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華民國     王炳章                                                                    編者附言：2002年6月，王炳章先生在越南芒 街被中共特工越境綁架，隨後判處無期徒刑，至今仍關押在韶山監獄。中共施加如此窮凶極惡的暴行，顯露出中共對王炳章的恨與怕，而如此的恨與怕之緣故，顯然是因為王炳章做了三件非凡之舉：一，1982年底，王炳章等人創辦了【中國之春】雜誌。1983年底，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世界大會”， 成立了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二，王炳章於1998年撰寫了【民運手冊----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指出：“革命”確是老 百姓可以做的，確切一點說，是公民的一種天賦人權。當執政者不進行“改革”時 ，剩下唯一推動社會前進的途徑，就是人民的革命。王炳章並親身潛入大陸串聯民運人士。三，王炳章於2000年撰寫了文章：【重建中華民國】這篇文章分量極重，值得再讀，特此全文轉載。

                                           一、“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股“非共”“復舊”熱。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捷爾任斯基等蘇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名﹐都像彼得格勒一樣﹐紛紛改回原來的名稱。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任人們踐踏。

最具“復舊”意義的是﹐俄羅斯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說﹐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這是正常的﹐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為“復舊”而實為“履新”。因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一個新俄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幸的是﹐俄國這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很快就被蘇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蘇共極權統治。既然本來就是民主共和體制﹐推翻了共產黨統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國就對了：即簡單﹑又明確。

我們中國將來也會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垮台了﹐“非共”熱將把毛澤東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體也將恢復到孫中山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用這句口號發動了中國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黨人不可能預見到﹐“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字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反而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

談到“復舊”而實為“履新”﹐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創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制定了第一共和國憲法。隨後﹐民主共和與專制復辟進行了八十多年的較量。其間﹐有拿破崙﹑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專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推翻了最後一個復辟王朝之後﹐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回到原點──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繼承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統。從此﹐法國走上了長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都經歷過專制復辟與民主革命長期而反覆的較量。中國也不例外。孫中山創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隨後﹐歷經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直至中共披着“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然而﹐我們堅信﹐民主的潮流終不可擋。中國人民在推翻中共專制之後﹐孫中山所創造的民主共和體制﹐一定會得到重建。

二、什麼是“重建中華民國”？

什麼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重建中華民國的邏輯是非常明確的：

第一﹐原來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和民主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有一部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在台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

第三﹐近年來﹐台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台獨化”，一句話﹐台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

第四﹐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三、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提到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應當感到驕傲。因為﹐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父孫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駁了改良派之後﹐發動了數次起義﹐終於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皇權統治的歷史。她是亞洲第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一九一二年三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就。這是亞洲第一部民主性質的憲章。應當說﹐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劃時代事件。中國歷史上﹐無數次民眾起義﹐曾經推翻過數十個專制王朝﹐但是﹐建立起來的﹐仍然是另外一個皇權專制。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皇權專制﹐使中國步上了共和國的道路。

儘管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堅持的時間不長﹐但其民選制﹑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等原則﹐都標誌着它的民主政權的性質﹐在亞洲開啟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中華民國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賢﹐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憲法》。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立即着手落實民主憲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政府舉行了由各省市﹑各黨派參加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由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明文規定“五權分立”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則﹐被憲法學者公認為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中共人士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曾參與該憲法的起草。對

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學者胡適先生﹐稱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然而﹐中共為了發動內戰﹐不僅抵制這次制憲大會﹐而且不承認這部民主憲法。

即使在中共破壞憲政﹑全面發動內戰的威脅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舉行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並舉行了自由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雖公開與蔣介石作對﹐卻當選為副總統。中共歷來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請問：在中共的歷次大小會議上﹐有沒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那樣的自由選舉？

我們應當作出結論：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憲法》﹐是民主共和憲法。中共享武力奪取政權，建立極權統治﹐就像蘇共推倒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政府並奪取了政權一樣﹐是一次專制復辟。

四、中華民國在台灣性質的蛻變──大陸民運的見證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之後﹐直到蔣經國時代﹐始終堅持着中華民國的法統。堅守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果在蔣經國先生之後﹐能真正繼承蔣經國的遺志﹐一直堅持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華民國的憲法﹐一直以“反共復國”為己任﹐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中華民國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華民國﹐仍然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我們中國的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或許﹐中共專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有着親身的體會和感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力和技術﹐加上大陸人民反對中共專制的決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專制政權﹐而且﹐歷史也曾經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不幸的是﹐蔣經國之後﹐李登輝執政。中華民國的性質開始被李登輝等台獨﹑獨台人士扭曲﹐直到變質。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海外民運﹐由於我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至今一直與台灣的朝野﹑各黨派保持着諸多聯繫。二十年來﹐我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個時代﹐親身體會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蛻變過程。可以說﹐我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蛻變的歷史見證人之一。而我的見證﹐又有其獨特的角度──因為我能夠從中華民國與大陸民運關係的演化﹐來見證中華民國在台灣性質的蛻變。

其一﹐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行使歷史使命──與大陸民運“一家人”式的配合運作至今﹐每當我回憶起大陸民運與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合作﹐回想起蔣經國先生對大陸民運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動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酒店舉行記者會﹐宣布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民運﹐組建大陸民主力量﹐矢志徹底變革專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先生就派代表來紐約秘密見我﹐表示願意與大陸民運誠心合作﹐推翻中共專制﹐民主統一中國。記得蔣經國總統的代表說﹐合作的條件祇有一個﹐就是絕對的保密。那時﹐連國府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國府與大陸民運間的合作關係。蔣經國總統直接領導着一個工作組﹐與我們配合運作。宋楚瑜先生曾經擔任過這個工作組的組長﹐直接向蔣經國總統負責。鑑於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我對蔣經國總統和國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誠合作的“四項原則”：

   （一）獨立的原則。《中國之春》﹑大陸民運在政治上完全獨立。

   （二）平等的原則。大陸民運與國民黨和國府之間﹐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則下合作。

  （三）保密的原則。這點﹐蔣經國總統的代表已經強調。（四）批評的原則。即：我們對國民黨該批評的地方﹐將照批不誤。這些原則﹐蔣經國先生都答應了。特別是批評國民黨一項﹐蔣經國總統回話說：“國民黨是有很多毛病嘛﹐應當批評。”

蔣經國總統派來的國府代表特別表示：經國總統希望共同努力﹐在我們這一代能夠推翻中共專制﹐在大陸實現民主制度﹐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在我們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內鬥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期間﹐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關係﹐真的可用“一家人”來形容。因為﹐雙方本來就是一家人。這種“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戰略與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財力支持”等。例如﹐國府從大陸內部獲得的數據顯示﹐有一名中共國安部的人員滲透到了《中國之春》編輯部﹐他們就立即將此信息通知了我們。《中國之春》編輯部核實後﹐便策略地採取了相應措施。再如﹐倘若大陸民運某一個項目需要財力支持﹐祇要打個招呼﹐沒幾天﹐指定賬號上就會收到“華僑人士”從歐洲﹑東南亞或南美洲匯來的資金。

很多老民運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我主導大陸民運期間﹐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是獲得大陸留學生和海外華僑支持面最大的時期。其實﹐我應當這麼說：在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精誠合作的時期﹐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沒有蔣經國先生的支持﹐沒有中華民國國府的全面配合﹐《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不可能有那樣的表現﹐不可能取得那樣的成績。

國民黨﹑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陸民運是否失去了它的獨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沒有。《中國之春》﹑中國民聯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如果大家翻閱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間的《中國之春》雜誌﹐就會發現﹐那時﹐我們對國民黨某些不當政策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我們大陸民運始終支持台灣民運人士為爭取台灣民主所進行的努力。在民進黨突破台灣黨禁﹑宣布成立的當天﹐我們非常振奮﹐立即舉行了會議﹐決定支持。我們立即給民進黨發了賀信。我們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大陸可起示範作用﹐有助於大陸的民主化。

儘管大陸民運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為什麼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關係還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蔣經國先生是一個有遠見﹑有容量的政治家。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堅持着國父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為己任﹐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將大陸人民視為自己的同胞。正因為如此﹐雙方都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大局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國”為目標﹐求同存異﹐進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及其對大陸民運的“情報路線”

李登輝接掌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之後﹐國民黨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逐步轉向﹐以至後來完全違背了蔣經國先生制訂的路線。說白了﹐李登輝時代的路線是“情報路線”。即：用有限的金錢進行收買﹐將大陸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匯集站”，將大陸民運人士變成“情報分析員”。後來﹐國府便不再與大陸民運合作，以進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活動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兩次訪問台灣。訪問期間﹐我向國民黨有關當局力陳支持大陸內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陳中國大陸近年來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勸國府當局繼承蔣經國先生的遺志﹐恢復與大陸民運的真誠合作。我對他們說：台灣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錢買飛機﹑軍艦﹐不是花大錢做金錢外交﹐而是爭取大陸老百姓的民心﹐是與大陸民運結合﹐儘快地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我建議台灣當局﹐根據目前大陸局勢的發展﹐應當建立與大陸內部民主力量的真誠合作﹐目標應當非常明確──推翻中共的專政。為此﹐國府有必要資助一大批大陸內部的職業革命家。台灣朝野的反應﹐則是用各種藉口否決我的建議。而在蔣經國時代﹐台灣國府曾主動建議資助大陸內部的職業民運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於當時大陸的形勢﹐僅有少數民運人士具有投入“職業民運”的條件。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下崗工人﹑下崗幹部﹑退伍軍人﹐無業農民和不滿的知識分子﹐到處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遷入大陸﹐曾走訪了城市和農村。我發現﹐在大陸組建一支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職業革命力量的時機﹐已經成熟。

對於我的建議﹐台灣朝野一片否決之聲。最“離譜”的是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用台灣納稅人的錢﹐來支持你們推翻‘貴國’政府。”針對這種說詞﹐我嚴肅而氣憤地指出：我們大陸民運向中華民國國府﹑向台灣朝野尋求的﹐不是台灣人民的納稅錢﹐而是本來就屬於大陸人民的錢。國府當局撤退到台灣時﹐帶走了幾十噸黃金﹐而這些黃金﹐很多是國府用金圓券從大陸老百姓那裡買來的。這些黃金的利息﹐就夠我們大陸民運推翻中共了。我來台灣要的﹐是這個錢。因此﹐我們大陸人民﹑大陸民運來台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我的這番話﹐被台灣當局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在電視上反覆播放“我們來台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報導什麼“王炳章說﹐台灣的錢﹐都是大陸人民的”﹐以引起台灣民眾對大陸民運的不滿。台灣報紙用大幅版面發起對我的批判。從此﹐李登輝當局﹐竟在民主的台灣，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單”。

我訪問台灣時﹐關於國府支持大陸民運的經費問題﹐有一次“認真”的談話。那是台灣情治機構派來的。那位官員指出：現在﹐台灣與蔣經國時代不一樣了。希望大陸民運能夠正視這個現實。台灣國府現在給大陸民運的經費﹐祇能以搞情報的理由來支出﹐作為一種情報交換。他說：“聽說您王博士在大陸有不少關係﹐您可以動員他們搞中共文件嘛。絕密的價最高﹐機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級的價錢較高﹐省市地方的較低。什麼文件什麼價﹐我們台灣祇能以此來‘幫助’你們大陸民運人士。”聽此一言﹐我氣得發抖。我不客氣地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和大陸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充當特務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我們大陸民運也有專門的人員收集有關信息﹐用於制定戰略和策略的參考。如果你們有必要﹐我們可以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台灣當局“情報路線”的金錢利誘下﹐我不止一次地對台灣有關人員表示：“我們寧可餐風宿露﹐也不會出賣靈魂。”

為什麼在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呢？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和政府﹐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理念﹐放棄了中華民國“反共復國”﹑民主統一中國的國策﹐放棄了中華民國國府對大陸同胞的責任﹐實行了“獨台”政策。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就是這一政策的集中表現。

所謂“兩國”﹐李登輝一派的解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李登輝的兩國論﹐使中華民國國府長期固守的“反共復國﹐反獨求統”的國策﹐轉變成了“與共和存﹑分離求獨”的國策。一位大陸人士說：“李登輝的兩國論﹐是企圖把中國當成一塊大餅﹐分為兩塊﹐由中共吃大塊﹐由台獨人士吃小塊。”的確﹐李登輝等人﹐曾在很多場合表示“希望大陸江江澤民政權穩定”。

正是在整個國策轉變的大形勢下﹐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與蔣經國時代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李登輝對大陸民運決以“情報路線”而進行利用的政策指導下﹐在大陸，有因一時認不清李登輝真相而被騙下海，因為台灣收集情報、結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陸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報路線”而受到台灣排擠打擊的海外民運人士。至於受台灣當局指使和利誘﹐而在海外民運圈內拉一派﹑打一派者，於今亦已經為海外有識之士所共知。歷史的記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民運因台灣因素的不當介入而受到了相當的破壞。我想﹐很多人對此都有親身的體會。歷史的紀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人民本有很多嚴重打擊中共政權﹑直至摧毀中共專制政權的機會﹐但都在李登輝“希望與中共政權和平相處”的政策下錯過了。關於這兩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將來﹐在適當時機﹐有關人士會予以披露。

其三﹐陳水扁時代，正在台獨化的中華民國對大陸民運推行“收買路線”。

如果說﹐在李登輝時代﹐其台獨路線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話﹐到了陳水扁執政後﹐其台獨路線已經表面化。所以我們說﹐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時代“台灣化”了﹔在陳水扁時代則“台獨化”了。“中華民國”成了台灣地方政權的一個代名詞。就像一些台獨人士宣稱的：台灣沒有必要宣布獨立﹐沒有必要再宣布成立“台灣共和國”﹐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在李登輝時代﹐由於國民黨內還有相當一批孫文主義的追隨者﹐他們對國民黨的蛻變和李登輝的獨台路線還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識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輝時代的國府﹐還是在紙面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起碼在口頭上﹐還是要追求國家的民主統一的。

如果說﹐李登輝時代已經將“中華民國台灣化”了的話﹐陳水扁時代﹐則完成了“中華民國台獨化”。陳水扁將“中華民國”向“台獨化”推進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在實質上廢除了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陳水扁當局也較李登輝時代走得更遠﹐他試圖完全切斷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血脈。最近﹐“世界台灣人大會”年會在台灣舉行。這次﹐“世台會”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更改“國名”──將已經空殼化﹑台灣化的“中華民國”﹐改稱為“台灣共和國”。其實﹐“世台會”的主張倒是乾脆些﹐倒是有“講真話”的勇氣。陳水扁先生出席“世台會”捧場﹐說明其內心是認同該會要求的。

的確﹐在陳水扁“中華民國台獨化”政策的導引下﹐“中華民國”已經成了變相的“台灣共和國”﹐祇是出於策略的需要﹐沒有公開宣布獨立﹑沒有公開變更國號罷了。

在陳水扁“中華民國台獨化”的國策下﹐台灣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也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方向是：收買大陸民運﹐為其“中華民國台獨化”的國策服務。據我所知﹐陳水扁執政後﹐台灣當局曾派員與一些大陸民運人士接觸。台灣當局利用某些大陸民運人士謀生困難﹑希望能夠得到“容易錢”的心理﹐以每月發給生活費為誘餌﹐讓大陸民運人士簽下“賣身契”。“賣身契”的實質內容就是同意“台獨”。台灣當局試圖收買一批披着“大陸民運”外衣的“中華民國台獨化”政策的辯護士和推銷員。

五、台灣民主化與重建中華民國

我們必須聲明﹐雖然我們不同意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中華民國台獨化”﹐但絕不否定台灣近年來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個人而言﹐民進黨內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對台灣反對派人士的奉獻精神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問題在於﹐我們在肯定台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如下因素：

（一）台灣民主化的成就﹐除了台灣反對派人士的努力這一不可否認的因素外﹐與中華民國的民主法統有着不可分割的傳承聯繫﹐甚至可以這麼說﹐台灣今日的民主化﹐是中華民國民主法統的繼續。這是因為：沒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中華民國無數優秀兒女的犧牲奮鬥﹐就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沒有台灣從日本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解放的事實﹔沒有中華民國民主憲法的制定以及在這一憲法下的民主訓政﹐就沒有後來的﹑在中華民國憲法導引下台灣走向完全民主的發展。沒有兩蔣總統在台灣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和對台灣安全的堅決保衛﹐台灣可能早就被社會主義台獨或中共所竊據。如果是這樣﹐就根本談不上台灣的建設和民主化的發展﹔ 沒有中國國民黨

發展。沒有中國國民黨一貫堅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就沒有國民黨後來在台灣“政治讓權”式的民主改革。我說“政治讓權”﹐指的是﹐一切的和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對派人士的爭取之外﹐掌權者能夠“讓出政治權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陸民運人士的獻身精神不可謂不大﹐但是﹐由於中共從來就不認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於中共不肯讓出任何一點政治權力﹐所以，大陸至今纔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實現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台灣今日的經濟成就﹐也與大陸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台灣時帶去的大批大陸精英﹐沒有這批精英成功地進行了台灣的土地改革﹐沒有這批精英根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制定的台灣經濟發展戰略﹐台灣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麼快的經濟起飛﹔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台灣時帶去的大量黃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一說數十噸﹐一說十幾噸）作為穩定台灣金融的重要基礎之一﹐台灣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金融穩定和迅速的經濟發展。

因此﹐今日中華民國在台灣取得的經濟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實際上應看做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台灣本土精英和台灣原住民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我們要提醒注意的是﹐台灣今日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成就﹐絕非台獨人士的私有資產。尤其在《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台灣民主化成果﹐更非單純來源於台獨人士的“打拚”。台灣的民主化成果﹐祇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棵大樹發育出來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試驗。她的根﹐在全中國﹐她的主體﹐仍在中國大陸。雖然那裡至今仍被凍土封蓋。但是﹐我們堅信﹐一旦解凍﹐必將成長出民主的蒼天大樹。

倘若今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堅持孫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那麼﹐就理應運用經濟成就與民主化的成果這一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採取進取性措施﹐與中華民國國民的主體力量──大陸人民聯合起來﹐開展新時代的北伐﹐儘快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於獨台和台獨人士狹隘的民族主義眼界﹐他們從私利出發﹐將中華民國台獨化了﹐從而放棄了對大陸──這個中華民國的主體應盡的責任。

談到責任問題﹐我們不得不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人民理應有虧欠之意。歷史的教訓是﹐沒有中華民國國府早期在大陸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誤﹐大陸就可能倖免淪陷於共產黨之手﹐大陸人民就可能倖免於遭受共產黨的專制蹂躪。即便在中共殘酷的統治之下﹐大陸還是有數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華民國，心向國民黨﹐“南望王師”﹐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復興基地”中華民國身上。為了響應中華民國原來“反攻大陸”的號召﹐為了保衛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知有多少大陸優秀兒女﹐在與中共殘暴統治的抗爭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心向中華民國的大陸人民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也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華民國已經台獨化了﹐已經把大陸同胞拋棄了﹐大陸無數有良知的人士﹐仍然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為了保住台灣的民主成果﹐為了台灣同胞的安全﹐為了不讓中共血洗台灣﹐而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險，起而呼籲中共不要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因此﹐我們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被台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台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還有一個道理﹐需要使意圖將中華民國台獨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個民主化的台灣﹐面對中共專制政權﹐你不摧毀它﹐它就會吃掉你。你想用承認它﹑尊重它﹑甚至獻媚它﹐來換取它對你的承認﹐是非常天真的﹐是與虎謀皮。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台灣局部的民主成果﹐隨時都在受到威脅，甚至慘遭毀滅。

六、如何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

中華民國在大陸被中共顛覆了﹐在台灣被台獨異化了﹐因此﹐我們有責任重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們應當開展一個運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這個運動大致分為如下幾個層面：

其一﹐輿論宣傳層面。

我們要宣傳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共和性質﹔我們要揭開歷史的真相﹐把中共顛倒的歷史糾正過來﹐把中共對中華民國潑下的污泥濁水洗淨──還中華民國本來民主共和之真實而可愛的面貌。同時﹐我們要宣傳﹑學習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並根據目前現實的國情和國際環境﹐繼承三民主義﹐發揚三民主義﹐光大三民主義。輿論宣傳的目的﹐是使大家達成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展開行動。

其二﹐藍圖設計層面。

要重建的新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模式﹐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進行規劃。誠然﹐幾十年前中華民國建國先賢們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建國大綱》以及一系列的法規建制﹐不但顯示了她的民主性質﹐而且其實質精神具有永恆的價值。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其具體內容必須更新﹐必須現代化﹐以更加適應目前海峽兩岸﹑香港﹑澳門以及國際新格局的現狀。過去幾年﹐台灣曾進行了幾次《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活動。我們則應檢討台灣修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大陸反對派人士也曾為後共產黨政權起草過幾部憲法草案﹐勾畫過部分未來新中國的藍圖﹐也起草過未來新中國的各項政策草案。我們在設計未來新中國的藍圖時﹐要肯定過去有關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鑑這些研究成果。我必須強調的是﹐一個政治運動﹐如果祇知道反對什麼﹐不知道建立什麼﹐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說﹐祇有解決了“擁護什麼”的問題﹐纔能對民眾形成凝聚力量。當前﹐大陸民眾對中共專制腐敗的不滿﹐已經到了極不耐煩的地步。可以說﹐人民大眾在心理上﹐已經完全做好了“改朝換制”的準備。問題是﹐中共垮台後﹐其“替代政權”的模式是什麼？“替代政權”的國策是什麼？什麼樣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權”？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解決民眾“擁護什麼”的問題──擁護什麼樣的“替代方案”和擁護什麼樣的政治力量。我認為﹐這是

我認為﹐這是大陸民主力量需要儘快解決的。

其三﹐發展組織層面。祇能組織起來﹐纔有力量﹐纔能達成政治目標﹐這是常識。在輿論動員群眾的基礎上﹐將有共識的精英和群眾組織起來﹐使之凝聚成政治力量﹐就像當年中華民國的建國先賢們成立同盟會一樣。

其四﹐資金籌措層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們應當成立“重建中華民國基金會”或“新中國基金會”一類的籌款機構﹐為推翻中共﹑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籌措基金。

其五﹐行動策劃層面。我們要在中國大陸策劃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行動。我認為﹐我們不要再浪費精力﹐作那些對中共政權沒什麼實質性打擊的事情了。現在要作的﹐就是實際策劃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權的動作。要集中力量﹐策劃出一個﹑兩個﹑幾個大動作﹐觸發中共政權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學運﹑工（農）運﹑兵運的模式﹐最終導致中共的垮台。祇有瓦解中共的專制統治﹐纔能重建一個民主的新中國。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台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當然﹐我們必須最終接受大多數中國民眾的選擇：在推倒中共政權之後﹐國號﹑國旗﹑憲法這些問題﹐必須由全中國人民來決定。我們在這裡﹐祇是提出了一個簡便而具體的方案──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須最終由人民作出選擇。不過﹐我們可以斷定﹐不管將來人民選擇什麼“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則﹐都脫不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的民主共和性質。就此意義上講﹐研究﹑繼承中華民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我訪問台灣時﹐台灣朝野的獨派朋友們竟然不止一次地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假如﹐將來你們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權﹐台灣宣布獨立﹐你們會不會像中共一樣用武力攻打台灣？我思索了一下說：將來﹐大陸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見﹐將實行中華民國憲法﹐大家在一個憲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選總統﹐那裡還有什麼打不打的問題？一句話﹐說得獨派朋友們啞口無言﹐祇能以掌聲回應。

當時的一句應景之語﹐現在想一想﹐或可能成為未來解決海峽兩岸問題的最佳選擇。據說﹐當年毛澤東對拋棄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採用蘇聯所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非常後悔。更名一舉﹐曾給中共政權進入 國際社會帶來很多困擾。說實在的﹐中共的專制政權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華民國”的名號。中共的這個“改名錯誤”﹐或許給我們這一代中國大陸人留下了一個契機──將“中華民國”重新喚回中國大陸和整個中國。

寫於二零零零年三月

amanzon/中國之春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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