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荏苒，十幾年時間終於熬過去了，余雯茜覺得自己畢竟還是一個“幸運者”和“勝利者”，她終於以90歲的耄耋高齡等來了老房子的動遷。

這十幾年來，成百上千萬元人民幣的動遷補償費，對於余雯茜來說，一直是天上即將掉下來的一張大餡餅，也是對她一生克勤克儉的最大補償。這張大餡餅遠遠超出了她一生對財富的全部憧憬、切切實實量化了她對百萬富翁的全部理解、大大增加了她對兒孫競相獻媚爭寵的熱切期待、大大提升了她為安享晚年同女兒們進行交易的籌碼價值。

余雯茜1953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幾十年只做了一個工作，就是東昱紡織系統工廠的勞動工資統計。計算是余雯茜的強項，她曾驕傲地保持了幾十年從事勞動工資統計無差錯的記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中國大陸工薪階層的收入普遍不高，他們對自己微薄收入的數字敏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即使是相對高薪階層人士也大都是錙銖必較的，相傳上海某大學經濟系二級教授、著名國際金融專家，為了工資單少了一分錢，竟然拄着拐杖顫顫巍巍地走到財務室去討說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余雯茜創造和保持的這個記錄有着非同一般的價值。

余雯茜一生精於計算，並對計算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拓展，將計算升華到了算計。

余雯茜的大女兒林蕾蕾生下後交給了婆婆，一年後生下了二女兒林蓁蓁交給了自己的父親，四年後為生一個兒子再度懷孕，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又生了一個女兒。小女兒生下後就送了人，可不多久，人家又把小孩送了回來，余雯茜只能含辛茹苦自己帶小女兒。

俗話說三個女人一台戲，余雯茜撫養三個女兒成人，自然是艱苦備嘗，這在實際上固化了增加了她性格中鬱鬱寡歡的成份。知母莫如女，她的三個女兒對她有一個異口同聲的評價：媽媽與“知足常樂”這個詞語完全不沾邊，媽媽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不滿足不滿意的。

據說，余雯茜那個時代的中國女人對“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有一種天然的嚮往，可余雯茜卻是一個例外，她對於自己升格為岳母和外祖母基本沒有興趣。她篤信“女大不中留”的古訓，儘管在東昱市中心，當時居民住房十分緊張，儘管自己家中住房比較寬敞，余雯茜還是早早地在家裡立下了一條規矩：三個女兒一視同仁，一個不留，全部出嫁。

她對於與女兒共同生活有着很大很深的恐懼，她既怕做女兒女婿的“老媽子”（保姆傭人的另類稱呼），更怕自己的養老金掉進女兒女婿家的無底洞。

余雯茜不與女兒女婿共同生活的盤算隨着十幾年時間的磨洗之後，在近期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這種改變源自於兩個因素：一是三個女兒家境向好，兩個外孫長大成人；二是自己日漸年邁，力不從心了。

經過較長時間的通盤算計，余雯茜漸漸形成了自己養老的整套方案——“兩個拒絕，一個必須”。兩個拒絕就是拒絕居家養老、拒絕進養老院養老；一個必須就是必須住進女兒家養老。

余雯茜的養老方案首先遭到了林蕾蕾明確而又激烈地反對。林蕾蕾擺在桌面上的理由是自己公婆均已年邁，公婆的兩個女兒都在國外，身邊只有一個兒子，無法兼顧公婆和母親；林蕾蕾更直接更接近真實的理由直言不諱地告訴了母親和兩個妹妹：我無法和母親共同生活，和她生活在一起，我會折壽的。

余雯茜在二女兒林蓁蓁家已經斷斷續續住了十多年，可是林蓁蓁移民加拿大需要坐移民監，她為了照顧母親，極力說服奚秋瀟，讓丈夫接受岳母居住，奚秋瀟為了讓妻子安心坐移民監，違心地接受了這種不合情理的安排，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他被刑事拘留。

余雯茜小女兒的性格和母親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小女兒在知道母親想住到自己家的第一反應是三個姐妹應輪流接受母親居住，這是小女兒一家待價而沽隨行就市的一個策略，因為他們明知道大姐明確拒絕了母親，二姐又不在國內，自己家是接受母親養老的唯一選擇。

余雯茜於是就養老問題，開始了與三個女兒的周旋，特別是陷入了與小女兒拉鋸戰似的討價還價。

余雯茜的策略就是破壞居家養老的任何可能，這一策略被女兒們稱作是“苦肉計”。

余雯茜“苦肉計”的實質就是精心塑造自己“孤老”的形象，通過社會輿論譴責和三個女兒良心自責的雙重壓力，迫使女兒接受自己“兩個拒絕，一個必須”的養老方案。

余雯茜為了實現自己設計的養老方案，搜腸刮肚地調動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人生經驗，可謂是絞盡腦汁苦心孤詣，她先後推出了三個動作。

余雯茜出台的第一個動作是利用一切時機塑造自己孤苦伶仃的形象，即使是住在林蓁蓁家，她與別人通電話時永遠聲稱自己是一個人、她與林蕾蕾音頻通話、與林蓁蓁視頻通話時，只要有來電或來訪，她會在第一時間突然關閉音頻視頻，即使有時一時心急忘了關音頻視頻，她也一定不會忘記向來電者來訪者訴說孤獨之苦，林蕾蕾林蓁蓁在音頻視頻裡則顯得非常尷尬。還是小女兒最能對付母親，她打電話的頻率不低，但時間極短，一般都是在一分鐘之內掛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