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有了家屋

春節過後的學期開始不久，校長把我叫去說有事商量，我猜不出是什麼事，誰知我一落座，他就拿一樁意外的事出來商量，要我繼續教俄語之外，再兼上體育課，我那時二十六七歲，對體育運動興趣正濃，但真上體育課卻不熱心，連忙推脫說自己沒學過專業，可是校長早已把我的“家底”摸清楚了，她知道我到北京參加過全國運動會，在上海市運動會上多次得獎，還進過市田徑指導進修班。兩個說來說去，我實在推不脫，但又害怕對體育球類，體操專業知之甚少難以教人，最後由領導決定只上一個班，主要搞業餘的運動隊。訓練運動員，和他們一起鍛煉，這倒 很合我的胃口，於是事情便定了下來。我全然沒有考慮，這麼一來我的工作量大大加重，當班主任，現在又加這一攤子，是什麼份量？那年月大家干工作是不計較得失的，工資還是六十五塊五角，照樣做得起勁，可能是因為老婆不住在一塊，更是不論白天夜裡，上課，批作業，備課，訓練，家庭訪問和參加比賽，要想看看書充充電只能利用星期天了。所以說，鄉下回去得少，倒也不完全是由於怕見丈母娘。

回想剛到學校這幾年，我給領導的印象大概還可以，工作量再大也不當回事，我真不知道有多少精力，本職工作挑起來不算，又悄悄拉起一支“文藝隊伍”。原來我所教的兩個班級里有幾位頗具家學淵源的同學，有的歌唱得好，有的會相聲，我有意吸引他們經常為大家表演，久而久之，這些同學也希望組織起來。校長知道我的體育底細，但他的“情報”卻遺漏了一點，我在設計局時代表第一機械工會參加市總工會文藝表演獲得過話劇類優秀演員獎的這一段卻不知道，原來五O年我因偶然機會和大妹一起到南京第二文化館戲劇班受到張丹忱老師教導。張老師進過延安魯藝學院，後來他把我和幾個同伴推薦給他的同學，當年擔任電瓷廠人事科長公平同志使我進了廠。就憑這麼點底子，我還大着膽子把同學們發動起來演話劇，記得第一個戲叫《叄月叄》，內容是八路軍女戰士借叄月叄回娘家風俗，化裝成新媳婦搞偵察。當時學校並沒有什麼大禮堂，就來操場臨時搭台，竟然師生畢至熱鬧非凡，我也大感過癮，可見無論什麼事，只要是自己想干的，便沒有負擔的感覺。

由於住在單身宿舍里，我和同樣住在學校里的工友們接觸多，一共四位工友都是解放以前就進校的農民。自從下放浦東並且和家菊結為夫妻，對農民了解得多了，感情上便自然貼近。他們也看得起我，其中食堂大師傅祖興閒下來喜歡看運動員鍛煉，還是個排球迷，他的飯廳沒有關門的時候，無論多晚，都有熱菜熱飯等着我，甚至菜還多些，所以我對吃晚飯特別有期待，也難怪，胃口好呀。後來自然災害嚴重了，工廠減員，學校又來了兩位廠里師傅一男一女，也跟我溷得熟，要知道我在南京廠里幹過啊。總而言之，大概工廠農村對我的思想改造有作用了吧，想不到這兩層關係成了我後來遭難時的救星，這是後話。

時間過得飛快，一轉眼我第二個兒子要出世了，那是一九六四年十月。這時我母親的身體日漸衰弱來不了上海，而我也認識到應該關心家裡老婆的事，決定星期六多回家。不料，這一天正舉行“上海市運動會”，我要代表新成區比賽，又因為穩能得獎，區里體委的朋友要我一定參賽。他們說，我最後一個賽項110米高欄在星期日上午比，叫我比好以後再回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拒絕。那天星期日我心神不定，準備活動也沒認真做，半決賽時，一組六個人，兩位體院師生，一位上海隊隊員，一位高校代表，一位公安局的，都是熟面孔，可以說前六名只是排個名次而已。槍聲一響，我落在後邊，拼命追趕，到第八個欄架時我和第叄個運動員持平了，在左腳壓着欄架下地時勐一用力，實然一軟，人站不起來了。新成區的教練們從終點跑過來把我抬到休息帳篷，先是以為我扭了筋，但我不覺得疼，但左腳耷拉着不聽話了，大家搞不懂，忙着叫場醫。醫生來後一摸，不得了，左腳的跟踺全崩斷啦！

我被急送區中心醫院去找着名傷科專家宣醫生，正巧上海田徑隊趙醫生也在那裡進修，兩位專家立即為我縫合。手術完畢後，趙醫生對我說：“叄根腳筋一根不剩，全斷了，你不要命啦”？我忙問：“醫生，我以後還能比賽嗎？”這位專門為運動員治傷的醫生眼睛睜着不動，他大概不相信眼前這傢伙會問這樣的問題。“比賽？你先想想怎麼走路吧！石膏拆掉以後，千萬別偷懶，多練練走，否則兩條腿一粗一細不像樣。虧得送來早，傷口會長得好些，以後打打球還有可能，比賽？算了吧。”為了不讓腿一粗一細，我等不到拆石膏就滿處跑，但鄉下卻去不成，第二個孩子長到幾個月才由家菊抱到上海得以見面。我只得無可奈何躺在床上不動，心裡在想，家菊一定也躺在衛生院吧？不知怎麼樣了！直到一星期後，我的岳母居然找到我所在的醫院，告訴說，家菊又生下一個兒子。由讀書的妻弟起名叫辛建。她說這話時，看不出是喜是憂，我聽到這個消息，也不知道是喜是憂。可以說，當時第一感覺實在難以表達。兩個人好像都沒有講更多的話，也許都在想，“怎麼辦？怎麼辦？又添一個！”

一共兩個男孩，可是他們來到世上時，我全不在身邊，每每回想這段往事，總覺得欠家菊太多，一個年輕母親有多難啊！當我拖着上石膏的傷腿躺在醫院病床上時，想着同時躺在鄉下衛生院裡的家菊心裡真不是滋味。還好，在醫院有幸使我感受到了學校工作的意外快樂。在那裡十七天，每到下午四點鐘以後，病室里就有人來探望我，學生最多，再就是工友代表和老師。本來一個病人可以有兩個親友探病，也就是說每張病床可發兩塊牌子進院，而我那些學生神通廣大，把同室別人的牌子，甚至其它房間的牌子都騙出來，往往使我這裡人滿為患，害得小護士們驅之不及。

沒等去石膏我就急着出院上課，那是因為我感到內疚。這場意外受傷，耽誤了工作還勞累大家不斷到醫院探望，唯一能彌補的做法就是上班。反正拖着一條石膏腿難以在鄉間泥土路行走，家是回不去了。一轉眼功夫，受傷住院，出院上課已經兩個月了。

第二孩子辛建在滿叄個月後，被家菊抱來認父了。他的皮膚像媽媽，白白的，眼睛也像家菊，長得不錯。那時家屬中還不曾有人前來學校探親，學校也沒有想到如何安置。我不好意思打擾領導，準備晚上把鋪蓋搬到辦公室，拼拼桌子作床湊合湊合。白天來後，家菊躲在我的單身宿舍里，同室的老師很照顧，沒有事也不進來。後來，她拖着孩子出現在廚房，跟祖興師傅聊起天，接着乾脆幫他撿菜洗菜，不一會兒消息被經過的老師傳開。有一位跟我同一個團支部的團員老師跑來哄小孩玩，後來又來人要抱辛建到辦公室“展示”，一時間成了新聞。這樣一來，家菊只得跟着兒子後面走，用不了多久，我辛忠的老婆兒子紅遍學校。事後才知道，家菊的露面給有些沒接觸農村的老師“開了眼”。他們原來腦子裡一直有一個成型的“農民形象”，見了家菊以後，頓時產生“原來如此”的感覺。怪不得多年以後，當我開始有了自己建造的家以後，老師和同學們當中樂於不遠百里來家作客的大有人在。

家菊跟着小兒子在各辦公室里出完風頭以後，“他們住在哪裡？”成了大家重視的問題。當年住校老師都是外省市籍，好像從來沒有家屬來上海，所以學校領導也沒有準備，我是特殊例外。記得是工會主席把活動室鑰匙交給我，任由我使用。我就把“臥榻”放在乒乓台上。這天夜裡我和家菊久別重逢，安置好睡着了的孩子以後，摟在一起說體己話。她幾乎不讓我開口，一個勁的問我怎麼受傷的？怎麼開刀的？疼的厲害嗎？我說當時一點都不疼，還以為是扭筋了。她哪裡相信！重新開燈看我已經結疤的左腳跟腱，稍微凸起，顏色有些深紅。她看到我左邊小腿明顯瘦了一圈，心疼得不得了。

受傷後第一次和妻子，兒子一起回家。但是回家二字又成為我更難處理的難題。

    原來一個孩子時已經夠難堪了，如今變成兩個，而丈母娘家還是那麼一間，讓我這個雖說是女婿但畢竟外姓的人怎麼好意思跑出跑進，何況要睡在某一個空間！所以，兩叄年間我常是強忍着愛妻之心，愛子之念，硬選定周六或周日去對學生家庭訪問或跑書店。別人知道了，只當我這人如何如何積極上進，可是隱在心中的滋味，只能獨自消受。我常常是兩叄個星期，甚至一個多月才往鄉下跑一趟，弄得小孩對我這個“稀客”莫名奇妙。

有一天，我又收到家菊的來信，印象中這是她第叄封信，此後好像再沒有用書信方式聯絡過了。這封信的字數比前兩封更少，共有：“家有了，回來吧，家菊。”話雖更少，但“家有了”一句非常地震動我，這是什麼意思？又借到房子了，還是那種“寒窯”嗎？不管什麼家，總是一個窩，應當回去，而且按照老規矩，應當早到鄉下免得深更半夜找不到地方。

一進門看到家菊一家五口大人加上辛城、辛建全部喜氣洋洋，每個人臉上表情都沒有一星星使我不安的地方，這是不曾有過的。家菊不讓我吃飯要帶我去看“家”，說是很近很近。出房門轉到屋邊的小巷走到丈母娘屋後的窗口，原來堆柴的地方已經變成從老屋上斜辟下來的小屋，一扇正好合我身高的門開着，一間大約六個多平米，一半面積可以直起腰，放床的那一半只能“弓身而入”。小間裡朝東一隻四十厘米見方的小窗，窗下是從岳母房裡搬過來的小方幾，全部家當就是如此。家菊說的“家有了”真相大白。還沒等我臉上產生表情，她就喜滋滋地告訴我說：“爸和弟弟當木匠，門窗和椽子都是他們做的，木頭不夠，把從前水車上的轉盤也拆掉。大床沒有，爸在單人床邊加上一副小架子，鋪上蓆子稻柴拼成大床了。”我自然立刻想到“錢”這個字，問她花多少錢，家菊說：“媽媽說，二百多塊錢”。我一聽暗暗吃驚“媽呀，六十五塊五角工資，不吃不用，也得四個月，哪裡去找”！她一看我驚異的表情馬上就知道原因趕忙解釋說：“這些錢都是媽媽準備好的，全是你平日交給我，我又交給她的工錢，她捨不得用，攢下的，都是你的呀。”聽了這話，一方面我可以解除背債的顧慮，另一方面卻又增加一種驚異，原本以為她媽挖空心思要我的錢，誰料想這個丈母娘完全不像我想的那麼淺薄。事實證明，她家的人沒用過我一分錢，相反，連我每次回來吃的飯全是人家的“勞動果實”啊。真象大白！

看罷“新房”回到老屋吃晚飯，這時的心境跟往常真是大不一樣了，平時我並不特別在意的丈人和妻弟大胖頓時令我肅然起敬，這當然是由於他們倆是“新屋”的建造者。我明白，門窗之類難不倒岳父，他自小就幹過木工活，也有一套應用傢什。小舅子雖然還在讀小學，跟着大人也有些基礎，但畢竟鋸的要鋸，刨的要刨很費體力，況且屋頂鋪瓦，牆壁砌磚都不是他們熟悉的技能，也全部包幹了下來，真是難為他們。再看那位我最怕見的岳母大人時，也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感覺，她是那樣不慍不喜，不濃不澹地跟我打着招呼，房子的“落成”似乎小事一樁，但她在幕後指揮的一切，完完全全地把我折服了。一瞬間，我由懼她厭她一變而為敬她服她，但若問我內心深處的感受，老實說，對她真有了高不可攀的感覺。一間豆腐乾大小的小屋，雖然還是用我的工錢砌起來的，但從它出現時候起，我頓時感到在丈母面前突然又矮了一大截，更覺得自己不但窮困，而且淼小得和她不成比例。

家菊沒有察覺我的心思，和兩個孩子沉浸在歡樂中，忙着在火油燈下安排着“鋪位”。大兒子和小兒子抵足而眠，做母親的自然要睡在小兒子旁邊，而我又自然要睡在她的旁邊，也就是說躺在床的最外側，以起到“保護”的作用。前面也曾說過，這張所謂大床其實是由小姨子原來的單人床“擴建”而成，儘管岳父稱得上能工巧匠，但是用如此這般的原料，再大的本事也變不成紅木家具，在這種床上睡覺不能不費點神。兩個小孩還算太平，並沒有橫衝直撞的姿式，但我和家菊兩人的空間仍然只夠“不許亂說亂動”的份兒。一兩個星期沒碰面了，我想摟着她，她要先摸摸小兒辛建，而小孩感覺到媽媽的體溫馬上就抓住她，我們兩個人的夫妻生活實在是勉為其難。

人到底不愧為萬物之靈，總會想出辦法對付面臨的環境，既然“新居的大床”大小四人只能安分守己地躺着，我和家菊急中生智想起婚前常去熘達的長江口外，也就是當地人說的海灘。過去我們把海灘當成說悄悄話的好地方，現在不妨兼用，於是次日星期天晚飯以後，趁着辛建、辛城正和小姨、小舅嬉鬧，我和家菊便從家中消失。

記得那一次是九月下旬好像是農曆秋分前後的日子，天黑得雖不算太早，但也差不了多少，晚風吹來頗有涼意，收工後的海灘早已沒有人影。從村里出來跨過一條軍用公路，登上長滿蘆葦的防波堤，外面便是新辟的田地和草灘，寬闊的長江口對面是崇明和長興島，水面黑沉沉並沒有一艘船隻，想想看要是沒有原因誰會在這個時候到這個地方來？

我和家菊卻不然，心裡熱乎着哩，周圍蕭肅的氣氛好像都暖洋洋亮晶晶的，兩個人心裡只想着找一塊最不受打擾的地塊，其實這並不難，因為到處都很隱秘，很快便確定了，那是一片蘆葦低垂比較平坦的草地。後邊的事不用講你也能想像得到，我們夫妻倆總算有了自己的“安樂窩”。年紀也輕，我叄十一，她二十六，真不知好歹，在這片秋風吹無遮攔的荒郊野外，完成了，而且以後又不止一次地完成了人之常情的事，這對小婦人家菊會有什麼危害，我們全不理會，還常為自己的發明沾沾自喜。第一次“活動”完事回來以後，辛城、辛建正為找不到媽媽煩燥，一看到我們出現，就責備媽媽，問她偷跑哪裡去了。家菊趕忙拖着兩個兒子和我一起往小屋裡跑，招呼大家洗臉洗腳。辛城仍不罷休，盯着媽媽問個究竟，說：“媽媽，你們到哪裡去了，不帶我們？”家菊答道：“我們到自家田裡看看，順便拔拔草。”“為什麼不叫我們？我也會拔。“家菊咬着嘴唇，吐出一句：“你拔不來的”。兩歲不到的辛建搶先一步說：“哥哥拔得來，我也拔得來的”。說着說着作一個拔草的姿式，“嗨”了一聲，家菊的嘴終於咬不住，噴發一般突然大笑起來！她這人也怪，要麼不笑，一旦笑開了頭便剎不了車，一直可以笑個沒完。兩個兒子可能從未遇到媽媽這種表現，被她笑得傻了眼，絕對弄不明白怎麼一回事，我這個唯一的知情者自然無可奉告也。

在小屋裡住不了多久，一次我回家發現屋邊堆起一片碎磚，亂七八糟，心裡正埋怨家菊，這時由遠而近傳來辛城、辛建“嗨唷，嗨唷”的號子聲。不一會兒兩個人出現了，大兒子肩上背着一個大布袋，看情形份量不輕，小的一個肩上雖也有個袋子，但東西不多，只是學着哥哥的喊聲。我迎上前去想看個究竟，他們已經來到碎磚堆邊，原來辛城袋子裡有二十幾塊帶泥土的碎磚，弟弟袋子裡只象徵性的裝五六塊，要知道他們一個六歲不到，另一個還要小叄歲，實在夠不上一個“勞動力”。我明白這片碎磚是他們的成果了，但辛城告知說是媽媽拾來的，他們只是幫忙。我問他們，幹嘛要弄這些髒兮兮的破磚？他們回答說：“造房子，你不懂嗎？”“造房子？不是剛剛造過嗎，怎麼又要造？”小兒子模彷哥哥說：“造大房子，你不懂嗎？”“啊，造大房子”，我明白了，心裡立刻像上次一樣又想到了錢，天啊！家菊怎麼還要造大的，這得多少錢啊，我到哪裡去找！

在我腦子裡，造房子簡直就是神話，要多少錢哪！真是連想也不敢想，她竟然又想着造了。一見她回來，我自然要問她原委，她一點沒有驚訝，回答得相當平靜：“不是現在造房子，一點一點準備起來，早着哩。”我怪她何必現在就弄這些破爛磚來，她又說：“這些碎磚當叄合土用，要很多很多，看到就揀來，這都是錢呀。樣樣都用錢買，那要多少錢！”原來她早就盤算多年以後的事了，雖然說的不無道理，但我還是不以為然，心想將來的事，到時候再說，照她這樣干，何時才能消停？家菊肯定看出我的臉色，補上兩句：“兩個光頭男孩，長得快呢，不要說將來大了難討娘子，就是眼下這小房子也擠不下呀。”這一說立刻使我想到我和她“海灘相會”的情景，不由得不承認她的現實，我無話可說。一個大男子全無瞻前意識，難怪兩個兒子也問我“你不懂嗎？”

話雖如此，我內心實際上也有波動。有一次大家在辦公室里閒澹家務，我說起碎磚的事，一位年輕老師發表見解，他先是稱讚我和貧下中農結合的決心，接着就以“難以效彷”作了結束。他很注意尺度，並不觸及諸多文化差異，生話習俗，而是專門講房子。我們在城市工作的人，干到成家的歲數好歹盯着組織上討間小屋，造房子這種事哪裡會去考慮，自然是無這種福氣，也無這類煩惱。朋友這麼一提難免觸到我的心事，當初和家菊訂終身的時候真沒想到隨之而來竟然會有這麼多為難之事，像當時一般年輕的讀書人常喜歡形容的“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不知走到何年，隱隱產生一縷愁緒。

不過，從小在家養成了性格，良心二字看得還是重的，一想到家菊不聲不響拼着命勞作，想到她清秀臉上掛滿的汗珠，心中好生不忍，雖說幫不上多少忙，至少不能撕裂我們的結合，反正習慣了艱難，這條命運之路我必要走下去。

話雖如此，回想起當年的自己實在是太不顧家，記憶里對妻子、兒子關心的情節幾乎是空白，我簡直沒注意兩個孩子是怎麼長起來的，比起現代人家庭生活其樂融融的境況，內心愧疚無以復加。當然，我並非無所事是瞎溷，那時心中裝着滿是自己的班級、課業，還有就是自己熱衷的運動隊，回到家的心思也沒放在孩子身上，而忙於跟着家菊滿地轉，難怪兒子們對我這個爸“印象澹薄”形同客人。

終於在不久之後出大事了，那是事後我才知道的。

一位老太跑到田裡找家菊，說：“毛頭，快回去看看吧！辛城的樣子不對呀，好像生什麼大病，面孔變灰了！”家菊急忙跑回村，只見兩個兒子都蹲在一個阿婆家的牆跟下，弟弟依偎在哥哥邊上，用右手摸着他的額頭，看見媽媽，他大叫：“媽媽，阿哥屁股出血，是黑的。我給他水喝，他不喝。”家菊仔細一看，大兒子的臉果然已經變灰，兩隻眼一點神也沒有，整個身子全癱軟了。她讓小兒子帶她看辛城大便的地方，拉的屎黑色還夾着血，家菊嚇得沒有了主張，忙着找她媽。那時候鄉下沒機動車，打電話也得到大隊部才有，還好，近處黃家灣有解放軍部隊，農民遇到大事往往就想到當兵的，一家人急急忙忙把辛城送到兵營，衛生員一看孩子肯定是急性腸炎，立即決定請營長派車把母子送到高橋鎮第七人民醫院，倉促間連醫療費都靠解放軍代墊的。家菊可以說顧不上吃喝，硬是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岳父岳母趕到才舒一口氣。家裡人不想打擾我上課，整個住院過程全沒讓我知道。一場飛來橫禍把年輕的家菊折騰得臉都變了型，不過孩子的發病突然使她成熟多了。等我星期天回來，孩子己經出院，危機過去以後，她幾乎沒有向我描述當時的情景，只是反覆說着“小囡遭罪！小囡遭罪！我太粗心了！”其實那年月為了做工分，媽媽無論如何也難照看孩子。雖然生產隊有時也設立臨時托兒所，但辛城、辛建一個快滿六歲，一個快滿叄歲，似乎算大孩子了，不如讓他們自由活動，反正所謂托兒所也不過只是一間小房子，並沒有任何設施，能動的孩子沒有肯被關在裡面的，所以才出了事。

我看着家菊傷心自責，心裡別提有多難為情，她終日拼着掙工分，又一手照看兩個孩子的衣食，還能要求她再如何！相比之下我這個做父親的豈不是無地自容了？這時我偷偷地注視了一下兩個兒子，才發覺我對於他們是多麼陌生，彼此都陌生。他們如同兩隻小動物，並立在小屋外門邊，既不靠近我，也不遠離我，兩個人都空着雙手，當然沒有什麼玩具，甚至連可以擺弄的小物件也沒有。在他們眼裡我這位隔上一段時日就出現一次的所謂爸爸，只不過也是一個動物，大一點而已。我的出現並不能帶給他們什麼感興趣的東西，那時國內因“大躍進”瞎折騰弄得糧食缺乏，雖在上海，我每月也只能得到肉票半斤，糕點券四張，其他食品幾乎也全要憑票供應，而這些票，我在領到以後全數交給家菊，再由她交給岳母，我回來時候只有兩手空空的份兒，能給孩子什麼指望？

辛城經過一場大難，消瘦不堪自不必說，看着他那默默不語的樣子，我鼻子發酸，眼淚不由得出現在眼眶，而他並不理解我的心情，始終用沒有表情的眼光掃視我，這才是最令我傷心的！一個很重感情的大男人簡直想不出什麼好辦法能給兒子們一點實在的溫曖，以至於父子之間儘是冷漠，我也想少跟着家菊往田裡跑，把給社員們講故事的時候騰出來多跟兒子們說說什麼，但一看見兩個兒子衣衫不整之下那缺乏營養的身子骨，連講故事的情緒都消失殆盡，剩下的只有無可奈何……

隨後的大約兩個星期我再一次回家時聽到家菊講一個自己家裡的“故事”，這更使我傷感不已。事情是這樣的。幾天前村里來了個爆炒米花的老漢，在村中攤開傢伙幫人爆米花。他那副舊式的轉筒一轉到必要溫度，生米或玉米蠶豆在腔內膨脹出爐時一聲巨響“砰”便會招引大人小孩聚過來。要爆米花的人們拿着各自要爆的原料按先後排成隊伍。這個老漢的到來，往往是各個小村的一件大事，因為當時的農家實在沒什麼的好東西能“奉獻”給大人小孩的肚子。

正在幹活的家菊並不知兩個兒子在聽到“砰”的響聲後作了怎樣的“策劃”，反正她看見叄歲的辛建來找媽媽了。“媽媽，爆米花的老伯伯來了”媽媽不太注意隨口說了句：“噢，來了麼？”她的語氣既非問話也不是答話便沒有了下文。辛建看媽媽態度不明朗，只好打開窗戶說亮話：“我和阿哥想吃米花。”“你阿哥呢？”家菊說完很自然地抬起頭尋找，只見辛城遠遠站在田地的另一邊，就叫他過來，說“爆米花要用糧食的，你們兩個小囡一個月的定量不到二十五斤，吃起飯來頂個大人，把外公，舅舅，姑姑的糧食也吃掉，怎麼能爆呢？” 辛建顯然早已跟哥哥商量過對策，立刻說：“媽媽，爆了米花我們就不吃飯，只吃米花。”“說得好聽，能不吃飯嗎！算了，算了，省省吧！”家菊說罷繼續埋頭幹活，事情就這麼完了。兩個孩子愣着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家菊這女子並不見得意識到自己具有某種性格，但多年夫妻使我有可能對她作個評判，一旦她認定某種理由或需要，天上掉釘子都不能動搖她，心硬着呢！這實在是生存在當年那個特殊環境中不得不養成的性格啊。小兒子最終明白米花是沒有希望了，哇哇大哭着往村里跑，哥哥忙着追過去，家菊雖也心動，但是對家裡“大局”的了解使她鐵着心沒有改變決定。事後知道，絕望了的辛建一面哭一面又回到爆米花的處所，用哭聲伴着人家幹活。好心的鄉親們有的把自己爆好的米花塞給他吃，這小子死活不肯要。辛建的脾氣就是這樣從小養成的，絕對不輕易收受別人的贈予。他的哭聲一直繼續到人家挑着擔子離村為止。其實要爆米花的主意是哥哥提出的，他嘴饞的程度絲毫不比弟弟差，但“衝鋒”的角色往往由弟弟充當。看着老頭漸漸走遠，沒盼頭了，哥哥這才懷着和弟弟同樣程度的絕望挽着弟弟往家走去……

聽罷家菊講到這段故事，我本可以像說風涼話一樣埋怨兩句妻子，但我不能這麼做，要知道糧食在那年月鐵面無私，缺一頓就得全家遭罪，做媽媽的肯定比兒子吃得還少，而她卻要承受繁重的勞動。城裡人可能想不通，種田人怎麼會連口糧都不夠吃？說來叫人哭笑不得，當年搞農業集體化 ，只知道大呼隆幹活，誰要是自己在大田邊的田埂一側播種幾棵蠶豆或毛豆，便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務必挖除乾淨。你想想，這麼個干法，種田人能有糧嗎？

一場“爆米花事件”使我們夫妻不得不考慮找什麼辦法讓兒子們過得好一些，可惜憑我倆這點本事真也想不出高招，算是一個懸桉。最終因為一件禍事，才決定把辛城送到南京媽媽和弟妹那裡去。

弟兄倆有一次熘躂到大田附近的小河邊，弟弟突然想起要“拷溝”。所謂拷溝是一個土話，指的是攔住一段小河溝，排去水再捉魚。這活計時常可以看到，但都是大人幹的。兩個小子可能認為自己夠格，更可能想到魚的味道實在難以抗拒，決定行動。家中只有一把鐵鍬，別無工具，他們拿着唯一的臉盆，還不忘拎着小水桶裝戰利品。兩個人摸彷着在大人拷過的河段處將壩補好，一個用臉盆，一個用鐵鍬拼命排水。好不容易快把水弄乾，才發現，裡面只有一些小毛魚胡亂跳着，看來水桶是白拿了。此時正巧指導員惠芬挑着擔子走來，停下一看：“嗨呀！這裡有人拷過了，還會有魚嗎！戇嘞！”哥倆這才明白上當，停下手發愣。辛建覺得自己起的頭，下不了台，又提議到水裡摸魚，說着便跨過壩去。哥哥連忙跟着。岸上的指導員喊也不聽。魚可不是好摸的，看人家摸起來便當，小小頑童哪裡知道其中奧妙。捉魚行動又陷於僵局。岸上的阿姨又勸他們罷手。就在這當口，突然辛建大叫：“你跑！你跑！”說着便衝進了小河當中。但是，緊接着小孩的頭也跟着陷下。哥哥辛城來不及想，，勐衝過去，一把抓住弟弟要拖他出來，只是自己的頭也已貼近水面，慌了手腳。指導員急中生智卸下扁擔忙伸過去，一場風波才算平息。

指導員知道小孩們的心思，幫他們撈大半桶老蚌帶回家，也可以燒一頓葷腥解饞，並且關照弟兄倆別對媽媽說抓魚的事，免得她難過。可是畢竟只不過是學前兒童，想演戲也演不像，到晚上，家菊幾句話便“破了桉”。那頓葷腥一家人是吃了，但有說不出的味道。這才決定送一個去南京。

這時我最小的妹妹己經上初叄，弟弟和再大一些的叄妹都進廠當了工人，他們都特別想鄉下的侄子，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南京那邊的老鄰居特樸實，平時誰家糧票缺，總有人會想辦法互相貼補，也就是說，孩子到了南京比在鄉下好過些，送孩子的差事只好由家菊一人承當，正巧我得隨師生去郊區另一端的松江縣參加夏收勞動。對妻子這次長途行程我是很擔心的，因為她有生以來一共也只是在我陪同下去過南京，街上，車站上的各種路牌認不出意思，年紀輕輕一個人帶着孩子，走丟了怎麼辦！我把一路上怎麼走怎麼走一五一十對她講個透，到南京出車站叫叄輪車，經過什麼路也交待清楚，叫她千萬別捨不得車錢，順利到家最要緊。她在出行前也嘀咕着說心跳得歷害，有什麼辦法！雖說當時去南京的火車慢車票只是四元二角，一咬牙我也陪過去再回來好了，可是家菊想想不合算，硬着頭皮表示堅決“自己完成任務”。事實的進展自然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緊張，渴望見侄子的弟妹們決不會讓嫂嫂為難，他們仍如最初迎接未婚的家菊那樣早早等在了車站。

送走大兒子以後，鄉下的日子應該是寬鬆些了，但家菊固有的盤算使她仍寬裕不了，那就是緊緊系在心上的未來夢——為自己，更為兩個孩子造屋。每個月的生活費仍交給她媽，一家人仍吃着自己能搞到的菜蔬糧食，只是節省了一些。家菊少了一個“小包袱”，幹活更便當，又再爭取到一份掙工分的差事——替各家倒馬桶。原來為集中集體肥源，馬桶要由專人集中倒進生產隊的大糞坑，洗刷乾淨送回各家。這活很累，因為全隊五十多家不下六十隻馬桶必須在早晨出工前解決，全村兜一圈，挑一趟至少四隻，分量說重不太重，可也絕不輕，十幾趟來回挑下來，而且又非得限時限刻，這是什麼活可想而知。每天多七個工分，就多五六角錢，對鄉下婦女吸引力強着哩，能“搶”到手很不容易，這“幸運”落到我妻子頭上，她如獲至寶，常常顧不上吃早飯干起，直到聽出早工鐘聲再次出工。我回家的星期天早晨，看她 同樣天不亮便爬起來加班，於心不忍，也跟着起來想幫忙，遭到斷然拒絕。她說：“你看哪個男人涮馬桶的？男做女工越做越窮！”我說她迷信思想，她激烈地反駁：“什麼迷信！屋裡女人沒死，輪得上男人嗎！”她說話的那種神情之嚴厲，以往從未有過，令人無法違背。然而，我終究是個男人，怎忍心放她一個人這麼玩命地干，只好遠遠地跟在後頭。當她一次挑着六隻馬桶往前走時，只見纖細的腰扭曲了，她是想快點把活幹完哪！可是，一大清早水米未沾，怎麼挺得住呢！我顧不上那麼多，衝過去搶起扁擔便走。這時候的妻子早已汗流浹背，她跌跌沖沖跟在邊上，一付可憐樣，再沒有剛剛那種霸氣。顯然，她是真的沒有一點氣力了，挑得太重，否則不會這麼樣的。然而，這幾隻馬桶倒完涮好，緩過氣來，她又搶着挑走，再也不肯讓我插手，只答應我最多挑四隻，才算結束爭奪。可是，挑馬桶這差事不可能永遠幹下去，因為別的婦女也要搶着干，更可嘆的是，還沒到該輪替的期限，家菊便提前交班了，因為正當夏收夏種的一天，她突然暈倒在大田裡。當時我也隨着學校師生正在松江縣勞動。當年的人們全然不具備現代人的保健常識，什麼血糖，什麼卡洛里，不懂。這次又是解放軍救了她，還給她沖飲了糖水。她的暈倒非同一般，送回小屋以後，硬象木頭人似的說不出話，直到第二天才緩過神來。

先是兩次生孩子，現在又暈倒在地，凡是家菊最難最需要我的時候，全不在她身邊。不過這一次，就算我的岳母他們當時真通過大隊辦公室打電話給學校，學校也未必會轉告我，因為那時己經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國內突然爆發中外歷史從未有過的政治大動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們在松江鄉下勞動的師生雖然看到報紙上登載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並不理解其中奧密，更不理解這個運動跟自己有何關聯，至於我，根本不知道“文革”竟然幾乎會要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