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不回國

我從小受祖父的儒家思想的薰陶，和閱讀古今中外的名著的潛移默化，養成了忠誠正直的品德和民族氣節，以古代仁人志士心懷蒼生社稷的高風亮節為榜樣。我對中華民族和生養自己的土地的忠貞，是不以個人和家庭的恩怨轉移的。文革期間，我家祖孫三代和廣大愛國知識分子一樣，都受過迫害。那些手握判官硃筆的軍管會軍官為了表現自己革命立場堅定，學習雷鋒對“階級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為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積極”，給知識分子亂扣罪名，無限上綱，問成死罪，他們好“殺敵”立功，受賞升遷。軍隊是靠“殺敵立功”的，沒有戰爭就要在人民中挖出“隱藏的階級敵人”鎮壓了，他們才能立功。北大文革初期有兩名教授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而1968年軍管後，有24名教授被御林軍8341部隊迫害致死，是造反派的十二倍！1970年公檢法被軍管後，全國十三萬有良心的愛國知識分子就被軍管會打成“反革命分子”處決。

中國自古以來無數忠臣義士寧可蒙怨受屈，依然不改忠貞愛國之心，岳飛，于謙忠昭日月，為後人稱頌。而“沖天一怒為紅顏” 因個人恩怨而降敵的吳三桂，成為歷史罪人，身敗名裂，留千古罵名。所以我最鄙視那些在中國受了委屈冤枉就賣身投靠洋人，甘當奴才，靠反華領取賞錢的無恥小人。更不用說那些身受國恩，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為了向洋主子討點賞錢就把靈魂良心當破爛給賣了。我恨用別人血染紅頂子的奸臣酷吏，但不會因此而背叛自己的民族。

國內那些靠“根正苗紅”而發跡的新貴，嘴裡高喊愛國為民，私下裡干的是貪贓受賄的勾當。現在貪官的懺悔錄里幾乎百分之百有一句基本相同的話“是共產黨把我從一個農村的窮苦孩子培養成國家高級幹部”，其中一半還有另一句話，“辜負了解放軍革命大學校的培養教育”。“組織的階級路線”重用出身“根正苗紅”的貧僱農，讓這些連飯都吃不飽的農村窮苦孩子過上了驕奢淫逸的日子，然而他們不思報答，為國效力，而是盜竊國財，回過頭來盤剝欺壓百姓。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奴才做了主子，往往比原來的主子對待手下更狠。我從來沒見過一個落馬官員的悔過書有這樣的話：“我出身剝削階級，由于堅持資產階級立場，拒絕思想改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為中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注重子女教育，有道德修養。

文革後期班裡開我的批鬥會，貧農出身的學生要我交代上大學的“目的”我回答不了，就說我不老實，想矇混過關。我真不知道上大學還有目的一說。我祖父前清就進入中國最早的西學，父親一代兄妹五人全是大學生，所以我覺得上大學就是人生必經之路。他們以為別人也跟他們一樣，上大學就是為了“跳農門，吃皇糧”“光宗耀祖，改換門庭”。我們班裡那些貧農出身的同學，不是留北京工作， 就是後來當了官，不是因為德才兼備，只因為他們是“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的基本力量”，那些掌握分配權的軍宣隊和他們是一個階級，“親不親，階級分”。

因“根正苗紅”被提拔重用後就真的會一顆紅心“忠於革命忠於黨”嗎？二十八年前我在美國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當國家遇到危難時，那些憑出身好，政治可靠而享受國家資助出國留學的數萬“國家公派”精英一齊倒戈，站到了國家的對立面。為什麼？當體制能給自己帶來物質利益時，他們就在體制內鑽營牟利。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綠卡遠比中國的體制更有吸引力。為了能賴在美國不走，他們火上澆油，激化矛盾，盼着北京人民“前仆後繼”，他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留在美國了。

出身貧農，政治面貌，是國內進入體制內重要崗位的通行證，知識才幹，人品道德則幾乎忽略不計，不然怎麼那麼多“從貧苦農民的孩子”培養成的高官成了道德敗壞的階下囚。飛行員是解放軍中精英的精英，只有出身赤貧，政治絕對可靠才能當選。然而在上世紀台灣海峽兩岸處於戰爭狀態時，解放軍空軍先後有十幾名飛行員駕機飛往台灣，把人民節衣縮食省出血汗錢造的飛機賣了幾千兩黃金裝進自己腰包。而且到了台灣反華調門比新主子的還高。這就說明，出身和政治可靠，並不能保證忠於祖國。可是，貧農出身的政策制訂者就是要選和他們相同階級的人，讓愛國知識分子有心報國，無路請纓而遺恨終生。正是，“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啊。

三十年以前，大學和科研機構，基本上還沒有被社會惡習和銅臭污染，文革前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出身知識分子，地主資本家家庭。受家庭教育，大都是努力做學問，認真教學生的。現在的大學則和魯迅九十年前的描述簡直就是一樣：“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內的一部份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里特別清高的。”這三十年培養出來的專家教授追求功利玩權術全都在行，埋頭專業出成果難得一見。看他們的名子就知道什麼出身，什麼鞏獻田，楊支柱，郭富貴，楊玉聖，都是沒上過學的老貧農起的名字。如今高等學府，科研機構的學術欺騙，論文抄襲，科研做假已成常態，名流權威只會彼此互相吹捧，拿不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成果。中國管理界這麼多權威名流，單獨署名論文入選美國管理學會的記錄，居然讓我這個無名之輩保留了二十八年無人能破。以我的知識和才幹，再出幾篇英文論文也並非難事。但一想到要和國內這些土鱉學者權威為伍，還是算了吧，我還要名聲哩。

中國一有運動就拿知識分子開刀，批了梁思成，毀了北京城；批了黃萬里，建了三峽壩；批了馬寅初，多生三億人。造成了永遠無法挽回的後果。根本原因就是那些掌權的沒文化，又不尊重知識。文革期間中科院院士下鄉接受再教育，貧農譏笑他們“連韭菜麥苗都分不清”，那時候，區分韭菜麥苗是衡量有沒有知識的唯一標準。

文革前，北京西皇城根大街和西安門大街拐角有座小樓，是國務院參事室。文革改為中央文革接待室。後來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最近路過那，小樓和周圍皇城內的四合院全拆了，蓋了國管局大樓和新貴豪宅。因為這國管局長本人就是地道的三輩貧農，陳永貴的侄子，他把大寨挖山造地的本事帶到北京，以國務院的權威拆房蓋樓，老北京能不消失嗎。我這一代對老北京還有記憶，等我這代人成為歷史，沒有人記得皇城北京什麼樣了。

在美國經常可以聽到國內來的華人說，美國人真傻，真好騙，這麼多撈錢占便宜的機會都不利用。我可能是在美國呆久了，他們說的那些機會我想都沒想過。和國內的那些善於投機鑽營，結黨營私，坑繃拐騙的“精英”競爭，我絕對不是對手。我的最大弱點就是過於理想主義，用好詞來形容，應該是“思無邪”。要想保護自己， 就只能”躲進小樓成一統 ”，遠離那些沒有道德底線的名流精英。我和那些”好騙“的美國人思維一樣簡單，和他們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我的一生都在為我的正直和氣節付出代價，但我對的起天地祖宗，有生之年有臉給祖父掃墓，這就足已，我在乎這個，所以至今不後悔。我這性格能平安活到現在可以說是奇蹟，從此告別歷史，忘記過去，過好今天，頤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