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认识阿丰的时候他刚刚进入课题。这所私立学校不大，我来读本科时大部分研究生都是韩国和台湾来的，没有导师前都是自费。后来中国大陆学生慢慢多了，但是基本上边打工边读书，要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有导师以后才能拿到全奖。很多人忙着打工交学费就已经劳苦不堪了，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够熬到博士资格考试不累垮下去的。大家都盯着每年仅有的几个奖学金名额竞争，特别是对于不多几个从国内来时就有全奖的，巴不得他们期末被系里炒掉；一旦有个别留学生偶尔得到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机会也总会在大陆人圈子中引起轰动。阿丰系里的王为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就隔三两天在中国人堆里暴一次新闻，什么他导师又派他出去开会了，又发表论文了，又给他加奖学金了等等，每次都要一定搞到让大家惊羡不已才罢手，同时也总传出他们实验室里的台湾学生韩国学生如何挨导师骂。由于他是组里唯一大陆人，平时听不到他说哪个中国学生不好，时间久了大家再听到他的频频消息也没有反感，有人觉得不习惯摇摇头就过去了。不知何时人们开始私下叫他“最新指示”，当然是指他有好消息的频率好像文革时每天早晚总要广播的最新指示。大家这样叫他也没有恶意，倒觉得他替中国学生争了口气。阿丰属于廖廖几个从国内拿到全奖来的，就在那时通过博士考试后进了那位诺尔曼教授的课题组。
　　
　　我到家时诺尔曼已经带着“最新指示”和另一个中国学生陈津等在门口了。诺尔曼六十刚过的样子，头发已经全白了，个子不高说话平平稳稳的，平时对他的学生们要求十分严格，一般不是课程全A他是不收的。前几年学校拿到州政府一笔资金，，才把他从贝尔实验室挖来。阿丰比“最新指示”晚一年进入课题，现在却要同时答辩，“最新指示”觉得在中国人里面子不够了，又怕毕业找不到去处，就经常在导师面前说阿丰的坏话。两周前阿丰特意邀他们夫妇过来吃饭，并说他已经找到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了。虽然“最新指示”那一晚脸上醋意很明显，毕竟知道阿丰不会同他争留下做博士后了。我猜如果不是“最新指示”和他竞争，阿丰也许昨天不会急着去实验室改论文。
　　
　　我刚刚从出租车下来，诺尔曼就小跑过来握住我的手问：“你还好吧？这种时候一定要坚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做，一定要挺住呀。” “谢谢，我懂，我会挺住的。”我伏在诺尔曼肩上痛哭起来，他是我这时身边唯一一位亲近的人啊。
　　
　　“这种事情谁遇到都没有办法，都怪路上还有雪，赶巧了。你一定要节哀。”“最新指示”也过来劝。
　　
　　“下雪是两个星期前的事情，我们开过来时路上有雪吗？这种记者报导也要相信？”陈津抢白他。
　　
　　“不怕，我手里有警察报告，而且我昨晚已经拍了很多照片，记者怎么写我都不怕。”我镇定地回答，把大家让进屋内。
　　
　　大家进屋后一片死寂，没人知道如何重启话题。诺尔曼在客厅里来回走动着，一会看看我一会又抬头看看墙上我和阿丰的结婚照，突然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多好的学生呀，他是我带过的最有前途的学生呀。”他终于忍不住了，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
　　
　　大家的眼睛也都湿润了。我哭着走过去劝诺尔曼，等他稍微平静下来便急忙烧咖啡，陈津跑来跑去地帮忙。
　　
　　“我已经告诉我太太从公司过来陪你。她遇到事情比我冷静，会帮上你忙的。”诺尔曼哭过后可能觉得有些难为情，本来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比我坚强才是。陈津和“最新指示”也劝说：“先安静下来，回头再考虑怎样向家里讲。这种时候谁痛苦也比不上你，可千万不要垮下来。我们回去会找几个女生晚上过来陪你，联谊会也会发动大家捐款的。”
　　
　　“我工作挺好的并不缺钱，如果大家捐款就送给你们组里当奖学金好了。我现在第一件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把那个酒鬼送上法庭。”我刚讲完，“最新指示”马上翻译给诺尔曼听了，诺尔曼连连摆手说：“不，不！先不要这样讲，你还不知道官司会怎么打呢。还是先找律师问问清楚，该准备的都要准备好。我会让他们两人把丰的论文整理好，请答辩委员会成员们审阅后授予他博士学位的。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拿到这个学位当之无愧，这个我保证要做到。”说着他又有些哽咽了。
　　
　　大家再聊几句诺尔曼师母就到了。她拿过我手里的警察报告看后突然惊呼：“天啊！这个该死的醉鬼没有买保险呀！”
　　
　　除了车祸细节外警察报告上其它栏目我都没有看，这时知道事情的麻烦还在后面。诺尔曼又把警察报告同陈津和“最新指示”传阅一遍，大家顿时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