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與這個世界上最大強權的政府接觸，是在一九八九年那段世界震撼的日子裡，美國駐大阪的領事館主動找上門來，擺出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姿態，一方面表現出“國際憲兵”的領導責任，一方面也確實比較出我們寄住的這個國度的政治制度的低劣。筆者記起曾經為之神往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講，以為華盛頓政府不愧是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人民的、人民統治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1]不過，當鎮壓八九中國之春的槍聲平靜下來之後，東京政府就開始與北京政府的交易，共同迫害（或收買）在日本的民主人權運動，而華盛頓政府卻基於東京政府不會保護任何中國公民人權的事實（儘管它在巴黎的首腦會議上也簽署了“保護中國留學生”的宣言），以“有移民傾向”的理由拒絕我們入境的簽證申請，勸告我們去向東京政府要求公道或回北京去申請！在中國的民主人權運動被迫害更多地活動在海外的五、六年裡，導致其政治意義快速衰退的原因就是北京、東京、華盛頓、台北等政府權力收買、迫害中國公民的幕後交易；這些交易，無論其多麼隱藏或明目張胆，但結果都非常骯髒、赤裸裸地向無權勢的中國民眾顯示出各國的統治階層對人類犯下的罪惡。與此同時，統治階層為了維持各自的政權利益，迫不得已放鬆對民眾的剝削和壓迫，減輕對於社會發展的阻礙。“如果說十年的中國社會有什麼進步、中國經濟有多大的增長，那麼這一切都是社會改造黨人以喪失自由和幸福的犧牲為痛苦代價的。沒有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和勇敢精神，中國人民有如今的言論自由和新式生活嗎？這一切難道是執政者自動賜予的嗎？”[2]

如果說馬克思先生的“無產者只有在解放全人類之後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的豪言早已被掌握國家權力的任何“無產階級政黨”粉碎的話，那麼，抱定徹底消滅國家制度的無政府主義信念者就是自願下地獄的普羅米修斯，從我們自身的受奴役狀況可以直接標明國家社會制度的改進程度。這一次，在一美元只值八十日元的背景下，我們參加由日本旅行公團JTB主辦的旅遊行程，開具收入、工作等人參證明擔保（甚至還請亞洲研究協會發來學會邀請），終於順利取得進入這個帝國國境的許可，於四月二十二日抵達紐約。

除了海關移民局外，紐約是典型的國際性開放都市，只不過自由女神和當初的只具檢查身體狀況功能的移民機構已經成了歷史博物館，支配這塊地域的是洛克菲勒中心或世界貿易中心等摩天大樓，人在這裡算得了什麼？卡內基（1899年）毫不諱言地說：“競爭法則對個人而言雖然殘酷，對人類全體卻是最佳選擇，因為所有的部門都保障適者的生存。所以，商業、工業資產的壟斷集中，不僅僅是利潤的結果，對於人類的進步也是不可或缺的。”“友愛與合作關係的確立，必須首先要變革人性，它雖然可望卻不可及。”“一視同仁的慈善是一種對於人類進化的明顯妨害，與其讓有錢人花幾百萬美元去資助懶漢、醉漢、小人物，還不如把金錢扔到海里更有益於人類。”那些現存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總是要強化現存制度，在他們看來，罷工、金本位制的廢止、婦女參政權、黑人平等、政府對下層的救濟等等，都是有違人類進化原則的。實際上，在1893-96年的經濟危機期間，芝加哥的各鐵道公司以罷工妨礙了聯邦郵政和州際通商為名，取得了聯邦法院的禁止罷工法令，派遣幾千名聯邦軍隊鎮壓、逮捕了罷工的工會ARU成員（1894年夏季）。這時離“內戰”（南北戰爭）的結束並不太久，美國人還沒有忘記林肯的理想，以為他們從此不再會有內戰，各階層可以通過協議解決他們的利益爭端呢！當時的伊利諾州知事就主張不必派遣軍隊就可以調解勞資衝突的，後來，他因為主持公道，釋放了三名無罪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被解職了。

美國的成功和內在的社會矛盾都來源於獨立建國的歷史，在費拉底菲亞（合眾國誕生之地）和華盛頓D.C，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受支配、統治這塊國土的政治理念和傳統理解在人民統治名義之下的美國社會制度，它最大的特徵就是無論獨立戰爭、南北戰爭還是領土擴張，上層統治階級都牢牢地掌握着主導權而不允許來自民眾的獨自反抗成為現實的政治力量。華盛頓不就是因為沒有再當第三任總統就受到僅次於耶穌的朝拜嗎？華盛頓的“偉大”，只在於比較起希特勒、斯大林、日本“天皇”、毛澤東、鄧小平、金日成等而言；但比起內森·黑爾（因刺探英軍情報被抓獲，臨刑前說：我只遺憾不能第二次為祖國獻身）來，華盛頓不過多一些知識、技能而已，是後世的統治階層誇張、利用了這種微不足道的差異。林肯也因其出身“木屋”常被抬到與出生“馬槽”的耶穌相論，但預言並獻身於廢除奴隸制度的正是被州政府處死的約翰·布朗；林肯的靈堂每天由聯邦政府財政支出接受來自世界各處的敬禮，布朗的屍體躺在墳墓早已腐爛了。除了《獨立宣言》、《合眾國憲法》、《人權宣言》的“自由憲章”，美國人難道不應該把如下的預言、傳道刻記在他們的心靈嗎？“我泰然自若、心情愉快地等待着公開殺害我的時刻到來，同時堅定不移地相信：這是我為推進上帝和人類的事業效力的唯一途徑；我與家人所作的犧牲和遭受的痛苦都不會付之東流。”（布朗1859年11月30日於弗吉尼亞州傑弗遜縣Charlestown監獄）“這才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絞刑架前的六名無政府主義者。插圖）“我還要為我們生存和自由的權利進行辯護，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我們要為此鬥爭到底；然而，政府、財閥以及一切反動勢力都死死地與我們作對，因為我們是自由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假如我們在忍受了七年四個月零十七天慘無人道的折磨和冤屈之後，還是非被處死的話，那原因我已經告訴了你：因為我們站在窮人一邊，反對這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3]

認識到美國政府與世界上任何別的政府一樣，具有既（在名義、形式上）代表全體國民、又（在實質上）體現統治階層意志的雙重特徵，可以很清晰地透視出近幾年來中美日三角關係的表象喧譁下的原由。當民主党進一步衰退、保守主義進一步抬頭時（日本也正好同樣迅速地右傾化），也就難以指望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帶有普通價值（如人權）的義務而更多地感受到它的“國民·民族”主義利益保護。事實上，中美之間的人權爭議幾乎退化為關於少數人物的處置的交易的表演，表示國際社會通過政府間談判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途徑已經達到盡頭。這並不是壞事，回省蘇聯、東歐的解體到今天的葉利欽專制的成立，以莎哈諾夫為象徵（或許還得加上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戈爾巴喬夫）[4]的持不同政見者扮演了與其願望相違背的身不由己的功能。對於中國的民主·人權運動而言，當它越多地喪失獨立性格（有少數的靠天安門事件發跡的敗類一開始就蓄謀於此，與政府權力交易，有不少人卻是無知、無意識地以此強化個人的地位）時，它就越發失去生命力和存在價值，好在任何政府（強權如美利堅合眾國）都沒有能力拉攏收買中國民主·人權的主力軍——普通的無權無勢的中國廣大民眾，所以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心諸如中日關係會常久地把持在北京、東京政府的兩國政客官僚手上（共同迫害中國公民），最近中國民眾的對日戰爭索賠呼聲衝破政府權力壓制就是明證。可以說，真正正常的、自然的、和平的、友好的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確立才剛剛起步。 

[1995年5月4-5日 靜岡縣三島市]