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就是節日

         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們什麼？

                 王炳章

米洛舍維奇倒台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民主，又攻占了一塊獨裁者的土地。

我以前就結識過南斯拉夫的民運鬥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並會見其他民運朋友。當時，《中國時報》駐華盛頓記者冉亮女士，請我到她家做客。沒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們相談甚歡。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這位南斯拉夫人士對未來南國政局的準確預測。他預言，而且毫不留有餘地地預言，南斯拉夫在鐵托去世後會發生解體、爆發內戰，共產主義當然也會隨風而去。我問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說，這是南國內部矛盾的累積使然，任何人也改變不了。他還嘲諷那些美國所謂的南斯拉夫問題專家，說他們對南國問題認識非常膚淺，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而制定對南政策。

現在，這位南國民運人士的預言已經獲得驗證。他是一名知識分子，我當年在他身上，卻沒有聞到那股酸儒的書生氣味，反而感觸到一種革命家的激情與果斷。今天，我們從電視上觀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維奇的革命，是否也領悟到了其中的那種激情與果斷？反觀我們中國的八九民運，群眾動員的規模遠比南國的革命大得多，但我們為什麼沒有成功呢？這就要對比一下：人家有什麼，我們沒有什麼；人家是怎樣做的，我們是怎樣做的。然後，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當從南國的革命中學些什麼。

一，攻占國會——奪取政權的意識

我分分秒秒都在關注南斯拉夫的革命。這幾天夜裡，我常常爬起好幾次，打開計算機，從中英文各種管道捕捉信息。因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講過的，獨裁政權一旦出現危及，其垮台的時間不是以月記，甚至不是以天記，而是以小時記算，其崩潰是異常迅速的。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關鍵的鏡頭，為的是從中領悟要絕，給未來的中國民主革命提供參考。

南國革命的轉折點，是群眾攻占國會大廈。占領後，立即宣布奪權成功，反對派領袖及時宣布接管權力。也就是說，南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和群眾，有十分明確的政權意識，目標就是要奪取政權。他們從一開始動員群眾，就確定了這個目標，而且從不動搖。我們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領國會、宣布奪權成功後，局勢一瀉千里，首都武裝警察紛紛倒戈。俄國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認新的政權。

中國話說“心想事成”。你心裡想到“奪權”，想要“奪權”，才能“奪權”成功。心裡沒有“奪權”的想法，沒有政權意識，奪權的機會來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機會。甚至，把權力放到你的手裡，你都不知道權力是什麼，你都不會抓住它。

“奪權”？犬儒式的書生論證者，一聽奪權，就嚇得渾身發抖。一聽要推翻一個即有的政權，就指責這是“胡鬧”，這是“過激”，這是“以暴易暴”，這是“野心”等等。一句話，“推翻政權”要不得；“奪權”更是要不得。他們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舉着牌子，擋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寫着：“告別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們聽從這班中國腐儒的話，國會不去占領，權力不去奪取，米洛舍維奇今天依然會穩穩地坐在權力的寶座上，而且，這個獨裁者還會津津有味地做下去。“書生論政而誤國”，有道理乎？

二，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

反觀我們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主流運動壓根兒就沒想到“革命”，更沒有去想“奪權”。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闖關回國，目的就是想在運動中宣傳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攔截在日本東京，日航屈服於中共壓力，拒絕載我飛往北京。在解放軍三大總部的遊行隊伍走上街頭、支持學生、要求政治改革時，我看革命的時機已到，就拼命聯絡在天安門廣場的民運朋友們，讓其帶話給學運領袖們，應當迅速占領電台、電視台和人民大會堂。但連我的朋友都說，這樣太激進，學生肯定不會聽的，學生們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我說，那就去找劉曉波等知識分子，劉曉波回國前，我們在紐約密談過。但我的民運朋友告訴我，北京知識界的主流也不會接受我的建議，讓我暫時不要着急。我怎麼不着急？一位美國朋友當時講，按照政治常識，當時的北京政權已經癱瘓，問題是需要一個替代政權，可惜這個替代政權該出現的時侯沒有出現。這樣，就給了中共業已癱瘓的政權死灰復然的機會。

 問題就在這裡，八九民運時，在六四開槍鎮壓之前，北京市內，從中央到地

 方的黨政機關大都罷工、癱瘓了，民警也不願再為共產黨效勞了。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人民日報社、解放軍三大總部、高級黨校的幹部群眾，通通上

 街遊行，要求變革。警察都不聽話了，這是鄧小平調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

 是，舊政權癱瘓了，老百姓擁護什麼政權呢？黨政幹部擁護什麼政權呢？軍

 隊、警察服從什麼政權呢？

這個真空，一定要及時填補。沒有新的填補，癱瘓的，就會尋機而起。

沒有新的政權填補，就不能給群眾一個希望，一個可以圍繞的中心。

三，反對運動需要一個凝聚點，需要明確擁護什麼？

民主運動、或稱反對運動，除了需要知道反對什麼之外，更需要明確擁護什麼——想要的是什麼。擁護什麼的問題沒解決，就沒有一個凝聚點，力量就不可能聚合起來。沒有一個微小的塵粒為中心，水蒸汽就不可能凝聚成一片雪花。沒有一個核心，雪團就不會滾大。核心不牢，雪球滾大了，也會散掉。

民主運動要解決凝聚力的問題，至少應包括以下幾項內容：共同的信仰；共同擁護什麼樣的政治主張；共同擁護什麼樣的政治力量；共同擁護什麼樣的政治領袖。有時，還需要一個具體的、有擁護價值的“象徵”。象共產黨打天下的時侯，延安就成了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圖騰”，擁護、嚮往的象徵，成了一個凝聚點。

共同擁護的政治主張、政治力量、政治領袖，這次南斯拉夫革命全都具備。儘管這樣，在行動中，一個具體的“象徵”還是需要的。我們看到，國會大廈，就成了這一象徵。國會，象徵着最高權力，因而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和凝聚力。我觀察到，當民主派爬上國會大廈，搖動國旗的時候，群眾立即狂歡起來，群眾從四面八方擁向國會。國會大廈，不但成了奪權成功的標誌，成了凝聚點，也一下成了革命群眾誓死保衛的對象。

中國民運擁護什麼的問題，沒有很明確的解決。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擁護什麼的問題不解決，老百姓就不知該支持什麼，該投奔誰，運動就不會滾大。

八九民運時，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象徵，一個中心。但它缺乏權力上的象徵意義，充其量，當時只是一個“良心”的象徵。假如群眾攻占了人民大會堂，象徵意義和凝聚力就會大上十倍、百倍。因為，它代表着國家的權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成立臨時政府、並加上及時而正確的政策宣示，不但對老百姓，就是對軍政人員，都會形成巨大的吸引和凝聚力量。

四，奪權——公民的天賦人權

推翻一個暴虐的政權，更替一個不喜歡的政權，或者說，從專制統治者手中奪取政權，這是公民的天賦人權，與生俱來，不可剝奪。有人一聽到推翻政府，一聽到奪權，臉色就嚇得發青。其實，奪權這件事，沒什麼了不起，應以平常心對待之。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寫過很多文章，做過多次演講。這裡，趁着南斯拉夫獨裁政權的垮台和民主派的奪權成功，我再把有關要點重複一下。關於革命與奪權，我們至少需要明確以下問題：

第一，政府是什麼？一定需要政府嗎？

第二，政府是怎麼來的？誰建的？

第三，政府的作用是什麼？為誰而建？

第四，政府是誰運作的，什麼人有資格運作？

第五，政府不稱職、甚至壓迫人民怎麼辦？可不可以和平地更換政府？

第六，壓迫人民的政府拒絕和平地放權怎麼辦？

第七，人民可以進行改良嗎？

第八，放棄革命和奪權的權利，等於什麼？

讓我們簡單地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政府是什麼？不要政府行嗎？

是的，很多人不喜歡政府。因此，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不要政府。完全不要政府行嗎？看來不行。比如，發了洪水怎麼辦？一家一戶沒有力量治理洪水，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治洪。這樣，問題就出來了：誰來協調大家？誰來決定治理洪水的方案？治洪需要資金，誰來出這個錢？如何管理這筆錢？等等，一大串問題。因此，大家要共同出錢，這就要交稅。管這筆錢，需要財政部門。協調集體力量，需要一個頭，一個指揮。這樣，必然就會產生政府。處理垃圾問題也是如此。大家都倒垃圾，沒有人清理不行。大家必須找一個人、或一批人來專門處理垃圾，這就衍生出來與抗洪一樣的問題：政府是必要的，它是處理抗洪、清除垃圾這類“公共利益”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由於政府常常做事做得不好，甚至有了權力以後可能會爛用權力，但是，人們又不能缺少它，因此，民主社會常稱政府為“必要的惡魔”。

第二，政府是誰建立的？來自誰？上面的例子也說明：政府是人民創建的，它來自人民。

第三，政府的目的何在？政府的目的是處理“公共利益”之事，是造福人民，為民服務。現在，連最專制的獨裁者，都在口頭上承認，政府來自人民，要為人民服務。只是，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第四，政府由誰運作呢？誰有資格來運作呢？是人們挑選的有能力的人來運作，這就產生了選舉。如何人民沒有推舉你、沒有委託你來管理政府，這個政府就沒有資格管理“公共利益”的事。政治學上說，統治者只祇有在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之後，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

第五，政府不稱職怎麼辦？甚至，政府壓迫人怎麼辦？答案很簡單：讓它下去，換一個稱職的，換一個不壓迫老百姓的。可不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更換政府？可以。比如，美國四年一屆的總統大選。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候選人都站了出來，讓公民們挑選。如果人民厭倦了民主黨的執政，就會把它趕下台，把共和黨政府請上來。如果老百姓還喜歡民主黨，就選擇民主黨的侯選人，讓他來組織民主黨政府。所謂民主選舉，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更換政府、換上一個新政府。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把更換政府合法化了、和平化了、程序化了。

第六，壓迫人民的政府拒絕和平地交出權力，拒絕和平地更換政府怎麼辦？人民可以革命，用強迫行的手段叫它走人。因此，美國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權推翻一個暴虐的政府，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林肯總統一上台就說，如果它領導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人民有權起來革命，推倒這個政府。中國文化中，也有人民革命的權力。孟子在論及湯武革命時，就說，人民造反株殺暴虐的紂王，不算“弒君”，乃是除去一個獨夫民賊而已。

因此，推翻政府、更換政府，是公民的天賦人權。革命，是公民的天賦人權，從專制者手中奪取政權，是公民的天賦人權。

五，改良是執政者才能做的，而革命卻是平民的武器

一提到革命就臉色發青而高喊“告別革命”的書生們，總是提倡改良，不知寫了多少文章詛咒革命、讚揚改良。我不是反對改良，也很希望改良。可是，我要問問那些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你們怎麼改良？你們能進行什麼改良？你怎樣將專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們手中沒有權，能改什麼良？這是平民改良派的一個死結。改良是好，很好啊，我很贊成改良，但不要忘記，只有手中有權的當權者，才能進行改良，才能改革。極權專制社會裡的所謂改良和改革，說來再簡單也不過了—–就是專政者主動放權，主動還政於民，這是改良的實質。比如經濟改革，就是共產黨放鬆了一點經濟控制權，給了老百姓一點發展私有經濟的權力。我們平民百姓怎麼改良？怎麼改革？我們本來就沒權，我們沒有使用權力來進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們只能呼籲改良，呼籲誰？呼籲執政者，呼籲有權的人，呼籲他們放權，勸說他們放權，勸說他們還政於民。再積極一點，就是抗爭，向專制者爭權、要權。

問題出來了：專制者不聽呼籲怎麼辦？不聽勸怎麼？專制者不改良怎麼辦？專制者不放權怎麼辦？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專制者開恩？它不開恩又怎麼辦？你祈求它都抓你、殺你，怎麼辦？到此，詛咒革命而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進入了死胡同。

我這個革命派，正確的稱呼應當叫兩手策略派。我呼籲改良，但不拘泥於改良。我希望專制者改良，但不奢望專制者改良。如果專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權利。此外，別無它擇。

應當這麼說，老百姓實際能“主動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是無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我們能主動操作的很多，鼓動革命輿論，發展革命組織，滲透黨政軍各界，發動群眾示威，策動軍隊倒戈，等等，都是。有人最近總問我：“老王，你近來在幹什麼？”我可以坦率告訴大家，我在策劃革命，具體地策劃中國的民主革命，而且已有成效。

但是，有一條要講清楚：準備革命，不一定實行革命，可以引而不發，以此逼迫執政者改良，專制者改良了，也可放棄革命的進行，但，永遠不放棄革命的權利。革命，應當是一把永遠懸在專制者頭上的利劍，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則毫不猶豫，必砍無疑，是專制者迫使我們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權利。

六，放棄革命的權利，等於放棄了一切

不錯，我們應當爭取的公民權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論的自由、結社的自由、遊行示威的權利、練功的權利、私有財產保障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可列出一百條，兩百條。

對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來說，又一個死結的問題產生了：你爭取這些權利，很對。但是，獨裁者不給，怎麼辦？

這時，只有一個權利可以行使，那就是爭取權利的權利。爭取權利的權利，就是革命的權利。放棄了這個權利，等於放棄了一切權利，因為，你放棄了爭取權利的權利，就等於給自己臉上貼上了一個標語：當那些普通的公民權利——如言論自由的權利——爭取不到的時候，只有坐以待斃。獨裁者看到這個標語，還願意放權嗎？

回到南斯拉夫革命的例子。米洛舍維奇不承認選舉失敗，假如南斯拉夫人民不發動革命推翻它，而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地等待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又被米氏做了票，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頂多來個“靜坐示威”，他會怕你的示威？他會可憐你？恩賜你？別說米氏不會理會你的和平示威，連軍中、警察中的民主派可能都不會看上軟骨病患者。正是果斷的革命措施——攻占議會大廈，才最終迫使米氏投降繳械。

七，學運——工運與農運——兵運

我在八九民運失敗後，曾在香港《爭鳴》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學運——工運——兵運”，指出：這是推翻專制制度的革命必經之路，除非專制者主動改革和放權。現在，應當加上農運，而且，還應當強調一下農運。因為，中國農村近幾年的農民暴動，規模越來越大，幾千幾萬人的造反，已是司空見慣，這是農村矛盾激化的結果。我們民主革命派應當特別注意。

這次南斯拉夫革命，又一次證明了我的這個模式的基本正確性。南斯拉夫的革命，起於學生的罷課和工人的罷工。在攻占國會的同時，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他們使勁地在做武裝警察的工作——底下策反的工作可能更多。結果，首都警察倒戈，軍隊宣布中立，到此，米氏徹底沒戲了。

軍運，是必不可少的。軍隊起義固然是好的，但只要做好工作、使武裝力量保持中立，人民革命就會成功。

八，革命不是鼓吹出來的，是社會矛盾決定的

一九九八年初，我闖關回國。不巧被捕後，中共官方查出了我帶進國內的傳單。他們驚訝地說：“你在國內散發這個東西，老百姓看了，那還了得？會煽起革命和動亂的。”我對曰：“如果幾張傳單就能煽動起革命，說明這個政府毫無存在的價值。在美國，有好幾個共產黨，成天宣傳革命，推翻美國政府和資本主義制度，人們把他們看成半瘋。”的確，革命不是鼓吹出來的，沒有革命的客觀條件，怎麼鼓吹革命，也是白費。就象一捆濕木材，怎麼點，也燒不起來。反之，一片乾柴，一個火星就可成燎原之勢。在革命條件已經形成的地方，你再跺着腳地阻止革命，也是沒用，革命該來就來。為什麼？革命不主要是取決於人的主觀意志，而主要取決於客觀條件，就象那位南斯拉夫革命者十多年前所預言的，南斯拉夫會發生解體，這是由其內在的矛盾決定的。中國現在有沒有發生革命的條件？當然有，而且革命的條件逐步成熟。

有人問，經濟改革後，人馬生活不是提高許多麼，怎麼還會爆發革命？讓我們簡單舉一下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例子。在兩次革命前，俄國沙皇進行了經濟改革，與中共的當今改革比，可說是成功百倍。經過改革，俄國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出口國，從工業產值講，俄國也成了世界強國。這種表面上的經濟成就和百姓的生活改善，使原來改革前鼓吹革命的知識分子紛紛轉變了方向。他們甚至辦了一本雜誌“路標”，開宗明義地說，形勢一片大好，路標應當轉向，他們要“告別革命”，他們號召知識分子應當與沙皇政府合作。論點與現在一批主張“告別革命”的中國書生們尤出一轍。

但是，他們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仍然堅持革命的列寧也沒有估計到，二月革命竟然突然爆發，而且迫使沙皇政權在半個月內土崩瓦解。革命的直接觸發非常簡單：由於運輸上出了點差錯，彼德格勒市場一天早上缺少了麵包供應。人們不滿，開始鼓譟，上街鬧事。事件越演越烈，沙皇派其禁衛軍前往平息事件。但是，禁衛軍到了彼德格勒，被群眾包圍，他們聽了老百姓的訴說，覺得有理，不但沒有鎮壓，而且宣布與人民站在一起。形勢急轉直下，半個月內，俄國其它地區紛紛背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

那些詛咒革命、要“告別革命”的知識分子們驚呆了，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改革這麼成功，卻突然爆發了革命？他們進行了反思，發現：是人們的“清算心理”在起作用。什麼是“清算心理”？它是怎麼產生的？原來，俄國當時的經改，與中共今日的經改，有很多雷同之處。特權分子利用權力大發利市，老百姓心理很不平衡。儘管老百姓生活有了某種的改善，但人們有一種“清算心理”：他們要清算特權分子，要討回公道。“清算心理”的產生是很自然的。不用提那些大批下崗的職工，就說說普通薪水階層吧。改革前，我掙一百元，你特權分子掙二百元，是有差別，但尚可忍受；改革後，我掙的是多了一些，一月五百元，可你特權分子每月卻可掙五十萬元、五百萬元，而且只是一個批文、一個簽字，就財源廣進。老百姓的心理怎麼能夠平衡？就是這種“清算心理”，或稱≤賬心理”，或者說是“討回正義和公道”的心理，終於觸發了革命。二月革命後的“清算”並不徹底，人們的失望又導致了第二次“清算行動”——十月革命。

仔細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歷史，便可發現，革命往往不是在老百姓生活最苦的時候發生，而是在改革的帶動下生活水平向上攀升、但出現分配嚴重不均、社會嚴重不公、人們的原先預期與社會現實形成落差的時候發生。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也。而這，正是當今中國大陸的現狀。

如今，中共特權橫行，無官不貪，警匪一家，貧富懸殊，失業越來越多，民族矛盾激化，軍隊苛扣軍餉，共干變成惡霸，內地與沿海形成巨大反差，公、檢、法機關——這個原本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的機關竟然成了製造不公正的黑色交易所，這一切，導致了老百姓心理的極端的不平衡。社會缺乏正義，人民渴望公義與公理，一種“清算”運動，正在醞釀。一句話，中國正處在革命的前夜。

九，中共錯失並封殺改良的機會

預防革命的最佳途徑，就是成功的改良。不但經濟要改，政治要改，意識形態也要改，要全方位的改。改革了，社會的壓力就會減少，社會的矛盾就會消化，不會累積、激化到觸發革命的地步。

中共曾有過幾次絕佳的政治改革機會。一是七八、七九年西單民主牆時期，一是八九學運時期。可惜，這兩次機會都被中共自己殺掉了。

現在，中共是否還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呢？

做為一個和平主義者，我真希望中共能夠良心發現，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問題是，政治上中共怎麼改？所謂政治改革，就是放權於民，就是三個開放：

一，開放選舉，還選舉權於人民；

二，開放言論，還言論自由於人民，允許人們自由辦報、辦電台、辦雜誌；

三，開放黨禁，還結社權於人民，使反對黨合法化。

形勢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敢保證，任何一個方面的開放，中共都會迅速失去政權，它會幹嗎？尤其應當指出，中共連南斯拉夫共產黨還不如，目前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犯罪團伙。它十分恐懼，恐懼下了台後面臨的清算。因此，中共已經走到即使想進行政改、都不敢政改的地步。何況，中共江澤民等最近還在信誓旦旦：絕不搞“資產階級”議會那一套，絕不搞政治改革。中共已經把改革之途再次封死。

改革不行，唯有革命。社會的前進是阻擋不住的。

十，革命就是節日

雨果說，革命就是節日。當南斯拉夫革命派攻占了國會大廈和電視台的時候，我看到人民在大街上載歌載舞，象過節一樣。我當時心想，中國早晚也會有那麼一天。

習慣上，一提革命，人們就會想到血腥的共產革命。時代不同了，革命的形式也隨時代發生了改變。不錯，革命是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推翻專制的大規模運動，但它在現代化的條件下，卻顯得特別具有節日的歡快性。菲律賓是這樣，印度尼西亞是這樣，南斯拉夫也是這樣。書生們，不要怕，革命不見得血腥，反之，跪着祈求專制者改良，反而會導致血腥的後果，六四鎮壓，就是明證。南斯拉夫革命死的人多，還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印度尼西亞革命死的人多，還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改良的損失一定會小？革命的損失一定會大？此論休矣。

還有什麼“以暴易暴”論，這種因果絕對論，至今還在象金箍咒一樣，箍在某些書生的頭上，談“暴”必痛。古有美國的暴力革命，今有羅馬尼亞的武裝起義，還有菲律賓的飛機轟炸總統府，哪個導致了專制？哪個驗證了“以暴易暴”？印度尼西亞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都有少許暴力的場面，革命人民建立的，一定就是專制？此論也可見鬼去也。

還請記住：革命的手段不一定導致專制，同樣，民主的手段也不一定導致民主。米洛舍維奇是怎樣上台的？是選票。菲律賓的大獨裁者馬可士是怎樣上台的？也是民主選舉。更絕的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惡魔之一——希特勒，同樣是民主選票把他送上了權力寶座。因此，迷信“一定要用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的絕對因果論者，也要小心一點才是。

十一，該出手時未出手——八九民運最慘痛的教訓

我至今都在驚訝：談到八九民運為什麼失敗時，一幫人整天在那裡揪住雞毛蒜皮的小事辯來辯去，什麼不應當絕食，什麼應當早點撤退廣場，什麼不應當矛頭對準鄧小平，等等等等；辯來辯去，好象都在為鎮壓者解套，好象成了鎮壓有理、絕食有錯！荒唐啊，荒唐！可憐啊，可憐！

八九民運的真正教訓是什麼？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推翻政府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奪權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革命乃天賦人權”，是主流民運沒有認識到“放棄了革命的權力就等於放棄了一切”。以至當革命的形勢到來時，“該出手時未出手”，錯失了良機。思想上沒有推倒柏林牆，真正的柏林牆就不可能被推倒！一個六四後跑出來、在中共政府裡面工作的幹部對我親口說，六四屠殺前，確有手握軍權的軍官——他的同學，找他商議兵變的可能，但他竟然勸阻了那兩位軍人。談起此事，他至今捶胸頓足，後悔不已。

孫中山說，知難行易。認知了“推翻政府乃天賦人權”的道理，才能在行動上去推翻一個暴虐的政府。沒有民主革命的理論，就沒有民主革命的行動。祛除革命的恐懼比發動革命要困難千倍百倍。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治癒政治上的軟骨病，就沒有資格談論中國的民主革命，更惶論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

下一次民運高潮到來時，不失時機地指導群眾發動革命，該出手時就出手，攻占政府機關，攻占電台、電視台，推倒中共貪污、腐敗、殘暴的專制，及時宣布地方或中央臨時民主政權的建立，我想，這才是對六四在天之靈的真正告慰，才是對子孫萬代負責的大德表帥。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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