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制是良知的制度化----東海客廳論制度

制度並非越先進、越超前越好。蓋制度形態與社會形態具有一定程度的相應性，好制度必須符合時代要求，與時偕宜。據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各有其相應的好制度。《禮運》說，禮時為大，就是強調製度的時代性。故好制度不能太超前，太超前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論及制度，必須考慮到時代的特殊性和人性的複雜性。歷史上有些制度規範，貌似不公正，恰是最好的。例如嫡長制的設置就遠遠優於選賢制。“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規定，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事業和財產繼承中的矛盾衝突。

如果改為立嫡以賢，那將增添很多不必要的爭執和衝突。因為一個人賢不賢，見仁見智，人言人殊，例如，獨孤皇后就以為楊廣賢於楊勇。選賢制不僅給野心家陰謀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還會把一些好人變成野心家陰謀家。

我說嫡長制遠優於選賢制，並非認為選賢制一無是處，嫡長制完美無缺。歷史上也有因為“立長不立賢”導致政治昏國亡的例子，如八王之亂。然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制相權，嫡長制可以將許多無謂的紛爭和無窮的隱患消除於無形之中，選賢制流弊更大是顯而易見的。

同為禮制，公天下的禪讓制無疑優於家天下的世襲制。但具體到一定的歷史階段，家天下世襲制反而更適合當時的民德民智和社會狀況。注意，歷史上的禪讓制和世襲制都是中道文化開出來的。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相同，都是中道，然落實於政治則有所不同，三王周公家天下，堯舜公天下。

朱子曾經感嘆：“千五百年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答陳同甫書》）這是極而言之，就像孟子說春秋無義戰一樣。孟子接着退一步講：“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朱子的話同樣可以退一步講，近乎其道者則有之矣，漢唐宋就堪稱近乎其道者。如果說，堯舜之後，公天下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那就不用退一步講了。

另復須知，王道公天下與西方民主制同中有異。王道公天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民主有兩大局限：

一、不足以選賢，也沒有中道意義上的聖賢君子可供選擇，因為西方無中道，無法培養中道聖賢；二、民主只能實現一國之“公天下”，即國家為公，不足以實現真正的天下為公。欲實現“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理想，非仁本主義道路不可，非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不可。

禮制和民主制都屬於良制，良制是良知的制度化。因為人類有良知，故可以建成良制良法；因為人類有惡習，故必須建成良制良法。沒有良制良法是不行的，僅有良制良法是不夠的。良制良法有助於罰罪制惡，但不足以導良揚善，還需要配合良好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才能明明德於天下，降五福於四海。

儒家對人的約束有四重：道德約束、觀念約束、禮制約束、法律約束。四重約束堪稱阻攔過錯和罪惡的四重門。

道德約束、觀念約束都屬於自律。對於君子來說，兩種約束最為剛性有效。四勿三省，勇於過而改之，就是道德約束。禮制是外在的道德規範，道德約束可以涵蓋禮制約束。因果律是儒學重要觀念，理解相信因果律，就不敢輕易種惡因造惡業了，這就是觀念約束。小人無知無畏，然害怕刑法制裁，這就是法律約束。

相比禮制德治，民主法治的制度品質就有所遜色。更關鍵的是，其指導思想自由主義和文化背景人本主義，文化品位不高，道德資源不足，不足以致良知明明德，不足以培養君子和化民成俗。

禮樂制度，禮法一體。禮崩樂壞，法律也必隨着敗壞。無禮的時代，必然無法無天，野蠻化。民主法治有法律為文明提供剛性的底線保障，無禮而有法，不至於野蠻化。所以某些儒生注意了，不能將法治社會斥為夷狄。

古今中西無數事例說明，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和全能的，無論禮制民主制，都有漏洞，都會敗壞，作用都有限度。這可稱為好制度的“三都性”。

君不見，美國民主制度堪稱現代最好，美國兩百四十多年，民主內傷深重；君不見，西周禮樂制度堪稱傳統最好，西周兩百七十多年，終於還是禮崩樂壞進入春秋，滑向戰國。這是制度的局限性，屬於歷史的局限，歸根結底源於人性的局限。2021-7-18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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