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達克對這個時候接到我的電話感到有些意外，知道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我把目前了解到的關於中國2008財年營業額存在人為造假向他做了匯報。我的簡潔明了的陳述沒有包含任何的懷疑或推測，而是都集中在目前掌握的事實上。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了解我面臨的“坑”究竟有多大，況且如果不涉及公司的商業道德和職業操守等原則問題，職場中的“坑”大都是只可意會的。

方達克的反應似乎並不驚訝，但他平靜地問我的幾個關於事實的問題還是透露出了他的警覺：我是否有Paul的書面說明？Paul的說明是通過郵件發送的還是手寫在紙上的？還有誰知道了我在調查此事？我有沒有對Cherry或 Paul表達我的任何意見？

我如實地告訴他我收到了Paul的郵件說明，我沒有向Cherry或Paul流露出任何看法，但不能保證Cherry或 Paul不對別人談及此事，特別是Paul有可能去追問張宇航，或是向其他經理通報 — 我想方達克會想到John。

方達克叮囑我除了我自己團隊內的相關人員外不要再與別人就此事溝通，更不要向John，Jordan，或美國總部的其他高管提及。他會通知CEO傑瑞和CFO戴維斯 (Davis Dickson)，以便他們儘快準備對給NASDAQ和SEC的報告做任何必要的調整，同時也為已定於下周三下午的業績發布會儘早準備。隨後方達克又問我這邊打算如何處理。我告訴他我需要時間了解清楚細節後再做決定。但無論如何，過去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現在既重要又緊急的事情是先想辦法控制目前銷售預期的下滑，減小這些虛假訂單的取消對新財年第一季度的業績影響。考慮到明天上午十點方達克要和亞太地區的所有銷售總監開例會，討論第一財季的銷售預期，我暫不因為這93萬的虧空而下調我的銷售預測，以便我有些時間尋找補救措施，同時方達克也有機會看看John，Jordan和亞太其他國家能否提升他們的銷售預測，從而使亞太的總體預測不下降。方達克認為通常情況下他應該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消化一個季度中93萬美元的銷售預期的下降，可在目前的全球經濟環境下卻幾無可能，所以此刻也只好如此。

至於追查責任，是屬於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我已與我的MBA課的教授約好下周要按計劃回美國上課，我也需要再多一些時間全面調查和考慮，如需要做任何紀律處理，也留待我7月底回到北京後再說。

我的回答也都是針對事實和行動，而無關乎任何分析與推測。我幾乎要提醒方達克這93萬美元僅是華北地區的個案，還是中國團隊造假的冰山一角，但我話到嘴邊又停住了。我向我的上級報告了我發現的我的團隊中的問題，已經盡到了一個職業經理人此刻的職責，方達克作為John和Jordan的直接經理，他自會去考慮中國的其他團隊的問題。在沒有了解清楚之前，即使我是完全出於對上級和公司的好心的建議，任何向老闆表達對我的同級的同事的負面想法都是不明智的。尤其是方達克也體會John和我在這個微妙的期間裡客觀上的競爭關係，我絕不能讓我們共同的上級產生我剛上任就先出手攻擊我的同級同事的錯覺。對上市公司而言，提供給NASDAQ和SEC的經營數據是否真實是問題的實質，而我目前掌握的事實已經足以證明公司2008財年的銷售額有人為造假，至於虛假訂單的多少都不那麼重要了，具體和準確的數字是今後審計的工作。

周一下午本應是銷售總監與各個地區銷售經理討論各地區的銷售預測的時間。但我上午已經直接參加了華北和華西地區的銷售例會，也就無須再和Paul或George開會了。放下與方達克的電話，我給我負責管理的北京，瀋陽，成都，和西安辦事處的全體人員發了一個郵件，通知大家我計劃在八月上旬訪問成都，西安，瀋陽辦事處。作為我和大家互相熟識的一個環節，我屆時將與各個辦事處的每個同事進行一個小時的“one on one”（一對一）的單獨溝通，這周先從北京辦公室開始，並請總務主任Jennifer總體協調我的日程。這種一對一的溝通也是我喜歡的一種與團隊互動的方式，可以讓所有的團隊成員無論工作職責或級別，都有一個與我面對面的單獨交流的機會，我也可以藉此了解每個團隊成員的狀況，與大家分享我的願景並建立互信。

在樂波特，所有管理人員從樂波特博士開始就都沒有私人秘書，通常是一個部門或一個辦公室有一個總務助理管理日常雜務。像北京辦事處這樣的中國分公司總部所在地，職能部門和人員都較多，有三個助理分別支持商務部，段新峰Frank的全國服務中心，和Paul的華北地區銷售。而Jennifer作為總務主任，直接管理着商務部並支持着中國分公司的事務，包括Vivian負責的最敏感的財務和人事。我的工作地點在北京，Jennifer也自然負責對我的輔助。

第二天一早Jennifer就郵件通知我說她把我後面一個月的日程都已安排好了，也已經給我安排好了我從美國上課回來後去成都，西安和瀋陽的行程。Jennifer辦事高效且細緻，她不僅把我的日程全都放在我的Outlook的日曆里，還在郵件中附加了一個Excel的一覽表，又提醒我她已經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參加的電話會議都換算成了我在西雅圖的當地時間。

周二上午十點鐘的方達克和銷售總監的例會沒有任何意外，新財年剛進入第三周，各個銷售總監的銷售預測都沒有新的變化，John和Jordan的銷售預期也都與三亞開會時匯報一樣，只有方達克知道我這邊有93萬美元的虧空。

開完會後我再次打開Jennifer的郵件細看，才發現我這周與北京的每個員工的一對一的交流都安排妥當，卻唯獨沒有我與張宇航和孫自立的，進而發現與他們的單獨溝通被都安排在了我從美國回來後的去訪問其他辦事處之間在北京的短暫停留的一兩天裡。我去問Paul後知道張宇航和孫自立這周有兩個航天部院所的研討會，還要去石家莊拜訪客戶，沒有時間。七月中旬本是許多高校和研究所的放假時間，又趕上奧運會，客戶的活動大幅減緩，這也是Paul在三亞會議上對於華北地區銷售預期不佳的解釋，難道是張宇航已經知道了我要調查虛假訂單而故意迴避我，或許他還知道我要回美國上課的行程，所以拖延以爭取時間好與其他相關人員勾兌說辭？

我從不相信巧合，任何在低維空間裡看似的巧合在高維空間內看都是必然的。多年的銷售管理的經驗和與各種文化背景的企業高管們的共事，讓我有站在高維空間裡看問題的能力，讓我對人的本性有充分的理解，讓我能很快就從過去幾周，特別是三亞會議以來的紛雜的信息中把關鍵節點聯繫起來，形成邏輯的分析和對面臨的局面的大體準確的判斷：

美國總部對中國業績和管理的多年的不滿，造成了我的“空降” 和中國的改組，這使得John知道他在樂波特不會再有前途，他就把職位的安全和現實的利益作為唯有的重要的考量。他利用改組前尚余的對中國團隊的全面掌控，默許，授意，甚至施壓銷售製造虛假訂單，利用2008財年的銷售佣金尚與銷售額相關的事實讓他自己、地區經理、和銷售們都因虛高的銷售額而在2008財年結束前掙到他們本不該得到的銷售佣金，這樣就把Paul、張宇航、孫自立，或許還有更多的人都和他綁在了一條利益鏈上。在三亞會議之前除了John自己以外，中國團隊其他人都不知道方達克要改組中國管理團隊的決定，也不知道公司將會給予銷售有保障的銷售佣金，Paul、張宇航和孫自立自然仍把John當成自己的老闆來全力配合，何況還可以掙到更多的錢。同時，John又在我到任前故意抬高我將負責的政府業務的銷售預期，在新財年的第一周公司各級財務把2008財年結賬後，再把那些虛假訂單以客戶項目變化為由從系統中取消掉，就會給公司造成我一上任不僅不能改進政府業務，反而把原先交到我手上的一個不錯盤子給搞砸了的印象，造成銷售報表上從2008最後一個財季到2009財年開始時的斷崖式的下跌，由此期待公司承認空降我到中國的決定是個錯誤進而恢復他之前的權力。

但Paul、張宇航和孫自立都不曾想到三亞年會上他們忽然換了個美籍華裔的新老闆，而且這個新老闆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僅馬上恢復了中斷已久的銷售例會，還不聽任何形容詞和表態而只關注於數字和具體細節，立刻就發現了單子造假的問題。他們面臨着選擇，是藉此時間向新老闆表忠輸誠，還是趁着新老闆立足未穩，配合John的思路將計就計把新老闆搞掉。或許他們還沒有想好，需要拖延時間來考慮對策。除了周一例會上短暫的介紹和握手後，我還沒有再見過張宇航和孫自立，沒有聽到他們的解釋，也就沒有全面的信息和足夠的事實來證明我的推測，我不僅應該給自己，也是給他們更多的時間，讓他們有機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在與所有的團隊成員進行“一對一”前，不會做任何決定或採取行動。我請Vivian給我發來了全部我負責的團隊成員的個人簡歷，以往的工作業績考評，和所有銷售人員2008財年的銷售佣金的計算與發放記錄，以便我在與北京團隊進行一對一前做好準備。我按照CRM系統中記錄的2008財年的銷售業績核算了每個人的銷售佣金，計算都是正確的，唯獨在Paul的記錄中有一欄“特別獎金”，是在2008年3月份發放的十萬人民幣出頭大約一萬五千美金左右。我去問Vivian，她說這是方達克特批給Paul的，而且錢是直接從美國財務轉到中國賬上，至於原因她也不清楚，但肯定應該不是因為Paul的任何特別工作表現，因為Paul的前一年的工作表現評定僅為“acceptable”（及格）。我進一步問她Paul是否是唯一收到這樣的特別獎金的人，Vivian說Paul是我的團隊成員中唯一的，那我知道在中國公司里不是我負責的團隊中也有人收到，也就不再追問。

而那個在三亞會議上提到的似乎盡人皆知而大家又都心照不宣的“天使大單”又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它既沒有出現在CRM系統中，也沒有體現在Vivian的銷售佣金的計算中呢……？

（待續）

此書中文的紙質版和電子版可以在亞馬遜和Barnes & Noble的網站上買到。同時此書也有英文版，可供與中國有工作聯繫而不能閱讀中文的朋友或有志回國發展的華二代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