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的時候適逢1989年。學校守着天津最寬的南京路，五月尾六月初的時候外面天天有人遊行。我們坐在教室里心裡直痒痒。我個子高，脖子長，又坐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趁老師不注意的時候就向外面看幾眼。當時真的羨慕那些大學生和老教授們，大熱天的也不用在屋子裡學習，上課時間滿大街溜達。估計當時同窗的狐朋狗友們十個有八個暗地裡盼着高考能就此泡了湯，可是表面上還都拉着刻苦學習的架勢。

老師們的態度各不相同，上課時間基本上就是和外面遊行的人比看誰嗓門大。歷史老師可能是歷史書看多了，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對學生的提問基本不予理睬；語文老師出身書香名門，人家爸爸讓她管大作家曹禺叫叔叔，父輩是經歷過學生運動的人，這個時候就把所有魯迅的課文都翻出來串講；數學老師平時就是一頭霧水的樣子，加上又是我們的班主任，只負責宣布課間不許出校園；體育老師就領着我們隔了校門，遠遠地看外面人怎麼走隊。

家裡的空氣也大不一樣了。老爸是學校老師，命令我放學必須按時回家。老媽最害怕文革的經歷重新上演，外面鬧得越歡，她就越擔心。老爸說老媽撒囈掙，老媽說老爸死魚木疙瘩。

我這段時間破例，天天下了課可以跟老爸和老媽一塊兒看電視。這在以前小學考中學和初中考高中的時候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高考前夕，我反而天天看電視。每天早晨到了學校，和周圍的朋友們交換頭天晚上看電視的心得。看到所有的同學，無論學習成績好壞，晚上回家都看電視，都不複習功課，大家都覺得心裡輕鬆很多，也都更加希望高考能泡湯。

六月五號這一天，我早晨騎車上學。覺得氣氛和平常不一樣。南京路立交橋下面前些天寫滿了的大黑字都給塗得乾乾淨淨。只有一行特別醒目的大紅字，好像是早晨剛剛寫上去的，說北京死了多少多少人。我當時的第一想法是，這肯定是瞎說。昨天晚上電視裡明明說北京鬧事的人都嚇跑了，跟本沒有死人。加上這些天的謠言傳得邪，弄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北京打了噴嚏，天津就要感冒。這不，天津好像一夜間就換了天，大街上空空蕩蕩。

早自習的時間就是大家核對看電視的結果的時間。同學們的證詞說明我沒有漏掉電視上的任何細節。

上午第二節課是語文課。語文老師穿了一身的黑衣服，不知怎麼臉比衣服還黑。她手裡什麼也沒拿，讓我們打開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開始念課文。沒等我們念幾句，她就開始大聲背誦，我們都嚇傻了，不約而同靜下來聽她的。她一邊背着，一邊開始流眼淚，竟然全文一字不差地背完了，然後跟我們說：“下課”，便揚長而去。好一陣子，同學們默默無語，面面相覷。忽然，有人把什麼東西掉在地上，跟着一兩聲竊笑，接着有人開始小聲說話，然後有人回答，那交談的聲音漸漸放鬆了，其他的人也加入進來，教室里又熱鬧起來了。一直到下課鈴聲響起，這節課算結束了。

六月五號以後形勢大變，不考試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我們斷了不考的念頭，必須收了心，開始做最後的衝刺。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很累的一個月，沒有沒有遊行、沒有電視、沒有淚水，只有汗水的一個月。七月六、七、八號是高考的時間。

七月五號晚上，老媽帶我去天津的起士林吃西餐。這是一家很老的餐廳，是德國人當年在德法租界邊上蓋的。這麼多年都保留下來了。八十年代恐怕是天津唯一一家全名不叫“西餐廳”的西餐廳。這家餐館很貴，工薪階層輕易不敢問津。老媽望女成鳳，一到大考時間就帶我來犒勞。我最喜歡的是起士林的"冰汽"，大概是蘇打水裡面加了一個冰淇淋球。吃完了總要打幾個冰涼的嗝兒。

吃飽喝足回到家，躺在床上烙餅，就是睡不着。到11點多，害怕耽誤第二天的考試，求助於老爸。老爸以前當過赤腳醫生，別的不信他，醫藥方面還是家裡的大拿。他給了我兩片安眠藥，讓我吃了好好睡。可是不知怎麼會那麼興奮，估麼着到了半夜快三點才迷糊着了。

七月六號早晨起了個大早。腦袋暈暈乎乎的。第一場考數學，基本發揮失常。中午回家睡好了，下午的考試也正常了。

等到晚上再找老爸要安眠藥，老爸得意地說，怎麼樣，昨天睡得不錯吧。我就知道你是心病，根本不用吃安眠藥。昨天我給你的是維生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