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人　街　上　一　支　歌

·刘荒田·

　　午前，走在旧金山的中国城里。丛林般的汉字招牌，五光十色的华夏方言，不期而遇的乡中故旧。

　　唐人街，“新乡里”一到就连说眼熟；“老金山”却愈益感到陌生。这种尴尬，颇类于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既非异乡，又非故土”。我虽然住在六七英里外的海滨，但常到这里来，为的会朋友，逛书店，采购日常食品。在市德顿街，如果谁见到一位一点不挺拔、不潇洒、不豪迈的半老头，义无反顾地往下城方向走去，那说不定就是区区。步履总是匆忙的，并非赶回家去拆阅白宫传来的特急密件，母国也没有谁委我以拯救社稷的大任，而是沉重的购物袋吊在十根手指上，相当地疼，相当地不耐烦，恨不得马上卸下，好颐养天年去。

　　今天，我姿态如前，手挽众多的购物袋，恰似在身体两旁挂满彩色大气球。这时光，最富于诱惑力的，不是家里客厅那张可调整角度的单人沙发，而是１０来个街区以外的地下电车站。凉而静的月台，红砖地板，奶白色磁砖铺的墙壁，空调设备所提供的摄氏１２度的恒温。一旦我气喘吁吁地抵达，便靠墙坐地，抹抹额头的油汗，从容翻开刚买来的中文日报，轻松自不待言。更美妙的，是电车一定会开来，顶多误误无伤大雅的点。然后，顺顺当当地回到家。

　　我正朝美妙的目标奔走着，忽然，背后响起极为熟悉的音乐——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只要年纪４０以上，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大概没有人不晓得这首歌。文革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放牛娃、牛棚和劳改场的牛鬼蛇神，乃至被拉到刑场枪毙而忠心不改的枉死者，没有谁不会唱，也没有谁斗胆不唱。也许只有一个“公众人物”，压根儿不必唱，却不会惹上任何祸患，那就是“舵手”和“红太阳”自己。巧不巧，那个年代，所有大会都有固定程序：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因此，文革中，对立的两派在文斗上较量，有谁企图腰斩大会，只要带头高唱此曲，众人便自动作鸟兽散。所以这会儿听到它，潜意识中冒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

　　什么“完了”？说小处，是某个大会“完了”；说大处，是一个时代“完了 ”。对流徙海外的人来说，在国内时穷、苦、贱也罢，富、乐、阔也罢；耿介也罢，贪墨也罢，统统“完了”，和它联系的，仅仅是形而上的乡愁，或叫“根” 。再上一个层次，“完了”本身，因了这一首歌，被无数次地操练；而它，并不意味着娱乐，不是自家情绪的抒发，而是残暴的行政力量之化身，以音符构筑的梦魇，沦肌浃髓的大恐惧，带着诸多屈辱和血腥的暗示。“完了”，一如鲁迅当年所称的“来了”：什么来了都不可怕，就“来了”来了可怕。这是不须附加任何具体内容便直达心底的镇慑。

　　好在，“完了”是终结，比起大祸才开头的“来了”，让人放心多了。如今，看我自家，青春早已“完了”，中年近于“完了”，别的，志业、豪气、寄兴，都差不多“完了”，还好从中国城通往地下电车站的这段路没走完，养家活口的责任没担完，如果沿途没有夺命的车祸，致命的抢劫的话。

　　我仿佛被歌声施了定身法，呆呆地站着。人行道本来就窄，还让见缝插针的杂货店，用蔬菜、冰冻鲫鱼、金山甜橙割据三分之一，我成了人流中的礁石，于是乎不断遭到推挤和碰撞。异胞擦身而过，背囊擦过我的臂膀，还客气地说声“ 对不起”；年少气盛的同胞的尊脚踩下我的鞋后跟，却不满地瞪我一眼。

　　我只好在摊挡之间的空隙，把购物袋放在水泥地面上，让手指休养生息，更为了听歌。这时光，雾气终于散尽，市声喧嚣起来。在积臣街和市德顿街的交接十字路口，无牌摊挡的小贩，竞相吆喝：“新鲜鱼蛋，煲汤最好！”“越南裹蒸粽来喂！”“富贵竹，一元五！”中土各路乡音中，竟夹杂带美式英语腔调、一点也不地道的广东话：“电子表，十蚊（元）三只！”——倒卖假货的洋人，在现买现卖刚刚恶补的外国语。在这没有节拍、不成旋律的异乡“市调”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游走其间，听来并不唐突，旧金山以“文化多元”著称，不排斥革命高调。１９年前，我刚到这里，还在唐人街的“革命书店”，看到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毛著选读甲乙种本，和文革红人“梁效”的大批判檄文合订本呢！

　　“鱼儿离不开水哟，瓜儿离不开秧……”歌在响着。谁吃饱了撑着，怀旧怀到文革上头啦？我循着它前行，原来，出自一家开张不久的海味店。

　　这店，装璜富有香港气派，门面堂皇，码货整齐，看得出经营者是行家。不过，一位朋友早告诉我，这家和同一街道上的另一家，也卖高档海味干货的，老板是他在香港上中学时的同窗，原先在一家华资银行当执行董事，两年前忽然离开金融界，自己打天下去，一下子开了三家海味店——这里两家，加上在山景城的一家，来势之汹，教行内人士侧目。我平时路过，这店的生意不见得红火，比起同在市德顿街，以“便宜”为招徕、货品包罗万象的大型杂货商场来，尤其冷清。谁在放这既不合时宜又不合地宜的老歌呢？如果是老板，算得标奇立异，着眼还在生意，一如当年林彪带头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了赚取政治上的利益。如果是店员，我敢断定，是大陆移民，要不，才不听嚣张有余而抒情性不足的过时“革命歌曲”，要听就听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王菲、张惠妹……

　　我张开十只手指，把放在地上的诸多购物袋一一勾起来，然后，踅进海味店。这店子前年开张以来，我只进过一次，觉得它奢华则奢华矣，于我等升斗小民的家常便饭，却没多少实惠。鱼翅、鲍鱼、海参，一般是做大酒席用的，一般人不是吃不起，而是没那闲功夫去泡制。收银机后面的录音机还在唱。柜台后的女店员，衣着鲜亮，容貌韶秀。店里只我一个客人，她背倚货架，无所事事。录音带该是她放的吧？她正轻轻地跟着哼。看模样不到３０，文革后才出生的一代，对彼时《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赫赫声威，以及音符所携带的庞大无匹的灾难，不可能有切肤之痛。这歌于她，一如别的歌，曲式和情调虽然千差万别，也就是“ 老歌”罢了。一遍放完，她按一下回带键，放第二遍：“鱼儿离不开水哟，瓜儿离不开秧……”

　　我的眼前，仿佛是“批判头号走资派”的大会场。如林的手臂齐刷刷地举起，一连串“彻底揭露”、“批倒批臭”、“砸烂狗头”的口号呼过，“中国赫鲁晓夫在我县的代理人”挨过“喷气式”，成千上万与会者，屁股坐疼了，坐麻了，终于，讲台上一要人领头，大家拍着手掌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终于熬到“完了”的时候，红旗又腊腊起来，人们又活过来。大家随着大功率扩音器，少气没力地帮腔，步伐不再整齐，但和歌曲的节奏还合拍。

　　“先生，能帮您的忙吗？”女店员礼貌地问。我蓦地被惊醒，不好意思地笑笑，摆摆手，说：“先看看。”

　　我不由自主地随歌曲轻唱，烂熟的歌词，在心中；陌生的场景，在眼前。“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啊！海味店的一切，不都在海洋中生活过，航行过吗？货架正中，一溜横排着鲨鱼的背鳍，也就是广式烹饪中最叫座的鱼翅，它们是作为样品，作为招牌陈列的。店的档次由它来标示，一如港人以“天天鱼翅拌饭”作为富足的象征。鲨鱼们航行过蔚蓝的大海以后，其他部份，从咬得断人类四肢的利齿到庞大的身体，都化为乌有；三角形的背鳍幸存，继续航行千里万里，在货架上泊下，姿势还在——它们不正象张张鼓风而行的帆么？航行的终点，并不是这里，而是大酒楼的婚宴寿筵和同乡会春宴的餐桌——上过大冷盘、“三热荤” ，便轮到“压轴”的翅汤。众侍应生从厨房鱼贯而出，各各用两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带耳的大汤盅，一如红卫兵捧着表忠心的“宣誓书”。

　　当然，翅汤有真假之分，优劣之分，货架上的“帆”，可是翅的上品，叫“ 大群翅”，地位虽在“天九翅”之下，但也得在豪华大餐上，诸如号称“百仙过海闹罗汉”的“一品锅”，以及“红烧群翅”、“彩球鱼翅”之类才派用场。在大海航行，捕捉鲨鱼的船，当然有舵手；横行的鲨鱼，给自己导航的该就是变为 “群翅”、“勾翅”、“排翅”之前的鳍。文革的舵手，把中华民族的艟艨巨舰引进几近灭顶的境地，这和鳍把自己引航到海味店、再到大酒楼的汤盅，不无近似之处。

　　“鱼儿离不开水哟”——录音带在激情满满地唱，这当然是真理，店里盛在塑料袋里的各式咸鱼：“梅香马友”、“插盐特大吕宋或”、“生晒实肉三牙” ，离开水以后，被大量的盐腌过，在门口一根涂上白油漆的木杆上，干巴巴地吊着，在风里晃着。曾经和水须臾不离的一切：蚝豉、虾米、干贝、紫菜、鱿鱼、章鱼、墨鱼、沙爆鱼肚……被安顿在格子里，何其乐天知命。在豪华酒楼的菜单上，身份与鱼翅相近的鲍鱼：吉昌鲍、禾麻鲍、五岛鲍、糖心鲍，如今在玻璃罐里待价而沽。

　　那么我们呢？“出洋”、“放洋”、“留洋”、“流洋”，横跨太平洋的迢迢航程，谁是舵手？民主自由乎？自我实现乎？发家宏图乎？绿卡乎？在唐人街这“中国以外的中国”，在飘泊的年代，一边用手指勾着沉重的生活，一边聆听着非同凡响的老歌，它，依旧是肩挎“宝书袋”的红卫兵，以绝对的忠诚唱出的 “时代最强音”吗？否，无非以黑色幽默重新诠释的过时符号罢了。它播放一次，就被历史残酷地嘲弄一次。放到眼前说，新移民这些离开了故乡水的“鱼儿” ，移栽到新大陆的“瓜儿”，苦辣酸甜，岂能言说，又何必言说？

　　热情的女店员走到柜台外，向我推荐“即食散翅”：“看，都加工好了，放进鸡汤里一煮，就是大酒楼的大菜，试销期间，便宜的很。”她指指价目牌。我摇摇头，说：“如今的鱼翅，信不过，弄不好，又买上日本来的粉丝。”但是，为了对得起她播送的歌，买了一盒鲍鱼干，１６元。

　　然后，我提起购物袋，向下城方向走去。最教我惊讶的是，虽然手指头疼痛如昔，可是，脚步有点怪，那是久违的“进行速度”，啊，还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拍子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