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有詭異之處，比如說我常常會想起一個人，幾年來他的名字總在我的腦海徘徊，揮之不去。不久前讀到博友“武夫”的一篇文章，其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竟促使我動了要為他寫上幾句的念頭。不過在題目上就犯了躊躇：說是懷念吧，我與他毫無交往；就說是記憶吧，我甚至與他從未謀面，想來想去，也只能說是“想起”了。
這個人就是來自湖北的清華大學高材生蔣國兵博士。我知道他的名字，恰巧是他離開這個世界的第二天。
二零零六年夏天，正值我公司承擔的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的全國指紋系統項目進入關鍵階段。七月初位於南加州帕薩迪納的公司總部精銳盡出，大隊人馬來到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駐紮在國會大廈附近女王大街上的戴爾它旅館，每日到郊外的RCMP總部工作，很晚才回來。由於開發人員大都是中國人，大家只要有機會還是想吃中餐，所以經常結隊到那個小小的華人區，到揚子江、梅園等華人餐館去用膳，順便在小攤上買份中文報紙回來，因此就在七月二十二號得知一個不幸的消息：二十一號凌晨，四十四歲的蔣國兵在多倫多的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橋上跳了下去。
此事當時震驚了人數在加拿大位居第一的多倫多華人界，也由此驚動了主流社會和移民部門，成為當時加拿大的一大新聞，並引起了多倫多華人的許多諸如辦理喪事、慰問遺屬、籌集捐款等等善舉。我們當時只是客人，又任務在身，未能加入這些活動，但工作之餘還是有很多議論。大家的經歷同蔣博士其實都差不多，都是在國內完成了高等教育，再到國外留學，進而再找一份工作開始混的，猛可間聞得一個同類折戟，很自然地就有了物傷其類、兔死狐悲之感。
從那時起，“蔣國兵”這個原本素不相識的名字，就進入了我的大腦，每每想起，就湧上一種難以名狀的惋惜，痛切地感受到“天妒英才”這個說法的含義。這種情緒，除了來源於一般留學生很自然的同病相憐，還特別有些個人的因素：首先他是湖北人，湖北、陝西是鄰省，我的家鄉陝西安康，更是同鄂西北山水相連，一條漢江秦頭楚尾，兩地歷史上來往密切，蔣國兵君也就好像是我的一個鄰居；同時，他和我的求學經歷有些近似，都是七十年代末從小地方奔赴北京讀書，且北大和清華只隔着一條馬路，兩校來往密切，我至今還記得八十年代與同學騎着自行車到清華校園亂竄，對清華校園入夜後座座教學大樓一片燦爛燈火記憶猶新，也許那時就曾與蔣君擦肩而過？所以我也有些把他看成是我的一個校友。這一點不奇怪，眼下供職的這所公司里也是北大和清華的校友成群，不分彼此的。
真正讓人痛惜不已的還是蔣國兵的才華。蔣君一九七九年參加高考，在高手雲集、人才濟濟的高考大省湖北一舉奪得狀元，被清華錄取，本科畢業後又讀研究生和留校，很早就成為清華大學歷史上年齡最小的副教授，因此不難想象他當年意氣風發的少年英姿。出國留學後，蔣國兵又分別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兩所非常優秀的大學 -- 普度大學和多倫多大學攻讀核物理和化工兩個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而每次都是剛剛四年就獲得博士學位，由此可見他的學力之深厚。除此之外，蔣國兵還是一個興趣廣泛、多才多藝的人，他喜歡武術，曾經是清華武術隊的主力隊員，他也喜歡在專業之外廣泛閱讀，特別願意探討哲學問題。如此優秀的一個人才，最後卻因來到異國求職不順、心理受傷，竟然在盛年以輕生的方式倏然離開這個世界，豈不令人扼腕呢嘆息呢？
蔣國兵出事了，留下了痛不欲生的妻子兒女，也給遠在湖北老家的父母親友帶來巨大的悲痛。老父簡直不能接受他輕生的說法，一再要問明原因。然而多倫多警方在事發現場的勘察報告還是明白無誤地排除了他殺的可能。事發的時刻特別令人深思：他是在凌晨兩點半左右從高架橋跳下去的，因此可以想象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太陽落山後的好幾個小時裡， 蔣國兵君曾經在多倫多的街頭反覆徘徊，在生死的門口經受了令人何等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倘若此時能遇到一位朋友苦口婆心地對他做些勸導，也許他想明白了就能放棄輕生的念頭。可惜，在這異國繁忙大都市的街頭，只有匆匆而過的路人，難找推心置腹的知音，路邊的一切：高樓，車輛，閃爍的紅綠燈，此刻對他都是冷冰冰的，使他倍感這個世界的殘酷。於是最終他還是放棄了生命，也因此放棄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本還可以繼續下去的奮鬥，以及他愛的和愛他的的親人們。
我有時在想，我同蔣國兵在讀書方面其實是有共同興趣的。如果早年就能結識，彼此都多了一個朋友，也都多了些聊天討論的樂趣。可惜我和他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 這個世界實在是太大了。今天我情不自禁地寫下此文，有些在冥冥之中同他做些超越現實的精神溝通之意，也還有寫給現實世界中能讀到此文的人，特別是已經或打算到海外來求發展的下一代人的意思。我希望我的一篇小文，能給他們一些發自一個過來人的經驗之談，給他們一些也許有用的啟示。
頭一個想說的就是：人生需要規劃，規劃需要智慧。人的一生總會經歷幾個轉折點，這這些點上決策要深思熟慮，先把所有的可能性想好，避免錯誤。這一點對於年齡大於三十歲的人尤其重要。蔣國兵九十年代在美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後不久就回國了，這個決定其實是對的。他學的是核物理，當時那個環境（現在也一樣）對於中國人在美國求職很不利。民用方面，核電廠在九十年代初就暴露出許多安全上的隱患，在西方受到廣泛批評，實際上處於收縮的狀態，難以吸納新出爐的核物理學家。核武器方面則對於來自共產黨國家的學者保持高度戒備，很難插足。蔣君在獲得學位之後就回國工作，絕非偶然，也是明智之舉。
接下來他的一個選擇，即二零零零年的舉家移民加拿大，就很難說對說錯了。不知是他回到清華任教後遇到了什麼不順之事，還是他回國之前已經申請了移民，兩年後批下來了，有些不甘放棄？但無論如何，所學專業能否在新的地方派上用場是大有疑問的。在核大國美國尚且沒有找到職務，去到一個無核國家（沒有核武器，發電以水電為主）又如何以專業為生呢？這個問題其實也困擾了我的若干朋友：老張就讀於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在世界有名的植物研究所專攻草原生態，移民到加拿大雖說也曾被卑詩省政府聘用到高山森林地區野外調查，風餐露宿，但那還是臨時性的工作，很難謀到一個正式的職務；另一位老張，多才多藝，在工學院建築系研究海洋工程中的鹽化學過程，移民後才發現這種學問最多用於海堤建設，而一條海堤建成一用就是上百年，現在北美還有多少需要新建的海堤等着他去施展身手呢？不過他們來到新的國度後，即使是臨時的工作也到處做，不斷積累經驗，咬着牙還是堅持下來了。而蔣國兵在移民兩年後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的情況下，竟然決定再入大學去攻讀化工博士，這恐怕就得說是個重大的錯誤了！
原來在北美和西歐，從事過研究工作、獲得了博士學位的人們，除極少數幸運者（靠能力也靠機遇）能夠擠入高校和國家實驗室這些象牙之塔外，大部分還是要到社會上去求職，而在徹底資本主義化的職場，用人的標準除了學歷之外，更要看工作經驗。這方面博士與碩士、學士相比，常常並不占優勢，人家常常會說你OVER QUALIFIED（資歷過高），怕你工作不安心。若是需要量大的專業也就罷了，偏偏蔣君選定的化工專業，隨着本世紀初產業向亞洲特別是中國轉移，在北美已呈衰敗之勢，而他卻要在學校里足足用去好幾年的時間。等到熬出畢業，年齡已經偏大，而手中赫然拿着兩個高高在上的博士學位卻沒有任何業界的工作經驗，找工作豈能容易？
話是這樣說，以蔣國兵當時的狀況而言，果真是無路可走嗎？非也！慢說蔣君當時博士畢業剛剛兩三個月，一時找不到工作實屬正常，就是一直沒有與核物理和化工有關的職務就不能生存了嗎？情況完全沒有那樣可怕。這裡就是我想要說的第二點：人生需要堅持，堅持需要毅力。
蔣國兵出事後不久，我有了一次短暫的多倫多之行，在那裡聽到朋友轉述朋友的朋友，抑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位北京人的議論，說是想不通老蔣那麼大的學問，為什麼這樣想不開。這位朋友是典型的“北京大爺”，吃喝玩樂無不精通，特別是喜歡釣魚。移民加拿大後也是求職無門，後來看到這裡水面遼闊，釣魚者眾多，靈機一動，索性做起了漁具生意，賣漁具、提供釣魚服務，雖說本小利薄、起早貪黑，掙的是個辛苦錢，但一家畢竟有了溫飽，本人也捎帶着過足了釣魚癮。這個例子以及無數的例子說明，在北美雖然進入學術部門謀職不易，但畢竟地廣人稀，只要願意嘗試，謀生的機會還是很多的。只是人到了海外，切斷了在母國的各種聯繫和關係資源，大家無形中又回到了起跑線，這時候生存第一，吃飯第一，必須放下架子，調動自身的最大動能才行，除非是那些從中國黑心地卷了國家人民的大筆血汗錢的貪官奸商 -- 那是我所不熟悉的一群人，無從評說。看看這我們這裡也是一樣：醫生改作護士，教授去教中文，歌唱家去搞裝修...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就拿我自身的經歷來說吧，出國時身上就區區五十大元，在北歐留學完畢後，十五年前遷移到溫哥華，算是幸運，找到了一份軟件公司的工作，第一天上班就愣住了：擁擠的辦公樓里一個挨一個排滿的細長的電腦桌，活像是車間裡一排排車床，這時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由想起不久前在歐洲充分享受的工學院那全玻璃牆的現代化教學大樓，有着拱形長廊的哥特式圖書館，大片草地四周嬌艷欲滴的鬱金香...當時嘴裡就湧出一句國罵:“媽的到這裡來當車工了！”然而此時能怎樣？回到租來的簡單公寓見到家裡那一大一小（陪讀出來的老婆和剛上小學的女兒），腦袋馬上就清醒了。男人的天職就是養家，這會兒能當“車工”就算幸運了！咬着牙，一天天就堅持下來了，慢慢也就熬出來了。總之貴在堅持絕非虛言，只要你相信自己，錘鍊自己，發展自己。
想起來還有一個惋惜的地方，就是二零零六時蔣家的情況正在悄然變化。留學生群里有個笑話，說是“男學電腦，女學會計”，蔣太太恰巧就在陪讀期間，不辭帶大兩個孩子的辛苦，學習了會計課程，並在蔣國兵第二個博士學位完成前後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本來是個天大的好事，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家裡添顆搖錢樹，風吹銀子嘩嘩響”。但接下來就必然是買房子的事情了，據說他家為此時有了爭吵。蔣君肯定是主張等他找到工作後再買，可太太等不及。這也難怪，畢竟兩個孩子，特別是大孩子正在不斷長大，家裡需要空間，再說多倫多的房價之低簡直令人眼紅。恕我妄猜，爭吵之中太太在情急之下難免衝口說出“靠我的收入也能養房子”之類的話，這本來的無心之語，在多年來為求職苦惱的蔣博士耳中，卻會一下子擊中他本來已經很脆弱的神經，成為壓垮他精神支柱的最後一根稻草。
蔣國兵走了，以一種他自己並不情願、別人也不願意看到的方式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一下子又是四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再來談論這個人，不可以只看到他結局的悲哀，還要從他的一生來着眼。蔣國兵君曾經以輝煌的高考和學習成績為家鄉父老送去榮耀和驕傲；也曾經在中國頂尖的清華大學執教多年，為祖國培養人才；他還曾在北美兩所著名的大學從事科學研究，為人類的知識大廈添磚加瓦。所以我還是想說，蔣國兵，是一個不朽的名字。
留學生們奔向海外發展，猶如大雁飛向天外去尋找新的空間。其中的某一隻受傷掉下，雁陣少了一個同類，自然會發出悲鳴，但雁陣不會停留。生活還在繼續，奮鬥永無休止。蔣國兵的故事，無論的成功的部分，還是失敗的部分，對於我們都有學習和借鑑的作用。從這一點講，蔣國兵君也值得我們長久記憶。
月黑人靜的時刻，我有時會踱出房門，佇立凝望上空。寧靜的夜幕，沿着屋後的山坡徐徐鋪開，展示着深不可測的宇宙背景，還有大大小小閃亮的星星。這時往往就會想到，蔣國兵其實也曾經是這群星中的一顆，只是他過早地燃盡了自己，化作流星划過茫茫的天際，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然而，那流星逝去前的耀眼光芒，還是會長時間地停留在我們的心中，留下的是無限的回想。
謹以此文敬獻給英年早逝的蔣國兵博士，以及千千萬萬在海外默默奮鬥的中華兒女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