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回國我的一項大計劃就是給爹媽掃墓。
    
    我是個不孝的兒子。打上高二全家從海淀區搬到宣武區我就開始了住宿的學生生活，不和家人住一起，只是周末回家看看，假期回家住住。到大學畢業發配到黑龍江後，就更是成年累月不着家了。再後來出了國，一走就十年未歸，遠離了家鄉遠離了父母。母親從年輕的時候就百病纏身，到86年去世的時候身上已經找不到還有哪個器官沒毛病，五臟六腑病了個全。俗話說，缺什麼別缺錢，得什麼別得病。我媽這輩子沒掙什麼錢，光得病了。我因長年不在家，根本就說不上在床前伺候了。這對我是份兒照顧。都說久病床前無孝子，我不在眼前，不能說我不孝吧？可我又犯了另一個忌，古訓說，父母在不遠遊。我這一游就到了地球另一頭兒。我剛出國一年多，母親就去世了。母親去世的消息是二個月後才知道的。在那之前我有預感，母親去世的時候我有感應。我清楚地記得86年11月22日一大早我做夢夢見母親不在了，嚎啕大哭哭醒了。第二天默默地啟程去了英國倫敦去轉簽證準備念書。12月太太回國探親，我一個人買了聖誕卡片，一是問候聖誕二是母親的生日，寫了許多我從不對家人說的充滿感情的話，寄往北京給我母親，然後自己掉了不少眼淚。等87年1月太太從國內回來，我感到有什麼大事發生了，卻不敢問也不敢提，直到太太伺機告訴了我，我才放聲大哭了起來。我母親正是11月22日那天下午去世的，北京的傍晚是美國的凌晨。
    
    出國留學的老學生們不少都有相同的苦衷。自己的年齡大了，父母呢，都老了，隨時都可能出點兒什麼狀況，怕就怕半夜三更電話鈴響。父母去世，不能看上最後一面，無疑是終生的遺恨。即使能趕上看上一面二面的又能怎麼樣？運氣好些的，在醫院趕上加強護理，國內的兄弟姐妹們都上班，國外回去的全時護理。護理來護理去，假期到了，怎麼辦？誰能預料期限？只好抹着眼淚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回美國了。剛到家，那邊兒又來了電話，說不行了。這怎麼辦？不行了也不能回去了。不孝啊。
    
    我父親病重的時候，我還趕上在床前伺候了幾天。在回國之前我和弟弟們就是靠熱線聯繫的。幾個月前弟弟來電話就說情況不大好，要我做精神準備。知道我們假期有限，所以弟弟說，先別回來，等什麼時候我讓你回來了你就趕緊回來。於是我每天都提心弔膽地等電話，不希望電話鈴響，又在那兒豎着耳朵聽。接到弟弟的電話說趕緊回是在95年5月8號，匆匆買了11號的票就回了中國。
    
    一路顛簸，加之心中有事，不能入眠。到北京是凌晨5點多。北京的天是陰沉沉的，飛機在濃灰色的雲海里穿行，一直下降到離地面500米時才見到陸地。進關時除了受大沿帽點家常氣外還都挺順利。大弟弟找了輛車來接我，直接去了醫院。
    
    醫院是友誼醫院，是50年代蘇聯幫建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嗔着蘇聯修正就改名反修醫院。後來反修那勁兒過去了，又換成“友誼”醫院了。父親患的是惡性肌肉纖維瘤，94年初就在這醫院動過一次手術。醫生說，復發性很強，而且毒性大。果然一年後，95年又做了一次手術。可這時候已經擴散了。因為父親在級別上已夠上高幹，所以住的是高幹病房，單間兒，有廁所。在我們這個級別鮮明的國度里，待遇就是身份的象徵，待遇高就露了臉，給別人看勝過自己的實用。父親能住高幹病房，於父親本人和我們整個大家族都有安慰。
    
    往醫院的路上，我就捉摸着如何面對父親。我父親苦了一輩子，他的苦許多是他自己找的。我們這個大家族，在我父親那輩兒，兄弟姐妹8個，他總把他自己放在奉獻的位置上。他從小出來學徒，解放後有了正式的工作，掙官家的錢了，比老家土裡刨食兒強多了，闊了。他寧肯自己蹩着，也要把錢寄回老家給我爺爺和我大爺。後來把我們小家帶到了北京，同時也把幾個小的姑姑和我大堂兄帶到了北京上學。他對這個家族的責任感莫名其妙地強，大家也把他當成中心和主心骨。他苦着自己，為着親戚們。那時候他的薪水算是相當高的了，可也擋不住窮親戚太多。80年代，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港澳台同胞回國省親，衛生交通條件自然給久居國外的同胞許多不便，但更厲害的是親戚們伸手要錢要得你是灰頭土臉。這風氣不是新興的，早就有了。那些歸國華僑們還有錢，我父親就那點工資，那經得住親戚們要？有的親戚倒是不要錢，說就要料子衣褲去集市上賣。衣褲也沒有就說要麼借吧，借多少？99塊9毛9分。60年代100塊錢是什麼概念？他居然把西方商場差一分不到一個整數的絕招兒用上了。我肯定他沒有到過美國，可見天才呀，天才都相通。他張手要錢了，你給不給？他好意思要，你都不好意思不給，你不給倒好象是欠了他的，還挺有壓力，你說這事兒鬧的。
    
    父親為了親戚可以不顧自己家。大堂兄到了我家以後，因和我哥年齡相當，經常打架，父親從來都不問是非情由，總是對哥哥又打又罵，害得哥哥小小的年紀心理很不平衡。有一次竟自己吊着腦袋睡着了，當然是吊着後腦勺才沒有死。那時候哥哥才10歲出頭。後來，一個姑姑上了中專，一個姑姑上了大學，大堂兄也上了大學，可哥哥卻因為缺少合理的家庭教育，和社會上的一夥小流氓們混在一起，在反右鬥爭的序幕中站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寫個反動標語啊什麼的。你說你個苦哈哈的窮孩子出身，跟着瞎起什麼哄？結果給抓去勞動教養，從此我父親就罩上了一口大黑鍋。我父親是56年被劉少奇拉入黨內的，本來是白專楞給弄成紅專，這時候就給了人家口實。我父親的大字報不少，輕的說我父親光拉車不看路，典型白專，重的說我父親縱子作惡，有後台嫌疑。就這樣父親都沒有接受教訓，仍然是在外埋頭苦幹，在內一心一意為親戚。對我的教育根本就不抓，學習好壞不管不說，還常說，學習跟不上就降一班吧。我小時候雖然身體瘦弱，經常生病，可學習成績一直是好樣的，我這心裡怎麼能服？憑什麼讓我降班？後來，63年我考上了清華，連我自己也沒想到，這事兒對我家對我父親起到了相當巨大的影響作用。父親的同事祝賀說，你真是教子有方啊，還得請介紹一下經驗啊。這可以說是我為這個家做的貢獻吧，沒有給父親的身上添壓力，沒有給父親的精神雪上加霜，多年後父母還都以我為榮，全不責怪我不顧家的缺憾。
    
    我父親的苦，更多的是來自我母親。
    
    我母親多病卻好逞強，而且對複雜社會的人情世故不那麼精通。母親也是苦出身，沒能上學，只是個家庭婦女，但非常能幹。沒搬到北京以前，我父親長年在外，即使寄錢也到不了我們手裡，我們這個小家的生活大部分靠母親做零活給人家打毛衣洗衣服掙點錢撐着。母親告訴我說，她年輕的時候家裡或親戚辦紅白喜事操辦酒席的事她都做過，那可不是簡簡單單容容易易的事兒。因為缺錢，我們穿的鞋都是自己做的布底鞋，我自己還衲過鞋底子呢。這樣的鞋不跟腳，一走一趿拉，沒法踢球。你想，一腳踢出去，守門的一看有兩樣東西飛過來了，一是球，二是鞋，又要接球，又要躲鞋，有時候接了球就來不及躲鞋。要是反應慢了，一頭撲了鞋，球就進了門，算還是不算，常出爭端。一般踢球的鞋是特別申請買的膠皮鞋，那時候流行的是“解放鞋”，有鞋帶，不掉的那種。可有一次我見看門老王家大小子穿着一雙紅色皮鞋就上場了。那皮鞋特眼熟，回家一問，原來是公司看大門的老王家的和我母親訴苦，說家裡如何如何苦，缺錢買東西，日子快過不下去了，等等。母親大人就回家把我家破的不破的衣服、鞋什麼的收拾了一箱子給人家就送過去了。那皮鞋是我們家省着捨不得穿，想等我腳大些以後再穿的。人家蹬上就踢球去了。母親對窮鄰居捨得，卻對自家出身高的親戚很鐵面無私。我三姥姥家是地主兼資本家出身，解放後家境貧寒了，曾到我家借錢。母親不知從哪兒學習來的，說是你們和我們不是一個階級，我要和你們劃清界線，錢不借(其實我們也不多或沒有)，還教育了一頓，楞是給轟出去了。這門親戚從此就斷了線索。
    
    母親因為不懂保養，身體慢慢就垮了，加之有祖傳的高血壓心臟病，漸漸地，越來越經常地躺倒爬不起來，由父親或背或抱或找人抬到醫院，打降壓針搶救然後住院。母親住院在病房裡還眼裡不揉砂子，和同室的自私病友總也不能和平共處，老覺得有責任教育教育人家。於是進行鬥爭，自然是鬥不過人家了，鬥不過人家就自己再躺倒。別人沒嚇着，倒把自己家人嚇得不亦慘乎，沒別的辦法，只好抬回家來，自家人湯水伺候。那時候每周末回家，路上提着的心就是捉摸進家門兒看見母親是站着呢，還是躺着。站着，說明沒事兒，躺着，肯定病了。我們從小就養成開門關門走路拿東西小心謹慎躡手躡腳，分寸拿捏得準確異常，不出大聲兒，聲兒一大母親就嚇得心跳半天。我們當兒子的那時候還輪不上作主，責任都推到父親身上，我們只管抬抬抱抱，而父親作為一家之主，他所承受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壓力就不是我們能想象的了。一個哥哥，一個母親，加上整個家族的大事小情，把父親壓得如同一頭瘦骨棱丁的老牛，還要拼命干工作掙錢。父親能支撐着，還支撐那麼久，不能說不是個奇蹟。
    
    大哥後來解除了勞教，留在清河農場務農。到66年文革開始那年去了新疆農場。我知道他是為了離開那塊使他失去自由和青春的地方，眼不見心不傷吧。他哪裡知道，去了新疆，給父親帶來了更多的麻煩。長話短說吧，給他找媳婦，誰願意去新疆那地方？好容易找着了個二百五媳婦，好歹哄着去了新疆，生了孩子費挺大的勁弄到北京從小帶着。一個老頭兒照顧着一個病老伴兒又拉扯着一個吃屎的孩子，在北京都快成了一景兒了。俗話說黃鼠狼專咬病鴨子，77年大哥在新疆車禍身亡，父親差點兒就垮了，實在沒有精力去辦這後事了，是我替父親去的新疆料理後事。乘飛機到烏魯木齊，再坐農場(部隊編制)的吉普車翻過天山穿過大戈壁才到南疆農場。路上車裡熱到45攝氏度，什麼也吃不下。到了農場一看，那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說鳥不拉屎都不對，鳥它不往那兒飛。農場裡除了當兵的都是勞教勞改釋放犯及家屬，不少是57年打成的右派。一眼望不到邊兒的大曠野，只有星星點點的沙棗樹叢還是綠色兒。墳是草草築成的，新墳都有耗子鑽進鑽出，一塊不成樣的木牌就算是碑了。部隊還挺開恩，給幾個孩子贍養費到18歲。後來父親給他們母子四人的戶口往北京辦，農場也沒阻攔。我從新疆回來進家門剛坐定，父親就嚎啕大哭起來。大弟弟直說他，你看我哥這不是替您把事兒辦了嗎？事兒都了了，還哭啥？還是我理解父親，應該讓他哭個痛快。當然後來大哥的孩子們繼續給他找着麻煩，那是後話了。
    
    父親一生就是伺候人的命。他伺候着別人的時候他身體雖然精瘦卻有神。他要是沒了事兒，一準兒有病。兒女們，侄子外甥們都長起來了，親戚們一家家的生活都不比我們差了，父親也老了。到86年母親心臟病發作去世，父親就落了單兒，從此就開始生病。腿腫，腫得和兩根木樁子似的，食慾不好，吃啥都沒味兒。老百姓都知道，男怕穿靴，女怕戴帽，都是要命的病。父親的腿病一直折磨了他九年。在七年頭兒上，93年，我給父親辦探親來美國旅遊，父親高高興興來了。在父親心裡，出國是臉上有光的事，兒子出國留學給全家帶來榮耀，光宗耀祖啊，不知道老王家祖墳上長的是哪種蒿子，居然有人上了大學又出了國。父親出國探兒子，周圍鄰居同事們都高一眼瞧着，羨慕啊，那是到美國。當然父親還有另外的目的，即實質性的考察。看看到底國外兒子是怎樣過日子的。都說美國生活水平高，怎麼個高法？又說資本主義是人剝削人，工作朝不保夕，過去的華工從照片上看都是苦兮兮的一付喪家犬樣，勞動強度是不是太大？等等的問題，有影沒影兒的攢了一些。我們蓋房的時候把草圖寄回去，讓搞建築的父親“參考”，父親來信講，要那麼多房間，浪費呀，還分客廳起居室，有那個必要嗎？父親來了，我們開車到底特律接。我們父子七年未見，這一見面我就掉了幾滴眼淚。父親熟練地給我看他的腫腿，如何一按不起，曾經腫到什麼地方，等等。我心裡着實傷感，說不出的酸楚。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怎麼能讓父親好好享受一下。
    
    父親到美國的時候是夏初。父親住在向陽面的臥室里，白天種菜種花，晚上熱熱的水燙個澡，燙燙腳。周末開車拉着父親出去串門開party，獨立節那周還到東海岸玩了一趟。父親親身體驗了一下美國的生活，總結了二條，說，美國人啊，就是個玩兒，美國生活呢，就是個浪費。就說這紙，一頓飯擦手擦嘴的用那麼多紙，太浪費。日子不多，父親的腿腫消了，父親說，七年了，從來沒有消過這麼徹底。為什麼？父親也說不上來，大家猜說每天燙個澡肯定有好處，也可能是水土變化了的關係，反正是腫退下去了。還沒從猜測轉為高興，就出了新問題，父親消化系統出了毛病，不斷地拉稀。父親在美國沒有保險，怕連累我們，就一口咬定要回國。於是只三個月，父親就回國了。半年後，弟弟告訴我說父親腿上長了惡性腫瘤，於94年初做了手術，預後不錯，暫時平靜了下來。一年以後，正如醫生預言，又復發了，而且不妙。弟弟們看看要撐不住了，就打電話把我叫回去了。
    
    父親是什麼樣子？我要怎麼面對病重的父親？我腦子裡亂糟糟的。進了醫院，濃重的消毒水味道衝進鼻子，使我冷靜了不少，我要有精神準備，父親是病重住院，不是療養。快速找到父親的病房，一進屋，只見父親形容枯槁，臉色泛白，已然走了形。我一下子拉着父親的手，叫了聲爸就跪在床前，眼淚涌了出來。沒容我哭幾聲，大弟弟一把把我拉起來，起來起來，人這兒不讓。我一愣，止了哭，想到大概下跪是封建禮教，屬封資修範疇，只好忍下了悲痛，含着淚，繼續拉着父親的手。父親的手上已沒什麼肉了，乾燥的皮包着細細的骨頭，叉着吊針的地方淤着血。父親說，我這不挺好的嗎？哭啥？其實根本就不好。
    
    以後的日子就是我和二個弟弟輪流看護父親，夜裡都是小弟弟，白天呢，二個弟弟也照顧我，說回來時間寶貴，讓我去辦自己的事，見同學啦，買東西啦什麼的。所以常常說是我的班兒，仍然是二個弟弟去陪。陪父親主要是說說話兒，還不能老說，累得慌，扶父親上廁所，糊弄着吃點湯啊水兒的。醫生護士倒是都很盡責，醫術也都很高明，態度還特好，護士長進屋就稱王老，王老您今天感覺怎麼樣啊，吃點東西沒有？讓人聽了心情不錯。我說，國內的服務挺不錯的，真是時代在進步啊。弟弟們和親友們聽了都撇了嘴說，這是高幹病房，你到樓上普通病房看看去，服務？歇着吧您哪。
    
    因為環境的影響，加上精神上的疲憊，戒掉10年的煙又抽回來了。父親睡着的時候，我就在陽台上呆呆地看手上夾的煙頭兒上的一縷清煙冉冉上升，在空氣中飄蕩。風一吹，迅速地左右化開，混到無色的空氣中去，一點蹤跡都沒了。人啊，這麼脆弱，就和這縷煙一樣，沒風的時候或直立或成環，蒸蒸地向上。風一來，就破碎了消失了。不過，只要火不滅，就繼續有煙上升。難道這就是常聽的“香火”一說？
    
    父親支撐了二個禮拜。在這期間，給父親照相，錄音，留了不少的紀念。到了5月28日夜裡，就惡化了。那夜一夜大風，呼呼地刮了整整一夜，父親也整整地倒了一夜的氣，凌晨搶救無效就咽了氣。我們弟兄三人給父親穿了壽衣，送到太平間。二天以後到八寶山開追悼會與遺體告別，然後火化。我生平第一次參加葬禮，也知道了在葬禮中根本就不是抒發感情的時候，任何一道手續都沒等你在緊張操勞中升起情感準備放任悲痛就匆匆地被吆喝着擠到下一步去了。殯儀室里時間表安排得特緊，容不得拖延，下一位就送上來了。所以整個葬禮只有我姑姑哭出了聲，好幾個人拉着不讓撲上去，別的人，除了我們弟兄幾人，都不欲哭也沒機會。葬禮後宴請了各界親屬一頓豐盛的午餐，再托堂弟給老家大爺拿去幾千塊錢就算了卻了一件大事。
    
    取骨灰盒的時候，我弟兄三人不顧封資修嫌疑，跪在骨灰盒前匆匆磕了三個頭，小聲哭了幾聲。抱着骨灰盒捧着遺像回了家。在父親生前的家中，把父親的骨灰盒和母親的骨灰盒放在一起，掛上遺像，擺上果品，我們弟兄加上二個弟弟的兒子們又跪下磕了一回頭。那天傍晚，大風大雨突然降臨，黑雲從北面八寶山方向壓過來，風夾着雨，呼嘯着狠命敲打着窗戶，雷轟鳴着，閃電射進屋裡，照得一片慘白。我心裡覺得，這是老天爺把父親接走了。雨過天晴，空氣特別清新，這時感覺父親是真的走了，從此我們這個家就沒了主心骨。二天之後，6月2日，我的假到期，乘飛機回美國了。
    
    給父母找墓地，造碑的事都是二個弟弟張羅的。那以後二、三年裡每逢清明，弟弟們和弟妹們都帶孩子們去掃掃墓，也捎帶上我的一份心意。弟弟在電話里說，墓地挺好，放心吧。每年我們都去掃墓，你什麼時候有空回來再說吧。
    
    三年後的今天，我又回來了，專門到父母的墓前拜望，算是掃墓吧。
    
    北京萬安公墓座落在西山腳下，風景堪稱優美且冷靜。大門和一般大學的大門沒什麼兩樣，也是掛着牌子，二扇寬寬的大鐵柵欄門可開可關。進門正面有一塊大碑，是那種典型烏龜馱石碑的造型，碑上的“北平萬安。。。”的平字顯見是挖了刻字再挖了再刻字的痕跡，凹下去一塊，想是原本為“北平”，文革造反改為“北京”，後來平反又改為“北平”，保持原跡嘛。好在石碑極厚，輕易挖不透。
    
    天陰沉沉，時有毛毛雨，氣氛極其適合掃墓。門口買了盆花，小弟妹端着，二個弟弟在前面開路，我適時地攝些環境。
    
    萬安公墓是北京享有盛名的公墓。李大釗的墓地就在此地。我們小時候少先隊過隊日，揭拜先烈，舉行宣誓活動就到這兒。那時候是一片玩心，孩子嘛，嘴裡說着先輩拋頭顱撒熱血打江山，我們要繼承革命遺志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話，心裡其實如一張無字無畫的宣紙，只是在感覺上和在廟堂里見到的關公諸葛亮的塑像在時間上意識到有差別。但，今天，我從二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來到這裡，實實在在要叩拜自己的親生父母大人，父母的音容神貌清晰地印在我腦子裡，記憶還是活生生的。
    
    我想，墓也許是升天之人在地上的一個棲身之地，也是地上和天上溝通的交接點。如果宇宙是多維空間的話，墓地就是從地上的四維空間連接高維空間的歧點。科技發達了，墓地就如一根粗粗的電纜，與天國保持通訊。名人們的墓地又大又講究，頻帶就寬，信息通暢；普通人的墓地小，一米見方，只有到了高科技廣泛普及的時候，頻率分辨達到了高水平，才能進行通訊。而且普通人墓地的用戶少，只有親友和朋友，名人大家們的墓地用戶就多了，向所有人開放。墓碑上的字，在中國是名片，在西方是墓志銘。曾看過有關墓志銘的文章，有的很詼諧，不少是生前自己寫的，遺囑一般。最普通的如“這裡躺着的是某某某”，還有如“一粒石子絆倒了xx歲的某某某，他就再也沒有爬起來”。要不就是“某某某，他終於有了一塊安靜的自在的地方，無人打攪”。要是別人給立墓志銘，有的可就慘了。比如，“他走了，留給世界一小片安寧”，可見大家煩他煩得夠嗆。中國的不同，講究的是孝道，正中是父或母某某某大人之墓，下面是所有的子女名字，然後還“攜孫。。。”敬立或泣拜，一看輩份分明，類似家譜，是歷史的記載。
    
    沿着公墓園中無盡的小道左轉右彎，終於見到了最北的院牆，在只有一米寬的小路上走到離院牆大約十米的地方，父母的墓地到了。我問，我能不能磕幾個頭，弟弟還是說，別了，這兒不講這個，連燒紙都不讓燒。看來也許是因為在首都，和農村就是不一樣。農村里上墳，都講究擺果品吃食，磕頭燒紙錢。那紙錢燒得越多越象樣。紙錢都做成那種圓形中間有孔的銅錢樣，就不知道人們怎麼得知陰間的錢是那個樣子，為什麼不是長方形的“大團結”？老輩子人都認為錢在哪兒都是好東西，活着的時候缺錢，死了以後不能蹩着，多多地燒紙錢。想來陰間都不掙錢，靠的是活着的人給燒(捎)錢。也有陰間直接到陽間來掙錢的，不是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嗎？不知道北京人到了天上怎麼生活，不讓燒(捎)，靠打工度日？那可毀了北京人了。北京人有尊嚴，那些個髒活兒累活兒，誰干那個呀？都留給安徽闖京都的幹了，最好是天天提籠架鳥，公園裡遛早兒，打拳，侃大山，悠閒，瀟灑。
    
    把一盆小花擺在墓前，弟弟弟媳從遠處找來泥土墊在墓前凹地，再從水管里打來清水沖洗碑上的泥土。我也親手洗了墓碑。摸着看着父母的墓碑，想到父母都是勞動人民苦出身，操勞一輩子，從來沒有“享受生活”的概念，特別是父親。按我們的標準，按新的標準，他們生活得實在是太辛苦。但他們有着傳統中國人的完整的一生，成家立業，生兒育女，親眼見到了第三代，享受到了中國式的天倫之樂，也經歷了人生的千變萬化的艱辛。現在，他們有了一塊淨土，再也不必煩惱，再也不必辛勞。爸，媽，安息吧。摸着看着墓碑，心裡似乎踏實了不少。細想起來，到底為什麼覺得踏實，也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來過了，親眼見了，親手摸過了父母的墓碑，幾年來想做的事做了。
    
    我很想獨自在父母的墓前呆上一會兒，那樣我可以自然宣泄我的情感。我曾想過，只有我自己的話，我會怎樣？我一定要先磕上十個八個頭，磕暈了算，然後嚎啕大哭一場，哭完再磕幾個頭。累了以後就抽根煙，靜靜地想點什麼，哲理的，民俗的，天上的，地上的，總之要思考一下人生。可這次不是我一個人，弟弟已經幾次說過了，人家不讓搞那套封建禮教迷信，也只好把這念頭壓在心裡，作為以後的目標吧。
    
    當我們從萬安公墓出來又回到市區時，仿佛是從另一個世界回到了現實世界。喧囂的馬路，眩目的商場，明確地顯示着二個世界不同的色彩，時刻提醒着人生的奔波與忙碌加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