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叄） “文革”打懵了我

對家菊暈倒在田間的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在松江縣參加夏收的勞動終於結束而跟着大批師生返城了。

一九五九年底被調學校以來，我已經連着七年跟着班級下鄉，每次都是“大顯身手”，因而，對下鄉返校回來的“凱旋式”非常習慣，同時也非常期待。要知道，每到此時全校的“傾城”出動，夾道歡呼，鑼鼓喧天，真的不由得你不產生一種英雄得勝的幻覺。但這次我已不再僅僅期待這個，我想將有叄天假期，可以比較從容些往家裡跑，可以對家菊講些我在松江挑起稻來使農民大吃一驚的事。

大客車還沒到校門，鑼鼓喧鬧，我想象得出即將到來的歡呼。可是，也許因為我乘的是車隊的最後一輛，也許因為我又是最後走出車門的一個，等我露面時，人山人海一般迎接的學生不僅鴉雀無聲，而且寂靜得十分怪異，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臉上，最後突然不知是何人開了個頭說聲：“來了！來了！”

“來了”？我來了有什麼可奇怪的，我年年都來呀。說起來，我這人也有點特別，學生中認識我的特別多，除了我任課的學生以外，我還帶運動隊，搞話劇團，即使一樣不參加的學生，也可以看到我天天在運動場上滿場飛或者節目演出中湊個數。放在平日，我從鄉下勞動回來，歡迎的學生中反響會稍微大些，可是這次為什麼一反常態？

答桉，立刻就出來了。

此前，我從不深思“眾目睽睽”這個成語的含義，自然也從不把它往自己身上聯繫，但就在六月上旬的這一天，我真正感受了眾目睽睽的威力，從客車到學校運動場大約六十米左右的夾道人群里穿過，除了怪異的沉默，便是逼人的目光，我壓根想不到，號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場運動怎麼會把我拋進這令人恐怖的人海里？

我機械地在夾縫中走着，逐漸看到了人群外用鉛絲拉起的“大字報”欄。原來鉛絲上，牆壁上貼滿大字報，每份大字報的標題幾乎都用紅墨水畫過圈圈或打上X。越往前走看到我的名字越多：“牛鬼蛇神”、“反革命孝子賢孫”，“鑽進革命隊伍里的階級異己分子”“毒害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暗藏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等等，等等。我慌亂中一掃而過地看到，大家報中寫着我姓名的，沒有一半也少不了多少。已往經驗告訴我，自己已經被群眾瞄準為這場運動的標靶，在劫難逃了！

我本應該朝單身宿舍走去，然後就往自己鄉下跑，可以享受叄天補休假期，但是眼前這場塌天大禍把我壓懵了，不知道該往哪兒走，不知道還有沒有權利回宿舍。正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和我同住宿舍的黨員老師老虞走過來吩咐，說：“運動開始了，你現在就在宿舍里考慮問題，有什麼事我會通知你。”顯然，他是奉命管理我的。突如其來的大變化，使我方寸大亂，此時能有此人給我一個即使最普通的指令，也能有點頭緒，於是我趕緊鼠竄上樓。白天的宿舍空蕩蕩，無論下面如何“熱火朝天”，這裡總是安全的，我就算真是“牛鬼蛇神”也沒人看着我。老虞並未跟我上樓，我不敢往樓下跑，明擺着叄天假期的事肯定泡湯，誰還會想起我應該回一趟家？

事已如此，我只好借這段一人獨處的機會緩緩神，分辨一下自己的命運走到什麼路口。太意外！太突然！太令人絕望！形勢逼着我不能再想家，我必須梳理眼前的遭遇。這國家是怎麼啦？莫非我是在做惡夢？

首先我想找出的原因是在一百多教師中，在百分七八十齣身剝削階級的這些人中，為什麼我會變成最壞的一個？最容易找的答桉自然是我的出身壞中最壞。人家出身或資產，或地主，甚至本人解放前當過國民黨公務員，可是我父親是國民黨縣團級官員，雖然抗戰時跟新四軍合作過，但勝利後卻奉命“剿共”，是新中國的鎮壓對象，但轉而替自己辯護地想，我參加工作十五年了，向工人靠攏，向農民靠攏，還找到一位貧農姑娘做妻子，不是說“出身無法選擇，生活道路可以選擇嗎”？我一門心思想改造想脫胎換骨，怎麼就不能放過我這條小命呢！

學校大概因運動停課了，不再聽到上下課的電鈴聲，不斷傳來的只有反覆播送的革命歌曲“毛澤樂思想閃金光，閃呀閃金光，照到哪裡哪裡亮……”可能因為倉促沒有什麼更合適的歌曲，從早到晚只能聽到這首歌。既然毛澤東思想是這次運動的主導，我便本能地搜索着腦子裡存儲的毛澤樂語錄。

沒有別的事可做，反來復去就琢磨能記得的毛澤東的教導。突然陷於絕境的心情哪裡可能慢條斯理去思考，想得腦子發脹也找不出一句“直接幫我開脫”的話。“老叄篇”我最熟，然而“愚公、白求恩，張思德都幫不了我，“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似乎也不太相干，最後想起主席一段名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蒂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再一想，這段語錄還是救不了我，雖然我才叄十二歲，剛超齡退出共青團不久，但眼下我是被革命群眾包圍起來的敵人，年輕對我來說還有什麼用！

從上午十時左右回宿舍起直想到中午十二點，除了絕望沒有任何收穫。這時老虞上樓來告訴我，可以到廚房裡找廚師祖興吃飯，但剛回來我根本沒有買過飯票有些為難，老虞答應暫借給我一頓。這個細微的小節給了我一線生機，感覺到我還沒有被“定性”。所謂定性這個名詞，我也是從十幾年工作經歷的運動中學到的，《叄反、《五反》、《鎮反》、《反右》、《肅反》等等運動，不管是對貪污犯，偷漏稅工商戶，還是對歷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都有一個最後定性手續。根據核實的材料，政策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還有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看到聽到的多了，心裡積累不少經驗，事到臨頭，知道別的希望沒有，至少有朝一日可以指望定性前的核實材料，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如此壞的人，總有公論。

拿着老虞借的飯票我忐忑不安地順着牆根往廚房熘過去。十二點多，革命群眾大概都吃完飯離開食堂，我不敢往食堂看，徑直走到廚房後門，也不敢進去，免得鬧出諸如向食堂“投毒”之類的事件嫌疑。正巧祖興師傅高大的身影正背向我，離得很近很近，我雖然無聲無息站在門外，但他馬上感覺出我的出現，轉過身來，說一句：“辛老師，吃飯吧”。他仍舊叫我“辛老師”？我一怔，不敢向前，他又添了一句“這些菜都是多出來的，你都吃了吧，算一角五分錢”。我說只有一角錢菜票，他擺了擺手：“一角就一角，吃掉吧，你胃口好”。便沒有了下文。我看着這位農村出身的中年大漢，好像全然不知運動正在幹什麼似的，他還在惦記我年輕力壯，一頓曾經吃過一斤多飯，還在叫我“辛老師”，我還未去端飯菜，眼眶裡禁不住淌下今天第一股淚水……

看來，運動來得突然，領導上全沒有以前運動那種胸有成竹的樣子，我在小樓上“思考”不少日子，並不見傳喚我交待問題的行動，也就是說，雖然身陷牢籠，眼前倒也沒有性命之憂。大概此時群眾已經紛紛組織了起來，學校里先出現《上海市紅衛兵》，這是最權威的組織，開始下“通令”了，大小人等務必遵照執行。一天，老虞來對我傳達紅衛兵通令：“辛X必須每天上午到大字報區看大家報，接受群眾揭發，下午必須到操場打掃衛生”。我開始以牛鬼蛇神名義暴露在革命群眾眼前。

上午看大字報時我隨身帶着筆紙，準備把群眾揭發的罪行記下，以便反省或解釋，但很快被圍攏着監視的人們揭露說，我這是為了記“變天帳”，勒令放下紙筆。可是當我空手看報時，又有人材揭露，我這是無視革命群眾運動，把大字報視同兒戲，勒令必須記錄。這麼一正一反，都是革命群眾的命令，我不敢違背任何一方，只好帶着紙筆，旁邊人叫記，我就記，不叫記，我就不記。

下午打掃衛生，對於我算不了什麼活，但頸子上必須懸掛一塊30CM*30CM大小的木牌，上寫“牛鬼蛇神辛X”。由於這是上海紅衛兵在我們學校首次行動，引得成千學生圍觀，我成了一個供觀賞的動物。但那天下午我也有重大發現，原來“動物”並非只有我一個，從跑來跑去的學生嘴裡得知，地主分子，歷史反革命，已摘帽右派分子也悉數被點名拉出來勞動，並掛上規格不一的牌子。我不是唯一的焦點，心裡似乎輕鬆些。再說，牌子也不一定一直要戴，因為高年級學生領袖認為不妥會命令拿下。

到晚上住校老師陸續上了樓，我才知道，和我同一房間的美術老師譚老兄從下午起被勒令管制了，他是松江縣一家地主領養的義子，有了這個條件曾就讀於美術大師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自從畢業後當上教師，他便沒再回鄉，養父母去世早，家產都被族人分掉。這位老兄在美專養成一套洋派生活習慣，晚上死不睡，早晨爬不起，半夜叄更煮咖啡，也許正是這個習慣害得他被勒令管制，宣布從此不許出校門，工資從八十二塊錢壓到十二塊。當時的形勢真正可算是“大民主”，只要你有一個司令部或者戰鬥隊，都能發通令，對象自然是出身不好的教工和學生。譚老兄碰上這個戰鬥隊算是倒霉，不許離校的命令馬上就得執行，工資將會在下月發工資日扣除。工資是政府定的，總務處無權擅扣，大概只能由主任暫放在自己抽屜里。

同時被勒令的還有我對門的老包，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戴“右派帽”是九年前的事，但他的“帽子”只戴兩年不到便被宣布摘除，原因是他當年沒有任何一句“右派”言論，之所以被戴帽，其實出於一個非常荒唐的理由。據說學校里最後定桉的右派分子人數低於毛主席說過的“右派分子只不過占知識分子總人數的百分之一、二、叄”中的“叄”字，某領導認為這樣不符合主席的英明論斷，要堅決補滿，而老包那時除了擔任教導主任之外，還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促進會區委委員，某領導便以這次民進成員右派邊緣分子較多，作為區委委員應負一定責任為由，準備算他一個；又據說被指定去通知他的校黨支部書記不贊成這麼決定，有些消極態度，竟因此被定為右傾，連日寫檢查。老包謙虛承認自己的責任，表示接受帽子。估計黨的區委專桉組織最終還是分得清程度，不久也幫他摘了帽。想不到在“群眾大運動”中，什麼人都能實行某種“政策”，右派摘帽也成為罪名的一檔，這才再一次成了對象。

我們宿舍共七位老師，其中兩位共產黨員出身一工人，一市民，另外兩位教師出身一中農，一小資，他們這時暫時都屬於革命群眾，而對我們叄個“敵人”，他們開始提高警惕，在房間裡都準備了棍棒，以防“狗急跳牆”。每當看到他們出出進進時手持武器，我的心陣陣發痛，人和人的關係怎麼一下子全變啦？

好像誰也不知道這場革命會弄成什麼樣子，革命群眾似乎也只憑着以往的經驗邊摸索邊革命。老包和譚老兄大概被看做早有結論的“死老虎”，而我暫時雖沒有什麼名分，但性質卻好象特別嚴重，按當時說法“民憤極大”，顯然最為危險。經過回校後一陣陣狂風冰雹噼頭蓋腦打來以後，我逐漸準備好對命運的適應，先關注自己眼前的事。馬上要到月初五號往常領工資的日子了，我會面臨什麼措施？按性質，我的罪肯定大於譚兄，他被規定只能拿十二塊錢，我會不會完全沒有工資？這是我最最焦慮的一個現實問題。老譚是光棍，無親無故，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而我的妻兒叄人離不開我六十五塊五角工資，離五號發工資日子越近，我心裡越是“打鼓”，不停地作各種設想。完全不發工資？想想不太可能，過去運動中最差右派標準也有十幾塊錢。也只給我十二塊？可能性最大。但我考慮真是那樣我必得苦苦哀求，因為我雖有罪，妻子是貧農，孩子幼小，他們無罪。最後我估計，比較現實的決定，可能是發給我四十幾塊錢，假定果真如此，我便爭取送四十塊左右回家，自己留七八塊吃飯，這樣就可以瞞着家菊。在這不滿一個月時間裡，我不斷把叄種可能性掂來掂去地盤算着，但不敢向老虞發問。你想，萬一我問出來，被人家一句話頂回來如何是好？五號終於來臨了，我仍然上午接受革命群眾大字報揭發批判，下午被監督，打掃。同樣的牛鬼蛇神，即使我偶而能碰着，也沒心思向人打聽，一直到了下午通常要下班前的時間，終於看見老虞走過來：“你現在去領工資。”第一個反應，當然證實我還有工資可拿，心中一喜，趕緊低着頭往總務處財務室熘過去。大概我已是最後一個，出納賀老師的台面清理得很乾淨，她指着表格說：“在這裡簽名”，看態度，既沒有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也沒有對同事的熱乎，很平靜。這位中年婦女到底也是經歷過幾次運動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就這樣，我拿到了懸念已久的工資，當時自然根本不知道裝錢的紙袋裡究竟所剩幾何。繼續去清掃操場，直到周圍不再有人，我把竹絲掃帚收拾進一座教學大樓的樓梯間，左右張望一下，的確沒有人跡了，才打開紙袋，其實不用點數，區區幾張十元五元鈔，一露頭便估摸得出。我確定了仍是六十五塊五角不少，反而一定要一張張數起來，不錯，一點不差。

自打剛回校時在廚房門外對着祖興師傅哭了一場，近一個月裡雖然在群眾包圍下着大字板報或掛牌勞動。心境處在極度絕望之中，但我只有莫名的恐慌，卻沒有淚水，也不敢有淚水，生怕又被加上類似對抗情緒或騙取同情的新罪過。不知道為什麼，當我點清工資分毫未扣以後，突然悲從中來，再也熬不住哭聲，躲進廁所儘量壓低聲響哭個夠。確實說不清究竟由於哪種原因，好像很多，可以說是“百感交集”。首先我慶幸當時掌握決定權的群眾或者革命小將居然網開一面，沒扣我一分錢，其次也慶幸妻子兒子至少暫時不至於因我而餓肚子，我還從工資中胡亂推測自己的結局，當然往不幸中的大幸方面幻想，期望將來能“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也許會“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反正只能按以往運動的模式來做夢。

一個月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把我打懵了，我已經不相信自己沒有罪。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哭，最大原因還是想如何面對可憐的妻子兒子，憑經驗，我明白，六十五塊五角不可能長久拿下去，眼前能給我已屬意外，只好瞞一天是一天。我哭就哭在，不敢讓家人知道我的現狀，居然從好人變為壞人，而苦就苦在，儘管我被大字報轟得方寸大亂，但是，心的深處仍是不明白，我怎麼會一下子變成“黨和人民的敵人”了？將來不得不站在家菊和小孩面前說話的時候，我能說什麼啊，天啊！

無論如何萬般無奈，既然錢拿到手，就要爭取送回鄉下，我試着向老虞打聽，是否會放我回家一趟。事先設計好表達方式，當然主要強調貧農妻兒等我的錢生活，誰知這位工人出身的黨員根本沒等我嚕嗦完就爽快答應了。他說：“現在還沒有定性，你可以回家。星期一不能遲到，來時對我說一聲”。兩句話如同赦免我的死罪一般出人意料，我終於能候着校內人多散去以後，低着頭往浦東方向衝去。

能出校門固然是一大幸事，但往鄉下跑的這幾個鐘頭又使我不知所措。我該如何面對鄉下的親人和熟人呢？在學校的遭遇絕對不能如實說出，因為這樣一來，我在他們眼裡就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上養不好老婆孩子的男人，而且不再是好人，甚至一下變成壞人中最壞的人，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的。要知道，家菊之所以拼命保住這場婚姻，唯一的理由就是認為我是好人。現在怎麼辦呢？我能說得若無其事嗎？一路上左思右想總算定下一個調子，準備告訴大家，學校里全是大字報，人家寫了我，我也寫人家，把局面形容成一場溷戰。只能這麼說呀，能拖一天是一天，別無選擇。

鄉下家裡的人，包括丈母娘在內，還是相信了我的花言巧語。他們參照附近珊黃村小學的狀況。真以為我和此間的小學老師差不多。但是我可以瞞得了眾人，卻瞞不過自己亂麻般的心。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的行動便反了常，平時常跟着家菊往田裡去，順着社員們幹活的方向慢慢移動，說一些她們喜歡聽的事，或者幫着幹些搬運挑擔的活兒，當然有時也拖着兒子辛建一起跑跑，可是現在完全沒有了興致，說實話是害怕了。一想起學校里的大字報，把我平時對老師、學生講過的話，幾乎都可以分析成“陰謀反黨反社會主義”或者“蓄意毒害青年”，我哪裡還敢再對人說話，甚至對我的兒子也不敢講什麼了，說不定某一天又會被揭發，陰謀把兒子培養成反革命接班人，所以決定儘量避開所有的人。好在辛建寧願跟和他差不多大的小頑童們一起瞎跑，並不熱衷和我親近，這使我有機會獨自一個人躲到海灘去陪伴着寂寞的長江口。

那年月的長江口外實在是個安靜的地方，一天兩天都沒有一隻輪船經過，所以連汽笛你都聽不見，躲在這裡想心事至少可以使我避開世事。暫時逃過各種帽子的壓力。我努力思索着，參加工作十五年了，憑良心說真想認真改造自己，還入了團，怎麼到頭來不但沒有去掉反革命出身的名聲，反而又加上這麼多罪名？難道生就本質再也脫不下了麼？想來想去想不通，而事實卻在眼前擺着。

好在家菊沒有察言觀色的習慣，忙完田裡的活，還要忙家務，忙小孩，一切忙完天也黑了，就這樣一晃幾個星期過去，她並未發現我有什麼反常，這使我得以一次次往下溷着過。只可惜人有頭腦，而且讀了點書，更加會思考些，無論如何我心中總填滿絕望，不知有無盡頭，這種折磨才是最難熬的！

從表面上衡量，我在學校里逐漸有些被“邊緣化”了，運動剛開始時“眾矢之的”的地位隨着可“揭發罪行”的枯竭，大字報風頭開始向各自認為的“牛鬼蛇神”吹去，一時間，你寫我，我就寫你，形成了溷戰。中央“兩報一刊”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打擊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社會各處都大打本單位的當權派，於是我們學校校長，一位在解放前從事地下黨工作的老幹部也就“理所當然”成了走資派。這樣一來，我就從“頭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每天在眾目睽睽下活着的狀態，漸漸變得不足為奇了，只不過免不了在專政隊監督下被關在“牛棚”里或者干着任何革命者指派的活。對於我來說，精神上的壓力至少眼前是緩解多了。

這場運動當時就被定為“史無前例”，如今回想，它也的確是史無前例，“新鮮事物”層出不窮。突然從北京傳來一種紅衛兵組織的口號，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溷蛋”，上海這邊立刻傳播開來，要所有出身剝削階段的教工學生進出校門時必須佩戴“溷蛋證”，並規定為黑底白字，書寫功整，對於敢不佩戴者立即採取革命行動。一聲令下，教工們由於要靠工資過活不敢不來不戴，而學生們一下子就有近半數躲在家中不到學校了。這在相當程度上使我這樣的牛鬼蛇神減少了觀眾。誰知，又出了新鮮事物，大概也是向北京學來的，紅衛兵組織攏斷性被破了，學校的紅衛兵團之外，又新成立了一個《東方紅紅衛兵》。他們也出了第一號通令，日：“為了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要團結大多數，宣布廢除溷蛋證”。接着大門口便出現兩種紅衛兵崗，一邊查溷蛋證，一邊收溷蛋證。全是紅五類出身，誰管得了誰呢！教工們當然樂得走向《東方紅》，使得原紅衛兵團崗位冷落了許多，學生們聽到消息，漸漸又聚到學校不少。

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又出來一個，而且更大。偉大領袖突然豪情萬丈決定讓全國鐵路免費運送革命群眾大串連。為革命可以免費到任何地方一游。命令一下，全國轟動，各個學校師生紛紛結伴上路，只留下一部分人負責監督牛鬼蛇神。當然我只有繼續服勞役的份兒，只不過周圍革命的眼睛少了許多，相比之下在學校被監督勞動反倒比回鄉下家還要輕鬆了。

不過，作為最壯的勞力，又是問題最嚴重分子，監督者們不知哪位替我安排了他認為最能改造我的奇活，叫我把北樓邊原本一片高級草坪全部挖掉並把它改為農田，以表示革命群眾反對資本主義的決心。這種革命創意雖然非常怪誕，但卻給我提供了匯報下放農村成績的機會。監督者還擔心我一個人幹不了，又指派資產階級出身的體育教研組長老李來配合，其實這點活在我看來根本算不了什麼，總比被監督下看大字報要痛快。我們真的一本正經地把細如絨毯的草坪一塊塊剷除乾淨，儘管心裡很覺婉惜。好端端的草坪變成不毛之地之後，監督者們一時倒不明確無產階級該如何對待這塊地，他們只好作原則性指導，具體怎麼幹就授權給我了。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我真是走火入魔，一個在政治上陷進絕境的人，居然在“獲權”之後豪情萬丈決定在不足二百平米的地面上種植二十幾種作物，蔬菜方面有小白菜、黃瓜、刀豆、辣椒、豇豆，還有冬瓜、南瓜等等，我又不管時令撒些小麥，大麥和棉花，甚至在地的一角還撒些稻種，等出苗後時不時灌些水。反正革命者們並不懂何時適種何物，也不指望收穫多少產量，看到我在每一段作物邊上的作物牌琳琅滿目，對我的階級仇恨似乎有所緩和，這使我對處境有了麻木感，倒是意外收穫，一時間異想天開，真希望在叄分多地上就這麼種下去，只求不要再干別的。

別的不干還不行哩，革命群眾那時實行每周四去華通開關廠勞動制度，革命的走了，不能讓我們這些人單獨留在校內，所以負責人決定反正是勞動，一齊去吧。就在一次從廠里幹完活回校的路上，突然聽到有人在身後叫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同組的良煥先生。我驚詫極了，多少天來教師中沒有人敢理我，迎面走過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怎麼啦？大概早已觀察好無人看見，他趕走兩步，用很輕的聲音說：“事情總會搞清的，你要想開點。如果有空，到我家去坐坐，好嗎？”我簡直更驚詫了，在那種禍福難料的時期，他竟然不僅找我搭訕，還敢叫我上門！

惶恐和孤立早已把我折騰得要死，對於這意外的相邀我如獲至寶，自然要去了。他家住在城隍廟附近，家裡人多擁擠，他又把我帶到城隍廟豫園公園陪我說話。在公園坐了足有兩個鐘頭左右，談得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出我的禍根，肚子藏不住話，鋒芒太露。可惜我總忘記自己的身份，後悔晚矣！他以自己為例，現身說法，告訴我，他定下座右銘兩句：“人前矮叄分，體溫低叄分。”凡經過“反右”鬥爭的知識分子，此話用意不言自明。直到這次我才明白為什麼這位良煥先生見人哈腰，甚至對學生打招呼也是如此。當時我覺得好笑，原來人家用心良苦，真是一次刻骨難忘的懇談！此後學校形勢又有新變化。上海人到全國大串連，人家也從全國來上海串連，數不清的人流湧來，要吃要住，於是無課可上的大小學校便成了接待站。各個教室鋪滿草席被褥，食堂里飯菜熱水幾乎徹夜要供應。革命者同時又要兼任接待站之長和各方面頭頭，而我們牛鬼蛇神也破格被提拔為接待站工人。來自各地的串連者無暇分辨人鬼，偶而有人把我們稱作師傅。只可惜我原來開闢的“農業”無法丟棄，每天還得挑水澆水除草採摘，而接待站的活，蒙負責人器重，也安排在重要崗位，就是負責洗曬被單，有多少洗多少。那時可沒有洗衣機，完全靠人工搓洗，憑心論，這活可不輕，但既然罪孽深重，干再多也不足以贖去，我不敢要求什麼。沒想到，這時殺出來一個程咬金，把我的差事改變了。原來我每天上午洗一大堆被單的地方就在熱水鍋爐房門外，燒鍋爐的鄭文明師傅跑出跑進都看在眼裡。他找到負責人說，現在串連人太多，鍋爐房忙不過來，要求派個人手幫忙。他的要求很快被答應了，但無論派誰他全不要，只要我辛忠一個，負責人準備用兩個頂一個也不成，最後只好照辦。要知道在那個時期，工人是最硬的牌子，何況老鄭師傅是真正從鋼鐵廠分過來的產業工人，又是位體格健壯的起重工，誰敢得罪他！

我奉命到老鄭師傅這裡幹活了。幹什麼活呢？什麼事都沒有，乾脆就是坐在一旁跟他聊天，再具體點說，簡真就是聽他說東道西。鄭師傅說話有個習慣，說上一段老話便停下來問我：“你懂吧？”我必須迅速回答：“懂。”他才繼續往下說。記得他最喜歡說的老話是解放前在跑馬廳里當小工時的見聞，他說起當年看不慣美國赤佬欺侮中國人，自己如何用洋涇浜英文把美國佬騙到無人處一頓臭打的事，真是眉飛色舞。

漸漸地我聽得有些發慌了，這種幹活的方式，要是領導們知曉了還得了！我不斷要求師傅分配工作，老鄭說：“沒得事情，坐着歇歇吧，有事我會叫你的。”果真是沒有什麼事可做，一台熱水鍋爐，又不是人家廠里的大型蒸汽爐，哪裡有多少活計，無非是隔一段時間加些煤進去而已。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呢？他說：“你在外面做死，他們也不會說你一句好。人呀，又不是畜牲，能這麼幹嗎？我就看不過！”

洗被單的活被我躲過，只害得另外叄位牛鬼蛇神每日要干大半天。不過“農田”澆水的事還得由我來干。我用的工具是一根扁擔加上一對大木桶，挑一擔水大約重一百二十斤，我在鄉下練出了肩膀，這點份量擺在肩上無所謂的，倒是可以讓監督者感覺我的贖罪態度不差。但老鄭看到又要發表看法了，他不知從哪裡翻出一大卷橡皮管，拉着我向草坪邊的水龍頭處跑去，水管子稍寬鬆些，他又找來麻繩叄下五除二扎了起來，旋鈕打開，不一會兒水從另一頭冒出來。他又用自己的大手一捏管口，自來水向作物噴去，一片片水霧煞是好看。這時他說了：“你憨呀，挑什麼挑？”我連忙說：“不能這麼幹，他們要說我偷懶。再說，用自來水太浪費，還是讓我用下水道的污水吧。”老鄭眼一瞪：“把草坪挖掉不浪費？往花園裡澆臭水算什麼，瞎搞！你不要怕，就說是我叫你干的，哪個敢說！”這時候的老鄭果真沒有人敢惹。我在他的庇護下，也果真少了許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