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道当初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是不是多山东籍将领的缘故，反正我们这个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山东人里头，行伍出身的大官蛮多的。从小到大，我每进一个新的学校，总是碰得到山东籍的同学，她们刚巧都有从前舍命打仗，后来神气做官的爸爸，也都还有比她们大了很多的、仿佛是别的妈妈生的哥哥姐姐。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官小姐。她的父亲官拜几品我倒不晓得，只知道她住在我们隔壁弄堂那栋派头很大的公寓里。那栋俄罗斯风格的公寓里，住的全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文艺界的某某，文化界的谁谁，当然还有做得不小的官。以前每次被家里打发到路口的烟纸店去拷酱油，路过那栋公寓的花园的时候，我总是会隔著雕花的铁栏杆和那片郁郁葱葱的草地，羡慕地张望那些螺旋形的华丽的柱子，精雕细刻的厚重的大门。却想不到，新同学里那个大着嗓门讲普通话的女生，原来是住在这里头的官小姐。 第一次被邀去她家做客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踩著浅浅的台阶一步一步老老实实地拾级而上，而官小姐早就三五个台阶一步地窜到上面去等我了。路过邻居的家门口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三楼唱京剧的谁看不起一楼唱越剧的谁。”“为啥啦，大家不都是很出名的演员吗？”我很土地问。“嗨，唱京剧的自以为是国剧么，其实还不过都是些戏子。”官小姐有些不屑。这样的八卦评论让没有见过世面的我大为兴奋，原来电视上那些神气地晃来晃去的脸是彼此看不起的，而且还不过“都是些戏子”。

爬完长长的象牙色的台阶，我们终於来到她家的门口，高大的拱形的深褐色的木门，弧线优美的黄铜的把手，因为年岁悠久的缘故，都带著一种厚重的暗色调。我站在这个气宇轩昂的家门口，兴奋地猜想着这屋子里的布置不知道是怎样地精美华丽呢。

然而在打开门的当儿，扑鼻而来的居然是一股浓烈的大蒜气味，我的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客厅。宽大的房间，有着极高的屋顶，那原先是为了让人装吊灯，才去弄得那么高的，现在屋顶上马马虎虎地按了一个电灯泡，看上去象是一个体态魁梧的洋老太太，穿了一件露出肚脐眼的肚兜，感觉非常滑稽；深褐色的画镜线下，依旧贴著从前的白俄留下来的米黄色的墙布，然而那米黄已经很显龌龊了；客厅的墙边上，随便放着几张办公室里常见的木头凳子，还有一些长条板凳，是公共食堂里用的那种；透过落地的钢窗，看得见花园里婆娑的树影，可是落地窗前却是一张办公桌拦住了去路；办公桌的背面，有绿漆喷出来的一串数字，这个我是懂的，代表这是公家物品的意思。

办公桌边上坐着一个光着膀子穿军裤的男人，我猜那就是官爸爸了。我想跟他打招呼，可是官爸爸不苟言笑的脸色看上去有些阴沉，而且他脸上的阴沉也没有因为看见我们而舒展开来。我站在那里，非常尴尬。官小姐却毫不在乎地一把拉了我就往她的房间走。“别理他，”她说，“为了我姐的事他让我妈生气了，这两天我和我妈都不理他。”

一个家里的小孩，如果是不同的妈妈生的，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是我这种简单的家庭里长大的小孩可以想象的。然而那种复杂，也不是我家这种平头百姓可以随便拥有的，那是以官爸爸的大权作为背景的。我一边跟着官小姐往她的屋里走，一边倒是在心里另生出一层复杂的情绪来。

官爸爸们手里有大权，上海的小市民们是羡慕的。可是这层羡慕仿佛是站在阳台上看街上结婚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热闹的气氛豪华的排场是令人羡慕的，可是看的人到底还是觉得自己有些居高临下。在官爸爸们来上海之前，上海的小市民们原本是另有一套生活方式的，在那套方式的熏陶之下，对生活，我们本有着不同的想头。比如带花园的俄罗斯公寓，应该是会让我们很眼热的，但是里面的长条板凳和大蒜味道，就不在其列。 如果要选上海小市民的典型代表，我想我们家大约可以评得上：手里完全没有权、口袋里的钱刚刚够开销、书架上略略有几本书。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准则不知道这两句话能不能概括：大的派头不会去掼，小事情上的面子不能丢。只是小市民的生活，碰到大事情机会其实不多，於是维护一张面子就几乎成了生活的重心。比如我们家因为钱不够用，一只苹果要和哥哥两个人分著吃，可是爸爸妈妈倒是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理发店里坐一坐的，一个吹成油光光的奶油包头，一个吹成蓬松的菊花头。虽然这笔开销省一省我和哥哥就都可以吃到一个完整的苹果，可是我们也觉得爸爸妈妈光鲜亮丽地去上班，事关我们家的面子，这钱是不应该省的。

我们家虽然小，却挂满了一屋子的画。掐著手指头算一算，我起码是十八岁以后才有机会下咖啡馆喝咖啡的，可是却从小就和墙上的那个“喝咖啡的女人”打照面了。画里是一个西洋女人，很悠闲地坐在弯成S形的靠背椅上，紧身的衣服束出丰满的曲线，金色的秀发挽起来盘在头顶上，面前摆著一套银色的咖啡具，戴著白色手套的手正端著咖啡杯慢慢地往嘴里送：是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是一种安然优雅的姿态。这样的生活情调，虽然与我们吃完泡饭挤着公共汽车去上班上学的日常生活全无干系，可却是我们热烈向往的。

至於说到吃，大蒜大葱韭菜一类吃了会嘴臭的东西我们是不碰的，家里若是千年难得吃一次，我和妈妈就宁可吃白饭。如果被女同学女同事评论一句说“伊拉屋里相老喜欢吃大蒜格”，那就几乎类同于一件丑闻，是非常失面子的事情。可是同样说到臭，若是吃了臭豆腐，臭冬瓜，黄泥螺一类，这倒好象又不打紧。

小市民是没有权也没有钱的，可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却是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成形的。虽然这些日常生活的规矩充满偏见，俗不可耐，可是住在哪里，可以逃开生活里的日常呢？官小姐自恃出身不平常，她偏是看不起我们这些规矩，行事另有一套豪爽的风格。春天里我们穿粉红的浅兰的衣服，她不是深灰就是深蓝；夏天里我们穿花裙子着凉鞋，她照样一条卡其布的裤子外加一双布鞋；季节变换里我们的头发长了又短，她永远是一个干部头；平日里我们女生绝不肯快步走路的，急起来宁可小跑，因为嫌快走的姿势太难看，可是官小姐有事没事一向是撅起屁股甩开膀子就大走特走。

和她的风格比起来，我们这些叽哩咕噜的讲究显得小里小气的。她对我们很不屑，常常开口就说，“你们这些女的，哼哼......”我们这些女的倒很少说她，可是我们常常会当着她的面，故意彼此交换一个大有深意的眼色，沉默里面充满嘲讽。官小姐是个敏感的人，我们的做派她当然察觉了。於是她益发不要与我们这些女的来往，放学后总是书包往后背一甩，身体往前一倾，就象坦克车一样大步轰隆轰隆地开回家了。

二、

在我们“这些女的”里面，官小姐算是和我走得最近的。这倒不是我为人特别随和的缘故，我想我给她看的脸色，恐怕是最臭的那张也未可知。她之所以和我“有数”点，实在是因为我们就住在贴隔壁，况且她功课不好，常常有求与我。

那时每次考试，结果一出来，老师总是要给全班五十来个人排张成绩表贴在墙报上，说是这样做可以鼓励先进激励后进。我的名字总是在左上角很神气的地方，稍稍再被鼓励一下就要先进到墙报外头去了；可是官小姐的名字，是要在右下角可怜巴巴的地方才能找得到的。

其实官小姐在转到我们学校来以前，是在别的地方拿第一名的。现在跑到我们这里来蹲在右下角，还要看人耍眼色，那种落差带来的压力真不是一个十几岁的敏感要强的孩子可以用自己孤单的力量来疏解的。那张名次表让我飘飘然不知所以的同时，却是象石头一样压在官小姐的心头。她上课变得不能专心了，终日里端着一个日记本，不是抱在怀里发呆，就是在那里愤笔疾书。

班主任很好奇官小姐日记里的秘密，她和其他班干部商量着要趁我们上体育课的机会把官小姐的日记拿出来关心关心。大约他们最后有没有得手，或者得手以后除了排名次仍旧没有找到激励后进的良方，官小姐成绩还是在每况愈下。

她愈加不要跟大家来往了，就只是常常来找我问功课。那时我的脑子很管用，不管是文的还是理的，那些让她冥思苦想了一个晚上都不得要领的难题，拿到我这里来，十分钟就给她讲清楚了。她拿了答案，其实是买账的，可是道谢却道得很不情愿，常常一甩手就走了。我很不高兴她的态度，想我帮了她，却倒好像欠了她。然而我心里却又不希望她不再来问了，我很得意那种三下五除二就解决别人难题的感觉。

那时我一心以为我的世界是在墙报外头那个辽阔的蓝天里，而她的世界，再大也出不了那个右下角的，更何况她家还喜欢吃大蒜。其实我从来没有诚意关心过她，我热心给她解题，只不过是因为她给了我炫耀自己本事的舞台而已。我的自以为是和官小姐的不肯服气哽在我们之间，两个人疙疙瘩瘩地做着朋友，然而就连这份勉强的友情终於也到了尾声。

是一个冬天，官爸爸给了她两张内部的电影票。吃过了晚餐，她过来叫我一起去武警礼堂看电影。那天的电影开始就已经晚了，一放还两场。第一部是一个香港的古装片，不记得讲什么，左不过是一些人时不时摆出咬牙切齿的姿势，飞来飞去乱打，还出了许多血。第二部是昆剧“十五贯”，名字倒还记得，可是依依阿阿完全听不懂唱什么，印象里只有娄阿鼠那一个惨兮兮的白鼻子，还有他那滴溜留的眼珠子，总是在那里不停地转，转得我快烦死了。可是外面天已经很黑了，又冷，我不敢一个人回家，只好在武警礼堂那个硬邦邦的椅子上歪着打瞌睡。

总算熬到看完电影，来到马路上才发现末班电车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步行回家。那两部那么土的电影，居然好意思号称是内部片，还要跑到武警礼堂那么远的地方看，天那么冷，车也没有了，又不知道会不会碰到坏人。我很恼火，回去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肯说，沉默里全是埋怨。

我们闷声不响地走了一个钟头，终於转过最末一个拐角可以看得见自家的屋顶了。远远地，我发现我妈妈站在我们的弄堂口，她不停地四下张望着，黑漆漆的身影里充满了焦虑。看到我和官小姐的身影在路口出现，她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对我大喝一声，“这么晚了你野到哪里去了，快点给我回家！”当着同学的面被妈妈凶了，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心里更加埋怨官小姐。我都没有谢谢她请我看电影，很不情愿地咕噜了一声再见就撇下她跟着妈妈转身走了。我妈妈只是想到自己的女儿不可以冬夜里野在外面，她没有想到官小姐一个人回家也是不妥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先送她回家的，可是我们竟没有。

从此以后我和官小姐断了来往，不当心碰到时就象陌生人一样互不理睬了。高三的时候我和官小姐分到了不同的班里，彼此连打照面的机会也很少了。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刚刚读大学的第一个冬天里。那个星期六，天黑了我才从学校里无精打彩地回家，路过教堂门口的时候，正碰到教徒们做完礼拜出来。人虽很多，但是却不如平时那么又拥又挤，大约是刚刚听完“兄弟姐妹要彼此相爱”的缘故。在慢慢涌动的人群里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大幅度甩膀子的身影，那是久违了的官小姐。她气色很好，看见我，她很高兴地笑着跟我打招呼，仿佛我们之间从没有过芥蒂，“寒，”她大声叫道，“我们刚刚考完试，我全部及格了！”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她就穿过人群，轰隆轰隆地走了。

听说官小姐是考上一个大专的，现在她全部及格，看样子不会排在右下角了。我们也刚刚考完试，虽然我们没有排名次，可是我知道，左上角的那个位子已经轮不到我了。我终於明白了官小姐曾经面临的压力，那真是一种可怕的体验。我站在人群里，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情绪非常低落。抬起头来久久地望着教堂的十字顶 ，我知道，我也需要一个日记本了。

尾声、

那天下午我坐在路边的咖啡馆喝下午茶，我端了一杯卡布基努和一份蒜蓉面包、挑了一个弯成S型的靠背椅来坐。是暮春的时节，街心花园里落了一地粉色的花瓣、阳光洒在身上，象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我懒洋洋地靠在那里眯起眼睛望野眼，一个大个子的西洋女人从我面前走过，她金色的头发剪得齐齐的放在耳后，丰满的臀部翘得老高，走起路来步子跨得老大，仿佛轰然有声。我望着她的背影，这种走路的姿势实在是眼熟。我想了想，对了，官小姐就是这个样子走路的。

亲爱的官小姐，你好还吗？你在哪里？你从前的朋友在很远的地方想念你，她现在已经不自以为是了，而且，你看，她也爱吃大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