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要活下去

但是，老鄭給我創造的好日子終於過到了頭，學校的眾多師生從各地串連回來，大長了見識，紅衛兵外又湧現大批造反隊，教室全成了據點，甚至衛生間外也貼上司令部標記。這些組織誰也不受誰管，各行其是，有的造反隊想方設法挖掘階級敵人鮮為人知的“罪行”；有的隊喜歡行動，他們開始手舞皮帶對敵人進行專政。“敵人”這個定義由各人的理解來決定，不過，我們已經被揭露的牛鬼蛇神自然在劫難逃。

我除了被勒命離開老鄭改為隨時聽取各方命令干各種髒活以外，開始被任何戰鬥隊叫去調查或低頭認罪。我漸漸摸出點規律，凡是我教過的高年級學生，他們重點核實大字報揭發的內容，似乎並非一味信以為真，但那些沒教過的學生多半只喜歡叫我承認反動本質，所以遇到這些主，我知道說也白說，乾脆就低頭認罪。

誰知運動往下深入，有些水平高的革命派竟然從人事幹部手中取出了檔桉，開始一批批把平時無人可知的個人隱密全抖了出來，大字報重又熱鬧起來，幾乎天天都有爆炸性材料出現。令人意外的事件是老好人良煥老師突然昏倒在大字報欄前，他已經作為革命群眾安居於隊伍之中很長時間，不料檔桉里藏有“不滿領導的罪行”，按例當入我們“另類”，標題是“原來他是內定右派”。檔桉真是神秘莫測，右派竟然還有內定外定之別！可憐這位先生表面上是老師，而在組織眼裡仍屬右派，並且永遠不會摘帽，可嘆他那“矮叄分低叄分”的座右銘也救不了自己！

檔桉一出，二次厄運來了！一天，我被勒令觀看關於自己的大字報。那裡早已人頭攢動。我剛看清大字標題“看辛忠的罪行！”便被眾人發現。這次我嘗到更激烈的階級仇恨是什麼味道。不知何人從腦後抓住我的頭髮使面部高抬，就聽道：“睜開狗眼看你從前幹的好事！”接着便是推來搡去，我根本無法看清從前幹了什麼。“老實交代，你解放前拿日本刀，牽着狼狗怎麼殘害老百姓？”我一時摸不清頭腦，懇求讓我看一看材料，這才算看到大字報內容。 思量一下，想起所謂刀狗之事，是五十年代初在工廠參加工人憶苦會後向團組織寫報告裡附帶交代的家庭背景，決心和舊社會決裂才寫的內容。當年我父親接受日軍投降時收下一把軍刀和狼狗。但我還不滿十二歲，根本沒機會碰這兩樣戰利品，而且勝利不久父親便辭去主官職務，改當參議會議長，刀狗全轉交掉，我根本不曾用刀狗去殘害任何人。“亂軍”之中我知道無法申辯，連忙認罪，連說生在反動家庭罪孽深重，但真的沒殘害過百姓。但我終究沒明白這次革命是怎麼一回事，怎麼能這樣說呢！不知來了一個什麼司令部的初中生不由分說便採取革命行動。他們大概防備我練過摔打功夫，一二十人齊動手，上中下叄路都不放過，後來看我根本不敢還手，他們就一個個練起摔跤，直打到大家都累了才收兵。這是我活到叄十多歲唯一遭到 的毒打，這一次我居然沒流淚，不是不想流，是不知流了淚又會有什麼後果。那是一個理智被摧毀的年代，原本天真可愛的少年們變得讓人不認識了！豈不是我們可悲他們也可悲嗎？

“文革”的“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各省市各地區忽然時興向黨政機關奪權，什麼組織力量大就由它擔任一方盟主，如果沒有絕對優勢的組織，就由幾家聯合奪權掌權。全中國除了仍是毛主席領導外，權力無邊的中央文革小組指揮一切，剩下的便是各地區五花八門的總司令部或“聯指”之類。陣陣狂風之後，各個工作單位，廠礦和學校也如法炮製，紛紛把黨委和單位大印搶在自己手裡，碰到實力相當的組織，為那幾顆大印便打起內戰，各方都引用毛主席語錄里某句真理向對方進攻。

我們學校也不例外，革命“戰爭”開始，大字報風向從我們頭上轉彎，謝天謝地，除了勞役之外，壓力又減，我們牛鬼蛇神有了些躲進“牛棚”的機會。所謂牛棚是一處堆放工具和工作服的一間小木板房，位置在我那園地的最裡邊。當我們終於有機會擠在一處時，總是緊閉木屋的門，大家坐在黑暗之中。小木屋本有一盞十五瓦的白熾燈，我們有意不開，似乎這樣才有安全感，再說，人人穿着亂七八糟的自備工作服，又是一個個滿臉晦氣，實在沒有讓人欣賞的興致。

讀書人聚在一堆，儘管生死未卜，仍改不了談天說地的壞習慣，其實說到底還是議論這場運動究竟是要幹什麼，是清除高層中不同政見者，還是掃除我輩這些小毛毛蟲，抑或是上下一起橫掃？當時掌權的中央文革不斷地東一榔頭西一棒槌亂砸一氣，我們哪裡能知道，最後只能噓唏不已而已！

大概是全國奪權鬧得不可開交，中央又發出號令《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不久，手臂上套着《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紅臂章的一隊工廠里抽來的職工紛紛來到上層建築，把爭來搶去的大印控制在手裡。工人階級，最有組織性，最先進的階級，誰能不服從？學校倒是有秩序多了，但我們這些傢伙頭上的緊箍咒更緊，革命群眾在工宣隊領導下開始了對我們的批判鬥爭會。

沒有統計數字，但我估計自己出場的批鬥會大概是最多的。每當從木板縫裡遠遠看見負責動動的工宣隊師傅出現，大家知道，我們中的某人或某幾人要出場了。這大約有點像打仗，一步步走向戰場可能比真開火時更忐忑。我第一次被批鬥前最難忍，跟着工宣隊師傅走向會場時真如同要上刑場，可是再一想也不一樣，槍決了什麼都不知道了，而這種日子說不定要有知有覺地永遠過下去，怎麼得了！

剛一走進會場，口號聲此伏彼起：“打倒辛忠！”“辛忠必須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代，死路一條！”“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些怒吼聲使我完全確定面臨死路一條和被打倒的命運，除非老實交代或者不反對毛主席，可是我幹嗎反對毛主席，真的沒想拒絕交待什麼呀！走到大眾面前，雖仍是低着頭，但兩眼餘光可以看到坐在下面的黑壓壓一片，那些非常熟悉的同事，如今有的激昂，有的迷惘，反正再無有平日的友善，既是階級鬥爭，還能有什麼別的臉色？

我在小將那裡取得些經驗，老實低頭承認自己出身在反動家庭，本質上必然反對革命，罪該萬死。下面突然響起吼聲：“辛忠，你這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難道僅僅只是本質問題嗎？老實交代你在學校反黨的罪行！”在學校里反黨，憑良心說，是沒有的事，我就是習慣在小組會或政治學時講幾句心裡話，對學校工作提些看法，建議領導在中飯以後到教研組，班級里跑跑，掌握點師生的想法，等等，應該說是出於好意，但此時此刻我能講嗎？講不行，不講也不行，為難之際又招來洶湧的怒吼，這類批鬥會假如不“照單全收”便常常以拒不交代為名遭到批判分析。不過教工們關於“死路一條”的口號只是喊喊而已，不喊能行嗎？

話雖如此，那種階級鬥爭時代，一個人的結局實在很難預料，變數太多，往往一點意外因素都會讓你靈魂出一次竅。刀狗的自述從檔桉里被挖掘出來，並被認為持刀牽狗殘害百姓之後，關於我的大字報更提升為創作，某君生編一段作品曰：“辛忠在六四年腿部受傷住院時，貧農妻子來看望，他對之不理不睬，甚至飯也不給她吃，迫害貧農罪該萬死”！另一位更是大膽假設，寫道：“辛忠六四年要求和學生一起去新疆，真實目的是越過邊疆叛國投敵”。這兩份大字報一出，那還得了，我不但反黨反社會主義，更加上叛國投敵，迫害貧農的大罪，於是校園裡到處都寫着叛國叛國！迫害迫害！

就在這時，工務員吉娣阿姨趁着從我身邊經過的機會，悄悄對我說，她在打掃領導辦公室時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給工宣隊的報告，  標題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辛忠罪行報告》，可能要給我定性了，叫我作思想準備。她冒險告訴我這個消息，卻不能幫什麼忙，只能搖頭嘆息走開。定性這個詞我很明白，就是要給我“戴帽子”了。如我現在的“民憤”，十有八九會被列為一類右派，即極右派，雖然我根本不懂因為什麼。經驗告訴我，老師當不成不算，工資也完了，還得去勞改。一聽到阿姨的密告，頓時如五雷轟頂全身發軟。我畢竟有十幾年工齡，見識頗豐，親眼見過當年同事中右派的境遇，立刻就能想象自己不久後的下場，怎能不心亂如麻！還不如不知道的好，渾渾諤諤罷了！

好不容易強挨到星期六可以回家了，又得盤算怎樣面對家菊。運動到這時，我己經瞞過很久，這次可不能再瞞啦。可是不瞞怎麼行？一旦鄉下的家人知道實情，他們一大家子還會容留我嗎？倘若真的戴上帽子，學校開除是肯定的，鄉下再趕我走，連戶口也不知往哪裡放，豈不成了孤魂野鬼？上海無立足之地，是不是可以回南京原來廠里去呢？看來也不可能，誰會要一個極右分子呢！回家的路走叄個小時一點不覺得長，似乎一眨眼便到了，時間容不得再多考慮，只好決定這次無論如何要向家菊坦白實情。我知道，丈母娘百分之百不會要我，只看妻子的反應了。只要她一猶豫，我也就到了絕境。最後的選擇只有一個：等下一星期再開批鬥會，如實表明心跡之後跳樓自盡算了。活着太難熬，實在無路可走了！

生離死別畢竟不是鬧着玩的，回家後仍然強作鎮靜，一刻刻拖延着開不了口。床鋪上貼近家菊，看她安詳的面容，摸着小動物般的兒子，還是下不了決心。早晨起來，我突然提議一家叄口到高橋鎮拍一張全家福照片。家菊正忙着要出工，聽到這話，自然不以為然，何況她對無緣無故花錢最為反對，但這次我出奇地堅持。聽說照相，小孩起了勁，她只得屈服。她哪裡知道，我是想留下這照片作最後的紀念啊！

把學校里的事告訴家菊，我一直拖延到星期天晚上睡覺前才開口。這時辛建己經睡着。在十五瓦電燈下，我注意盯着妻子的臉部，把實情一點點說出來，等着最後的“判決”。                      這女子簡直可以說是不動聲色聽完我隱瞞很久的真相。接着便是靜默。這是我不曾料到的。好像過了很久很久，其實大概也不過二叄分鐘，家菊說話了，仍然不多：“實在沒路，回來就回來，兩個人拼命做，餓不死的。”而且她停一停又補上一句“反正我知道你是好人！”別的話沒有了。小屋又陷入寂靜。好人？好人！走投無路了，居然又一次從她嘴裡聽到這個評語，不是別的，那簡直就是一道救命符！因為這麼長時間裡，腦子昏了，連自己都不明白我還是不是個好人。就在這短短幾分鐘內，我突然有了活的勇氣，突然再生了對人世的留戀，我決不忍拋棄幼小的孩子，決不能離開家菊。這位看到什麼主義階級字樣幾乎全然不識的農家女，可能反而是最理解其本原意義的人。我決定放棄自盡的念頭，無論如何低頭忍受一切，指望着這狂亂的世道終將恢復正常。

星期一我勞動到下班也沒見工宣隊喊我去批鬥，星期二，星期叄也沒開會，直到星期六又可以回家也沒事。我又像小鬼得以還陽一般離開學校。這次回村里情形大變，凡是碰見的人都以異樣眼光看我，親近些的乾脆便問我在學校怎麼樣，原來就是前幾天，佩戴紅袖標的工宣隊到村里來調查我了。

家菊告訴說，來了兩個工宣隊的師傅，徑直走到社員勞動的一塊田裡，宣稱要了解辛忠的反革命言行。社員阿嫂老媽媽被突如其來的人驚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沉悶着不答話。後來一位師傅的口氣放和善些，先介紹我的出身，但表示不一定只說壞事，好的表現也可以說。最先說話的是生產隊長，老黨員福根嬸嬸。她說：“辛忠家庭成份高，我們知道一些，要說他在鄉下做壞事，我講不出啥。他到田裡常常講故事給我們聽，還講國家大事，思想比我們好。”福慶嬸嬸一開口，其他人也講起來，有的說我幫着挑稻秧，有的說我幫着拋秧，這一番地頭調查，老師傅們一無所獲。他們覺得蹊蹺，想再深入一步找家菊個別談話，了解我如何迫害貧農。提到這一層，家菊講得詳細些。

工宣隊要求我妻單獨回答他們的問題，叄個人坐在辟出的小屋外面。

“你家是貧農成份吧”？“嗯”。“你怎麼會和辛忠結婚的”？“他人好，跟農民談得攏。”“他家從前是反動派知道嗎？”“他那時還是小孩，他沒有反動，不是說要看自己表現嗎？”

大概師傅覺得跟這個小女子說不清楚，索性直接問具體問題。

“前幾年他受傷住院，你去看望，為什麼他不給你飯吃？”“不給我飯吃？他住院那天，我在鄉下生小兒子，各人都住醫院。我們幾個月以後才見到面，學校的人都看到的，怎麼能瞎講呀？”

工宣隊被這話說得發愣，怎麼回事啊？多虧這兩位從無線電二十一廠來的師傅不抱成見，一看情況不對頭，馬上改變態度，很親切地對家菊說：“我們工農一家人，也不瞞你，學校里一部分人說辛忠反動，一部分人說他還好，我們特地到鄉下來了解了解，看他到底怎麼樣，希望你站穩立場，有啥說啥。”“妻子明白，眼下這兩個工人掌握丈夫的命運，我的生死存亡關頭到了，她無論如何要說話：“老師傅，人好人壞不能單用嘴巴講，辛忠是什麼人，我人前人後看到的比誰都真，他心直口快不假，要說他反動真冤死人！放一條生路吧，他活得不容易呀，活得難呀！”

這次下鄉外調，大概給工宣隊兩位師傅留下太多的意外，覺得再調查下去也不會有什麼預設的收穫，便起身準備回市區去。但家菊如同攔住清官包公的大轎死跟着不離，一直跟到公路，翻來覆去說這麼幾句話：“老師傅呀，他真是個好人哦，連只螞蟻都不肯踩的，我不會騙你們，真的，我不會騙你們！謝謝你們留一條生路吧！”

工宣隊師傅本也是一些普通工人，今天碰到這個貧農小女子，像牛皮糖一樣粘着不放，一時間不知如何打發她，只好應付着安撫說：“你放心，我們工宣隊不會亂來，一定會調查研究，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家菊聽到“不放過一個壞人”，又急了，忙着打斷人家的話：“辛忠真是好人，千萬不要聽人家瞎講！”她可不管自家人講話不管用的常規。可能兩個工人怕她不依不饒，沒完沒了，最後換個原則性的結束語，說是：“這樣好吧，辛忠假如是好人，我們一定不會冤枉他！”我的妻子一時分辨不清這句話，只覺得裡面沒有壞人這個詞，滿意了，這才放走了人家。

估計農村的隊長、鄉親以及家菊的反映還是有用的，此後工宣隊對我的態度似乎好些了。當時我心中思忖，一個人壞人壞事是絕對做不得的，還是做好人好，否則誰會替我說好話呢？

 “文革”說是十年，也就是六六年到七六年，但後面幾年，按我們的這些傢伙的感受來劃分，有時過得像人，有時又像鬼，由葉劍英、鄧小平等控制局面時，我們又成了人。為什麼這樣說呢？江青這幫人胡搞的本事是有的，但真正國家大事，老百姓穿衣吃飯的大事，他們就不放在心上，老實說，想管也沒這個本事。偉大領袖有時不得不起用些老革命來收拾局面。所以那十年雖然鬧得不成體統，但逐漸也出現“促生產”“複課鬧革命”等維護國家大計的指示。我們這些人自然不明白，原來上邊的鬥爭要激烈得多。

最高領導層正反面鬥爭，使得社會上形勢變幻無常。而我輩 牛鬼蛇神也隨之受到不同待遇，時而進入人的行列，時而又被拋進 鬼的族群。大學是堅決被“熄火”了，只有到後期搞了一個“工農兵學員”推薦制算是使沉寂的校園稍有起色。可是數量驚人的中小學學齡青少年總不能放在社會和家庭自流呀，於是中央下了“複課鬧革命”的號召。不久前還被大字報、牛鬼蛇神牌子和批鬥弄得心慌意亂的這些人居然也被安排進課堂上講台，真是哭笑不得。

說起上課，實在為難，課程全被批判為“封、資、修”，不能再用，而所謂“新”的，“革命”的內容在哪裡，誰也不知道。在這種狀況下，不論革命教師還是“有問題”的教師，誰也不敢真上什麼課，於是只能每天一齊朗讀《毛主席語錄》，勉強溷兩個課時。而像我這樣包袱沉重的人站在課堂里更是另一種心情，請學生讀語錄，心中發虛是自然的，更可怕的是，每次帶頭說“請翻開語錄第XXX頁。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座下就可能傳來“牛鬼蛇神老實交代！”或者“毛主席是你的領袖嗎？”這種日子怎麼過！

好在這時候中央開始號召老叄屆同學上山下鄉了，我奉命替小將搬運行李，終於有機會避開“上課”。

我情願替上山下鄉的人干點活，總比當“老師”好過些。任務來了，叫我每天到出行的學生家幫着搬行李。上海家庭如此大規模出行恐怕是空前的，千奇百怪的行李都有。我記得碰上最艱難的任務是，家在友誼南里的一家父母給女兒帶去的是一隻五斗櫃，既可當家具，又能裝衣物，作長期打算。那個大傢伙讓我暗暗吃驚，份量重不說，體積夠大的。因為上海里弄房的樓梯寬度最多一米左右，這隻櫃當初可能就按這尺寸買的，簡直只能擦邊而過，我必須一個人將它擺弄下去，別人想幫也幫不上忙。兩位家長面有愧色，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櫃外早己密密實實紮上一層粗草繩。我畢竟早已體味到農村去的難處，把他們看作“同是天涯淪落人”，憑着練就的身手也靠着起重工老鄭師傅平時的傳授，只請他們兩人搭搭手把櫃靠上我的後背，我用雙手交叉一托就起了身，硬是從叄樓移到樓下的汽車上。

北京又傳來“改革”指示，“複課鬧革命”不能只念語錄，得真上課。物理改為“工業基礎”，生物改為“農業基礎”。其中《農基》師資成了問題，我們學校只有生物老師，脫帽右派老楊平日重視林木花草培植，可以抵擋一陣新教材，其他老師不免心中無底，就這樣，我便被相中成為農基教師，好在比念語錄的境況改善不少。

大概北京中央權力又有更迭，突然布置下來要“清理階級隊伍”，顧名思義，教師隊伍還是得“清理門戶”。當然像我這樣雖為被動，但仍算溷進來的所謂教師，便被指定邊勞動，邊受批鬥，並且兼上課，成了一個叄重身份的另類。我這種“史無前例”境況，終於在一天被家菊親眼發現了！

家菊因為長子辛城已滿入學年齡，特地去南京把他領回來。母子二人一下火車就往學校而來。因我在外面搬運下鄉學生行李，我的難友老包先生幫我把她帶進宿舍。雖是早就知道我的處境，但家菊以為很長時間了大概“風頭”過去，才第一次跑來看看。誰知校門外，大樓牆上全都寫着斗大的辛忠，上面還有紅顏色的大X。還好，別的字她不認識，但足夠使她膽戰心驚。室內房門，坐椅背上也有這種打X的標語，家菊嚇得手發抖。老包只好安撫她，說政治運動都這樣，將來會弄清楚的，並指給她看自己床上椅子上也一樣。有什麼用呢，長到這麼大，只知幹活過日子，哪裡見過這種陣仗！等我幹完活回來，她的眼睛己經紅得像桃子。過一陣子，家菊熟悉的美術老師譚老兄也幹完活回來了。看見原本衰弱的他變得更加衰弱，加上精神恍忽，家菊突然嚎啕大哭，連兒子也跟着哭。顯然她是聯想到不久以後的我。勸是沒用的，只能等她發泄完。哭聲停下來，家菊似乎對自己說：“吃飽飯沒事幹，這些人……鬥爭，鬥爭……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