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上半年，我們學校62，63 級學生一直在山東四清。一直到六月底才從山東農村回到學校。那時北京高校的文革運動已經進入批鬥院校黨委階段。我們學院的大權早已由國防科委派來的現役軍人工作組接管。我對政治素來沒興趣，而且也感覺到自己處處被團幹部監視，每天就是隨大流，跟着工作組的指揮棒轉來轉去。7月29號大會後，工作組撤走，當天學校就亂了套，積極份子開會回來就召開了“丟開工作組，自己幹革命”的誓師大會，各級黨政領導都被當做黑黨委的爪牙揪到台上亮相。那些平時指導員的依靠對象，貧農出身的黨團積極份子，竟然帶頭把指導員揪上台掛上黑牌子。他們為了獲得向上爬的資本，不惜對栽培自己的恩人恩將仇報，我從心裡鄙視他們。

沒有了工作組的約束，“紅五類”（革干，革軍，革烈，工人，貧農子女）開始囂張起來。他們把“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貼的滿校園都是。出於“階級本性”，我當然對血統論對聯十分反感，只是被出身的包袱壓着，不敢公開反對而已。隨着文革形勢的發展，對聯成了紅衛兵打擊反對意見的一根大棒，誰敢對血統論不滿，立刻就給你扣一頂“狗崽子”的帽子。他們不僅在教室門內外，黑板兩邊貼滿這付對聯，還寫了許多小對聯貼在學生的課桌上。我本來對那些以出身好為資本壓人一頭的學生會和團幹部就不滿，這回鬧的最凶的又是這批人，我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

    我出身於儒家學者家庭，從小就從祖父那裡接受“為人臣者以忠義為本”的儒家思想，視歷史上忠勇剛正之士為做人楷模，並天真地把“為天地正氣”當成自己的座右銘。另一方面，我在政治上又極為幼稚，對當時階級鬥爭，黨內鬥爭的殘酷和複雜，以及這付對聯的來歷背景，一無所知，對與紅衛兵對抗的後果毫無思想準備。當我一時熱血衝動，決定以自己微弱的聲音公開對抗血統論時，根本沒考慮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沒想到這種無意義的抗爭於紅衛兵運動毫髮無損，只會是白白去送死。我只想到做人要有骨氣，準則，要敢於在逆境中堅持正義，不要辱沒了自己家族世代忠良的家風。

    雖然當時有不少人對血統論不滿，但誰也不敢站出來辯論。有的人寫了一些諸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之類不疼不癢的對聯，但鼓吹血統論的對聯占了絕對優勢。我草擬了一付對聯，

    上聯：英雄好漢須經革命實踐考驗

    下聯：反動渾蛋並非幾人能下結論

    橫批：晚點再說

貼在黑板兩側。這付對聯畢竟反映了不少人的觀點，一貼出來，馬上引起全系甚至外系學生的注意，很多人跑來觀看我們班裡的對聯之戰。可以看出，有同感的人不少，只不過不敢流露而已。

    不可一世的紅衛兵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挑戰，馬上就給我以迎頭痛擊，貼出什麼“狗崽子想翻天死路一條，紅衛兵揮鐵拳迎頭痛擊”，“左中右早已界限分明，反革命休想混淆視聽”之類的對聯，並宣布第二天召開全班對聯辯論大會。說是辯論大會，但根本不給我說話的機會。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我，從階級本性，政治表現，反動言行等方面一一批判。此時，一個知識份子出身的女生站起來發言，說血統論是完全正確的，出身不好就是渾蛋，並承認自己就是渾蛋。她表示，要從渾蛋作起，向紅衛兵靠攏，脫胎換骨地改造思想，以走出渾蛋行列，跟着紅衛兵永遠幹革命。最後，她申請加入紅衛兵外圍組織“衛紅隊”，並為紅衛兵當場批准。顯然，這個發言是為了孤立我而預先安排好的。

    我萬萬沒想到，世上竟會有這樣的奴顏媚骨，以污辱自己的人格向紅衛兵求榮取寵。我當時只有二十歲，正值少年氣盛，根本沒考慮一時衝動會給我帶來何等災難，頭腦一熱，為這個女生寫了一付對聯，當場遞給她。

    屎克螂一壓搖頭擺尾

    跟屁蟲緊追半步不差

    橫批：叭兒狗好

她看完之後立刻站起來說：“當我表示要向紅衛兵靠攏時，XXX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和威脅。這說明凡是我們擁護的敵人就要反對，這更堅定了我的立場。”紅衛兵當場發表嚴正聲明，要迎頭痛擊階級敵人向革命力量的反撲。此時，在場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批判我的行列，在泰山壓頂般的批判下，我完全失去了反擊的能力。會後，紅衛兵宣布要寫出系列批判大字報，把我的所有“反革命言行”公布於眾，發動全校師生組織批判。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了全校主要地段，我被壓的抬不起頭來，這時才真真地感到自己的弱小。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性格並沒有因為年齡的增長而改變。20多年後，在美國面對那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1989年北大學生語）的“民主潮流”，我再次發揮“雖千萬人， 吾往矣”的氣概，成為全美國（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人民日報公開發文怒斥那些民運精英的海外華人。他們和文革中蒯大富之流的野心家不過是一路貨色，只不過是把革命口號換成民主口號，為賴在美國不走而拼命煽陰風，點鬼火，把水攪渾，為牟取政治避難製造輿論。

那些已經到了美國的“民主精英”哪裡能容忍這樣的挑戰，輪番對我電話騷擾，上門批鬥，半夜闖進我的住處。勒令我寫認罪書。他們哪裡知道，文革中給我扣的帽子是“惡毒攻擊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都沒低過頭。就民運精英這點能耐，說你們關公面前耍大刀，聖人門前賣三字經都是誇你們。好在美國有民主法制，有警察，有FBI，有大學校長，校董會，系主任，為維護美國大學言論自由的光榮傳統，他們全部出動，保護我的安全。大學校長在校董會上說，university這個詞就是容納各種不同思想的意思，這所大學建校一百多年的言論自由傳統被打破了。如果有學生學者對這次中國發生的事件的言論採取暴力行動，立刻開除，並向我報告。中國民運份子在美國民主制度和傳統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敗下陣去。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文革批鬥我這個“反革命”的主力，是領助學金的貧農出身的團員和學生幹部，是黨的階級政策的基本依靠力量。20多年後在美國批判我這個“反民運”“中國政府特務”的，還是那幫憑出身好，政治可靠，拿J-1簽證，國家公派出國的貧農子弟，是黨作為培養對象的精英。他們本來就是都是一伙人，只要能謀取一己之私，有奶就是娘，什麼人格，臉面，統統都可以拿去當破爛賣了。

    民運份子在當地報紙上聲稱，我是中國政府的特務，已經把他們匯報給領事館了，他們回國就會被迫害，所以要申請政治避難。為了找證據，他們通過國內的關係調查我的背景，沒想到查出一個“反革命”來。有個人不解地問我，共產黨把你整得這麼慘，你怎麼還替共產黨說話？我說，我文革期間的“反革命”言論和現在美國的反“民運”言論，都是出以公心，“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絕不為計較個人恩怨得失。爾等只會鑽營投機，謀取私利的刁民鼠輩，如何能理解世代忠良後代的氣節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