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鄙视刘晓波？（更新）

西人云，要灭亡一个民族先灭亡它的文化，要灭亡它的文化先灭亡它的历史。刘晓波所谓的＂三百年殖民地＂，其隐含的逻辑前提首先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由历史虚无主义，必然推出文化虚无主义，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灭亡一个民族的逻辑是完全吻合的。

由是观之，刘晓波从一个学者，堕落成了一个低级的政治动物，这与学者的政治立场和参政无关。刘晓波是汉奸，这应该是海内外华人学者、知识分子的共识和标准答案。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的危害，影响到低端右派反中国、反华夏、反炎黄子孙的立场，比如老皮、暗灯之流的大老粗，就用支那人辱华，用龙是畜生来辱骂所有海内外华人和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万维右派津津乐道刘的＂我没有敌人＂，其实刘的这种论调既愚蠢又虚伪。一个以殖民化中国为己任的人，是不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呢？退一万步来讲，刘也许没有属于他个人的小敌人，但却有华夏文明这个大敌人。

刘晓波写过一篇《孔子与娼优》，单从标题看，很有鲁迅反传统的脾气。但鲁迅率真，直道而行，至死都说＂一个也不放过。＂而鲁迅只住过租界，刘晓波却发毒誓要殖民化整个中国，按理说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刘却说＂我没有敌人＂，其为人处世之虚伪滑头，昭然若揭。

刘这个人没什么思想深度，我对他知之甚少亦无兴趣，不过刘的最后一些年，思想从激进趋向相对平和，这本来是一个自我修正、自我纠偏的机会，但由于传统毁坏的历史原因，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缺失古代儒者的君子人格，所谓智、仁、勇三达德 一一一 好学、力行、知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智慧不足，知耻改过正是一种补救之道。但如前所述，刘晓波缺乏知耻近勇的道德情操，失去了自我纠正的机会，由于他的三百年殖民地标志性言论，他将被永远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

刘晓波在思维逻辑上是一个弱智者，而弱智几乎是所有右派的群候症。比如刘在为自己哗众取宠的＂三百年殖民地＂辩护时，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工人阶级无祖国＂这句话，可是刘恰恰忘记了老共正是靠马列主义起家的，《共产党宣言》还包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可能允许＂三百年殖民地＂？

刘坚持＂全盘西化＂，这在逻辑上也势必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包括共党对他本人的专政，我不是很确定刘对此是否也饮之如甘露？另外＂工人阶级无祖国＂，不等于农民阶级无祖国，更不等于一个民族无祖国，以及所有一切西方人也都无祖国，恰恰相反，每一个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所指称的法国、英国、德国等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子孙，都有自己的祖国。

刘晓波的思维混乱之所以是一种右派的群候症，根本原因在于右派思维对真理的选择性偏见，以及论证推理的选择性实事求是，比如三百年来西方国家血腥暴力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刘就选择性地失忆，更不要说几乎灭亡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就连刘晓波自己都承认 一一一 ＂惊觉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肤浅”，“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向西方文化文明“献媚””，批评多数西方人“仍对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认为“在未来，西方文明无法拯救人类。”

谁是他的老师？最好自裁以谢天下，至少应该写一篇罪己书。刘的所在院校单位，应该挖去一段墙角，永志其耻。

以下摘自维基条目 － 刘晓波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刘晓波

《解放月报》采访中“三百年殖民地”言论

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166]）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金钟指出其“十足的‘卖国主义’”时，刘晓波回应：“我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尔后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言论被中国官方通讯社用来批判他的“卖国主义”，民间亦对此有所批评。 ^[167][168]

在刘晓波后来的写作中，也有怀疑西方文化的内容。例如，1989年3月，刘晓波在《〈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后记》一文中提到他造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惊觉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肤浅”，“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向西方文化文明“献媚””，批评多数西方人“仍对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认为“在未来，西方文明无法拯救人类。”^{[169][170][171]}

刘晓波在2006年表示，“三百年殖民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我至今无法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并表示“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占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172]

狱中文章“我没有敌人”言论

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狱中发表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称其“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感受到检察官、监狱管教的尊重，称赞所在监狱的环境与管理，应“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并认为中共“和谐社会”理念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