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社位于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1914年在祠堂创办船山学社，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的思想。根据胡适的回忆，毛泽东依据了他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并来他家要他审定。所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称是由胡适造的。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9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兴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11月，李达受邀担任校长，李维汉、夏明翰等人在此学习和教书。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湖南省长赵恒惕以“学说不正”为由查封。1938年建筑毁于文夕大火，1954年在原址复建，复原陈设了毛泽东、何叔衡的卧室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办公室、自修大学图书馆，介绍毛泽东在自修大学的情况；以及在自修大学学习过的部分人员的照片及生平事迹等。1964年对外开放。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船山，即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王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著作编入《清代船山全书》。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著作总集。王夫之一生著述近100种、400余卷。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重新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为搜集最全之印本。1982年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重新精校编印《船山全书》。 民国初年，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浏阳入，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词、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耀，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
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
孔子学说，是中国数千年道德精神的主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代倡言对它“温故而知新”，实质是回归到1日传统中去。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尊孔复古的逆流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碟血长江，末六旬而逮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显然是一种误解。
应该指出，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叶德辉等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但船山学社与女船山学报》宣传尊孔，主张借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的主张，却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及湖南的展开。而这股思潮之所以会在民国初年的湖南长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个方面的原因：
1.湘军的传统影响。以卫道为旗帜的湘军集团兴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强化了传统的保守意识。维新、革命的冲击，新教育、新报刊的发展，都未动摇它的根基。卫道观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1915年，《船山学报》第2期刊登过一篇题为《论卫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极力赞扬“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方物，峻极于天”；次攻击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异端纷起”；再宣扬护卫“圣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语调笔法，都与湘军的《讨粤匪檄》如出一辙。
2.虽然辛亥时期湖南志士是极为活跃，人数又十分可观的一个群体，但只要细加剖析，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相当部分人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种族意识。当他们在以“排满”相号召时，还深切地追忆自己汉族祖先的辉煌业绩。然而，就在这回顾以前历史，挖掘其中值得夸耀的东西时，保护国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于是，一些原先很激进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变成了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和新文化的反对者。
3.由于长沙地处南北要道，在民初的军阀混战中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战灾频繁，兵匪共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局的动荡更超过其他地区。从1911年11月响应武昌起义到1919年的8年中，仅都督就易位9次，这使原来对共和制度充满希望的人们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他们痛切陈言，“自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理想中庄严准琛之中国，亦仅成梦幻耳”。自击以来，中国人似乎就受一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一旦现实使人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寻尧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梦，企图从传统中觅药方，以复古求出路。民国初年的长沙及湖南士人也没有越出这个规范，从而为国粹意识的泛滥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2 网易网 http://travel.163.com/sites/china/hunan/010923/010923_12509.html
3 航旅网 http://spot.cnair.com/jiangxi/nanchang/list_cuansa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