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

美國出現的早期反邪教組織，是以父母為救助誤入邪教歧途子女的形式在民間發展起來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因為越戰影響和美國經濟低迷，導致美國社會的思想混亂，每到暑假，大批出身中產階級甚至上流社會家庭的子弟涌到舊金山和洛杉磯，多種族文化的新穎性對青年人具有天然吸引力，並且由於毒品泛濫，青年人很容易地就可以買到各種麻醉品，如果他們在物慾泛濫的享受外還有精神需求，那麼就會遇到各種各樣來自東方的瑜伽師、古魯、禪師。其他還有打着基督教幌子的各種新教派也在這裡勸人人教，像“科學教會”、“耶穌之民運動”等等。當越來越多的青年放棄學業、委身於某一個宗教組織、把所有財產都贈送給所“皈依”的宗教組織，甚至有的人一旦離家便杳無音信。家長們在飽受了所有各種“邪教”的侵擾和喪失兒女的痛苦後幡然覺悟，這種背景下便產生了最早的反邪教組織。1972年，美國許多邪教受害者家庭組織了“從上帝兒女手中解救子女的家長委員會”，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加強家長間聯繫，勸導孩子們回到原來的家庭中來。自此，父母救助兒女的行動在民間開展起來。

        美國反邪教活動取得進展發生在1978年末，當時人民聖殿教在圭亞那的瓊斯敦自殺和謀殺教徒，並且全美國和全世界的觀眾都能從電視機屏幕上看到人民聖殿教教徒的死亡慘狀，無不憤怒譴責人民聖殿教及它的教主瓊斯。此前一直沒有顯著進展的反邪教活動，很快取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反邪教組織成立了全國性的聯絡網，但在關鍵的立法聽證會上，自由派人士及一些相關學者對反邪教組織提供的證據提出了質疑，結果導致推動立法進展的參議院放棄了以立法方式阻止美國新興宗教的辦法。最終，除了一邊倒的輿論譴責外，反邪教組織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二、 法國

法國也是邪教活動比較活躍的國家，法國除了政府組建的“打擊邪教部際委員會”最高的打擊邪教犯罪領導機構外，眾多民間反邪教組織紛紛成立。其中“歐洲宗派研究和信息中心聯合會（FECRIS）”“保護家庭和個人協會全國聯合會（UNADFI）”和“反對精神操縱中心（CCMM）”就是法國乃至歐洲最大的反邪教民間組織。他們與政府的“打擊邪教部際委員會”密切合作，通過教育宣傳等方式，向民眾揭露和批判邪教組織的本質，救助和引導那些被邪教控制的受害者。

三、 日本

日本“沙林”毒氣案件發生後，有關人士就指出：對奧姆真理教這類邪教迷信團體，防止其造成刑事或政治危害的最有效方法是通過發達的媒體，對打着宗教和科學旗號的各種迷信活動進行揭露，增強國民對邪教的抵抗能力，逐漸減少邪教的信徒，使其成為無源之水，最終消亡。日本政府開始從法律層面加強宗教管理，1995年修改了《宗教法人法》，規定將全國規模的宗教法人的管轄部門由地方政府集中到中央政府，從三個層面打擊邪教。第一，地方政府建立聯合協商機制。1999年，日本地方政府成立了“奧姆真理教對策相關市町村聯絡會”，專門負責奧姆真理教活動的處理情況，並把處理邪教列為政府職能的一部分。第二，加強巡邏，隨時處置。日本政府在奧姆真理教周邊設立臨時派出所，增加警力，加大投入，組織警察24小時進行巡邏、警戒活動，一旦發現邪教活動，警方立即依法處理以。第三，注重發揮民間團體的作用。日本相繼成立了100多個阻止奧姆真理教的對策協議會，張貼“反對奧姆真理教”的告示牌，組織各種反對奧姆真理教的集會與遊行，發動民眾自覺抵制邪教活動。

四、 荷蘭

“挽救之聲”成立於荷蘭，目的是揭批耶和華見證人內部性侵事件，該組織成立僅僅一周時間，就收到了46份相關報告。創辦者之一弗蘭克·惠丁（Frank Huiting），兒時也是一位耶和華見證人封閉社區內的性侵受害人，他告訴荷蘭國家電視台（NOS）說，許多報告令人震驚。“挽救之聲”的主要目的是聆聽傾訴，該組織成員鼓勵受害者們大聲講出他們的故事，並希望這些受害者們舉報相關性侵案件。惠丁說：“多年來，人們對此類秘密視而不見，事實上一旦把它們公布出來，這對受害者們來說，就是一種撫慰。這也是我的經驗。我們也想建議他們在耶和華見證人社區之外，比如找社工、心理醫生或相關從業者，去尋求專業幫助。”該組織成立的目的，還包括儘可能多地收集到相關性侵報告，並將這些報告呈遞給耶和華見證人荷蘭委員會及荷蘭政府。惠丁說：“我們希望政府能調查這些性侵報告。我們並不是想去引發爭論，而是去真心關注相關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