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1965年文革开始之前，我们随其它芷江师范老师们一起搬到了芷江机场东边的木油坡。很快文革开始了，不少老师被红卫兵揪出来，挂牌子游街。其中就有尹世积老师 - 大概六十岁，精瘦矮小，有点驼背，总带一副眼镜，穿得皱皱巴巴的灰衣服，很像电影里地主家的帐房先生。挂着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字与其它一些老师在学院游街。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批斗以后，学校瘫痪，红卫兵也离开了，大多数被批斗的老师都回到芷江城里的家去了，尹老师也离开了。

三年后，我们也搬回芷江城，爸爸奉命组建芷江中学。尹老师被招回来主持芷江中学图书室整理工作。芷江中学校址在原芷江师范和芷江一中，两校本来就只有一墙之隔，把墙推倒，变成了一个学校。师资则是招回原芷江师范，芷江一中，芷江二中的老师组成。听起来应该很多人，但文革一搞，一些老师因为批斗自杀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年龄大了，退休了不干了。加上大学关门了，没有毕业生补充。即使召回的老师，大多不是戴着历史反革命，就是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能不能用？上面没有说。所以师资奇缺。

爸爸很尊重知识分子，胆子也比较大，因为他无所谓，你让我干，我就得用人，不让用，那就找别人干好了。所以他用了很多戴着帽子的老师，包括“反动学术权威”尹世积老师。既然是学术权威，就让他整理书籍资料。文革初期，烧了很多书籍和杂志。图书室的书籍杂志是原芷江师范，芷江一中，芷江二中历尽艰劫难后存下来的一些书籍。书籍来自不同学校，又多次搬迁，非常杂乱。所以需要整理，重新编目。尹老先生被委以重任来做这项工作。

尹老师祖籍湖南洞口，学历多高，怎么来芷江的，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文革前就是芷江师范的老师，教什么我不知道。当时听说他出过一本书，还得了不少稿费。我最近查了一下，他出的书叫《禹贡集解》，是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1957年还印了第二版。他的书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出的，而共产党时期又再版了。说明是很不错的学术书籍。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有说是西周时期写的，有说是战国时代写的。写的内容是大禹治水时的风土人情。很古老的书，能看懂的人不多。出版社请尹老师写书出版，而且还再版了，说明尹老师是这方面的权威，学问非常好。学问一大，红卫兵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尹老师一副老夫子样子，总是穿一件旧的灰衣服，走路低头走边上，很少与人打招呼。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东紫巷的一个院子里，有一间老宅子，门口记得有石狮子，厚重的大门，一看就知道原主人应该是一个有钱人。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老房子，还是别人的房子。我经常路过他家，认识他的夫人，还认识他最小的女儿尹元桂。元桂大我三四岁，活波好动，爱笑健谈，后来还参加过校篮球队。与她爸爸完全是不同的人，很难想象那样的老夫子爸爸能有这么一个开朗大方的女儿。

图书室位于芷江中学学校中心的一群老式木屋的西侧一栋两层楼的老式木屋的楼下一层，大概有100多平方米。里面放满的书架，书架上有各种书籍，和文革前的各种杂志。

学校还在组建期间，还没有开学。图书室也不对外开放，即使教师也没有借书证。除非很必要，经领导同意，才有可能去图书室查找资料。图书室每天都是大门紧闭，只有尹老师一个人在里面忙。

文革期间新华书店只有《毛泽东选集》卖，学校也只学毛主席语录，所以任何书籍对我们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们常常在图书室边上的窗户踮脚往里张望，看见一排排书架上都是书，真想进去看。

我们也麻着胆子几次去敲图书室的门，尹老师本来对小孩就不拘言笑，很严肃。一开门，见一大群小孩，就说“对小孩不开放”！，然后砰地把门关上。我们很失望，但有无可奈何。

虽然进不去，我仍然还是很向往。有一次，我鼓起勇气独自敲门，尹老师一看我，稍微犹豫后让我进去了。我感到很意外，进门以后。尹老师说“你自己看，别出声”。我说“好的”。他便自己坐到桌前忙自己的去了，我则小心翼翼地在图书室书架中浏览。

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我提心吊胆，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深深地吸着书香气，贪婪地东张西望，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看一遍。图书馆大概相当于两间教室大，外面因为没有学生上课，里面也没有人，所以非常安静。四周都是书，我从来没有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觉得心境非常平和，恬静。

因为是第一次，我有点怕影响尹老师，没有呆多久就出来了。我不知道尹老师当时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让我进去。以后是不是还让我进不知道。

不久我又一次一个人敲门，尹老师又一次让我进去了。这次我就呆了一个多小时，看了一些杂志。比如《小朋友》，《故事会》，文革前妈妈给我订阅过，我很喜欢。可惜文革开始后都烧毁了。久别重逢，分外亲切。

如果我一个人，尹老师是让我进的。于是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去图书室，每次尹老师都让我进。而我进去以后，也从不说话，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图书室里鸦雀无声，一老一小，一个在桌前忙着编目，一个在书架之间浏览。

这事我也不和任何小伙伴说过，怕他们要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每隔几天就去图书馆看杂志。看得最多的是《新体育》。因为小时候身体很弱，被大人称为“纸老虎”，很想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新体育》上面的运动员的健美的身材很吸引我。图书馆收集的《新体育》我基本从创刊号到文革前最后一期都流览过。后来我通过体育锻炼把身体练好了，后来在大学田径队，和单位的篮球队，我把当年学到的体育知识运用到训练中去，提高成绩很快，成为队里的骨干。

尹老师沉默寡言，我去图书室除了开门是打个招呼，基本上没有谈过话。当然他当时是老头，我是小孩，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只是让我进门，应该是不讨厌我。

过了几年，听说尹老师曾经被问到为什么让我进图书室时说：乐维很安静，从不影响我。

后来开学了，图书馆对老师开放，但对学生仍然不开放。我因为学习忙，也没有再光顾图书馆。再后来就下农村，连见尹老师的机会都很少。

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那年是春季入学，我们2月底入学。大概是3月底，一天突然有人告诉我，你家乡一个老师来看你，在宿舍楼那里等你呢。我赶紧跑回我们住的28楼，只见尹老师站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转角处往外望。我又惊又喜，赶紧跑进楼喊他。我问他怎么来了？他说，来北京看朋友，顺便来看看我。70多岁的老人，竟然惦记我，还专门来看我，让我很感动。我想请他到宿舍坐坐，他不干，说朋友在等着他，因为他一个老人，对北京不熟，只能请朋友陪他来。我想宿舍人多地方小，不是一个会客的好地方。正在犹豫中，他拿出20元钱要给我。我大吃一惊，不接他的钱。当年20元相对于一个月的全额奖学金，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要16，17元。他执意要给我，说是支持我上学。楼道人来人往，老这样推来推去也不好，我只好接了他的钱。我想陪他在校园里走走，他也不干，说不能让朋友老等。我见他朋友冒着寒风站在楼前不远的地方，只好让他走了。

尹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除了当年他允许我进图书室与他多次同处一室以外，我们连话都没有说过几句。他亲自来看我，还给我钱，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他是我大学四年唯一一位到校园来看过我的芷江老师，一位想像不到会来看我的老先生。

1982年，小弟四毛（乐清）考上了湘潭大学。回来告诉我，湘潭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尹世杰教授，是经济学界全国知名教授，他是尹老师的弟弟。尹教授是中国消费经济学的创始人，总是西装革履，很健谈，与哥哥尹老师完全不同。看来他们尹家是书香门第，出大知识分子。

后来尹老师退休了。听爸爸说，他专门找到当时在教育局做局长的爸爸要求：希望他死了以后能按照当地风俗做道场，就是请人来吹吹打打。这在当年是属于四旧而不被允许，但历来敢于担当的爸爸答应他，说请放心，我会让你家属做道场。

尹老师是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风俗很了解，也很信奉，所以想自己死后也按照风俗来做。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他去世了。家里果然按照他的遗愿请了道场，丧事办的很热闹。爸爸也去做了悼词，了却了他的心愿。

尹老师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