羅王見我接受了繼續上課的要求後，便順路去了區局。我也要外出辦事推了自行車出門。真是不打不相識，小泥工與我談得十分投機，一路跟我走到中華路口，待轉彎分手時還在對我說閻羅王如何厲害的事。我只得把自行車停在路角聽他說。
稍頃，身後突然有汽車嗽叭聲，轉身一看，是一輛武警吉普車。當時武警剛成立，是個新生事物，我疑惑地猜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料嗽叭聲又響了起來，這才意識到嗽叭聲正是沖我們來的。
我想，王家碼頭路雖說是條小馬路，你要轉彎怎麼也不該斜刺里開到路角的吧。我正準備同小泥工告別趕緊離開，誰知警車裡探出了頭戴大蓋帽的半個身軀大聲喊叫：“帶耳朵了沒有？讓道！”聞聽此言，我欲行又止，心想明明是你逆行違章，卻要我讓道，還這麼不可一世、出口傷人？我就是不讓！難道你還敢從我身上碾過去不成。我以退為進回答說：“請你告訴我，我為什麼要讓道，也好讓我以後接受教訓。”
“大蓋帽”索性跳下車來，一把拉住我自行車龍頭說：“上車！嚕嗦什麼，跟我到局裡去接受教訓。”這時四周已經圍了許多人。我兀自一驚，腦海里洶湧而激烈地翻騰起來。
我急中生智地對“大蓋帽”說：“附近有家照相館，請你叫一個攝影師來把現場拍下來，我馬上跟你走！”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外強中乾的“大蓋帽”卻漲紅着臉翻身上了車。發動機呼隆隆地響了兩聲，一聲是倒、一聲是進，吉普車從我身旁疾馳而去。
緊張得一聲不吭的小泥工，伸出大拇指，從喉嚨里擠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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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字“好！”這時我才感到有點後怕，手掌心也沁出了汗水。小泥工從此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學校秩序也好了許多。
我從此在南房系統出了名。老幹部俞士貽推薦我擔任本系統職工子女生產自救組織“建業合作社”的教育顧問。合作社從事建材經營，發起人和組織者是房管所的工會主席陳忠良。
那時，我兩個孩子已經上學，我除了做好學校本職工作外，業餘時間兼職擔任一些教育、教學工作，也可增加一些收入，便欣然接受了陳忠良的邀請。我十分敬重陳忠良的敬業精神，為合作社寫了社歌歌詞，唐寶祥請顧炳泉譜了曲。
一次陳忠良去我家走訪，見室內牆面石灰駁落、電線老化，便安排會泥木油漆的社員，為我木結構的老房子裝修粉刷一新。至於電線老化，他們沒有水電工，我想到了磚廠電工間的好朋友金祖強。熱情爽快的小金二話不說，花了整整一個休息日，為我家重新布線和鉸牙排管、按上龍頭，免除了我家電線漏電走火之憂和日常用水上下奔波之苦。與此同時，我的一個學生、小東門房管所的王國銘也趁此機會用角鐵、起艙板，為我搭了一間閣樓，總算解決了女兒多年沒有單獨房間的尷尬。
誰說禍不單行、福無雙至，我家這段時間卻是好事連連。我獲得謝希德簽署的“科普之家”榮譽後，受地區竭誠邀請，為居民義務開講《家庭管理學》。小東門街道對我歷年所作的貢獻，特別嘉獎使用平價液化氣。那時，老城廂大多數人家沒有煤氣。至此，我家水電煤配套基本齊全了。
至於衛生，還是用馬桶，倒馬桶成了我家油鹽柴米醬醋茶之外的第八件事，我責無旁貸地幾十年一貫制倒到了2002年12月15日舉家搬遷浦東。包括大東門、新開河在內的小東門地區，在我生平中留下了太多、太深的烙印，見《東門頌》： 3 1 7
物華天寶小東門，人傑地靈舊里屯；
黃浦江邊多少事，晚千閣暖笑乾坤。
這時，那個已經聞名全國的陳忠良，為擴大合作社業務引發的經濟問題，遭到非議，他為表明清白尋了短見。我也結束了建業合作社的兼職。
此後，直到退休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受朋友邀請、也為貼補家用，與老同學李吉祥的第一繼續教育學院合作辦學；在幾個區的職工學校兼課。我每天早出晚歸，拼命工作。
不久南房技校被市局收回，我的人事關係被南房局留了下來。我在兩次外力推動下，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次是市局馬清源要人，同事李景可推薦，我得以進入了區房地局；一次是市局張淑珍要人，我才當上了職工學校的專職副校長。屈指算來，那年我45歲，據載，正是唐朝大詩人杜甫當上八品小官左拾遺的年齡。
我走馬上任伊始，除開辦“雙補”文化班外，針對房地系統人員文化普遍偏低，在當時盛行開設高考前系統複習的高復班時，力排眾議，新開了中考前系統複習的中復班。中復班學期半年，委託區成人中專數師上課，我們負責管理。
這個班，大受局科室、房管所和修建、材料公司青年的歡迎，紛紛報名學習。區成人中專剛復校，開了兩個複習班，就有一個班全是區房地系統的。當時，市建委土木建築學院院長張昌熾在複習班任課。此人也是右派落政不久，他聽學員反映，南市區房地局有個花老師熱心職工教育，便專誠到我家又到區局要我去學院附屬中專搞管理，被郭伯英拒絕。
中考結束後，區房地系統複習班職工大部分都過了關，郭伯英卻要我向中考辦爭取全部錄取。中考辦負責人顧葆初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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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中專校長，經張昌熾的介紹，我同他一再懇談，他說教委授權給他錄取分數線可放五分，他同意給我放三分，差得多的就愛莫能助了。但是郭伯英還是不滿足，在辦公會上，要我務必力爭把一個沒有參加考試的區局武裝部負責人錄取。他教我對中考辦謊稱“考試那天市公安局有大案，區局武裝部有任務，沒法去考試”。而且，頤指氣使地對我強調說：“這是死命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當時（而今依然），我不懂得如何曲意奉承這類獨斷專橫的領導。其實，即使陽奉陰違也行，只要表面上維護他們的威信，假意接受去辦，唯唯諾諾，亦步亦趨，求得他們的歡心就萬事大吉了，最後辦得成辦不成又有何妨。何況，我的仕途命運還全都捏在他們如來佛的手掌心中呢。當然，當時我即使明白也箇中奧妙，不願意去這樣做。政治上永遠幼稚的我只感到這太過份了！這種違背常理的話，怎麼會出之於“鄧小平一條船上的人”之口的呢？
我這個人也太衝動，一點面子也不給他，當着眾多一起開會教工的面，來了一個針鋒相對的回答，說：“這件事，我去辦，肯定是‘只會失敗，不會成功’。既然武裝部長為市公安局辦大案誤了考試，那你為什麼不請市公安局直接‘上吃落’（郭伯英口頭語）去打招呼呢。”
郭伯英聞聽我大逆不道地學他的口氣，氣得面色鐵青，突然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提高了嗓門，話鋒一轉說：
“有人公然違抗組織決定，目無組織紀律，目無上級領導，這是什麼性質？！這是什麼立場？！”
與會同事被這個突然其來的緊張局面嚇得發呆了，一個個面面相覷地看着我、看看郭伯英。我腦際驀地浮現出反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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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時批鬥的情景場面，老運動員郭伯英搖身一變，成了當年常見的大大小小凶神惡煞般的獨裁者、帽子公司總經理。
我這個人吃軟不吃硬，乾脆也來個破罐子破摔，站起身來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右派立場！第二次反右鬥爭開始了！”說罷氣沖沖地離開了會場。
會，當然不歡而散。會後，沒有人敢提起這次風波。新進的幾位教師，說穿了有的是衝着房地局容易分到房子而來的，儘管孰是孰非心知肚明，但為了各自的小算盤，沒有人敢挺身而出為我說句公道話。
不久，區房地局體制改革，房地分離，成立“房管”和“土地”兩個局。為加強經濟實體，房產管理局中分離出一個房產經營公司，改成小局大公司。郭伯英過高估計了自己，沒有如願提拔當局長，也沒有進公司當總經理，卻去了設在市房地局的全國房教委辦公室，就是市局政教處張淑珍要我去而郭伯英說等於砍他膀子不同意我去的那個單位。
1986年10月，南房局成立教育培訓中心，保留職工學校體制，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我任副主任、副校長，還增加了一名分管職工技術考核的副主任。區局系統職工教育調整由宣傳科負責，科長便是當年磚廠的黨支部書記應國法。
應國法對我說是知人善任也好，說是善於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也好，倒是極大地調動了我的工作熱情。他十分懂得關心人，我愛人生病住院，他組織教工看望；我祖母去世，他組織教工幫助治喪，還集體參加了追悼會。追悼會後，為減輕我的負擔，他不讓一個教工去吃豆腐羹飯。
我費盡心計借用社會力量同敬業中學合作辦學，解決了基地和師資問題，還另闢蹊徑開辦了中復班，幾乎全部錄取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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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局系統開出了一個中專班。
之後我又編寫了《語法.邏輯.修辭》及《房產公文寫作》的普及本，作為培訓班的輔助教材，幫助青年職工打好語言文字表達和應用的基礎；還別開生面地編寫和開講了《青工政治輪訓中國史講稿》，幫助青工快速了解中華民族的過去，以激發愛國熱情。這些課都受到了歡迎。為此，我有幸參加了市總工會組織的杭州屏風山療養，有五律《屏風山》一首，記錄了我當時興奮激動的心情：
眾賢欣會地，氣象自崔巍，一水染青綠，五雲托翠微。既經長夜雨，且喜早春暉，莫道此行暫，人歸心未歸。
我對學生付出了艱辛，學生對我也有回報，80年代中的一次區人代會選舉，我的學生自發地一再聯名推舉我為候選人。因為我不是上面預先圈定的人選，區房地局也不敢違背民意，把我的情況上交到區城建辦，請上級定奪。城建辦召集南房局選民代表開了一次協調會，不說花月初不行，只說區人代會要一名青年人的代表，花月初已經40好幾了，不符合條件。選民代表辯說，花老師了解我們青年，同我們青年有共同語言，完全能夠代表我們青年。老謀深算的城建辦領導，見一計不成，再來一計，改弦易轍說，這個人選不但要能代表青年，還要能代表浦東地區青年。
我當年住在楊渡街是浦西，如果住在浦東，他可能會說要一個住在浦西的代表了，關鍵只是不要花月初當候選人，要他們內定的人才行。我如果想要當這個代表，搬家也來不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可愛的擁躉們只好就此作罷，我的姓名沒有出現在正式候選人名單上。選舉現場，我還是獲得不少選票。當天一結束，擁躉們一涌而上，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激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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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知選不上，我們還是莊嚴地投了你神聖的一票！”
我沒有把這些過眼煙雲的名利放在心上，我看重在區房地局職工學校任內引以為自豪的兩項業績：一是同中等教育家翁曙冠校長的敬業中學建立了五年友好合作關係；二是突破了社會上有關部門、有關人員對職工教育歧視的壁壘，率先在全市房地系統爭取到當時占工資相當比例的教齡津貼。
1986年初，我得悉國家教委、勞動部等機關發文明確，八五年調整工資時執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等級標準的普通中小學、中專技校、業餘中學等都屬於實行教齡津貼的範圍。我在市房管局勞資處看到了文件，感到我所在學校符合條件，便逐級反映提出要求。結果是，有的拒絕接待，有的接待了，答覆不是互相推諉，就是模稜兩可，也有說上海成人教育無實行的單位，無參照依據。為此，我在同年7月先後去信上海市委吳邦國副書記和國家教委李鵬主任，但都沒有回覆。
同年11月24日，我見《解放日報》刋發了《成人教育學校教齡津貼如何實施細則》一文後，感到正好回復了我去信的要求，就向區局勞動人事科再次提出要求。他們答覆區局職校即使符合條件，但未接上級區城建辦通知，無法執行。我去區城建辦，回答說未見到文件。我說，我已在市房管局勞動工資處見到了文件，該處相告，我們的教齡津貼由區城建辦管。城建辦只好推託敷衍說，主管單位是區人事局。
當然，我立馬走訪了區人事局。不料，接待我的是人事局的一位幹事，之前我與他已見過一面。他仍然首先表示不能接待我，要我按順序逐級上報，但又退了一步說，既然來了，就再接待一次。我反映了對照《解放日報》刋發的實施細則的情況，他卻回答得很乾脆，說此事早已下達城建辦了（？！）。 322
我又只得再去城建辦。這時沒有退路的城建辦，雖然承認我們學校是範圍，但說，應該由區房地局勞動人事科行文報告。我轉告區局勞動人事科，經辦人說，文件有規定也沒有用，全市沒有一個區房地局實行教齡津貼，所以南市也不同意實行，更不同意行文。還說，有哪一個區實行了，我們也實行。於是，這件缺一口氣就成功的事，眼看又要擱置下來了。
周而復始地轉了這麼大一個圈子，我這才發覺，原來這項政策只局限於符合條件的學校的幾個教師，其它部門的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如果不是我認識市局勞資處，勞資處給我看到了文件，教齡津貼的事很可能就偃旗息鼓了。看來，我因為看到了文件，知道了政策，有了發言權，才能據理力爭，這是我掌握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有利條件，也是一條同官府打交道可能獲得成功的重要經驗。
我感到這已經不是一個增加幾元錢的事，而是涉及到這麼多機關的這麼多的人，存在着對我、對職校教師的認識偏差誤區的問題了。於是我一不做二不休，又給新任區房地局黨委書記王孝泓去信詳說究竟。我說，既然審批權在城建辦、人事局，區局打了報告批不批在他們，區局為什麼引火燒身、自找麻煩不打報告呢。年經而有朝氣的王書記見我說得通情達理，同勞人科協商後作出了變通的決定：由學校行文報區局勞人科，勞人科蓋章後逐級呈報。
下面是我起草的《關於要求實行教齡津貼的請示報告》：
區局勞動人事科：
南市區房地局職工學校，坐落南市區王家碼頭路222弄5號，現有專職副校長一名，教導主任、總務主任各一名，專職教師五名，其他後勤人員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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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由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滬房〔82〕教字第159號》文批覆建制；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由南市區教育局《南教〔85〕立字第30號》文批准立案。
我校是職工教育教學實施單位，前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開辦青年職工的文化補課，小學、初中、高中的學歷教育和中專、大專的輔導班。目前除繼續開設高中文化班外，還配合崗位培訓，開設中級工應知理論班和組織各類管理人員的短期輪訓講座，充分體現和發揮了職工學校在成人教育領域的多功能作用。
根據《滬人〔1986〕字第80號》文，我校系“列入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改革範圍，經市教育主管部門批準的成建制的成人中等教育學校”，屬於可以實行教齡津貼的範圍，特此提出申請。
未知當否，請予轉呈有關主管部門審批。
南市區房地局職工學校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
報告上去之後，一晃數月依然石沉大海，教齡津貼第二輪交道再次擱淺。我受眾教師之託，被迫開始第三輪的走訪和去信，結果還是大象屁股推不動，外甥提燈籠照舊（舅）。
那時，南市區人代會結束後，原區團委書記、也是右派出身的作家李倫新，重新起用當選為南市區區長。閒聊中，我偶然聽到區教育局成教處幹部老王說起李是他家的鄰居，還沒有搬家，便萌生了寫信給李區長、請老王為我轉交的想法。
我在信上提出：“落實政策，不能聽人信口雌黃，而是誰正確就聽誰的，文件最正確，所以要聽文件的、按文件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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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黨的政策陽光，鎖在負責落實政策的領導同志辦公桌的抽屜里！”我的說法，得到老王的讚賞和支持，當天就把信交給了李區長。李區長也很快給了我答覆，並通知區人事局接待我，落實解決。
這次輪到區人事局主動通知接待我了，而且是局長沈義魁親自接待，規格上了幾個檔次。果然如同我給區長要求的，沈局長同我一起對照文件，逐條討論。他說我們學校基本條件都符合，問題是，中央文件還強調了即使符合條件的下列單位不屬範圍，這些單位依次是：“教育培訓中心、高校成人教育、成人中專、機關事業單位開設的培訓班。”他指着文件上的“教育培訓中心”說，你們學校是教育培訓中心，所以仍然不是範圍。
我早已在市局勞資處仔細看過了這個文件，對沈局長提出的問題，我早已成竹在胸，我回答說：
一、南房局教育培訓中心同學校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學校仍然存在，可到區教育局查證；
二、我們的中心，不是文件上所指的中心。理由：我們的中心，是區局（處級）下屬的一個科級單位，而按文件順序排列在“高校成人教育”之前的“教育培訓中心”，卻是處級以上（含處級）的單位；
三、如果我們的中心，不是文件上的中心，而是一個科級成人教育單位，就屬於實行教齡津貼範圍；如果我們的中心，是文件上所指的中心，那麼，我們不屬於實行教齡津貼範圍，但是必須調整我們的職級，承認我們是處級或處級以上的單位，給予我們相應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兩者必居其一。
見沈局長沉吟不語，若有所思，我腦海中一個想法突然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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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將出來，便得理不饒人乘勝追擊、即興大肆發揮了一通。我說：“打個比方，我與你沈局長考同一份政策的試卷，這份試卷10道題，每題10分。現在你局長答對了九道題，得90分，是高分；我只答對一道題，得10分，不及格。我要說的是，局長同志，你答錯的這道題，恰恰就是我答對那道題。這道題就是教齡津貼政策！教齡津貼這條政策，你我都應該聽文件的，我的理解如果正確，也就是說，你得聽我的。”
結果不言而喻，沈局長不無尷尬地點頭稱是，要我結合他提出的另外幾個具體問題，再打一份報告。1987年6月12日，我重新寫了一份《幾點補充說明》。不久，區人事局一份《關於同意南市區房管局職工學校〈關於要求實行教齡津貼的請示報告〉的批覆》直接下發南市區房地產管理局。
一項有明文規定、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政策，在一些人手裡複雜化了，把政策的陽光深深地緊鎖在辦公桌的抽屜里。
我花了長達一年時間，周而復始、幾經波折，終於突破了壁壘、功德圓滿，成功了！我的生活經歷中，又增添了活色生香的敢於抗爭的一例。
如同戶口申報、右派改正一樣，解決好這些事，都要有堅定不移、費盡心計、百折不撓、多方周旋的決心、信心和恆心，才能僥倖得逞的。這幾樁事我是成功了，還有多少樁是沒有成功的呢？還有多少人的多少事，是沒有成功的呢？！政府機關的門難進、人難見、事難辦，既有辦事和管事雙方的人的自身素質的問題，又有更為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和制度的問題。確立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談何容易，任重而道遠啊。三千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艱難險阻處處有、時時有，我眉心那顆痣，早已告訴我註定是個“多訴訟”的人。 326
當然，也有雖在情理之中、卻是意料之外的事。1986年，我偶然見到《解放日報》報道了國家正在解決冤假錯案歷史遺留問題的消息，喜出望外地又一次向市公安局為祖父反革命問題提出了複查申訴。一開始仍未被受理，理由是祖父自己病死獄中，未判刑。
我反駁道：祖父對解放有功卻被逮捕致死，我在1958年又因為祖父翻案受株連而被定為右派，冤之又冤，豈能不理。公安局理屈辭窮，這才受理立案，但又要我找到解放前掩護過的地下工作者。這幾乎是變相拒絕，差一點又要不了了之。
也是祖父母地下有靈，1987年3月，我接到龍華火葬場遷移祖母遺骨的通知，我去董家渡天主堂為祖母去世三周年做追思彌撒時，神父向我介紹，可把祖母遺骨存放到松江泗涇的天主教區息安骨灰堂。
我騎自行車趕到泗涇，辦妥了遺骨存放手續，意外見到了要尋找的朱恩懷母親董貴民的墓碑。回來報告公安局，通過董的家屬找到了她的兒子朱恩懷。1987年6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發出（87）滬公落辦0136號《決定書》，對祖父作出“解放前除對碼頭工人有一定的經濟剝削外，無其它罪行，且對革命工作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結論。
一個“對革命工作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人，卻被當作反革命被捕致死，天下還有公理嗎！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這年我被評為上海市成人教育先進個人，還見了報。多年以來，正在四處尋找我的師院中文科21班同學，在報上見到了我的姓名，大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之感，劉德強、蔡壽春他們找到了我的聯繫方式、同我通了電話後，發來一封充滿思念之情的聚會邀請信。信中寫道： 3 2 7
“我們曾在同一教室里攻讀，也曾在同一校園裡高談闊論。也許是對同窗的思念，也許是人過中年容易湧起一種對青年時期的依戀。不過，無論如何，同窗學友的相聚，將會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再現年青時代生活的情景。
如果，當年我們同學之間曾有過摩擦，也願這次聚會能起着撫慰心靈的作用。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將共同尋求合作，理解和支持，使我們的生活更加充實……”
憑我的直覺，這封簡短而含義深長的信，想必出自當年同我一起抄寫《花間集》的蔡壽春的手筆。30多年彈指而過，一幕幕往事歷歷在目。我雖然百感交集，浮想聯翩，仍不記前嫌，欣然前往。
這天是星期日（校慶35周年）。上午九時，我如約來到劉德強單位市委黨校一個教室的門口。只見教室里已經坐滿了人，記得是李淑娟吧，她操着一口清脆的普通話，對我問道“你找誰？”
我已經認出他（她）來了，是他（她）們！自從我接受“勞動考察”離開他（她）們，已經有30多年了，不少人的臉上，都已經留下了歲月無情的刻紋，有的更是兩鬢斑白了！除蔡劉李三位外，坐在蔡身旁的是他的妻子任筠霞，任身旁是趙婉珍，趙身旁的是申寶玉，申身旁的是王愛倫，還有馬建業、黎民獻、陸仁興、穆惠、張蘭珍、秦秀朴，只是沒有看見周道南、滕樹彤、凌哲生、王仁瑞、王梅仙、孫時偉、夏根福、吳清冽、尤民樂、張璞、屠淑珍和顧秀英，到了有整整半個班的人。
這裡特別要補上一段幾乎被遺忘的事。二十年後，在一次同學聚會時，劉德強告訴我，當時學生科長多次通知班團支部書記、反右中心組組長申寶玉說“花月初是右派，你要發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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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開展對他的批判。”申堅持說班裡沒有右派，花月初不可能反黨反社會主義。不久申因溫情主義嚴重被撤銷了一切職務，從另班調派了一個黨員學生幹部王愛倫接替申的職務。最終我還是被打成了右派。嗚呼，寶玉啊寶玉，請接受我這個老右派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遲到的歉意吧。
當天，滿頭銀髮的李淑娟，可能還有別人，自己“鄉音無改鬢毛衰”，卻對我“笑問客從何處來”，竟是認不出我來了。我身不由己地脫口而出“我不就是寫《天罵篇》的花月初嗎”。1979年，我為落政在學生科自我介紹的也是這句刺耳的話。是耿耿於懷的牢騷？還是自鳴得意的炫耀？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郭伯英已經為我敲過警鐘，如果有第二次反右，懸了。我刺耳的話音未落，教室里一片譁然，一擁而上……。中午又是舉杯暢飲，又是緬懷往事，撫平了30年的創傷。
只有能寬恕別人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寬恕。30多年的是是非非，恍若隔世，大家都是被愚弄的，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往事皆似煙，一笑泯恩愁，如果有班史的話，這天是師院中文科21班班史中的重要時刻！
這次見面之後，除李淑娟患腦梗不便走動外，其它十幾個人，不定期的相約見面，聚談交流。又過了10年，才見到當年稱讚天罵篇有建安風骨的周道南，同學圈子裡，增加了一個80開外的老右派，我倒是感到格外高興的。
值得記一筆的是，那個與我同寢室有上下鋪之誼的王梅仙，知道我的消息後，不顧自己重聽，執意要同我見面。我有七絕《贈梅仙》記之：
四十餘年傷別離，紛紜筆話亦唏噓，
風流才子多情漢，冬日融融仍可期。 3 2 9
那時候，市房管局教育處經常組織各區開展交流學習活動，我有機會同市、區同行接觸，他們對我也漸漸熟悉起來。一次，教育處那個高個子老卞通知我，陶澤祥、田兵兩位處長約我面談，說市政府同全市各委辦局24家單位簽訂協議，限期各報一篇論文。市房地局的題目是《論職工教育與人才培養》，先前已經有市局教育處的老卞牽頭，由幹校的薛永理、黃浦的毛佳梁、虹口的吳澤南等辦學幹部組成寫作組。後來說，寫出的稿子像工作總結不符合論文要求，寫作組已幾經修改，感到力不從心無法再改。老卞提出“讓南市的花老師來試一試推倒重寫”。孰料，這一試又改變了我人生道路的軌跡。
我問了情況知道，協議約定的交稿時間還只有一周，加上要提前二、三天給市局領導過目，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實在沒有迴旋餘地了。他對我苦苦懇求說，無論如何要幫忙，不行也得行。我在虛榮心的支配下，只得答應三、四天完成。
我盤算了一下，決定第一天先立出提綱，去單位收集資料，後兩天就在家動筆了。為了把稿子如期趕出來，我幾乎是沒日沒夜、廢寢忘食地奮筆疾書。第二天深夜寫出初稿，第三天一邊修改一邊謄清，一篇一萬多字的論文，竟完成了！第四天文章交上去，陶田兩位處長翻閱過後，當即拍板打印送分管局長。之後卻沒有了下文。
第二年我偶然聽到一個寫作組成員相告，市府在24篇論文中確定了4篇送京、津、滬職工教育會議交流。上海房管局的《論職工教育與人才培養》正是其中一篇。
我問了老卞，他只是裝糊塗說不知道，我向他索要成文的稿子，也說沒有。我當時沒有留底，三天廢寢忘食的辛苦，付諸東流了，我又做了一次“無名英雄”。唯一的作用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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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認可了我的作用。不久，我被上調市局中專，並長期借調市局教育處工作。這篇文章成為我劫後生涯的又一個轉折點。
六十、劫後生涯（中）：市房地局九年
1988－1997，這劫難後的第二個九年，也是我在臨退休前的九年，我是在上海市房產管理局渡過的（1995年房管又同“土地”合併，重新恢復原名房地產管理局）。
1988年8月底，還是市局教育處那個大個子老卞，作為南房職校的稀客，來王家碼頭找我。卑微似我輩，對市局來的幹部，都是奉為上賓、敬若神明的。一番寒暄之後，他說，為加強系統職工教育，教育處商議後提名，經報請領導同意，決定調我去市局；我如接受，他即去區局辦理商調事宜。我知道，只要我本人願意，區局職工教育已經縮小了規模，更何況發生了教齡津貼糾葛後，我要走人，區局是正中下懷、求之不得的事，哪還會有什麼問題。
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這是常理。市房管局前身為房地局，那時是在延安東路2號一幢名叫亞西亞大廈的大樓里辦公。據說這是上海開埠後興建的第一座大樓，在黃浦江邊上，離家也很近。在這樣的大樓里辦公，能不令人心馳神往麼。況且，我在南市為辦教齡津貼，尤其是我辦的複習班，送出一批批中專生、大專生，我成了這些職工的代言人，給在位既得利益者帶來了威脅，已經惹得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心懷叵測，我的日子也不好過，而今有機會調離，豈有不願之理。我把老卞對我隱瞞論文的事拋在腦後，一口答應了。 3 3 1
後來我才懂得，既然人家有求於我，精明一點的人，或者說市場意識強一點的人，都會欲擒故縱，假惺惺地半推半就，強調一些困難，提出一些要求，諸如職位啊、待遇啊、房子啊什麼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當時向房地局要一套房子，或至少落實一下被侵占的楊家渡的房子問題，那都是順理成章、理所應當的事。但是我不，一樁也沒有提。不久，便滿懷憧憬、興致盎然地去市房地局報到了。
我這個人，命中注定是一個多糾紛、多磨難、多曲折的人。教育處田兵的後任處長林之棟陪我到幹部處報到。幹部處處長張寶堂卻告訴我，我的工作關係在市局教育處，因機關控制編制一時難進，人事關係只好暫時放到市局直屬單位的中專學校去，作為正式借調使用，負責全系統的職工崗位培訓和成人中專教育。市局和中專的工作，要我兩頭兼顧。
後來我才醒悟，在市局九年裡，在去留問題上，我至少犯過同樣的三次錯，這是第一次。所謂的“暫時”，由於我的一錯再錯，一晃就是九年，“暫時”到1997年退休。
當時我想，我是師範出身，到中專去也不錯，畢竟是一所正規學校，比南房職校強，就按市局的說法去了中專。
當時的中專，全稱是上海市房地產管理中等專業學校，職前、職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職前職後，都開設管理和修建兩個專業，十幾個班級，都是全日制的。學校書記是田維昌，校長是錢則林，副校長陳星浩和張明山，校址在龍華西路323號，離家很遠，騎自行車要個把小時。我負責職後一塊。
報到那天，我見到學生科的陳黛玉（市局桑榮林局長的夫人），她為招生到南市來過，認識我。她對我說，職工中專快打烊（註銷）了，你來做什麼。我這才暗暗感到市局這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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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意圖，讓我負責職後的成人教育，估計是成人教育遇到什麼困難了。原來，這又是一次臨危授命，倒也恰恰滿足了我樂意從事挑戰性工作的心理。
1988年9月9日，中專發了《滬房校（88）字第22號文》任命我為職教科科長（無意中得罪了被免職的前任科長老黃，為以後的工作埋下了隱患）。不久，學校安排我帶了七位教師，單獨去漕溪北路41號，掛“上海市房產管理局職工中等專業學校”的牌子，同市局幹部學校、黨校、電大分校合署辦公。
為兩面兼顧，開始一段時間，我周二、五在教育處，另外四天在龍華和漕溪路，還穿插着下基層各教學點。學校工作面很廣，但總共八個人，只有房校職教資深老教師盛梧曾和為了分房引進的中年教師陳家駒能上課外，其餘的，不是學校體制改革整頓重新組合進來的，就是上級領導遞條子從外單位調進學校、安排到職教科要我“消化”的。我們幾個一直游離在學校本部之外，我就是這樣一支隊伍的草頭王。
當時，職工中專只有校內校外五個學歷班，任課教師由學校統一安排，班級半數臨近畢業，職工中專面臨新的生源問題。學校管理混亂，上課放任自流，給學生亂放假，嚴重影響了用人單位的工學矛盾。各區紛紛向市局教育處反映，要求整頓教學秩序，指名道姓要求撤換職工中專負責人。但當時學校校長患病住院，長期無人過問。為此，校外閘北、黃浦區房管局和市修建公司三個班學生的所在單位，用拒付學費表示抗議，更不必說繼續輸送生源了。
面對這副爛攤子，我諮詢了教育處，處長林之棟這才吐露了實情，囑我今年歲末三個月，當務之急只要調整好同三個教學點的關係，就算上上大吉完成任務了。 3 3 3
我對這個攘內必先安外的特殊任務發生了興趣。於是，我騎着老坦克自行車，開始對這三個單位上門走訪，打招呼、聽意見、提措施。他們有感於我的真誠的態度，或許也有感於對我右派身份的尊重，很快，我同閘北的諸幼琴、黃浦的蔣涯雲、修建的陳妙富三位校長和他們的教師，達成了諒解，取得了共識，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化解了長期懸而不決的僵持關係。
之後，我在廣泛開展調查、聽取全市房管系統各級用人單位意見的基礎上，利用同敬業中學合作辦學所取得的經驗，聯合市局財務處、綠化站等業務主管單位，以及上海農學院等社會力量教學實體，建立了合作辦學關係。於此同時，我努力與相關主管部門斡旋，市教育局成教處錢處長原是我在南市的熟人，他出於對我的了解和信任，先後批准開設了《房地產財會》、《房地產綠化》兩個成人中專專業，開了當年申報、當年審批、當年招生的先河。這兩個新專業，經統考錄取了兩個班，為學校拓寬了新的生源，為系統培養了適用的人材。
就在這段時間，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驚天地、泣鬼神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同反右具有同等政治衝擊影響的“64事件”，我帶領我的一班人，每天穿過安靜得出奇的街區，越過犬牙交錯的路障，照常堅守崗位正常工作。
這次“動亂”之後不久，市教育局成教處，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分別召開了書記、校長和教務主任三個會議。按照我向成教處填報的學校情況登記，龍華西路收到了市教育局給書記、校長的會議通知，但學校在通知上都批了“請花月初同志參加”轉給了我。結果三個會我一個人全包，被成教錢處長發現，給我的工作造成了麻煩。
還有一件事是，我進學校任職時埋下的隱患，也在這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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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終於冰消雪化、顯山露水了。
職工中專《經營管理》畢業班盧灣區瑞金房管所的一個學員，一門學校自考學科沒有考，總評分不合格，不能申報畢業，但學員堅持說參加了考試。班主任問了任課的葉老師，葉老師卻說該生參加了考試，成績是及格的，只是造冊時遺漏了，要求補上一個及格成績。
這件事很快在學校傳開，葉老師是學校管理教研室的紅人，大家眼睛盯着我，看我如何處置。班主任在填成績申報畢業證書時，要我決定該生是否申報，我最後只得向葉老師索看該生考卷，葉老師卻說考卷大掃除處理了。當我說學校規定考卷要保留三年時，這位學校的大牌教師，只得承認該生沒有參加考試，要我網開一面，通融一次。
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我雖不是俊傑更不識時務，卻堅持按教育局要求補考合格後才能畢業，作出暫不申報的決定。不料，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
先前負責職教工作，我到校後被免職的那位，夥同了管理教研室主任一起在學校借題發揮、大造輿論，說我吃裡扒外。星期一校務會上，我強調了維護學校制度的嚴肅性，得到與會學校中層以上幹部的讚賞。會後，老實巴交的陳星浩副校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早盼着我們學校能有一個人來捅捅馬蜂窩，今天盼到了。我們學校需要你這樣的人。”
這年年底，我獲得了由學校上報、市房管局批准、市人事局印製的《榮譽證書》，同時給我頒發了從事職工教育30年教齡紀念證書。在籌辦學校10周年校慶前，學校還大張旗鼓地作了通報表彰。《榮譽證書》是市房地系統的最高嘉獎，據說，學校建校10年來，我還是很少幾個得到此獎的。至於“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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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教育30年教齡”云云，如同我落政時計算的幹部革命工齡一樣，都是新儒林外史中的精彩篇章。
說到學校10周年校慶，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那天陳星浩主持會議，當他介紹校長時，生怕把“錢則林”誤讀成“林則徐”，越擔心越出錯，儘管會前反覆操練，結果還是說成了“林則徐”，引起一片哄堂大笑。後來在介紹局長時，又偏偏畫蛇添足說：“坐在主席台中間，頭上戴着帽子的是我們的桑榮林局長！”這次更把全場笑開了鍋。那年代，“戴帽子”還是一個政治術語，一個“戴帽子”的剛剛受到表彰，一個“戴帽子”的又坐在主席台上，難怪把人惹得忍俊不禁、前俯後仰了。
我得到兩張證書嘉獎後，教師黨支部俞松傑找我談話，說按我進學校後的表現和業績，完全具備了共產黨員的條件，黨組織要破格發展我入黨。之後，我只給黨支部寫了一封感謝信，沒有寫入黨申請，也不知道入黨介紹人是誰，他們居然開始了外調。據說在召開支部會議表決時，沒有通過我入黨。後來學校一位領導告訴我沒通過的原因，主要是有人強烈反對。其中一人就是教硏室主任，他與學校兩個領導號稱房校“車馬炮”，關係密切，教師支部自然是手臂拗不過大腿了。
不久，俞松傑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你的入黨問題，支部大會沒通過，不同意的理由只有一句話：“花老師的能力很強，但能量也很大。”所說“能量大”頗有貶義。
這句話倒令人費解了，為什麼“能力很強，能量很大”就不對了。入黨與否原本沒有在我意想之中，老友羅春德早已說我“不思上進”，不入也罷。可是，有人總以為我是黨員，對之，我早發明了一個自我解嘲的說法：“我是中共非黨員！”這就有了後來老友褚梅庭寫的《戲贈月初兄》：“君為黨外布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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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離休一戰士。李廣難封馮唐老，欲登青雲待來世。”了
新專業開設以後的第二年，我接到市教育局通知，房地局職工中專必須加強力量，配備專職校長、教務人員，並在銀行單獨開戶、設置財務獨立核算，才能繼續招生，否則停辦整頓。成教處勸我直截了當向學校提出，不要象武訓辦學那樣硬撐了。我在校務會上匯報了市成教處的意見，某些人又找到了話柄，說花月初要想當校長，搞獨立王國。學校也以為教育局整頓停辦的意見，只是說說而已，對此置之不理。學校是不是在顧忌我“能力很強，能量很大”呢。
1991年初，市局教育處處長林之棟退休，中專校長錢則林提任處長，技校王德明調任中專校長。
錢則林自知有病在身，就把我上調教育處辦公，支撐局面。當時明確，我人事關係仍在學校，職務仍是職教科長，唯一的變化是，我不再分掛兩頭去學校上班了。對這個安排，我居然還是接受了，這是我在市局九年中，在去留問題上，極其愚蠢地第二次再犯的錯誤。
我到市局全職上班那天，教育處四個人除分管技工教育的青年洪俊偉正常上班外，其它三個都在職工醫院住院，一個就是錢則林，還有兩個是分管幹部教育的徐進和內勤楊梅影，都是女同志。他們開玩笑說，可以在病房開處務會議了。
我在教育處做的第一件事是，醞釀成立市局崗位培訓考核辦公室（簡稱“考辦”）。我擬的文上報分管局長蔡育天，1991年5月25日，市局《滬房（91）教字發第215號》文頒發，考辦正式成立，我以“專職人員”身份，實施制定和執行職工培訓計劃、教學大綱、考試大綱和考核發證工作。
我在教育處除了負責處理日常工作外，為貫徹建設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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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文要求，還組織市屬中企、經營、修建、材料、設備五公司，和各區、縣房地局，全面開展修建工程隊長、施工員、房管所長、房管員、產業資料員五個關鍵崗位的培訓、考核，包括教學班設置的審定，培訓計劃的實施，教學、教研活動的組織和統考發證工作。尤其是在房管員和房管所長考核中，我開創的能力測試、實務考核和要求撰寫實務論文的做法，在房地系統中尚屬首次，受到了廣泛的擁護和好評。
考辦成立後，我工作範圍更廣泛了，除了市區的還有郊縣的。我了解到，郊縣房地部門要求培訓的願望是一致肯定的，只是在培訓形式上有意見分歧，領導要求業餘，職工要求脫產，這個矛盾長期以來都沒有解決，所以，郊縣的職工教育始終不能大面積的開展起來。對之，我多次走訪了各郊縣，在徵得他們同意和支持後，提出了“分片設點，送教上門”的辦法，除上海縣到市區走讀外；“川、南、奉”片以南匯為教學點；“松、金、青”片以松江為教學點；嘉定、閔行、崇明單獨設點。這些教學班，一個月集中一周全脫產上課，較好地解決了培訓形式上的分歧。
那時，包括崇明在內的九個郊縣的培訓全面拉開，我負責制訂培訓計劃和課程的安排，由中專教師任課“送教上門”，一時間管理教研組教師都要超負荷，當時我也補缺任教《房產公文寫作》、《房產經濟學》等幾門課。
九十年代初，又有一次區人大代表的選舉，儘管我不在學校辦公，但我人事關係還在學校，雖然有少數幾個人反對，但大多數教職工仍自發地提名我為候選人。學校所在選區共有八個單位，其它七個單位都是企業，一個單位提出一人作為提名候選人，經過醞釀協商，最後確定兩個正式候選人。那時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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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了其中一個正式候選人，還有一個是無線電廠的老代表。
選舉那天，我的姓名有生以來第一次出現在國徽下被唱票。選舉結束當天未公布結果，過了兩天才公布。據告，當天兩人得票都沒有達到半數，七個企業單位不願重選，最後在廢票中挑出“有效”票，由老代表當選。
有人要我向選舉委員會反映，這些情況有違選舉法。那時，我正在接受市建委教育部門的培訓工作檢查，無暇顧及選舉的事。更何況，我在同選民代表見面時就說過，自己從1958年到1979年，種過二年半田，養過二年半馬，做過十六年工，是否能夠當好代表，請選民們要慎重考慮。當時，一個好事者給我同那個當選的代表好有一比：“油豆腐燒肉”，他是“肉”，我只是中吃但不值錢的“油豆腐”。
正當我工作順利起步時，學校卻有人在蠢蠢欲動。
由於我和學校兩方面的錯誤，教育處工作有人頂了，而職教科長的位置卻被我占了，接我位置的人，只能以“負責人”的名義主持工作，對我自然是說不出的惱火。加上教育局果然停止了學校成人中專的招生計劃，“負責人”聯想到我同成教處的關係，不說學校不符合招生條件，反而說是花月初仗着私交，唆使成教處不給招生計劃，給學校製造麻煩，流言蜚語滿天飛。其實，前兩年的招生計劃，是我勉力爭取來的，那恰恰是我前兩年應該受到表揚的事，現在不表揚也罷了，卻還要被懷疑而受到批評。可是，在我一生中，這是屢見不鮮的。
新校長王德明勸我回校，說學校正在用人之際。局教育處長錢則林則玩弄兩面三刀的手法，他知道只有工作能留住我，便不斷給我挑擔子、壓任務，堅決不同意我回去。他明里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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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學校不對，不顧大局，暗中卻又對學校說我的壞話，故意製造學校對我的隔閡，斷我回學校的退路，好讓我一心一意留在教育處任其差遣，搞得我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然而，工作卻給我帶來快樂。
1991年7月19日，市政府頒布了黃菊市長簽發的四號令《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之後，市局設置拆遷處，處長賀耀祖收集了一些拆遷政策方面的文章，要教育處根據四號令和這些文章，編寫一本培訓教材和出一套考綱、考卷。錢則林把任務交給了我。那時候已經快到春節，我把材料帶到無錫丈人家過年，加上探親假一共半個月，我就把上海市拆遷人員第一套上崗培訓講義和考綱、考卷的草稿寫好了，沒有花單位一分錢和一分鐘時間。我是經常喜歡做這類“蠢”事的。
之後直到我退休，我始終參與拆遷人員的講課和命題工作。那時每年開兩期，每期一千多個學員，全市房地系統按區分頭開班，考辦負責集中管理和統考發證。考辦實際操作的只有一個黃浦區局培訓中心借調考辦負責文印、內勤的女青年小左和我兩個人，一左一右，相映成趣，倒也相得益彰。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掀起了房地產開發熱，考辦的任務，也從系統內擴展到全市各行各業。為對從業人員實施培訓，1993年8月，房管局同電大、建設科技情報中心站合作，用電視授課形式，開辦了《房地產開發經營崗位培訓班》，每周兩個半天，每期三個月，每期學員一、二千人不等，考辦的任務就更繁重了。
這次培訓共14講，主講人都是房地產業的專家和領導。計劃第一講和第十四講，分別由市房管局桑榮林局長、建設部房地產業司潘其源副司長，講上海和全國的房地產的現狀和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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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中間十二講的內容按照生產、流通、消費的順序，主講人都落實了，只有開頭結尾兩講的主講人未確定，錢則林再三向兩位領導發出邀請，都推託沒時間被回絕了。這兩講如果不落實，全部計劃都要落空。錢則林寄希望於我，說看你這三寸不爛之舌，是否能遊說兩位領導改變主意，答應講課。我決定先難後易、由遠到近，1993年底乘火車去了北京。
這還是我笫一次到北京，也是我第一次走進全國房地產最高領導機關建設部機關大樓。我見到潘司長，代桑局長向他問過好後，說了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形勢，說了我們開這個班的目的、計劃、形式，還說了他如同意講課，不但是對我們房地局的支持，而且更是對整個上海房地產市場的支持。我介紹了每個講課人要講兩個半天，一共六小時，為電視屏幕上隨講課內容配插圖，開講人要先寫好講稿，字數掌握在每分鐘約80字。我說，考慮到領導工作忙，可抽空先到電視台錄音，再配插圖。還特別強調“你是笫一講，萬事俱備，獨缺東風了。”潘其源有感於我的詳盡、周到、誠懇的介紹，答應接受講課，並願意先寫出講稿傳真給我，還謙虛地要我返饋修改意見。
堅冰終於打破，大功告成了！回上海前我去看望了都在水電部工作的大姐夫壯仁清和大姐華培新。聊家常中，又意外的發現了解放前白色恐怖下，在我家躲藏過的四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中最年輕的一個；朱恩懷。
原來，朱恩懷和大姐他們兩個都是水電部下屬單位的同事，他也有一段坎坷的經歷。抗美援朝時，他在志願軍中做外事翻譯，回國後在新華社當記者，反右時劃為右派去東北農場勞動，落政後在水電部當工程師。現已離休，擔任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不久前，朱恩懷以70歲高齡同外語系系主任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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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結了婚，住在清華園內。大姐同他還經常有聯繫。
大姐為我與朱恩懷接通了電話，我開口一聲當年把他叫得耳熟能詳的“朱家大爺叔”，時間一下子倒退了半個來世紀，大家都興奮不已，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只可惜，第二天他要去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療養，我也要回上海。1998年，他為我出具了解放前白色恐怖下受到我家和我幫助的情況說明書面材料。可惜，直到2001年他去世，最終未能見上一面。
我在北京辦完事回上海後，馬上去見桑局長，見面笫一句話說“潘司長要我向你問好，”接着說“他要我向你帶口信，要你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修改意見儘快返饋建設部。”桑局長落入了我設下的“陷阱”，問我去建設部做什麼，我說請潘司長上電視講課。我知道時機成熟了，便說潘司長已答應講課，現在獨缺東風，要請桑局長上笫一講。果然水到渠成，他也答應了。
我出差時，妻子去上班，家務由丈母娘居玉妹操勞。我回上海後她不放心老丈人，回無錫時噙着眼淚下樓梯，一步三回頭依依不捨的神情，依稀似在眼前。不料，這一去竟成永別，1994年1月24日她就與世長逝了。2000年10月25日，老丈人華福生以89歲高齡也相繼去世了。
北京的潘其源司長給我傳來了講稿，不久，到上海電視台攝製了錄像。其間，錢則林、徐進和我陪他登上新錦江旋轉廳用自助餐。這位房管員出身而不改本色的大幹部，見餐廳要用外幣支付，不好意思地說“花老師，太貴了！咱們轉一轉、看一看，不吃了行不？”其實，他不知道我們在走進旋廳之前，早已付過錢了。 342
電視班開講後，每兩周還有一次在黃浦區區政府大禮堂的大課輔導。輔導課學員有一千來人，也是請專家、領導來上。這些專家領導經常有衝突，來不了，錢則林便讓我頂班。就這樣，我把十四講的內容全部都搞清楚了，隨機待命，為我後來外出輔導和統考命題打好了基礎。
這時候，我還接受了《房地產志》的修志工作，我承擔“職工教育”這一章的任務。修志總負責是老局長陸文達，具體負責的是黨校的老校長曹志良。曹校長告訴我，修志要求先搜集相關原始資料，這是修志工作最重要的關鍵，然後根據資料撰寫長編，最後根據長編撰寫志文。資料、長編、志文，依次按十分之一的要求壓縮，文字要“原汁原湯”不能杜撰發揮；內容要“縱不斷線，橫不缺項”。“職工教育”這一章，在我之前已經有幾個人寫過，都不符合要求。
我從在南市擔任職校校長開始，就注意搜集有關資料，省下了大量搜集資料的時間，只要擬好結構，整理一下自己已有的資料，再補充缺失的部分，資料齊全後，就可以撰寫長編和志文了。為了趕時間，我在家裡寫。那時是在盛夏，女兒花紅已在二醫大讀書，正值暑期放假，我對她開玩笑要她幫我“勤工儉學”，我給她發津貼。我在門口稍涼快的走廊里，放了一張骨牌凳當台子，坐在小矮凳上書寫，寫好一張讓花紅謄清一張，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我把一大撂資料、長編和志文交給了曹志良，據說稍作修改，就通過了。
在修志的基礎上，我為市局寫了《改革開放中的上海房地產教育》報全國城市房地產業職業教育委員會；還幫助編輯了《房教10年》，被房教委授予全國房地產業優秀教育工作者榮譽稱號。之後，我又先後接受了房地產經紀人員、物業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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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培訓、考核任務，我編制了《物業管理政策法規教學大綱》，開講了“物業管理經理領導藝術”等緊缺人才培訓課程。
我本着“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的人生態度，辛勤工作而且業績顯著。我之所以樂意在市房管局工作，當然也是有所圖的，一是工作適應，二是上下班近，三是有機會分房。我得悉房管局分房規定中明確，幹部處正式借調人員滿三年的也屬分房範圍時，就提出了申請分房的報告，卻被局分房領導小組負責人告知：“教育處處長不同意”。這時我才如夢初醒，知道自己是被錢則林愚弄了！至於房子，還是我直接寫信給桑榮林局長後，他批了一句“花月初同志是老教育工作者，請照顧解決”，總算分到了延長路原先作為鴛鴦樓的一套一室半，後來賣掉用來貼補買新房了。
在分房經歷曲折後，我乾脆向幹部處提出把關係轉市局。幹部處告知，市局教育體制改革，擬成立教育中心，教育處和學校合二為一，問題就自然解決了。天真無知的我居然又相信了這種鬼話，這是我在去留問題上所犯的第三次錯，繼續借調留了下來，等待“自然解決”。我以三分職務、七分權力、十二分作用的身份，一誤再誤，被廉價利用到退休。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久前剛剛折騰着分出去的土地局，又要折騰着合進來。1995年，房管局與土地局拆二建一重新成立房地局，教育處同科技處合併為科教處，人員按“七上（57歲）八下（58歲）”、“雙向選擇”的原則調整，重新安排。科教處處長，由局副總工程師、科技處處長劉錦春擔任，教育處老人馬只留了一個善於鑽營的。市局負責這項工作的劉道桐對我“開綠燈”，讓我在眾多直屬企事業單位中任意挑選一個作“單向選擇”。此時歷經重重磨難的我，幾乎已經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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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徹大悟的“入化境”境界，決心為“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矢志不渝，一不為名、二不為利，質本潔來還潔去，毫不猶豫地儍乎乎地挑選了“原單位”：回學校。
但是，我受新處長劉錦春的青睞，繼續借調教育處。從1995年到退休，是我這一輩子在工作單位最悠閒的日子。我同劉錦春共事的一年中，主要做了他在國家土地局受命的一項調查研究工作。雖說承擔這項任務有一個調研組，但從了解情況、擬定提綱、確立論點、搜集資料、組稿撰寫，實在都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的，最後形成了《上海市房地系統土地管理繼續教育工作調查報告》報國家土地局。我退休後，還是我去北京向國家土地局宣教司張小華司長作調研情況匯報的，後來在瀋陽召開交流會，也是我去參加的，那時我剛去協會工作。
我繼續留用一年後劉錦春又調離，處長由房校校長蔡鳴鏞兼任。市局下屬三個學校合併為一個房地產學校，校址從龍華西路遷到了青浦，我也離開了市房地局回學校，選了離家最近的浦東教學點上班，這時離我退休已經不到一年時間了。
一次，我在老年橋牌隊打牌時，時任房產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老局長吳如寶，囑我退休後去經濟學會學術部工作。還說，這件事已經桑局長、蔡局長同意，切切不可去別的單位了。一句話，就此改變了我退休後原本準備去李吉祥和幾個區學校兼職任教的打算。
原來，學會學術部主任馬清源年事已高，要找一個助手，看中了我。當時的房產經濟學會名譽會長是老局長韋錫琢（曾經是江澤民早期的領導），會長是剛從局長任上退下來的桑榮林，他們都同意我去學會工作。馬清源同我在磚廠落政後有過一番知遇之恩，桑榮林更是德高望重，還為我分房批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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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之後，能同他們一起工作，自是歡喜不盡的。然而，臨退休不到三個月，老吳在打牌時又對我說，經濟學會不去了，要我去更能發揮我作用的房產協會。還說，他同桑局長和剛退休的許明義書記也都去房產協會。我那時分不清學會和協會的區別，反正都是老領導，毫不猶豫答應了。
我離開市房地局教育處，回學校浦東教學點的半年多時間裡，同事們與我相處十分融洽，尤其是教學點負責人丁玉山，把我選擇他們作為退休前的“七上八下”的落腳地而感到高興。我那時已經像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市隱，也像是一個行將入定的老僧，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空靈解脫。
有一件小插曲卻騷擾了我的平靜。一次拆遷處同科教處商量拆遷培訓和命題工作，那時科教處處長已經是學校校長蔡鳴鏞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蔡處長提出要出三套考卷選用。會上，拆遷處提出要請我“出山”幫忙，蔡問了碩果僅存留下來的徐進，不料，這位同我拍檔多年的“女強人”，為了證明她不是離開花月初就不能工作，竟說，她“能同拆遷處李子恆一起合作完成，花月初快退休，不必叫他了。”但是，李子恆深知她沒有能力完成這個任務，不願與她合作。當然這些情況，我是會後才知道的。
當天晚上，一幕鬧劇開始演出了。這幕鬧劇只有兩個電話，第一個是李子恆的，他告訴了要我岀考卷的情況，要我不公開出面，為老朋友私底下幫幫他的忙。我與他合作多年，了解他與我一樣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反正自己閒着無事，便答應了。第二個是徐進的，除了沒有如實告訴我會議情況外，其它的話幾乎如出一轍。對她我乾脆地一口謝絕了。常言道難者不會、會者不難，我不消幾天便把任務完成後交給了李子恆。 346
幾天后，李子恆約我去閔行的紫藤賓館休閒幾天，作為對我的補償，同去的還有法規處的女處長陸燕。原來，拆遷處處長賀耀祖也知道徐進寫不出來，便另外請陸燕幫忙。陸燕同李子恆商量後，決定把我的稿子帶到紫藤賓館去。陸燕最早也同我一起出過題目，彼此知根知底，她進房地局之前就是紫藤賓館的經理，趁機會回娘家住幾天。
我們住進賓館後，他們兩個名義上是找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保護性“隔離起來”出題目，其實只是瞞過了兩個處室，稍作調整修改後，根本不用再寫什麼，吃喝玩樂了整整三天，李子恆拿了重新謄清好的三套試卷，回去交差了。
試卷在拆遷處會同科教處審稿時，被徐進看出了破綻，她熟悉我的行文習慣，居然懵李子恆說：
“花月初已經告訴我了，這些題目都是他出的。你好大膽，竟敢欺上瞞下，置會議決定於不顧，還是叫花月初了！”
老實巴交的李子恆禁不住徐進聲色俱厲的恫嚇，以為我出賣了他，慌忙之中回答說：“是花月初出的又怎麼樣，我同陸燕都看過作了修改，黑貓白貓，只要會捉老鼠就是好貓，誰寫的又怎麼樣。”會議氣氛像結了冰一樣，個個面面相覷，鴉雀無聲。請來參加會議的陸燕說了一句解凍的話，她說：
“科教處當務之急是要找一個、或者培養一個像花月初那樣的人，既要懂教學管理，又要能上課教書；既要會寫文章，又要能出題目。”聽罷這席話，最尷尬的還是那個為了泄一時之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沖頭”徐進。
當然，儘管李子恆再老實，也沒有把我一同去紫藤賓館的事說出來。最後審議就算通過了，三份試卷照用不誤。拆遷處為維護自己的權威，只能犧牲個人的利益，不久李子恆就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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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了局執法大隊。徐進退休後，科教處也沒有繼續聘用她，新處長劉慶祥反倒開玩笑似地承諾“待遇比老許給的高”騁用我回考辦重操舊業。我也開玩笑似地對他說“你好大膽，竟敢挖許書記的牆腳”沒有接受。那時我已經在協會工作了。
學校對退休的教職工有一個福利待遇，可任選一個國內旅遊景點去度假。我在教育處經常有機會出差，尤其是一年兩次寒暑假，組織各直屬單位、各區縣教職工出去活動，我都是領隊，除了新疆、西藏、台灣沒有機會，差不多的地方都去過了，唯獨黃山沒去過，一直感到遺憾。我退休時，兒子在富麗華工作走不開。女兒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修完五年畢業，已經落實去東方航空公司工作，尚未報到，正好休假在家。我便同女兒一起去了黃山。
我驚嘆黃山的秀色空濛、氣勢氤氳，決非凡夫俗子可以染指毫釐，有《攜女游黃山》五律一首，聊表寸心：
軒轅羽化處，擲筆那可吟。霧重山中冷，松多石上生；蓮峰七十座，索道三千層。不敢看雲海，只緣暑氣深。
1997年7月2日，忻健強副校長代表學校為我召開退休歡送會。歡送會原定7月1月舉行，這天適逢香港回歸，所以順延了一天。我，辛苦勞碌了一輩子，被謔稱之為流寇草頭王的18年劫後生涯終將功德圓滿，想起了六十年前自己在荷花池出生以來的似雨如煙的往事，禁不住思緒萬千、感慨無已，當即寫就《退休》絕句一首，送給學校領導和同仁諸君：
炮聲在耳歲悠悠，荊紫花開我退休；
坎坷此生煙雨里，是非恩怨付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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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劫後生涯（下）：房產協會九年
1997－2006年，是上帝額外補償給我的劫後生涯的第三個九年，我是在上海市房地產業協會（簡稱房協）度過的。
開過退休歡送會之後，我如約去房協報到。原以為到這種既不是政府機關又不是企、事業單位的社會團體，可以過上幾天安生日子了，怎知流寇草頭王的宿命卻還沒有結束。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一干又幹了剛好九個年頭。
房協那時在黃陂路，就是我落政後最初人事關系所在的南房技校的校址，技校撤離後房屋被市局收回，劃撥房協使用。
房協1986年1月成立，是行業性的經濟類社會團體，會長一直由市建設委員會黨委書記兼任。1997年4月召開了第四次會員大會，完成換屆改選。桑榮林以房產經濟學會會長身份當選協會的副會長，吳如寶當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市房地局黨委書記許明義任常務副會長，是房協實質上的當家人。
這位書記大人在房管、土地兩局拆二建一時曾對我半真半假說過“你的名聲比我還要大”。當時我回答說“全市房管員知道我的可能比你多，但是市委書記黃菊肯定只知道你而不知道我。我的姓名只有數量，你的才有質量。”
可能是這番不慍不火、機智恰當的談話給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我一到協會他就任命我擔任秘書處和信息調研部兩個部門的副主任。主任都是兼職的，前者是副秘書長張耿勇，後者是當過局辦公室主任、法規處處長的國泰房產公司總經理孫來雲。實際上兩個部門的兵和將都是我。當時房協十幾個人四個部門，我一個人就占了兩個部門。
可是，我怎麼也擺脫不了勞碌和“多訴訟”的窼臼。 3 4 9
一開始，我的日常工作除了負責接待、擬發會議通知、做好會務工作、撰寫年度計劃和總結外，還要負責每月一期會刋的審校，以及不定期的編發一些簡報和組織調查研究工作，倒還駕輕就熟、遊刃有餘。
那時會刋名為《行業通訊》，老法師朱仲樂負責組稿。一次我審稿時，刪除了規範性文件建設部關於申辦新的土地使用證通知。朱十分不滿，說我目無上級。我說上海人大已經頒發地方法規實施房地產權證制度，規範性文件理應服從地方法規，會刊刊發此文，會造成法理和會員單位是否執行的混亂。
一次，為了討論會員單位通訊錄的查閱提示文字時，這個老法師偏偏舉例查“上海市政工程公司”詞首應去掉“上海市”，可按“政”字查九畫，我認為“市政”結合緊密，應去掉“上海”按“市”字查五畫。他卻用領導來壓我，說是老許看過的。我這個人天生就有一個缺點，只能“擼順毛”，不能來硬的，便提高了聲調說，越是領導看過越是應該對領導負責，一定要改正。說罷我便有點後悔，我怕爭論的聲音被在裡面辦公的老許聽見，立刻補了一句“不過老虎也有打瞌沖的時候”，給自己和老許都有一個台階。當時老許確實聽到了，出來問清情由後，對朱說：“協會出去的文章，應該咬文嚼字，改過來吧”。
當時有一個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華東六省一市聯席會議，每年舉辦一次，由各地輪流做東。1997年11月上旬，聯席會在浙江杭州市召開第三次會議，協會要撰寫一篇總結建會近12年來的業績和經驗的文章，提供大會交流。一開始，秘書長吳如寶提名我和朱仲樂各擬一份提綱，擇優錄用，並由擬提綱人起草撰稿。結果我擬的提綱，虛實結合，符合要求，決定由我執筆。朱仲樂是個老協會，是組織聯絡部副主任，情況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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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事都是親身經歷的，而我初來乍到，對協會的事情一無所知，協會偏偏棄熟就生，使得我和老朱都很尷尬。
這是我進協會第一項獨立完成的任務。後來老吳告訴我，許多老同志對我進協會即委以重任，都有想法。副秘書長兼秘書處主任張耿勇是離休老幹部，空軍導航處長出身，離休前是住樂總公司黨委書記；副秘書長兼組織聯絡部主任楊雲，離休前是市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他（她）們都是老革命，都知道我的右派經歷，也都對我持懷疑態度。朱仲樂當過辦公室主任，是協會的一支筆，領導要我們擬提綱只是走過場，是讓我有機會展露一下身手，好在協會站穩腳跟。
要我寫這篇文章，無疑是空麻袋背米，莫非是給我的難堪吧，這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是這恰恰激起了我好勝的欲望。寫好這篇文章的第一要務是要了解情況，掌握材料。同事和書本都是我學習的老師，我除了不嫌其煩地向老同志問長問短外，還在協會的廢紙堆里，發現了散落各處的建會以來的會刊、以及關於社團管理的文件和幾本社團理論書籍。我如獲至寶地閱讀起來，結合在調查中了解到的情況，大致搞清了社團的分類、宗旨和任務，房協的組織、產生和發展。
國慶節放假前一天晚上，房協在雁盪路“潔而精”飯店聚餐，我把會刋帶到飯店，飯後帶回家裡。我利用假日通讀了100多期會刊的數千篇文章，對房協12年來的機構、工作和存在問題，心中才大致有了一個數。
節後上班，我邊寫邊問邊修改，一周之後，一篇題為《為適應房地產業改革發展需要服務，努力做好協會工作》的實踐與理論緊密結合的上萬字的交流文章完成了。我把文章交給張耿勇，按照程序，張看罷提出意見後應該報副會長兼秘書長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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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寶，吳看罷交常務副會長許明義，許看罷轉給會長。會長李書記是“太上皇”難得來協會辦公，張沒有把文章交給吳如寶，憑着同會長關係密切，直接通天交給了會長。我知道張一直自詡軍內資格比許明義老，沒有把他們看在眼裡。真的是矛盾像上帝一樣無處不在，我警戒自己不要捲入這裡的是非窩。
李會長看過文章後，通過張傳達意見，肯定了文章的內容和結構，但對文章把協會作為十五大報告中“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範疇的提法，提出了質疑。
這可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啊，我把自己所參照的民政部門對社團分類的規定送呈李會長，他才點頭簽發。我進協會的處女作，當然是一炮打響。後來我發現，除許明義之外，許多協會領導對協會是什麼、做什麼、怎麼做，都是不甚了了的。但是，我卻不明白，為什麼從事協會工作多年，怎麼會對協會的性質定位的一些基本問題也會搞不清楚呢。
當時房協還沒有一個像樣的打字員，我只能送到南京路房產經濟學會去打印。一天下午打字的王小姐通知我去校對，這天恰好輪到我值班，我對另一個與我同一天到協會報到的陳自謙商量，如果下班時我趕不回來，請他遲一點走，代我關好協會的門後再走。我校對到三點半還沒有結束，肯定趕不回來關門了，特地打電話給陳自謙，提醒他務必等大家離開後，幫我關好門再離開協會，他也答應了。為什麼要不嫌其煩說這件瑣事呢？因為通過這件事以小見大，看出人心之難測。
我校對好後已經快四點半了，心想反正回家要路過黃陂路，不放心彎過去看一看。不料，我騎了自行車老遠看到老革命楊雲站在太倉路路口四處張望，見到我正待發脾氣，我就說了緣由，她還有點將信將疑。原來，陳自謙早已走人了，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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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對楊雲說“花老師會回來關門的。”楊老太是房地局出名的大炮，要是我不彎一彎逕自回家了，她身邊又沒有打開最後一道掛在鐵拉門上鐵包鎖的鑰匙，無法關上協會鐵拉門，必然給別人或給我家裡打電話，要我回來關門。當然，事後大家還會責備我沒有責任性，使我有口難辯，給我造成不負責任的壞影響。也許，這正是陳自謙希望出現的局面。他這是為什麼呢？
後來，陳自謙不經意地告訴我，他原是局招待所所長，又到市局公房科工作，商調來協會前說好讓他當秘書處副主任，報到後卻什麼都不是，這個副主任被我當了。看來，我進協會不久，就在無意之中先後冒犯了朱仲樂和陳自謙兩個人。
我還會冒犯誰呢？
這年年底，老許給我在房地賓館開了一間大房間，兩個人住下來安心寫總結。這天晚上他回自己的丁香公寓，說好第二天上午來修改定稿，下午就要打印。我只得開夜車開到下半夜才收筆。第二天上午他來賓館認真地對全文反覆斟酌了一番，肯定沒有差錯和遺漏，才最後定稿付印。老許在房地局素以對文章立意、文字推敲苛刻著稱，如對這次總結中“組織機構不斷加強”的“不斷”一詞不滿，說這個詞有貶低前任的意思，我感到沒有什麼不妥，不想改，便問他“你看怎麼改才恰當？”他面有慍色地說“要是局裡一個處長這樣問我，我早就把他撤了！要你改是我的事，怎麼改是你的事！”
儘管久聞許明義當過軍參謀長，多謀善變，喜怒無常，但只對自己喜歡的人才發脾氣，我還是有點怏怏不樂。有過與郭伯英反目後的自責，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啊，我也在改變。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問他“改成‘繼續’怎麼樣？”他一拍桌子說“行！好！就這樣！”後來，房地局的一些處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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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許書記相處得怎麼樣，我即興發揮說：“火葬場上無好壞，退休職務無大小，你們頭上有烏紗帽，才患得患失，我無官一身輕，無私則無所畏懼，何患之有？”後來，有同事相告，許書記對人說：“你們別看花月初老喜歡同我抬槓，態度不好心是好的。”看來，書記大人直到在權力位置上退下來，聽到了真話，才感到真話的可貴，真正喜歡起說真話的人了。
進房協的第二年，許明義安排我參與協會主辦、經市科委立項的《加強城市房地產行業協會建設，推進城市房地產行業管理》大型調查研究課題。這項課題得到國家建設部和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的支持，在市房地局和有關方面指導下，就城市房地產業協會的性質、地位、職能建設和房地產業社會化、市場化條件下的行業管理問題，開展了大規模的調查和理論研究，撰寫的調研報告，經專家論證申報後獲了獎。我在這個工作中負責會務聯繫，由此卻認識和熟悉了許多政府官員、企業老總、專家學者，包括張泓銘、張永岳、印坤華等著名的上海房地產 “三教授”，為日後的組織聯絡工作提供了方便。
之後，我又奉許明義之命，去一家民辦的久銀投資諮詢公司聯繫合作辦刊的事宜。這家公司的總策劃胡宗亘是個怪才，我與之幾次交談，一見如故。許明義要我寫一份情況匯報，提交協會領導班子討論，最後促成了合作，房協主辦出版了高質量的《上海房地產市場決策諮詢報告》，每月有償定向發行。
焉知，我卻為此又成了“沖頭”，張耿勇責備我，都是我的情況匯報把胡宗亘寫得太好了。原來，當時會長他們都對之持懷疑、反對的態度，許明義孤掌難鳴，他知道我對胡宗亘肯定會惺惺相惜，下了一步要我去調查、借我的口來說服會長們的好棋，果然如願成功。其實，協會同久銀公司至今還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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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合作關係，協會提高了聲譽，公司拓寬了市場，雙方達到了共贏，其中確也有我的一份功勞。
我到房協之後，竟成了張耿勇和楊雲都要拉攏的對象。張不在的時候，楊對我如此這般訴說張的許多不是；楊不在的時候，張又對我如此這般訴說楊的許多不是。真是“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我生性討厭搬弄是非，視之為洪水猛獸，避之猶恐不及，但又哪一個都不敢冒犯，只得吱唔敷衍了事。其實，做“和事佬”決非是我的本意，我認為做和事佬自己變“壞”了。然而，就在自己感到變壞時，人家卻說你好，反之亦然，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政府靠權力，企業靠實力，協會靠魅力，這是我概括的工作機制“三力論”。協會工作沒有上級布置檢查，完全靠自主自律。許明義思維敏捷、敢為人先，經常自己給自己出難題，是我直接接觸過的繼趙蘊璧、應國法之後三個好領導中的一個。他虛懷若谷、禮賢下士、孜孜以求、從不滿足的以協會發展為己任的不多見的優秀社會團體工作者。他對權術更有深刻精湛的理解，他說“說話是一門藝術，有時候正話要反說，有時候反話要正說。”我在他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和帶動下，對人生、事業和成功的理解有了升華。
1999年，社會上各行各業大興“三講”之風，許明義被市有關部門抽調去當組長，我的工作相應減少，應付日常工作之外還有餘暇，總想還要做些什麼。
一個偉人說過，沒有理性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我感到協會工作缺少理論指導和理論建設，便抽空搜集資料，編輯了一冊《培育和發展行業協會學習材料》，上篇薈萃了中央、地方有關領導和重要會議對行業協會和行業管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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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收集了專業主管部門、專家學者的講話和論述；下篇則是反映上海行業協會試點工作經驗的文章。完稿後，許明義讀後十分讚賞，再三囑咐以我作為責任編輯具名，印發給本部、會員單位和關心協會工作的個人和單位。但張耿勇卻挑剔地說，這本小冊子印500本太多了，每本10元錢也太貴了。
中國的市場經濟有個不正之風，就像服務員有小費一樣，做業務有回扣，這是公開的秘密。為避嫌疑，我把印這本書的業務，交給了為協會做會刋的印刷廠，這家廠的韓老闆正是張耿勇的關係戶。後來，張在離開協會時被發現，他利用代替吳如寶主管協會財務的職權，私自給韓挪用了協會巨額資金，協會網開一面，才沒有追查其責任。而他當時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道我把印書的業務交給了他的關係戶，反而對我無中生有地橫加指責。我當然問心無愧，嗤之以鼻。
2000年12月14日，協會在雲峰劇場召開第五次會員大會，新增工業系統房地產總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寶余為駐會副會長、房地局辦公室主任王述為秘書長。之後，吳如寶、張耿勇、楊雲、濮關林、陳金鳳等老同志先後離開協會；朱仲樂、徐曄兩人因病去世。不久，我被任命擔任組織聯絡部主任。
組織聯絡部前主任楊雲對要她離協會有意見，臨走前整整一個星期，把組織聯絡部掌握的協會文件和會員資料，燒毀一空；剩下的一些又被負責後勤總務的陳自謙裝進幾隻蛇皮袋，當廢紙賣了。我是在楊雲離任、朱仲樂去世後才調任組織聯絡部的，當時只能眼睜睜地看她（他）們撕的撕、燒的燒、賣的賣，接手後，只得白手起家從新開始。
當時，組織聯絡部對外聯繫房地局、社團局、行業協會發展署（後來更名社會服務局）和市內外、境內外協會、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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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聯繫第五屆理事會170家常務理事、理事單位，還包括各區縣在內的21個分支機構，以及1300多家會員單位，主要職責是會籍管理。我憑着在教育處從事職工教育積聚的關係，不但很快建立了10個系列的組織網絡，而且還抽空查閱了大量資料，編制了一份《上海市房地產業協會歷屆理事會情況表》。至此，我撰寫的《關於為適應房地產業改革發展需要服務，努力做好協會工作》、編發的《培育和發展行業協會學習資料》，和這些組織網絡、組織機構情況表，都為協會填補了空白。
我主事組織聯絡部後，許明義又給我增加了一項會費收繳管理的任務。協會實行單位會員制，1300多家會員單位分布在下屬21個分支機構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長期以來，會費一直不能正常收繳，收繳率一般達到百分之五十左右，1997年前，最低的一年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會費是協會人員開支和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直接關繫到協會的生存與發展。許明義制定了許多放水養魚的激勵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分支機構的積極性，會費收繳情況有所改善，但一些大企業，特別是一些常務理事單位、副會長單位，不願把會費交給分支機構。於是，許明義通過會長辦公會議決定，這部分骨幹企業的會費收繳由組織聯絡部、實際上就是我一個人負責。在各工委和會員單位的理解和支持下，在我的努力和協調下，從2001年開始，協會的會費收繳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高的一年，甚至超過了百分之九十八。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對協會作出的一個大貢獻。
2001年下半年，我參與了籌建長江三角洲房協聯繫網工作。在金城飯店召開成立大會的前一天，我接到噩耗：與後父一起住在江蘇路的母親，因患結腸癌，被親友介紹的建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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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醫在短短幾個月內開了兩次大刀，含恨去世，永遠離開了我們。9月22日，我在母親的追悼會上悲痛欲絕地致了悼詞：
母親李素珍，1918年1月6日生；2001年9月17日凌晨4點45分，因病不治，在醫院不幸與世長逝，終年85歲。
經歷大半個世紀的母親，閱盡了人世滄桑。她的一生，是艱難困苦的一生，是克勤克儉的一生，是無怨無悔的一生。
她操持家務，拖兒帶孫，生有7子，常為沒有一個女兒而抱憾終生。可惡的病魔無情地奪走了她的生命，留給我們兒孫無窮無盡的懷念。
母親篤信天主，人間的不足和遺憾，一定會在天國得到補償。願天主與母親同在。
母親啊！你安心的離開我們而去吧。你的聰明機智、勤儉淳樸的美德，是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你的言行舉止、音容笑貌，將永遠永遠地活在我們的心中。
安息吧，母親！
至此，我和妻子兩人的父母雙親都已作古長眠了。
2002－2003年的社團局對分支機構的複查登記工作，是我對協會作出的又一重大的貢獻。社會上發生了法輪功事件後，社團局加強了對社團及其分支機構的控制和管理，民政部行文通知開展分支機構的複查登記。按照根據業務需要設立分支機構和分支機構不得冠以地域性名稱的規定，當時社團局只同意房地產業協會21個工委只能保留開發經營和房屋拆遷2個，其餘的都必須調整。如果我對此規定照章辦事，協會就將天下大亂成為光杆司令了。許明義要我想辦法據理力爭。
我有多年同政府機關打交道的經驗，不管公事私事，首先要吃透政策精神，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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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致勝之道是一樣的。
我查看了大量有關文件和領導講話，終於看到，民政部一位部長關於要根據不同的業務範圍和服務對象設立分支機構的講話，不禁心中大喜。據此，我向社團局提出了服務對象也是設立分支機構的依據，而我會21個分支機構的服務對象都是不同的，可以全部保留。我的意見，經社團局研究後同意了全部申報重新登記。這項工作的風險，協會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許明義在一次會上說：“工作委員會是協會重要的基礎性組織，我們的工作委員會在這次調整改革複查工作中，由於花月初同志的努力，全部通過了複查和重新登記。”
當時，我家列入了動遷範圍，從2002年1月貼出拆遷公告，到12月15日舉家搬遷浦東。拆遷公司無所不用其極，其間經歷了被欺騙、威嚇，斷水、斷電，乃至火警。整幢樓十幾戶人家先後倉皇搬遷，白天，上樓梯頭一道玻璃門釘上木條上了門鎖，只有華培芬一人獨守空房。最可恨的是，不擇手段對付我的都是從我手裡拿到上崗證的貪得無厭的無恥之徒。我家堅守陣地、據理力爭，在動遷公司的上級單位南房集團老總出面協調下，仍按第一次協商時我開出的一萬元一平方動遷費的標準簽約，最後一家遷出。按當時的房價，這個標準還是低的。
我終於離開了廝守了56年的楊家渡街142號，舉家搬遷到僅一江之隔的浦東南路。這是花雨當時奉職的房產公司開發的公寓房，我們全家都成了有產者。有感於老宅情深動遷之苦，賦得七絕《樓祭》一首。搬遷這天上午，我一邊念念有詞一邊點燃了詩稿，在裊裊升起的火光煙霧中含淚慟別：
黃浦江邊有一小樓，1946年元月隨祖父母自中匯大廈遷居於此。2002年元月，是地公告拆遷，12月4日始簽約，同月15日遷離。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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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五十六易春秋矣，其間歷盡滄桑，感慨無已。為謝祖宗呵護，是為祭：
風雨飄搖拆字樓，半生相伴一書休，
嗚呼祭罷江東去，悵望天邊月似鈎。
房協章程規定，一屆理事會任期四年，又到了房協將要換屆改選的時候。2003年秋天，協會公私兼顧，應企業邀請赴海南島邊度假邊開會，醞釀換屆務虛和組織工作。這個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在許會長的身上，對新一屆理事會的組織機構，他提出了許多設想，然而卻招到太上皇幾乎是全盤否定。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們兩個公然表現出如此大的分歧，在對待分支機構財務管理的看法上，我為許明義說了一句“水清養不活魚”的話，卻招到太上皇“不要掏漿糊”的嚴厲呵斥。
年底又有一些老同志離開協會，離會名單上有我。許明義提出，換屆工作組織聯絡部任務吃重，花月初不能走。
海南務虛會後，至舉行換屆改選將近一年時間裡，是我進協會工作最辛苦的一年。那年，市房地局同市住宅局又要“拆二建一”（實質上是撤銷住宅局），兩局下屬的協會也要整合（實質上是撤銷住宅產業協會）。為此新一屆理事會不但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領導班子結構、企業所有制結構也要作出大面積的調整，理事會名單就五上五下數易其稿，變動極大。這些工作，主要是由許明義、王述正和我少數幾個人承擔。我從中力薦了上實盧鏗、復地范偉等這些當時還沒有廣為人知的重量級人物作為新一屆理事會副會長的候選人。
2004年春節假日尚未結束時，市局蔡育天局長，陪同即將離任的市建委陳書記，到協會宣布陳書記將出任新一屆理事會的會長候選人，並傳達了市建委倪蓉副主任“一定要確保陳書記順利當選”的口諭。在這次見面會上，局長給准新會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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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隻大禮包：當場拍板把協會辦公的小洋樓的使用權變更為協會的所有權。原來，此公在任建委書記前，還是掌管全市幹部生殺大權的市委組織部的副部長。
從這天起，到2004年7月13日召開第六屆會員大會，我幾乎是以倒計時的日程進行工作，尤其是臨換屆前的幾天，我更是嘔心瀝血、廢寢忘食。甚至由許明義推薦，我還參加了兩個協會和市局組成的換屆七人領導小組在房地賓館召開的碰頭會議。許明義再三囑咐我，會上要按他的意思見機行事，不要隨便發言；會上所有的說法一句不能外傳。他還告訴我，他已向新班子推薦我繼續留任，還說以我的經歷、資歷和體力，再做兩屆（七、八年）沒問題。由此，我感到許明義也是想連任下去的，但事與願違，他卻不甘心繼續為副，沒有連任。
按照主管單位社團管理局、行業協會發展署對換屆改選的要求，必須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單位到會參加選舉、參加選舉的會員單位必須達到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同意的選舉結果才有效，否則必須重新召開會議重選。由此看來，到會人數是決定選舉能否一次通過成功的關鍵，而這類會議，以往的到會率不到百分之五十，有時甚至不足百分之三十。為此，我利用自己的關係網，廣泛聯繫骨幹企業的辦公室主任和各區縣、三資、拆遷等21個分支機構的主任、秘書長，要求他們盡一切可能、動員一切可以到會的人參加會議。
7月13日，考驗我工作成效的時候到了。這天只見友誼會堂人頭簇擁，主會場座無虛席，人流還在不斷湧來，加開了分會場，選舉按程序進行，先後通過了理事、常務理事、副會長、會長的表決，選舉成功了！一顆懸着的心也放下了！
這次協會的換屆改選工作，可以說是我對房協所作出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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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貢獻。興奮之餘，當即寫了一首《房協換屆即興》：
七月十三聚一堂，雙龍破壁不尋常，
同心合力為行業，開拓創新大市場。
新任會長之前接任李書記的職務當書記，而今又接任了李會長的職務當會長，完成了現代世襲式的權力交替。但李深知當今中國的行業協會沒有什麼權力可言，只為圖一個棄之可惜的會長的虛名，才甘當太上皇，讓許明義擔任常務副會長總管全局；而陳卻另有雄心不設常務副會長，他人雖不在協會上班，還是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委託一個言聽計從的副職，代他發號施令。我以為，就是這兩種不同的領導風格，才決定了許明義的選擇，也將影響到我的去留。其實，許畢竟生來就是一個當正職的性格，當常務已經委屈了他勉為其難了，要他唯命是從地當副職，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他離開房協是必然的。
誰知，許明義說我的“再做兩屆沒問題”，換屆以後只兩天，就有了問題！按照我的宿命規律，在我認為差勁的時候，將會受到較多的肯定；而當我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反而會面對莫名其妙的指責。我將會受到什麼指責呢？
這天上班，我給殷副會長(兼秘書長)送上了社團局要新會長填寫和簽名蓋章的變更登記表格，還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不料殷卻勃然大怒，說：“我見陳會長也不方便，怎麼又要他填表簽名了，為什麼不想想清楚一起送來。”我說：“我記得很清楚，這是我給會長的第一份表格。”他說：“這樣的表格，今後還有沒有？我這個人不要聽過程，我要看結果！”
天哪！我當時正興沖沖地要聽新領導說些諸如“選舉成功，大家辛苦了”之類情理之中的嘉獎話，卻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還會問我“今後還有沒有”這種缺乏常識的話，一時也按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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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大聲回答道：“房協有房地局、社團局、發展署三個婆婆，我怎麼能知道今後還有沒有？不講過程，怎麼能判斷結果！”一時間大家搞得面紅耳赤，十分尷尬。
真所謂不打不相識，第二天上班時，他大概弄清了先前送陳會長填的表，是已經作廢不用的舊錶，不是我給的，所以改變了語氣，特地走到我面前，同我討論起其它變更手續的事來。我至今還不清楚，先前的廢表是誰邀功給他吃的藥。
不久，原來兩個協會秘書處的辦事部門重新組合，殷找我談話，說為發揮我的作用，讓我帶好接班人，宣布我留用擔任組織聯絡部副主任，主任由住宅產業協會的女青年高軍英擔任。我心中前幾天的怨氣未消，不假思索地說：“不留用可以，不任職可以，就是任副職不行。”我還向他說明了我不能任副職的理由。我說，既然新班子肯定了我的作用，不升反降，於情於理都講不通，讓我如何帶好接班人。
他見我態度十分堅決，便講明了原由，說是住宅協產業協會老會長離任時特別囑咐，要讓高軍英當主任。曾經有人提出，安排我和高擔任前幾年李瑋珍一度同我合作時用過的雙主任，以此來解決矛盾，但陳會長不同意，只能讓我任副職。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情願不干也不肯屈從。
好一個殷秘書長，他突然異想天開，一面說我的想法有道理，一面電話通知辦公室，把已經打印好的任命文件中我的副主任職務改為前主任，同時把已交印刷廠印製的我的名片上的副主任職務，改為主任（沒有“前”字）。奇哉怪也，既然是“前主任”，又何必要任命，我明白，這都是為了既不敢違反聖旨、又怕我躺倒不干的變通辦法。
2004年，是我進協會以來工作量和作用最大的一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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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擬發和實施的文件，就占了協會全部文件的三分之二。這一年，也是我在協會第一次未被評上先進工作者的一年，我雖不看重這類榮譽，但這是個信號，我又被列入了要辭退的名單。
好大喜功是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的通病，陳也不例外。這位擔任過縣長、縣委書記、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建設黨委書記、市人大常委、市政協常委，在明確出任房協會長的同一天，還被任命擔任了某集團副董事長的肥缺。這是一個共產黨高官的縮影。理論與實際相悖，自我意識膨脹，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正是這些高官容易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
按照上海市人大2002年通過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擔任行業協會領導職務”的規定，陳是不能出任房協會長的。然而他不但自己以身試法、知法犯法，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獨斷專行、擅自增補他的發家地的關係戶和關係曖昧的密友為副會長和顧問，還欽點區房地局領導幹部出任分支機構主任，給協會和我的工作帶來極大的麻煩。殷作為陳提名的副職和秘書長，絲毫不敢怠慢，把任務一個一個壓下來，囑我力爭要把陳欽點的區局長申報並批准為工委主任。他們見我面有難色，副會長徐寶余對我說，劉慶是他的老同事，你去辦，自然是辦不下來的，他去巴城請客吃頓大閘蟹就能辦好。後來，他們可能知難而退也不了了之了。
2005年2月4日，副會長王述正帶了譚培海、高軍英和我三個人，又為此專誠走訪了行業協會發展署署長劉慶，劉署長強調說：“不能以陳書記已經當選了會長，來作為區局長也能當分支機構負責人的依據。”他還重申：“同意陳書記當會長，是聽信了花月初說陳書記已退休才批覆的！”其實，“聽信”云云，只不過是官大一級壓煞人，劉慶不敢冒犯這位前組織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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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遁辭，抓了我這個替罪羊作擋箭牌罷了。
隨後這段時間裡，殷對我漸漸增加了了解，我也為之努力做好下設分支機構的調整變更和新設等工作，撰寫了《工作委員會組織機構的沿革和思考》《上海市房地產行業協會分支機構考核辦法》等一系列文章和規定。
我在新會長平時的言談舉止中，感到他對行業協會的性質定位的認識理解，對社團工作的敬業精神，對企業關係的策劃把握，是遠遠不如許明義的。他任會長的第一次亮相，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理事會成員單位的會費標準，他不懂得提高會費必須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的規定，還是官僚作風一言堂，經我及時提出了反對意見作出變通才避免了一次事故。
包括上面已經提到的市人大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擔任行業協會領導職務”等規定，居然沒有一個副會長說一個“不”字。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知道了也不敢說，每一次都是我這個經辦人直言不諱，並想方設法為之圓場、揩屁股的。
一次，他向辦公室布置要城投置地公司出資20萬元，辦公室轉給了我，城投公司對財務手續面有難色，我只好設計了一個莫須有的合作協議，大家心照不宣把事辦妥了，這是我為新會長為虎作倀做的一件違心事。
其實，我那時早已知道一個導師說過的話，大意是：反對領導的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明知領導的指示有錯誤，而仍舊忠實地執行。我的直言不諱，忠言逆耳，形逆而實忠，除了許明義還有幾個人能夠聽得進呢？一個人乃至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悲劇，恐怕就是這種“明知領導的指示有錯誤，而仍舊忠實地執行”的結果吧。
2005年底的述職會上，我在述職後送給陳會長“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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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一首詩”，既表明我對協會的感情，也是想讓他提高對協會的認識，並自詡為春秋筆法。我忘掉了孔老夫子說的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同‘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不是智者，經常不是失人就是失言；失了人不知所失，失了言還沾沾自喜。
“一本書”是我編纂的關於行業協會的理論材料；“一張表”是我編制的協會歷屆理事會組織機構情況表；“一首詩”是我為紀念協會1986－2006建會20周年而作的新詩《我是一座橋》。2006年1月23日下午，我還在“上海市房地系統協（學）會丙戌年迎春聯誼會”上，朗誦了我的這首新詩，得到了滿堂彩。說心裡話，我是打算在協會做到2008年換屆的。
但，正在我自鳴得意的時候，恰恰就是這“三個一”，以及我的建設詩社社員的身份（之後我被無故停止社員活動），無意之中竟冒犯了這位高官，這是我所做的又一樁事與願違的傻事。一位不久也被辭退的同事說得對：“不要認為你政策熟悉、人頭熟悉、情況熟悉，是優勢，有時候對有些人，恰恰就是這些優勢會轉化成為你的劣勢。”大概他是聽到什麼風聲了。
果然，春節一過，兼管人事的辦公室主任黃銘，向我口頭通報了年底會長辦公會議上陳會長要中止我的協會工作關係的決定。但殷秘書長從工作需要出發，私底下要我在關係中止後繼續留用，做好協會建會20年大慶紀念冊等事項。
2006年3月20日，協會秘書處給我發了中止聘用的告知函；3月22日，殷向我面告了關係中止但工作不中止的打算和一切待遇不變的承諾；3月23日，分管組織聯絡部的徐寶余副會長和賀耀祖副秘書長對我今後的工作作了具體安排；3月24日，辦公室黃銘又向我交辦了一項他稱作“非君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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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房地產18年史紀有關房協部分的文字工作。
對這一連串的交談，我只有一個感覺，就是除了陳固執己見，一定要我離開之外，別的一些領導和同事都希望我繼續做下去，當時我也已經作好了接受新工作的準備。不料，黃銘一不小心漏出來的一句話，像當頭一盆冷水，頃刻之間，澆滅了我繼續做下去的熱情。
3月27日上午，黃銘對我說：“好好干吧，陳會長要求中止關係的決定，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但是我們不改變你原來的一切待遇，這是老殷和我的職權範圍，陳會長是不知道的。”
好一個“陳會長是不知道的”！我一輩子做到頭，臨末了竟成了一個不明不白的“不知道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頓時萌生了一個念頭：佛添一口香，人爭一口氣，反炒魷魚回家去，留點時間給自己！於是，中午就給協會領導寫了一份辭職信。對此他們有點意外，一直拖到4月17日，協會才發了〈滬房協［2006］14號《關於中止對孫來雲、花月初同志聘用的決定》〉，明確了對我聘用至2006年4月30日。
這就是當年的組織部長的風格吧!他當會長第二年，就信口開河對部門實行協議承包製，對個人實行年終述職考評和末位淘汰制，結果形同虛設、流產夭折。現在中止區區一個退休人員的勞務關係，也要小題大做來個行文通報。
面對一紙空文，我自1997年7月進協會，屈指算來恰恰又是九個年頭，合該也是天數！撫今追昔，感慨無已。
我想起了陶淵明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到了徹底擺脫世俗紛繁回首潛心清理自己一生是非得失的時候了。於是欣然命筆，得七絕一首：
一紙空文斷九春，今朝還我自由身， 3 6 7
回家捋袖硯新墨，心有清香筆有神。
六十二、風雨人生一把火
風風雨雨的人生好似一把火，有時候是一場熊熊燃燒的烈火，有時候是一堆明滅不定的篝火。我縱觀此生既往的69年：劫難前的21年大凡只是篝火；劫難中的21年，差不多像是“一段受了潮的木頭，只冒清煙不發火”；劫難後的27年，有時是烈火，有時是篝火，有時是受了潮的木頭不發火。所說“不發火”其實也是一種火，我稱之為無明火。無明火，不是自然意義上的火，它卻是理性的無形之火、智慧之火、悟性之火！
回顧我這一生，這種無明火，最有代表性的有過四次。
1945年冬，父親下葬時，雷鳴電閃，這是解脫升天之火；1957年夏，我錯劃右派，猛砸私章，這是落難入地之火；1976年秋，平反改正時，怒索結論，這是急中生智之火；2006年春，一封辭職函，還我自由，這是迷途知返之火。
2006年6月，擺脫工作桎梏的我，開筆寫自傳，次年5月完稿付印，剛好“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又重新活了一次。從今往後無牽掛，猶如沐浴在無明之火中的鳳凰，涅槃再生了！
當我行將結束這篇自傳的時候，得悉有關部門在春節前宣布現任房協會長已被免去了一切職務，原因有說是染指社保資金案，有說是兒女私情陰溝裡翻船，但官方說是他自己要求辭職，顯然是官樣文章，欲蓋彌彰、掩耳盜鈴的遁辭罷了。不論什麼原因，他作為在職官員，依法本來就不得出任行業協會會長。單說他任會長期間的作為，不學習社團政策法規，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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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切身利益，不研究行業發展方向，不重視房協20年歷史的成敗得失以圖發展，卻好大喜功、恣意揮霍，擅自動用協會經費投資房地產開發項目，大辦攝影展、書畫展、演唱會、運動會和俱樂部，把個小協會搞得像個大社會。這位政協常委、企業高管和協會會長三重人格的三棲類人物，居然在自己主辦的書畫展上恬不知恥道貌岸然地大書“清風”兩個大字，還被追捧得了獎。他是怎麼也想不到不久就要下台的。
當時，對這類當代官僚的縮影，惹不起還躲不起嗎，我慶幸自己毅然辭去的決策。但是，我雖然離開了協會，曾幾何時聞聽此人“好花自謝”、房協財政窘困難以為繼時，卻也不竟喟然興嘆曰：好端端的一個行業協會，竟被這幫官僚折騰得如此面目全非。多行不義必自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矣！
有道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我已到了“躲進小樓”、“獨善其身”的時候了。2006年秋收在望，兒子花雨同夏彩霞喜結良緣，新居景宏嘉園；2007年春暖花開，女兒花紅出閣嫁與崔穎，家在新湖明珠城。春華秋實，兒女們夫妻恩愛、事業有成。2007年5月13日，小孫兒花正清橫空出世，花家後繼有人了，我的《自傳》也可封筆了，我與妻子的一生心血可謂功德圓滿了。
華培芬1993年退休後，全身心地操持家務，由於勞累過度，患了“網球肘”，是我對她平時缺少關心所致，深感內疚之餘，忘羊補牢為時未晚，我甘願以努力做好家務為樂，相濡以沫，安享晚年。這些都是上帝給我的恩賜啊！
更其使我欣慰的是，就在花雨結婚的那年那月，國內互聯網上第一次出現了右派的索賠訴求。之前在2005年9月18日，山東大學史若平執筆撰寫了反右受害者及家屬子女致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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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獄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的簽名信後，北京、上海、重慶、浙江等地都積極響應，右派徹底平反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雖說應該指日可待，偏偏又是好事多磨曠日持久懸而不決，也許要到兒孫一代才能見到冰消雪溶、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眼前我與俗世尚有一個未遂的心願，便是申請離休問題。
這又是一個偶然的機緣，2007年春，妻子的大姐夫婦從美國女兒家回國，4月30日參加了花紅的婚禮後回北京家小住，受我之託，終於找到了主政離休工作的中組部的地址。8月15日，我寫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申請離休的情況報告函》，結果也是百般推諉、石沉大海。
知不可為而為是勇士，任可為而不為也非懦夫，讓它和右派平反懸案以及種種塵世紛紜，同我這部自傳一起，等待時間和上帝的審判吧。這正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正當我將自傳《甜酸苦辣》改寫第二稿更名為《流星雨》有待適時重新付印時，2008年11月11日，我的小外孫崔智皓又翩然降生。人雖負我而天於我獨厚，感謝上帝吧！值此我的本命年牛年將至焉能無詩，得特定格賀歲詩五絕一首：
牛年賀新歲，演繹大文章：國泰生和氣，民安葆健康。
此刻，我想到了上帝，想到了慧初、父親、母親、祖父、祖母，你們在天國過得好嗎?我想到了佛陀，想到了岳父、岳母、三年前病死家鄉的羅春德、難兄難弟中號稱淨心居士的張大千後裔張萬良、倡議右兄每人寫一篇文章匯編成集而痼疾難愈壯志未酬的張肇祺，你們在極樂世界都過得好嗎?
在這部《自傳》的最後，我還想對上帝說幾句話：我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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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熱心虔誠的好教徒，後來在世俗的浪潮衝擊下迷失了方向，然而我的良知未泯，維護和保持了對一切與人為善的事物的信仰。懺悔是宗教信仰的文化積澱，我這一生，想過許多錯念、說過許多錯話、做過許多錯事，迷途而知返，我願跪拜在上帝的面前懺悔。上帝啊！你能寬恕我嗎？
我的一生是一把火，一把像是一顆流星從天際划過濺出的稍縱即逝的電光石火。我用一首30年前受聞一多先生名作《紅燭》、《死水》影響，和《詩的格律》一文所說的“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帶着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啟迪寫的《流星吟》，來結束這部自傳坎坷、冗長的敘述：
相傳在古老的五千年前，共工氏怒觸了不周之山，頓時間天崩地裂光四濺，你就是這崩裂中的一閃。你從那遙遠遙遠的天邊，來時多麼軒昂多麼翩躚，你在這悄靜悄靜的夜晚，去得如此匆促如此突然。
像一道電光石火飄過眼，像一陣疾風迅雷摧心肝，像一匹脫韁野馬逐山巒，像一隻驚弓小鳥射霄漢。於是你就着恥辱和悲傷，吞下舊世界的一團夢魘；於是你醮着汗水和心血，畫出新時期的一線青天。
看這月光皎潔群星熠耀，仿佛在向你傾訴着心願。誰都有各自不同的命運，光和熱才是生存的關鍵。你有一顆熾烈的心兒呵，怎麼不憐惜青春的暗淡？你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呵，又何必顧盼在劫的苦難。
普天下到處在沉浮變遷，歷史上怎少見曇花一現，縱然你消失得更加的快，卻留下燦爛的光的花環。你的生命不會這樣短暫，你的品格越磨越是璀璨，看星雲驟變頓作傾盆雨，剎那間金光萬道照塵寰。 3 7 1
第九章 澤
被餘蔭（附錄）
六十三、詩文拾遺
㝉詩42首
古體詩2首
○五古：述懷
冉冉孤生竹，稚子常不幸，有父喪戰亂，有母自飄零。堂前鴉雀噪，鸞凰失知音，何堪加冕後，大難頻加身，既種江南田，復當塞北兵，鐵錘可作筆，奉召著時文，最是傷心事，苦役亦殷勤。行行重行行，輾轉二十春，動地聞驚雷，雨過沐天恩，兩袖清風舉，惶惶學馬融。豈甘趨權貴，眾說也紛紜。風月雖無主，得之不從容。劫中真情在，天地反覺空。世道多爭端，區區不敢吟。我乃剛烈兒，忠義幸尚存，不如歸故里，長嘯抒我心。
○七古：贈金石
昔日吾師傳吾道，落落空庭鴉啼時，絳帳默受斯文旨，平淡天真日遲遲。李杜朝夕手一冊，高歌低詠情所系，古詩古文皆血淚，點點滴成後世師。
宋君年少且好古，風流儒雅見深思，同唱相逢相識句，可喜此曲有人知。我在雲外臥一榻，沉吟猶未入樊籬。一騎戍邊正當時，茫茫大漠欲何之？ 372
狂沙厲霜不為惡，白雪青山也是詩，治學自當共切磋，吟罷未盡故人痴。
（羈旅塞外時鄭文光為“白雪”句治印；喬遷新居後林仲興為“狂沙”聯書橫幅，寶祥改“狂沙厲霜”為“飛沙走石”）
近體詩37首
五絕8首
○端陽
憶昔端陽節，今朝話舊朝，依稀王字在，老母指頭燒。
○群山
群山今日小，獨木臥溪橋；無物可釆擷，歸家還弄簫。
○題照
重拍婚紗照，一閃三十春，做人如做戲，相伴慰平生。
○入建設詩社
詩風承國運，建設有同儔，平仄通天理，斯人亦可求。
○靈山大佛
太湖邊上有一小山，與天竺佛陀說法處靈鷲山相似，故謂小靈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佛教協會在小靈山修建了一座高達八十八米的中華第一大佛：靈山大佛，與西四川樂山、南香港天壇、北山西雲岡、中河南龍門，東西南北中，五方大佛聳立呼應。1997年11月15日，靈山大佛落成開光，海內外高僧大德及信徒十萬餘眾，咸臨現場參加開光大典。開光前普降大雨，開光時雲開雨霽，歡聲雷動，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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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生天竺，五方次第開，靈山何所有，蒼莽一如來。
○為文莘公子陳追偕王春暉證婚
陳酒香彌遠，追風疾似飛，新人天作合，婚後報春暉。
（題詩時尚不知陳追新娘名姓，“報春暉”實乃妙手偶得珠聯璧合。次年，小兒花雨結婚，文莘應邀在婚禮上以老友與黨校教授身份，洋洋灑灑滿腔激情地致了證婚詞。幾十年生死之交，互為後代證婚，亦是佳話。）
○無題
陳雪蘭慈面素心古道俠腸，1956年求學北京鋼院罹狼瘡，次年回滬治病轉學交大，1959年診斷肝硬化又涉海外關係臨畢業被迫退學。彼勤勉自強，一生與死神和偏見搏鬥，幾經病危、神奇生還。在中學執教和當選區市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任內，恪盡職守、業績卓著至退休。暮年又患肺癌，術後在家不慎摔倒，2008年8月5日含恨長逝。以序代題葉篠韻兩首：
一度夢悠悠，幾番魂悄悄，羈途踽踽行，苦旅遲遲了?
一步上青雲，香消魂夭夭，不再病纏身，撫琴思渺渺。
七絕14首
○讀畫
雲底深深深不見，山間流水水間風，一杯一捲菸縹緲，萬壑千山無有中。
○桃園兩首
（一）桃園幽徑隱東籬，苦海扁舟極四夷，古道盡頭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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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陽關猶唱故人稀。
（二）君登堂奧我樊籬，清句騷心感狄夷，塞北老農江上少，東萊樵子島中稀。
○海南吟
南天一柱擎穹隆，河海相爭聚玉龍，神鹿回首成眷屬，椰林滿目郁蔥蔥。
○普陀三寺
梅福禪院
普陀廟宇七十六，梅福獨尊作寺名，佛道相通成一體，金丹淨水濟蒼生。
不肯去觀音禪院
南海道場紫竹林，聽潮洞外現真身，觀音到此不肯去，可笑五台東渡人。
普濟寺
普濟寺門難得開，只緣弘曆不常來，凡夫俗子靠邊走，兩處茫茫皆費猜。
○參觀蘇州工業園區
伍員開埠幾千年，古鎮新園勝舊園，卻道金雞湖畔好，一城三制甲江南。
○安吉
安吉小城綠色鮮，藏龍百瀑出深山，婆娑大竹真如海，最是白茶湯水釅。 3 7 5
○中原行三首
開封府
包公湖畔輔開封，日審陽來夜審陰，鐵面無私今在否，後門無奈笑前門。
龍門石窟
摩崖石刻躍龍門，斑駁陸離幾代功，武后觀音都是佛，雍容阿娜大唐風。
河南省博物院聽古樂
琴瑟叮咚九曲回，韻笙嗚咽八方催，中原古邑興亡事，更有編鐘不勝悲。
○惜別無錫華東療養院
蒼茫青翠大箕山，體格檢查二十年，好望角頭風光好，太湖三白甲江南。
○喜為花紅、崔穎主婚
我家有女小花紅，嫁與俊才崔穎君，養育之恩須記取，終生相伴樂融融。 （2007.4.30.銀河賓館）
五律6首
○武夷行
九曲筏行急，諸峰似翠鬟，隱屏寒霧重，雲洞老茶釅；雙乳滋神女，大王揖水簾，故人何處去，不必到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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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行
南飛三萬里，一覺易春秋。格力芬湖畔，達伶港碼頭。城鄉皆是綠，老小不知愁。世上桃源地，政通民意酬。
○游韓國濟舟島
海島連天闊，火山倚水奇。龍吟聲淒切，日出色迷離；盤膝飲參酒，開懷食乳雞。月明杯賽地，徐福盼歸西。
○參觀博鰲亞洲論壇會議中心新址工地
三江匯合處，博鰲有奇名，玉帶灘邊浪，聖公石上燈，縱論天下事，締結海南情，待到竣工日，恢宏舉世驚。
○看盧浦大橋通車
世博中心地，浦江落彩虹，逶迤車似鯽，瀲灩水如龍；伸手攬明月，低頭瞰亂雲，申城橋六座，今日始稱雄！
○賀林仲興《草韻雅集》二○○八年春在上海圖書館首發
蚊川林仲興，海上有奇名，熱血融行草，清心化古今，臨碑師魏晉，濡墨伴晨昏，揮筆三千幅，書壇第一人。
七律9首
○金陵
一抹群山壓青松，金陵王氣更蔥籠，莫愁湖畔峰煙起，無量殿頭主義同；鋼鐵長橋驚造化，電光轉閣奪天工，雨花石卵斑斕色，映在秦淮逝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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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
終日穿行雲霧間，閒來卻又不思閒。飛泉濯足三千尺，絕壁撫膺一指天；厭讀御碑過花徑，驚看綠黛變青煙。可堪虛幻時時有，只為清涼去學仙。
○滇西行三首
（一）申江溽暑氣如蒸，我借長風出遠門，才去蒼山看蝴蝶，又登太保會先生；菩提樹下金鐘寺，梵語聲中翠竹村，南詔殿頭茶味澀，只緣版納未成行。
（二）鬱鬱蒼蒼石似林，嵯峨仿佛入仙屯，千鱗春水萬人醉，一朵白蓮雙鳥鳴；曲徑凝神防累卵，飛泉屏氣擇青藤，輕歌妙舞阿詩瑪，秀色更添別樣情。
（三）春城小景大觀樓，近水遠山一眼收，水面浮蓮青脈脈，山間濃霧白悠悠，船家撒手金銀纜，客子弄槳蚱蜢舟，宅主不知何處去，南園野草自忘憂。
○登泰山問岳
杜陵望岳已千年，吾也登臨仔細看，無鳥怎能歸決眥，片雲豈可盪胸間，馳心只說眾山小，縱目乃知天地寬，語自驚人詩自好，遺風如此卻堪憐。
○莫干山
清涼世界莫干山，四十八盤雲霧間。英美側身天上路，弟兄聯手武陵源；夫差勾踐王心瘁，干將莫邪劍氣寒。喜食野珍無去意，修篁深處好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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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故人
2005年春，文莘贈我珍藏五十年的他與我同羅春德、唐寶祥四人高中畢業時合影的舊照片，得以重睹久失音訊的羅春德之尊容，不覺怦然心動，喟然命筆：
五十年前紙一張，謙謙君子讀書郎，春風得意奕新譜，福佑昭通覓舊章；溽暑漫長修佛道，眾生苦短話滄桑，故人此去無消息，留得相思在夢鄉！
（詩成不久，林仲興回鎮海故里專誠去慈谿羅春德家，聞說春德已在2002年患胃病去世。斯人永別，嗚呼哀哉。）
○原韻奉和葆祥學兄《蓬中同學重逢有感》
聞道蓬萊正綺年，自茲冰火兩重天，恰逢世亂風雲逼，猶幸劫餘歲月添，不是浮生皆是夢，莫非往事確非煙，同窗共勉彌珍貴，應笑南山夕照鮮。 （2008.8.28）
附唐葆祥《蓬中同學重逢有感》：
一九五六年，余等於上海蓬萊中學高中畢業，忽忽五十餘年矣！其間，兩班共九十九人，各奔東西，四海為家，魚雁阻斷，音訊杳然。二００七年秋，幸賴李良助、何家珍伉儷及賀華芳等諸君，輾轉尋訪，始得以召集二十餘人（其中有闕德芬、陳可貞、毛鴻銓三位師長）於李寓相聚。故人重逢，相看白頭，驚喜之餘，感慨萬千，因成七律一首，以志記念。
一別蓬萊五十年，風雲變幻奈何天，當時姿影依稀在，今日衰鬢綽約添，磊磊壯懷成蝶夢，絲絲情意化輕煙，桑榆且喜秋光好，閒看青山暮雨鮮。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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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陳文莘《讀葆祥、月初兩學兄〈蓬中同學重逢有感〉次韻奉答》：
葆祥兄雅興萌發，吟成七律一首囑月初唱和。余不自棄，湊得一律，聊以附驥。或曰“浮生若夢”、“往事如煙”，余謂不然。余等五十餘年的滄桑經歷，蘊含了人生幾多悲涼、幾多歡樂，莫不鏤骨銘心，歷歷在目。“夢”耶？“煙”耶？月初雲“不是浮生皆是夢，莫非往事確非煙”，竊以為，倒是道出了生活的真諦，也合乎儒家以入世為宗旨，以實現人生價值為目標的傳統理念，信然。
嬉逐蓬萊憶稚年，少懷壯志薄雲天。不甘平地風波起，方識人間怨恨添。應羨洪荒斗厲雪，堪嗤屑小化黧煙。嶙峋傲骨劫難後，唱晚登高楓葉鮮。 （2008.9）
附周道南《花兄月初寄示〈蓬中同學重逢有感〉唱和佳什原玉奉答並請代轉唐陳二公》
（一）有幸同科五七年，忽然加冕說翻天。低頭心事疑和慮，啞口文章改又添，熱血滿腔成止水，豪情半世化飛煙。詎知白髮盈巔後，喜見春光萬象鮮。
（二）中文苦讀憶當年，傾倒名篇痛罵天。剎那平空和雨變，接連不斷右冠添。君曾奮運田肥糞，我亦飽熏豬飼煙。往事般般留史冊，偶爾回首覺新鮮。 （2008.10.2）
新體詩3首
○建業之歌－－建業社社歌
勇敢的朋友，讓我們唱一曲建業之歌。建業建業艱苦創業，菇苦含辛披荊斬棘。我們的宗旨是進擊進擊。朋友們呵朋友，我們是光榮的建業社社員，我們的宗旨是進擊進擊！ 380
聰明的朋友，讓我們唱一曲建業之歌。建業建業謹慎守業，遵紀守法盡心盡力。我們的出路是學習學習。朋友們呵朋友，我們是光榮的建業社社員，我們的出路是學習學習！
幸福的朋友，讓我們唱一曲建業之歌。建業建業發展事業，勇於改革講究效益。我們的目標是第一第一。朋友們呵朋友，我們是光榮的建業社社員，我們的目標是第一第一！（1985.2）
○我是一座橋
－－為上海市房地產行業協會建會20年而作（擬作會歌）
我是一座橋，一座通向和諧社會的橋，一邊是企業的期望，一邊是國家的囑託。我貫穿生產流通和消費，履行服務自律溝通協調。
呵！我是一座通向和諧社會的橋，貫穿生產流通和消費，
服務自律溝通協調。
我是一把尺，一把丈量行業發展的尺，記錄城市建設的進程，引導企業誠信的方向，我與企業共命運同呼吸，經歷幾番風雨幾度輝煌。
呵！我是一把丈量行業發展的尺，我與企業共命運同呼吸，幾番風雨幾度輝煌。
我是一盞燈，一盞照亮會員心靈的燈，我在八十年代裡誕生，我在新的世紀裡成長，我代表房地產企業文化，永遠自強不息與時俱進。
呵！我是一盞照亮會員心靈的燈，我與企業共命運同呼吸，自強不息與時俱進！ （2006.1） 3 8 1
○喜為花雨、夏彩霞主婚
一對新人，兩個老大，繽紛花雨，絢爛彩霞，飲水思源，源自華夏，互敬互愛，圖強奮發，歲月如歌，青春似畫。
（2006.11.25海港賓館）
㝉 文10篇
○對當前煤渣磚制磚機械改革的一點看法
原先，我對煤渣磚制磚機械全然是個門外漢，只不過是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機緣巧合中進了南市煤渣磚廠，才得以有了一些接觸和了解的。我先前幹過幾年成型，之後又當了十幾年機修，雖說未登堂奧，卻也側身樊籬，總算填補了一點空白。然而，單憑這麼點底子，要我對煤渣磚制磚機械攺革談點中肯可行的看法的話，顯然會囿於孤陋寡聞，難免捉襟見肘、貽笑大方，但，縱令濫竽充數，不妨也來談點看法。
早在1929年，我國已經開始用木錘手工成型生產出第一塊煤渣磚來。全國解放後，工農業生產不斷增長，為處理和利用工業廢渣，大規模生產煤渣磚的需要日見迫切。於是，煤渣磚制磚機械的改革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
1965年，在我剛從軍馬場回來，從一個騎士當上敲坯工的時候，磚廠恰好廢棄了扁擔式榔頭機，改用了生產能力較高的夾板錘成型工藝。這種當時被普遍使用的土製設備，恐怕就是我國早期的煤渣磚制磚機械吧。不久，磚廠為改革煤渣磚制磚機械，使之正規化，把從東德引進的16孔盤轉式成型機，改制成適應本土生產規範的八孔兩次加壓成型機（統稱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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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得到了較好的實際生產效果。這已經是在向較為先進的槓桿式制磚機發展了。之後，磚廠還設計、試製壓力達到四百噸的全自動液壓成型機，雖然調試未能成功，但已開創了煤渣磚制磚機械改革自動化的先聲。磚廠走過一段彎路後並未泄氣，1979年又另闢蹊徑，試製成功了拉杆式靜壓成型機（統稱靜壓機），生產能力達到年產量24萬塊、質量穩定在每平方厘米150公斤左右，達到了預期設計要求，煤渣磚制磚機械改革才初具規模。
在此期間，我國其它地區的一些磚廠，除還在使用蘇式143型等舊設備外，也廣泛開展制磚機械的技術革新，研製了多樣化的制磚機，諸如山東的履帶式、廣東的液壓式、淮南的擠壓式等等，也都十分可觀。這些機器，大部分已經投產，有的還在試驗、研究，改進、提高。
由於近來磚坯原材料中粉煤灰日益增多，因其顆粒細、孔隙率大，在成型過程中難以排除殘餘空氣而造成層裂，於是上海的一些磚廠根據緩慢加壓能夠減少層裂的原理，先後製成了液壓機和鏈式壓磚機，但使用效果尚待進一步改革。
總而言之，一般來說，夾板錘成型設備簡單，結構輕巧，易於維修，適合一些剛籌建，或規模較小的工廠使用，但畢竟因其產量低、勞動條件差等原因，目前正在被一些磚廠淘汰。此外，轉盤機、靜壓機和其它一些制磚機械，也是瑜瑕互見、各有長短。所以，煤渣磚制磚機械的利弊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綜上所述，煤渣磚制磚機械大凡是沿着：錘擊式→槓桿式→液壓式方向改革的。由於各種制磚機的性能還會受到各種不同渣源的影響，所以，各地區，乃至同一地區的不同生產單位，對某一種類型的制磚機的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儘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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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區原來使用的制磚機也比較蕪雜繁多，而經過近幾年來的推陳出新，也正在逐步趨向正規，當推以“靜壓機－轉盤機”配伍，組成主體機組，最為適宜了。此一相互配套的制磚機械的效用，對完成產品的數量、品種和質量諸方面都是能夠盡如人意的，也許這是我的實踐所產生的偏愛吧。
今後，隨着四個現代化的飛速發展，進一步加快煤渣磚制磚機械的改革勢在必行，在企業投資、技術水準等條件更為成熟的時候，還是應該以全自動化液壓成型方向馬首是瞻的。
至於正在被國內越來越廣泛地使用的盒式、板式吊裝框架結構等先進建築工藝，雖然仍不能完全替代煤渣磚的作用，包括煤渣磚廠在內的牆體建材行業，必須進一步推動制磚機械的改革，否則，整個行業必將面臨社會的選擇。（1980．5．15）
○“長文短教”及其它
新編職工高中語文教材在使用中存在篇目多、課時緊的矛盾；尤其是一些篇幅較長的課文，按“教綱”要求進行教學，進度似乎很難完成。為解決這個矛盾，便產生了“長文短教”之說的研討活動，這應該是一次針對成人學習特點如何進行語文教學研究的嘗試和改革，筆者就其利弊和所涉及的其它一些問題，談點看法和設想。
一、“長文短教”的長短
文何以為長，何以為短，長文可以短教，短文是否可以教得更短，姑且不論其是否應該或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界限來區分，究其初衷在於相對緊縮課時，旨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完成進度，顯然是為“教綱”的全面實現服務的。一段時期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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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長期從事成人教育的語文教師，將要或已經在教學實踐中探索，雖然其中不乏成功之例，但也確有可以商榷之處。
筆者以自己淺薄的教學體會，和近期在幾次“長文短教”研討課中觀摩所得，認為：“長文短教”如果作為應對和緩解現行語文教材教學中的突出矛盾的權宜之計，當然不是不可行；但是，就我們施教對象的特殊性來說，對這一教學方法是否能適應，還有待更深入的探討和實踐。
語文學習是一個語言的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不斷綜合的潛移默化的過程。長文施之以短教，為了突出重點，必然會把文章的內容和知識點捨棄一部分、加強一部分。或者在這一篇目中捨棄或強調這幾點、在那一篇目中捨棄或強調那幾點。這種把文章內容和知識點機械分離開來的教學方法，不但會削弱、破壞文章的美質，也會擾亂、影響學員對語言基礎的相互聯繫，以及各種語言現象只有在特有的語境中才能充分顯示其意義和作用的全面理解和把握。長文短教似乎更多的側重在放棄知識量來保證質量的實現方面的考慮，而缺少對積累一定知識量才能滿足質的實現的權衡。以此組織教學，可能會獲得浮面的效果，卻不能在根本上提高學員的語言素質和能力，這顯然是違背教學規律的。至於長期以來被廣大語文教學工作者首肯的所謂“一課一得”，筆者以為，此“得”也只不過是綠葉映襯中的紅花之喻，而決非僅此一得而已。何況“一課一得”之說的背後還潛伏着人為割裂本應是一個綜合整體的語言板塊現象的弊端。在成人語文教學中實施“長文短教”是否也有此忌呢。
另外，就筆者所見的幾堂還算成功的“長文短教”公開課而言，似乎都與教學兩方面都必須具備一定的素質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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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方面，教師有極其豐富的教學經驗，熟悉整套教材的編排意圖，知識點的分布和點、面之間的聯繫，了解施教對象中各種程度的接受能力而分別提出教學要求，並能在此基礎上對執教的篇目進行精心的教學實施設計。學的方面，學員有半數以上達到與年級要求相適應的中等程度，並且大部分有自覺學習的願望和一定的自學能力。只有具備了這樣的素質條件，才能調動教學兩方面的積極性，實現短教的相對要求。而目前在這一層次中參加學習的職工存在着比較普遍的被動的學習態度。學的積極性的調動，似乎不只是在教學方法上，主要地還是應該在教學內容的載體－－教材上尋找出路才是。而相關政策的體現自當別論，即使有所體現，仍然不能根本改變學的被動。
二、教材改革的芻議
調動施教對象學習積極性的手段是多方面的，而如何使教材本身適應成人學習的求知需求和心理特點藉以使之被吸引是最根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學習的最終要求是求實性和求全性的辯證統一。求實即要求通過學習提高技能，當前成人教育崗位培訓原則“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就是根據求實需要和特點提出來的；求全則是要求能夠獲得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這是學歷教育的出發點。求實是求全的基礎或補充，求全是求實的深化和歸宿。求實和求全相互滲透的最終一致，是成人學習心理導向的概括。
語文是一門工具學科，是應該滿足成人的這一學習需求的。
語言學習的目的是提高運用語言文字表情達意的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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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語言的美學意義的理解、鑑賞的能力。這一語文修養和使用能力的提高，當然同思想磨練、邏輯訓練、文學知識和其它（社會的、專業的、生活的）知識結構的建設有關。從目前職工高中語文的教材和教法方面的構成情況來看，是不能達到和滿足上述學習願望和目的的。如果在上面提到的教學素質任何一方面達不到要求的情況下勉強採用“長文短教”的方法，則與語文學習的願望和目的的實現相悖更甚。從學校教育形式來看，要實現這樣的學習願望和目的，似乎只有在高等教育語文專業層次才能實現（不排除自學途徑達到這個層次）。但是，不是所有的成人有機會和可能進入高等教育語文專業學習的，而在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條件下，成人學習高中語文的機會和可能卻是現實的。
如何使語文在成人學習的高中階段完成其工具性的使命，關鍵在於應該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語文教材。教材內容的構成，就其求實性來說要包括必要的基礎知識，就其求全性來說知識面和知識量要儘可能的完整和充實。據此，成人高中語文教材似乎可以分成文法和文史兩個部分。文法指語法、邏輯、修辭和寫作知識的有機合成；文史即文學通史，附一定量的代表作品供選教和選學，以期適應不同教學對像的不同需要。當然，這部分內容的編寫應以完整、淺顯、生動、實用是無庸贅言的。
三、目前應如何過渡
上述粗淺動議如獲原則肯定，並重新組織力量編寫新教材，那麼，目前的高中語文教材教法又如何處理呢？這也是“長文短教”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具有一定程度可行性的理由所在。 3 8 7
不同的文體具有不同的作用和表現力，這不但在教綱上已經明確，而且在歷次統考試題中也有所體現。儘管我們一再反對把統考命題當作“指揮棒”組織教學的做法，但是命題的指揮作用依然經久不衰地影響着我們的教學活動。對之我們如果進行一下反思，不難發現統考命題的偶然性，往往就是文體特點必然性的體現。對現行的按文體為脈絡編排的語文教材的考試命題，非但不該當作所謂的“指揮棒”來妄加指責，而恰恰是應該被我們重視和肯定的教學重點。我們看到，參加命題的都是有豐富教學實踐經驗和理論素養的教師。具體命題的偶然形式，是他們豐富的經驗和素養的必然結果。圍着命題指揮棒轉，提倡果然不必，以此左右教學更其錯誤，然而，我們在組織複習，或者進行“長文短教”時，卻不失為一種有效的依據。
有鑑於此，我們在組織複習，或者進行“長文短教”時，可以在散文、記敘文篇目中，突出表現作者或人物的思想和事件的記敘、議論、抒情結合的寫作方法，和在一定題旨情境中的修辭手段的應用這兩個重點，用來豐富學員習作的血肉；在議論文、說明文篇目中，突出論證、說明的方法，和邏輯知識（包括複句和句群）手段的應用這兩個重點，用來壯實學員的骨骼；在小說、戲劇、詩歌篇目中，突出相關文學常識的了解，和這類文章在記敘、議論、說明三種文體交叉應用的情況這兩個重點，用來擴展學員見聞和提高其文學鑑賞能力。在上述各種文體的篇目中，全面抓住詞義的辨析和詞語的積累。在文言篇目中強調詞序對實詞活用，和在結構中理解虛字意義這兩個重點，用來增強學員習作傳情達意的準確性、生動性和深廣度。至於應用文篇目，其實是記敘、議論、說明寫作的綜合應用，只要求學員了解和掌握應用文的各種格式就可以了。 388
長與短本是相比較而言的，“長文短教”是按照教綱要求為標準同教學實際需要相比較而進行的教學方法的嘗試。其實，不論是長文短教抑或是短文長教，施教者給學員的不應該只是魚，而更應是捕魚的網。這也應該是“教綱”的綱，只要達到這個目的，不管怎麼教法，都是我們需要的。語言知識浩如煙海，法無定法，學無止境，按照文體集中抓住各自突出的幾個知識點，是否能在教學過程中形成一張捕捉知識的網，有待於實踐的檢驗和充實。但是，要較好地改變職工中等教育語文教學的現狀，更有待於針對成人特點編寫適切的教材來實現。
（1987.4）
○揭示詞語隱含意義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應用
中學語文教學的實質是提高學生對語言的理解和表達能力。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思維的工具，也是社會的交際工具。但就語言本身的結構來說，語言是由詞彙和語法構成的系統。由此可見，如何有效地幫助學生把握詞彙意義，並在語言實踐中準確使用，無疑是語文教學中的一個基礎和關鍵。語言的要求，除準確外還應該生動充實、意在言外。而揭示詞語的隱含意義，使之貫穿、滲透在語文教學過程中，對中學語文教學的完成，卻能收到較好的效果。
所謂詞語的隱含意義，是指詞語代表的事物、事理本質屬性所形成的概念外，在特定題旨情境下所產生的特指意義。詞語的隱含意義，可以表現為邏輯意義、語法意義和修辭意義。
詞語在邏輯方面的隱含意義，是指詞語本身涵義外的特指意義。首先表現在同義詞的辨析上。由於特定的題旨情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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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事物便有了不同的名稱和不同的隱含意義。如“蕃茄”和“西紅柿”，它們都是指“一年生或兩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軟毛，花黃色，結漿果，球形或扁圓形，紅或黃色”的一種植物和它的果實。這種植物的果實，在我國習慣稱作“蕃茄”，在歐美則被稱作“西紅柿”。兩者名稱的區別，有其內在意義不同的規定性，前者隱含有蔬菜的意義，而後者卻隱含有水果的意義，其實這種區別已在兩者的字形結構上表示得十分明確了。
再如“美麗”和“漂亮”兩個詞語都有“好看”的意思，但“美麗”隱含有“美好、高尚”的意義，“漂亮”則隱含有“精彩、出色”的意義了。又如“必需”和“必須”都表示“一定怎麼樣”，但“必需”隱含有“一定有、不能少”，“必須”是指“一定要這樣”；“大致”和“大概”都表示推測的語氣，但“大致”側重在肯定，“大概”卻是不能肯定的估計語氣。另外，在文言詞語的理解上也應注意這種隱含意義的區別，即以“也、矣、耳”三個文言虛字來說，在其作為語氣助詞使用時，又依次隱含有“當然如此”、“已經如此”、“不過如此”的不同意義。
由此可見，辨析同義詞（包括近義詞）在邏輯概念方面隱含意義的揭示，在詞語教學過程中，有助於學生更好地理解和表達是十分顯然的。
詞語在語法方面的隱含意義，是指詞在句子結構中詞序和詞性的變化所產生的不同意義。所謂語法，不外是指詞法和句法的綜合。從這個方面來揭示其隱含意義，對幫助學生正確理解句意、防止歧義是十分有益的。“演戲要演好人”這句話的“好”究竟是理解為“人”前的定語呢，還是理解為“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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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語？“學習文件”究竟是指一種行為呢，還是指一種對像？當“學習”作為動詞使用同“文件”構成支配關係時是指的一種行為，當“學習”作為名詞使用同“文件”構成修飾關係時，便是指的一種對像了。文言詞語的活用和意動、使動用法，也可以從詞序、詞性變化所產生的隱含意義的不同這一角度來加深文言的語言現象的理解。“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句中“罪”這個名詞，由於詞序排列（“王”“歲”兩個名詞之間）所顯示的語法功能隱含着動詞的意義；“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句中的“恥”，“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句中的“善”，也是因所處句子結構中的詞序位置，使這兩個詞原有詞性的語法功能起了變化，從而產生了意動和使動的隱含意義。
以上諸例足以說明：1．一組相同的詞語，詞序排列、結合關係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語法方面的隱含意義；反之，如若排列、結合不恰當，就會隱含歧義，這是歧義句出現的主要原因。我們在教學中如果能夠提高學生重視和掌握詞序對詞語結合、詞性變化的認識，無疑是一個加強語法意識轉化為理解和表達能力的重要關節。2.文言語法範疇中的詞類活用、意動、使動等語言現象常被一般中學生視為畏途，如果用上述關節的知識規律來統攝分析，似乎更容易被接受和把握。
至於詞語在修辭方面的隱含意義是指修辭所產生的新鮮意義和感情色彩的表達。“這個人肚子裡有墨水”，是借“墨水”來代“文才和學問”，“飛流直下三千尺”不是瀑布真的有三千尺，而是雄偉壯美的誇張；“敬愛的周總理，我不能到醫院去瞻仰你，只好攥一張冰冷的報紙”，寫報紙的“冰冷”，不只是點明時令氣候，更是為暗指當時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冰冷”一詞在特定的題旨情境中，隱含着強烈的悲憤意義，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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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於詞外；“逝世”和“去世”都是人的生命終結的意思，但兩者選用時則隱含着“莊重”和“輕泛”的不同感情色彩；“黃昏還沒有溶盡歸鴉的翅膀”，巧妙地展開聯想，用“溶盡”這個與詩句意境相關的詞，寫出了“黃昏”似流水一般緩慢地消逝的過程，使隱含着的靜中見動的描寫、豐富的詩意、細膩的情感宣泄無遺了。
此外，詞語在修辭方面的隱含意義，還可以通過句式長短的變化、標點和詞語的靈活配伍、褒貶詞的相互換用、成語新編等手段來體現。詞語修辭意義的隱含，幾乎滲透在包括邏輯手段、語法手段變化運用在內的對語言理解和表達的各方面。
當然，上述說的邏輯、語法、修辭三個方面的詞語意義的隱含現象，並不否認作為人們思維和交際工具的語言必須具有準確、顯豁等普遍意義的語言特點和要求。我們在中學語文教學中不能本末倒置，顧此失彼。但是，我們這裡說的“隱含”是指同“顯豁”相對統一的一個方面，“顯豁”中不必定有“隱含”，“隱含”卻必定是“顯豁”的充實和延伸，兩者都以“準確”為前提。正其為此，我們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如果能以詞語為突破口，以揭示其在特定題旨情境中和在句子結構中的地位所包容的隱含意義為輔助手段，使之在閱讀、寫作中一以貫之，那麼，這對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思維能力，乃之藝術鑑賞力和表現力的水平，都是十分有意義的。 （1987.9.10）
○常學常新
－－《第三期科級幹部馬克思主義理論輪訓班》學習體會
我之學哲學非今日始，但每學一次總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提高。學生時代初次接觸，感到新奇而艱深；“十億人民都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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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的時代，我曾以瀏覽馬恩全集打發空閒時光，也曾有幸添列為工人學哲學輔導員，拜讀巨著、講解“兩論”、聯繫“三大實踐”，辯證法與形而上兼有，輝煌共忐忑並存。之後，雖也時或學點講點，但總覺得鳳毛麟角、片光吉羽，不成系統。這次參加房地系統第三期科級幹部脫產輪訓，自覺機會之難得，摒棄雜務，以求一得。彈指一個月，深感學校安排的周到，教師講解的翔實，學員求知的殷切。自己在這樣的氛圍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理當有所長進。思之再三，以《常學常新》為題，不辭膚淺，談點體會。
一、矛盾處處在時時有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對立統一，特徵是聯繫和發展。對立統一的關係就是辯證矛盾的關係。矛盾是指客觀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既對立又統一的本質屬性及其在人的頭腦中的正確反映。矛盾處處在時時有，唯其如此，矛盾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的觀點。
一般來說，我們在社會生活和日常工作中也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矛盾的觀點來認識和處理一些問題。即以我參加這次輪訓來說，就碰到一個學習和工作的矛盾。在這對特定條件下的矛盾中，我認為，學習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居於支配地位，起着主導作用；而工作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處於被支配的地位，起着次要的作用。這就要求我暫時放下手上的工作，潛心學習。但是，由於我的工作性質和業務範圍的特殊性，一時又難以中斷原有的工作聯繫，這就產生了既要正視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能無視矛盾的次要方面。為此，我事前通知有關單位的有關人，約定在這一段時間內，每天中午十二點至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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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午四點下課以後作為同我的聯繫時間，這樣保證了學習和工作兩不誤。
去年，我們為提高郊縣房管專業幹部業務素質開展崗位培訓，確定“分片設點，送教上門”的辦法，較好地針對郊縣特點克服了工學矛盾，也是正確應用了矛盾的觀點，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對不同質的矛盾用不同質的方法解決的，符合矛盾特殊性的原理。而有時我們社會生活和日常工作中出現的“一刀切”、“一窩蜂”、“一言堂”等情況，恰恰就是違背了矛盾特殊性原理所造成的。
不但要正確反映和處理好社會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對立統一關係，而且社會也要遵循矛盾運動的規律才能推動它的發展。社會矛盾由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具體矛盾三個不同關係的不同方面組成。其中，主要矛盾和具體矛盾因時而異，只有基本矛盾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每一社會形態的始終。為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對這兩對基本矛盾，以往只局限於第一性和第二性、決定作用與反作用這樣一些認識，而對它們之間的聯繫，諸如生產力怎樣決定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又是怎樣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均未作進一步考量；對現代資本主義為什麼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與階級社會相比又有什麼不同的性質和特點也知之不詳。凡此種種，在這次學習班上，認識都有一定的提高。這種提高除了在理論上必須進一步深入研究外，歸根結蒂，反映在對改革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內在要求的認識上。
二、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應有之義 394
現階段我國人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此，必然要求改革生產關係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經濟基礎需要的某些環節。可見，改革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內在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
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通過《關於社會主義若干問題學習綱要》的學習、討論，我們明確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必然的道理。特別是懂得了必須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這種優越性尚未充分發展聯繫起來、把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展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把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看作是長期（曲折而艱巨）的過程的道理。我國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隨着經濟的發展，這種體制的缺陷越來越突出，諸如所有制結構不夠合理，經營方式過於單一，吃“大鍋飯”、政企不分、條塊分割等等，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進行改革。但這種改革必然會觸及到人們的切身利益，正如鄧小平所說“尤其是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鄧小平文選》第142頁）由此可見，改革不但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場革命。
但是，這場革命的性質不同於其它階級社會的革命，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改進、完善、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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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展。那麼，如何來檢驗我們當前的改革的成效呢？主要是看經濟上社會生產力是否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是否得到逐步改善；政治上人民民主是否得到充分發揚；組織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是否得到大量的發現、培養、提拔和使用。以此標準來衡量，改革中儘管還存在着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但已經對促進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很好的作用。改革增強了全國人民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信任，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潛力和優越性。
三、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中的特殊社會階層
這次學習班又重溫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學習初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結構中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中的特殊社會階層的劃分不甚明了。
其實，在階級社會裡，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單獨的階級，甚至不能說是一個統一的社會階層。他們是分別屬於不同階級的成員，在不同階級中形成該階級的知識分子階層。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
建國初期，黨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實施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解放後由黨直接培養起來的無產階級新型知識分子作為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補充到知識分子隊伍中來。針對這種情況，1956年，周恩來在一次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正式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可是，1957年，由於黨的高層錯誤估計了階級鬥爭形勢，對知識分子在這種形勢中的政治思想狀況做出了違背實際的錯誤判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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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謂的世界觀作為確定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錯誤理論，因而把一大批知識分子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並且在實際上給其它大部分知識分子－－包括解放後黨一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也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對他們採取了名曰“教育、改造”，實為排斥、歧視的措施，嚴重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十年動亂，林彪、江青一夥反革命集團更把廣大知識分子打成 “反動權威”、“臭老九”，並把他們列入專政對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是知識分子的浩劫，也是國家和民族的災難。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新認識了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落實了包括“右派”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政策。黨的“十二大”才從新恢復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歷史性結論。
重溫這段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歷史變化過程，將有助於我們更加珍惜改革開放形勢下今天的社會主義。在學習中，我們有些人對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中的特殊社會階層的提法表示疑慮不解，其實，所謂階層是指一個階級內部經濟地位和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更接近的一些人的集合。由於社會分工和勞動方式的共同特點，所以，知識分子才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特殊階層。對此我的認識是，工人階級的主體同其階級的特殊階層，畢竟是有一定差異的，差異也是矛盾，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該處理好差異這個矛盾中的實踐課題，必須堅持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化、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以智力為武裝的現代化建設者”的特殊階層的重要作用。 （1991．4．3）
○發揮多種功能，形成辦學優勢 3 9 7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調整教育結構，充分發揮中專學校骨幹作用的精神，近幾年來，學校在辦學規模、層次、形式諸方面都有較大的發展和突破，積極發揮了多種辦學功能的作用，不斷提高了辦學質量和效益，逐步形成了相對突出的辦學優勢。
我所說的多種功能，是指我們既有全日制的普通中專教育功能，又有提高在職專業幹部業務素質的成人教育功能；既有接受應屆畢業生的計劃功能，又有適應社會需要的定向培養、不包分配的計劃外培訓功能。成人教育的施教對象既有初、高中畢業生，又有大專以上層次的各種學員，多種功能的作用尤為突出。
成人教育是整個教育事業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職工教育，既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又是經濟工作的一部分。國家教委提出《關於改革和發展成人教育的決定》以後，我們就把職工教育列為學校七．五計劃中的重點工作。1987年開展崗位培訓以來，職工教育發展較快，逐步形成了三種證書、三種專業、三種形式的多功能的辦學優勢。
三種證書，一種是指達到國家對中等專業學校學歷規範的畢業證書；一種是達到行業崗位必須的專業文化知識水平相當學歷的專業證書；一種是達到專業幹部崗位規範的崗位培訓證書。兩年來，已有八個班235人獲得畢業證書、二個班86人獲得專業證書、遍及全市十二個區的343人獲得專業幹部崗位培訓證書。今年專業證書班發展較快，現有五個班307人在讀，崗位培訓更是覆蓋全市各區縣，參加培訓職工1000多人。學校職工中專除所承擔的教學任務外，還為各區培訓了六門學科的50多名教師，實施了師資培訓的功能。 398
三種專業是職工中專教育的《房屋建造和維修》、《房產經營與管理》、《房地產財務》。另外，《房地產綠化》專業正在擬定方案向市教育主管單位申報。
三種形式有自辦、聯辦和送教上門。職工中專有自己的教學基地和工作班子，早先更多的是採用自辦的形式，把學員招進來開班上課；目前側重於聯合辦學，一是同用人單位聯辦，在招生中引入競爭機制，把教學班設在輸送學員多的就近地區，一是同社會團體聯辦。這幾年我們先後同市房屋修建公司、市建築材料公司和房產會計學會開展聯辦，起到揚長避短、拾遺補缺的多功能作用。在辦學形式方面，送教上門這一創新形式尤其受到用人單位歡迎，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我們曾去南通市房地部門試辦業務幹部講學班，每月隔周五、六兩天，全期一年開講六門課；我們派員去廣州、無錫兩地講授計算機技術，開了送教上門的先河。
1991年上半年，我作為“專員”具體負責崗位培訓考核辦公室（簡稱“考辦）”工作後，經過數月走訪調查，我同有關縣局主要負責人協商並得到他們的支持，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分片設點、送教上門”的辦學形式，在市房地局教育處組織下，以考辦的名義，向全市九個郊縣的房管幹部開展了大規模的崗位培訓。同年下半年開始，七、八兩月先後在松江（包括松江、青浦、金山）和南匯（包括南匯、川沙、奉賢）兩片開班，人數逾百。這兩個班每月集中一周上課，全期一年完成八門課。在課程安排上，我採用了同一時期四門、上下半周各兩門的分段進行的辦法。這樣安排的優點是：一、減少用人單位工學矛盾，二、適應郊縣學員分散、基礎較差的特殊性，三、有利於教師的統籌使用。我們注意挑選有房管業務經驗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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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課，還安排教師同學員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從教學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較好滿足了教學的需要，得到用人單位領導和學員的好評。在此基礎上，年底又為嘉定縣房管局設點單獨開班，崇明和上海縣的教學點也在籌備之中。
幾年來，我本着職前職後一起抓的方針，突出了以崗位培訓為重點，發揮了三種證書、三種專業、三種形式的多功能作用，形成了一定的辦學優勢，實現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991.12）
○甲子祭
有道是六十年一個花甲子，甲子祭者，祭的是過去了的六十年也。
六十年前我出生沒幾天，在“八一三”的硝煙中，母親和兩個姨媽抱着我去鎮江外祖父家避難。不料，日本鬼子為追捕新四軍和花姑娘，卻把外祖父殺害了。猶如驚弓之鳥的母親和兩個姨媽又抱着我逃回了上海。誰知，在一個黎明前的黑夜裡，萬惡的日機炸沉了父親的船，奪去了父親年輕的生命。殷紅的血、辛酸的淚，寫就我甲子篇的第一章。
陣陣春雷動天地，日寇投降了，全國解放了，我在新中國的陽光雨露中讀完了中學又跨進了神聖的高等學府。可嘆好景不長，1958年反右劫難從天而降，我剛剛度過21個“八一三”。
物換星移幾度秋，我在農村種過二年半田，在塞外養過二年半馬，又陰差陽錯地回上海，在黃浦江畔做過十六年工，一晃又是21個年頭。
三中全會撥開雲霧見青天，我重返人間，像一架上足了發條的鐘，歡快地轉動起來，一發而不可收轉了將近20年。 400
1997年，迎來了第60個“八一三”。國恥家冤個人恨，雪的雪了，平的平了，消的也消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想過去了的60年，第一個20年，民族的災難漫長而悲壯；第二個20年，歷史的冤案沉重而迷惘；第三個20年，平反的道路曲折而漫長。看未來：希望的曙光強烈而輝煌！
60年前，往事不可諫；60年後，來者猶可追。欣逢盛世，慰吾同儔，是為祭。
詩曰：炮聲在耳歲悠悠，荊紫花開我退休，坎坷此生煙雨里，是非恩怨付東流。 （ 1997.7.2）
○關於補辦離休手續的申請報告
市房地資源局幹部處：
我是市局下屬房地產學校教師。1997年7月退休前任學校職教科科長，負責系統崗位培訓；退休後受聘於市房地產業協會，先後任秘書處、信息調研部副主任和組織聯絡部主任至今。
我在上海解放前為黨的地下工作者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房協工作時才知道這個經歷按規定可以享受離休待遇。我在1998年5月、2002年2月多次向市局有關部門提出書面申請，據答覆說，市人事局認為我的情況屬個人行為不符合離休條件。然而，最近有關方面領導告知，辦理離休工作是市委組織部負責的。為此，再次向市局提出要求補辦離休手續的申請報告。有關情況如下：
1937年6月，我出生在上海南市區王家碼頭荷花池。1944年冬，父親花金生船出海工作時遭日機轟炸不久不幸身亡。1945年底，我隨祖父母同住在當時的南市區楊家渡街142號。 4 0 1
祖父花春山，是大通航運公司職工。1948-1949年，我們全家冒着生命危險，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收留掩護過趙傑、楊行芳、楊的外甥和朱恩懷等4個黨的地下工作者。我當時年幼不為人注意，經常為這些地下工作者及其來訪戰友購物、送信、看門望風、站崗放哨。
1951年祖父在肅反運動中卻以反革命罪被捕，不久冤死獄中。當時家被抄，房屋被緊縮，家中僅有祖母和我兩人作為反革命家屬艱難度日。
1958年2月，我在就讀的上海師範學院，以為祖父翻案為由劃為右派學生。1960年7月，分配去中蒙邊境新疆巴里坤軍馬場。1962年初，軍馬場為我右派摘帽。同年年底因中蘇關係惡化邊境衝突，我又被遣返原地上海，成為社會閒散勞動力做臨時工。70年代初林彪事件後全民學哲學運動中，我在區房地局下屬南市煤渣磚廠做檢修工期間擔任工人學哲學輔導員。1979年8月，上海師院為我右派平反，我被落實政策調南市區房地局任職工學校專職副校長。1988年底上調市局職工中專。1992年借調市局教育處。
自1958至1979年21年間，我種過二年半田、當過二年半兵、做過十六年工，顛沛流離、歷盡滄桑、九死一生，究其因，緣起於祖父支助過革命未被肯定卻被作為反革命以致死亡、我受株連所致。
1987年在對歷史上冤假錯案進行複查工作中，我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祖父反革命問題的申訴，市公安局經複查下發了《決定書》為祖父平反，結論是：“花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前除對碼頭工人有一定的經濟剝削外，無其它罪行，且對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見附件一） 402
90年代中，我在市局教育處工作時一次出差去北京，偶然發現了在北京清華大學工作的當年四個地下工作者最年輕的朱恩懷。朱為了感謝我家和我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為他在政治上、經濟上、生活上所做出的幫助，1998年寫了一份《情況說明》（見附件二）。
領導同志：鑑於我在解放前為革命事業做過的一些有益工作，我再一次懇切要求能在我退休多年之後，仍能本着黨的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還我以歷史的本來面貌，同意我補辦離休手續。特此提出申請。 （2005.3.16）
附件一：《上海市公安局決定書（87）滬公落辦0136號》
花春山，男，一九○三年生（作者註記：祖父生年應是1898年），江蘇江陰縣人，原系本市大通航運公司職工，一九五一年五月病故。
一九五一年四月，花因反革命問題，被逮捕審查。
經複查，花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前除對碼頭工人有一定的經濟剝削外，無其它罪行，且對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四月對花春山以反革命逮捕不當，予以糾正。 （1987.6.6）
附件二：朱恩懷《情況說明》
本人朱恩懷，男，1922年生於上海市，無黨派關係。1985年在65歲退休時為華北電力科學研究院之高級工程師。據該院人事部門同志告訴我，因我在1949年10月之前參加革命工作，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後又轉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皆系幹部參加學習，得供給制待遇，故按文件規定應享受離休待遇。所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幹部離休榮譽證”編號為水利電力部12053號，發證日期為1985年5月3日。 4 0 3
如今有如下情況需應花月初同志要求加以證實：
1949年以前，我曾有多年時間參加過上海市的學生運動，由於本人往往以學生中的領袖人物出現，因此頗受國民黨反動當局注意。1948年時上海白色恐怖氣氛日濃，據和本人接觸的友人地下黨員告我，我已上特務當局的黑名單，告我暫時不宜住家中，去別處躲避。我即去我家所有大通輪船公司老職工花春山先生家中暫住一、二月。在此期間，生活伙食都堪稱滿意；在此期間，往外發送信件，或購物，都有花春山先生的孫子花月初小朋友為我代勞。多次有友人來看望我，即當時的學生運動聯繫人，月初小朋友即自動為我在門外看望風聲。現在為感謝他們一家為我的安全而作出的貢獻專此證實，並表感謝。
我現在的通訊地址為：100084，北京清華大學17公寓103號。 （朱恩懷簽名蓋章1998.1.27）
○關於申請補辦離休手續的補充報告
市委組織部：
我在今年3月16日向市房地資源局幹部處提出要求補辦離休手續的申請，並由退休後受聘單位市房地產行業協會以組織名義向市房地資源局幹部處同時發送了《關於花月初同志申請補辦離休手續的請示函》。事後，幹部處一經辦人答覆：認可我在解放前為革命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不同意作為參加革命享受離休待遇。不同意的理由主要是：1、解放前為革命做過工作的情況在檔案中沒有記載；2、所做的工作只是個人行為，不是組織行為。
最近，我對照了中央組織部、勞動人事部印發《關於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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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幹部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規定》的通知（中組發［1982］11號文），對上述不同意我離休的意見提出一些看法，為此再次提出申請補辦離休手續的補充報告。
一、關於檔案有沒有記載的問題
我沒有搞過檔案工作，不知道檔案中應該包括哪些內容，但我想作為個人的檔案，不外乎包括個人填寫的表格和組織對有關問題作出的文字結論。在我自己填寫的表格中，解放前只有小學的經歷，解放後有中學、大學以及之後的工作經歷。我要向組織提供的一個情況是：1956年9月我被當時的上海第一師範學院錄取後，在學生表格上填寫過祖父花春山1951年肅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被捕死於獄中的情況。不料，學校據此在1958年反右時，以宣傳黨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政策為幌子，問我對祖父作為反革命逮捕有什麼看法（後來知道這是反右中的“釣魚”的手法），我想，既然“有錯必糾”，便提出了我家解放前為4個黨的地下工作者做過工作的情況，花春山不但不是反革命而且對革命應該是有功的，所以，作反革命逮捕是錯誤的，是應該糾正的。誰知道學校卻據此認為我為反革命祖父翻案、攻擊黨的肅反運動，並以此作為主要罪名將我劃為右派。
領導同志：我祖父花春山的反革命問題，我為祖父反革命問題的翻案和我的右派問題，想必在我檔案中是有組織結論的。而今幹部處經辦人卻說這些問題在檔案中沒有歸檔、沒有記載，那麼，1958年又是根據什麼說我是為反革命祖父翻案而定我為右派的呢？如果，這些內容在我檔案中確實沒有記載，那麼，責任是在組織而不是我個人。
二、關於個人行為還是組織行為的問題 4 0 5
被我家收留、掩護、資助過的4個黨的地下工作者，最早的一位叫趙傑，1945年抗戰勝利我家搬到楊家渡街142號後即來我家以幫傭的身份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隨後來的是祖父大通航運公司資方楊老九的侄子叫楊行芳，他的外甥（不知姓名）隨行同住我家。在我記憶中，楊行芳西服革履，穿吊帶西褲、戴金絲邊眼鏡，還曾聽人家稱呼他為鴻運（紅雲？）司令。以上三位解放前離開我家後一直不知去向，失去了聯繫。後來聯繫上的一位就是朱恩懷。朱恩懷也是大通公司另一位資方民族資本家董貴民的兒子，解放前來我家時是震旦大學學生，解放後去朝鮮當志願軍，抗美援朝勝利回國後在北京工作，反右時，朱同他母親董貴民都成了右派，朱去了東北勞動改造，後來落實政策回北京安排在水電部工作。我1979年右派改正後落實政策在南市區房地局職工學校當副校長（校長是副局長包龍祥）。1990年初我借調市房地局教育處一次出差去北京，極其偶然地同朱有了聯繫。1998年，朱為我出具了一份證明，希望對我的處境有所幫助。
領導同志，原諒我不嫌其煩地向你敘述了當年的這些往事。我想說明的是，他們來我家避難我不知道是不是組織的決定，但是我知道他們都是共產黨的人，我為他們做過同為朱恩懷所做過的相同的工作。當時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有“窩藏共黨，連坐七家”之說，如果我為他們做過的一些事是個人行為，試問，對此國民黨發覺了是否也因為我是個人行為而對我網開一面？更何況我家裡不是偶然的只有一次發生幫助地下工作人員的行為，表明我是自覺地堅定地在為革命工作。
根據中組發（1982）11號文：“三、經我黨組織決定，接受黨的任務，在國民黨、日偽統治區以公開社會身份為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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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並一直堅持革命工作的，其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從接受黨的任務，主要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該文還規定了“僅有某些革命活動，如為地下黨傳遞過信件、張貼過標語、參加過反帝反蔣遊行示威等，而主要從事社會職業的，不應計算為參加革命工作時間”。這些地下工作者，來我家躲避國民黨追捕或以我家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是不可能對我這樣一個少年說明是不是組織的決定的，至於我祖父母是否知道，我是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們是共產黨的人，國民黨抓住他們或者知道了有誰庇護他們都是要殺頭的。並且，當時我沒有什麼社會職業，只是以小學生的身份為掩護幫助他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足可以認為是“主要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並一直堅持革命工作的。”為此，我的參加革命工作的日期，就應該從1945年或1948年，為他們做工作之日算起。
領導同志，我為之幫助做過一些工作的4個地下工作人員中只有一位有過聯繫，其它幾位或許是因解放後祖父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也成了右派，所以都為避嫌沒有主動來聯繫，我也因此沒有能夠同他們聯繫上。根據中組發［1982］11號文規定：“確定和更改幹部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待。對於事實確切，符合規定的應予更改過來；對於不符合規定，斤斤計較的，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耐心細緻地做好思想工作，需要查證的，應由組織調查，出具證明的也應當向組織提供。”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應嚴格遵守這一規定。
領導同志，為革命做過一些有益工作的花春山，解放後，最初不但未被革命承認，卻被革命當作反革命逮捕，還為之送掉了性命；為革命做過一些有益工作的花月初，1958年至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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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從上海江灣五角場國光社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巴里坤軍馬場（890部隊4分隊），再回到上海南市煤渣磚廠，種過二年半田、養過二年半馬、做過十六年工，拖着沉重的右派、摘帽右派的政治鐐銬勞動改造，雖然僥倖沒有送掉性命，卻送掉了人生最為寶貴的21個青春年華。現在我只是提出還我以歷史的真實面貌，給我以適當的政治關心和經濟補償，（應該是可以賠償的！），確認我在1945年（或1948年）參加革命，不能說是“斤斤計較”吧。值此建黨84周年之際，我再一次向黨、向組織提出同意我補辦離休手續申請的要求。 （2005.7.1）
○致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申請離休的情況報告函
中組部負責同志 ：
我是上海市房地局下屬學校的教師，多年來為申請離休未獲批准，現不揣冒昧向離休政策的最高決策機關反映情況，希望得到你部的明確答覆和處理。
1998年5月、2002年2月，我先後向市房地局幹部處提出離休申請。幹部處不置可否地拖了幾年後，對第二次報告才口頭答覆稱“市人事局不同意”，理由是說我解放前做過的地下工作純屬個人行為。於是，我去信給市人事局，該局將我的信轉與老幹部局。老幹部局信訪辦同志給我答覆說：“說穿了，你的離休申請是你所在的上級單位房地局說了算。”當時我還不知道老幹部局是市委組織部的下屬單位，直至2004年底我從市人事局老局長口中得知，離休工作主管單位是市委組織部，之前房地局顯然是在敷衍我。
2005年3月，我退休聘用單位上海市房地產業協會，以組織名義向市房地局幹部處行文，提出了《關於花月初同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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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辦離休手續的請示函》，附上了我的《關於補辦離休手續的申請報告》（見附件一、附件二）。房地局幹部處對《請示函》居然數月不給批覆。在我一再催促下，幹部處經辦人口頭答覆，說起初考慮我年齡問題，請示過市委組織部，明確離休沒有年齡規定，但說我解放前做過的地下工作，檔案上沒有記載，為此不能同意離休。後來在我多次與之據理力爭言談中，經辦人竟說“房地局離休名額早已超標，離休經費不是房地局負擔，上面同意你離休，我們當然高興；上面不同意，我們也沒有辦法。”話說得合情合理，房地局就有同志為地下黨只送過一、二封信就離休的，怎麼會不“超標”？但是，“離休”居然還有指標，恐怕這不是在懵我吧。
2005年7月1日，對房地局不同意我離休的情況，我直接向市委組織部提出了《關於補辦離休手續的補充報告》（見附件三）。組織部批轉房地局後，房地局告訴我市委組織部不同意。9月2日，我便去信市委組織部姜斯憲部長，不久組織部仍然批轉房地局。過了兩個星期，我問訊房地局幹部處，不知何故，這次居然竟說沒有收到。
9月26日，我給當時的房地局黨委書記蔡育天（兼局長）去信，要求核查處理。在局領導的關心下，11月中旬，我收到了房地局幹部處給我的一份沒有留下日期的書面答覆。這份答覆又一次強調了我的檔案問題（見附件四），這也是1998年以來，房地局給我的僅有的一份有關離休的正式文書。這件正式文書，儘管沒有留下日期，但比之於堂堂市委組織部給我的一份不稱“同志”、連年月日一概不留的復函要正規得多了（見附件五）。不知這是兩個國家黨政幹部管理部門不約而同的各自偶然的疏忽呢，還是對我流露不滿之情的刻意為之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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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見大推而廣之，我他（她）們執行政策的能力和準確性表示懷疑，是完全有理由的。
我有當過21年右派的坎坷遭遇，也有因之而為落實各種政策不得不給從地方到中央各級領導去信得到理解和支持的經歷。2006年2月20日，我去信市委王安順副書記，得到了王書記的理解和支持，很快批轉市委組織部和房地局。但，當我為此問訊房地局幹部處時，自1998年就騙我說市人事局不同意我離休的該處處長竟奚落我說“你向誰寫信，誰就應該答覆你；你給王書記寫信，王書記是會答覆你的。”說這話的時間是：2006年4月27日上午10點15分。
出於無奈，2006年6月6日，我只得第二次去信市委王安順副書記。6月27日下午，房地局幹部處經辦人約我在房地局老幹部活動室開會面談，到會的除房地局幹部處約我面談的經辦人外，還有市建委和市委組織部的三名幹部。他（她）們一見我都說“你怎麼這樣年輕”，還說“想不到解放前你小小年紀就那麼懂事了”。我感到，我的年齡問題正是他們一開始就不同意的一個先入之見，只不過文件沒有對年齡明確規定罷了。
我在會上就檔案問題重申了中組發（1982）11號文“需要查證的，應由組織調查”的意見，以及必須把祖父的反革命、我的右派同離休問題聯繫起來考慮的看法。
不料，到會幹部撇開我提出的問題說“即使承認你在解放前為革命做過的有益的工作，但是，你沒有一直堅持革命工作。你解放後至1958年在學校都不是組織認可的帶薪學習，你的革命工作是中斷了。凡中斷3年以上又無正當理由的，都不能承認參加了革命工作。” 此外，他（她）們還強調了“你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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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革命問題，不能同你的右派問題聯繫起來，你的右派問題也不能同你的離休問題聯繫起來。”
不同意我離休的理由，一開始是個人行為，繼而是檔案問題，最後又是一個“革命中斷”的問題，對這次會，特別是對“中斷”說，我有如下看法：
—、關於沒有一直堅持革命工作的問題
中組發（1982）11號文第三條：“經我黨組織決定，接受黨的任務，在國民黨、日偽統治區以公開社會身份為掩護，主要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並一直堅持革命工作的，其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接受黨的仼務，主要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顯然，所說“一直堅持革命工作”，指的應該是解放前的“地下革命工作”。至於解放後的學習納入“凡中斷3年以上又無正當理由”云云的規定，不知出於何處，11號文第九、第十條主要還是說軍人解放前工作間斷的年限計算，說我解放後至1958年在學校學習是中斷了革命工作，簡直有生搬硬套、濫用文件之嫌了。
我不知離休政策除上述11號文外，還有沒有其它規定和實施細則或解釋口徑，但是我堅信黨的政策歷來都是原則性同靈活性相結合的。我因右派問題，1958－1979年，儘管那時我在做農民、當工人，但根據中組部的規定，當時，我的革命工作時間，就是從1958年受處分之日算起的。現在，在我的離休問題上，為什麼又冒出一個“中斷”之說呢。
二、關於兩個不能聯繫的問題
祖父的反革命問題，我的右派問題，同我的離休問題，三者有內在的邏輯因果關係。祖父被作為反革命逮捕，我因為祖父反革命翻案而被劃為右派。我之所以敢為祖父翻案，前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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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祖父和我都為地下黨做過有益的工作，我為祖父翻案是必然的。我為祖父翻案的理由，就是我提出的應該同意我離休的根據，所以不能聯繫起來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
負責同志：胡錦濤總書記一直強調科學發展觀，其主要內容是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他提倡 “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義。聯繫早在1982年頒發的11號文提出的“確定和更改幹部的‘參加革命工作時間’，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對於幹部提出的要求，既要防止不認真研究，敷衍應付，輕率否定的態度，也要防止不按規定辦事，無原則地迎合個人意願的作法。”的要求，儘管上海市房地局和市委組織部一些同志，斥責、規勸我“不要向領導寫信了，寫了還是轉到我們手裡，沒有用的。” 我就是不信這個邪，我還是堅持要向上級機關寫信反映情況。巡視制度是我黨加強和改進黨內監督的重大舉措，而做好人民來信來訪工作則是保持黨內外溝通的渠道，兩者相輔相成、相互補充。我堅信我的離休問題，最終是能夠在體現和落實我黨新時期與時俱進的新三民主義精神而得到解決的。
獲得利益事小，申張正氣事大。祖父的一條命，我的21年青春，難道還抵不上一個離休嗎 （2007.8.1）
○致協會領導的一封公開信
協會領導：
春節過後上班不久，辦公室主任黃銘向我通報了協會對我中止聘用的口信，以及中止後還要我留下來籌辦協會20周年紀念活動和編制紀念冊等事項。3月22日殷關福副會長又向我口頭重複了一遍黃對我講過的話。3月23日組織聯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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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領導徐寶余、賀耀祖向我遞交了非正式的中止聘用告知函。明確了“由於年齡原因”中止組織關係但不中止工作關係。3月24日黃銘向我布置一項新任務：撰寫上海房地產業18年史紀房協部分文字工作。
我1997年退休前半年，先是說好聘任到桑榮林局長的經濟學會學術部。後又受許明義書記器重、我自己也感到更適合和看好行業協會的工作，最後進了房地產業協會，至今已有九個年頭。這9年正是房協從打基礎到發展壯大的9年，現在“由於年齡的原因”，要中止組織關係而不中止工作，不免令人費解，協會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據我所知，對行業協會，除了領導職務任職資格有規定外，工作人員年齡要求沒有明文規定，協會對我中止關係的書面原因，只不過是虛與委蛇的說辭罷了。辭退一個退休人員是不需要什麼理由的，領導要我回去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組織關係中止而工作（待遇）不中止，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我進協會9年來，已經在這個範圍內小有影響，2002年“法輪功”事件後，民政部門對市級社團分支機構重新登記，只同意房協原有21家分支機構只能保留2家，在我努力下，最後全部批准辦理了登記工作；2004年協會換屆時，我花盡了心血、承擔了重大的責任，確保了協會順利換屆改選、陳世傑順利當選會長。按目前的安排，5月份開始，我同協會的關係改變了，儘管一切待遇不變，但有道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仍由我來參與紀念冊、紀念活動和18年史紀等諸如此類的重大工作，我會感到對外師出無名、溝通困難，對內處境尷尬、心態失衡。更何況，為了圖一點蠅頭小利，我最終卻以一個“幫幫忙”的黑戶口臨時工身份來為自己的社會生涯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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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句號，是否有損我的自尊，也有失協會的顏面？
緣於此，如果協會對我一如既往信任有加，還要我繼續做下去，那麼必須推遲中止大限，讓我把要做的幾件事做完了再中止，難道就遲了嗎？否則，要中止就一切都中止，這才是我所能坦然面對的！ （2006.3.27）
六十四、浮生感悟
○天地兩儀四象生，九章八卦自然成，甜酸苦辣心頭事，七十年前說到今。
○血是殷紅的，淚是辛酸的，戰爭是殘酷的，回憶是甜蜜而苦澀的，時間是公正而無情的。
○人生三樂：有肉吃、有愛作、有書讀（“三有”為羅春德語，寧波方言“吃”讀如“卻”）：人生三悲：常嫉妒、常膽怯、常後悔；人生三學：學生活、學歷史、學做人；人生三心：藝術心、哲學心、宗教心。
○只有不好的生活態度，沒有不好的生活遭遇；化腐朽為神奇，白開水裡品甜味。這是哲人和詩人的人生觀。能把不幸和災難從容消除在發生之前的，是哲人；能把不幸和災難迅速消除在發生之後的，是詩人。
○縱情《天罵》，劫難頻頻，風雨如晦，禍始於詩；放言《流星》，信誓旦旦，雨霽風清，福歸於詩。我之與詩，有不解之緣。與詩結緣者，可歌而可泣、可憐也可親。
○什麼是詩？詩是藝術、哲學、宗教交融物化沉澱的結晶；詩是藝術、哲學、宗教碰撞激發升華的火花；詩是普魯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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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種、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詩是天賦、是悟性，是人生的記錄、是上帝的恩賜。什麼是詩人？詩人是藝術、哲學、宗教的傳教士、苦行僧、殉道者。
○人生是一個不斷尋找目標、追求目標、實現目標的過程。一個目標過渡到另一個目標的過程，也是目標，只有在心中沒有憧憬下一個目標的時候，上一個目標的結束，就是生命意義的終了。人生離不開目標，沒有了目標，也就沒有了人生。
○我這一生，最大的遺憾是：疏於人事，未能確定新目標去自我調整、去改變環境；最大的欣慰是：敢於抗爭，處逆境山窮水盡而柳暗花明、而化險為夷。上帝給我的最大的懲罰是：沒有一個大目標作終生追求、乃至無所建樹；上帝給我的最大的恩寵是：有一個好妻子作終生伴侶、建立美滿家庭。
○懵懂懂，度過了劫難前21年淒風苦雨；意茫茫，經受了劫難中21年狂風暴雨；急匆匆，打發了劫難後27年斜風細雨。這便是我的風雨人生。
○半生滄桑，甜酸苦辣，波詭雲譎，嘆三綱五常，綱綱清楚，常常糊塗，默默化作流星雨；一部自傳，喜怒哀樂，電掣風馳，有八卦九章，卦卦荒唐，章章血淚，點點滴成後世師（末句為段念慈先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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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2006年6月賦閒在家，開始寫這部自傳，意在了卻宿願。次年4月，草就24萬言，完成初稿；5月，子女出資付印50冊，奉呈諸親好友斧正。
倉促成書，差錯不少，徵求諍言賜教。孰知，讀後反饋：爭相傳閱、索書者有之；南昌、北京、烏魯木齊、大洋彼岸，來電祝賀者有之；說“花月初落政前的跌宕起伏本在意料之中，落政後的27年仍然精彩紛呈卻是沒有想到的”有之；說“與花月初的人生相比，自己則是平庸無奇的”有之。
也有將我作為典型人物與《天罵篇》一併寫進長篇小說的、給我贈詩戲稱“君為黨外布爾什”的、讀到一些相似經歷掩面流淚的、專誠“向嫂夫人華培芬致敬”的、為我提供重大歷史事件參考資料的、建議我給詩譜曲和上網開博客的、囑我不能滿足一本書主義要繼續寫下去的、責我“對當官的太美化”的，不一而足。我從內心深處表示感謝。
當然，更使我要感謝的是，陳文莘、唐葆祥、呂克榮、徐慶禎、吳澤衡、楊善良、楊良耀、蔡壽岺春、王庭松、李良助、何家珍、賀華芳、鮑冠、褚梅庭、凌其成等朋友們就書中的錯誤或不同看法，提出的許多寶貴意見，以及他們給我的鼓勵和啟發。
尤其令人感慨無已的是，中學時代給我上過理化課、現年90高齡的人瑞厥德芬老師，聞訊後向我索書披閱，並且聊發少年狂，寫了一首四言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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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自傳（初稿）的讀後感，使我很受鼓舞。
還有一位也是耄耋之年的師院同窗周道南，他對這本書更是慧眼獨具、鍾情有加。他不只是向親友推薦，還關愛備至，從頭至尾逐字逐句以及標點、平仄和書名，乃至避嫌的問題，一項也不漏，進行了全方位拉網式的過濾。對此，我有如醍醐灌頂，獲益不淺，避免了因無知或粗心出現一些差錯而貽笑大方。
對上述評述和建議，我力所能及地作了修改和調整；增加以《天字歌》冠名的八組生活照片和這篇後記；改書名為《流星雨》，作《流星雨注》概述此書和此生：“賦《天罵》，文字獄，黨即上帝，如何罵得；比《流星》，蒼天淚，飛濺似雨，燦爛似血；興《正氣》，慰同儔，丹心汗青，夫復何求。”
曩，周道南先生贈我嵌名聯“詩成月白風清夜，曲盡初斟淺酌時”，“曲盡”云云，感慨無以。遂班門弄斧，敷衍“天罵80字令”一聯，作全文結束：
周靔無垠，大道至質，批習作天罵，贊建安風骨；憶往昔，山之南海之北，唧唧復唧唧，笑鸚鵡學舌，嗤理歪詞拙。
落花似雨，月出如霜，書檄文罵天，效屈子辭章；看今朝，人之初性之本？行行重行行，盼鳳凰槃涅，嘆夢多夜長！
作者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