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

   《抄家》这个集子收入了我近三四年创作的十个“文革”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或者说，十个小说皆具有“文革”元素。

“文革”题材，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翼，与知青题材、改革题材、生态题材、底层题材等等一样，都是大学乃至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这十个中篇，写得很慢，也比较用心，陆续刊发在《时代文学》、《山花》、《天涯》、《作家》、《钟山》、《中国作家》以及《财新周刊》等杂志，发表之后，部分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现在收束一集，有利于此类题材的爱好者、阅读者与研究者找寻。

   犹记得2014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来自社科院、北大、北师大等教授、学者召一起研讨我的小说集《绿皮车》，这个小说集包括了我近年创作的文革/历史、环保/生态、底层/弱势三个维度，会后，一位教授走到我跟前说：南翔，你写的相关弱势与情感题材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固然非常好，但是其他青年作家也可能写；类似于《抄家》这样的小说，就不一样了，别人写出来也未必是你这个样子，经历与没有经历过，是不一样的。这位教授在之后的评论中，激赏《抄家》一篇，词语剀切，寄意深厚。这使我在会后又陆续写了四篇，计六七万字，加上以往写的六篇，总其成并以其中的短篇《抄家》名之。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文革”肇始，临近小学毕业，那一片雷霆万钧、红浪翻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及至“人或为鱼鳖”……有很多难以泯灭的场景与细节记忆。其中部分写入我的散文随笔，更多的素材进入了我的小说母题。

   最初触发写这个系列的动机，与其说来自亲历，毋宁说来自现实生活的一种警醒与召唤，犹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因见她做的是知青题材作品研究，信口问道：你知道所谓的“四人帮”是哪些人吗？她想了一两分钟之后勉强回答：林彪。如此回答有如敲了我一闷棍，令人目瞪口呆！即使她不是我指导的学生——我只是答辩小组之一员，依然感到双肩如负，汗涔涔下。这使我想起1990年代，甫出国门，到吉隆坡一个华文书店闲逛，一位华裔小伙子问：中国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如果说彼国后生晚辈，对或许从未踏足过的故国历史懵然无知，尚不足为奇，一个以“文革”中的重要群体——知青及其文学表达为研究对象的大学生，对那一段重要历史的基本符号也懵然无知，那就不是以个案可以遮蔽过去的。

   “文革”首尾十年，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等等学科角度加以阐释，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生发；十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或者前后加上准备期、终结期等多个阶段来分析，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场景、人物、故事与细节等不同棱面来感受。文学或许更乐意从一个家庭、一个画面，一个波折来切入主题，它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却也可能以一当十，一石数鸟；它或许似是而非，南辕北辙，却也可能歪打正着、一箭中的。比较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宏阔视野，文学的“文革”书写，是一础一石的安放，一枝一叶的添加，一溪一涧的流淌。

   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浩汤汤、横扫一切、玉石俱焚、毁坏无算、愁云惨雾，天怨人怒……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负帕累托”，除了“四人帮”等极少数人获益，全国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到丝毫好处。相反，失学、失业（下放是一种变相失业）、贫困、祸从口出、动辄得咎、落井下石、以邻为壑、指鹿为马、公义沦丧、国民性大倒退、肉体或精神受到打击摧残者不计其数。我想说，“文革”是对封建专制社会所有丑恶承继的一次集大成，同时又有它每项具体内容的揉捏、抻拉、“锤炼”与“发明创造”。它的符号性表现非常之多，给我印象较深的如下：抄家、批斗（打人）、游街（示众）、出身论、株连、关押（拘禁）、管、杀、武斗、自杀、莫须有……等等。以我的一孔之见简单缕述如下：

   一、 抄家。抄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特色，也是古代官场的一个病理标本。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有一个抄检大观园事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半部中最重要、最突出也最复杂的情节，就是在整个八十回书中，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最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之一。从事件的规模、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卷入这一斗争的人数之多、以至这一事件意义的深刻性和所达到的典型化程度来说，恐怕只有“宝玉挨打”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脂砚斋在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扫荡怡红院之后，有一双行夹批，点出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若无此一番更变（按：指抄检大观园）．下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情理。”嘉庆年间和珅被革职随即抄家，抄没的金银财宝，房屋田地，难以统计，乃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言。“文革”时期并无巨贪大富，所抄家者上至各级官员，下到普通百姓，无论出身好坏，盖难幸免者伙矣！这样的抄家规模，放眼古今世界，罕有其匹。有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便被挡在门外，家里正被一群工宣队员翻抄。那时候我的七口之家连一张床都没有，睡觉是铺板搁在两条长凳上，仅有一间住房，翻抄出来最多的东西是棕绳，一团一团地丢在促狭的房子中间——那是我父母从广东调到江西，搬家捆绑日常生活用品之需。抄家是一个人的清白遭受怀疑之后叠加的一种羞辱，邻居的围观、同事的冷眼以及同学的惊诧，不可能不带来沉重的心灵打击。偶与左右同龄人谈起，不少都有抄家经历。深圳一位中年女子给我微信说：“抄家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当时对什么都恐惧万分！一次是抄我家，一次是抄我舅公家……”窃以为，“抄家”作为“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符号，值得深入调查、归集与研究。

   二、 批斗（打人）。一个家被抄之后，且不管抄没抄到值钱之物、“反动”证据以及任何可疑的东西，距其主人挨批斗包括挨打的日子就不远了。“文革”之初，挨斗最多的一是当权派，二是教师（所谓“黑帮”），三是四类分子。我的一位小学教师嵇老师，出身不好，被斗被打次数很多，头脸总是被打得乌青。后来下放在客运段当守车车长，“文革”中后期令他返校继续教书，或许是当初被批斗触及皮肉与灵魂的印象太深，坚决不肯“归队”，上面停发工资，依然“不折不从”。抗命的结果是他赢了，终老在车长的岗位上。不知是否受他影响，我1970年代在铁路当工人，六七年之后，宜春车站子弟学校缺教师，南昌分局政治部一纸命令到车站，让我去学校教书，我也“不折不从”，一直拒看那张调令。直到接到1978级高考录取通知书，走人。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一教逾30载，那是人走形势，大局变了。当年我的父亲挨批斗，并无群众组织通知，只是当日有一纸勒令贴在场（厂）门口，自家派人去看。我十二三岁之时，就充当看“勒令”的耳报神角色。犹记得雪天阴冷，我在场门口逡巡，看到没有父亲挨斗的通知便兴高采烈，如有，便心事重重，回家路上步履滞重。每次批斗会无论批斗任何人，没有一次说被斗者老实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如林的臂膀与“不老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浪中结束，有时也难免拳脚交加。我父亲被逼无奈，曾向大人孩子表达一死的意愿，是母亲的呵斥与毅然上台陪斗，挽救了他赴死的决心，那一幕，令我耿耿难忘，此细节后来写入散文《父亲后来的日子》。

  三、 游街（示众）。如果说，“文革”之初的游街（示众）以当权派居多，后来就不拘一格了，举凡四类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出身不好的人，讲了“反动”言论或被怀疑写了“反动标语”的人，通奸者……都在游街（示众）之列。封建社会有带着枷锁或关在木笼子里游街（示众）的，方便路人扔石头或臭鸡蛋。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便是看到一位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站在左右的同胞，虽一样是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语）先生在天之灵要问的是，百年而后，国人的精神得到有效疗救了吗？游街（示众）较之抄家等，羞辱的色彩更浓，搞臭的成分更重，现如今影视发达、互联网普及，示众有了更宽泛的平台搭建。稍不留意，我们就发现，与过去习惯的神憎鬼厌的那一套互相勾兑，易；与人人向往的看似呼之欲出的现代文明彼此握手，难！

   四、出身论。可以说，上个世纪的偌许年，出身的魔咒是千万个家庭的梦魇，于“文革”十年为烈，遂有遇罗克惊天动地的《出身论》。遇罗克父母皆“右派”，他便烙上了“黑五类”的钤印，高三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三次高考均不被录取，24岁那年恰逢1966年，他有《出身论》发表，1968年被捕，1970年被枪决。我们在小地方，距离这种思想先驱很远，遭遇的出身窘迫却无远弗届。我的一位同学成绩全校拔尖，因为出身不好，竟至初中毕业不允许上高中（次年形势略有缓解，才允续读）。我父亲所在的铁路企业，当年陆续下放而来的“黑五类”，连简单家属住房也不敷分配，一律租住在附近农家。他们的孩子眼里流露的永远是卑怯，凡是当兵、招工等好事均与之绝缘。我的祖父1939年即病故，我的父亲17岁因家乡沦陷而外逃此后一直未归，我却还得随祖父填报地主出身。所幸我父亲是铁路职员，且是中共党员，我得以在十六七岁招工进了铁路——虽然是一名装卸工，也要讲出身！此后集体户口本上一直改不掉的地主出身，成了心头挥之难去之羞与痛。直到“文革”结束，从此一应表格，逐渐淡出了“家庭成分”一栏，心头重负，方始卸下。尤难忘记的是文革结束之后放映印度电影《流浪者》，这部电影讴歌坚贞不屈的爱情同时，批判了“血统论”——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的是这样一种哲学：“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此时距离“血统论”荼毒天下的“文革”划上句号不远，举国各地受“家庭出身”戕害多年的青年人在电影院，在异国他乡摄制的一部寻常电影中，找到了思想的共振频率，情绪的宣泄出口，用街谈巷议、热泪盈眶、一票难求当时的观影盛况，并未为过。

   五、株连。株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十分突出，代有承传。早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株连九族的血腥之案，史不绝书，就是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族”者，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居然长盛不衰，使得后代很多法律史学家为之困扰、难过与不解。“文革”的株连，主要体现在，亲属之中有所谓“关管杀”者、出身不好者，必定在“族”中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影响的远近深浅，需要社会学家写一本大书条分缕析才够出彩。我的大姐1968年高中毕业奔赴建设兵团，后来在单位找了一个对象，当我哥哥得知我们未来的姐夫有一个亲戚在台湾之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几乎到了姐弟反目的地步。我母亲的大弟弟亦即我的大舅舅1949年之前才20左右，被湖南汨罗老家的一个国军团长带去了台湾，我们姐弟五人将这一“重大隐情”牢牢藏匿，在填不完的表格的“海外关系”一栏中，是永远的空白——那是生活履历多有一段空白才多有一点安全的年月。不仅在台湾的大舅舅不填，连近在湖南汨罗的小舅舅也不填，但凡出身不好，权当没有这个亲戚最好，以免受累。

    六、关、管、杀。那时候填写履历表，有三栏最是醒目：一是家庭成分，二是海外关系，三是亲属中有无关管杀人员。关即关押、劳改；管即管制劳动；杀及判死。亲属或亲戚中，如果有这三类人员，避之唯恐不及。不然、招工、升学、调迁以及婚恋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根据“文革”时期颁布的《公安六条》，除了地富反坏右，“关管杀”子女也一律不允许参加“文革”，一旦发现，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候，“文革”头四五年，街镇上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批白纸黑字的布告挨个儿张贴，一贴就是一大排。凡有被枪毙的角色，布告当中就是一把触目惊心的大红叉，引起路人踮脚引颈观看。那时候被枪毙者的罪名以“现行反革命”居多，“反革命罪”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被取消。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罪名，也是在偌多布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罪名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是个筐，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往里装。1979年第5期《诗刊》刊出骆耕野的《不满》，既石破天惊又振聋发聩：……谁说不满就是异端/谁说不满就是背叛/是涌浪，怎能容忍山涧的狭窄/是雏鹰，岂肯安于卵壁的黑暗/不满：激扬着对海洋的神往哟/不满：苏生着对蓝天的渴念……哥伦布不满铅印的海图/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开普勒不满“日心说”才去发展真理/亚里斯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这样的诗歌从那个幽暗压抑的时空隧道磅礴而来，非亲历者，难以体会骤见阳光的喜极而泣。

  七、武斗。“文革”中的武斗，主要在1966年底到1967年，那时我年纪尚小，见识不多。武斗第一枪发声上海，迅速响遍全国，最厉害的有四川、广西等省。四川三线兵工厂多，不仅枪弹处处，装甲车与坦克也上街了。但见那时“兵团”林立，两派互相攻讦，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兵团”，也会为“誓死捍卫”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有三件事情因为目睹，可以一记，一是某日下午，小镇的某造反派组织手持梭镖大刀、小口径步枪，将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特快列车截停，押至后山采石场的专运线挨个搜检旅客；后传出有可疑旅客被带走，生死不详。二是某日武斗枪响，母亲催促我们卧在墙根，免得被流弹击中；果然“战事”结束之后，得知本单位张家儿子，在油菜地里奔跑被枪弹击中当场殒命。三是，我当年去萍乡铁路医院看脚伤，顺道去了市区街心的公园。那天下午，残阳晚照，一片冷清，但见公园里成片成片都是（武斗而死）红卫兵的坟冢。大约半年之后再去，坟冢已悉数铲平，荡然不存，一切无谓牺牲的青春，被新植的绿树抹得一干二净。当年听到令人血脉偾张的例子是，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用血肉之躯奋堵机枪眼，远近闻名，这显然是从上甘岭战士黄继光的英雄壮举中得到的启发。为“誓死捍卫”云云，五中红卫兵到底死了多少人？全国各地的武斗，红卫兵及其形形色色的派别组织一共死了多少人？没人统计，抑或，无法统计。

  八、自杀。在百度中检索“文革中的自杀”，会跳出一个长长的页面，长长的名单，但主要是名人：教授、作家、科学家等学者及学术权威。名人影响大，后人给予的凭吊、叹惋与同情更多。其实，“文革”自杀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以我所在的赣西一个四等小站彬江为例，当时只有十几名员工，便有三人死于自杀：一跳河、一投井、一上吊。赵先生是车站货运员，他的死给我印象最深，因为他家与我母亲家是湖南汨罗老乡，平时走动较多。小站货运员赵先生的自杀，现在看来理由很是不充分，记忆中，“文革”才刚开始不久，平时放电影的俱乐部成为批斗主战场还不多久，赵先生出身不错，却有一个历史污点——国民党员，按当时批斗对象，属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类，俱乐部开始有了批斗会，还没有轮到他呢，他就被那个阵仗吓得跳了袁河！我们后来跑去河边看，他跳河之前抽了不少烟，草滩上散落一地烟头，可见跳河之前内心颇为挣扎。他的遗体打捞上来，搁置在车站屋檐下，覆上棺盖的时刻，孤儿寡母哭天抢地扑上去，令人动容。死者已矣，难的是生者。赵家有四女一男，皆小，赵母是家属工，平时端赖赵先生一个人的工薪维持生计。如今顶梁柱没了，家中生活捉襟见肘，赵母所幸会踩缝纫机，左邻右舍地接些衣料做裁缝。但见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黑黢黢的屋中，一天到晚，踏机声不曾稍懈。经此打击，一个家从此了无生气，唯一的儿子后来也因犯事入狱，几年后出来，自是没有正式工作。“文革”中被处决的人多，还是自杀的人多？学界看法不一。对这一类数字，历史最是暧昧不明。

  九、莫须有。“文革”绵延十年，罪名甚多，有好事者巨细无遗地予以罗列，至少几十种。然一言以蔽之：莫须有。这才会有“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主政中组部期间，推到如山的冤案，上至国家主席，下达贩夫走卒，几乎一风吹。这一方面，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记载详实，令人不忍多看。记得曾见一份法制报刊报道：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领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足见其思想反动，从而被处以管制劳动三年。我在宜春火车站经历的两个例子，亦可佐证，那个时代定人以罪，随便得如同儿戏。大约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有一个运动，叫“一学三批五大讲”，这种数字填空游戏，因为时代久远已经不复记忆，具体内容则是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凡是所谓自我教育运动，在基层都不易搞起。很快的，南昌铁路分局派下工作组，组织调查发动，这样车站就不能不重视。某次车站干部会议，我担任秘书记录。与会人员不多，除了分局工作组一二成员，站长、总支书记，另有装卸、货运、客运与运转四个车间的主任出席。会上提交了车站两个员工的材料，一个是扳道工X，他在车站对面的煤炭装卸场附近有一处平房，大约三四间。据调查有一部分X拿出来常年租赁，租赁对象是一拨短途贩卖者，贩卖甘蔗等农副产品。那时候，租赁房屋构成投机倒把，这个材料经七八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定X为坏分子，帽子掌握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上，此其一；调离扳道工岗职，派去看守道口——这就是道口工低于扳道工的意思了，此其二；如果说前两点对子女众多、家境维艰的X还没有构成太大打击的话，第三点就比较要紧了：罚没所有租赁所得，考虑到X一时交不出来，计月扣除。我当时“以工代干”，在总务室帮助老王头造工资表，每月发工资，X都要在我俩面前诉苦，原本才四五十元钱一个月，七扣八扣，所剩无几，一大家人顿时陷入愁苦。以后很长时间，但凡取工资，我眼前都会浮现X那张苦皱如杉树皮的脸。另一个受到处理的是货运员Z，他的老婆常年在老家上海，Z只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夫妻分居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一年只有十来天鹊桥相会，尽管有悖人伦，却契合革命伦理。Z没有把持得住，某日给另外一个分居的女职工写了一封求爱信。这名女职工的丈夫因为是四类分子，在两站之遥的铁路采石场劳动改造；她与Z同住一个筒子楼，隔里隔壁，朝夕相见，旷夫如Z不免产生单相思。求爱信写在一张练习本撕下的页面上，毫无花前月下的甜言，相反因赤裸裸而显得粗俗，譬如开篇就是这样的句子：“久忆隔墙黑牡丹，近日更加挂心怀”。女职工不假犹豫地上交了Z的挑逗信，单位随即存入Z的档案，恰遇“一学三批五大讲”，该信呈“堂”证供。讨论Z的处理，不像X的问题那么干脆利落，有人建议判处徒刑，又为该判多少年争执。最后还是工作组“掌握政策”，或许认为写了一封求爱信获刑稍嫌太过，遂定性与X一样：坏分子。这两个人的罪名及处罚，应是随着“文革”的很快结束得到了解脱，人命危浅，人格卑微，人性混沌的图式，却由之可见一斑。

   以上算是亲历过，在在都是底层、小民与直观的印象，发乎为文，未必就比没有亲历过的人书写得更好，毕竟小说是一种虚构为主的文体。况且，较之我认识的一些智慧长者以及阅读过的一些厚重纪实，我等“文革”发动之时，只能算红小兵的经历，殊难望其项背。饶是如此，依然对那一场贯穿我儿时至青春期的运动耿耿难忘，并期冀有更多的过来人，加入虚构与非虚构的“回忆性书写”。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二十多年前说的一句话，亦令我不能忘怀：这样的大事，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不知道要生产出多少文学巨著与电影大片来深刻演绎！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说实在，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导致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一些过来人心存过滤性怀旧，我都能理解。但要无端地美化它，或者抽绎出一二细节来，以证其或必要合理，或庄严肃穆，或“就是好，就是好”，不仅与我的感受不吻——相信与大多数过来人的感受亦不合，还与“文革”过后国家痛定思痛的相关历史决议相悖。

   生活因了酸甜苦辣，更显丰富；相较于生活，文学无疑更自由、洒脱、跌宕、审美。为让学生辈不仅仅迷恋“小时代”，亦对师长辈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与评说，特将我的学生80后的赖佛花发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殿为后记。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南翔

   《抄家》这个集子收入了我近三四年创作的十个“文革”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或者说，十个小说皆具有“文革”元素。

“文革”题材，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翼，与知青题材、改革题材、生态题材、底层题材等等一样，都是大学乃至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这十个中篇，写得很慢，也比较用心，陆续刊发在《时代文学》、《山花》、《天涯》、《作家》、《钟山》、《中国作家》以及《财新周刊》等杂志，发表之后，部分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现在收束一集，有利于此类题材的爱好者、阅读者与研究者找寻。

   犹记得2014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来自社科院、北大、北师大等教授、学者召一起研讨我的小说集《绿皮车》，这个小说集包括了我近年创作的文革/历史、环保/生态、底层/弱势三个维度，会后，一位教授走到我跟前说：南翔，你写的相关弱势与情感题材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固然非常好，但是其他青年作家也可能写；类似于《抄家》这样的小说，就不一样了，别人写出来也未必是你这个样子，经历与没有经历过，是不一样的。这位教授在之后的评论中，激赏《抄家》一篇，词语剀切，寄意深厚。这使我在会后又陆续写了四篇，计六七万字，加上以往写的六篇，总其成并以其中的短篇《抄家》名之。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文革”肇始，临近小学毕业，那一片雷霆万钧、红浪翻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及至“人或为鱼鳖”……有很多难以泯灭的场景与细节记忆。其中部分写入我的散文随笔，更多的素材进入了我的小说母题。

   最初触发写这个系列的动机，与其说来自亲历，毋宁说来自现实生活的一种警醒与召唤，犹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因见她做的是知青题材作品研究，信口问道：你知道所谓的“四人帮”是哪些人吗？她想了一两分钟之后勉强回答：林彪。如此回答有如敲了我一闷棍，令人目瞪口呆！即使她不是我指导的学生——我只是答辩小组之一员，依然感到双肩如负，汗涔涔下。这使我想起1990年代，甫出国门，到吉隆坡一个华文书店闲逛，一位华裔小伙子问：中国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如果说彼国后生晚辈，对或许从未踏足过的故国历史懵然无知，尚不足为奇，一个以“文革”中的重要群体——知青及其文学表达为研究对象的大学生，对那一段重要历史的基本符号也懵然无知，那就不是以个案可以遮蔽过去的。

   “文革”首尾十年，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等等学科角度加以阐释，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生发；十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或者前后加上准备期、终结期等多个阶段来分析，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场景、人物、故事与细节等不同棱面来感受。文学或许更乐意从一个家庭、一个画面，一个波折来切入主题，它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却也可能以一当十，一石数鸟；它或许似是而非，南辕北辙，却也可能歪打正着、一箭中的。比较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宏阔视野，文学的“文革”书写，是一础一石的安放，一枝一叶的添加，一溪一涧的流淌。

   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浩汤汤、横扫一切、玉石俱焚、毁坏无算、愁云惨雾，天怨人怒……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负帕累托”，除了“四人帮”等极少数人获益，全国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到丝毫好处。相反，失学、失业（下放是一种变相失业）、贫困、祸从口出、动辄得咎、落井下石、以邻为壑、指鹿为马、公义沦丧、国民性大倒退、肉体或精神受到打击摧残者不计其数。我想说，“文革”是对封建专制社会所有丑恶承继的一次集大成，同时又有它每项具体内容的揉捏、抻拉、“锤炼”与“发明创造”。它的符号性表现非常之多，给我印象较深的如下：抄家、批斗（打人）、游街（示众）、出身论、株连、关押（拘禁）、管、杀、武斗、自杀、莫须有……等等。以我的一孔之见简单缕述如下：

   一、 抄家。抄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特色，也是古代官场的一个病理标本。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有一个抄检大观园事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半部中最重要、最突出也最复杂的情节，就是在整个八十回书中，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最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之一。从事件的规模、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卷入这一斗争的人数之多、以至这一事件意义的深刻性和所达到的典型化程度来说，恐怕只有“宝玉挨打”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脂砚斋在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扫荡怡红院之后，有一双行夹批，点出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若无此一番更变（按：指抄检大观园）．下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情理。”嘉庆年间和珅被革职随即抄家，抄没的金银财宝，房屋田地，难以统计，乃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言。“文革”时期并无巨贪大富，所抄家者上至各级官员，下到普通百姓，无论出身好坏，盖难幸免者伙矣！这样的抄家规模，放眼古今世界，罕有其匹。有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便被挡在门外，家里正被一群工宣队员翻抄。那时候我的七口之家连一张床都没有，睡觉是铺板搁在两条长凳上，仅有一间住房，翻抄出来最多的东西是棕绳，一团一团地丢在促狭的房子中间——那是我父母从广东调到江西，搬家捆绑日常生活用品之需。抄家是一个人的清白遭受怀疑之后叠加的一种羞辱，邻居的围观、同事的冷眼以及同学的惊诧，不可能不带来沉重的心灵打击。偶与左右同龄人谈起，不少都有抄家经历。深圳一位中年女子给我微信说：“抄家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当时对什么都恐惧万分！一次是抄我家，一次是抄我舅公家……”窃以为，“抄家”作为“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符号，值得深入调查、归集与研究。

   二、 批斗（打人）。一个家被抄之后，且不管抄没抄到值钱之物、“反动”证据以及任何可疑的东西，距其主人挨批斗包括挨打的日子就不远了。“文革”之初，挨斗最多的一是当权派，二是教师（所谓“黑帮”），三是四类分子。我的一位小学教师嵇老师，出身不好，被斗被打次数很多，头脸总是被打得乌青。后来下放在客运段当守车车长，“文革”中后期令他返校继续教书，或许是当初被批斗触及皮肉与灵魂的印象太深，坚决不肯“归队”，上面停发工资，依然“不折不从”。抗命的结果是他赢了，终老在车长的岗位上。不知是否受他影响，我1970年代在铁路当工人，六七年之后，宜春车站子弟学校缺教师，南昌分局政治部一纸命令到车站，让我去学校教书，我也“不折不从”，一直拒看那张调令。直到接到1978级高考录取通知书，走人。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一教逾30载，那是人走形势，大局变了。当年我的父亲挨批斗，并无群众组织通知，只是当日有一纸勒令贴在场（厂）门口，自家派人去看。我十二三岁之时，就充当看“勒令”的耳报神角色。犹记得雪天阴冷，我在场门口逡巡，看到没有父亲挨斗的通知便兴高采烈，如有，便心事重重，回家路上步履滞重。每次批斗会无论批斗任何人，没有一次说被斗者老实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如林的臂膀与“不老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浪中结束，有时也难免拳脚交加。我父亲被逼无奈，曾向大人孩子表达一死的意愿，是母亲的呵斥与毅然上台陪斗，挽救了他赴死的决心，那一幕，令我耿耿难忘，此细节后来写入散文《父亲后来的日子》。

  三、 游街（示众）。如果说，“文革”之初的游街（示众）以当权派居多，后来就不拘一格了，举凡四类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出身不好的人，讲了“反动”言论或被怀疑写了“反动标语”的人，通奸者……都在游街（示众）之列。封建社会有带着枷锁或关在木笼子里游街（示众）的，方便路人扔石头或臭鸡蛋。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便是看到一位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站在左右的同胞，虽一样是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语）先生在天之灵要问的是，百年而后，国人的精神得到有效疗救了吗？游街（示众）较之抄家等，羞辱的色彩更浓，搞臭的成分更重，现如今影视发达、互联网普及，示众有了更宽泛的平台搭建。稍不留意，我们就发现，与过去习惯的神憎鬼厌的那一套互相勾兑，易；与人人向往的看似呼之欲出的现代文明彼此握手，难！

   四、出身论。可以说，上个世纪的偌许年，出身的魔咒是千万个家庭的梦魇，于“文革”十年为烈，遂有遇罗克惊天动地的《出身论》。遇罗克父母皆“右派”，他便烙上了“黑五类”的钤印，高三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三次高考均不被录取，24岁那年恰逢1966年，他有《出身论》发表，1968年被捕，1970年被枪决。我们在小地方，距离这种思想先驱很远，遭遇的出身窘迫却无远弗届。我的一位同学成绩全校拔尖，因为出身不好，竟至初中毕业不允许上高中（次年形势略有缓解，才允续读）。我父亲所在的铁路企业，当年陆续下放而来的“黑五类”，连简单家属住房也不敷分配，一律租住在附近农家。他们的孩子眼里流露的永远是卑怯，凡是当兵、招工等好事均与之绝缘。我的祖父1939年即病故，我的父亲17岁因家乡沦陷而外逃此后一直未归，我却还得随祖父填报地主出身。所幸我父亲是铁路职员，且是中共党员，我得以在十六七岁招工进了铁路——虽然是一名装卸工，也要讲出身！此后集体户口本上一直改不掉的地主出身，成了心头挥之难去之羞与痛。直到“文革”结束，从此一应表格，逐渐淡出了“家庭成分”一栏，心头重负，方始卸下。尤难忘记的是文革结束之后放映印度电影《流浪者》，这部电影讴歌坚贞不屈的爱情同时，批判了“血统论”——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的是这样一种哲学：“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此时距离“血统论”荼毒天下的“文革”划上句号不远，举国各地受“家庭出身”戕害多年的青年人在电影院，在异国他乡摄制的一部寻常电影中，找到了思想的共振频率，情绪的宣泄出口，用街谈巷议、热泪盈眶、一票难求当时的观影盛况，并未为过。

   五、株连。株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十分突出，代有承传。早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株连九族的血腥之案，史不绝书，就是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族”者，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居然长盛不衰，使得后代很多法律史学家为之困扰、难过与不解。“文革”的株连，主要体现在，亲属之中有所谓“关管杀”者、出身不好者，必定在“族”中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影响的远近深浅，需要社会学家写一本大书条分缕析才够出彩。我的大姐1968年高中毕业奔赴建设兵团，后来在单位找了一个对象，当我哥哥得知我们未来的姐夫有一个亲戚在台湾之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几乎到了姐弟反目的地步。我母亲的大弟弟亦即我的大舅舅1949年之前才20左右，被湖南汨罗老家的一个国军团长带去了台湾，我们姐弟五人将这一“重大隐情”牢牢藏匿，在填不完的表格的“海外关系”一栏中，是永远的空白——那是生活履历多有一段空白才多有一点安全的年月。不仅在台湾的大舅舅不填，连近在湖南汨罗的小舅舅也不填，但凡出身不好，权当没有这个亲戚最好，以免受累。

    六、关、管、杀。那时候填写履历表，有三栏最是醒目：一是家庭成分，二是海外关系，三是亲属中有无关管杀人员。关即关押、劳改；管即管制劳动；杀及判死。亲属或亲戚中，如果有这三类人员，避之唯恐不及。不然、招工、升学、调迁以及婚恋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根据“文革”时期颁布的《公安六条》，除了地富反坏右，“关管杀”子女也一律不允许参加“文革”，一旦发现，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候，“文革”头四五年，街镇上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批白纸黑字的布告挨个儿张贴，一贴就是一大排。凡有被枪毙的角色，布告当中就是一把触目惊心的大红叉，引起路人踮脚引颈观看。那时候被枪毙者的罪名以“现行反革命”居多，“反革命罪”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被取消。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罪名，也是在偌多布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罪名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是个筐，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往里装。1979年第5期《诗刊》刊出骆耕野的《不满》，既石破天惊又振聋发聩：……谁说不满就是异端/谁说不满就是背叛/是涌浪，怎能容忍山涧的狭窄/是雏鹰，岂肯安于卵壁的黑暗/不满：激扬着对海洋的神往哟/不满：苏生着对蓝天的渴念……哥伦布不满铅印的海图/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开普勒不满“日心说”才去发展真理/亚里斯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这样的诗歌从那个幽暗压抑的时空隧道磅礴而来，非亲历者，难以体会骤见阳光的喜极而泣。

  七、武斗。“文革”中的武斗，主要在1966年底到1967年，那时我年纪尚小，见识不多。武斗第一枪发声上海，迅速响遍全国，最厉害的有四川、广西等省。四川三线兵工厂多，不仅枪弹处处，装甲车与坦克也上街了。但见那时“兵团”林立，两派互相攻讦，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兵团”，也会为“誓死捍卫”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有三件事情因为目睹，可以一记，一是某日下午，小镇的某造反派组织手持梭镖大刀、小口径步枪，将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特快列车截停，押至后山采石场的专运线挨个搜检旅客；后传出有可疑旅客被带走，生死不详。二是某日武斗枪响，母亲催促我们卧在墙根，免得被流弹击中；果然“战事”结束之后，得知本单位张家儿子，在油菜地里奔跑被枪弹击中当场殒命。三是，我当年去萍乡铁路医院看脚伤，顺道去了市区街心的公园。那天下午，残阳晚照，一片冷清，但见公园里成片成片都是（武斗而死）红卫兵的坟冢。大约半年之后再去，坟冢已悉数铲平，荡然不存，一切无谓牺牲的青春，被新植的绿树抹得一干二净。当年听到令人血脉偾张的例子是，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用血肉之躯奋堵机枪眼，远近闻名，这显然是从上甘岭战士黄继光的英雄壮举中得到的启发。为“誓死捍卫”云云，五中红卫兵到底死了多少人？全国各地的武斗，红卫兵及其形形色色的派别组织一共死了多少人？没人统计，抑或，无法统计。

  八、自杀。在百度中检索“文革中的自杀”，会跳出一个长长的页面，长长的名单，但主要是名人：教授、作家、科学家等学者及学术权威。名人影响大，后人给予的凭吊、叹惋与同情更多。其实，“文革”自杀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以我所在的赣西一个四等小站彬江为例，当时只有十几名员工，便有三人死于自杀：一跳河、一投井、一上吊。赵先生是车站货运员，他的死给我印象最深，因为他家与我母亲家是湖南汨罗老乡，平时走动较多。小站货运员赵先生的自杀，现在看来理由很是不充分，记忆中，“文革”才刚开始不久，平时放电影的俱乐部成为批斗主战场还不多久，赵先生出身不错，却有一个历史污点——国民党员，按当时批斗对象，属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类，俱乐部开始有了批斗会，还没有轮到他呢，他就被那个阵仗吓得跳了袁河！我们后来跑去河边看，他跳河之前抽了不少烟，草滩上散落一地烟头，可见跳河之前内心颇为挣扎。他的遗体打捞上来，搁置在车站屋檐下，覆上棺盖的时刻，孤儿寡母哭天抢地扑上去，令人动容。死者已矣，难的是生者。赵家有四女一男，皆小，赵母是家属工，平时端赖赵先生一个人的工薪维持生计。如今顶梁柱没了，家中生活捉襟见肘，赵母所幸会踩缝纫机，左邻右舍地接些衣料做裁缝。但见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黑黢黢的屋中，一天到晚，踏机声不曾稍懈。经此打击，一个家从此了无生气，唯一的儿子后来也因犯事入狱，几年后出来，自是没有正式工作。“文革”中被处决的人多，还是自杀的人多？学界看法不一。对这一类数字，历史最是暧昧不明。

  九、莫须有。“文革”绵延十年，罪名甚多，有好事者巨细无遗地予以罗列，至少几十种。然一言以蔽之：莫须有。这才会有“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主政中组部期间，推到如山的冤案，上至国家主席，下达贩夫走卒，几乎一风吹。这一方面，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记载详实，令人不忍多看。记得曾见一份法制报刊报道：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领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足见其思想反动，从而被处以管制劳动三年。我在宜春火车站经历的两个例子，亦可佐证，那个时代定人以罪，随便得如同儿戏。大约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有一个运动，叫“一学三批五大讲”，这种数字填空游戏，因为时代久远已经不复记忆，具体内容则是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凡是所谓自我教育运动，在基层都不易搞起。很快的，南昌铁路分局派下工作组，组织调查发动，这样车站就不能不重视。某次车站干部会议，我担任秘书记录。与会人员不多，除了分局工作组一二成员，站长、总支书记，另有装卸、货运、客运与运转四个车间的主任出席。会上提交了车站两个员工的材料，一个是扳道工X，他在车站对面的煤炭装卸场附近有一处平房，大约三四间。据调查有一部分X拿出来常年租赁，租赁对象是一拨短途贩卖者，贩卖甘蔗等农副产品。那时候，租赁房屋构成投机倒把，这个材料经七八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定X为坏分子，帽子掌握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上，此其一；调离扳道工岗职，派去看守道口——这就是道口工低于扳道工的意思了，此其二；如果说前两点对子女众多、家境维艰的X还没有构成太大打击的话，第三点就比较要紧了：罚没所有租赁所得，考虑到X一时交不出来，计月扣除。我当时“以工代干”，在总务室帮助老王头造工资表，每月发工资，X都要在我俩面前诉苦，原本才四五十元钱一个月，七扣八扣，所剩无几，一大家人顿时陷入愁苦。以后很长时间，但凡取工资，我眼前都会浮现X那张苦皱如杉树皮的脸。另一个受到处理的是货运员Z，他的老婆常年在老家上海，Z只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夫妻分居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一年只有十来天鹊桥相会，尽管有悖人伦，却契合革命伦理。Z没有把持得住，某日给另外一个分居的女职工写了一封求爱信。这名女职工的丈夫因为是四类分子，在两站之遥的铁路采石场劳动改造；她与Z同住一个筒子楼，隔里隔壁，朝夕相见，旷夫如Z不免产生单相思。求爱信写在一张练习本撕下的页面上，毫无花前月下的甜言，相反因赤裸裸而显得粗俗，譬如开篇就是这样的句子：“久忆隔墙黑牡丹，近日更加挂心怀”。女职工不假犹豫地上交了Z的挑逗信，单位随即存入Z的档案，恰遇“一学三批五大讲”，该信呈“堂”证供。讨论Z的处理，不像X的问题那么干脆利落，有人建议判处徒刑，又为该判多少年争执。最后还是工作组“掌握政策”，或许认为写了一封求爱信获刑稍嫌太过，遂定性与X一样：坏分子。这两个人的罪名及处罚，应是随着“文革”的很快结束得到了解脱，人命危浅，人格卑微，人性混沌的图式，却由之可见一斑。

   以上算是亲历过，在在都是底层、小民与直观的印象，发乎为文，未必就比没有亲历过的人书写得更好，毕竟小说是一种虚构为主的文体。况且，较之我认识的一些智慧长者以及阅读过的一些厚重纪实，我等“文革”发动之时，只能算红小兵的经历，殊难望其项背。饶是如此，依然对那一场贯穿我儿时至青春期的运动耿耿难忘，并期冀有更多的过来人，加入虚构与非虚构的“回忆性书写”。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二十多年前说的一句话，亦令我不能忘怀：这样的大事，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不知道要生产出多少文学巨著与电影大片来深刻演绎！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说实在，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导致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一些过来人心存过滤性怀旧，我都能理解。但要无端地美化它，或者抽绎出一二细节来，以证其或必要合理，或庄严肃穆，或“就是好，就是好”，不仅与我的感受不吻——相信与大多数过来人的感受亦不合，还与“文革”过后国家痛定思痛的相关历史决议相悖。

   生活因了酸甜苦辣，更显丰富；相较于生活，文学无疑更自由、洒脱、跌宕、审美。为让学生辈不仅仅迷恋“小时代”，亦对师长辈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与评说，特将我的学生80后的赖佛花发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殿为后记。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南翔

   《抄家》这个集子收入了我近三四年创作的十个“文革”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或者说，十个小说皆具有“文革”元素。

“文革”题材，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翼，与知青题材、改革题材、生态题材、底层题材等等一样，都是大学乃至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这十个中篇，写得很慢，也比较用心，陆续刊发在《时代文学》、《山花》、《天涯》、《作家》、《钟山》、《中国作家》以及《财新周刊》等杂志，发表之后，部分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现在收束一集，有利于此类题材的爱好者、阅读者与研究者找寻。

   犹记得2014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来自社科院、北大、北师大等教授、学者召一起研讨我的小说集《绿皮车》，这个小说集包括了我近年创作的文革/历史、环保/生态、底层/弱势三个维度，会后，一位教授走到我跟前说：南翔，你写的相关弱势与情感题材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固然非常好，但是其他青年作家也可能写；类似于《抄家》这样的小说，就不一样了，别人写出来也未必是你这个样子，经历与没有经历过，是不一样的。这位教授在之后的评论中，激赏《抄家》一篇，词语剀切，寄意深厚。这使我在会后又陆续写了四篇，计六七万字，加上以往写的六篇，总其成并以其中的短篇《抄家》名之。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文革”肇始，临近小学毕业，那一片雷霆万钧、红浪翻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及至“人或为鱼鳖”……有很多难以泯灭的场景与细节记忆。其中部分写入我的散文随笔，更多的素材进入了我的小说母题。

   最初触发写这个系列的动机，与其说来自亲历，毋宁说来自现实生活的一种警醒与召唤，犹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因见她做的是知青题材作品研究，信口问道：你知道所谓的“四人帮”是哪些人吗？她想了一两分钟之后勉强回答：林彪。如此回答有如敲了我一闷棍，令人目瞪口呆！即使她不是我指导的学生——我只是答辩小组之一员，依然感到双肩如负，汗涔涔下。这使我想起1990年代，甫出国门，到吉隆坡一个华文书店闲逛，一位华裔小伙子问：中国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如果说彼国后生晚辈，对或许从未踏足过的故国历史懵然无知，尚不足为奇，一个以“文革”中的重要群体——知青及其文学表达为研究对象的大学生，对那一段重要历史的基本符号也懵然无知，那就不是以个案可以遮蔽过去的。

   “文革”首尾十年，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等等学科角度加以阐释，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生发；十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或者前后加上准备期、终结期等多个阶段来分析，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场景、人物、故事与细节等不同棱面来感受。文学或许更乐意从一个家庭、一个画面，一个波折来切入主题，它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却也可能以一当十，一石数鸟；它或许似是而非，南辕北辙，却也可能歪打正着、一箭中的。比较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宏阔视野，文学的“文革”书写，是一础一石的安放，一枝一叶的添加，一溪一涧的流淌。

   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浩汤汤、横扫一切、玉石俱焚、毁坏无算、愁云惨雾，天怨人怒……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负帕累托”，除了“四人帮”等极少数人获益，全国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到丝毫好处。相反，失学、失业（下放是一种变相失业）、贫困、祸从口出、动辄得咎、落井下石、以邻为壑、指鹿为马、公义沦丧、国民性大倒退、肉体或精神受到打击摧残者不计其数。我想说，“文革”是对封建专制社会所有丑恶承继的一次集大成，同时又有它每项具体内容的揉捏、抻拉、“锤炼”与“发明创造”。它的符号性表现非常之多，给我印象较深的如下：抄家、批斗（打人）、游街（示众）、出身论、株连、关押（拘禁）、管、杀、武斗、自杀、莫须有……等等。以我的一孔之见简单缕述如下：

   一、 抄家。抄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特色，也是古代官场的一个病理标本。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有一个抄检大观园事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半部中最重要、最突出也最复杂的情节，就是在整个八十回书中，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最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之一。从事件的规模、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卷入这一斗争的人数之多、以至这一事件意义的深刻性和所达到的典型化程度来说，恐怕只有“宝玉挨打”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脂砚斋在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扫荡怡红院之后，有一双行夹批，点出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若无此一番更变（按：指抄检大观园）．下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情理。”嘉庆年间和珅被革职随即抄家，抄没的金银财宝，房屋田地，难以统计，乃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言。“文革”时期并无巨贪大富，所抄家者上至各级官员，下到普通百姓，无论出身好坏，盖难幸免者伙矣！这样的抄家规模，放眼古今世界，罕有其匹。有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便被挡在门外，家里正被一群工宣队员翻抄。那时候我的七口之家连一张床都没有，睡觉是铺板搁在两条长凳上，仅有一间住房，翻抄出来最多的东西是棕绳，一团一团地丢在促狭的房子中间——那是我父母从广东调到江西，搬家捆绑日常生活用品之需。抄家是一个人的清白遭受怀疑之后叠加的一种羞辱，邻居的围观、同事的冷眼以及同学的惊诧，不可能不带来沉重的心灵打击。偶与左右同龄人谈起，不少都有抄家经历。深圳一位中年女子给我微信说：“抄家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当时对什么都恐惧万分！一次是抄我家，一次是抄我舅公家……”窃以为，“抄家”作为“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符号，值得深入调查、归集与研究。

   二、 批斗（打人）。一个家被抄之后，且不管抄没抄到值钱之物、“反动”证据以及任何可疑的东西，距其主人挨批斗包括挨打的日子就不远了。“文革”之初，挨斗最多的一是当权派，二是教师（所谓“黑帮”），三是四类分子。我的一位小学教师嵇老师，出身不好，被斗被打次数很多，头脸总是被打得乌青。后来下放在客运段当守车车长，“文革”中后期令他返校继续教书，或许是当初被批斗触及皮肉与灵魂的印象太深，坚决不肯“归队”，上面停发工资，依然“不折不从”。抗命的结果是他赢了，终老在车长的岗位上。不知是否受他影响，我1970年代在铁路当工人，六七年之后，宜春车站子弟学校缺教师，南昌分局政治部一纸命令到车站，让我去学校教书，我也“不折不从”，一直拒看那张调令。直到接到1978级高考录取通知书，走人。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一教逾30载，那是人走形势，大局变了。当年我的父亲挨批斗，并无群众组织通知，只是当日有一纸勒令贴在场（厂）门口，自家派人去看。我十二三岁之时，就充当看“勒令”的耳报神角色。犹记得雪天阴冷，我在场门口逡巡，看到没有父亲挨斗的通知便兴高采烈，如有，便心事重重，回家路上步履滞重。每次批斗会无论批斗任何人，没有一次说被斗者老实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如林的臂膀与“不老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浪中结束，有时也难免拳脚交加。我父亲被逼无奈，曾向大人孩子表达一死的意愿，是母亲的呵斥与毅然上台陪斗，挽救了他赴死的决心，那一幕，令我耿耿难忘，此细节后来写入散文《父亲后来的日子》。

  三、 游街（示众）。如果说，“文革”之初的游街（示众）以当权派居多，后来就不拘一格了，举凡四类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出身不好的人，讲了“反动”言论或被怀疑写了“反动标语”的人，通奸者……都在游街（示众）之列。封建社会有带着枷锁或关在木笼子里游街（示众）的，方便路人扔石头或臭鸡蛋。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便是看到一位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站在左右的同胞，虽一样是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语）先生在天之灵要问的是，百年而后，国人的精神得到有效疗救了吗？游街（示众）较之抄家等，羞辱的色彩更浓，搞臭的成分更重，现如今影视发达、互联网普及，示众有了更宽泛的平台搭建。稍不留意，我们就发现，与过去习惯的神憎鬼厌的那一套互相勾兑，易；与人人向往的看似呼之欲出的现代文明彼此握手，难！

   四、出身论。可以说，上个世纪的偌许年，出身的魔咒是千万个家庭的梦魇，于“文革”十年为烈，遂有遇罗克惊天动地的《出身论》。遇罗克父母皆“右派”，他便烙上了“黑五类”的钤印，高三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三次高考均不被录取，24岁那年恰逢1966年，他有《出身论》发表，1968年被捕，1970年被枪决。我们在小地方，距离这种思想先驱很远，遭遇的出身窘迫却无远弗届。我的一位同学成绩全校拔尖，因为出身不好，竟至初中毕业不允许上高中（次年形势略有缓解，才允续读）。我父亲所在的铁路企业，当年陆续下放而来的“黑五类”，连简单家属住房也不敷分配，一律租住在附近农家。他们的孩子眼里流露的永远是卑怯，凡是当兵、招工等好事均与之绝缘。我的祖父1939年即病故，我的父亲17岁因家乡沦陷而外逃此后一直未归，我却还得随祖父填报地主出身。所幸我父亲是铁路职员，且是中共党员，我得以在十六七岁招工进了铁路——虽然是一名装卸工，也要讲出身！此后集体户口本上一直改不掉的地主出身，成了心头挥之难去之羞与痛。直到“文革”结束，从此一应表格，逐渐淡出了“家庭成分”一栏，心头重负，方始卸下。尤难忘记的是文革结束之后放映印度电影《流浪者》，这部电影讴歌坚贞不屈的爱情同时，批判了“血统论”——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的是这样一种哲学：“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此时距离“血统论”荼毒天下的“文革”划上句号不远，举国各地受“家庭出身”戕害多年的青年人在电影院，在异国他乡摄制的一部寻常电影中，找到了思想的共振频率，情绪的宣泄出口，用街谈巷议、热泪盈眶、一票难求当时的观影盛况，并未为过。

   五、株连。株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十分突出，代有承传。早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株连九族的血腥之案，史不绝书，就是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族”者，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居然长盛不衰，使得后代很多法律史学家为之困扰、难过与不解。“文革”的株连，主要体现在，亲属之中有所谓“关管杀”者、出身不好者，必定在“族”中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影响的远近深浅，需要社会学家写一本大书条分缕析才够出彩。我的大姐1968年高中毕业奔赴建设兵团，后来在单位找了一个对象，当我哥哥得知我们未来的姐夫有一个亲戚在台湾之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几乎到了姐弟反目的地步。我母亲的大弟弟亦即我的大舅舅1949年之前才20左右，被湖南汨罗老家的一个国军团长带去了台湾，我们姐弟五人将这一“重大隐情”牢牢藏匿，在填不完的表格的“海外关系”一栏中，是永远的空白——那是生活履历多有一段空白才多有一点安全的年月。不仅在台湾的大舅舅不填，连近在湖南汨罗的小舅舅也不填，但凡出身不好，权当没有这个亲戚最好，以免受累。

    六、关、管、杀。那时候填写履历表，有三栏最是醒目：一是家庭成分，二是海外关系，三是亲属中有无关管杀人员。关即关押、劳改；管即管制劳动；杀及判死。亲属或亲戚中，如果有这三类人员，避之唯恐不及。不然、招工、升学、调迁以及婚恋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根据“文革”时期颁布的《公安六条》，除了地富反坏右，“关管杀”子女也一律不允许参加“文革”，一旦发现，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候，“文革”头四五年，街镇上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批白纸黑字的布告挨个儿张贴，一贴就是一大排。凡有被枪毙的角色，布告当中就是一把触目惊心的大红叉，引起路人踮脚引颈观看。那时候被枪毙者的罪名以“现行反革命”居多，“反革命罪”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被取消。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罪名，也是在偌多布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罪名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是个筐，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往里装。1979年第5期《诗刊》刊出骆耕野的《不满》，既石破天惊又振聋发聩：……谁说不满就是异端/谁说不满就是背叛/是涌浪，怎能容忍山涧的狭窄/是雏鹰，岂肯安于卵壁的黑暗/不满：激扬着对海洋的神往哟/不满：苏生着对蓝天的渴念……哥伦布不满铅印的海图/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开普勒不满“日心说”才去发展真理/亚里斯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这样的诗歌从那个幽暗压抑的时空隧道磅礴而来，非亲历者，难以体会骤见阳光的喜极而泣。

  七、武斗。“文革”中的武斗，主要在1966年底到1967年，那时我年纪尚小，见识不多。武斗第一枪发声上海，迅速响遍全国，最厉害的有四川、广西等省。四川三线兵工厂多，不仅枪弹处处，装甲车与坦克也上街了。但见那时“兵团”林立，两派互相攻讦，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兵团”，也会为“誓死捍卫”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有三件事情因为目睹，可以一记，一是某日下午，小镇的某造反派组织手持梭镖大刀、小口径步枪，将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特快列车截停，押至后山采石场的专运线挨个搜检旅客；后传出有可疑旅客被带走，生死不详。二是某日武斗枪响，母亲催促我们卧在墙根，免得被流弹击中；果然“战事”结束之后，得知本单位张家儿子，在油菜地里奔跑被枪弹击中当场殒命。三是，我当年去萍乡铁路医院看脚伤，顺道去了市区街心的公园。那天下午，残阳晚照，一片冷清，但见公园里成片成片都是（武斗而死）红卫兵的坟冢。大约半年之后再去，坟冢已悉数铲平，荡然不存，一切无谓牺牲的青春，被新植的绿树抹得一干二净。当年听到令人血脉偾张的例子是，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用血肉之躯奋堵机枪眼，远近闻名，这显然是从上甘岭战士黄继光的英雄壮举中得到的启发。为“誓死捍卫”云云，五中红卫兵到底死了多少人？全国各地的武斗，红卫兵及其形形色色的派别组织一共死了多少人？没人统计，抑或，无法统计。

  八、自杀。在百度中检索“文革中的自杀”，会跳出一个长长的页面，长长的名单，但主要是名人：教授、作家、科学家等学者及学术权威。名人影响大，后人给予的凭吊、叹惋与同情更多。其实，“文革”自杀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以我所在的赣西一个四等小站彬江为例，当时只有十几名员工，便有三人死于自杀：一跳河、一投井、一上吊。赵先生是车站货运员，他的死给我印象最深，因为他家与我母亲家是湖南汨罗老乡，平时走动较多。小站货运员赵先生的自杀，现在看来理由很是不充分，记忆中，“文革”才刚开始不久，平时放电影的俱乐部成为批斗主战场还不多久，赵先生出身不错，却有一个历史污点——国民党员，按当时批斗对象，属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类，俱乐部开始有了批斗会，还没有轮到他呢，他就被那个阵仗吓得跳了袁河！我们后来跑去河边看，他跳河之前抽了不少烟，草滩上散落一地烟头，可见跳河之前内心颇为挣扎。他的遗体打捞上来，搁置在车站屋檐下，覆上棺盖的时刻，孤儿寡母哭天抢地扑上去，令人动容。死者已矣，难的是生者。赵家有四女一男，皆小，赵母是家属工，平时端赖赵先生一个人的工薪维持生计。如今顶梁柱没了，家中生活捉襟见肘，赵母所幸会踩缝纫机，左邻右舍地接些衣料做裁缝。但见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黑黢黢的屋中，一天到晚，踏机声不曾稍懈。经此打击，一个家从此了无生气，唯一的儿子后来也因犯事入狱，几年后出来，自是没有正式工作。“文革”中被处决的人多，还是自杀的人多？学界看法不一。对这一类数字，历史最是暧昧不明。

  九、莫须有。“文革”绵延十年，罪名甚多，有好事者巨细无遗地予以罗列，至少几十种。然一言以蔽之：莫须有。这才会有“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主政中组部期间，推到如山的冤案，上至国家主席，下达贩夫走卒，几乎一风吹。这一方面，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记载详实，令人不忍多看。记得曾见一份法制报刊报道：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领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足见其思想反动，从而被处以管制劳动三年。我在宜春火车站经历的两个例子，亦可佐证，那个时代定人以罪，随便得如同儿戏。大约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有一个运动，叫“一学三批五大讲”，这种数字填空游戏，因为时代久远已经不复记忆，具体内容则是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凡是所谓自我教育运动，在基层都不易搞起。很快的，南昌铁路分局派下工作组，组织调查发动，这样车站就不能不重视。某次车站干部会议，我担任秘书记录。与会人员不多，除了分局工作组一二成员，站长、总支书记，另有装卸、货运、客运与运转四个车间的主任出席。会上提交了车站两个员工的材料，一个是扳道工X，他在车站对面的煤炭装卸场附近有一处平房，大约三四间。据调查有一部分X拿出来常年租赁，租赁对象是一拨短途贩卖者，贩卖甘蔗等农副产品。那时候，租赁房屋构成投机倒把，这个材料经七八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定X为坏分子，帽子掌握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上，此其一；调离扳道工岗职，派去看守道口——这就是道口工低于扳道工的意思了，此其二；如果说前两点对子女众多、家境维艰的X还没有构成太大打击的话，第三点就比较要紧了：罚没所有租赁所得，考虑到X一时交不出来，计月扣除。我当时“以工代干”，在总务室帮助老王头造工资表，每月发工资，X都要在我俩面前诉苦，原本才四五十元钱一个月，七扣八扣，所剩无几，一大家人顿时陷入愁苦。以后很长时间，但凡取工资，我眼前都会浮现X那张苦皱如杉树皮的脸。另一个受到处理的是货运员Z，他的老婆常年在老家上海，Z只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夫妻分居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一年只有十来天鹊桥相会，尽管有悖人伦，却契合革命伦理。Z没有把持得住，某日给另外一个分居的女职工写了一封求爱信。这名女职工的丈夫因为是四类分子，在两站之遥的铁路采石场劳动改造；她与Z同住一个筒子楼，隔里隔壁，朝夕相见，旷夫如Z不免产生单相思。求爱信写在一张练习本撕下的页面上，毫无花前月下的甜言，相反因赤裸裸而显得粗俗，譬如开篇就是这样的句子：“久忆隔墙黑牡丹，近日更加挂心怀”。女职工不假犹豫地上交了Z的挑逗信，单位随即存入Z的档案，恰遇“一学三批五大讲”，该信呈“堂”证供。讨论Z的处理，不像X的问题那么干脆利落，有人建议判处徒刑，又为该判多少年争执。最后还是工作组“掌握政策”，或许认为写了一封求爱信获刑稍嫌太过，遂定性与X一样：坏分子。这两个人的罪名及处罚，应是随着“文革”的很快结束得到了解脱，人命危浅，人格卑微，人性混沌的图式，却由之可见一斑。

   以上算是亲历过，在在都是底层、小民与直观的印象，发乎为文，未必就比没有亲历过的人书写得更好，毕竟小说是一种虚构为主的文体。况且，较之我认识的一些智慧长者以及阅读过的一些厚重纪实，我等“文革”发动之时，只能算红小兵的经历，殊难望其项背。饶是如此，依然对那一场贯穿我儿时至青春期的运动耿耿难忘，并期冀有更多的过来人，加入虚构与非虚构的“回忆性书写”。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二十多年前说的一句话，亦令我不能忘怀：这样的大事，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不知道要生产出多少文学巨著与电影大片来深刻演绎！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说实在，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导致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一些过来人心存过滤性怀旧，我都能理解。但要无端地美化它，或者抽绎出一二细节来，以证其或必要合理，或庄严肃穆，或“就是好，就是好”，不仅与我的感受不吻——相信与大多数过来人的感受亦不合，还与“文革”过后国家痛定思痛的相关历史决议相悖。

   生活因了酸甜苦辣，更显丰富；相较于生活，文学无疑更自由、洒脱、跌宕、审美。为让学生辈不仅仅迷恋“小时代”，亦对师长辈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与评说，特将我的学生80后的赖佛花发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殿为后记。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