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讀了米笑（作者）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華人不要總拿種族歧視說事。文章開篇很好，很理性提到：不是所有“歧視”都是種族歧視。很多歧視在中國也有。比如富人對窮人，城市人對鄉下人等等。提出不要把這些歧視和種族聯繫起來，更不要把個人的問題和種族混為一談。這些，本人完全贊同。

文章並生動舉例說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現象：如如一大幫華人聚會，邀請一個不懂中文的老外，那種旁敲側擊、含沙射影的話就說不出來，聊天很難盡興。如果你對冰球一竅不通，和一群興高采烈聊冰球的老外在一起，難免感到寥落。這只是興趣不同，和種族歧視無關。這也很有道理，不要事事都扯上種族歧視。

接下來，談到職場上的競爭之事，就喜憂參半了。不錯，職場競爭不是種族競爭，老闆也的確沒有義務落實種族政策，他需要的是你的一技之長。這些描述有一定道理，我們也應該努力改變自己不足之處，如改進英文等等；

但，工作中的種族歧視絕對有，有就應該反對。就事論事，不能一概而論地說：工作中就沒有種族歧視。也許基層的工作主要看能力，領導層的職位由於涉及老闆個人意識較多，白人自然有多得多的機會，也就是常說的玻璃天花板。就是基層的工作，種族歧視也不是沒有。

當然，種族歧視的事，人與人不同，事與事不同，不能說處處有，但絕對不是就沒有，或基本沒有。白人也不是人人都有種族歧視傾向，凡是事不能絕對。當年民權運動時還有很多白人勇士不惜犧牲、不惜歧視，堅決地與其種族歧視的舊勢力進行了堅決地鬥爭。但，我想反對種族歧視的華人也不是認為全部白人（或大多數白人）都具有種族歧視傾向。他們反對的是這種傾向本身，而不是某一個種族。

至於米兄平行提出中國國內也存在着嚴重的對於年齡，性別的公開歧視等，論事公平，這很好。大家也不應迴避。不過，國內有，不代表國外就應該有；至少受歧視這不應幫助歧視者找理由；也就是說，不要自我歧視。

文章後來提到加拿大和美國都有過的、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時，論點開始離譜，還拿民意基礎說事。人家白人都認為當初是錯誤的。看來他還趕不上主流社會起碼的認知水平。

做為背景知識，現將排華法案簡介如下：加拿大1923年《華人移民法案》規定除了商人，外交官，官派留學生，所有華人（包括英籍華人）都不可以進入加拿大。美國1882年《排華法案》明文規定華人不能歸化成為美國公民，並不能擁有土地，和不能使用扁擔、推車等勞動工具，等等。

對於這樣一些法案，米還做如此這般論述：全世界有這麼多種族，為什麼會有這些單單獨針對華人的法案？咱們華人招誰惹誰了？文中還列舉了所謂的“五大原因”：
1． 華人通過壓低工資競爭；
2． 華人移民增長會吞沒美國；
3． 華人無意入籍；
4． 華人消費少，積累多；
5． 不道德和不衛生的生活習慣。

五條“理由”中，我認為1，2在當時完全正當合法，當時並無工資要求等法律和社會慣例，白人也用這些手段；3，4，5應該改進，以融入主流。但即使沒有做到，也不能做為排華依據。這就象以下幾個例子那樣： 1）王立山可能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他還是不應該殺人；2）猶太人賺利是多，但希特勒殺猶肯定有罪；3）俞恬聲在加州屋侖被黑人歹徒無故打死，是他去找歹徒理論。但，你不能說歹徒殺他就該殺；4）同理，馬丁路德金如果當年不進行反壓迫的鬥爭，或者不將鬥爭進行到底的話，他也不會被殺。你不能說他的鬥爭是錯誤的。

米先生在這裡混淆了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策略問題和道義問題。策略上，華人也應該研究並反思過去的一些教訓。但，道義上排華法案是100％錯誤。中國人講中庸。就策略本身而言，爭取平等也應該是個人貢獻相和反種族歧視的政治鬥爭相結合；讓與進相結合；融入主流和支持、依靠非主流相結合；而不是一味迎合統治者的口味。

同理，我也堅決反對亞利桑那州的反移民法。雖然它主觀上也許有一定正當性，但是它違反了人類社會進步的理想和方向；鼓勵了某些人人性之自私、狹隘和黑暗的一面，對文明社會包括美國社會造成長久的負面影響。奧巴馬總統反對這個立法，我想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非裔，而是因為他是總統，因為這個法律違反了美國的立國原則。

米文中講：“美國和加拿大對當地的印第安土著或者原住民都有特殊的優待，為什麼？因為這裡原來是人家的國家。”我認為，這點只說對了一半，更重要的原因是原住民現在無論在人數上、勢力上、知識掌握程度上都對既得利益集團毫無衝擊。否則的話，它們不僅會成為被歧視對象，而且還可能會成為被排擠、消滅的對象。

最後，米先生很感慨地寫到：華人來到人家的國家也是端人家的飯碗，自然也應該為這個國家做一些貢獻。這當然非常正確。然而，總體上講，華人對美加兩國的貢獻少了嗎？華人在注重以自己的貢獻提升華人的地位的同時，不應忘記：黑人兄弟通過政治鬥爭贏得民權運動第一桶金更加重要。華人的努力不是今天才開始。但若無政治大環境的變遷，許多讀書人可能還是只能做餐館。

當年華工就對太平洋鐵路的建設就已經做過巨大的貢獻，雖然主要是體力勞動。但在鐵路完工不久，華人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還被排華法案所迫害。至今，博物館中少有談及華人的這一貢獻。有一次，一位白人朋友對我講起中國人當年建鐵路的貢獻，稱：華人較小的身體可以讓他們爬到較小的坑口安裝炸藥，進行爆破。儘管我還是要表揚他對華人歷史的肯定，但對於他的理解，我無法認同。華人修鐵路的貢獻遠大於此。他們完全是因為即有良好的手藝，又能多干少得，才完成了其他人不願意，或不可能完成的艱苦工作。今天的移民也是同樣的情況。不僅是我們這些搞技術的，就是干體力活的，也不例外。

米文最後還煽情地對華人後代要求加拿大政府（就排華法案）賠款之事大做文章，說什麼華人這些後來人在加拿大受了什麼磨難還需要補償？要不然，加拿大政府給他們路費和安家費讓他們回中國，行不？
本人認為，賠償是一種象徵，數目也不一定很多，誰得也不重要；瑞士銀行現在賠償的猶太人後裔集團也不都是大屠殺受害者的後代；當然，你要求，人家也不一定賠；賠不賠，你不能太指望，不要太在意。不過，要求賠償，並無錯誤，賠償一般也不會給個人的。米兄不必因為看不慣幾個見錢眼開的同胞，就大放厥詞，將整個華人社會的庸俗化，自我矮化。

總而言之，歧視的確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認的一個現象。你不行時，說你是主流社會的負擔，好吃懶做；你有能力，又說你威脅到他們的飯碗；總之，都是你不對。所以，美國（包括加拿大）才有種種反歧視法律，保護少數族裔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完全不受大概是不可能的）。

如今少數族裔的基本待遇是馬丁路德金等先輩們用鮮血爭取來的。然而，保護弱小的這個理想還遠遠沒有普及。惡性反移民法的出現說明：新移民及有色人種還遠遠沒有爭取到和白人的真正的平等待遇。這也就是為什麼少數族裔必須堅持不懈地、無條件地反對種族歧視的原因。

華人沒有總拿種族歧視說事；恰恰相反，多數華人傾向息事寧人，也就是說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