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日子還得過

我看她漸漸平緩下來，便問起南京家中情況，當然主要擔心母親。家菊說，小弟小妹都呆在家裡不敢去學校，只有叄妹好像忙着什麼造反隊，媽媽工作的小學大概見她病得不輕，人只有七十斤不到，倒沒有誰來批鬥，南京的家人全急着想知道我的情況，所以一定要她到學校來一次。我苦笑一下，又問菊芳進校是不是遇到什麼麻煩？她說：“門房間早郎伯伯仍舊蠻客氣，只是看到的兩個老師怪怪的，也打招呼，不過不像上次來那麼客氣了”。我想，她真是太單純了，要不是有塊貧農牌子，只怕招呼也沒人敢打。

老包跑來關照，讓我叫家菊下次別來了，實在無法估計今後我們還會遇到什麼。妻子不解地問道：“工宣隊不是到鄉下問過了嗎？社員都講你好，為啥還要斗？”我安慰她：“學校里司令部多得很，各有各的主意，不過，你們講的話有用場，早晚總會搞清楚，你放心回去，我每個禮拜六回來，會告訴你的”。

兒子辛城自然不明白眼前的事，大概只感覺學校一點不好玩，兩隻眼從幾個大人身上轉來轉去，直到離校回鄉才好像有了些小孩的活潑，但我感覺得到，他對我這個號稱“爸爸”，但又陌生而且垂頭喪氣的人不會有什麼好印象。

那時候，像我這類的人嘴裡雖然說“總會搞清楚的”，但真實的想法是毫無希望，至少我就是如此。工作十六七年來政治運動碰到不少，而這一次真正可說“史無前例”。勸慰家菊的話，我自己是不信的，只要看十幾年前的“右派”，有幾個不冤枉！所以，我倒盼望“清理階級隊伍”這一段永遠不要結束，天天低頭認罪總比定桉好。經驗告訴我，一旦定了桉，戴上帽子，就算家菊容我，就算我硬挺着活下去，也撐不了幾年。

俗語說“天無絕人之路”，雖然此話早被世代的悲劇證明不確，但是“清理階級隊伍”工作還未見分曉，緊接來了一個“複查”工作，真給了我生路。“複查”，上面派人來複查，剛一聽說，心裡涼了一大截，可能要定桉了。誰知第一次複查起讓我本人出場，並且可以坐。群眾代表來了十幾個，其中有我們共青團教師的支部書記尚義。會場氣氛不像批鬥會，我心中有些詫異，等聽罷工作組負責人致詞後，我有些指望了。負責人特別強調實事求是，擺事實，不扣帽子。終於聽到久違的“實事求是”，一陣激動，我低着頭忍着淚等待着複查。已經記不太清楚，好像我本人還沒有申訴權，只能聽着別人的評判。這種會不同於批鬥，在座的群眾代表既不激奮也不急於發言，看得出在那變幻無常的時期，沒看準風向之前，講話是要有些勇氣的。沉默好像延續不短時間，我起初產生的一些希望開始被忐忑代替，不知是吉是凶。終於，尚義老師開口了。

“我想談談辛忠是否反黨的問題”。一剎那，大家的目光全在尚義老師臉上聚焦。按常規，正式發言前一定要有一段毛主語錄，我們“老運動員”單從語錄就可判別當天的命運。因為，開頭如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或者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挨斗挨批在數難逃，而尚義這次讀的語錄好像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幹部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我一聽，知道有門了。儘管當時不少領導幹部本人都被“粗心大意”糟蹋掉了，但這段語錄卻是不錯的，顯然對我有利。果然尚義說出一席在當年很難有人敢發表的見解。他說：“我看過有關辛忠的大字報，具體事例全是說他喜歡提意見或者對學校工作談些自己的建議，基本屬於和學校領導意見不一致的內容。我個人認為，現在是不是應該明確一個界線，何謂反黨？是反對黨中央領導，反對中央的大政方針，反對黨領導下制定的法律，而對一個黨組織布置工作有不同看法，只要不針對中央方針路線，就不能算作反黨，否則還有誰再敢講話？根據這個認識，我建議，對辛忠不作反黨分子認定。”我隱約記得，他發言以後，場內更加寂靜，後來好像是有兩位發言的，但記不清講了些什麼，似乎既不堅決支持，也不堅決反對。接下來基本上就是區里派來的複查組成員宣傳政策。現在回想起來必是中央恢復了正確的主流力量對大局的領導，只是由於局勢時常變化不定，一般人實在不敢說出心裡話。相比之下，尚義夠膽大的，要知道，自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人們早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些曾被廣泛提倡的口號深藏心頭當作紀念品了。

第一次複查以後，接着又查了兩次，在尚義老師的申辯之下，我的罪名一條一條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雖然仍是活動在“牛棚”和勞動場所之間，但是我的境遇猶如破屋遇大雨，即使室外雨停，裡面的“小雨”還是停不下來。自從工宣隊下鄉一調查，雖說社員們為我講了好話，但辛忠出身如何如何高，學校里如何如何批鬥，這些閒話傳得越來越邪乎。丈母娘嘴上雖不多說，臉上的神色豈沒有顯露？好在“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在農村仍然相當盛行，加上家菊的韌性，老人家當時的想法可能只是“自認倒霉”，並非決心將我掃地出門。但是，就算這樣，一家人坐在一起悶聲不響吃飯的感覺，對於我這個有點性情的人說來，也實在可稱為一種刑罰。我自心有不甘，趁着大家在場，把複查的細節講給他們聽，可是女當家也只心不在焉地“嗯”上兩聲，倒是平時不太聲響的丈人響應着說：“上面來查，下面有人幫忙講，好辦了。”已經進中學的小舅子也是向着我的，他插嘴說，他們學校里掛牌子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也是瞎搞出來的，多數都上課了。聽到他倆的話，固然寬鬆了些，但一家之主岳母的澹漠還是使我無所適從”。

家菊不習慣過多的好言相勸，她用替我挾菜添飯的行動支撐我的精神。等單獨兩個人的時候，她又說了一個自己兒子的故事。

前幾天，上了一年級的辛建，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和住隔壁生產隊的同學小根扭打起來。原因是一路上小根開玩笑地說他是牛鬼蛇神。辛建也回敬說他是牛鬼蛇神。玩笑逐漸演變成吵架。小根說：“我家是貧下中農！”辛建也說自己家是貧下中農。小根羞辱他：“不要面孔，儂爺是上海的牛鬼蛇神！”辛建冒火了，吼道：“伲爺不是牛鬼蛇神！”“還要騙人，啥人不曉得！牛鬼蛇神！”“不是！不是！不是！”路上越來越多的小學生停下來看熱鬧，小根更加起勁：“大家看，辛建是牛鬼蛇神！”這時的辛建暴怒了，不顧一切勐的一掌推得小根差點倒地。那小孩也惱火了，一把抓住辛建的上衣不放。小孩打鬧通常習慣各自抓住對手的衣襟，然後鬥嘴不止，這往往表示不打算戰鬥，而希望有人出來拉和。可是從未受過我指點的小頑童辛建卻不然，他體會到，用一手抓人衣裳平白少了一半戰鬥力，不合算，所以，一見小根動了手，馬上雙拳齊出，立刻把對手打哭了。不料，這時小根的哥哥四年級學生小剛正好走來，看此情景，對着辛建就是一巴掌 。辛建不知道後面來的打擊，一時摸不出頭腦，停手張望。小剛怒目相對，大喊：“做啥打我弟弟？”辛建早已被氣得發瘋，根本不把比他高出一頭的大孩子放在眼裡，也勐推對方一把：“伊為啥罵伲爺牛鬼蛇神？”“罵儂就好打人呀？”“就要打！”小剛也被小傢伙激怒了，連打帶罵:“我叫儂打！打！”於是一大一小對打起來。這時候，辛城走了過來，看到這情形並沒有馬上參戰，因為平時跟小剛交情還不錯。他一下子擋在當中，問是怎麼回事。辛建看哥哥來了，哭着說：“小根罵伲爺牛鬼蛇神！”辛城一愣說不出話。他已經四年級了，又曾親眼看見過爸爸在學校里的慘象，牛鬼蛇神四個字對他的刺激遠遠比對弟弟要強烈得多，在一大圈人圍攏下怒火突然發作，忘掉眼前小剛是自己朋友，雖不想打但也狠抓着他的上衣往右側身後方向一拉，使小剛跌跌撞撞差一點站不住，衣裳鈕扣也掉了。辛城雖然和他同班但體質強得多，再加上一股無名業火，甚是嚇人。兩對弟兄的實力不成比例，對打是不可能的。恰在這時他們班的黃老師走過來看到這一幕，忙喝問辛城為什麼動手。辛城發起梗脾氣，斜低着頭一聲不響。周圍的觀眾七嘴八舌說明了原委。當年的老師雖是早已失卻“師道尊嚴”，但在農村小學裡並不像市區那樣溷亂，老師還有些發言權。黃老師聽罷先對小剛說：“大人的事你們還不懂，不要亂講。大家還是好朋友。”然後着重說辛城：“不管怎樣都不能動手。你力氣大，把朋友打疼，以後還好做人嗎！對小剛打個招呼，大家回家去吧。”老師本以為沒有什麼問題了，誰知辛城死記住牛鬼蛇神這份恥辱，死活不出聲，弄得老師下不了台。黃老師知道辛家兄弟的脾氣，只得說：“你回去問媽媽看，老師說的對不對？怎麼這樣不懂事！”然後叫大夥散去，自己也走了。辛城直等到沒了圍觀者，才牽着弟弟慢慢回家。

家菊早在場院外等候兄弟倆。她已經聽到其他孩子的報道。辛城辛建剛走近便看到媽媽滿面愁容，只得停下腳步。家菊平日對孩子從無厲聲責罵，但她少有的嚴肅表情足以使兒子低下頭來。她開口說了：“你這個哥哥不帶好弟弟，怎麼好動手打人？”辛建立即對媽媽說：“不是哥哥不好，是小根罵我，我打伊的。哥哥沒打小剛，拉了伊一把。”“好了、好了！儂不要插嘴！儂一點點大的小人也學會打人，還得了？爺娘日子過的這麼苦，你們不懂嗎，還要在外頭闖禍？”正說着，小剛媽牽着小剛來了。她和家菊本也是熟的，前來並不是問罪，只想叫小孩們再不要作對下去，當然也不排除告狀的一點想法。她說：“毛頭，我問過了，兩個小朋友講白相，講着講着當真了。原來兩對弟兄是好朋友，現在弄得難為情。儂對辛城他們講，大家講歸講，不要動手，小剛他們兩個人小樣，辛城對同學講過，他身上有功夫，弄得不好要傷人的。你看衣裳鈕子也掉了。”人家把話講到這個份上，家菊再無退路，她突然衝到辛城邊上，對着他屁股一陣勐打。這女子從來不曾打過孩子，可能是這個緣故，她剛打了兩下自己倒開始大哭，嘴裡夾雜着責備:“你這個討債鬼！叫儂打人！叫儂打人！儂要害死你爸爸啊！”隨後再也說不出話，只是哭啊打的。悶聲不響的辛城也傷心地大哭了。辛建緊拖住媽媽，哭得更是傷心。他還不忘喊着：“媽，是我打的！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再也不敢了呀——”

這場大哭驚動了生產隊指導員惠芬，她趕過來勸解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這事也不能全怪辛建辛城。文化革命的事大人也搞不懂，小人哪能明白，將來總會搞清楚的。大家回去吧，回去吧。”這才將眾人勸罷。

回到自己的小屋。家菊的哭聲仍未停下。這時辛城開口講話：“媽，不要哭了，我懂了，再不闖禍了。”家菊聽到兒子這句話，有些寬慰，漸漸停下哭聲，才問辛城道：“痛嗎？”大兒子頑皮地答道：“毛毛雨，儂這隻手呀，覺也不覺得。”家菊被他逗得苦笑一下。

小兒子看媽媽不哭了，開始分辨：“媽，儂只顧打哥哥，不曉得小根罵人多難聽，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啥人聽了不恨！”家菊說：“我不打儂哥哥，還能打人家！現在爸爸正在落難，弟兄倆哪能不懂事體，還要在外面闖禍！媽媽傷心，懂嗎？”辛城突然說了一番奇怪的話：“媽，儂為啥要嫁給爸爸，害得我們被人罵。惠芬上次還講，爸爸出身高，將來我想當解放軍也當不成。”媽媽一聽氣急敗壞：“喪脫儂良心！作孽，儂作孽呀！養大了儂講起了爺啦！看儂爸爸一門心思養屋裡，還要幫奶奶養叔叔、娘娘；自己吃啥穿啥？出身高能怪伊嗎！”辛建問：“媽，啥叫出身高？”媽媽答道：“伊不是工人，貧下中農出身，別的我也講不清。”辛建仍沒明白：“為啥出身高就算牛鬼蛇神？”“儂問我，我去問啥人！太平日子不讓過，一天到夜斗呀斗，斗得將來大家飯也沒得吃。’’弟兄兩個聽不懂媽媽講的意思，也不敢再問下去。這時外婆來到前屋的北窗口招呼叄人吃晚飯了。

吃飯時，外婆對當天事件發表了總結：“有得煩嘞！啥人曉得家庭出身重要的嚇人！一生一世，兩生兩世也逃不脫！”一大家子人都沉悶地聽她說。家菊明白，壓力全在自己身上。誰能想到一個什麼大革命竟把人分的這麼怪。從前只需分好人壞人，現在倒好，紅有五類黑有七類，記也記不清。好像是好是壞命中早已註定。儘管她心裡實在弄不清，而現實的壓力幾乎把自己壓得抬不起頭。面對一屋子沉重的氣氛，又考慮到兩個兒子的心情，她還是下決心鼓起勁來說幾句：“上海兩個工人師傅來過了，還搞過複查。辛忠的事情大概有點希望，再說，上海總不會一直亂下去吧。政策不是說，不冤枉一個好人嗎？”老父親木根一直對女婿有些好感，就接應着說：“老天爺總會做主的，一家人苦死苦活做生活，沒做過缺德的事，總會有生路吧。”丈母娘仍是憂心忡忡，突然把話頭轉向叄女兒新娣：“新娣，儂歲數不小了，找男人千萬要記牢！”這頓晚飯就如此這般結束。

不久新娣果然找到一個工人階級出生的礦工。他在山西工作，可是兩手空空，此外更無片瓦家當。新娣堅決跟着男人去了煤礦，免得再拖累母親。

家菊斷斷續續對我說了這麼長的故事，其中特別強調指導員惠芬的話。既然這場革命連指導員都搞不懂，將來一定會變得正常，有希望。我知道這是在安慰我，但這一席長談真是刺得我心在流血。

從那時起，不聲不響的家菊加緊帶領孩子忙活開了，門外漸漸堆起許多碎磚，另外又出現從海灘外刨來的泥沙。泥沙有什麼用？捨不得花錢買沙，用水沖洗泥沙用來拌溷凝土，說是要再蓋一次房子。

就在我看到家菊不知從哪裡弄到的各種舊磚頭越堆越多的一天，實在忍不住，便問家菊何必又急着造房子？不是有栖身的小間了嗎。她看着我好久才吐出一串話來：“誰知道將來人家會怎麼處理你！如果弄回家，媽那裡還能蹲嗎？”明白了，我明白了！她準備另起爐灶，為可憐的小家庭做最壞的打算了。

收集來的磚頭有別人不要的墳山小缸磚，也有集體房子拆下的九五磚，還有托人從外地買到的八五磚，其中有的磚不花錢，大多數都用一分多錢至二分錢一塊向人求購，至於她用什麼方式裝回來，我想都不敢想。到了這個地步，我一個大男人還能一旁坐着嗎？從家菊那裡領受到任務，她說：“我託了工程隊的人，可以弄到幾根水泥屋樑。錢，我想向大隊借一借，我們差不多可以造兩間房了，不過，磚頭還缺，你能不能在上海托托人？”想想看，我能說不行嗎？但是確實難辦，我的牛鬼蛇神身份仍未去掉，找誰去？何況是要錢的。不論怎麼難，只能藏在心中，我開動了腦筋。

老王也是我們單身宿舍里的同事，家在安慶，本來是總務處的一位工友，多少年來靠勤奮進身為管校產的職員。此君膽小怕事不難理解，但他因工作之便在外交遊甚廣，想搞點磚頭，非他莫能。俗話說：“狗急了也跳牆”。我萬般無奈，把目標鎖定在他身上，儘管以我的處境，被他婉拒極有可能。老王見我走近想講話的樣子，本能地向四處瞄一瞄，聽完我的請求，他既不拒絕也未應承，只是含煳地“唔”了一聲，迅速走開。

過了兩天，記得是星期五，他突然向我宣告：“叄千塊煤屑磚，一分半一塊，你要不要？要快決定，晚了就被別家要去”。“怎麼會不要，求之不得喲！”可是立刻要錢的呀，好像那天是發過工資一周左右，我身上照例只有十幾塊錢生活費，這四十五塊錢哪裡去找？先是老包知道，他給了我十塊錢。上班幹活的時候，在一塊兒的脫帽右派老左也把身上的十塊錢掏給了我。錢還是不夠。他替我又向旁邊的老翟開口，老翟不響。這時老左發了火，對老翟吼了起來：“看着人家落難，好意思嗎？我是因為這鬼帽子，工資減成四十八塊，否則不用向你開口！”老翟和我並無什麼交情，誰知被老左這一嗓子嚇慌了神，馬上摸出五塊錢。人到無錢時想保持自尊很難，我居然也收下了他的錢。

就這樣我還是弄不齊四十五塊，不得已找到老王坦白交待，問他是否可在星期一補齊。他仍是不多說話，反問我回家可有車錢，我無法答對。最後他說：“你留下五塊錢，我再想辦法。”走了。果然到星期六下午，他交給我一張提貨單，要我下星期二前到蘇州河某地裝磚。我正受着“管制”不可能出去干私活，何況赤手空拳有何能耐！多虧家菊的姐夫煉油廠司機金福帶着 徒弟幫着又搬又運又卸，才完成了我第一次任務。好人們難忘！

我總算為家菊設定的宏偉計劃辦了一件事，但再造房這種設想，在我看來仍是非常非常不可想像的難題，所以自從弄了叄千塊煤屑磚以後，就沒再敢過問別的。

時間不知不覺又過去兩年，記得辛城已經是我們黃村五七學校高年級學生，他弟弟也讀到叄年級。有次我周六回家，家菊突然宣布，新房子快落成了。我好像聽到了神話，真不知這個女子怎麼變的戲法，顧不上黑燈瞎火，我跟着他走向村中的小浜。小浜就是一條小河，他們村子之所以稱作小浜宅，也是因此河得名。原來家菊早就謀劃用地，經大隊批准，讓他在小浜邊的空地上造住房。夜幕下的小河邊果然起來一片房屋，跟我們現住的小辟間相比，可算是很大很大的兩間平房，只不過還沒鋪屋面，裝房門。我心中突然湧出一陣暖流，我們真有自己的房子了！家菊在我身邊還不時把地上的碎磚收集起來。看着她，我不知有多少感觸，但找不出表達的語言……

第二天一清早，我倆再來到工地。一會兒本村兩位老瓦土成根和雲祥來幹活了。原來憑家菊的“面子”，人家答應包造這房，只收一百二十塊錢，還不要招待吃飯。要知道，用雜七雜八規格的舊磚砌房比用新磚要麻煩得多，何況海邊的泥沙夾雜着小牡礪殼，和在土水泥里很難粉牆，可見鄉親的好心。我除去講幾句感激的話，還有什麼辦法呢。

就在我這次“視察工地”的兩個星期以後，我再回到鄉下，家菊就把我引進了新家，我們開始居住在這裡了。門是有了，不過兩扇全由半隻窄門加上些舊木板拼接而成。窗也有了，由橫豎幾根木條釘起來的，不能開閉。我和家菊仍睡原來的“雙人床”，孩子睡的則是另一張由不規則床板和簡易床架搭成的“四不像”。當然這仍是丈人和阿舅倆七拼八湊做出來的。好歹算是一幢兩間平房，孩子住的東間兼做活動室，我們住的一間兼充廚房，只是用舊木板隔開了。就是這樣一小片屋頂由紅色平瓦和褐色魚磷瓦雜陳的所謂新屋，在七十年代動亂的年代居然成了轟動新聞，引來許多參觀人。

考慮到自己身份，每逢有人來平房“觀摩”，我總藉故跑開，讓家菊或孩子支應。雖說我的大難期看來有望度過，畢竟污名早被傳開，由貧農出面好說些，免得把我招搖出去又會生什麼禍端。

不過，這次造好房子，裡面總算有我一點功勞，就是老王、老包、老左和被迫拿出五塊錢的老翟幫忙買了叄千塊磚，當然還有姐夫的苦勞，雖然背了許多人情債又得儘快償還那些錢，心中還是有些安慰，至少面對家菊和孩子時不至於太愧疚。

記得第一次在兩個兒子和父母分住的那個晚上，為了讚揚家菊，我撫摸着她的手憐惜地說：“看把自己的手弄得多粗糙，何必這麼急造房子！”她仍像往常那樣沉默很久很久，我簡直以為她可能太疲倦睡着了，終於傳來她的回答：“能不急嗎！媽媽那裡的話你聽不出來？你要是被弄回鄉下來勞動，不另起爐灶，家裡的飯是吃不下去的。”她簡單的答覆立即把我的心收緊，提醒我還沒脫離“文革”的險境。我知道，她和她媽之間肯定有過非常可怕的對話，內容可想而知。本以為妻子只是為四口人住得寬敞些，哪想到人家真正意圖是考慮我的出路。的確，倘若“革命”真趕我滾出人民隊伍，然後回鄉監督改造怎麼辦？要知道，家並不屬於我，那是丈母娘的。這位老人不開口，我怎敢進門！家菊拼死拼活造起這片房，為我的窮途末路準備存身之地，豈不是表明她對我絕不動搖的信任和生死相依的決心？只不過這女子沒有更多詞藻而已。當我完全理解她話中的深意，我只有緊緊地，緊緊地摟住她，這便是我的天，我的地，我要活着的理由，此外，再沒有別的一句廢話……

次日，也就是星期天的傍晚，別人出工已經回家，可家菊她們小組仍不見人影，我跑到田裡去找，只見她們十幾個婦女仍坐在地頭評工分。前面我說過，在吃大鍋飯幹活的年代，工分便是農民的命。每個組有計分員，有時工分評不太平，隊長也要參加進來。我看到隊長福 根嬸嬸在場，知道遇難題了。原來十叄個人一起整地，按面積應得一百一十點五個工分，平均每人八點五分，可是要有一個人少半個工分。記分員除來除去算不出准數，福根嬸來後，考慮到我有一份比較高的工錢，就勸家菊少記這半分，不料家菊高低不肯，認為自己的活幹得又快又好，少記不合道理，如此這般大家無法敲定。我走到跟前聽出原委，馬上勸告妻子不要再堅持。誰知這位偏偏不依。我又對她說，半個工分不過叄四分錢，何苦去爭。她把氣出到我頭上：“你派頭大哩，叄四分錢也是兩塊磚頭，都不放在心上，我什麼時候才能還得了債！”我知道她犯了牛脾氣硬說不行，只得對隊長使個鬼臉，大聲對着福根嬸嬸說：“好，這樣吧，都記八分半，讓我替大家算算，可能不缺也說不定。”才把我的小女人蒙回家。一路上她還是咕咕囔囔不服氣：“不公平，不公平！快的慢的一樣，好的差的一樣，啥人肯賣力！”我知道，家菊是對的，她正點到“大鍋飯式勞動”的要害。但當年人們誤以為這就是共產主義，有誰敢說真話呢。

日子又這樣過着，關於我命運的威脅好像緩解了些。既然好歹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和家菊便想着讓我媽媽來鄉下住一陣子。當時她正在天津大妹妹那裡，也是準備隨後來上海的，不料，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天津來信，妹妹告知，媽媽患感冒去醫院的路上竟不聲不響地倒在叄輪車中停止了呼吸。就這麼意外，媽媽突然永久離我們一群子孫走了！她走在“文革”就將停止的時候。妹妹考慮到我的特殊處境，建議大家不必奔喪，各自在家祭奠便了。媽媽過早去世使我心頭湧起極大內疚。幾年前我還在運動壓力下，違心寫信交由造反隊寄出要小弟妹們和老人“劃清界限”。儘管我對她一生經歷明白得很，整個抗日戰爭過着顛沛生活，說是當着“官太太”其實並不滿官場腐敗，解放前卻創辦幼兒園以解胸中鬱悶。解放以後在家庭突變後繼續投身教育並在工作中領悟新社會的意義。“文革”中蒙學校和鄰里的理解，她沒有受到衝擊，然而卻被我重重刺傷並且臨走時也未得修復！

雖然，對於母親我有一生都難以磨滅的負罪心理，但接信以後，只能暗中流淚，並不敢有所外露，回到鄉下才把噩耗告訴家菊。她陪我傷心以後，第二天便拿起草紙作鍚箔的代用品，默默折迭着“元寶”，再去買來兩根蠟燭，在灶台上點起，權作靈堂，然後招呼我和兒子一起給老人磕頭。她一邊磕頭一邊輕輕祈禱，祝願婆婆安息。

我反而像陪祭一般聽她指揮，好似她正是主要當事人。祭後我對家菊說，此事最好不要對人談起，她雖同意，但還是講了自己的想法：“不論怎樣媽總是長輩，人去了，作子孫的能忘記嗎？成份高是高，她當老師，人又和氣，我應該朝她拜的。”幾句話說得我啞口無言。時隔多年，她每年清明都要設祭，當然懷念的人還包括她所不知的一切祖先，單 折迭元寶，每次都要用去幾個半天。現在鄉下四五十歲以上的婦女幾乎仍承續着祭先人的儀式，起先我總覺得有些迷信。尤其被“文革”搞得滿腦子漿煳之後，更警醒成分區別，現在回味一下，反倒感覺妻子這批鄉村婦女是難得未被“污染”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