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方言说半夜起来上厕所两人对话,北京话最罗嗦,前后用了几百字。胶东话简练,是“那是谁?那是我。干嘛去?上便所”。但河南话一共就用了四个字。其简练可比唐人街英语。如果用上海话,字数大致在两者之间:啥宁?我。租萨(做啥)?擦(撒)丝。
一北京人到山西住旅馆,忽然进来一人说“打劫!”客人赶紧掏钱。那人却递给他一个本子。一看是旅客登记簿,才明白他说的“打劫”是“登记”。
有故事说以前干部对老乡发表讲话。开口是“兔子们,咸菜猪尾巴”,也是讲山西人的。其实他说的是“同志们,现在注意吧”。他这里用猪字,说明一些山西话有双辅音ZH。山西当八路的多,这个讲话,八成发表于抗战时期某根据地。
从语音的角度,方言还是可以比较优劣的。如果方言A包含了方言B的全部元音和辅音,而且还多出一些,A就比B更强些。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话就比北京话落后。因为,上海的辅音缺失严重,不但没有ZH,SH,CH,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牙齿,而且没有R,也就是说没有肉。R在上海话中的发音是L或者N。
过去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阁楼里翻译外国进步小说,把无产阶级的英文(proletariat)翻译成普罗大众,就是因为上海话没有R音。只能把普弱大众翻译成普罗大众。其实,无产阶级应该翻译成普弱大众。贫困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为了回避辅音R,上海话把肉叫“拗”。猪肉这个词需要ZH和R两个当地不具备的辅音,所以只能说“资拗”。如果必须说普通话,上海人会把肉发成漏。吃牛肉说成吃牛漏。资产阶级这个词,用上海话只能说资惨阶级。因为,上海话没有CH,发不出“产”的音来。资产就是资惨,产房就是惨房。
湖北话也没有CH,把产说成惨。但是长江以北都会说产。可见双辅音的丢失跟长江有关系。长江以南,走得越远双辅音丢失越多。
很少有人注意,口音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共产党中,多有湖南,湖北,江西的革命家。那些地方的方言都很难懂。所以我国政治家都不习惯在电台发表讲话。这开启了神秘政治的风气。有不同政见,通常不诉诸当众辩论。美国口音相对统一,政治家没有因为口音而不到电台辩论的。所以美国的政治显得更透明。
台湾近些年来的政治也受口音的影响。台湾原住民说的话跟大陆去的外省人非常不同,这增加了两类人的文化和政治隔阂,甚至敌意。
一个笑话说,蒋经国得糖尿病去世前,国民党几位高层来到病床前,问谁当继承人。恰好蒋感觉不适,说,“你等会”,就昏过去了。结果李登辉当了继承人。
蒋先生是浙江人,他说“你等会”,这些人听成了“李登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