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的时候适逢1989年。学校守着天津最宽的南京路，五月尾六月初的时候外面天天有人游行。我们坐在教室里心里直痒痒。我个子高，脖子长，又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就向外面看几眼。当时真的羡慕那些大学生和老教授们，大热天的也不用在屋子里学习，上课时间满大街溜达。估计当时同窗的狐朋狗友们十个有八个暗地里盼着高考能就此泡了汤，可是表面上还都拉着刻苦学习的架势。

老师们的态度各不相同，上课时间基本上就是和外面游行的人比看谁嗓门大。历史老师可能是历史书看多了，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对学生的提问基本不予理睬；语文老师出身书香名门，人家爸爸让她管大作家曹禺叫叔叔，父辈是经历过学生运动的人，这个时候就把所有鲁迅的课文都翻出来串讲；数学老师平时就是一头雾水的样子，加上又是我们的班主任，只负责宣布课间不许出校园；体育老师就领着我们隔了校门，远远地看外面人怎么走队。

家里的空气也大不一样了。老爸是学校老师，命令我放学必须按时回家。老妈最害怕文革的经历重新上演，外面闹得越欢，她就越担心。老爸说老妈撒呓挣，老妈说老爸死鱼木疙瘩。

我这段时间破例，天天下了课可以跟老爸和老妈一块儿看电视。这在以前小学考中学和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高考前夕，我反而天天看电视。每天早晨到了学校，和周围的朋友们交换头天晚上看电视的心得。看到所有的同学，无论学习成绩好坏，晚上回家都看电视，都不复习功课，大家都觉得心里轻松很多，也都更加希望高考能泡汤。

六月五号这一天，我早晨骑车上学。觉得气氛和平常不一样。南京路立交桥下面前些天写满了的大黑字都给涂得干干净净。只有一行特别醒目的大红字，好像是早晨刚刚写上去的，说北京死了多少多少人。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这肯定是瞎说。昨天晚上电视里明明说北京闹事的人都吓跑了，跟本没有死人。加上这些天的谣言传得邪，弄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北京打了喷嚏，天津就要感冒。这不，天津好像一夜间就换了天，大街上空空荡荡。

早自习的时间就是大家核对看电视的结果的时间。同学们的证词说明我没有漏掉电视上的任何细节。

上午第二节课是语文课。语文老师穿了一身的黑衣服，不知怎么脸比衣服还黑。她手里什么也没拿，让我们打开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开始念课文。没等我们念几句，她就开始大声背诵，我们都吓傻了，不约而同静下来听她的。她一边背着，一边开始流眼泪，竟然全文一字不差地背完了，然后跟我们说：“下课”，便扬长而去。好一阵子，同学们默默无语，面面相觑。忽然，有人把什么东西掉在地上，跟着一两声窃笑，接着有人开始小声说话，然后有人回答，那交谈的声音渐渐放松了，其他的人也加入进来，教室里又热闹起来了。一直到下课铃声响起，这节课算结束了。

六月五号以后形势大变，不考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断了不考的念头，必须收了心，开始做最后的冲刺。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很累的一个月，没有没有游行、没有电视、没有泪水，只有汗水的一个月。七月六、七、八号是高考的时间。

七月五号晚上，老妈带我去天津的起士林吃西餐。这是一家很老的餐厅，是德国人当年在德法租界边上盖的。这么多年都保留下来了。八十年代恐怕是天津唯一一家全名不叫“西餐厅”的西餐厅。这家餐馆很贵，工薪阶层轻易不敢问津。老妈望女成凤，一到大考时间就带我来犒劳。我最喜欢的是起士林的"冰汽"，大概是苏打水里面加了一个冰淇淋球。吃完了总要打几个冰凉的嗝儿。

吃饱喝足回到家，躺在床上烙饼，就是睡不着。到11点多，害怕耽误第二天的考试，求助于老爸。老爸以前当过赤脚医生，别的不信他，医药方面还是家里的大拿。他给了我两片安眠药，让我吃了好好睡。可是不知怎么会那么兴奋，估么着到了半夜快三点才迷糊着了。

七月六号早晨起了个大早。脑袋晕晕乎乎的。第一场考数学，基本发挥失常。中午回家睡好了，下午的考试也正常了。

等到晚上再找老爸要安眠药，老爸得意地说，怎么样，昨天睡得不错吧。我就知道你是心病，根本不用吃安眠药。昨天我给你的是维生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