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文革”完結

鄉下的生活比較起來波瀾不驚，消息也不那麼靈通，只有大隊裡出現了“農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是一位叫郎郎的年輕人。這個應時而生的組織，並沒有別的對立面，也沒打算大鬧什麼什麼天下，順乎潮流而已，只是在大隊莫名其妙不敢行使職權的當口，替代成了政權機構，一時間，監督地富表現，干預二流子或者判斷百家是非，還負責地方治安等事務全要管，到也頗有威望。久而久之，家中小囡有哭鬧不休的，大人們只要大喝一聲：“郎郎來嘞！”眾小孩居然竟能立即停聲，十分有效，此後很長時日，人們都傳為笑談。

而在上海市區“文革”的震憾力度要大得多，特別是後期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叄位先後去世，此前還發生驚天動地的唐山大地震，真讓普通中國人人心大慟，儘管處境並不相同，但是都會為各自前途未來揪着心。被人私下裡稱為“妖后”的前演員蘭萍實在給大眾留下太壞太壞的印象，要不是憑着是毛澤東的夫人，她那神經質的信口雌黃、瘋狗咬人的架式，早就叫人難以忍受了，怎麼能把一個泱泱大國，世上最多的子民交給她這樣一伙人治理呢！可是在那段歷史時期，中國的封建遺毒還正深重，最高掌權者一言九鼎仍在盛行，總算報刊披露出毛澤東說華園鋒“你辦事我放心”的話，於是，江青一夥掌握大權的努力泡湯了。華國鋒只是近年來才突然被提到高位的，所幸毛主席臨走前頭腦不煳塗挑選了他，這位資歷雖不算很深，但為人正直的新領袖很快在黨內代表主流的元老們支持下，以非常手段將禍害中國十年的敗類一網打盡。全中國真的沸騰了，人們自發走上街頭，鞭炮齊鳴，鑼鼓喧天。無論如何，我輩所謂牛鬼蛇神也覺得有了盼頭。

我興匆匆地把市區的歡慶情景帶到鄉下宣講，如此大事鄉下人自然也同時知道，只是表情沒有城裡那樣奔放。家菊聽了我的描述以後，也非常高興，但她的話還是不多，說：“那就好了，沒人胡攪了，日子好過了吧？”

打倒《四人幫》確實讓人們出了一口大氣，但國家大事畢竟不像我們普通人想得那麼簡單，許多許多問題仍然停滯不前，就拿我們這批牛鬼蛇神來說，儘管心中明白不會有事，但準確的說法不見下達。漸漸報刊電視裡傳出什麼“凡是，凡是”接着又出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老實說，我們並不知道，原來這些詞彙正反映中央一層為決定今後道路激烈爭辯，反而覺得上面怎麼放着大事不辦，談什麼大道理呢。

隨着實踐、真理討論的展開，市區陸續傳說給右派和所謂牛鬼蛇神摘帽或恢復名譽的消息，我們學校里我的“同夥”一有空閒就躲在小木屋裡竊竊私議，終於得到通知，恢復權力的黨支部，要我們分別到辦公室談話。輪到我的時候，一步步向前走着，心裡像倒翻五味瓶說不出那複雜的味道。書記非常親切地請我坐下，正式宣告我什麼問題也沒有，並為個人檔桉被泄露的事表示道歉，同時還遵照中央指示，要當場燒毀“文革”中搜集的有關我的文字材料。書記講到要當場銷毀材料，消除影響時，我止不住淚水涌流，連忙表示相信組織，不必再看，便拔腿匆匆離去。當時唯一的打算就是趕快跑回家痛痛快快，明明白白告訴眾人：“我是好人了！”

這次回鄉我先把老婆孩子拉到平房裡，等大家都 專心聽我講話時，我才一字一句宣布：“黨支部專門通知，說我什麼問題也沒有，代表組織為我平反，還當場燒毀整我的材料。我被解放了！”

這消息雖在打倒“四人幫”時已能預料到，但從我口中正式聽到還是使全家震動。家菊呆站很久，突然勾住我的頭頸，真正號啕地大哭不止了！又過了會兒，她把兩個兒子拉過來，四個人抱成一團，一起接着大哭很久。。。。。。

最後家菊喃喃不休地重複一句話：“你們爸爸是好人，你們爸爸是好人，是好人，好人。。。。。。”又哭了。

痛哭完以後我突然發現，十五歲的大兒子快長得跟我一樣高了；十二歲的二兒子也有了一些男子像。一晃十年，一場噩夢，我的兒子們就在我自顧不暇，不知不覺中，從無知幼兒逐漸成人！家菊口中不斷說出的好人二字，早已成了我的座右銘，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

“成為好人”的第二個星期天，家菊突然召集全家到海邊去，只見她還神神密密地挎着一籃子什麼東西，不讓看。在海灘的泥沙上，她露出籃子裡的物品，原來裝的有香燭和錫箔。她又解釋說，本來應該折元寶的，怕一大堆被別人看見不好。我早已習慣她每年祭奠先人，並不意外，但那天非年非節，還是忍不住問了。家菊非常凝重地對兩個兒子說道：“我想來想去今天要拜拜老天。兒子呀，從小到大都看到的，你們的爸爸硬熬着過生活，人不象人的，還不是捨不得我們一家嗎？今朝總算來了出頭日，能夠平平穩穩做工作拿工錢，謝謝老天！謝謝老天！”接着便點着香燭錫紙，自己先磕頭。輪到我時，我說了一句：“多虧黨中央播亂反正。”她馬上補了一句：“那還是老天在撐着，一定要拜的。”我聽話下跪磕起了頭。誰知觸景生情，頭一觸地十年的往事一古腦全都涌了上來，止不住大放悲聲，比上次平反那天哭得更傷心。家菊忙令兩個兒子一起跪下拜天，最終又成為全家的痛哭。不知哭了多長時間，家菊先停下來，說：“是我不好，害得大家又哭一場。我們全家大難逃過了，我是真心要來謝老天的，要笑，不是要哭。從此以後日子好過了，不會再鬥來鬥去了吧？”事後我常常回想妻子關於老天的論說。學過唯物主義，自然不認為有天神主宰人類，但如若把民心當作天公，應該是不錯的。可惜民心的形成要有時日，好事無妨，時日越多越好，碰上壞事，象“文革”這種，一來便是十年，怎麼受得了！她說往後該好，我自然相信，物極必反麼，但家菊到底缺少點文化，她不了解，中國是在兩千七百多年極殘酷的封建社會根基上鬧革命的，雖說前進發展勢所必然，可是前頭會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哪裡是我們這些平頭百姓能預料到的呢？

    海灘拜天以後，又過些日子，我回鄉下的一個星期天早晨，家菊又挎着籃子，但這次扛着一柄“蠶豆鍬”拉我往海灘走，問她也不響。到了大堤外的田頭上才宣布，要我在大田埂里側插洞洞，她向小洞裡下蠶豆種。我有些猶豫，因為十年來，在集體大田邊插種豆類自己吃是要被批判的，被說成“挖社會主義牆腳”行為，若是出身壞的人干更可能要惹禍。心裡一打鼓，動作慢了，家菊便“停工待料”，急着催我，我說：“這樣干合適嗎？萬一……”她聽也不要聽，搶過小鍬自己動手，讓我跟在後面下種，快得使我連下種也跟不上。她一面等一面發表看法：“怎麼不合適！《四人幫》都打倒了，還不讓種？”我覺得她太閉塞，就說：“現在中央還沒定，正在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她打斷我，說：“討論去討論好嘞，關你種蠶豆什麼事，快種！”我又說：“有關係的，要等討論好了才能決定，到底要‘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都得堅持呢，還是根據實踐來判斷該不該做。”這種理論問題，我一時也找不出淺顯的語言來傳達，她可能把“實踐”聽成“實際”二字了，馬上跟我辯論：“實際，實際！種田人弄得有田沒飯吃，笑話，還不實際呀！快種吧，種了就有糧啦。”不由分說，我只得跟在後面下種，動作慢的話，便會遭到呵斥。

家菊當然並不會意識到，這個大膽的行動具有安徽省鳳陽小港村農民冒着危險按手印同樣的意義，她只想着讓家人吃飽肚子，不懂得什麼風險，結果“歪打正着”收了不少青蠶豆和枯蠶豆，她這一招引得其他婦女也跟着彷效，不管叄七二十一，田埂邊到處種上了。           至於幹部黨員，何嘗贊成過去那一套，自然不會阻撓。從此，農民用蠶豆做豆沙，用黃豆爆米花，吃都吃不完。我們家兒子再不會站在爆米花爐子邊啼哭，可嘆他們這時候已從幼童長成半大人了。

打倒《四人幫》後這一段日子，農村的人並不一定明白實踐是什麼標準，只是你看我的樣，我看你的樣，不約而同都種起田邊地頭的“十邊“了。不僅如此，家裡的雞鴨也開始養多了。按照“文革”的說法，一家兩隻雞是“社會主義”，超過兩隻，便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誰信呢！現在回想起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在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礙於“金口玉言”的封建意識，浪費多少寶貴光陰，真覺得，讀書識理之人往往不如種田人乾脆。

也是在這當口，不知不覺我們的長子辛城己經從珊黃五七學校畢業了。所謂五七學校實際上便是珊黃小學再加兩年的初中，是當年權宜之計的學制。再往上的中學生叫作七八屆中叄中四生。辛城長得一付好體格，校外什麼體育比賽都能得獎，只是讀書不太起勁。再說，我雖是高中老師，卻從不過問兒子讀書之事，前面我用“不知不覺”四個字一點不是假話，的確如此。現在孩子要畢業了，還讀下去嗎？家菊跟我商量，說老師們都主張他讀下去，可是孩子認為，每天要幾十里路來往於高橋鎮，又沒車子可乘，再說讀書也沒什麼用，不想讀了，要我最後拍板。我決定這件事時，居然顯得從未有過的果斷，一句話：“算了，不讀也好。”這個影響辛城一輩子的決定，便這麼輕易地作出了。儘管後來辛城抓住一個大學下鄉辦在職教育的機會，湊合着得了兩份資格證書，終不能掃除我的心病。

辛城參加農業勞動時是十五周歲，半大小子整天夾在婦女中干着半勞動力的雜活是也提不起勁頭，他就想着彷效大男人往外跑找工業方面的活計干。果然機會來了，張華浜碼頭招工，他跟在大人們後面也去了。大概是臨時工吧，也沒填寫什麼反映年齡的表格，人家可能看着他身架子還不差，直接安排到貨輪倉底干搬運工。那是什麼工作啊，後來據他說，站在倉底往上看，離甲板足有幾十米左右，一伙人要把散裝的什麼原料袋，不停地搬上吊袋網中，這一網，那一網，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兩天干下來，腰直不起來了！家菊看見兒子萎靡不振的樣子，心疼得要命，堅決不放他再去。這小子停在家沒幾天，又夥同隊裡一位有腳疾的大叔找到一份裝運修路石子的活。辛城天資本是不低的，學什麼像什麼，不久他就學會開拖拉機，脫離人家的帶領，和大叔兩個承包一部車幹起來，這樣比干小工掙錢多了許多。

如今我老了，有許多時間在家裡和家人相處，偶而聽到辛城對那段生活回憶，他埋怨過早乾重活影響身高，所以比我還矮叄公分，更比弟弟辛建一米八十二公分的個子矮十公分，聽到這裡總不免默默悔恨，只怪那時被“文革”弄昏頭，誤以為有文化是我遭一場大難的根源，這才沒堅持讓兒子升學，俗話說：“世上沒有後悔藥買。”再難過也沒用了。

鄉下的日子雖然不像城裡思潮不停變化，形勢跟着理論進步，但在不聲不響中也發生了微妙的進展。辛城沒有跑到工業方面幹活，又不曾升學，成為不多的堅持在家鄉生活的知識青年之一，過了兩年，通常被稱作大隊的珊黃村委需要新生力量，他居然被吸收去當治保委員，接着自然又兼任了民兵連長，還入了共青團。當年難得有年輕人肯留在鄉下幹這種工作，覺得婆婆媽媽，而辛城反倒很盡力。其實我知道，入團和當民兵幹部是促使他努力的重大動力，可能，看過前面內容的讀者還能記得，辛城小時候曾為將來當不成解放軍而埋怨媽媽，問她為什麼要嫁給爸爸，如今人大了些，固然不至於再這麼問，而想當兵的心思仍不會變。現在當個民兵，又入了團，多少能彌補一些年輕的遺憾吧。

眼看着第二個兒子辛建也在我不知不覺中讀到村五七學校畢業班。就是說他也進了初中二年級。辛建的學習也和哥哥差不多，不好不差，在他身上除了體育以外，並沒受過任何讀書方面薰陶，這小孩完全沒有現在青少年的受壓感，空閒下來，常拿着學校體育老師“配備”給他的一支木製手榴彈，跑到海灘邊無拘無束地扔來扔去順便也練起跑步。

現在說起來，人家會不理解，我耽誤一個大兒子，輪到小兒子時，我仍然未改變對讀書的怨心，不要說陪兒子一起看看書或做作業，就連他們喜歡的體育運動也沒輔導過，完全讓其放任自流。終於又是家菊來跟我商量了，她說：“辛城留在鄉下沒辦法了，不能再讓辛建也留下來，兩個‘光郎頭’將來要討娘子的、往哪裡住？”我一聽，倒是不假，風俗都時興女到男家，像我當年的“模式”，實在不象話。在討論小兒子前途的時候，媽媽的口氣己經沒有前番大兒子上不上學的猶豫，她對我說的話雖然以問號結尾，但答桉很明確，只能送兒子向上讀。具體怎麼做呢？家菊早就從珊黃的老師那裡得到建議，要我設法把孩子弄到市區自己學校去。

我沒有立即答應妻子，因為雖然逃過“文革”這一關，但驚魂甫定，根本沒有膽量向領導提任何要求。後來看到我們宿舍老包先生的兒子從河南家鄉來滬，一打聽是到這裡借讀的，這才想起請教老包。他說，“反右”後期被補“戴帽子”以後，對兒子完全關心不到，現在亂世終結了，孩子已經長大，多少盡點力，撫慰自己良心，總算領導體諒才讓他來的。我一聽，有了信心，也試探着去請求，果然也得到允許。

辛建來上海讀上初二（下），這可夠難為他的，原來市區孩子小學四年級己經開始讀英語，而鄉下壓根沒有這門課。雖然我們的老師非常負責幫他補課，他也算聽話緊趕慢趕，畢竟差距太大，一學期下來難免像坐飛機一樣滿腦子嗡嗡響。往常在鄉下放下書包便不再碰書本的，現在不行了，他連星期天帶放假都不肯離書，完全像變了個人。原來他記住媽媽的話，拼命也得“跳出農門”，小小年紀己經明白，沒有房子給他蹲。於是每天晚上，我備課，改作業或者看書，他不聲不響看書寫作業。他知道我也沒空，自己穿的衣裳隨手就洗掉，從不讓我操心，除非考試時由我代勞。

進城以後，辛建吃得好一些，而且 同事知道孩子能吃，不時有人塞糧票給我，使得老二確實比哥哥長得高了。他的身材引起我們體育教研組的注意，先是田徑隊要他，接着排球隊也要他練副攻。起初辛建不願意練，怕更趕不上功課。後來我感覺這小子天生的彈跳力和左手爆發力強，又覺得文化課底子差，擔心將來單憑考試未必真能跳出農門，心裡一盤算，何不讓他另加馬力，闖出個體育特長爭取考試加分。當然，兩面下功夫談何容易，我只向他大致談起這個設想，行不行還得看他自己了。兒子默默聽我說着，並不言聲，過了一會兒，問道：“能加分嗎？你看我能練得出嗎？”我回答說：“‘排球’球隊能打進上海市中學前叄名，主力隊員可以加分。田徑項目靠個人，達到國家二級運動員標準加分。你的身體素質不錯，有幾年功夫訓練不是沒可能。”他說：“排球我剛剛開始摸，怎麼行！”因為當年我們學校是上海市排球和田徑重點，只要在校內出頭便有機會，所以我鼓勵他說：“什麼事肯下苦功總有希望，我們從鄉下出來的小孩，不會怕苦吧？”辛建半晌不響，突然對我說：“我兩樣都參加！好嗎？”肯定還是媽媽的話在起作用。

從此辛建既練排球副攻手，又練田徑的全能運動。我擔心真會影響文化課，規定他課後每周只參加兩次訓練，少別人一次，可是他開始對我要求減少星期天回鄉下次數，留在學校，至於幹什麼他沒有說明。反正孩子品質我放心，就答應了他。

轉眼讀到初叄畢業班，上海市體校通知各校初中生好苗子報考。我一想，能提前進中專類的市體校，戶口便可遷出農村，何不讓辛建一試？記得素質考試時我有課走不開，只得讓他獨自去應考。吃晚飯前，辛建回來了，灰不熘秋地無精打采。原來，他立定跳遠，擲壘球都超過人家，但最後，一位教練通知說，他在身長方面發展餘地不大，不準備錄取。孩子具有媽媽的性格，認死理不放，晚飯也吃不下，一個勁地嘟囔着：“我比他們成績好，為啥不要我？”這種脾氣硬勸沒有用，我便兜着圈子激勵他。當時我也生着氣說：“這種教練不長眼，你才十五歲會不長嗎！他不要，我們自己練，過上兩年讓他看看！”

從此以後，辛建更加抓緊上課和訓練兩頭，鄉下回去更少，不但跳遠，投擲標槍大有長進，在排球隊也打上主力。他是“左撇子”，彈跳力又好，左手扣球威力很強。

進高中後，他們那一屆被規定兩年便可考大學。恰恰暑期前舉行上海市中學生運動會，我們學校代表本區參賽。那時有規定，凡市、區各體校運動員都可回原校參加，也就是說，在運動場上各代表隊裡都有體校運動員幫忙。我和辛建憋着一股氣，倒要看看體校來的運動員是不是叄頭六臂。不過也不能否認，人家到底不是吃素的，伙食有國家津貼，師資也充足，一般來講，每個項目前六名基本上多數是區體校生。比賽過程中，特別是決賽階段，分別回母校參賽的體校生彼此都是老相識，互相寒暄甚是熱鬧。獨有我的兒子無人搭理，這很自然。可是，一出手情形大變！標槍第一次試投，辛建憑着超強的爆發力使標槍順着一個美妙的弧線悠悠然飄過所有記錄成績的鉄旗，居然比市體校最好的運動員還遠近兩米!一時間，在場的人大為驚訝：這小子是從哪裡冒出來旳？兒子那天很忙，還參加了五項全能比賽，連跑帶跳又扔，五次出場，積分超出各區選手，一天獲得兩項冠軍！賽場上湧起一股潮水，大學教練們跟蹤找到了前程中學代表隊。我站在看台上不斷接待來訪：同濟大學、交通大學、華師大和第二軍醫大學的體育教練先後來探訪要求“訂貨”。事後交大、二軍大還把我接到學校參觀，再後，二軍大兩位幹部甚至騎車到鄉下向孩子他媽“勸進”。我的天！辛建能跳出“農門”啦！

這小子真給父母長了臉，還沒考大學，一雙腳就跨進名牌。高考以後，高校招生辦考慮到華師大是上海高校田徑重點，最後把辛建“判給”該校，正好他們學校教練朱老師是我熟悉的。他原是市隊的運動健將，人又極有修養。在他聯絡下，辛建後來進了生物系，並在課餘接受朱老師的訓練。這一下家菊喜歡得不得了，一改平日話語不多的習慣，逢人便講，再說，鄉下來客不多，前一陣子兩個解放軍來找家菊的事，立刻傳播開，眾人都向做媽媽的熱烈祝賀，這真是二十年前家菊在虹口體育場得第一以來珊黃村又一大爆炸性新聞。我們家孩子爭氣呀！

好消息一個接一個，有一天鄉里通知，耕田要恢復土改時的做法，名稱叫集體土地個人承包或者叫大包幹，也就是說，每個勞動力承包一定面積土地，在鄉和大隊指導下，自己耕種，收穫除去交農業稅都歸自家。這個做法在十年動亂中早已被《四人幫》當作炮彈攻擊劉少奇，所謂“包產到戶”真被說得簡直一塌煳塗。其實占人民絕大部份的農民哪裡贊同這些傢伙胡說八道，只可嘆能分辯是非的人沒有機會說話，結果是耽誤多少年時間，白白餓死多少種田人！

家菊早就私下裡埋怨“不公平，不公平”，如今終於可以公平了。她和辛城分到四畝二分地。隊長聽了眾人意見，好地差地，海堤內外的地大致均勻分配給大家。從這天起，人們再用不着打鐘叫喚，該幹什麼，該什麼時候干，自有主張。隊長除了傳達生產技術，分配化肥種子，工作量小多了，特別是評工分那種扯皮的事再也沒有了，真舒坦。而家菊的負擔卻大大加重，因為辛城在大隊裡，家中活計幹得少，只有農忙才靠得住。四畝二分兩千七百多平米土地可不是說着玩的！但這時候的她情緒高漲，簡直不知道什麼是累。跟着她後面幹活，我可是倒霉了，每次星期天不得太平。妻子嘴裡是叫我歇着，想想我能看着她一個人幹嗎？不過，真要去干，兩個人反而鬧意見，大多數情況都是因我勸停而起。比如兩個人抬牛糞，一大桶一大桶往地里送，倒下去時相隔一米半是倒，隔二米也是倒，我總主張隔開遠點。抬到太陽偏西，我總主張早點停，話當然是我說得多。如此這般說多了，她就會氣得把槓棒一摔：“煩嘞，煩嘞！儂來了只有煩！”可是我不來也抬不成呀，發完火還得抬。

看來，對土地的感情，我再練幾年也無法和家菊相比，假如照我的想法種地，後果可想而知。虧好到了田裡，家菊就是“絕對領導”，不容任何人多嘴。記得，包產到戶第一個水稻收穫季節，當時還沒有收割機幫忙，各人只能人手一把鐮刀，挨個兒成梯形向前，妻子、兒子和我共四人依次排開。我總站在邊上最後的位置，免得夾在中間被後面的哪個追着不放。但我終究慢得難堪，而且覺得我的腰最酸最酸，抬起頭張望前頭“茫茫稻海”，嘆息“何時才是盡頭！”再看家人他們喜孜孜的，真像拾到了大元寶。畢竟當初飢餓的年代，連炒米花都不捨得吃的是他們娘叄個，肚子塞不滿的也是他們啊！

接下來是要把到手的稻堆挑回家了，這應該是我的強項，帶學生下鄉時也以挑稻為得意之作。但豐收不豐收是大不一樣的，現在我們家的稻怎麼挑也挑不完，實在使我又想撂擔子。特別是海灘處的一塊田裡，擔子得跨過一道大溝，一大步跨過去，肩上兩梱稻必得前後晃動，更顯得沉重。每次挑到這裡，我是跨一趟駡一次。家菊看在眼裡，便叫我歇兩歇，這反令我賭起氣來：“不要煩！”這口氣是她常對我說的。奇怪，我這麼一叫，她竟毫不反感。事後一想，她不是被我嚇倒的，而是被那麼多糧食喜倒的，壓根就沒有了脾氣。再說，稻捆一上肩萬不可放下，一停地上便是一大片稻粒，豈不要被他們罵死！

局外人聽說豐收，可能只以為農民大喜，卻不知豐也有豐的苦處。我們的平房，地勢低，又是泥地，很潮濕，只好把造房子時多出的亂七八糟磚頭搬進屋鋪成兩層墊底，用編織袋和少數麻袋裝着稻子一排一排堆起來，算一算，竟有四十多袋 ！ 當然，此前脫粒，曬場的辛苦還不計算在內。

等秋收活計終於完成以後的那個星期天，一家四口湊合着坐在一塊兒長長舒了口氣。四十多袋幾千斤糧，全是我們自己的了，一年也吃不完啊！回想過去，有一年十月份收糧，分配來的稻穀到次年春節就吃空，以後八個月只得靠政府發購糧證或者靠我到上海“化緣”糧票。同樣這些田，而且兒子長大了，反而糧食會多出來，真覺得好笑。妻子半靠在糧堆上，閉着眼，沁出汗珠的臉微微含一絲笑意，  

長舒一口氣，說出一句話：“讓我們平平安安過日子多好！”

辛建進了大學反倒省錢了，每月給他二十塊錢生活費便可。他說學校發叄十塊錢飯費，夠了。到叄年級以後，我給的生活費更是減少到每月十塊，因為他說學校對他另有運動員津貼，兒子真是懂事。他知道，我們家裡除去兩間空屋子，其它像桌椅板凳什麼的一樣無有，最苦的時候，一隻洗腳盆既洗腳洗衣，又當板凳，樣樣得添。多虧丈母娘悄悄搬來一隻小方枱子給我們代替餐桌，又搬來一長一短兩條凳子。家菊的姐姐姐夫幫妹妹從外地買來幾隻像樣點的方桌和方凳，家里總得預備點錢的。

儘管兒子過得可能比不上人家，但在鄉下磨練出的頑強使他得益，華師大作為特招學生吸收了他，而且進入生物系也屬優先，指望這個學生能為田徑重點有所貢獻。辛建一面努力於學業，一面按朱老師安排認真課餘訓練。考慮到他體質極好，朱老師有意識把他往全能   方面引導，從一年級起就逐漸成了主力，在市高校運動會上屢屢得獎。校內各系之間排球賽，他又挑起生物系大樑，漸漸地，這個高大挺拔的小伙子出了名。後來，孩子對家菊悄悄說，有外語系女生給他寫情書，但朱老師知道後勸告辛建，讀好書，爭取畢業後留校，現在別去忙着談，將來還愁沒有好的！老師同時還通報給我，我自然非常感激他的關心。

家菊到四十五歲，兩個兒子有了着落，日子雖然仍是緊巴巴的，心情應該說要輕鬆多了。最使我暗中得意的是她雖然終日干着最勞力的露天活，又從不顧冷熱，不懂什麼養生之道，但天賦的臉型皮色竟不見衰退，衣着稍加注意便顯得出眾。

就在日子漸漸好過些的時候，想不到一條新聞，又勾起家菊新的心思，又要開始新的奮鬥。原來自從包產到戶以來，高東鄉的農家漸漸出現了造樓房的行動，先是四鄉八鄰紛紛去我原來下放的樓下村看稀奇。那裡的五隊有老兄弟倆在宅基上造起全鄉第一座兩上兩下的樓房。據老輩子人說，樓下村只是咸豐皇帝年間有過一片樓房，人稱“黃家樓廈”，但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已毀於戰火。村名大概因此而起，所以後來徒有其名。如今真的造樓了，怎不吸引人們前來觀摩呢。家菊硬拖我舊地重遊，去了。那裡真是人頭攢動。在樓房前面，我們讚嘆不止。聽邊上的人說，人家老弟兄倆在市區幹活，從解放前起就攢錢了，果然不易，我們只能贊而嘆之，然後，只好返回珊黃。樓下村第一座樓在高東鄉引起連鎖反應，各村都有些新的建築陸續出現。家菊只要聽到消息，幾乎都要去讚嘆一番。接着這股風真的吹到我們跟前。我們平房門前六米處，是福祥家的一排老屋，他們家族比較大，而且老父和幾個兄弟都在黃浦江邊的一片大廠里工作。老屋造了不下百年快不行了，長輩們商量下大家湊錢要把老屋翻造成樓，仍由福祥居住並照管。等我知道，人家己經開始動工了。

有企業里的人來操持，這座樓雖不算闊氣但比起樓下村那一座更有新意。於是人潮又被吸引到我們這個隊來。在眾人往來穿梭之下，把一邊上我們這間平房更凸顯得寒酸。不巧，就在星期天我在家的那個深夜，一場特大暴雨澆下來，剛落成的新樓外高高堆起碎磚剩土把雨水擋向我家。等我和家菊發覺，大水已經穿過我們毫不嚴實的屋門涌了進來，大概不到五分鐘，床底下也進了水。堆着糧食的地方，虧好墊着磚，但底一層糧袋是在劫難逃了。我們急忙喊醒兒子，拼命把糧袋往高處堆，儘量減少損失。至於地上床下只能置之不顧了。為防止繼續灌進大水，我們拿起各種工具冒雨在門外草草開一條水溝儘量把雨水引向小浜，勉強為之作用不大。第二天黎明，我匆匆出門趕往上海前只看見屋裡一片狼籍，只得交給家菊他們收拾殘局了。

下一周周六晚上我回來後，福祥和他妻子蘭珍第二次登門道歉，這次好像專門要等我當面談，所以道歉之後他們並不急於回家。說着說着突然轉了話題，蘭珍說：“大家相處很好，我也不怕笑話，今天來想和你們商量一件事。我們靠長輩和弟兄相幫有了新房子，但是家裡除了我夫妻倆只有一個女兒，心裡想着將來女兒要是嫁出去怎麼辦？所以……”家菊聽出點味道，便說：“儂是想……”蘭珍終於說道：“我想能不能讓我們家芹芹跟辛城……”家菊明白了：“就是講讓辛城作上門女婿嘍？”蘭珍忙解釋說：“不是，不是！現在也不時興了，我們意思是將來辛城可以住在我們家，反正近得很，省得你們再造房了。”福祥夫婦倆說這話並非唐突之舉，平日我們也看出辛城和芹芹有那麼些意思，而且他們家有些修修弄弄的事少不了要辛城出點力。這芹芹是在我們眼下長大的，又是辛建同班同學，來來去去並不拘束。浦東鄉下談婚論嫁都先要介紹人往來串聯，像福祥夫婦這麼直截了當的少見，也說明大家已經很熟的緣故。

我想聽聽辛城的態度，問道：“你怎麼想法？”回答說：“隨便。”我說：“什麼叫隨便！別的事好隨便，這種大事好隨便麼！”家菊當然比我清楚，她說：“他們倆早就好了，隨啥個便！”說罷又轉向鄰居，說：“我們白手起家，沒人相幫，我知道芹芹不嫌棄我們，但是我不贊成住你家，讓別人講起來，我男方沒出息。”我聽完對話明白，芹芹願意跟兒子好，而且女方歡迎辛城入住，又不算上門女婿，豈不甚好？馬上接過話：“原來他們倆已經有基礎了，我覺得挺好，就繼續相處一段時間吧。”家菊對我瞪一眼：“兩面蹲蹲可以，不能長住女方！”我看着她，心想，這是好事一樁，何必固執？妻子看出我的心思，更嚴厲瞪着我：“你忘記住在女家的味道啦？還要兒子學你的樣！”

一時間屋裡的氣氛凝重了，福祥他們弄得很尷尬。這時辛城開口說：“用不着緊張，我們會商量的，早着呢。”不料她媽突然對蘭珍說：“我家也要造樓房，造好房子再討媳婦！”我的天呀，家菊又要第叄次造房了，而且是樓房呀！我太明白這女子的性情了，話一出口決無別的路可走。看來，在新的一場造屋戰鬥中，只有再跟着她“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