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文革”完结

乡下的生活比较起来波澜不惊，消息也不那么灵通，只有大队里出现了“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是一位叫郎郎的年轻人。这个应时而生的组织，并没有别的对立面，也没打算大闹什么什么天下，顺乎潮流而已，只是在大队莫名其妙不敢行使职权的当口，替代成了政权机构，一时间，监督地富表现，干预二流子或者判断百家是非，还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全要管，到也颇有威望。久而久之，家中小囡有哭闹不休的，大人们只要大喝一声：“郎郎来嘞！”众小孩居然竟能立即停声，十分有效，此后很长时日，人们都传为笑谈。

而在上海市区“文革”的震憾力度要大得多，特别是后期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叁位先后去世，此前还发生惊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真让普通中国人人心大恸，尽管处境并不相同，但是都会为各自前途未来揪着心。被人私下里称为“妖后”的前演员兰萍实在给大众留下太坏太坏的印象，要不是凭着是毛泽东的夫人，她那神经质的信口雌黄、疯狗咬人的架式，早就叫人难以忍受了，怎么能把一个泱泱大国，世上最多的子民交给她这样一伙人治理呢！可是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封建遗毒还正深重，最高掌权者一言九鼎仍在盛行，总算报刊披露出毛泽东说华园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于是，江青一伙掌握大权的努力泡汤了。华国锋只是近年来才突然被提到高位的，所幸毛主席临走前头脑不煳涂挑选了他，这位资历虽不算很深，但为人正直的新领袖很快在党内代表主流的元老们支持下，以非常手段将祸害中国十年的败类一网打尽。全中国真的沸腾了，人们自发走上街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无论如何，我辈所谓牛鬼蛇神也觉得有了盼头。

我兴匆匆地把市区的欢庆情景带到乡下宣讲，如此大事乡下人自然也同时知道，只是表情没有城里那样奔放。家菊听了我的描述以后，也非常高兴，但她的话还是不多，说：“那就好了，没人胡搅了，日子好过了吧？”

打倒《四人帮》确实让人们出了一口大气，但国家大事毕竟不像我们普通人想得那么简单，许多许多问题仍然停滞不前，就拿我们这批牛鬼蛇神来说，尽管心中明白不会有事，但准确的说法不见下达。渐渐报刊电视里传出什么“凡是，凡是”接着又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原来这些词汇正反映中央一层为决定今后道路激烈争辩，反而觉得上面怎么放着大事不办，谈什么大道理呢。

随着实践、真理讨论的展开，市区陆续传说给右派和所谓牛鬼蛇神摘帽或恢复名誉的消息，我们学校里我的“同伙”一有空闲就躲在小木屋里窃窃私议，终于得到通知，恢复权力的党支部，要我们分别到办公室谈话。轮到我的时候，一步步向前走着，心里像倒翻五味瓶说不出那复杂的味道。书记非常亲切地请我坐下，正式宣告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并为个人档桉被泄露的事表示道歉，同时还遵照中央指示，要当场烧毁“文革”中搜集的有关我的文字材料。书记讲到要当场销毁材料，消除影响时，我止不住泪水涌流，连忙表示相信组织，不必再看，便拔腿匆匆离去。当时唯一的打算就是赶快跑回家痛痛快快，明明白白告诉众人：“我是好人了！”

这次回乡我先把老婆孩子拉到平房里，等大家都 专心听我讲话时，我才一字一句宣布：“党支部专门通知，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代表组织为我平反，还当场烧毁整我的材料。我被解放了！”

这消息虽在打倒“四人帮”时已能预料到，但从我口中正式听到还是使全家震动。家菊呆站很久，突然勾住我的头颈，真正号啕地大哭不止了！又过了会儿，她把两个儿子拉过来，四个人抱成一团，一起接着大哭很久。。。。。。

最后家菊喃喃不休地重复一句话：“你们爸爸是好人，你们爸爸是好人，是好人，好人。。。。。。”又哭了。

痛哭完以后我突然发现，十五岁的大儿子快长得跟我一样高了；十二岁的二儿子也有了一些男子像。一晃十年，一场噩梦，我的儿子们就在我自顾不暇，不知不觉中，从无知幼儿逐渐成人！家菊口中不断说出的好人二字，早已成了我的座右铭，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成为好人”的第二个星期天，家菊突然召集全家到海边去，只见她还神神密密地挎着一篮子什么东西，不让看。在海滩的泥沙上，她露出篮子里的物品，原来装的有香烛和锡箔。她又解释说，本来应该折元宝的，怕一大堆被别人看见不好。我早已习惯她每年祭奠先人，并不意外，但那天非年非节，还是忍不住问了。家菊非常凝重地对两个儿子说道：“我想来想去今天要拜拜老天。儿子呀，从小到大都看到的，你们的爸爸硬熬着过生活，人不象人的，还不是捨不得我们一家吗？今朝总算来了出头日，能够平平稳稳做工作拿工钱，谢谢老天！谢谢老天！”接着便点着香烛锡纸，自己先磕头。轮到我时，我说了一句：“多亏党中央播乱反正。”她马上补了一句：“那还是老天在撑着，一定要拜的。”我听话下跪磕起了头。谁知触景生情，头一触地十年的往事一古脑全都涌了上来，止不住大放悲声，比上次平反那天哭得更伤心。家菊忙令两个儿子一起跪下拜天，最终又成为全家的痛哭。不知哭了多长时间，家菊先停下来，说：“是我不好，害得大家又哭一场。我们全家大难逃过了，我是真心要来谢老天的，要笑，不是要哭。从此以后日子好过了，不会再斗来斗去了吧？”事后我常常回想妻子关于老天的论说。学过唯物主义，自然不认为有天神主宰人类，但如若把民心当作天公，应该是不错的。可惜民心的形成要有时日，好事无妨，时日越多越好，碰上坏事，象“文革”这种，一来便是十年，怎么受得了！她说往后该好，我自然相信，物极必反么，但家菊到底缺少点文化，她不了解，中国是在两千七百多年极残酷的封建社会根基上闹革命的，虽说前进发展势所必然，可是前头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哪里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能预料到的呢？

    海滩拜天以后，又过些日子，我回乡下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家菊又挎着篮子，但这次扛着一柄“蚕豆锹”拉我往海滩走，问她也不响。到了大堤外的田头上才宣布，要我在大田埂里侧插洞洞，她向小洞里下蚕豆种。我有些犹豫，因为十年来，在集体大田边插种豆类自己吃是要被批判的，被说成“挖社会主义墙脚”行为，若是出身坏的人干更可能要惹祸。心里一打鼓，动作慢了，家菊便“停工待料”，急着催我，我说：“这样干合适吗？万一……”她听也不要听，抢过小锹自己动手，让我跟在后面下种，快得使我连下种也跟不上。她一面等一面发表看法：“怎么不合适！《四人帮》都打倒了，还不让种？”我觉得她太闭塞，就说：“现在中央还没定，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她打断我，说：“讨论去讨论好嘞，关你种蚕豆什么事，快种！”我又说：“有关系的，要等讨论好了才能决定，到底要‘凡是毛主席讲过的’都得坚持呢，还是根据实践来判断该不该做。”这种理论问题，我一时也找不出浅显的语言来传达，她可能把“实践”听成“实际”二字了，马上跟我辩论：“实际，实际！种田人弄得有田没饭吃，笑话，还不实际呀！快种吧，种了就有粮啦。”不由分说，我只得跟在后面下种，动作慢的话，便会遭到呵斥。

家菊当然并不会意识到，这个大胆的行动具有安徽省凤阳小港村农民冒着危险按手印同样的意义，她只想着让家人吃饱肚子，不懂得什么风险，结果“歪打正着”收了不少青蚕豆和枯蚕豆，她这一招引得其他妇女也跟着彷效，不管叁七二十一，田埂边到处种上了。           至于干部党员，何尝赞成过去那一套，自然不会阻挠。从此，农民用蚕豆做豆沙，用黄豆爆米花，吃都吃不完。我们家儿子再不会站在爆米花炉子边啼哭，可叹他们这时候已从幼童长成半大人了。

打倒《四人帮》后这一段日子，农村的人并不一定明白实践是什么标准，只是你看我的样，我看你的样，不约而同都种起田边地头的“十边“了。不仅如此，家里的鸡鸭也开始养多了。按照“文革”的说法，一家两只鸡是“社会主义”，超过两只，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信呢！现在回想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在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碍于“金口玉言”的封建意识，浪费多少宝贵光阴，真觉得，读书识理之人往往不如种田人干脆。

也是在这当口，不知不觉我们的长子辛城己经从珊黄五七学校毕业了。所谓五七学校实际上便是珊黄小学再加两年的初中，是当年权宜之计的学制。再往上的中学生叫作七八届中叁中四生。辛城长得一付好体格，校外什么体育比赛都能得奖，只是读书不太起劲。再说，我虽是高中老师，却从不过问儿子读书之事，前面我用“不知不觉”四个字一点不是假话，的确如此。现在孩子要毕业了，还读下去吗？家菊跟我商量，说老师们都主张他读下去，可是孩子认为，每天要几十里路来往于高桥镇，又没车子可乘，再说读书也没什么用，不想读了，要我最后拍板。我决定这件事时，居然显得从未有过的果断，一句话：“算了，不读也好。”这个影响辛城一辈子的决定，便这么轻易地作出了。尽管后来辛城抓住一个大学下乡办在职教育的机会，凑合着得了两份资格证书，终不能扫除我的心病。

辛城参加农业劳动时是十五周岁，半大小子整天夹在妇女中干着半劳动力的杂活是也提不起劲头，他就想着彷效大男人往外跑找工业方面的活计干。果然机会来了，张华浜码头招工，他跟在大人们后面也去了。大概是临时工吧，也没填写什么反映年龄的表格，人家可能看着他身架子还不差，直接安排到货轮仓底干搬运工。那是什么工作啊，后来据他说，站在仓底往上看，离甲板足有几十米左右，一伙人要把散装的什么原料袋，不停地搬上吊袋网中，这一网，那一网，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两天干下来，腰直不起来了！家菊看见儿子萎靡不振的样子，心疼得要命，坚决不放他再去。这小子停在家没几天，又伙同队里一位有脚疾的大叔找到一份装运修路石子的活。辛城天资本是不低的，学什么像什么，不久他就学会开拖拉机，脱离人家的带领，和大叔两个承包一部车干起来，这样比干小工挣钱多了许多。

如今我老了，有许多时间在家里和家人相处，偶而听到辛城对那段生活回忆，他埋怨过早干重活影响身高，所以比我还矮叁公分，更比弟弟辛建一米八十二公分的个子矮十公分，听到这里总不免默默悔恨，只怪那时被“文革”弄昏头，误以为有文化是我遭一场大难的根源，这才没坚持让儿子升学，俗话说：“世上没有后悔药买。”再难过也没用了。

乡下的日子虽然不像城里思潮不停变化，形势跟着理论进步，但在不声不响中也发生了微妙的进展。辛城没有跑到工业方面干活，又不曾升学，成为不多的坚持在家乡生活的知识青年之一，过了两年，通常被称作大队的珊黄村委需要新生力量，他居然被吸收去当治保委员，接着自然又兼任了民兵连长，还入了共青团。当年难得有年轻人肯留在乡下干这种工作，觉得婆婆妈妈，而辛城反倒很尽力。其实我知道，入团和当民兵干部是促使他努力的重大动力，可能，看过前面内容的读者还能记得，辛城小时候曾为将来当不成解放军而埋怨妈妈，问她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如今人大了些，固然不至于再这么问，而想当兵的心思仍不会变。现在当个民兵，又入了团，多少能弥补一些年轻的遗憾吧。

眼看着第二个儿子辛建也在我不知不觉中读到村五七学校毕业班。就是说他也进了初中二年级。辛建的学习也和哥哥差不多，不好不差，在他身上除了体育以外，并没受过任何读书方面熏陶，这小孩完全没有现在青少年的受压感，空闲下来，常拿着学校体育老师“配备”给他的一支木制手榴弹，跑到海滩边无拘无束地扔来扔去顺便也练起跑步。

现在说起来，人家会不理解，我耽误一个大儿子，轮到小儿子时，我仍然未改变对读书的怨心，不要说陪儿子一起看看书或做作业，就连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也没辅导过，完全让其放任自流。终于又是家菊来跟我商量了，她说：“辛城留在乡下没办法了，不能再让辛建也留下来，两个‘光郎头’将来要讨娘子的、往哪里住？”我一听，倒是不假，风俗都时兴女到男家，像我当年的“模式”，实在不象话。在讨论小儿子前途的时候，妈妈的口气己经没有前番大儿子上不上学的犹豫，她对我说的话虽然以问号结尾，但答桉很明确，只能送儿子向上读。具体怎么做呢？家菊早就从珊黄的老师那里得到建议，要我设法把孩子弄到市区自己学校去。

我没有立即答应妻子，因为虽然逃过“文革”这一关，但惊魂甫定，根本没有胆量向领导提任何要求。后来看到我们宿舍老包先生的儿子从河南家乡来沪，一打听是到这里借读的，这才想起请教老包。他说，“反右”后期被补“戴帽子”以后，对儿子完全关心不到，现在乱世终结了，孩子已经长大，多少尽点力，抚慰自己良心，总算领导体谅才让他来的。我一听，有了信心，也试探着去请求，果然也得到允许。

辛建来上海读上初二（下），这可够难为他的，原来市区孩子小学四年级己经开始读英语，而乡下压根没有这门课。虽然我们的老师非常负责帮他补课，他也算听话紧赶慢赶，毕竟差距太大，一学期下来难免像坐飞机一样满脑子嗡嗡响。往常在乡下放下书包便不再碰书本的，现在不行了，他连星期天带放假都不肯离书，完全像变了个人。原来他记住妈妈的话，拼命也得“跳出农门”，小小年纪己经明白，没有房子给他蹲。于是每天晚上，我备课，改作业或者看书，他不声不响看书写作业。他知道我也没空，自己穿的衣裳随手就洗掉，从不让我操心，除非考试时由我代劳。

进城以后，辛建吃得好一些，而且 同事知道孩子能吃，不时有人塞粮票给我，使得老二确实比哥哥长得高了。他的身材引起我们体育教研组的注意，先是田径队要他，接着排球队也要他练副攻。起初辛建不愿意练，怕更赶不上功课。后来我感觉这小子天生的弹跳力和左手爆发力强，又觉得文化课底子差，担心将来单凭考试未必真能跳出农门，心里一盘算，何不让他另加马力，闯出个体育特长争取考试加分。当然，两面下功夫谈何容易，我只向他大致谈起这个设想，行不行还得看他自己了。儿子默默听我说着，并不言声，过了一会儿，问道：“能加分吗？你看我能练得出吗？”我回答说：“‘排球’球队能打进上海市中学前叁名，主力队员可以加分。田径项目靠个人，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加分。你的身体素质不错，有几年功夫训练不是没可能。”他说：“排球我刚刚开始摸，怎么行！”因为当年我们学校是上海市排球和田径重点，只要在校内出头便有机会，所以我鼓励他说：“什么事肯下苦功总有希望，我们从乡下出来的小孩，不会怕苦吧？”辛建半晌不响，突然对我说：“我两样都参加！好吗？”肯定还是妈妈的话在起作用。

从此辛建既练排球副攻手，又练田径的全能运动。我担心真会影响文化课，规定他课后每周只参加两次训练，少别人一次，可是他开始对我要求减少星期天回乡下次数，留在学校，至于干什么他没有说明。反正孩子品质我放心，就答应了他。

转眼读到初叁毕业班，上海市体校通知各校初中生好苗子报考。我一想，能提前进中专类的市体校，户口便可迁出农村，何不让辛建一试？记得素质考试时我有课走不开，只得让他独自去应考。吃晚饭前，辛建回来了，灰不熘秋地无精打采。原来，他立定跳远，掷垒球都超过人家，但最后，一位教练通知说，他在身长方面发展余地不大，不准备录取。孩子具有妈妈的性格，认死理不放，晚饭也吃不下，一个劲地嘟囔着：“我比他们成绩好，为啥不要我？”这种脾气硬劝没有用，我便兜着圈子激励他。当时我也生着气说：“这种教练不长眼，你才十五岁会不长吗！他不要，我们自己练，过上两年让他看看！”

从此以后，辛建更加抓紧上课和训练两头，乡下回去更少，不但跳远，投掷标枪大有长进，在排球队也打上主力。他是“左撇子”，弹跳力又好，左手扣球威力很强。

进高中后，他们那一届被规定两年便可考大学。恰恰暑期前举行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我们学校代表本区参赛。那时有规定，凡市、区各体校运动员都可回原校参加，也就是说，在运动场上各代表队里都有体校运动员帮忙。我和辛建憋着一股气，倒要看看体校来的运动员是不是叁头六臂。不过也不能否认，人家到底不是吃素的，伙食有国家津贴，师资也充足，一般来讲，每个项目前六名基本上多数是区体校生。比赛过程中，特别是决赛阶段，分别回母校参赛的体校生彼此都是老相识，互相寒暄甚是热闹。独有我的儿子无人搭理，这很自然。可是，一出手情形大变！标枪第一次试投，辛建凭着超强的爆发力使标枪顺着一个美妙的弧线悠悠然飘过所有记录成绩的鉄旗，居然比市体校最好的运动员还远近两米!一时间，在场的人大为惊讶：这小子是从哪里冒出来旳？儿子那天很忙，还参加了五项全能比赛，连跑带跳又扔，五次出场，积分超出各区选手，一天获得两项冠军！赛场上涌起一股潮水，大学教练们跟踪找到了前程中学代表队。我站在看台上不断接待来访：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华师大和第二军医大学的体育教练先后来探访要求“订货”。事后交大、二军大还把我接到学校参观，再后，二军大两位干部甚至骑车到乡下向孩子他妈“劝进”。我的天！辛建能跳出“农门”啦！

这小子真给父母长了脸，还没考大学，一双脚就跨进名牌。高考以后，高校招生办考虑到华师大是上海高校田径重点，最后把辛建“判给”该校，正好他们学校教练朱老师是我熟悉的。他原是市队的运动健将，人又极有修养。在他联络下，辛建后来进了生物系，并在课余接受朱老师的训练。这一下家菊喜欢得不得了，一改平日话语不多的习惯，逢人便讲，再说，乡下来客不多，前一阵子两个解放军来找家菊的事，立刻传播开，众人都向做妈妈的热烈祝贺，这真是二十年前家菊在虹口体育场得第一以来珊黄村又一大爆炸性新闻。我们家孩子争气呀！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有一天乡里通知，耕田要恢复土改时的做法，名称叫集体土地个人承包或者叫大包干，也就是说，每个劳动力承包一定面积土地，在乡和大队指导下，自己耕种，收获除去交农业税都归自家。这个做法在十年动乱中早已被《四人帮》当作炮弹攻击刘少奇，所谓“包产到户”真被说得简直一塌煳涂。其实占人民绝大部份的农民哪里赞同这些家伙胡说八道，只可叹能分辩是非的人没有机会说话，结果是耽误多少年时间，白白饿死多少种田人！

家菊早就私下里埋怨“不公平，不公平”，如今终于可以公平了。她和辛城分到四亩二分地。队长听了众人意见，好地差地，海堤内外的地大致均匀分配给大家。从这天起，人们再用不着打钟叫唤，该干什么，该什么时候干，自有主张。队长除了传达生产技术，分配化肥种子，工作量小多了，特别是评工分那种扯皮的事再也没有了，真舒坦。而家菊的负担却大大加重，因为辛城在大队里，家中活计干得少，只有农忙才靠得住。四亩二分两千七百多平米土地可不是说着玩的！但这时候的她情绪高涨，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累。跟着她后面干活，我可是倒霉了，每次星期天不得太平。妻子嘴里是叫我歇着，想想我能看着她一个人干吗？不过，真要去干，两个人反而闹意见，大多数情况都是因我劝停而起。比如两个人抬牛粪，一大桶一大桶往地里送，倒下去时相隔一米半是倒，隔二米也是倒，我总主张隔开远点。抬到太阳偏西，我总主张早点停，话当然是我说得多。如此这般说多了，她就会气得把杠棒一摔：“烦嘞，烦嘞！侬来了只有烦！”可是我不来也抬不成呀，发完火还得抬。

看来，对土地的感情，我再练几年也无法和家菊相比，假如照我的想法种地，后果可想而知。亏好到了田里，家菊就是“绝对领导”，不容任何人多嘴。记得，包产到户第一个水稻收获季节，当时还没有收割机帮忙，各人只能人手一把镰刀，挨个儿成梯形向前，妻子、儿子和我共四人依次排开。我总站在边上最后的位置，免得夹在中间被后面的哪个追着不放。但我终究慢得难堪，而且觉得我的腰最酸最酸，抬起头张望前头“茫茫稻海”，叹息“何时才是尽头！”再看家人他们喜孜孜的，真像拾到了大元宝。毕竟当初饥饿的年代，连炒米花都不舍得吃的是他们娘叁个，肚子塞不满的也是他们啊！

接下来是要把到手的稻堆挑回家了，这应该是我的强项，带学生下乡时也以挑稻为得意之作。但丰收不丰收是大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家的稻怎么挑也挑不完，实在使我又想撂担子。特别是海滩处的一块田里，担子得跨过一道大沟，一大步跨过去，肩上两梱稻必得前后晃动，更显得沉重。每次挑到这里，我是跨一趟駡一次。家菊看在眼里，便叫我歇两歇，这反令我赌起气来：“不要烦！”这口气是她常对我说的。奇怪，我这么一叫，她竟毫不反感。事后一想，她不是被我吓倒的，而是被那么多粮食喜倒的，压根就没有了脾气。再说，稻捆一上肩万不可放下，一停地上便是一大片稻粒，岂不要被他们骂死！

局外人听说丰收，可能只以为农民大喜，却不知丰也有丰的苦处。我们的平房，地势低，又是泥地，很潮湿，只好把造房子时多出的乱七八糟砖头搬进屋铺成两层垫底，用编织袋和少数麻袋装着稻子一排一排堆起来，算一算，竟有四十多袋 ！ 当然，此前脱粒，晒场的辛苦还不计算在内。

等秋收活计终于完成以后的那个星期天，一家四口凑合着坐在一块儿长长舒了口气。四十多袋几千斤粮，全是我们自己的了，一年也吃不完啊！回想过去，有一年十月份收粮，分配来的稻谷到次年春节就吃空，以后八个月只得靠政府发购粮证或者靠我到上海“化缘”粮票。同样这些田，而且儿子长大了，反而粮食会多出来，真觉得好笑。妻子半靠在粮堆上，闭着眼，沁出汗珠的脸微微含一丝笑意，  

长舒一口气，说出一句话：“让我们平平安安过日子多好！”

辛建进了大学反倒省钱了，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生活费便可。他说学校发叁十块钱饭费，够了。到叁年级以后，我给的生活费更是减少到每月十块，因为他说学校对他另有运动员津贴，儿子真是懂事。他知道，我们家里除去两间空屋子，其它像桌椅板凳什么的一样无有，最苦的时候，一只洗脚盆既洗脚洗衣，又当板凳，样样得添。多亏丈母娘悄悄搬来一只小方枱子给我们代替餐桌，又搬来一长一短两条凳子。家菊的姐姐姐夫帮妹妹从外地买来几只像样点的方桌和方凳，家里总得预备点钱的。

尽管儿子过得可能比不上人家，但在乡下磨练出的顽强使他得益，华师大作为特招学生吸收了他，而且进入生物系也属优先，指望这个学生能为田径重点有所贡献。辛建一面努力于学业，一面按朱老师安排认真课余训练。考虑到他体质极好，朱老师有意识把他往全能   方面引导，从一年级起就逐渐成了主力，在市高校运动会上屡屡得奖。校内各系之间排球赛，他又挑起生物系大樑，渐渐地，这个高大挺拔的小伙子出了名。后来，孩子对家菊悄悄说，有外语系女生给他写情书，但朱老师知道后劝告辛建，读好书，争取毕业后留校，现在别去忙着谈，将来还愁没有好的！老师同时还通报给我，我自然非常感激他的关心。

家菊到四十五岁，两个儿子有了着落，日子虽然仍是紧巴巴的，心情应该说要轻松多了。最使我暗中得意的是她虽然终日干着最劳力的露天活，又从不顾冷热，不懂什么养生之道，但天赋的脸型皮色竟不见衰退，衣着稍加注意便显得出众。

就在日子渐渐好过些的时候，想不到一条新闻，又勾起家菊新的心思，又要开始新的奋斗。原来自从包产到户以来，高东乡的农家渐渐出现了造楼房的行动，先是四乡八邻纷纷去我原来下放的楼下村看稀奇。那里的五队有老兄弟俩在宅基上造起全乡第一座两上两下的楼房。据老辈子人说，楼下村只是咸丰皇帝年间有过一片楼房，人称“黄家楼厦”，但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已毁于战火。村名大概因此而起，所以后来徒有其名。如今真的造楼了，怎不吸引人们前来观摩呢。家菊硬拖我旧地重游，去了。那里真是人头攒动。在楼房前面，我们赞叹不止。听边上的人说，人家老弟兄俩在市区干活，从解放前起就攒钱了，果然不易，我们只能赞而叹之，然后，只好返回珊黄。楼下村第一座楼在高东乡引起连锁反应，各村都有些新的建筑陆续出现。家菊只要听到消息，几乎都要去赞叹一番。接着这股风真的吹到我们跟前。我们平房门前六米处，是福祥家的一排老屋，他们家族比较大，而且老父和几个兄弟都在黄浦江边的一片大厂里工作。老屋造了不下百年快不行了，长辈们商量下大家凑钱要把老屋翻造成楼，仍由福祥居住并照管。等我知道，人家己经开始动工了。

有企业里的人来操持，这座楼虽不算阔气但比起楼下村那一座更有新意。于是人潮又被吸引到我们这个队来。在众人往来穿梭之下，把一边上我们这间平房更凸显得寒酸。不巧，就在星期天我在家的那个深夜，一场特大暴雨浇下来，刚落成的新楼外高高堆起碎砖剩土把雨水挡向我家。等我和家菊发觉，大水已经穿过我们毫不严实的屋门涌了进来，大概不到五分钟，床底下也进了水。堆着粮食的地方，亏好垫着砖，但底一层粮袋是在劫难逃了。我们急忙喊醒儿子，拼命把粮袋往高处堆，尽量减少损失。至于地上床下只能置之不顾了。为防止继续灌进大水，我们拿起各种工具冒雨在门外草草开一条水沟尽量把雨水引向小浜，勉强为之作用不大。第二天黎明，我匆匆出门赶往上海前只看见屋里一片狼籍，只得交给家菊他们收拾残局了。

下一周周六晚上我回来后，福祥和他妻子兰珍第二次登门道歉，这次好像专门要等我当面谈，所以道歉之后他们并不急于回家。说着说着突然转了话题，兰珍说：“大家相处很好，我也不怕笑话，今天来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们靠长辈和弟兄相帮有了新房子，但是家里除了我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心里想着将来女儿要是嫁出去怎么办？所以……”家菊听出点味道，便说：“侬是想……”兰珍终于说道：“我想能不能让我们家芹芹跟辛城……”家菊明白了：“就是讲让辛城作上门女婿喽？”兰珍忙解释说：“不是，不是！现在也不时兴了，我们意思是将来辛城可以住在我们家，反正近得很，省得你们再造房了。”福祥夫妇俩说这话并非唐突之举，平日我们也看出辛城和芹芹有那么些意思，而且他们家有些修修弄弄的事少不了要辛城出点力。这芹芹是在我们眼下长大的，又是辛建同班同学，来来去去并不拘束。浦东乡下谈婚论嫁都先要介绍人往来串联，像福祥夫妇这么直截了当的少见，也说明大家已经很熟的缘故。

我想听听辛城的态度，问道：“你怎么想法？”回答说：“随便。”我说：“什么叫随便！别的事好随便，这种大事好随便么！”家菊当然比我清楚，她说：“他们俩早就好了，随啥个便！”说罢又转向邻居，说：“我们白手起家，没人相帮，我知道芹芹不嫌弃我们，但是我不赞成住你家，让别人讲起来，我男方没出息。”我听完对话明白，芹芹愿意跟儿子好，而且女方欢迎辛城入住，又不算上门女婿，岂不甚好？马上接过话：“原来他们俩已经有基础了，我觉得挺好，就继续相处一段时间吧。”家菊对我瞪一眼：“两面蹲蹲可以，不能长住女方！”我看着她，心想，这是好事一桩，何必固执？妻子看出我的心思，更严厉瞪着我：“你忘记住在女家的味道啦？还要儿子学你的样！”

一时间屋里的气氛凝重了，福祥他们弄得很尴尬。这时辛城开口说：“用不着紧张，我们会商量的，早着呢。”不料她妈突然对兰珍说：“我家也要造楼房，造好房子再讨媳妇！”我的天呀，家菊又要第叁次造房了，而且是楼房呀！我太明白这女子的性情了，话一出口决无别的路可走。看来，在新的一场造屋战斗中，只有再跟着她“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